周日話題：從革新論看香港前途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香港革新論》出版後，身邊很多朋友大惑不解，有人疑惑方志恒為何會變了本土派、有人慨嘆方志恒不再溫和變得激進、有人甚至猜測方志恒要組黨云云。

其實我和一班朋友在「8‧31人大決定」後組織讀書會，經一年時間醞釀後寫成《香港革新論》一書，只為嘗試解答一個問題：在後政改時代，如果我們不願意投降、如果我們不希望移民、如果我們不甘於沉默，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從佔領運動到否決政改，民主運動陷入前所未見的「論述真空」，一方面是舊有民主論述幾近崩潰（溫和溝通路線固然被「8‧31人大決定」壓垮，激進抗爭路線也因佔領運動未見成效而泄氣），另一方面則是本土意識全面抬頭（令民主派傳統的中國想像和港陸關係論述備受挑戰），主流泛民（不論政黨還是社運組織）在雙重衝擊下，日漸失去帶領群眾的政治論述力、願景和氣魄。我們在書中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作為民主運動的短、中和長期綱領，目的正是要拋磚引玉、嘗試回應當前的「論述真空」。

承蒙〈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的不棄，提供寶貴版位刊登《香港革新論》書評，我於是碌爆人情卡，找來了多位來自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名家友好撰文。而我找各位友好寫書評時，特別囑咐毋須客氣盡情批判，目的是希望以《香港革新論》為引子，刺激大家思考和討論香港前途。只有讓更多不同的觀點互相碰撞激蕩，香港人才能盡快走出「論述真空」，重新團結起來「為香港前途而戰」。——文、策劃__方志恒（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革新論》與香港主權論述爭議 ／文__孔誥烽

方志恒博士是現今香港研究領域中最傑出的年輕學者。他有關香港政商勾結的論文，早成經典。現在方博士聯合多位溫和泛民背景的年輕人共同出版《香港革新論》，看來是要建立一個溫和的本土論述。如果戰鬥格的陳雲「城邦論」與港大學苑的「民族論」是重口味的深焙咖啡，那麼與人為善的《革新論》便算是為大家提供一個淺焙口味新選擇的嘗試。

香港本土論述多樣化，可喜可賀。《革新論》提出的香港遠景，有的創新（如重新連接南洋世界、港式雙首長制）、有的來自其他論者（如2047年後的永續自治），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希望各路本土派和傳統泛民能重視和積極回應《革新論》，一同深化論述。

主權論述問題

深化論述，必須要坦誠的辯論。《革新論》十分謙厚，沒有正面批判各種香港論述。但現在很多有關香港前途的爭議，是革新論者們今後怎避也避不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爭論，便是方興未艾的香港主權論述問題。

《革新論》否定北京的天朝主義，要確保香港的永續自治，不會有人反對。但北京的天朝主義，不只是某派京官的隨機強硬措辭與手法，背後還有一套完整的法學理論。這套理論，具體體現在學者強世功著《中國香港》一書和他參與草擬、北京在2014年6月推出的香港白皮書之中。

強的香港論應用了不少納粹法學家斯密特（Carl Schmitt）的法西斯主權概念。這種觀點認為一國兩制的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香港的自治乃北京單方面的恩賜。北京對港主權，不限形式上的擁有，還包括對港的絕對控制和香港人的絕對效忠。中共直接操弄香港的各個領域、推行洗腦教育、時刻進行敵我鬥爭，乃是天經地義。

「主體」向法理本體提升

泛民長期被困於大中國意識之中，對於中共香港主權論述的法西斯化，毫無招架之力，除懇切呼籲中共尊重高度自治承諾之外，也無別的姿態了。近年有學者在自由主義和現實政治的框架下探索另途的香港主權論述，例如沈旭暉提出香港在中國主權下享有「次主權」論、陳雲提出香港享有「實然主權」論、《民族論》作者與練乙錚等提出的香港自決權問題，都有意無意地為雨傘革命前後的「重訂基本法」主張和「延續一國兩制到2047年之後」主張提供理論基礎，讓「香港主體」從虛浮的價值觀念向實在的法理本體提升。

這些有關香港主權的論述，對中共來說有如洪水猛獸，在宗主腳下顫顫驚驚的暮年泛民，當然不敢去碰。但《革新論》的年輕人在後續討論中，將避不開這個問題。他們怎樣回應有關爭議，將決定《革新論》在芸芸本土論述之中，終會是一杯香醇醒神的淺焙咖啡，抑或是一杯去掉了咖啡因的咖啡。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 ／文__梁繼平

去年八月，中共人大公布「八三一框架」，令舊世代抱持具大一統民族主義、期望與北京進行良性互動的「民主回歸」夢正式告吹。然而，雨傘運動未能如港人所願帶來普選，香港民主運動似乎隨即失去方向、目標與行動綱領。此時，方博士與一眾年輕學人及政界人士所編寫的《香港革新論》，正好為處於重整階段的公民社會帶來新一波的思辯。

《革新論》期望突破「民主回歸論」及「獨立建國論」兩種想像，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之綱領。筆者在此不詳述書中內容及其對2047年第二次前途談判的看法，集中分析《革新論》能對香港民主運動短期內帶來的啟示。

「普世價值vs.本土利益」

首先，此書吸納並重整近年興起的本土思潮，論證香港人以「在地核心價值」互相維繫、培養出「主體意識」，具有「自治共同體」的政治地位。此書一方面擺脫了部分本土論述中的原生論或排外色彩，另一方面則嘗試排解與社運左翼有關「普世價值vs.本土利益」的多年爭論，此兩舉均令大眾更易掌握到本土論述中高舉獨特公民價值的面向。筆者認為，在新一波民主運動下的參政及議政團，可積極吸收當中的溫和本土論述，將之融入自己的政治宣傳及議會修辭（parliamentary rhetoric），並轉化成實質的政策倡議，加速本土意識的傳播及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

另外，此書提出「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民間自治與民主運動的想像，激發不同領域的公民建立群眾組織及聯合陣線，在各類專業界別及地區層面對抗政權的政治操控。另外，作者更建議公民透過「群眾集資」或「群體外包」等創新方式促成社區行動。筆者認為這非因香港難以在短期內落實體制民主化，我們就消極地將群眾視線轉移至社區；反因我們了解到國家的主權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分散、多層次、甚至是可轉化的」，此才令公民有機會在不同層面去反制國家的權力延伸，創造自我管治的可能。筆者亦認為，由於未來兩三年內香港難以再爆發大型的街頭運動，公民應把握這段時間去組織群眾、建立網絡及宣傳理念，有助培養日後的動員基礎。

發揮「以小制大」的策略

最後，此書強調了香港需具備區域視野，發揮「以小制大」的策略。書中提及的第一種區域視野，是保持香港作為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之比較優勢，積極配合如「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策略，但香港如何能像新加坡或瑞士一樣，在國際關係上左右逢源，則是未知之數。第二種的區域視野，則是與台灣、馬來、新加坡及澳門等地區聯合的華南視野，除了書中提及透過影視輸出香港文化之外，筆者認為香港可更積極與華南地區的公民社會進行交流，建立抵抗威權中國的跨境公民網絡，例如筆者日前到訪同受「中國因素」影響的台灣時，發現台灣社會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深感興趣，而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或對中國「以商制政」的研究，又可以豐富香港公民社會的知識。

作為《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的筆者，深信社會需要出現激進論述，例如敢於直接挑戰中國官方民族主義、提倡公投自決的「香港民族主義」，以顛覆傳統的政治秩序、擴闊論述光譜並增加弱勢一方的談判籌碼。但筆者同時認為，部分較溫和的主張亦有其策略性意義，有助爭取更廣泛群眾的支持，及增加談判桌上另一方去讓步的誘因，而《香港革新論》則是在溫和論述中，值得香港人留意和討論的作品。

■由自覺自主走向自決自治 ／文__戴耀廷

方志恒與一眾年輕學者在「8．31決定」之後，告別以前的「溫和」路線，痛定思痛，反思自省，最近提出了一套新的論述，為香港前途嘗試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他們用「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12字來作為他們這套新論述的綱領。

也是在《白皮書》、「8．31決定」及「6．18立會否決政改方案」後，我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同樣進行了一次深度的思考，以另一條進路，就是國際法下香港人民享有自決權去實行自治，得出與他們相近的方向及策略。當中或有不盡相同，但應能互相補足。我也用8個字來總結我的想法：「自覺、自主、自決、自治」。

自覺

「自覺」就是香港人覺醒大家是同屬一個有別於其他人的群體，分享着相同的歷史傳統，使用共通的語言，擁抱共同的文化價值及意識。所構成的一種只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令我們對這群體產生了獨有及強烈的身分認同。我們自覺大家同屬一個可以稱為「香港人民」的群體。這就是方志恒他們所說的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但從「香港人民」構成的歷史看，構成的最主要元素並非一些以與生俱來特質如種族或膚色，而是一套在香港社會經過多年形成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這想法與方志恒他們提出以「公民價值論」來建構香港人的「主體性」，是異典同工。因為居住在香港這地域上，無論他的種族、出生地、方言是什麼，只要願意分享那相同的歷史傳統，學習那共通的語言，及擁抱那共同的文化價值及意識，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成為這「香港人民」的成員，因此這身分認同是開放的。

自主

「自主」是指「香港人民」有了「自覺」後，還要有堅定的決心，以持續的行動在香港社會內鞏固、開拓及建構「香港人民」的意識。這些行動包括成立非官方的平衡管治機制（如民間商討、社會約章、民間全民投票、社區公民參與等）。這些行動一方面能強化「香港人民」的意識，另一方面可建立起「香港人民」的自治能力。這與方志恒他們所說的「革新保港」、「民間自治」和「在地抗爭」不謀而合。

自決

有了「自覺」和「自主」為基礎，「自決」就是要爭取國際社會承認「香港人民」具備享有國際法下「人民自決權」的資格。自決權有外部及內部兩方面。外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決定自己與其他人類群體的外部關係，內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如何做出這決定。

自決權也有兩個特點。首先，自決權是一項群體的權利，所以涉及群體未來的政治地位的決定（外部自決權），要由群體的所有成員透過一套民主的程序（如公投）來共同作出。另外，自決權是一項持續的權利，因此在選擇了什麼政治地位後，仍需要有民主的程序讓「人民」的所有成員，平等地參與決定如何發展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內部自決權）。這是自決權與民主管治的關係。

而國際法近年的發展，大部分「人民」在行使外部自決權時，都不是選擇成為獨立的國家，而是在一個與他們有關連的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這是因為地域自治較能同時平衡主權維護國領土完整，和讓「人民」能在最大程度上維持其獨特的身分認同的需要。一項新的權利也因而在國際法中逐漸形成中，就是自治的權利。

自治

「自治」就是「香港人民」在行使外部自決權時，可以決定成為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自治地區。但這按國際標準而設定的自治，與《白皮書》下的自治存在根本的分別，就是什麼才是自治權的源頭。按自決權和自治的權利而擁有的自治，是「香港人民」因其「自覺」、「自主」和「自決」而固有的權利，並非如《白皮書》上所說是由中央政府賦予才可以享有。

現有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只要能確認及體現得到「香港人民」真正的自治權利，尤其是「香港人民」的內部自決權（民主管治）能實際實踐得到，那也不需要再演繹或修改。但若「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際操作未能真正尊重「香港人民」的自治權利，那麼就必須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香港人民」與中國政府重新談判，建立一個能真正尊重「香港人民」自治權利的自治體制。

方志恒及一眾年輕學者以更長遠的目光去準備香港面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提出重新制訂一個能充分體現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新憲法，並透過全民投票機制，來給予新憲法正當性，以「永續自治」。上述有關「香港人民」的自決權及自治的權利的論述，我相信能為他們提供另一理論基礎。

在「後雨傘時代」，我們需要新的思維去引領「自覺、自主」的「香港人民」走一條「自決、自治」的路。方志恒及一眾年輕學者，正正在最適當的時候，為香港注入一套能開闢出一條新道路的新論述。

■仍需把中港互動放上議程 ／文__呂大樂

「後佔領運動」的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政治悶局的狀態：行動遠遠超前於思想的準備，而當前者未能帶來預期的效果時，由組織者到參與者均不知如何面對後續的問題。繼續高呼「莫忘初衷」是可以的，可是如何將此轉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這卻是令他們頭痛的問題。將整場運動理解為一次「人民覺醒」（因此未有取得具體的政治成果也沒有什麼所謂）亦未嘗不可，不過日後怎樣將思想上的覺醒轉化為政治及社會訴求，這並不容易處理。在目前這個「後佔領運動」的處境裏，跟很多社會運動的經驗一樣，激情過後，仍舊需要回到思考「怎麼辦？」的老問題。

《香港革新論》一書的二十四位年青作者，認真的進行反思，大膽拋出了二十二個課題（包括全書綱領和後記）供關心香港政治的讀者探討，如何在這個悶局之中尋找「革新保港，民主自治」的新的出路，這需要智慧的同時，亦需要勇氣。而他們要處理的（儘管並未有很清楚和直接的表明），是兩個大問題——何謂香港的主體？怎樣具體地操作這個主體的概念？坦白說，《香港革新論》一書並未有全面地回答上述兩大問題（而我們作為讀者或者也不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之大，實非一兩本書的篇幅之內可以全面處理的。但能夠將問題提出來，已經相當不簡單了。

未見深入討論面對北京之策

這二十四位作者的意見與分析，並非完全一致。但當中一個共通的問題是，對於如何在現實政治中面對北京，並未有深入的討論（袁彌昌和房吉祥的兩篇是例外）。我不認為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任何探討香港前景的討論，很難想像可以不將中港互動這個題目放到最為中心的位置。在迴避了中港互動這個重要因素的情况下，一切關於香港主體、自主、自治（意思應該是高度自主的自行治理）的討論，都變得只是一種主觀期望，而不是在思考很實在的、可以具體操作的政治運作模式。

主體自治議題 討論勢遇阻撓

這就是說，談香港主體性——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方面——很難抽離於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背景。這不是一個個人喜歡與否，又或者單純是民族主義與否的問題，而是兩者實實在在的存在各方面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已不再只是雙方心照不宣的共識，而是正式的中央政府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單方面假設對方會「適可而止」、為了大家之間長遠和諧的關係而「留有餘地」，明顯地是一廂情願，甚至是脫離現實。今天，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太願意正視如何跟內地相處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的主觀喜惡而自動消失。而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裏，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只會愈來愈大。我所指的中國因素跟國家的國際地位、經濟影響力沒有直接關係；九七回歸之後，整個生態環境已起了變化。中港兩地往來早已由以前單邊傾斜變為雙向流動，香港需要重新認識來自內地的規模效應。至於香港社會內部亦發生了轉變。抗衡反對派的團體、行動愈來愈有組織化的趨勢，除了受到物質激勵的刺激外，這還真的可以發展為一門取得和鞏固利益的事業。由於利益格局起了變化，一定會有更多人投身其中。所以，就算不主動出擊，但求「革新保港」，對手也會找上門來，不會讓主體、自治等題目可以隨隨便便的在社會上討論。這並不是我會想見到的情况，但中港互動必然出現。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中港互動呢？這是一個難題。香港整個社會從回歸之前到今天對此仍欠一套完整的論述，而要求作者們立即對此有一套看法，可能是有點兒不公平。但可以想像，到他們再深入討論之時，不能避免要將這個問題放上議程，並且要把它視為最核心的課題，而不可左右而言他，輕輕帶過便算。——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編輯/方曉盈、蔡曉彤、孫志超

呂大樂 - 從鉛水風波看建制派的尷尬

2015年7月24日

【明報專訊】香港政治就是這樣的有趣。

這邊廂，建制中人以為在佔領運動過後，若然能夠將反對派定性為「為反而反」、無建設性、不做實事，便可以反守為攻，將市民的支持搶回過來。於是，他們分頭行事，並且連番發炮，拋出大搞民生議題的主張，擺出一款放下政改爭議的姿態，並以此對反對派進行一次反擊。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和部署，可謂相當合理；作為政治人，他們沒有道理放過一次爭取群眾的機會。

民生議題一樣是政治爆炸品

豈料那邊廂民主黨的黃碧雲也就真的來一招檢驗水質，老實不客氣的搞起最民生的民生議題來，而其效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震撼，殺個特區政府措手不及。在過去一周裏，一向強調民生無小事的梁振英政府，並不見得特別懂得如何處理民生議題，每日面對各界質詢，難免顯得相當尷尬。

政改是炸彈，但原來民生議題一樣是爆炸品。原本以為只要回到一些講實際的課題，便可以避開尖銳的社會矛盾，可是現實卻並非如此。

更有趣的是，在特區政府周圍，為它的施政護航的政黨、民間社團、輿論媒體，亦在整件事件之中表現得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是維護建制的政治力量的獨有尷尬處境，左右兩難：在護航的過程之中，每一個小動作或每一句說話，都只會在社會大眾面前表現失分，令其公信力進一步下跌。

的確如此，這是當建制派的難處：當初黃碧雲拿着驗水樣本來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建制新聞媒體絕無道理給自己的敵人打着為民請命的形象出現，於是便以小題大做、借題發揮、別有用心來解讀她的行動。而沿着這樣的報道繼續下去，最理想的結果是特區政府能交出完全不一樣的檢驗結果，那麽反對派人士造謠生事的做法便可公諸於世。可是，事情再發展下去卻不單並非如此，而且更有逐步擴大之勢。面對這個情况，一個較理想的情况是特區政府迅速回應，並將整個場面控制得住。不過，事態發展也並無如其所願。而到了現在，什麽可能性都已經變為不可完全排除，那麼作為維護建制的新聞媒體可以如何自處，成為了一個問號。

建制社團的雙重性格

新聞媒體要適當的調整一下，只要轉向低調，還是可以的。但作為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又應該怎麼辦呢？這些政黨、民間社團最為尷尬的地方，是它們素來民粹主義味道濃厚，在一些鬧得熱哄哄的社區話題上，很難放棄介入其中的機會。既然食水含鉛，那便應該倡議全城驗水。一直以來它們在處理這類議題的手法都沒有太大變化：無論是什麼事情，總之要追究責任，尋求賠償。不過，現在事情衝着要想辦法保護的特區政府而來，那麼它們的姿勢便不能擺得太硬，批評也不能去得太盡。然而，若然表現得太明顯是留有餘地的話，則又怕失去群眾，給對手搶盡風頭。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的雙重性格——既要走入群眾，又要適度的批評（同時又保護）特區政府——往往令它們難以建立一個有公信力、能獨立監督政府施政的形象。假如它們要真的走進群眾，那便很難處處留有餘地、手下留情；太明顯為政府護航，便會失去群眾支持。可是，若然它們也跟着反對派一起走，那不又失去了作為建制的意義嗎？每當社會上爆發尖銳矛盾時，同類問題均會再次出現。而現在由於是「後改改」的特殊形勢，其護航功能就更為突出。亦正是這個原因，建制中人左右為難的狀况也就更為顯眼。

當然，以上所講的，並非新的現象。上世紀1970年代親中陣營要配合「愛國反霸」路線時，也很自覺不要對港英殖民政府造成太大衝擊，於是在勞資衝突上較為克制。現在，身分更是建制的一部分，那就更需要「適可而止」。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建制亦要考慮選舉政治，太偏重於護航，就等於「政治自殺」。而萬一連特首人選亦不排除可以出現轉變，則無條件的護航可能會令這些政黨、社團賠了夫人又折兵。建制中人應該如何自處（意思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的確是一門學問。

難獨立自主 公信力永打折扣

當然，我們都明白，北京自有打算。問題是：北京的計算總是權宜之計，而解決不了長遠的問題。長遠來說，他們需要拓展群眾，擴展勢力，搶到大多數選民的選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需要建立另一種建制派。那些一眼便可看得出是建制的建制派，只能在原有的支持群眾中繼續取得支持，而不會向外拓展，佔據新的地盤。而在未能拓展新的群眾基礎的情况下，建制派的政治影響力注定有所局限，難當重任。但在香港當建制派就是難以獨立自主，而基於這個原因，其公信力永遠要打個折扣。

這是頗為諷刺的事情：特區政府依靠這樣的建制派為它的施政護航，其實作用有限。而以護航為它的一個重要角色的建制派，很難改變巿民對它的印象，前途亦相當有限。

這是香港的建制派的結構性問題，改不了。 

呂大樂 - 後政改的民生經濟劇情

2015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民主政治——就算只是局部的民主化——最為有趣的地方，是它較為立體。

試想像一下，假如現時立法會的議席是委任制，受委任的議員只需要向北京或特區政府效忠，那麼那些出了洋相的議員大可以一切如常，懶理社會各界有何反應；只要有權委任他們繼續當上議員的權力來源覺得仍有價值的話，則應可以安枕無憂的等待下一次任命。這一種政治是平面的，由權力來直接操控。可是，當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再完全由某一方面所支配，而是包含了某個程度的代議的元素時（儘管可能只是功能組別的選舉），則不能避免的打開了不同的可能性。舉例：就算作為建制派，也不可能只靠「聽教聽話」，跟隨指示便成功扮演其政治角色。這裏所講的不單止是他們需要面對自己所代表的界別，而且還要——無論是如何的不情願——面向社會上的公眾（而我們都知道，部分建制派議員是循地區直選而進入議會的）。雖然一般市民沒法直接以選票來懲罰那些令人失望的議員，但當負面意見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總不會全無影響。在宏觀的層面上，一個沒有公信力的建制派，基本上不可能為特區政府施政護航。有時候，他們有可能是特區政府的「負資產」。

這說起來是相當諷刺的一回事：建制派一向「聽教聽話」，並以此作為長期留在權力核心的方法，可是亦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總不能在廣大群眾面前建立一種有獨立思考、有自己一套政治主張和社會議程的形象。長期以來，建制派一直被人視為依附於權力中心的一群，到了緊急關頭一定會歸隊，而不會以事論事，敢向權力中心提出另類的選擇。所以，他們一直無法在社會層面上真真正正的打開廣泛的團結面，成為一種有機的、取得民眾支持的、活潑的政治力量。

建制泛民 共存共生

當然，多年以來，建制派也懶得去思考這類問題。久而久之，他們跟反對派發展出一種共存、共生的關係。這種共存、共生的關係與梁振英政府跟泛民的「矛盾對立統一」的狀態類似。早前梁先生說過將阻礙通過政改的反對派從議會中踢走，這可能是他的主觀期望。但論客觀效果，則此言一出，必定令更多市民自覺要在議會內保留有否定權力的反對派，以對特區政府有所監督、制衡。所以，也是相當諷刺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泛民便不需要想太多什麼殊途政策、另類施政思維，也可以生存下來。至於建制派，他們並非單一個體，有的突顯愛國、有的以勞工福利為招牌、有的是以維護工商界利益為己任，平時各有不同的定位，但到了關鍵時刻則按權力中心的意思而統一步伐。上述幾個山頭，各自擁有其基本盤，當中相當多的是「鐵票」。建制派的所謂爭取表現，很多時候其實都是對手令某些社會人士失望（例如一些中產人士確實不喜歡議事堂上「動手動腳」），從而將一些選票、支持拉過來。建制派作為建制派，（除了他們的基本盤之外）本身沒有什麼吸引力；只有當反對派繼續存在，偶然過了火位，他們的存在意義才會突顯出來。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泛民其實是「孖生三兄弟」，又或者是「歡喜冤家」，因對方的存在而彼此共存、共生。更有趣的是，因為大家都是依靠對手出錯而可以得到好處，而同時他們的特點又是可以不斷發生「蝦碌」或誤布「越位陷阱」，於是三方的互動，總是拉拉扯扯，而不是良性競爭。問香港特區政治特色何在？答案是十多年來沒有進步，而這句說話可以套用到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反對派之上。

在這樣的一個政治生態環境裏，如何解開死結？特區政府的領導們表示：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作為特區政府領導、建制派人士的主觀期望，這不難理解。同時，這一招亦有連消帶打之效——一來政治發展的方面，想做也做不好，成績已經出來，無謂再提了；二來這可以引導大眾以為民生未有搞好，只因為單一因素，而這就是反對派的不合作。究竟有多少市民相信，只要政府所提出的新政通通在議會上順利通過，便可令香港國泰民安，這不得而知。又社會上的意見會否認同特區政府施政理念極好，只欠議員衷誠合作，這也有待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建制派並非單一個體，而且內裏各有山頭。所謂聚焦民生經濟議題，做點實事，就等於一團和氣？這似乎是主觀願望多於客觀事實。

在未來一兩年裏，且看親中勞工團體如何與建制工商界通力合作，創建一個保護及有利於「打工仔」的就業環境，而不是拖泥帶水，繼續務虛。今時今日，「幸好」青年學生忙於思考修憲，而本土派人士的社會政策思維多為右傾（起碼是反左），因此不會在社會議題上有很多意見。否則，活躍人士大可立即開始向工聯會施壓，要求它在標準工時問題上清楚表態，再而看看它會怎樣跟工商界開戰，爭取「打工仔」會叫好的勞工政策。認真的將勞資不同利益擺上枱面，將會考驗特區政府、建制派如何做實事了。

聚焦民生經濟關鍵在階級關係

這是北京在香港開展聯合陣線策略頗為弔詭之處：它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團結面，將工商業、勞工團體、低下階層都拉在一起。在愛國的大旗底下，壓抑了階級利益的差異。「一國兩制」主要就是以資產階級作為首要團結對象的聯合陣線，對回歸後的香港局面，既要提防政治發展上失控，亦要提防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因害怕尾大不掉，以為這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現在，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工商界會願意作出多少讓步？而勞工團體又可以怎樣在沒有拿到什麼好處的情况下繼續撐特區政府呢？

政改爭議剛成過去，但這只代表香港社會進入另一個劇情而已。特區政府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關係。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呂大樂 - 矛盾不會化解 爭拗不會停止

2015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誰會想到，這一年多以來，圍繞着政改所發生的事情，會演變為一場「令人不會想笑（又或者笑不出來）的黑色喜劇」。

目前最多人所關注和感興趣的問題是，立法會會否通過由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大部分有關的討論，集中在應否通過的問題之上。但應該還是不應該，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是關於價值取向、判斷，多於客觀分析。相對而言，較少討論的是（無論認為應否通過都好）究竟有沒有機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過。

我的答案很簡單：沒有！我們現在的處境相當奇怪，就算有足夠議員心底裏（基於不同的考慮，不一定認為那個方案合理）願意接受政改，他們基本上也很難說「好的」。首先，到目前為止，民意始終未有出現一種壓倒性的或者起碼是超過三分之二的所謂主流意見。在政改這個問題上，香港社會的確是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至今仍然無法拉近彼此的距離。原先很多人所以為有可能出現的民意轉向，並未有成為社會大眾都能感受得到的狀態。很多人未受說服，全面接受8．31決定所定下的框架；北京以為只要一直硬下去，香港市民便會自我調整，這顯然是不太理解一般香港人的性格。港人的民意並沒有出現一些人所預期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假如手上拿着關鍵票的泛民議員決定支持政改，他們必須要承受原有的一批支持者的離棄（而建制派的選民亦不會因此而轉過來支持他們），而且立即受到不同形式的追擊，在政治上差不多等於自殺。以目前那所謂的談判（其實並不存在）而言，很難想像他們可以砌出一套什麼道理來自圓其說，為自己改變決定來作解釋。在這樣的情况下，要他們轉投支持票，機會是微乎其微。這的確是一個生存的問題，他們不可能不作此考慮。

但弔詭的是，假如政改就是這樣發展下去，無法在議會會議上通過，那便很難找到一次龐大的社會動員的機會，既表達不滿，又向北京示威。我想說的是，對那些很想發動另一波佔領運動（以向北京施壓）的活躍人士來說，他們不斷給泛民壓力，將他們牢牢的綑綁在一起，防止出現所謂的轉軚，換來卻是整個政治程序回到議會裏面，令體制外的社會力量缺乏一個動員起來的機會。簡單的說，就是出師無名。站在發動大型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最完美的劇本是泛民有人轉軚，剛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那麼來一次包圍立法會、再次發動佔領運動，可謂順理成章。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如何是好（在街頭上慶祝？順便佔領幾個小時？），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社會穩定有賴泛民否決

在某個意義上，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見到的社會穩定，有賴於泛民否決政改——這樣至少可免於見到另一波佔領運動。雖然口頭上建制派是支持政改（作為一貫支持中央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們在整個過程中寸步不讓，而且絕對不想放棄現有政制對他們的照顧，所以政制原地踏步，他們在旁偷笑。與此同時，他們既痛恨又害怕佔領運動，有人（而這剛好是自己的對手）幫忙消除了這樣的威脅，可謂求之不得。在過去一年多的日子裏，如果有所謂的贏家，就是建制派：在政治上毋須妥協，而制度也沒有修改，一切照舊。

當然，我相信在很多活躍分子的心目之中，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出師有名，亦一樣可以採取行動。對此蠻有信心的年輕人，我遇過。問題是：如果真的要發動第二波的話，場面沒有上一回的壯觀，便很難說是顯示實力。那麼，現在有條件搞一次規模更巨大的佔領運動嗎？

再發動佔領 不是隨便說說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由活躍分子來作出判斷。我只想提出一點，就是大型集體行動需要一個爆發點。雖然北京以為上一回佔領運動乃外部勢力所為，以至後勤支援不斷，愈搞愈熱，但其實只要留意整個運動的發展路徑，不難發現3點：一是佔領運動不是「佔領中環」。它既不是「佔中三子」所精心設計，也不是由他們來領導。這說起來是有點尷尬的，但打從運動爆發之後，他們便被邊緣化。佔領運動並非北京所想像的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運動，而它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同時也包含了不少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的元素。二是運動的出現是由一個爆發點所引發——如果沒有拘留學生領袖、沒有警察禁止市民運用天橋前往政府總部、沒有大量熱心市民堵於金鐘港鐵站海富中心出口外、沒有群眾衝出夏愨道……我說引發整場運動乃由一個爆發點所觸發，並不等於貶低它的社會、政治意義；對此分析和討論，旨在了解如何進行社會動員。在不久將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到時又會否有一個機會、爆發點來令群眾聚焦，再而採取行動呢？或者有人會認為這種對社會動員、行動的理解已經過時，今時今日要給特區政府製造麻煩，那還需要什麼聚焦、聚眾？分散的小集體、似無還有的竄擾性行動，也是抗爭的一種，而且相當有效（至少在引起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北京有所反應的意義上）。這連繫到我想說的第三點，就是組織的重要性。佔領運動的爆炸力源於群眾的自發性，但這也是後來無以為繼的一個重要原因。佔領運動中對「大台」的不信任（不是以一個「大台」取替另一個「大台」，而是追求不設「大台」），或者反映出參與者的政治理念，但當鬥爭變為持久戰的時候，這種做法的弱點便表露無遺了。總結以上3點，要發動新一回佔領運動，並且規模要更大、鬥爭更持久，這倒不是隨便說說的事情。

理論上，如果有幾位泛民願意犧牲小我，施其苦肉計，投票通過政改，勢必令群情洶湧，那是可以幫手促成另一回佔領運動的。而在泛民之中，誰會有可能做這回事的，肯定不是溫和派。那由誰來做呢？泛民中的激進派。只有激進派才可以有這種「反轉再反轉」的能力，以更高更大的口號，壓倒年輕人的激烈言語和動作。所以，如果北京極想通過政改，他們的策略應該是向激進民主派入手，「挑機」一番，引他們出手，而不是向優柔寡斷的溫和派游說。而到了再發生佔領運動之時，北京又可順手鎮壓，既可通過政改，又可打壓活躍分子，一舉兩得。這聽起來頗為荒謬，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這個處境沒有發生。

或者，連北京也怕亂。又或者，是他們充滿信心，當政改未能通過之後，將歷史責任全推到泛民身上，到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到時便如梁振英的呼籲：將泛民掃出議會！如果成事，則將會是九七回歸以外，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第一次全面受到控制。

問題是：如無意外，這個如意算盤不易打響。

每個社會都有它的特殊性，內地講國情，而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市民（更應說是選民）對泛民肯定頗有意見，而對目前社會的狀况，亦一定有話想說。不過，到了重要關頭，他們會否完全放棄泛民，又是另一回事。1997年以來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大特色是，不是選出最好，而是防止出現更差的。他們未必對泛民情有獨鍾，但總覺得不能完全交出監督、制約特區政府的工具。在沒有太多選擇（畢竟建制派實在缺乏獨立意志）的情况下，選民會策略性地給泛民留有餘地。在區議會選舉中泛民或者會被對手打個落花流水，但到了事關重大的立法會選舉時，則相信仍會得到選民的照顧。要掃走泛民，並非想像般容易的事情。而我們可以想像，梁振英愈加兩錢肉緊，呼籲選民踢走泛民，則他們會有更高的生存機會。諷刺的是，在某個意義上，泛民要死裏逃生，還得多靠現屆特區政府繼續自鳴得意。

泛民議席或減 激進替代溫和

我估計，泛民可以在新的政治環境裏繼續生存，但至於哪類泛民有機會當選，則較為難說。理論上，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均不喜歡激進泛民；單是「拉布」這個動作，便令他們覺得極其厭惡。但他們對付泛民的方法，卻一直是令溫和派難以討好，而這間接促成泛民內部的替換——對不少選民來說，既然要揀泛民，與其選溫和一翼，不如支持激烈一派。如果泛民的角色就只是關鍵少數，那確實應選能製造聲浪的一群。如此這般，要將泛民掃出議會，那恐怕成功機會不大。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泛民議席有所減少，但重要的變化是由激進替代溫和泛民，從此議事堂上就更為熱鬧。

這會是好事嗎？天曉得。我的觀察是矛盾不會化解，爭拗不會停止。不過這都是後話了。至於未來數星期，且看結局早已事先張揚的劇本，可以怎樣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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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 提出政策前 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

2014年12月12日

【明報專訊】我當然明白，對於特區政府解讀年輕人的怨氣的言論（例如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少、買樓置業困難等等），不能太過認真。面對年輕人的民主政治訴求，特區政府完全沒法／沒有／不打算回應；政府的領導們轉而以經濟、物質的考慮作為社會訴求的頂替，將問題移置到其他範疇之上，有可能是無知，但更有可能是明知不對題，也必須如此回應——好好醜醜找個題材來發揮一下，提出一些與政策有關的建議，算是對當前社會狀况有所交代。

我並不期望特區政府領導們在政策建議上有些什麼突破，更不相信短期之內會搞出一套對策。我只想他們不要多講多錯，在缺乏對香港社會狀况有足夠認知的情况下，開出一些無助於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施政良方」。這有可能引來更多不滿事小（因為這個政府本來就不怎樣受歡迎），浪費了一個好好的探討新政的「窗口」事大。政策定錯了方向，不單止未能回應本來的問題，而且還會留下「手尾」，令日後調整政策，更加困難。

指年輕人無膽北上沒現實基礎

最近特首梁振英說：「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壯大，要發展，就要用好境外機遇。」這句說話本身不會怎樣出錯，錯的是他似乎並不知道，這跟為年輕一代製造創業、就業機會，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如果他以為只要這樣講講，那樣做些什麼，便可以令時下年輕人覺得前途光明，形勢一片大好，只要個人努力上進，便有出頭之日，那恐怕將會是大錯特錯。年輕人的未來與前途的問題，又豈止是克服北上面對新挑戰的心理障礙那麼簡單。繼續指年輕人無膽北上，錯過遍地機會，咎由自取，並以此作為理解香港社會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的一套政治修辭，其實沒有什麼現實基礎。

本人在2013年9月20日於本報曾寫過一篇題目〈這麼近，那麼遠〉的短文，針對很多人嘴邊所掛着的所謂「中國機會」，提出了一些疑問。該文的詳細內容，沒有需要在此重複。在這裏我只想很簡單的再次列出一些官方的統計數字，以供參考。首先，按政府統計處所發表的數字，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數目，早已由2004年的高峰（當時達24萬多人）逐年減少。到了2010年，人數只有17至18萬人左右。當然，由於工作的關係，好些港人已轉為長期在內地居住，而他們的狀况不會在上述統計中反映出來。但問題是就算我們將這類港人包括在內，基本上也看不到一種港人在內地發展事業於人數上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內地是否有很多機會開放給港人（或者任何外來人士），這不應看待為想當然的事情。第二，自2004年至05年，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職業，超過八成是屬於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高度集中於某些學歷、資歷背景的人士身上。若特區政府的領導們以為內地人才短缺，只要香港的年輕人有勇氣到大陸闖一番事業，便將會看見金磚大道，那他們實在太不了解國情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每年內地大學有多少畢業生）。第三，超過九成的港人是透過香港公司外派他們到大陸工作的。當然，那些香港公司可以是港資、中資、跨國資本。但重要的是，他們到內地工作的渠道，是要經過香港，而並非像其他內地僱員一樣，在大陸應聘而取得工作。我們談論「中國機會」，必須先了解大陸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最後，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年齡中位數是47歲。在他們之中，超過一半是年齡在40或以上歲數的人士。簡單的說，內地經濟及香港公司所需要的人才，並非剛畢業的年輕人。這是憑常識便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很多人都不願意看清楚現實而已。很多中年人都是以他們在八九十年代於大陸的經驗，套用到時下的年輕人身上，在過程之中產生不少摩擦、意見上的分歧，不難理解。

其實，只要特區政府的領導們願意虛心學習，翻一翻一些官方統計數字，或讀一下坊間流傳的研究、分析（就以近這兩個月來說，可讀一下智經研究中心所發表的《激發原動力，開拓新思維，助青年，闖出一片天》研究報告，或趙永佳和葉仲茵於12月5日在本報撰寫的一文〈青年「下流」問題的虛與實〉），便應可對目前香港的社會狀况有更貼近現實的了解。兩批研究員異口同聲的指出，專上非學位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的處境特別困難（其學歷的經濟回報並不理想，其收入跟中五或以下程度的僱員並無顯著分別，而他們能入職的工種，主要是文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香港社會需要很實在的對策

參考半年前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有關人力需求推算的討論文件，同樣可以看到上面所提到的問題——到了2022年，副學位教育程度的僱員會供過於求，而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的職位持續上升。究竟香港經濟是朝哪一個方向轉變？是政府期望中的知識型經濟？還是保留大量勞動密集、低工資、長工時的低端服務業工種的服務型經濟呢？特區政府必須認真了解和回應。

在回應具體的問題時，花言巧語、意識形態口號、政治修辭都會顯得虛浮。現在，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很實在的對策。但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我們先要好好的了解社會現狀。

呂大樂 -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大學這一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9日

【明報專訊】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愈來愈多問題──但又總可以在左右而言他之後，便將各種極需處理的事情，統統掃到地氈底下。究其原因，乃大學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組織，各個學科各有其特殊性，難以一概而論。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論，於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的問題與我無關，而我的問題亦不適用於你的身上，總之問題多的是，但卻沒有一個總的、大的問題。明天又是另一天，繼續如常運作。

可是，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一點──我的意思是一個重點──之上的時候，問題與矛盾便表露無遺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教學；這是每一所本地大學於口頭上都十分重視的方面，但在現實生活之中，這基本上早已變為本地大學教育中最不受注意的一環。在形式上，各所大學均設立鼓勵優質教學的機制（例如設立最佳教學的獎項），絕對可以說是有所交代。而在實際操作上，由學生填寫的教學評檢、Outcome-based Learning的制度化、教學中心的成立等等，理論上都應該有助於改善教學，和鼓勵大家重視教學的做法。但大部分在最前線負責教學的教授們都清楚知道，在過去十多年裏，教學表現欠佳絕對不會是令人未獲續約的致命因素。原因很簡單，由於差不多每一間本地大學都以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就算有關當局曾多次指出，不同的大學之間應有分工，不應盲目地朝單一方向發展，但結果仍無法扭轉現時的局面），學校對年輕教授的要求，基本上就只集中學術出版之上。重研究而輕教學，是普遍現象。

大學：研究教學無必然矛盾

我當然明白，面對上述批評，大學一般的回應是：研究與教學兩者本身並無必然矛盾。一般而言，起碼研究與教育就不一定互相排斥。如果我們只滿足於抽象的討論，大概到此為止，已經可以，毋須長篇大論，再多費唇舌。可是，在具體的層面上，研究與教學不單只是可以存在矛盾，而且還可能是一大難題。

由於本地大學改制，由三年轉為四年的課程，當中課程的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引入或增設一般所謂的通識科目。大學要開拓新的科目，總有它們的辦法。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適合的老師去教授有關課程（當然，如何令很實際的本地大學生願意用時間於非主修的科目之上，是同等困難度的挑戰）。值得注意但卻極少有人會留意的問題，是晚近十多年各所大學忙於躋身世界的研究型學府，在招聘年輕教授的時候，只着眼於他們的「學術嫁妝」（即尚未出版，但上任後短期內刊出的學術論文），很少會考慮到他們在專注的研究範圍以外，對周圍的事物有無一種作為學者的好奇。而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一位很能寫的學術工作人員（通常也很懂得操作發表的技巧），可能真的是一位專家，但卻不一定是一位較全面的老師。有時候，多作接觸後，甚至會發現他們的取向屬「反通識」──不留意時事、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缺乏好奇、知識面相當狹窄。他們是應用與操作的高手，但不一定很懂如何提出問題。而諷刺的是，當代學術界（嚴格來說，應該是指大學作為一個組織）又的確不會太計較這些方面，因為相對於在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能力，以上的考慮明顯地屬於次要。

聘年輕教授 着眼學術嫁妝

我想指出的是，爭取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期望與目標，往往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况下，調整了一個學系或整個學院的焦點與重點，再而轉為向某類研究傾斜。上面所提到在發展通識課程時所遇上的內在矛盾（即大學表面上重視通識，但其招聘策略卻剛好反其道而行，偏向於選擇高度專注於專業研究範圍，沒有興趣和能力教授通識課的教師），是眾多問題的其中之一。

調整學院焦點 轉向某類研究

假如問題只在於通識課程，那還好辦，反正大學的辦事人於發展通識這議題上，是姿勢多於實際，而同時大部分本地學生對於大學的通識的態度，多屬口不對心，沒有人敢公開反對或批評，但在實際行動上，則是以低投入的方式對待，完全以outcome-based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即對那些不含評分的活動，絕無興趣）。大學通識，似真還假，虛虛實實，大家應付過去，還算可以。更大的問題是，當各所大學均追逐研究型大學之名的時候，很多人都忘記了本地大學的一個重任（也就是政府大力撥款資助的原因），是本科生的教育。

向本科生授課的方法、考慮，跟講研究生的課很不一樣。後者可能會着迷於某項理論的爭議、研究方法或技巧的改進、研究材料的新發展，但這些考慮通常都不適用於本科生的身上。對本科生來說，他們需要的是啟發──如何通過問問題，來打開他們的眼睛，從此他們對周邊的事物或一些老問題，另眼相看。現時重研究升輕教學的風氣，往往不自覺的偏離於本科生教育的需要，而這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明顯。正如前面所提到，現在好些十分專注的教授，既無興趣（因為本科的課程內容跟其十分專門化的研究存在相當顯著的距離），亦不懂得從本科生的興趣入手，啟發思考。理論上，研究導向的老師不一定缺乏授課技巧，也不一定對周邊的事情漠不關心，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本地大學聘用了不少是屬不懂或沒興趣由本科生學習的角度來編課、講課的老師。當他們累積一定數量之後，從其利益或考慮出發，都只會進一步鞏固現時於本地大學內輕視教學的風氣。

本科生需要的是啟發

從教學的質素來看，本地大學正在走下坡，並且不覺得需要嚴肅對待。這聽起來相當悲觀，但大勢所趨，不易逆轉。或者有人會問：間中不是會聽到個別大學的高層慷慨激昂的疾呼不爭大學排名，不會只看研究成果的嗎？只要觀念、價值正確，不就是可以回到正軌嗎？

大學教育 口不對心

我在本文初段說過，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的特點之一，是口不對心。一間大學是否做實事，我們要留意的不是那些感人的演辭，而在最前線和最實際的行動。經常說排名沒有意思、珍視教學、鼓勵通識的，反而是最可疑。

策劃：趙永佳、何美儀

這系列文章由在香港「教育現場」打拼的不同身分、崗位人士撰寫，希望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來帶出香港教育的種種問題，並反思可能出路。 讀者回應及前期文章: http://edufrontline.blogspot.com/ 。

文 呂大樂
編輯 顏澤蓉、莊東成

呂大樂 -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我完全可以想像，很多讀者會對本文的結論，嗤之以鼻。要破解當前香港社會的困局，又怎可能依靠一種較「佔領中環」更要「非常」的手段呢？而就算有此可能，北京又豈會接受？

但請讓我解釋。

香港是一處很有趣的地方，它的「政治社會」（尤其是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社會」）跟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並不一致。直接的說，在政治領域裏——無論是制度內或制度外——場面十分熱鬧，爭議不絕，而且壁壘分明，各持己見，各不相讓。但在日常生活之中，情况又並非如此。這並不是說市民對特區施政大致上感到滿意，事實上剛好相反，他們不會積極支持梁振英政府，但同時也不覺只要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的，都一定正確。這一類意見並未有在政治社會裏找到代言人。

究竟如何理解在日常生活狀態之中的香港市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偏偏就是沒有太多人對它感到興趣。

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

舉一個例：近期「香港社會已出現撕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句，每日見諸新聞報道，各界市民（由著名的時事評論員到打電話到電台發表意見的聽眾）人人琅琅上口，但卻很少人嘗試描寫或解釋，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况已經嚴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對於「社會撕裂」（如果這確實是目前最適合用來形容香港社會的字句），談論的很多，但卻好像沒有人能通過研究及客觀分析，充分掌握當前社會的狀態。我可以想像，梁振英政府領導層會覺得社會趨向撕裂；當他們的社會支持愈來愈薄弱，而支持者的背景與取向亦開始「歸邊」的時候，一眾政治領導覺得社會走向撕裂，作為個人在心理上的自衛，這可以理解。至於有社會人士以正道自居，認為邪說橫行，以為這就是社會撕裂，也不難理解；既然已將自己定為中心，周邊的人很容易就成為「異己」，是非的對立就更加明顯，同時也就會傾向於將社會看待為處於撕裂的狀態。又或者有很多對特區政府提出尖銳批評的社會人士，慣性地在總結發言時，隨便的一句「社會撕裂」，以加強其批評的語氣，這是常見的技巧，在舌劍唇槍的過程中，使用於打擊對手之上，這也是可以明白的。但以上的例子，是感受多於有實證基礎的分析與判斷。他們拋出「社會撕裂」一詞（有時是對社會狀態的描述，有時是對人的指摘，批評別人的言論或做法會產生分化的效果）的時候，大多沒有想清楚其深層的含義。一時之間，「社會撕裂」橫飛，那又的確有助於形成一種社會氣氛，令大家都覺得這個社會嚴重分化，各走極端。

問題是：以「社會撕裂」來理解目前香港社會的狀態，並沿着這個思路來分析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會幫助我們對準焦點和對症下藥嗎？

社會未真正處於撕裂狀態

坦白說，我手上也沒有任何系統的調查數據或深入的研究資料，來準確判斷究竟現時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什麼張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而憑我的觀察，現時的所謂撕裂，並不是在某一種矛盾（如中港矛盾）或某一個議題（如政制改革）之上，出現一種只有贊成或者反對的處境，並且令個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需要在平日的生活中表態。我個人認為，若從一個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香港社會還未真真正正的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無可否認，現在不少市民容易表現激動，在某些議題上有十分堅定的立場，沒有妥協的空間。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對面，也出現了另一群激動分子。兩個陣營互向對方宣戰，火爆場面時有發生。但當我們不為那些火爆的鏡頭分散注意力時，冷靜的想一下：那兩個陣營代表市民中的大多數嗎？事實上，屬於那兩個陣營的社會人士，也絕不會甘心隨波逐流，做那面目模糊的大多數的一分子。他們要比整個社會跑得更前，喚醒沉睡的群眾。所以，對那處於兩端的活躍分子而言，他們也無意去代表大眾。

擠在社會中間的大眾，當然會因為他們的階級、性別等社會背景因素，而令他們在一些切身的利益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但經過了16年特區管治，他們受外在環境的衝擊，漸生兩點相近的看法。一是疏離於特區政府。他們不一定對政府的政策特別不滿，但也不會是積極的支持者。特區政府很希望爭取這一群市民的支持，可是一直未有成功。二是覺得「政治社會」令人煩厭。自九七回歸以來，時有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的評分同步下跌，所反映出來的就是這種感覺。而對於社會兩端的激動分子，他們不但敬而遠之，而且深感不安。

中間的大眾
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

以上這一批中間的大眾，其實是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他們從沒有想過要翻天覆地的大變，只是覺得政府應體察民情，要做好最基本的；他們對內地很多人和事，以至做事作風，都很有意見，可是他們從未想過（也沒有準備）跟北京玩一次「沙蟹」；他們對民主有期望，但底線相當鬆動，沒有非此不可的要求。直接的說，只要特區政府及外界各方力量不諸多騷擾，他們不會多管閒事。

很多政黨都在選舉過程中打過這批中間大眾的主意，但卻從沒有一個真正成為了他們在「政治社會」的代言人。這裏原因頗為複雜，其中一點是「政治社會」的運作自有一套邏輯，令政黨不會將中間大眾的意見反映出來。對泛民政黨而言，中間大眾在政治問題上太容易妥協，若以代表他們的訴求為己任，肯定會被批評為對民主缺乏堅持。對親建制政黨而言，則中間大眾又不是對民主沒有期望，要討好他們的話又恐防會觸及北京的底線，於是又不會爭取為他們代言。所以，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沒有中間大眾的聲音。

這是目前香港政局中最弔詭的地方。一方面，社會上存在一大批願意見到中間選擇的大眾，但他們的聲音與訴求，基本上沒有機會影響「政治社會」的討論。另一方面，「政治社會」的激烈辯論各走極端，各自以動員的方式來壯大政治力量，沒打算將社會上不同的取向和要求都納入其中。爭取民主的陣營基本上已演化為一場道德運動，以追求政治純潔性為最高目標，難容中間落墨的空間。而嘗試抗衡民主陣營的廣義建制派，則一早鎖定以「反佔中」作為目標，集中搞針對性的行動，而不是真正面向廣大市民，爭取一個港人會認同的改革方案。在這樣的政治舞台上，兩大陣營（因為都以為已知道應該提出什麼政治要求）各自按其原來自己手上的劇本演下去，而不是回到社會裏發現市民的要求。

而更弔詭的是，「政治社會」裏的兩大陣營無論各自得出任何結論，既不能說服對方，同時亦不可能被視為社會的共識。它們雙方過分集中在抗衡對方的主張，而忘記了最基本的一點——這是由香港人來決定的政治發展，市民大眾的想法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

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

我要提出的是：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

我清楚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建議基本上犯禁，萬萬不可。但我的考慮建基於兩點之上。首先，現時香港社會無法處理分歧，原因在於現存的政治程序本身經常受到質疑與挑戰（由功能組別的存在到特首的小圈子選舉），無法在制度之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而在特區政府的權威已低無可低的情况下，平常制度內解決問題的能力，差不多已消失得八八九九。再期望梁振英政府可以什麼重建社會共識，基本上是浪費時間（而他本人大概也知道營造共識無望，近期也開始改變策略，以反擊、動員為手段了）。現在，我們的政治系統最為明顯的問題在於所有爭拗都是翻來覆去，沒完沒了。用全民公投這種「非常」程序的目的，也不在於重建共識；任何人提出這樣承諾的，都是虛偽和對現實缺乏認識。公投不會消除分歧，也不會令市民忽然相互了解，但它是一次難以挑戰其權威性的決策過程，無論結果如何，正反雙方都要接受市民的決定，暫時停戰。當然，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公投也不是一了百了。但它的好處是能夠將爭論叫停，令市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無論如何不情願）接受一個決定。

第二、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令介乎中間的不同可能性，連要列入議程，成為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全民公投作為一個大民主的程序，至少要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雖然在推動公投的過程，必然會出現一次大動員，但到最終個人參與的時候，卻只是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簡單得只需要去投票的政治參與形式。對很多中間大眾而言，他們既沒有想過灑熱血，也不打算付出這樣的代價。他們期望中間的意見受到重視，但不會認同某些政治動員式的發聲運動。如上文提到，他們覺得「政治社會」的環境與氣氛日趨煩厭，絕不想捲入其中，參與指罵。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政治參與才合他們的口胃。所以，同樣是很弔詭的，是在一次「非常」的大民主過程，我們才最有機會見到平日不怎麼樣的中間大眾，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出來「維穩」。

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
平衡亢奮的兩端

筆走至此，北京一定會覺得上述建議有一種「搞局」的意圖，公投大門一經打開，將來還得了？建制派可能會覺得這裏一定有些什麼潛台詞，既然北京不會接受，也就沒有必要認真對待。至於激動的運動派，這可能會被視為轉移視線的誘敵陷阱，還是繼續運動好了。以上三大勢力若有此反應，乃合情合理，也是預算之內。本文的目的，旨在呈現出現時香港社會一種頗為奇怪的狀態——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要將中間的大眾引入「政治社會」，不可能靠另一個新的運動或大規模動員。反之，以「非常」手段，擴大制度化的民主，才可以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平衡亢奮的兩端。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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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呂大樂 - 財爺中產論照出的集體情緒

2013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財政司長曾俊華一時口快，說了一句自己也是中產，卻竟然觸動社會的神經，惹來強烈反應，這應該是日後香港社會史研究中一個有趣的課題。有趣的地方不在於曾先生本人是否中產，更不是什麼咖啡與電影，而是社會上不同回應所聚焦（更準確的說，應是迴避）的問題。今次群情洶湧，就好像一面鏡子，照出時下香港社會的集體情緒。

就好像一面鏡子

曾先生作為高級官員而竟然脫離社會，對民間情緒如此無知，不知道那句話（對市民大眾而言）不單只毫無幽默感可言，而且在今天的社會環境裏會傷害人民感情（市民的看法是高官在講風涼話，態度乞人憎），這實屬不幸。但社會上很多聲音（當然是通過媒體而放大）也竟然以為跟他糾纏於中產階級的定義，暴露出他對階級缺乏了解，或跟他劃清界線，奚落一番，人心大快，便可為升斗市民吐一口烏氣，那恐怕是阿Q多於實際上面對現時社會上的問題。而批判與嘲笑曾先生的過程也實在太過癮了，以至大部分論者與讀者、聽眾樂在其中，但笑聲過後，其實沒有好好檢視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們仍值得用上時間與精力去關注中產（暫且不談定義），那個議程應該包括些什麼問題？

我一直是從僱傭身分（即屬僱主、自僱、還是僱員）和職業來界定中產：所謂中產階級（或一些人所講新中產階級，以區分傳統上以自僱身分而成為小布爾喬亞的在職人士），主要指擔當專業、行政管理及經理職位的僱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產階級，旨不在於反映他們的收入（即是說這種分析本身已假設中產階級內部存在收入上的差異），也不會直接解釋其身分與生活方式（所以與咖啡及電影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認為那些在勞動市場裏處於中產位置的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

1. 他們都是通過相似的渠道——而教育與學歷是重要的一環——而晉身中產；

2. 他們扮演專業或行政管理人員的角色，也因此而較一般打工仔取得更好的待遇（不止於薪酬，還包括福利、津貼）。同時，他們的勞動市場位置給中產人士提供了事業發展的空間與路徑，以至他們的職業生涯亦有別於其他打工仔；

3. 基於他們踏上中產路徑的共同經驗及其職業生涯的一些特徵（例如對事業發展作出規劃的可能性），中產人士傾向於抱着要求社會改進，但又抗拒大變的社會、政治態度。

長期以來，他們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過去在提升個人資歷方面投入不少時間與精力，他們期望未來可以有合理的回報和穩定及相對地富裕的生活。

刺到痛處

曾俊華先生的一句我也是中產之所以令很多人反感，引起社會反彈，其實是刺痛了在過去15年裏，不少剛進入中產位置和希望可以晉身成為中產的社會人士的痛處。他們之所以覺得好痛，是因為：

1. 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產的薪酬待遇逐漸有所調整。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作的穩定出現動搖；二是福利津貼有所減少或已刪除；三是在中產人士之中，待遇的差距擴大（這就是中產內部的差異，成為了新的關注點）；

2. 在這個調整薪酬待遇的過程之中，晚近15年入職的年輕中產經常遇上相同工種但不同待遇的情况。入職的年份（而不是個人資歷、工作內容或職位本身）往往成為了決定工作條件與待遇的重要因素。而這是在待遇差距逐步擴大的過程之中發生，它令部分中產人士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相對的貧乏感；

3. 在這樣的情况下，不少年輕中產開始提問：今天成為了中產，那又如何呢？以往年輕中產踏入30歲前後是進入穩定期（職場的位置開始鞏固，對未來的發展大概有所掌握，粗略地可預算未來的生活條件，而在某些行業裏開始可以享用一些福利津貼，令生活有顯著改善），但現在則於整個人生與職業生涯的生命歷程（即我們的人生年曆圖），向後延了大概5年。這也就是說，在年輕中產眼中，自己距離「上岸」（意思是初步踏入穩定期，而不是指豐衣足食或成為高層）之年，遙遙無期。

不進入問題 是這個社會的特色

只要我們多了解年輕中產的處境，便不難明白為何曾先生隨意一句，會在社會上引起巨大迴響。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喧嘩過後，對曾先生的批評卻未有進一步演變為年輕中產的處境的討論。不進入問題，是這個社會公共討論的特色。本地媒體還是很老套地忙於挖苦曾俊華，不然就簡單地將青年中產的問題約化為買樓上車的困難。看來沒有人留意到年輕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已經有所調校，跟上一兩代顯著不同。他們遲婚（或索性不婚）、到了30歲還跟父母同住、大學畢業幾年還要忙於提升個人資歷，其意義並不可憑上一兩代人的生命歷程來解讀。這些大家——似乎包括年輕編輯和記者——都不太想認真面對的現實，愈看便感覺愈灰。難怪全城都滿足於討論一下咖啡和法國電影，在枝節上做文章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雲 - 殖民遺恨——感懷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開卷看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24日

【明報專訊】泛民靠左翼，左翼靠泛民。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香港的左翼聽命於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也依靠左翼給予道德價值及行動刺激。上星期《明報》星期日副刊，「激情回歸理性 重整人心的社運」，就上演一場匪夷所思的左右翼團結會談，法學家戴耀廷教授與社運界葉寶琳、王浩賢、周諾恆、陳倩瑩侃侃而談。戴教授勸誡社運人，要收斂激情，要用理性引導，周諾恆低頭不語，說戴的「口脗像老竇教仔」。

佔領光環，不是佔領中環

他們想佔領的是光環，不是中環。香港無左翼，也無右翼，只有愚昧而想佔領道德光環的中產。佔領中環無什麼可以說的，就是美國人的motto：Just do it，你唔do，就返屋企睡覺算啦。佔領光環令自己感覺良好，但面對中共，預計必會失敗，故此也毋須承擔成功之後的責任。佔領中環會成功，然後要普選、要執政，要承擔責任，要建設香港的主流社會，這是香港的中產unprepared的。他們一向是退出主流、空出主場，然後戴住邊緣的道德光環，吃一點有機蔬菜，喝一碗心靈雞湯，孤芳自賞。

香港的中產自我壓抑成這個模樣，要追溯香港的殖民歷史來解釋，就不得不看呂大樂教授去年出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尤其是「殖民冷經驗」一章，充滿機智，發人深省。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建構了一個二元世界：統治階層的主流社會和被統治階層的民間社會。統治階層的「能見度」和「滲透性」極低，上流社會是英國人挑選和培育的，主流價值是曖昧而不言明的，香港的主場則是英國統治者捍衛而香港平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戰役或採用過什麼戰術的。直至如今英國殖民地的秘密檔案解封了，我們才知道一鱗半爪。香港的民間生活經驗，可以看出殖民政府統治的效果，卻不能推論出它的道德動機。只可以說，殖民統治者的道德動機來自冷戰與抗拒赤化的需要、來自維護英國王冠的榮譽，與來自海外殖民官的職業尊嚴。至於殖民政府捍衛香港主場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更是民間無法學到的。

中產階級空出主場，在邊緣玩樂

香港過去的主場，是英國殖民政府聯合本地的上流社會操盤的，本地中產只是負責執行，故此心思都用在技藝之上、用在工具之上，而不是用在道德思考、戰略盤算等高級智能範疇之上，也由於這些高級智能範疇被英國人代理了，華人的智力和道德障礙被英國人掃清了，香港的華人中產可以在職業範圍充分發揮技藝能力，可以拍心口將事情搞掂，做到又快又好，香港的專業中產對discipline、efficiency和streamlining有毒癮似的執迷，這種工匠尊榮（德文Handwerkerstolz），從中環的律師會計、尖沙嘴的洋服裁縫、飛機場的行李輸送到醫學院的外科手術，都是香港稱譽世界的絕學。這是工具理性的場域，can do和do it well and fast。至於價值理性，why shall I do it，what will happen if Idon't do it的問題，香港的中產是不夠膽問的。阿媽（英女王）沒給他們這個膽。

英國殖民統治，採取的是上層緊迫、下層鬆動的做法，嚴格規管上層人的道德與行為舉止，也要中層人有馴服和有歸屬感，對下層人放任，但整體不理會中下層華人的意識形態內容，可以親英、親中或做世界公民。至於華人不染指主流、不涉足主場，英國人給他們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豐富的發展機會。華人有自己的親英圈子，華人也有更多的親中圈子，部分歸屬於中共或國民黨資助的社交和精神生活圈子。世界公民的圈子疏離於主流，有一點本土意識但道德承擔薄弱，不足以支配主場，時刻處於嘲笑主流道德的游離狀態，卻爆發出好強的創作活力——這就是香港的庶民流行文化。

香港左右翼合流的怪誕政治

然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呂教授的書沒講的，香港爆發中英談判，而香港華人被排斥出去。孤寂的心態，找到宣明會式的We Are the World（一九八五）的救助貧弱的國際關懷的道德寄託和周兆祥式的綠色環保的心靈救贖，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本地中產也找到一點扶助中國民主以解救香港赤化的司徒華式的投機民族主義。然而，這些道德立場、民族主義和心靈價值是抽空地從外地入口香港的，沒有香港的根基。九七之後，面對中共帝國君臨、面對大陸雙非人、自由行這些貌似弱勢者的入侵，面對大陸毒食物的入侵，香港的中產只能呼籲包容，自己吃一點有機蔬菜。有餘暇的，就在自己後園或窗台，搞一點菜園村運動。

香港所謂右翼是高級中產，邊緣化的小資產階級。香港所謂左翼是低級中產，邊緣化的波希米亞人。他們都是左傾的，有一點浪漫和激情，在抗爭的時候，高級中產為低級中產做一點技術補課，低級中產為高級中產做一點行動先鋒。故此香港的政治運動，出現罕見的左右翼合流的怪現象。至於香港現在的主流——中共霸權+政府黨+地產霸權，也是失語的、不言明的，只是他們沒有英國人那種統管香港、安定中下層的能力，沒有給予中下層生存空間的慷慨，更沒有給予中下層個人發展空間的雅量。他們也不是右翼。英國人走了之後，香港的右翼是真空的。

不論是民主黨還是社運人，他們都是自居於邊緣而不夠膽進入主流，不夠膽建構主場。香港的民主黨是不捍衛本土的，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反對中共帝國的。民主黨做可持續的議會反對黨，社運人搞可持續的街頭社運。他們忌憚現在的中共，就好似他們當年忌憚英國殖民政府。要理解香港舉世無匹的怪誕政治，必須回溯到殖民地的歷史。

文 陳雲
編輯 鍾家寶

呂大樂 - 躁動不安的社群

2012年9月28日

Vic：我不喜歡呂大樂這種貌似客觀全面、溫溫吞吞的長篇大論。

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未至於徹底崩壞，但受特首及政治任命官員全面支配的情況，路人皆見；此外，共產黨的人在公務員隊伍中的滲透情況，也令人擔憂。

我這麼說當然會被某些人認為是訴諸赤化恐懼的陰謀論，但港人的恐懼又豈是無中生有？共產黨不是連香港的選舉也已經插一手了嗎？不是連教育自主、思想自由也不放過嗎？反國教是香港人太閒沒事做嗎？那些種票及變相賄選的事，是反對派憑空捏造的嗎？

陰謀論要有人相信，也要有合理的基礎。梁振英近年大談他的中港融合、互相學習之理想，官方諮詢文件白紙黑字說要配合深圳之發展，官員受訪直言曾諮詢內地官員之意見，東北發展計劃怎麼一下子就變成發展「傳統新市鎮」呢？你無誠又無信，叫人怎麼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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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坦白說，我很想知道，在30、35年之後，當今天的政府檔案及機密文件都可以開封解密，讓人公開閱讀之時，我們對當前香港社會的心理及思想狀態，會否另有一番理解。究竟特區政府是否真的完全受北京所支配？又或者梁振英政府是否陰謀「賣港」求榮？而當然亦有一個可能性是，以上種種都只不過是傳說，但在2012年的香港社會，卻除了可以廣泛流傳之餘，更在廣大群眾之中產生影響力，叫人深信不疑，並因而對特區政府有十分強烈的反感。

對於梁振英政府，我沒有興趣為他們說半句好話（不過，以時下流行的標準來說，不參加批判特區政府，好人有限），至於梁振英本人是否「土共」，他的領導班子中各人是否早已潛伏於社會各界，屬暗中準備推行「赤化」香港大計的「雙面人」，我亦無興趣參與討論（因為實在沒有半點資料在手）。我想提出的是，假如我們以為梁振英政府在上台一兩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可以將原來完全相反的規劃，改為一項「割地賣港」的詭計，那似乎太小看我們的公務員的角色了。

對香港政府這部官僚機器的看法，港人在過去20年裏，由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在1997年之前，大部分人假設它是一部機器，按程序辦事，以行政手段解決難題。公務員隊伍被視為以「自動波」方式操作，能補一個未有全面民主化的政體及一位未必有領導才能的特首的不足。可是，在九七後新的政治環境裏，公務員團隊的弱點表露無遺。於是，市民大眾的感覺開始改變，覺得公務員隊伍軟弱無力，規範及程序全面崩潰，只會隨着上級的意思辦事，全無章法可言。由於對梁振英政府的不信任及對公務員隊伍失去信心，所以認為梁振英上台一兩個月便可以隻手遮天，「割地賣港」，向內地富豪獻媚之說，可以愈炒愈熱。

「割地賣港」陰謀？

儘管香港政府的官僚系統不是什麼能夠長期自我完善、處處表現出程序理性的「無敵」行政機器，但它亦未至於一無是處，只懂迎合上級喜好，隨時掉頭轉向的行政組織。以發展規劃而言，它並不擅長做出大動作，而是以穩步累積漸進的方式逐筆畫出整個圖案。要它突然之間來個一百八十度轉向，會有一定困難。將目前香港發展規劃理解為一項忽然出現的「割地賣港」陰謀，實有誤導之嫌。

現時陰謀詭計之說充斥本地政治市場，並且甚有號召力。作為一種政治動員的手段，這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的問題──只要收到動員群眾的成效，那便是成功的手段。而在一些人的眼中，這種手法甚至很有道理：既然那是一個邪惡政府，對它加以妖魔化，那也只不過是講出真理而已！對於政治手段本身，沒有什麼好討論的。我感興趣的問題是，若然我們真的以此作為實際的政治目標的話，那便應該認為只要梁振英政府倒台，便可解決矛盾。在那種強調「割地賣港」的政治號召中，當前香港社會的矛盾，源於政治（包括北京意圖「赤化」香港、「土共」佔據了社會上的重要位置，於是有系統地進行「賣港」陰謀等）。只要清除了那些「政治障礙」，香港社會就會重新歸位，雨過天青，前途無限。如果將梁振英政府拉下馬而還未能解決問題的話，便向那在他們後面「發功」的政治力量開火，直至剷除種種禍港的元素為止。

群眾內心的恐懼

這種「政治驅魔」的主張之所以有其號召力，是因為它觸及群眾內心的恐懼。今天，香港市民六神無主，只覺周邊環境快速轉變，而未知如何面對。在焦慮不安的情况底下，往往只想盡快消除壓力，追求一個簡單的答案，而不一定將問題對焦，並且對症下藥。將目前香港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簡化為政治陰謀，雖有一定的市場，但卻並不等於掌握到真正矛盾所在。

大部分香港人心底裏都明白，但又極之不想承認的現實，是雙向區域整合已經出現，而內地通過經濟力量而對香港所產生的支配作用，也愈來愈明顯了。當然，這樣說並非表示對北京而言，香港沒有利用價值，而是要指出兩者的關係早已不再是單向依靠，而是相互共生並存。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最為困擾香港人的是在香港所見到的購買力，來自全中國——早前奶粉缺市只是初階段的表徵，進一步的是在遊客消費區所發生的爭執與衝突，而到了最近則連特區政府也要提出「港人港地」的安排，來釋除市民在買樓置業上的憂慮。這股購買力越山而來，港島、九龍、新界各處均可以成為傳說中的「深圳後花園」。就算沒有刻意以政治手段來「割地賣港」，無孔不入的購買力亦一樣可以支配香港。

三點問題

長篇大論之後，是否等於我會支持現時特區政府處理新界東北發展與規劃的方法？答案是否定的，但原因則有別於那些「割地賣港」論。特區政府處理新界東北發展與規劃的方法存在問題，最為嚴重的在於三點。

一是特區政府必須明白，過去做規劃工作時所設立的假設已站不住腳，必須全面修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2011年全年來港遊玩的2800萬「自由行」遊客當中，有1500萬人即日來回，這等於每日在新界至九龍有4萬多游動人士在區內購物、消費，影響社區內外的狀况（例如區內店舖的服務對象有所改變，而所提供的服務亦隨之轉變，這對區內居民的生活難免會造成影響）。而問題的性質並不限於數量上的增加，而是實實在在由於中港融合而帶來的新的人口流動、經濟活動的流動（由日常購物到置業投資），正對整個香港社會的空間佈局造成衝擊，並且影響到我們如何規劃未來發展。簡單而直接的說，當所有要放入考慮未來發展與規劃的假設和變數都起了重大變化的時候，政府還可以應用舊有的方程式嗎？

二是梁振英政府在受到圍攻的時候，為了保住免被反對力量「剝光豬」（即上台之後，每一項重要政策都被迫全撤），竟嘗試拿規劃內容作為跟對手討價還價的條件，以至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種談判策略或可作為一種拖延的手段（不過對方卻似乎更想乘勝追擊），但更為嚴重的效果是失去了原來的專業考慮依據。規劃本身不可能滴水不漏，完美無誤，它一定存在不足之處。不過，我們也必須知道，它亦嘗試回應過去的缺點（例如應否以興建資助房屋為主）及未能解決的問題（居住與就業的不協調）。應該怎樣發展東北，本來（雖然我們毋須照單全收）有它的依據。但現在當受到政治壓力時，特區政府逐項退讓，除了想盡快擺平事情之外，完全講不出各項修訂的原則及背後的理念。特區政府的「從善如流」，只反映出他們是以政治談判的方式，來解理一個需要專業分析的問題。以權宜之計來處理一個宏觀規劃的問題，只會埋下社會矛盾（例如居住與就業的不協調應如何看待，便無認真面對與討論），日後成為更嚴重的問題。這種看待規劃的態度，欠缺說服力。

三是特區政府在大受壓力之下，忙於平息各種猜測的過程中，開始迴避使用中港融合之類的用詞。他們似乎忘記了在市民大眾之中，有人抗拒融合，但也有人視此為未來的方向和新的機會。政府領導層的後退不單止在運用政治技巧上自亂陣腳，同時更暴露出他們的一大弱點——究竟在香港未來長遠發展的問題上，梁振英政府取得哪種民意的支持？哪種的政治授權？事實上，歷屆特區政府也未有在這個問題上認真了解主流民意的取向。與其在突發的場面中逐點回應或說明，特區政府不如認真讓整個香港社會來一次大辯論，看看反對融合是否大多數人的意見，聽聽有多少市民支持大力發展農業，了解他們如何理解保育鄉郊，明白市民對城市發展的期望。這聽起來好像是推倒重來，實際上是要為未來發展搭建最起碼的共同理解。

大部分市民身處兩極中間

現在的情况是，香港社會有點像一個躁動不安的社群，因受焦慮所困而四出獵殺女巫。雖然問題的源頭並非女巫作法害人，但將可疑人物活活燒死，至少可泄心頭之憤，集體感覺良好之餘，亦毋須正面面對真正造成問題的成因。那種相當激動的反對意見的確可以產生政治動員的作用，但卻不見得真真正正的進入問題。而政府的權宜之計（或者有需要將港人港地安排涵蓋整個香港，方可釋除市民疑慮），也不見得是一種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邊廂充斥着陰謀論，那邊廂是一個難以爭取市民支持的政府，大部分市民身處於兩極的中間，一臉無奈，還是想想辦法為自己打算好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呂大樂 - 跳出香港「政治劇本」的框框

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究竟一個缺乏市民信任、民望低落、未能有效管治的政府對社會可以造成多大的傷害，觀察現時香港的狀况，便可知一二。我之所以這樣說，不是意圖將現在香港社會上的種種問題都推到這個弱勢政府身上。事實上，剛好相反，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呼籲大家不要太過熱中於批評特區政府，原因不是我認為它表現良好，沒有值得批評的地方，而是如果現時社會上流行的那種批評繼續重複下去，只會令整個香港社會停滯不前，難以進步和有所突破。在目前制度上的種種限制之下，很難想像特區政府可以憑着轉換班底而脫胎換骨；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裏，恐怕真的需要「打定輸數」，為更惡劣的局面作好準備。

整個社會陪着政府退步

在這樣的一個困境底下，市民嘗試積極回應，就必須要督促自己進取、進步。問題是：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裏，整個社會也陪着這個政府退步，對政府的批評大多數都是口號、姿勢，齊齊下滑向新的低點。現時香港社會的這種狀態，的確令人擔心。

坦白說，面對一個如此弱勢的政府，實在太容易在本地新聞媒體上得分了：現在，有道理的和沒有道理的、有根據的和沒有根據的批評，都自動或半自動地成為可以成立的、有一定代表性的（雖然本地媒體從來不怎樣考慮有關程度的問題，所以基本上不會區分哪些是少數意見，哪些是一般人的想法）意見。面對一個如此弱勢的政府，差不多任何行動都可以「達陣」。而面對沒有把關功能的新聞媒體（包括媒體上的評論），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放大。現時呈現在媒體上的民意，五時花六時變，經常搖擺，背後的原因不一定是市民本身經常改變主意，而是我們從畫面、版面及大氣電波所能接觸到的，不少根本與一般市民大眾的想法沒有必然連繫。如果仍然有人視本地新聞媒介為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那他們或者需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它是一面哈哈鏡——不是鏡裏沒有所謂的現實，而是面容扭曲，比例失衡。

習慣了只求發聲 擺個姿勢便大功告成

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環境裏，社會上的聲音愈來愈多。必須說明，市民爭取機會發聲，這是民主開放社會的常態，本身並無不妥。所以，問題不在於發聲，而是今時今日大家都不自覺地變得懶惰了，太過滿足於發出聲音（因為只要這樣做就已可以爭取到傳媒的注意，而面對一個弱勢政府，一點點的輿論壓力亦可以令特區政府不知如何是好），而愈來愈少認真跟進後面所需要做好的政治工作。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了只求發聲，做一個動作，擺一個姿勢，便大功告成。就算偶然嘗試進一步將訴求和意見詳細說明，將道理清楚交代，也變得是姿勢多於實際，形式上的「政治正確」，而內容空洞。

例一：地產霸權

舉一個例：地產霸權。無可否認，近年高叫反地產霸權的人愈來愈多，在各種不同訴求的行動、不同的政治場合都會聽到這四個大字，但究竟叫口號的人是站於哪一個利益位置與立場上來反對地產霸權，則未見清晰。是反對大地產商壟斷市場（所以應該照顧小發展商）？還是反對一切以地產利益主導的發展？是站在小業主的立場來反地產霸權？是以租客的心聲為基礎的去反地產霸權？是以尚未置業而又想買樓的人士的角度來批判地產霸權？是從不追求買樓的立場出來，去挑戰地產霸權？還是徹底地否定私人財產呢？

不同的利益與立場可引伸出完全不一樣，或甚至是完全互相矛盾的要求（由只求有更多「上車盤」到用各種手段令樓市變為一個無利可圖的市場），走向相反的發展方向。究竟香港人（如果大家真的有起碼的共識）應該如何反地產霸權？最終希望達到哪些目標？到目前為止，有關的討論不是流於姿態與口號，便是甚為含糊。

例二：肢體衝撞

又舉另一個例子：時下請願、抗議、遊行中所發生的肢體衝撞。肢體衝撞本身當然沒有既定的意義（是主動還是被動便很不一樣），抽離於背景便難以討論當中的對或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採取這種抗爭手段的，應該勇於承認，並且講出當中的一套道理。現時頗為搞笑的，是每次搶咪、碰撞之後，參與者例必否認那是肢體衝撞，認為只是傳媒誇大報道、警方挑釁的後果、或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標籤或扣帽子所造成的誤導等等。這之所以令人覺得搞笑，是那些自命「激進」（或基進，又或者其他形容詞）和需要改變世界的，沒道理不敢堂堂正正的承認自己的行動確實要衝擊建制；事實上，他們應該很嚴肅地提出一套鬥爭理論，解釋為什麼在現時這個是非顛倒、全無公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社會裏，非以肢體衝撞、衝擊社會秩序來喚醒人民不可，而不是每有衝突，總是左右而言他，指這個沒有預警，指那個先動手，沒有嘗試將一套行動及其背後的理念向公眾交代。

例三：上街、衝擊、圍堵

第三個例子：愈來愈多人（雖然可能依然只是極少數，但以其基數計算，它的增長率的確顯著）覺得要以上街、衝擊、圍堵去推翻這個剝削、不公義的社會。

對這種見解是否同意，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有人立志投身革命，這份勇氣值得欣賞。問題是：在一輪行動過後，我以為他們一定會潛伏於各個低工資行業之中，走進廣大的工人、服務員隊伍，做好組織工作，隨時揭竿起義，一呼百應，把無良僱主打個落花流水。像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反剝削不能靠李卓人之流的工人貴族」，我想他們一定早已深入基層，隨時動員一次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當然這樣的革命行動，需要時間；對此我充滿好奇和期待。至於那位不恥工人貴族所為的年輕朋友，暫時還未有看見他在一次與另一次行動之間做過些什麼功課或群眾工作。左看右看，他只是一位「周末才現身的革命家」。

行動形式代替了社會運動內涵

我想說的是：今時今日，要令極其虛弱特區政府尷尬、進退失據，並不困難。而正因為要打擊這個政府，實在太過容易了，我們開始不自覺地在打出一招半式，見到對手節節敗退之後，便沒有進一步做好跟進。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可以搞得特區政府團團轉，並且在新聞媒體上大量曝光，容易令人感覺良好——以為否定這個政府的施政便是一種超越，假設政府有所動搖便等於啟動社會轉變。舉出以上例子（當然可以列舉十數個相近的案例）是想提醒我們自己，自九七回歸以來，口號如何代替了分析和策略，行動的形式代替了社會運動的內涵，以及政治姿勢代替了紮根於群眾的政治動員。在今天的香港政治，是太多（自認或不敢承認的）代表、代理，太少被代表的參與。以近期圍繞着最低工資的爭議為例，我們看見很多勞工代表，但卻很少見到工人。可以想像，有人會辯解：工人害怕僱主報復、迫害，所以很難公開參與抗爭。可是我們都知道，曾幾何時，在勞工保障更為缺乏的時期，爭取勞工福利的行動肯定有更多的工人參與。現在，各個行動中的代表、代理，太容易為自己解脫，隨便一句以行動為先、自己代表自己，便可以空降到任何一個領域。不過，拜虛弱的特區政府所助，「空降部隊」也足以搞得這個政府雞毛鴨血。

民間社會壯大了，還是轉弱了？

當包辦代替也可以搞得有聲有色的時候，代表、代理們就連被代表的在想些什麼、如何理解自身利益也懶得考慮和認真處理了。究竟近年香港的民間社會是壯大了，還是轉弱了？這是需要認真反省的問題。

那麼，出路呢？肯定不是期望現屆政府在它餘下的時間裏協助建立長遠政策的共識。原因很簡單，假如它有這樣的能量和集結意見的能力，特區政府便不會落得如斯田地；之前它辦不好的事情，在餘下的年多時間裏一樣不會有什麼作為。再者，換屆的政治環境就不利於這種討論（難道下任特首會甘心承繼這樣的一份「政治遺產」？）。

同樣肯定的是，要為香港社會建立一個新的議程，一定不可能憑着回應特區政府的施政而形成。過去的經驗——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至今——應該足以提醒我們，否定政府的議題也未能幫助建立一個能夠突破舊有思維。時下有一種說法認為，「七一大遊行」那種所謂的「和平、理性」的行動不足以製造政治壓力，未能喚醒市民大眾，和未可以真正反映民怨的深度，所以必須在行動上尋求突破。究竟哪一種行動更能在市民大眾之中引起共鳴，此乃實證問題（例如參與衝擊行動的市民逐次倍增），不需要等得太長時間便自有分曉。但在將討論焦點集中到行動這個議題之上的過程之中，各方各派的參與者議論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了更基本的問題——「七一大遊行」對建制的最大震盪是領導層的轉變，而未有認真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人事上的改變帶來一些在管治手法上的調整，但與民眾的關係及對長遠推動香港社會發展，並無創新思維。不過，與此同時，在政治領導層以外（包括親建制及反建制的各方政治力量），在治港方略的問題上，亦未見有些什麼理念可言。

香港政治的惰性

現時社會上於表面看來好像百花齊放，由「左」到「右」、「激進」到「保守」的口號、意見各自爭取支持者。但它們都只可遠觀，不可近看：自命或覺得被人標籤為「激進」的，一無長遠革命綱領，二在短期內，除了口號之外，並無解決民生的方案；至於「右」的、「保守」的，一類是認為自由市場能醫百病，而另一種則根本沒有獨立意志。最嚴重的問題是，在議會之內及之外，各路人馬均滿足於回應特區政府的施政，因為說句「贊成」或者「反對」，便「交足功課」，靜候下一個議題、矛盾出現，看看風頭火勢，做個反應，又過一關。這是香港政治的惰性。

香港社會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劇本」繼續演下去。我們需要跳出這個框框。

為政改解死結 為香港尋出路

2010年6月21日

我們是一群在香港大專院校任教政治及社會科學的學者。

政改已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各黨派會否支持民主黨與普選聯提出來的區議會民選方案，將對港人的福祉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作為長時間關懷香港民主發展的學者，我們覺得這一刻有責任表達我們的看法。

政改爭論至今，各方對下列問題其實已達初步共識﹕（1）2017年香港已具備普選特首的條件；（2）現時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不符合普選的原則。到了 2020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的選舉辦法都應符合普及和平等的標準。此外，民主黨與中央政府亦成功破冰，並就政改問題尋求長期的對話機制。可惜，對於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名方式會否窒礙真正的競爭，以及2020年會否全面取消功能議席的問題，仍未取得進展，令人遺憾。

應整體評估中央與特區回應

我們曾經聯同百多名學者聯署要求中央對2017年提名的安排和2020年功能組別的存廢作進一步說明，並就2012年的政改方案注入更多民主成分，十分接近普選聯的行動綱領。今天應怎樣評估普選聯的成敗呢？普選聯多次說明其底線是2017年和2020年實行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一天未達目標，絕不放手。但在第一輪的對話中能夠爭取多少，學者從來沒有一蹴而就的幻想，我們認為應整體地評估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回應。如果中央能對終極普選有清晰的回應，2012的政改自然可以降低要求。但如果中央拒絕對終極普選有明確的說明，便必須先大幅修改2012的政改方案，然後就終極普選的問題繼續磋商。目前的狀况顯然屬於後者。

制度內擴大民主成分 不應放棄機遇

種種信號已顯示中央已接受普選聯和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民選方案」（區議員提名、全港市民投票），我們認為這方案為香港政制帶來實質的進步，有利終極普選的實現。

香港民主運動從上世紀80年代參與區議會選舉至今，都秉承寸土必爭的精神——在制度內不斷擴大民主成分和力量，與體制外的公民社會相呼應爭取民主。泛民甚至參與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子選舉，為的是在制度內擴大民主元素和握有更多票數去監督政府和推動制度改革，今天亦不應放棄這種機遇。

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 全面廢除可能增

現在區議會民選方案（加上5席直選）將為議會增加10個由市民直接選出的議席，這些議員將要向全港300多萬選民負責，不可能服務小圈子或特權階級利益。

相反，通過此方案後，傳統功能組別的比例將在議會下降，加上政府在未來政改不可能提出比區議會民選方案更倒退的做法，令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票數全面廢除功能組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確立了不可逆轉的改革路徑，邁向終極普選。

現在中央已對民主派2012政改建議作出積極回應，如果立法會再一次否決一個有一定進步的方案，只會進一步破壞互信，結果可能是不斷重複「否決—— 翻叮」的噩夢。

因此，我們呼籲泛民議員支持這個踏出民主一小步的「區議會民選方案」，然後再繼續團結爭取真普選，落實2017普選特首和不遲於2020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

陳健民、葉健民、馬嶽、方志恒、呂大樂、蔡子強、李詠怡、李芝蘭、張楚勇、陳祖為

呂大樂 - 「金融海嘯」需人文反思

2008年11月17日

社會學研究一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本身能夠自我調節，自行解決它內在的種種問題：市場失效本身就是市場機制內部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個人或企業的人為錯誤的結果，也並非只是偶發事件。市場可以出現——而且不止是在短期——獎勵機會主義的情況。

索羅斯(George Soros)從他在金融市場裏的實戰經驗中總結出一點：關於道德方面的考慮，根本不會出現在計算和制訂投資策略的過程之中。在投資過程中，重要的是如何跟其他基金或投資產品比較，看哪項能取得更高的回報。要爭取更多客戶對投資產品產生興趣，便必須想辦法令回報更為可觀。在這個你追我逐的過程之中，並不會在競爭中衍生自我約束，反之是會向制度的漏洞裏鑽，尋找還未定義為不可以的空間與機會。

Durkheim強調所有契約都包括了設定契約之前的元素。他的意思是無論契約的條文如何精密，它始終不可能滴水不漏，將一切漏洞堵塞。契約關係如何運作，要視乎在契約以外的社會關係和道德規範。Bell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文化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文化中約束個人的元素均來自前資本主義時期，而它們正不斷受到市場中交易和消費活動所衍生的價值與期望所衝擊。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也不一定能夠——產生可以支持這個制度長期運作下去的道德規範。直接的說，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市場機制以外的文化規範來幫助它保持某程度上的(雖然並不穩定和不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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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00年之前的警告，依然生效。關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自毀傾向——具體表現為爆發經濟大衰退、粗暴的殖民主義、殘酷的世界戰爭——這個問題，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爭論不休的大議題。那時候，資本主義社會(更準確的說是它的代言人)還多多少少有一份自覺，既自覺制度內部存在矛盾，並可能會因此而產生種種問題，同時也明白社會主義可能是一種挑戰，足以動搖制度本身的認受性。不過，隨著由俄國革命所牽頭的共產主義運動逐步失去它的意識形態魅力(封閉的政治及文化環境，再加上威權政治制度，是最有力的反宣傳)，並且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到了1989年基本上已告崩潰之後，資本主義便奉為無可再超越的制度，出現所謂「歷史終結」之說。正當社會上下不同界別的人均以為資本主義已「全面勝利」，主觀上樂觀地(也可能是幼稚的)認為未來就只是現有基礎的繼續擴張之際，全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

「金融海嘯」忠告乃事後「真知灼見」

社會學研究一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本身能夠自我調節，自行解決它內在的種種問題：市場失效本身就是市場機制內部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個人或企業的人為錯誤的結果，也並非只是偶發事件。或者應該這樣說，在社會學家眼中，既然資本主義經濟每隔一個時期便會發生崩盤式的經濟危機，那麼這些問題便應該包括在分析之內，而不是托詞是偶然事故、人為錯誤、不正常偏差、疏於監管等等，迴避問題。社會學的分析並不認為，只要市場機制是處於理想的狀態，不受社會環境因素影響，便能夠自我調節，保持在大致上平衡的狀態。索羅斯(George Soros)從他在金融市場裏的實戰經驗中總結出一點：在實際投資的過程中，不會衡量經濟決定所帶來的後果；關於道德方面的考慮，根本不會出現在計算和制訂投資策略的過程之中。在投資過程中，重要的是如何跟其他基金或投資產品比較，看哪項能取得更高的回報。而對回報的期望，是相對的；這也就是說，所謂合理的回報水平，取決於其他市場投資者的表現。要爭取更多客戶對投資產品產生興趣，便必須想辦法令回報更為可觀。在這個你追我逐的過程之中，並不會在競爭中衍生自我約束，反之是會向制度的漏洞裏鑽，尋找還未定義為不可以的空間與機會。

對於上述分析，我曾聽過這樣的回應：笨蛋！當市場交易是重複交換的時候，本來不講道德的市場亦會衍生出自我約束的秩序；當考慮到長遠利益(例如建立品牌，爭取信任)的時候，短視的機會主義行為便會受到約制。這種回應未有考慮的問題是，(一)市場可以出現——而且不止是在短期——獎勵機會主義的情況；(二)市場競爭會將參與者的行為推向兩極。在出現崩盤之前，市場並未有發出叫人收手的信號。現在，於發生「金融海嘯」後所提出的忠告，基本上都是事後的「真知灼見」，而不是事前的預警。將問題歸咎於個人的貪婪(並視此為人性，因此只可盡量減少發生的機會，別無他法)，更是差勁的解釋。

社會學分析的出發點，是現實中的市場均嵌入在社會制度環境之內，而它的運作必然地包含社會性。Durkheim強調所有契約都包括了設定契約之前的元素。他的意思是無論契約的條文如何精密，它始終不可能滴水不漏，將一切漏洞堵塞。契約關係如何運作，要視乎在契約以外的社會關係和道德規範。Weber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個題目時，雖然並非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但他的分析卻包含了這個意思：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是建立在前資本主義的道德與價值的基礎之上。Bell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論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文化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文化中約束個人的元素均來自前資本主義時期，而它們正不斷受到市場中交易和消費活動所衍生的價值與期望所衝擊。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也不一定能夠——產生可以支持這個制度長期運作下去的道德規範。直接的說，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市場機制以外的文化規範來幫助它保持某程度上的(雖然並不穩定和不變的)平衡。

「百年一遇」危機比沒發生好

雖然這樣說像是講風涼話，但出現了這樣「百年一遇」(真的是百年才一遇嗎？)的經濟危機，可能還是比沒有發生的好。它提醒我們在過去20多年裏奉市場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標準是何等危險。今天大眾所指摘為投機取巧的人物，昔日曾吹捧為金融奇才、wiz kids、大學生的模範。今日大眾視為不務正業、經理「虛業」的所為，曾幾何時理解為可以創富的財技。現在人人破口大罵為不擇手段的所作所為，曾經是不可多得的創造力和冒險精神的表現。而在爆發「金融海嘯」之前，社會上上下下各界都想盡快趕上這些快速擴張的經濟機會，在此以外的均貶為次要。大學教育、青年領袖培養等等，無不以當時金融市場的方向、標準、要求為參考，丟下舊有的人文價值，緊貼市場需要，栽培wiz kids。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資本主義社會對市場放下了戒心，而且還恐怕未能全面釋放它的能量，盡量以它為標準，除去規範價值所造成的阻力，具體表現為金融信貸和財務槓桿的無限擴張，而結果就是一次大崩盤。

對於當前的「金融海嘯」，我們需要人文的反思。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