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永欣 - 真誠的討論

明報   2016年8月24日

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梁振英更把港獨比作「毒品」，說自己經常呼籲年輕人遠離毒品，並認為任何有教育責任的人，都應對年輕人表達清晰「反港獨」的立場。他的追隨者即說：非常反對將港獨議題放在校園討論！但亦有較開明的建制派表示，港獨不應進入校園，但不能禁止學生討論。

這場戲漸漸由不准「討論」港獨演進至反對「鼓吹」，但我看問題依舊，理由是師生間若要真誠地「討論」問題，就要有開放的胸襟，不能預設結論，縱認為自己極有道理，也要用謙卑的態度，從對方的思路和角度看問題，並保留最終可能被對方說服的可能，否則討論變成虛偽的說項，失掉意義。一早把門關上，像梁振英說清晰地表達「反港獨」立場，誰會跟你討論？此外，把刀架在老師的頭上，要他們擔心「討論」隨時會被視作「鼓吹」港獨而失掉教席，誰願承擔這樣不公平的風險？最終「港獨」只變成一種言論禁區罷了。

談到吸毒，教育局從沒有威脅吊銷教師註冊來解決校園毒品問題，這是由於大家對毒品有共識，不會有老師「鼓吹」吸毒；這亦同時反映「港獨」問題缺乏共識，當權者只好耍威嚇手段完事。校園若出現毒品問題，內行人都知道不能單靠表達立場，或教學生說句「向毒品說不」解決 ，輔導工作總涉及找出學生吸毒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心理因素。由此推演，若以毒品喻港獨，那麼製毒的機關還不是那漠視年輕人民主訴求的政府及其高壓政策？光喊禁毒不揖毒，行麼？

龐永欣 -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明報   2016年8月17日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龐永欣 - 煤礦坑的金絲雀

明報   2015年11月11日

美國已在1978年禁售含鉛油漆，但舊屋含鉛，例如舊鉛喉、含鉛油漆造成對兒童的毒害，仍揮之不去，2000年仍有2.2%嬰幼兒血鉛超標（0.1 ppm）。

由於完全清除鉛的成本太高，政府退求「減鉛」辦法。美國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就曾在90年代進行過一項研究，在Baltimore舊區招募108個家庭，為其家居提供不同程度的減鉛措施，並監察孩子的血鉛狀況；結果有兩名孩子血鉛上升，其餘則下降。其後這兩孩的父母控告該大學，法院頒下的判詞，令大眾則目：內容指該研究既無治療目的，明知鉛有毒，仍讓孩子蒙受風險，其不道德與納粹拿囚犯作實驗無異。

學者Markowitz及 Rosner曾著書分析上述個案的背景始末。他們指出，公共衛生政策如何，並不全賴科學知識，還要看誰有辦法在議會和法庭找代言人（advocacy） 。大企業經常僱用「專家」為其利益發言，例如稱鉛已存在於自然界，故推論汽油含鉛亦無礙健康，政府不應干預；有些攻擊和排擠研究血鉛的科學家，令他們無立足之地。這些人先把問題政治化，卻反指摘別人炒作把問題政治化。兩學者還指出，政府拖拖拉拉，不積極除鉛，只進行觀察，猶如把兒童當作「帶進煤礦坑的金絲雀」，以雀的生命作示警工具，然而，受鉛毒影響的多是低收入、住舊區的黑人和兒童，而非貴價房屋或中產白人地區，故做法涉階級和種族岐視。

香港鉛水問題尚待解決，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者若不要掉進美國遇過的困難，可讀讀上述著作。

G. Markowitz and D. Rosner (2013) Lead Wars: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Childr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龐永欣 - 示威遊行的作用

明報   2015年10月14日

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任命，若沒有學生馮敬恩的揭露，就只得主席「符合港大長遠利益」一句話。為甚麼這就是符合港大的長遠利益？港大的長遠利益何在？實在不明白。然有人這樣說：只要程序不出問題，輸的就要服輸。按這道理，曼德拉遭南非白人政府拘禁，也是按足審訊程序的（著名的 Rivonia Trial），曼特拉輸了，坐牢27年，難道他天天都在寫「服輸」二字？

一石激起千重浪，港大2000師生靜默遊行，再有4000人中山階集會抗議，當權者毫無回應，還再行使其任命權，讓明顯政治歸邊者進入嶺大當校董。他似乎很清楚，權在我手，就可以順着程序規章，隨心所欲，管他甚麼踐踏香港核心價值和公義。

我曾在港大任職多年，記憶所及，對上一次的大規模師生校內遊行集會，是1989年的6月（雖然今年還有紀念集會）。當年萬人空巷，群集黃克競平台，慷慨發言的除師生外，還有王賡武校長。我還清楚記得，曾在邵仁枚講堂口吐真言的，還有今天當特首的梁振英。想不到當年的集會支持遠方學運，20多年後的集會，是要守護自身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從前教書時常對學生說：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示威遊行是民眾表達訴求的合法工具，因為影響選情，政府會重視和回應；只有在專制獨裁社會，政府才不予理睬，甚或視為打壓對象。當然，那是97之前，我和學生都沒有體驗過真正的民主開放社會，只寄望將來；將來變成了今天，示威遊行對政府有多少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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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永欣 - 談博士

明報   2015年9月9日

港大「等埋首副」風波中，對陳文敏攻擊之一是他不是「博士」，因此認為他的學術地位不足出任港大副校長。

所謂博士，一般是指「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簡寫Ph.D.）。要完成這學位，須在某學術領域內（不必是哲學）做原創研究（original research），呈交論文，經校內外委員評審合格方可。大學也有非Ph.D.的博士課程（如教育博士Ed.D.、工管博士DBA），並不要求原創研究，學生只要完成學分課程，做點研究工作，再寫篇論文即可畢業。

在英國讀法律，畢業時學位是「法律學士」（L.L.B.）；在美國讀法律，先要完成一個學士學位，才能上法律學院，畢業時學位叫Juris Doctor（簡寫 J.D.），其中雖有 Doctor 一字，但並不能稱作「博士」。

英美大學的法律學院，一般重點並不在於原創研究，而是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故很少開設「法律博士」（Ph.D. in Law）課程，偶有頒發 Doctor of Laws（LL.D.）學位，亦只屬榮譽銜，頒予捐款人或有成就者。正由於此，著名的美國大學如哈佛、紐約、史丹福，法律學院院長也只是J.D.（耶魯的法律院長縱是博士，但其博士是歷史而非法律）。沒有博士學位，並不妨礙他們升任教授、法律學術期刊的編輯，甚至總統顧問。也從未聽過這些院長因非「博士」而被評為不稱職或缺乏領導地位。

一般人認識的學位階梯是：學士、碩士、博士，這並沒有錯，但不同領域對學術地位的評審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言。陳文敏曾獲頒「名譽資深大律師」殊榮，至今還未有第二人，足以說明他的地位和貢獻，攻擊他的人還祈仰觀俯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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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永欣 - 知識物流業

明報   2014年11月19日

歐美大學開發「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可能本出於善意：假如大學的教學和評核都可以在網上進行，那麼，要實現低成本無疆界，切合任何人學習需要的環境，豈非即近實現？「世界級」的大學教育，豈非人人唾手可得？

相信上述想法是MOOC這幾年間迅速興起的原因。據說去年MOOC全球用戶達65萬人。雖然人數眾多，但成功率卻極低，例如史丹褔大學Coursera平台下的MOOC，完成課程的比率還不到5%。此外，據報學員抄襲功課的情况也十分嚴重。發生這些問題，可能是由於報讀門檻低、來者不拒、參加者不了解課程要求、單向方式教學、學生沒有得到輔導等因素。

但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若MOOC真的很成功，它將改變大學的教學模式和社會功能，及大眾對知識的看法。MOOC實行虛擬教學，操作成本低，將意味着傳統面對面的課程可能被淘汰；傳統中教師要擔任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以後教師只是知識物流業從業員，負責把知識分拆打包，傳送至消費者；以前我們相信知識需要慢慢咀嚼和內化，現在衡量知識的價值，只在於便攜、快速存取、無用即棄。大學企業化、知識商品化的步伐將會加快，管理階層最要考量的是：課程掛在哪個平台？跟誰結盟？將來能否在市場轉手買賣圖利？學術自由和研究價值等問題更形次要。

上述問題可能都是出於想像，但據悉香港各大學的高層對MOOC甚表興趣，並打算積極開發，故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斟酌。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一萬億元的學位債

2014年11月12日

【明報專訊】Ivory Tower是齣美國紀錄片，講述美國大學教育近年的情况。片長只有90分鐘，但話題太多，不夠深入。然而，預備把子女送往美國升學的父母，應該看看。

美國上世紀推行普及大學教育，經費由國家負擔，學生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上不到大學。但隨80年代右派經濟思維興起，政府縮減資助，大學縮減獎助學金，並增加學費。無法負擔的學生，只有借貸一途，待畢業後分期攤還。

大學認為學生都相信，學位是將來前途的投資，不會嫌貴；因此，各大學為廣招徠，不但不會節省支出，還猛建新樓增加設備，鬥多鬥豪，然後加費。70年代非私立大學學費每年約千元，但時至今天，已增至平均3萬多，學生畢業時平均欠債10萬元，全國欠債總額已達1萬億元！

但那邊廂美國經濟不好，不少大學畢業生連廁所清潔工也找不到，何來還款能力？有說這將發展為美國自房產塌市後的另一場金融債務危機。也有人開始懷疑，以學費和所花時間而言，大學教育是否物有所值？

懷疑的另一原因是：大學認為學生追求的只是學校的名氣，因此各大學只緊張教授的研究和地位排名，教學則交由助教或兼職人員擔任，只在課程完結時派張問卷，調查一下學生滿意度便算。為求討好學生高抬貴手，這些教師都不敢有嚴格的學術或功課要求，給分從寬。有研究指出（例如Arum & Roksa, 2011），學生入大學後學問並無寸進，不少畢業生還未上過要讀40頁書或寫20頁文章的課程。大家默默地進行文憑買賣，大學已不是「學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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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永欣 - 遷怒於通識科

明報   2014年11月5日

據聞政府對大批學生參加佔領行動，遷怒於通識科，認為該科涉及香港政治內容太多，應予削減。教育局隨即發聲明否認。然而，課程發展處剛向通識科老師派發的備課參考資料中，卻有多項時政議題建議被刪去，在「今日香港」單元的四十多頁簡報中，大幅刪改多達二十處，是該科六大單元之冠。

2000年推行教改以來，高中通識被列為「核心科目」。該科指引說教學要以問題為本，鼓勵學生自主建構，培養共通能力、高階思維。但推行以來，問題繁多，我從前已說過，不贅。究其根本問題，在於只懂借用時髦詞令，缺乏課程基礎，無視學生的本科知識是否足夠，因此容易流於常識淺見，學生難獲得系統知識和真知灼見。

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該科有能力煽動學生。學生的政治教育，最大來源莫過於每天眼前可見的政治事件。例如，田北俊因公開說句「特首應考慮向中央請辭」，竟成為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的理由，連他的胞弟也不敢替他說句公道話，那還不是最公開最具說服力的政治教育，說明甚麼是以言入罪及其可怕？

回顧歷史，每當社會出現困難，政客常將之包裝為教育問題，算在教育的頭上。97前如是，97後如是。從前學生對政治和周圍冷漠，乃是教改原因之一；2000年《終身學習全人教育》教改文件，措詞是期盼學生「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然而，今天學生稍有政治醒覺，願為爭取真普選抗爭，政客又說成是學校課程煽動！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可能與不可能

2014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喜歡物理學的朋友，可能認識加來道雄（Michio Kaku）這名字。他是個日裔美籍物理學家，數年前曾拍過一輯《不可能的物理學》（Physics of the Impossible）片集。他解釋科幻小說中的隱形斗篷、時光旅行、光劍等東西，從理論上均可成立；片中他又訪問科學家，展示多種原型（prototypes），雖然這些都是未完成之作，卻說明「科幻」並非完全不可能實現。

數學運用「機率」（probability）研究事物的可能與不可能。機率低代表事情的可能性低。不過，數學上又有一條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即只要有足夠的機會，極低機率的事情仍可發生。

在社會事務上，認定甚麼事情可以改變或不能改變，經常影響人的視角立場；有人認為社會事物受「光向直行、水向低流」般的定律規管，因此常以「不以人意志而轉移」、「不存在這問題」等措詞描述一己的立場和好惡，並由此推論反對者的結果。例如，前大學校長指罷課改變人大決定不可能，機會近乎零，因此勸學生省點力；政府首長和一眾高官亦以「存有論」（ontological）口吻告誡市民：政改方案不可變，因此可變的只有反對者。

上述的一番話並不是鼓勵罷課和佔領行動，而是想說明「教育」的本質。學校裡我們既要教導學生認識物理學和數學等知識，令他們明白事物背後的原委，認識甚麼是極可能或極不可能，但同時不能不鼓勵學生超越現實的局限，培養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理想、夢想、幻想，是生活和學習活動意義之源，也可能是為甚麼加來道雄的《不可能的物理學》這麼好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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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永欣 - 官方的「公民抗命」教學指引

2014年10月8日

【明報專訊】在2011年，香港教育局曾向全港學校派發「法治與《基本法》」教學指引，其中談及公民抗命。教育局是希望我們這樣教導學生的：

第32頁標題是：「『公民抗命』是否違反法治精神？」結論第一段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人們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透過拒絕遵守某一條法律，喚起民眾或輿論的關注和認同，從而向立法者或政府施加壓力，期望能修訂或撤銷這些法律。公民抗命可以促使政府改善法律不公義的地方，進一步鞏固社會的法治基礎。」這章的內容還談到印度甘地「食鹽的長征」，甘地帶領群眾到海邊自製食鹽，故意違反鹽稅法。甘地最後被捕，但他並沒有反抗。

第34頁問：「甚麼是公民抗命？」並列出四大要點：曾嘗試從其他途徑要求修改不公義的法律；無效後以和平、非暴力、理智方式抗命；只針對法律中不公義的地方行動；準備認罪及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包括坐牢）。

由此可見，教學指引不但沒有否定公民抗命，還給予非常正面的描述。指引只提醒大家不要濫用公民抗命，否則社會有可能大亂。但我個人最欣賞的，還是指引對「公義」一詞給予這樣的定義：公義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每個人合理應得之分；抗命以別人和整體社會合理權益作考慮，而非一己之私出發。

請判斷今天香港的「雨傘抗命」有多少跟教學指引的「公民抗命」理念相符？是否濫用？有真正選擇的普選是否才符合「公義」？是否每個人合理應得之分？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推薦閱讀：香港一名資深記者回覆朋友的一封信：「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中國已異化成一個權貴統治國家。」

龐永欣 - 琴瑟和諧

明報   2014年7月30日

學生有不同的性格，有好動的，文靜的，愛獨立的，愛跟同伴一起的，我們都會接受。但也見過情緒極端的，經常充滿敵意的，愛打人的，終日咬手扯頭髮至皮破血流的，就知道是超乎性格差異了。據經驗，學生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往往跟家庭父母有關，不少父母卻拒絕承認問題源自家庭生活。

明顯的家庭問題，例如父母酗酒和家暴，社會上談論得多。但有些隱性的家庭問題，影響孩子的成長，卻沒得到重視。其中一種相當普遍的問題是夫婦間的沖突。夫婦間偶爾口角難免，可是很多夫婦不明白，他們經常冷戰或惡言相向，縱使不涉暴力，也足令家庭處於緊張狀態，令年幼子女惶恐擔憂。更差的情況是，父母以子女為磨心，在他們面前力數對方不是，進行拉攏，令子女無所適從。其實，兒童很難解決成年人間的糾紛，尤其是父母的糾紛，留在家裡就像被關進籠裡看困獸鬥，只能自責無力斡旋，甚至以為自己才是問題的根源；也見過學生不願上學，要留在家裡看管父母，怕他們吵架出事。

研究顯示，家庭長期處於緊張狀態，與青少年患上焦慮症，躁鬱症，強迫症有關。遇上上述情況，學校能做的不多，只能對孩子疏導包容。不少父母都說，為了孩子好，願意戒煙戒賭，卻不知道琴瑟和諧，締造安穩的家庭氣氛，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我只能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為了子女的幸福，夫婦間必須努力化解這些沖突，若解決不了，應及早求助。

龐永欣 - 鹹魚與夢想

明報   2014年7月2日

教育界泰斗Maxine Greene上月去世了，終年96歲。Greene是教育哲學家、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學者。她的文章經常以文學、藝術談論教育的意義，探討生命和自由等問題。

去年考評局的報告，曾提及有考生在中文科答卷中把電影對白「做人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沒有分別」誤引為「古語」，惹來一陣訕笑。但究竟夢想是何物？在教育裡為何重要？似乎很少人談及。

Greene在著作裡經常談論夢想。她認為人如果不想埋沒在制度的冷漠（apathy）裡，就要有夢想，一心有所追求。在教育裡，不少教學問題，解決方法還在於質疑一般見識的智慧，打破常規，發揮想像力，從而構思那些似不可為而該為的事。只有這樣，當老師才能看出學生還未發揮的潛力，完成育人的使命。

Greene相信，時代進步還在於大家敢於想像。例如，曾幾何時，我們還認為兒童無知，不可能明白世事，今天卻相信兒童的世界充滿意義，甚至樂於閱讀他們寫的詩歌和故事。這些改變並非由於我們思考技術進步了，而是因為我們願意運用同理心，作易地而處的想像。也是由於敢於夢想，我們才會堅持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必須改變，創造出更合乎人性的處境。例如，從前的白人認為，有色人種都是智力低下的民族，今天這種想法改變了，這是由於我們能想像出這樣的一個新世界：人生而平等，不論膚色宗教都獲得相同尊重。

也可能是由於夢想，六四過去25年後，我們還要上街悼念，堅持平反。沒有夢想跟一條鹹魚沒有分別，這話雖然不是古語，卻充滿哲理。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公民抗命

明報   2014年6月11日

1955年美國蒙哥馬利鎮的黑人Rosa Parks女士，因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最後罰款14美元。當時的法例是：白人登上巴士坐前面，黑人登上巴士要坐後面，若車坐滿了仍有白人上車，原來坐的黑人要站起來，給白人讓座。Rosa Parks的抗爭最後發展為一場全國性反歧視民權運動。不錯，Rosa Parks就是知法犯法了，但那是種族歧視的惡法！

今天，Rosa Parks事件被定性為「公民抗命」。哲學家Hannah Arendt曾說：公民抗命者不應被視為罪犯（criminals）：一般罪犯最怕的是曝光；相反，公民抗命者是要堂堂正正地爭取公眾的眼睛。

不可不知的是，Rosa Parks事件不但載入史冊，還跑進美國中學課程裡。美國學校《公民教育課程綱要》（1991）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一種觸犯法律的行為，但那是一種經深思熟慮、公開、真誠、非暴力的抗爭；參與者願意承擔責任，接受處罰。他們的抗爭，是要向不公義的法律挑戰，目的是尋求比法律更高的原則和理想。

由於違法，不是到了最後關頭，不可輕言公民抗命，但因為公民抗命者尋求的是公義而非私利，稍有胸襟的文明政府都不會過份打壓，一般是與抗爭者事前商討，盡量包容。香港的佔中運動，能否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和標準，還有待觀察；但政治官員、附庸，以至警察首長單以一句「佔中不可能不違法」予以否定，就是對公民抗命的無知。當然，最令人難過的還是教育局長，他只懂用威嚇言詞警告教師學生不要參加，好像完全不明白公民抗命是教育上的一道敏感難題。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惡劣的工作教育

明報   2014年2月12日

一名世侄女從外地大學畢業歸來，最近獲某著名會計師樓聘用為審計員，大家都慶賀她找到好差事。可是，從她口中知道，她每天都要加班，經常工作至凌晨三點才能下班，回家抱頭睡幾小時，又再上班去，周末也得拿工作回家裡做。由於超時情况嚴重，部份跟她一起新進去的同事，捱不過走了，但工作只會再攤分給餘下來的人，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還有，加班是沒有加班費的。行內稱這為「食鐘」：即無力議價的僱員，為了滿足上級訂下的工作死線，自願無償加班。當然，公司成本因此降低了，產品或服務價格變得更富競爭力，利潤提高了；但似乎沒有人想過，這是種不人道的剝削制度。

世侄女的父親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也是個會計師，早年亦曾在「大行」捱過這種長年加班的工作，卻認為這是種磨練，並給他最豐富和廣闊的經驗，因此不介意女兒隨其腳步。况且，一方願打，一方願捱，何剝削之有？

今天不少人批評90後僱員缺乏工作道德，不懂得應付困難。然而，要人長期每天連續16小時的工作，又究竟是甚麼工作？相信這不會是要求高階思維、發揮創意、令人心滿意足的工作。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何來反思？沒有反思，何來經驗？再者，這明明是種有損身心健康的制度，要剛進職場的小伙子這樣幹，還不是令她對「工作」產生最壞的印象？這是不是種惡劣的「工作教育」？也許正是這種工作教育，令行業不明文的「食鐘」制度得以代代相傳，成為傳統文化。（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傳統名校轉直資

明報   2013年5月29日

直資制度的本意是要讓參與的學校多一點自由，包括收生、編制、學費、課程、教學語言等，也希望給家長多些選擇。十多年前出現的首批直資學校多屬新建校，辦學團體希望利用直資彈性，更好地追求某些辦學理念，辦一些有特色的學校，故有標榜創意教育、音樂教育、特殊宗教背景等。這些學校的特徵是，必須爭取家長的信任，學校如收不到學生，就沒有收入，面臨淘汰。

近年直資制度的發展有兩大特點。其一是直資校可享有的自由逐漸減少，例如，學費受嚴管、學校必須教本地公開試課程等，餘下來的就只有收生、編制、教學語言三方面的自由。另一大特點是傳統名校轉直資，且學費愈來愈貴。

說傳統名校轉直資後可以更好地實踐辦學理念，真能入信？首先，一般直資學校已沒法擺脫本地考試，課程創新空間有限。其次，這些學校皆已實行英語教學，根本毋須行使教學語言的自由。其三，學校不愁生源，學位求過於供，學校必須遣走某些申請者；轉直資後學校可退出派位機制，把學額分配給舊生子弟關係戶，形成世襲制。其四，這些學校大都收費昂貴，縱有減免措施，亦難令清貧子弟安心求學。

香港的傳統名校，多已有寬敞的校舍。有說轉直資的好處是可以有錢多建樓房、泳池、購置設備等。然而，這些設施只會令門檻更高，清貧家庭望而生畏。也有說部分傳統名校要轉直資，是要借此更新校政，若是如此，亦似應從現有校政缺點方面着手，轉直資並非對症下藥的方法。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三種愛國主義

明報   2013年1月16日

不少人有如此看法：人會先愛至親，然後才會顧及他人，這是自然；愛國就是先愛自己的國家，或者愛己國比愛別國多一點。故問：愛國也不是自然的事麼？

學者Joseph Kahne對此有以下回應：人的自然情感（raw emotions）很多，但有好壞之別，有些（如嫉妒、自私等）不但不值得推廣，還應設法去掉。因此，問題不在於情感是否發乎自然，而在於應否肯定。從歷史看，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都會要求學校教學生愛國，但老師有更重要的職責：教導下一代追求民主理想。我們若要教授愛國課程，必須先看其內容是否有利於社會的民主發展。所謂民主，杜威這樣說：「民主」的重點在於對異見的尊重，並利用公開的參與來凝聚社會對未來的共識。

Kahne把愛國主義分為三種。其一是「盲目的愛國主義」，即強調忠誠，歌頌國家偉大，反對批評，重視象徵性禮儀（如宣誓效忠唱國歌等）。其二是「具建設性的愛國主義」，即按國家所宣示的理想，討論甚至批評政府的施政，是其是非其非，把愛國變成一種令國家完善的力量。然而，上述兩種愛國主義均可以在茶餘飯後以高談闊論方式進行，不一定付諸行動，因此，Kahne稱第三種愛國主義為「實踐的愛國主義」，即把愛國的熱忱化為行動，如踴躍投票、參與群眾運動、理性表達政治訴求等。

Kahne認為，只教導學生愛國很危險，老師必須同時教導學生明白「愛國」與「民主理想」的關係，和實踐愛國的重要，以免學生淪為盲目的愛國主義者。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業績主義

明報   2013年1月2日

英國教育學者StephenBall在戴卓爾夫人年代曾說過，隨著教育商業化和市場化，現今的教育制度已由從前的「科層管理」（bureaucracy）逐漸過渡至「業績主義」（performativity）。科層管理是利用規章制度，上令下行，但這方法每令員工曲解命令或陽奉陰違。「業績主義」則鼓勵同儕間競爭比併，看誰的業績最好，然後賞勝罰敗，汰弱留強。因此，在中小學界以至高教界設置各種「評審」、「指標」、「排名榜」，就如陸鴻基在《心靈何價？》中說：目的是令人把「業績」內化為一己的榮辱。這方法厲害，因為靠的不是指令而是心理操控。

業績指標如何訂定？當然由掌權者話事，若受質疑就推說只是依從國際標準辦事。但所謂國際標準，正是一種把教育去掉地方特色，漂白為跨國市場的工具。澳洲學者Allan Luke以「大學排名榜」為例，提及他曾參加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會議，他發現與會者除了大學人員外，原來還有很多負責招募外國學生的教務長、市務代表，大家都設法令排名「標準」利己，不然就按新出爐的「標準」調校自家的課程，以便行銷。Luke認為研究也好，教學也好，本應以當地的文化、語言、學術傳統作基礎，但大學為逢迎「國際標準」，追逐排名業績，結果令課程以至教科書都趨向一律化，難怪某跨國教科書出版集團是會議經費的贊助商。

最不幸的是，大學裡不乏權重飽學之士，明知所謂「國際化」競爭最終只會助長學術界的霸權主義，卻無動於衷，甚或為「業績」賣命。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龐永欣 - 抽起「當代國情」之後

明報   2012年9月19日

政府說不能撤回整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指撤回等於撤科，撤科等於禁止學校開科。這種說法謬誤重重，不必多說。政府的辦法是從《指引》中抽起「當代國情」部份和相關的評估。誠然，「當代國情」是最受爭議的部份，但抽起後對整份《指引》有甚麼後果和影響？相信當局還未小心想過。

重看《指引》，「國家範疇學習目標」下有四大學習主題，「當代國情」是其一，其餘主題為自然國情、人文國情、歷史國情。

《指引》首章的「概論」和次章的「課題架構」，非常強調「國民身份認同」。既然這些部份不予修改，抽起「當代國情」後，「國民身份認同」就要交由餘下的自然國情、人文國情、歷史國情三個主題落實。這種國民身份認同，是否意味著返回董建華時代鼓吹儒家思想、傳統價值的「文化民族主義」？如果是，這種身份認同將無法與中國政治和時事連接，更不利於討論民主和法治等議題。再者，沒有了「當代國情」，文件中所謂「樂意為國家發展及國民福祉作出承擔及貢獻」的學習目標又如何落實？

單是抽起「當代中國」，不但損害了《指引》的內部一致性，還令「國民身份認同」變得名實不符。其實，貫串整份《指引》的一大錯誤，如曾榮光所指，是把state（管治國家的權力組織）與nation（民族）混淆，兩者都稱作「國家」。愛國不等於愛黨愛政府，是港人的核心價值。把整份指引撤回，重新思考國情教育，才是正路。

龐永欣 - 「公民教育」變「國民教育」

明報   2012年8月8日

Vic：這是一個喪失基本誠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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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於2007年成立由劉兆佳教授領導的「國民教育專題小組」，該小組於2008年提出推行國民教育報告，其中第59段說：「小組參考了法國、美國及澳洲在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這些國家側重於公民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公民觀，當中與國民教育相關的策略概括如下……」這報告尚算尊重事實，承認「公民教育」才是各國的教育重點，只由於小組的偏愛在於推廣「國民教育」，故沒有詳述各國公民教育的內容。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去年製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曾引用上述報告作權威依據。《諮詢稿》第1.4.6段「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這樣說：「國民教育專題小組發表報告……列舉法國、美國及澳洲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作為參考。整體上，這些國家推行國民教育，均側重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和公民價值觀的培育……」該段文章最後還以「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方向，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相若……」作結。

劉教授的報告明明說「各國均側重公民教育」，《諮詢稿》引用時為甚麼會變成「這些國家均側重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這一點我在去年5月曾以「魚目混珠」為文指出過，但本年4月課程處把《諮詢稿》最後寫成《課程指引》，卻沒有更正。原以為課程處可能是大意弄錯，現在卻逼得相信，主事者要完成的政治任務壓力太大，不得不做點滲漏動作，以便營造「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的假象。

馬傑偉 - 那張龍椅太搶眼

Vic：如此學術殿堂！

2011年8月24日

【明報專訊】程介明教授在報章撰寫長文，指李克強於港大慶典所用語言，撇開政治八股，是官場罕見；又指平反六四，並不是與中國官員對話的前提。所言甚是。在情緒強烈的正反評說之中，程教授的分析能讓激動的旁觀者再思事件的複雜含意。

言詞歸言詞，行動更響亮。那張龍椅太搶眼，警員推倒學生太赤裸，眼見圖像，畫龍點睛，超越論說的層次，把眾星拱月的現實說得太具體了。欲辯忘言。那高高龍椅將會深刻留在記憶，揮之不去。

洪清田前輩的文章，用字造句可說是奇峰突出。他的鴻文副題「招孫中山『完整知識』魂」，不好讀之餘亦有點不知所云。但他文首一段，指港大百年慶可作人類學的禮儀分析，則是可圈可點，引人入勝。巨椅高高在上，在殿堂正中央，台上嘉賓一級一級相伴在則，政要官商地位顯赫，教授在背後撐場。前港督衛奕信謙謙學者，沒有丁點兒述說殖民往事，得體地尊重大學文化。又正如洪清田的分析，中、英、港，層疊交錯。禮儀是抽象價值的具體呈現，誰站在哪個位置說什麼話，哪些人被邀請哪些人排斥局外，神聖不可侵犯的禮儀場地如何以武力圈出「聖地」，這些價值毫不含糊的宣示主權。故事再清楚不過——中國領導以客為主，地方官其次，地產富商平起平坐，教授在旁讓出舞台，警方確保領導人尊嚴，把異見聲音以武力壓倒在視線以外。政權全權在合法武力的保衛之下，安然進駐國際學府的正中央。雖然程介明前輩的鴻文題為〈學術殿堂不容褻瀆〉，但整個禮儀就在眼前，說出一個政權全權的實體。至於這個以客為主的安排是否褻瀆，也許正如李少光所言，實屬見仁見智。


龐永欣 - 百份百的政治活動
2011年8月24日

【明報專訊】李克強出席港大百周年典禮，示威學生被禁錮，徐立之校長認為自己未能防範事件發生，登報道歉，並承諾恪守港大自由、開放、多元化傳統。由此看來，徐校長仍不失為勇敢和有覺悟之士，值得敬佩。

不值得敬佩的倒是他登報道歉的前一天，由某高層教授向外界發表的文章。內容指港大從來都只是「學術殿堂」，不是「政治性」大學，李克強的講話也「沒有一點政治話語」，因此典禮並非「政治活動」，若有人由此判定大學是逢迎北京政府，就是武斷，或是犯上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或是由於個人解不開「六四」情意結所致。

但眾所周知的是：李克強並非甚麼「學術殿堂」級人物，他的談話雖然沒有使用政治術語，內容卻沒有半點學術價值。那麼，他憑甚麼當上典禮台上的發言嘉賓？為甚麼台下坐得滿滿的並非港大師生，而是香港的最高級官員、政客、富商、權貴？警方的佈防為甚麼如此森嚴？答案只有一個，此君是個在政治上有權有勢的人。說這不是政治活動，講不通！

其實，大學需要搞點應酬式的「政治活動」，誰也理解，但首先是要實話實說，不要自欺欺人，指鹿為馬；其次是不要規格太高，以免惹來「諂媚奉承」的誤會；其三是要讓反對者的聲音有足夠的表達，更不要聽見別人叫句「平反六四」就說人家患上情意結，甚至要拉要鎖。要知道，「平反六四」這句話還代表了對祖國社會當前種種腐敗踐權、不公不義現象的憎厭和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