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7日 星期日
張文光 - 聆聽的溫柔
2013年4月26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不信任票
2013年2月13日 星期三
張文光 - 勇者不懼
2013年1月17日 星期四
張文光 - 人間地獄
2013年01月15日
【am730訊】印度最近發生的一宗女大學生巴士輪姦命案,引發全球關注印度及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在21世紀今日,女權竟如此卑微。即使不少印巴人士早已在他鄉落地生根,父權膨脹的思維亦無因地域而改變,不少居港的巴基斯坦裔女性,一樣面對被虐打、禁錮甚至要被頒下賜死令來挽回父親的面子。協助少數族裔的香港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直認曾因協助巴基斯坦女子爭取自由結婚而接到死亡恐嚇,要驚動立法會議員向警方求助。
香港融樂會主力協助在港少數族裔族群,總幹事王惠芬尤其幫助不少南亞裔少女爭取女權,可惜成功的例子不多。最近印度發生輪姦案,喚起世界關注當地女權問題,也令王惠芬非常感慨,她說,千里之外,在港的南亞裔婦女,在社群內的地位卑賤,其中以巴基斯坦情況最惡劣。「我要重申一點,呢個唔關宗教問題,唔關回教事,可蘭經都教人關愛家人,但時至今日佢哋女性地位卑微,係因為父權膨脹所致,呢種大男人主義包裝成宗教,藉此唔俾外人介入。」
除了死別無他法
「我好驚真係會發生,帶埋個女仔去警署備案,但個阿Sir話個女仔未死喎,無乜嘢可以做,我話:『如果死咗,就係命案,唔係備案啦!』我又帶佢去社署嘅婦女庇護中心,但佢哋話個女仔無穿無爛又唔係俾老公打,唔收容得佢。」結果,王惠芬向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求助。
「我本來準備去巴基斯坦參加另一個我睇住佢大嘅男仔結婚,買晒機票,然後收到一位地區領袖電話,佢劈頭問我做過啲乜嘢好事?又鬧我一啲都唔明白佢哋宗教文化,叫我唔好理咁多,仲問我,『你知道貝娜齊爾(巴基斯坦前總理)點死嗎?我話知,佢被謀殺。
佢再問,你想似她嗎?我知你下周六去伊斯蘭堡,我只須一百元,就可以殺了你。』」融樂會董事會得悉事件後,勸她千萬不要出發。
事發至今3年,小情侶堅持不離不棄,少女最終背負不孝之名,與父母脫離關係,一同脫離族群,去新界偏僻地區居住,今年18歲,已是3個孩子的父母了。「呢個係罕有例子,今時今日有好多女仔一到15歲就被安排結婚,佢哋反抗,向我求助,結果被禁錮,無幾耐就被送返家鄉,有啲我再見番時已經大咗肚。因為盲婚啞嫁,衍生好多家庭問題,動輒打老婆。
我試過好多次去做家訪,女人一講嘢,個男人就用個鐵兜、用張摺凳車落去,話個女人無經批准擅自開聲講嘢。」
父母安排近親通婚
盲婚啞嫁還衍生另一個社會問題。為求讓至親好友也有移居香港的機會,不少父母選擇子女近親通婚,與表哥或表妹結婚,懷疑因此而出現學習障礙甚至智障的下一代。
路德會啟聾學校校長吳育珍承認,該校16名外籍學生中有11位是巴基斯坦裔,都是在近年大幅上升,「佢哋無提及係咪親戚,但都係住埋喺附近。」
在香港土生土長、正在大學就讀社工系二年級的巴基斯坦裔Azir Khan亦承認,近親通婚在上一代很普遍,「傳統係要跟父母之命結婚,父母唔想子女同啲唔識嘅人結婚,於是選擇圍內人,譬如舅父個仔或姑媽嗰女,以前以為小朋友曳或蠢係必然的,近年接受教育多咗,開始明白咁係學習障礙,開始醒悟及求助。」Khan亦透露巴基斯坦裔在港的家暴問題曾經很嚴重,「傳統要返家鄉同當地人結婚,大家相隔兩地,結婚前唔識,好多背景差異,家庭問題就衍生,去到依家第三代,兩地接受教育嘅人多咗,情況終有改善。」
2013年1月2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太荒唐了!
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燃燒的西藏
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張文光 - 微笑局長的手表
2012年10月1日 星期一
張文光 - 君子之風
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張文光 - 人類大惡
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
張文光 - 蒼天有眼
2011年8月20日 星期六
張文光 - 曾偉雄的恐怖襲擊
2011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李克強訪港送大禮〔Vic:各位,不要再講「送大禮」了,那只是中共籠絡利用香港。北京不斷「送禮」,香港低下階層只會越窮越見鬼;不斷「收禮」,香港人自治自強精神也只會日漸萎縮〕,本該贏得香港人心,但香港公安曾偉雄,卻以警權凌駕人權,為李克強製造民憤,將好事變成壞事。
曾偉雄竟然借李克強的旋風,轉化為警方對市民的恐怖襲擊,每天出動了3000警員,超過全港警隊人數的十分之一,凡李克強旋風所及之處,政治堅壁清野,示威萬馬齊瘖,社區警隊橫行,校園如臨大敵,記者欲問無從,這是香港回歸以來,從未有過的恐怖現象,讓港人不寒而慄,一夜變天為公安治港。
香港是一個文明的國際都會,怎能容許這樣張狂的警務處長,以「沒有政治考慮」之名,厲行恐怖的「警隊專業暴力」,變相對市民、學生、記者和請願者作恐怖襲擊?
像麗港城穿上六四T恤,舉起自製普選標語的市民,竟然在自己生活的屋邨平台,陷入警隊自設的「核心保安區」,被不知名的「黑西裝友」抬走,這樣的行徑似足黑社會綁架,卻沒有半點親民的真情與至誠。
像民主派議員出席李克強的晚宴,已通過所有的安全檢查,被安排在偏遠的角落,仍有着眾多而顯著的便衣保安圍堵監視,防止民主派議員突破保安網羅,走近保衛森嚴的李克強主家席,讓晚宴笑語背後藏着肅殺之氣。
像政府大樓的開幕禮,像偷偷摸摸的快閃黨,刻意誤導傳媒和請願者,以為李克強會從政府總部大門進入大樓。於是,人們各據大樓對面天橋,遙遠地採訪和吶喊,但李克強卻被安排在更遙遠的特首辦大門進出,讓所有人都撲空,成為沒有對象的報道與請願。
他不是一個適合的警務處長
但最令人傷感與憤怒的,肯定是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人丁本已單薄的請願同學,未起步已被警隊重重包圍,自由的大學校園變成警方耀武揚威之地,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李成康,距離會場150米之遙,不足3秒已被近20名警員和保安強行推回後樓梯,最後連同聲援的幾個同學,被警方強行禁錮一小時,直至李克強離開港大才釋放。
儘管港大校長徐立之,事後發表補鑊聲明說,不接受港大邀請警方接管校園的說法,但在眾目睽睽的傳媒之前,在眾多學生受辱之後,徐立之的說法已失去大學校長的尊嚴,與警務處長曾偉雄在港大校園的張狂異曲同工,誰能想到孫中山的母校,在辛亥百年與港大百年的歷史巧合中,竟出現這樣屈辱與酸楚的場面,讓學生落淚,讓校友憤慨,讓校園蒙羞?
但我們仍然要將政治的焦點,毫不保留地放在曾偉雄身上,人們不知他的行為是中央授意,還是自身的粗暴與張狂,結果卻摧毁了香港仍勉力維持的自由與寬容;他維護李克強不聽不看不接觸和平請願的虛假尊嚴,讓中央所有挺港的努力和措施,轉化為香港人權受警權踐踏的怒吼;更重要的是,他一再以「沒有政治考慮」作狡辯,藉警隊的強橫壓制人民政治表達的自由。他不是一個適合的警務處長,他的存在是自由與人權的挑戰,將會為中央與特區政府帶來無盡的麻煩,將警隊帶往一個與人民為敵的方向,永無寧日,直至下台。
2011年6月4日 星期六
六四廿二年祭:張文光 - 燭光如海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今夜,維園升起六四的燭光,悼念八九民運犧牲的青年。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歷史焦點在於血腥鎮壓,《李鵬六四日記》透露,是鄧小平下令軍隊入城鎮壓。
然而,軍心並非鐵板一塊,更有軍人冒死抗命。
日本記者伊藤正在《晚年鄧小平》,引述楊白冰的解放軍講話,透露天安門事件中,有111名軍官「嚴重違反了軍紀」,1400多名士兵棄械逃跑。
當中,以38軍的軍長徐勤先官階最高。中國內部發行的38軍歷史,用18個字來簡述抗命:「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從來軍令如山,違抗軍令是大罪,但徐勤先拒絕帶兵進京,被軍事法庭審訊。
法庭上,徐勤先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總結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最後,他被判監秦城,5年後才釋放。
徐勤先出獄後極為低調。問起當年抗命,他直言:「沒有甚麼後悔。」儘管六四仍未平反,但人們永遠記得他的正氣和勇氣,面對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的命令,面對軍法審判仍無懼色,鐵漢錚錚,一片丹心。
軍人絕對服從,抗命絕不尋常,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曾調動東歐各國的軍隊,空降坦克鎮壓捷克人民運動。當年,波蘭的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沒有抗命,參與這不光彩的鎮壓。後來,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將這悲壯的歷史寫成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就這樣過了20年,中國八九民運雖被鎮壓,卻推動蘇東波的變天,波蘭和捷克終於革命成功。布拉格之春37周年,雅魯澤爾斯基終於說出埋藏心底的悔疚,他說:「1968年,當時身為國防部長的我直接履行了上面下達的命令,儘管意識到那純粹出於政治性動機,但仍然照做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為這個決定所累,知道它是不正確的,耻辱的,我現在向你們表達我最誠摯的歉意。」
雅魯澤爾斯基遲來的道歉,更顯得徐勤先冒死抗命,義重如山。天安門廣場青年固然偉大,但徐勤先與111名軍官、1400多名士兵的良知,絕對值得人民敬重,歷史不會忘記。
就像今夜維園,燭光如海,點燃生者和死者的中國夢,怎會忘記?
2011年1月7日 星期五
張文光寄往天堂給司徒華的信
張文光 - 一生正氣 兩袖清風2010年1月7日
【明報專訊】華叔:
一生人從沒想過寫信給你,沒有地址,只寫天堂,相信你會收到。
你收到香港人的思念,千言萬語,無盡哀思,懷念你錚錚的情操風骨,懷念你平民教育的理想,懷念你民主普選的壯志,懷念你平反六四的堅持,這一切奮鬥和追求,已成香港歷史,感動香港人心。
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豎立了紀念平台,黑底白字,莊嚴肅穆,寫上「華叔,我們永遠懷念你」,市民含淚獻上鮮花,寫下深深的懷念和尊敬。這些冒着寒冷、遠道而來的市民,更有白髮蒼蒼的長者,讚揚你一生的堅持,至死不渝的愛國。
情操以外 還有氣節
有市民寫上:一生正氣,兩袖清風,形容你高尚的情操,我認為非常貼切。無論教育還是政治,寫作還是抗爭,你都堅持人間的大是大非,一生正氣;無論生前和死後,校長還是議員,你都摒除任何的個人私利,兩袖清風。
情操以外,還有氣節。殖民地時期,你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當選立法會,你拒絕向英女王效忠;六四鎮壓後,你毅然辭去草委職務;臨時立法會,你寧願落車不做議員。但更重要的,是你領導支聯會21年,為平反六四奮鬥到底,為爭取民主貫徹始終。
每年六四燭光集會,都有你的燭光和淚水。今年六四,當維園萬千燭光搖曳,當《祭好漢》歌聲高揚,你已經離開我們,但我仍然相信,你的英靈仍在其中,與我們共度維園的燭光,與港人走過六四的長夜。如今,六四燭光,清明獻花,新年揮春,民主大遊行,中聯辦抗議,都有着我們深深的懷念,懷念我們21年風雨同路的日子。
崎嶇民主路 是一生的奉獻奮鬥
華叔,你說過:功成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堅持到底便是勝利。但我們多麼希望,那堅持到底的、必然到來的、平反六四的日子,你與我們同在一起,同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人民的勝利。華叔,雖然你已離去,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奮鬥,在平反六四的日子,一定會向你報告,告慰你在天之靈。
華叔,你說過:民主的道路是漫長崎嶇,艱難曲折。最初聽到這說話,以為是對群眾運動的激勵。當民主派爭取普選的路,竟然超過四分一世紀;當真正的普選,即使2020年仍沒保證。當我們由青年變成中年,而華叔更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才深切感受到,這漫長崎嶇、艱難曲折的真正意義,是一生的奉獻和奮鬥。
華叔,你說過:要紀念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傳揚林覺民與秋瑾的詩文。自你離去之後,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說:今日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也想起秋瑾的《對酒》詩: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如今,遺志仍在,同志仍在,長路漫漫,熱血勤珍重,請華叔放心,一路走好。
張文光
2011年1月7日
2010年11月12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2010年11月12日【明報專訊】我懷着深沉的憤懣和悲哀,聲援絕望中的趙連海及其家人。儘管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這聲音猶如黑夜的微光,但生為中國人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良心的犯罪。
趙連海的毒奶粉案是千古奇冤。若劉曉波觸及的是中國憲制,讓政府感到山雨欲來的恐懼,那趙連海不過是毒奶的苦主,組織其他無助的家長呼冤,尋求卑微的公義與人道的賠償,但卻被視為大逆不道,被拘留一年後,再重囚2年半。
三鹿毒奶曝光後,溫家寶曾以歉疚的淚光向受害家屬說對不起。他更在紐約向全世界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着道德的血液,中國將從毒奶粉事件汲取教訓。毒奶的元凶,當然是喪盡天良的毒奶商,但醜聞揭發正是奧運前夕,中宣部嚴厲管制新聞,成為毒奶氾濫全國的幫凶。若涉事官員流着同樣道德的血液,難道不應為毒奶粉蔓延引咎辭職或坐牢嗎?
劉曉波曾抨擊中宣部,說人命被奧運和諧了:「那些天,媒體上爆棚的是奧運開幕式的華美和金牌第一的驕傲,而難以計數的嬰兒及其家庭卻被蒙在鼓裏,繼續喝了一個多月的毒奶粉。」如今,毒奶商已被判死刑和終身監禁,但包庇縱容的地方官、壓制隱瞞的中宣部,大小官員仍逍遙法外。身為苦主聯絡家長,為30萬受害孩子尋求公道的趙連海,卻被判重刑,天理何在?
讓世界真切看見中國的野蠻與獨裁
趙連海「尋釁滋事」的罪名,大抵用作對付無事生非的流氓。但趙連海的罪證是什麼呢?不過是組織結石寶寶之家,在街頭接受訪問,在法院外舉起A4標語,在餐廳與家長紀念毒奶粉一周年。若這些行為都算犯罪,香港的政府總部門前,每天要拘捕多少人?雖說中港法制有別,但面對嬰兒受奶粉毒害,父母愛子的揪心之痛,是人類共有的人性人情,豈能以莫須有入罪,以重刑施於原告趙連海?
中國政府重判趙連海,明顯是向諾貝爾和平獎示威,向支持《零八憲章》和劉曉波的國人示警,強調中國的司法主權,敵視人類的文明挑戰,但卻讓世界真切看見中國的野蠻與獨裁,枉費了奧運世博的金牌與煙火。當人們在電視機前,看到趙連海孩子惘然無助的眼光,在風中舉着「爸爸回家」的薄紙;看到趙連海年紀老邁的母親,哭得肝腸寸斷的妻子,在法院門外高呼趙連海無罪;看到攝影機長鏡頭所及的法院官員,帶着權力的笑意欣賞趙連海家人的悲苦時,任誰都血脈賁張但內心傷痛。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封建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我終於明白,《零八憲章》所提倡的民主憲政和文明價值,實在距離中國極度遙遠。今天的中國人,仍為着人類最卑微的人情人道、人性人權而奮鬥,像趙連海和他的家人一樣。
2009年12月1日 星期二
張文光 -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中國仍是文明的監獄
2009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悼念剛過,差100天便是60周年國慶,劉曉波終於被捕了,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所謂煽動顛覆,不過是08年國際人權日,劉曉波發表和平的《零八憲章》,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理念,提出修改憲法、分權制衡、公器公用、聯邦共和等主張,得到國內外8600人聯署,被視為異見知識分子上書和第二次民主運動。
有異八九民運的慷慨悲歌,《零八憲章》是血火的沉澱,毫不諱言受到捷克《七七憲章》的啟示。劉曉波雖然繫獄,仍得到哈維爾頒發人權獎,光榮與悲哀集於一身。哈維爾在頒獎禮說:絕望與希望同時存在,這正是中國異見者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不如腐敗之清廷
劉曉波曾參加八九民運,鎮壓後以反革命罪入獄,兩年後寫下悔過書離開,自視為一生的奇恥大辱,懷着終身的悔疚與靈魂的拷問,每年都以倖存者的心寫下六四的救贖。劉曉波說:我還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的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違心的悔罪。我曾堅守的做人底線,早在寫下悔罪書時就被自己踐踏。
出獄的劉曉波,以更深沉的思考走上異見者的不歸路,活在軟禁和監獄的高牆裏,但牢獄不能禁止思想的飛翔,20年磨劍的《零八憲章》,寫的是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卻植根於建國60年的反思。劉曉波在憲章前言說: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人權災難。
中國民間立憲運動並非新生事物,與百年前的清廷立憲遙相呼應。當年的梁啟超曾組織政聞社,發起5次全國知識界的大請願,迫使清廷在1908年發布《欽定憲法大綱》,最後承諾6年立憲的時間表。清末10年的立憲衝突中,知識界揭竿而起,血書淋漓、斷指送行,聲勢浩大,轟動京師,震驚朝廷,但清政府卻未捕一人,未開一槍,皆因立憲是書生論政,如何能殺,殺又如何?
今天的中國卻不如腐敗之清廷,既有六四開槍在前,復有《零八憲章》拘捕在後,這正是歷史倒退的傷心處:百年革命犧牲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是民主立憲的中華,而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當《七七憲章》的捷克夢境成真,《零八憲章》的中國何時圓夢?即使拘捕了劉曉波,即使壓制了303名發起者,即使將中國自絕於人類文明的大潮,難道國人就沒有自由的渴望嗎?
著名畫家高爾泰,六四後逃離中國,尋找自由的家園。他有一幅畫名為《中國》:灰濛濛的天幕下,活着千萬人家。但細看天空卻是灰色的高牆,所謂中國不過是文明的監獄,容不下一個書生的《零八憲章》。
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孩子在天上看著我們
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四川地震一周年,我感到深沉的大悲哀。
我再一次見到遺忘,將地震死者化為榮光,見證着共產黨的偉大。胡錦濤說: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弘揚抗震救災精神,實現黨描繪的宏偉藍圖。
意思就是:忘記死者,努力建設,向着黨的標杆直跑。四川官員鬆一口氣,知道豆腐渣的責任已成過去,知道枉死的孩子就讓他死去,厚顏無恥地為自己開脫,說地震是天災而非人禍,豆腐渣校舍死亡人數為零。
死亡和失蹤的學生也大幅減至5335人,低於四川作家譚作人調查的5781人,更低於艾青兒子艾未未的7605人。震驚的是,譚作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失去音信;更有豆腐渣校舍的家長,因回校祭奠孩子被捕和逃亡,這是繼天安門母親後,四川母親群體的悲劇。母親節剛過,中國的母親何其淒苦?
當國家連死難學生人數也低估,連民間的死亡調查也算顛覆,連母親祭奠孩子都有罪時,中央要人民忘卻四川死者,謳歌共產黨偉大救災的心意,已是路人皆見。中國就是這樣無恥的國度,以人血為胭脂、以災難作功勳,死者如荒野朝露,生者如匹夫草民,只有不清不楚的死者數字,讓人民淡忘官僚的失職。
30 多年前,唐山大地震死了24萬人,悲情比四川更震撼,但中央對地震的總結是:唐山抗震救災和發展的事實證明,沒有中央的關心,沒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沒有唐山抗震的勝利。而唐山抗震紀念館九個展廳,只有一個觸及地震,一個說明唐山地理,其餘七個用來謳歌災後建設。
更諷刺的是,唐山沒有一座官方紀念碑,死去的人都無名無姓,獨有一間商業機構,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造了一面黑色大理石牆,算是唐山民間紀念碑,正面刻名一千,背面收費八百,被罵在死者傷口撒鹽。但荒唐背後,有着商業機構的無恥,也照見中央政府的無情,彼此彼此,沆瀣一氣。
請將四川死者名單刻在紀念碑上
地球的另一面,美國911雙子塔的遺址,立着6塊黑底白字的牌子,寫下2801個死難者的名字。《紐約時報》的〈憂傷肖像〉專欄,整整一年,每天200字介紹一名死難者,配上照片,成為讀者每日必讀的資訊,引起巨大迴響。一周年紀念日,30多家電視台用兩個半小時,直播死者家屬宣讀每一名死者的名字,盡顯世間人性的光輝。
美國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日本廣島原爆紀念碑,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都用心紀錄死者的名字。相對中國的天安門英雄紀念碑,英雄早讓位給主祭的領導人,怎會紀念因豆腐渣而枉死的四川學童?
但孩子在天上看着我們,胡溫新政若以人為本,請公布四川死者名單,將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作為永遠的警惕和悼念。
2007年12月1日 星期六
Vic - 中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舊文轉貼)
日前同事提及中國正在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因為事先未聞相關報道,一時反應不過來:「未經政府同意不得報道突發事件,不會吧?」
其實實在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偉大的中國政府,共產黨的法西斯本質,有什麼做不出來?跟以往不同的是,中國政府現在「進步」了,「科學」了,講究依法治國,所以,為了統治方便,為了鎮壓方便,事先把惡法立好,也算是對異見者盡了事先告知的道義,將來施展鐵腕,不但可以振振有詞是維護法制,還可以損一句「不是沒有警告過你!」
Get real,man!這就是中國的法制精神,他們是不懂什麼叫做法治(the rule of law)的。
前陣子,公司高層訪台,請大家到pub happy hours,談及中國新聞管制問題。我放言高論,稱公司應當聯同其他大型通訊社,make some concerted efforts,為自己爭取在中國大陸以中文報道新聞的自由。高層稱,要真正見效,恐怕非勞動西方各國政府出面不可。
想想,我實在naive。雖然說西方通訊社基本上已爭取到頗大的在中國報道新聞的自由,官方不理會英文的報道,但要爭取用中文在中國報道新聞的自由,那可是動搖共產黨政權根基的事啊。期望牟利的西方媒體make some concerted efforts來推動此事,實在有點不切實際。
董建華在香港欲強行立所謂的國家安全法,擬禁止媒體在未獲政府授權的情況下披露源自官方的資訊,雖然不及中國當前審議的惡法嚴苛,即足已激發一般而言並不熱衷政治的香港人強烈反彈,50萬人於2003年7月1日冒著艷陽上街遊行,迫得惡法流產。
現今,中國的橡皮圖章立法機構正審議這條惡毒百倍的苛法,如無意外,勢將原封不動通過。期望中國出現激烈的反惡法抗爭,目前是不現實的。「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茫茫神州,熙來攘往,無不為利,對於本來就不存在的新聞自由,再被進一步剝削,大概也感覺不到多少痛楚吧。
其實,中國的有心人當然還沒死光,在媒體中,亦有一群力圖在閉塞的言論環境下開啟一扇明窗的人。這些人是稀有品種,是社會文明進步希望之所寄,可惜,偉大的中國政府,再說一次,偉大的、光明的、永遠英明神武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卻視之為寇讎,滅之而後快。
看著偉大的祖國「形勢一片大好」,看著資金源源湧往「世界工廠」,看著「中國熱」一波高於一波,看著很多同胞感覺越來越良好,在這高溫37.4℃的炎熱台北,咋聞祖國為了「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而欲立新法,感覺一陣無奈的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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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 - 防火 防盜 防記者
2006 年 7 月 7 日
【明報專訊】胡溫政府標榜依法治國,但人大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顯然是一條惡法,箝制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的知情權。
法例規定:傳媒不能擅自發布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四類突發新聞,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後果者可被處罰。惡法一旦通過,像礦難天災、維權紛爭、松花江污染、沙士或禽流感等新聞,未經政府批准,不符官方口徑,隨時牴觸惡法。
國務院的汪永清說,法例是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不是針對媒體。但信息若不利於政府的應急佈置工作,則可豁免發布。法例的漏洞不言而喻,媒體自行發布新聞,由地方政府判決和處分;但地方政府拒發新聞,則有法例豁免權,媒體無從監察,人民也蒙在鼓裡。
憲法保障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法例剝奪傳媒報道新聞的主動權,出版自由何在?汪永清說,規定適用於境外記者,當然也包括香港記者,當他們到國內採訪天災人禍時,新聞超前於政府公布,內容超越於官方的尺度,就觸犯法例,言論自由何在?
法例傷害了媒體,更禍害了人民。《冰點》在沙士期間,有報道揭發政府命令醫護人員,做假病歷瞞騙世衛,「像薩達姆一樣用救護車拉着沙士病人滿街亂竄」,逃避世衛的視察。法例一旦通過,《冰點》報道已墮法網,但犯法事小,人命事大,人民不知沙士病情,毫無防護,集體感染,全球擴散,責任誰屬﹖是隱瞞病情的政府,還是有口難言的傳媒﹖新聞封鎖和統一發布的禍害,禍及人民,也禍延人類。
政府壓制傳媒,古已有之。袁世凱對傳媒極度厭惡,曾制定任意解釋、隨意入罪的《報紙條例》,禁止傳媒刊登「淆亂政體和妨害治安」的新聞,引來報界強烈反抗,直至袁世凱病逝,惡法才壽終正寢。蔣介石抗戰時,曾設立新聞審查制度,當時共產黨《新華日報》的郭沫若,發起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得到全國媒體響應,所有新聞拒絕送審,視蔣介石如無物,迫使國民黨公布《廢止出版制度檢查辦法》,寫下中國新聞史最光輝的一頁。
歷史不斷重複,袁世凱要箝制輿論,蔣介石要審查新聞,但當前中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比袁世凱和蔣介石更徹底,直接由政府統一發放消息,傳媒不能亂說亂動,中國彷彿回到封建時代,連軍閥和民國也不如。
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曾報道南方一條鄉村,村委會在牆上寫着一句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防火防盜,是為了生命財產的安全;防記者,是防止人民知情權,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突發事件應對法》出台的動機,與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口號異曲同工,與袁世凱和蔣介石遙相呼應。
2007年11月30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打向司徒華的第一槍
Vic: 華叔雖然骨頭硬,不怕坐牢,但大家真的忍心讓他老人家入獄嗎?他到底犯了什麼不可寬恕的大罪?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司徒華乃真正的愛國者,數十年來始終如一,如今七老八十竟然可能在號稱自由的香港坐監。
同胞們,祖國崛起了,愛國者都將無處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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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曾蔭權的強政勵治,終於指向支聯會主席司徒華。
香港股市熱火朝天,民建聯選舉氣勢逼人,無論政治和經濟都勝券在握,特區政府經過深思熟慮,向司徒華打出政治的第一槍。
這一槍打向司徒華和支聯會,也打向平反六四的愛國力量。一直以來,支聯會是中央的心腹大患,它曾組織百萬港人聲援八九民運,寫下愛國民主運動的歷史。18年來,支聯會經歷無數風雨,仍然屹立不倒,它代表着香港的良心力量,代表着港人平反六四的希望。
無論殖民地的港英政府,還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都希望解散支聯會。鄧蓮如也好,董建華也好,都曾向司徒華提出相同的要求,但司徒華骨頭硬,平反六四是他堅定的信念,絕不低頭。香港人也爭氣,18年來,風雨無間,到維園點起六四的燭光,浩然之氣,天地動容,特區政府難以入手。
民間電台的風波,讓政府找到可乘之機,藉着檢控曾健成經營民間電台,然後檢控電台的嘉賓,出席六四論壇的司徒華。但民間電台嘉賓眾多,有民建聯的蔡素玉,也有行政會議的張炳良,怎能一網打盡,敵我不分?因此,政府巧妙利用《電訊條例》只有6個月的檢控期,放過蔡素玉和張炳良後,才在6個月最後限期前兩天,將檢控的矛頭直指司徒華。
司徒華被檢控的罪名是違反《電訊條例》23條:任何人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任何電訊設施正於違反本條例下維持,而卻藉該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信息,即屬犯罪。這顯然是殖民地的惡法,不單出席電台的嘉賓有罪,連收聽電台的聽眾也可入罪。但一切都不重要了,項莊舞劍,志在沛公,能告司徒華就是有功,惡法不過是工具而已。
按法理邏輯,政府應先檢控曾健成經營民間電台。當電台被判決為非法經營後,才着手起訴電台嘉賓。但政府見機不可失,怕失去檢控司徒華的最後機會,已等不及民間電台的判決,只能在僅餘兩天的檢控期裏,急急用惡法向司徒華開刀。當司徒華上庭時,法官匆忙得不知所措,順勢將案件押後,交給民間電台的法官,一併審理。
溫家寶囑咐曾蔭權學新加坡,新加坡從來都活用惡法打擊異己,特區政府檢控司徒華,是明目張膽的選擇性檢控,實現打擊司徒華和支聯會的任務,挑戰言論自由的底線,遠勝董建華放下六四包袱的老調。孺子可教,更能得到中央的信任和賞識。
選擇性檢控司徒華,是測試當前的政治水溫。溫水煮蛙,是老掉大牙的故事,但活在溫水的青蛙,不一定驚覺四伏的危機,這才是真的凶險。當司徒華獨對惡法,而港人沉默無聲時,就意味着更多的惡法,包括遲早到來的23條,逐步蠶食香港的自由空間。
2007年11月10日 星期六
張文光 - 新知識分子與道德侏儒
(楊致遠在聽證會上向師濤母親高琴聲致意. 路透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