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 - He is the Force

2016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外篇．山木》

2000多年前，莊子已經告訴我們，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

調查報道的幕後英雄

很多人都知道，揭發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華盛頓郵報》新聞報道，是調查報道的始祖與典範。

兩位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起初只能像「盲頭烏蠅」般亂衝亂撞，例如，他們起初手上只有一個名字「Howard Hunt」，那就什麼與他有關聯的都不放過，甚至包括他在白宮圖書館的借書紀錄。後來，他們又追查爆竊者的戶口紀錄，追查支票和金錢的流向，從而順藤摸瓜地追查爆竊者的上線，但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記住那是電腦仍未普及的年代，例如當你知道簽發給爆竊者支票上面簽發者的名字，下一步，你可能便要打開厚厚的電話簿，搜索這個名字，再逐個同名同姓的打電話去碰運氣。

就是如此，兩人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每天工作16到18小時，一星期工作7天，長年累月如此，結果締造了一個報業的傳奇。兩人後來接受訪問時反覆指出，他們之所以能夠揭穿真相，在於願意花上大量心力在浩如煙海的零碎資料中，不嫌大海撈針，鍥而不捨，抽絲剝繭。

但今天我想談的，不是這兩位記者。兩人的投入、毅力和膽識，固然令人動容；但其實同樣功不可沒的，還有背後一個人，那就是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

好的總編輯為前線記者遮風擋雨

這位總編輯，一方面，放手讓兩位年輕記者去幹，而另一方面，更以他的深厚經驗肩負把關的角色，以防出錯，那就會被政府抓到小辮子，把《華郵》報道的公信力藉機摧毁。當中如何拿揑平衡，考的就是功力。

當時兩人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一往無前的年輕記者。如果沒有資深的前輩，在他們背後把關，在適當時候收一收韁，兩人隨時會因為急於求成而累事，連一些不太成熟以至錯誤的報道都出了街先算。要知道當時尼克遜政府對《華郵》恨之入骨，恨不得抓到他們在水門事件報道上的失誤和錯處，以把這份報章的公信力來個迎頭痛擊，徹底摧毁。這愈發突出布拉德利這位總編輯的角色和重要。

伍德沃德憶起布拉德利時說：「他的存在，就是一股力量。」（He was a presence, a force）布在採編流程中，永遠扮演把關以及質疑者的角色，永遠提出反詰，永遠提醒伍是否已經做足查證工夫。伍說當時最怕聽到的，就是布的那一句：「後生仔，這段新聞你仍未做足工夫讓它可以出街。」（You don't have it yet, kid）

除了把關得宜之外，作為《華郵》的總編輯，布拉德利的另一功勞，就是頂住如山壓力，讓兩位記者可以不受干擾的繼續採訪水門事件。尼克遜政府曾試過以無數骯髒手段來整治《華郵》，差不多全面封殺《華郵》的採訪，例如：官員不會接受《華郵》的採訪；官員不會跟他們的記者、編輯吃飯交往；就算《華郵》打電話給政府，人家也不會回電；郵報的記者甚至不能參加官方宴會，哪怕是最資深的那位，只能在新聞室坐冷板櫈。但布的脊骨夠硬，就是不會為了政府的關照、為了換得政府放料，而以扼殺自己屬下的採訪作為交換。

簡而言之，記者在前面衝，而這位總編輯卻在後面為他們遮風擋雨。

明報調查報道成功背後

為何要寫一大段布拉德利？因為，據《明報》人所說，上周突然被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而解僱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最欣賞的報人，就是這位《華郵》總編輯。

如果要說調查報道，我夠膽講，明報是全港芸芸眾多媒體當中做得最好的。

例如本周一，在香港報業公會的周年頒獎典禮中，明報偵查組所做的「長者遭脫光露天等冲涼」報道，便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去年，在同一個頒獎典禮中，也是由明報偵查組所做的「權貴離岸公司調查」報道，以及「地政高官買地爭議」報道，分別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和亞軍。前幾年明報偵查組所做的唐英年及梁振英兩人的僭建事件，更轟動了整個政壇，改寫了香港的政局。上周三明報偵查組五大版的「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同樣在香港引起廣泛迴響。

能夠做出這些調查報道，那自然是記者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的辛勞工作成果。正如本周一陳星在明報編輯室手記所寫〈明報人〉一文中所透露，「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是靠偵查組記者埋首於浩瀚的文件堆中，不知日出日落、挑燈苦戰所做出來的。

但正如前述，如果記者後面沒有報館高層，為他們把關，為他們遮風擋雨，這些調查報道是不會修成正果的。而這些高層當中的表表者，就是姜國元。

潤物細無聲

明報的記者好友告訴我，阿姜出名好人，永遠與人為善，且十分信任同事，願意放手給他們幹，不會因為題材敏感而橫加刁難。另外，每次有重大調查報道出街之前，他們難免都會戰戰兢兢，生怕出錯，反招話柄，甚至遭人反撲。但每當想起有阿姜把關，大家心裏就會踏實得多，因為他們相信阿姜的經驗和判斷，如果他看過認為沒有問題，那就應該可以過關，大家可以放心。所以，阿姜無疑就是newsroom裏的定海神針。此外，他也為同事頂過不少壓力，守護編採自主。如今員工提出自削福利，也要省下資源給報館重聘姜國元，不會無因。

阿姜並不是作風高調的人，所以讀者或會對他感到陌生，但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對同事的提點和守護，潤澤了不同年代的明報人。

近日，看了阿姜眾多明報舊同事寫的文章，分享與他共事的經歷，例如：田心的〈安裕這個人〉、譚蕙芸的〈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王明倫的〈姜國元的靦腆 安裕周記的慰藉〉、梁美儀的〈無裕不安〉等等。

這都讓我明白，只要阿姜在明報的newsroom，「He is the force」。

認真 反而會受到懲罰

布拉德利當年能修成正果，成了報業傳奇人物，也可以在《華郵》做到終老。但卻不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可以這麼幸運，還要看他們活在怎樣的土壤上。

近日，讀到朋友區家麟的文章〈你認真，會受到懲罰〉，當中的一段：「抱持理想、敢說真話、堅守原則的人，在這片土地，會受到懲罰。香港，似乎再容不下一個安靜的編輯室，讓記者們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心裏不禁黯然。

就如莊子所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2000多年前，莊子就為中國人的命運寫下預言。

容我清清楚楚的再說一次，我認為以「節省資源」為由來解僱姜國元，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對於愛護明報的朋友來說，包括讀者和員工，都會認為阿姜是明報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安裕所寫的專欄，是很多讀者（包括我），每周都會追看的，也是我們之所以成為明報忠實讀者的一大原因；而熟識明報員工的朋友也知道，阿姜是員工的精神領袖，幫大家頂過很多壓力，是報館運作的中流砥柱，是維繫大家士氣的定海神針。如果要為了節省那一點點薪水，而把他解僱，那無疑是捨本逐末，恕我無法接受明報管理層的說法。

不需權貴美言 只需手足肯定

布拉德利離世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致哀說：

「對於布拉德利來說，新聞，不止於是一個專業，它更是我們民主運作的中流砥柱。」（For Benjamin Bradlee, journalism was more than a profession——it was a public good vital to our democracy）

「他成立了一個標準，一個誠實、客觀、一絲不苟的報道標準，就是這個標準，鼓勵了無數人投身這個行業。」（The standard he set——a standard for honest, objective, meticulous reporting——encouraged so many others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我不期望香港的特首，會有胸襟和識見說出這番話，去肯定我們一些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更相信，姜國元對此亦絕不稀罕；但我相信，阿姜離開明報後，記者留在他桌上的一紙感言：「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他在明報工作10多年的最大安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2016年4月7日

【明報專訊】「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莊子．漁父篇》

莊子2000年前深刻的寓言

戰國時代，大思想家莊子，曾經說過一個深刻的寓言，這個寓言的意思大致如下：

有一個人，常常疑神疑鬼，不時往後望，漸漸開始被自己背後的影子和腳印所嚇怕。為了設法擺脫它們，他更拔足而奔。可惜，他卻不明白，縱使他不斷奔走，地上的腳印只會愈來愈多；無論他跑得多快，影子也只會緊貼着腳跟。但他卻誤以為，問題是出於自己走得慢，所以無法擺脫影子和腳印，於是更愈跑愈快，終於落得力竭而死。可嘆一句，為什麼他不明白，只要走到可以遮蔽的地方，影子就會消失；只要冷靜坐下來，腳印就再不會有。這個人，也實在太過愚笨了。

縱然是在2000多年前說，但莊子這個寓言，卻歷久常新，尤其對今天的香港，格外警世。

過去幾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急速的崩壞。近日，更發生連串事件，讓大家驚覺國內那套政治掛帥、凡事但求政治正確的做事方式，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不同崗位的人，都開始揣摩上意，疑神疑鬼，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結果寒蟬效應，瞬間如星火般燎原。

愈來愈多人揣摩上意疑神疑鬼

就以過去半個月而言，短短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已經包括：

先是政府康文署，涉嫌強迫受其贊助的劇團表演，於場刊中，刪去工作人員簡介中，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連作為客觀事實的別人母校名稱，都要因為政治忌諱而被迫篡改；

繼而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獲提名最佳電影的《十年》一片，因主題被部分人視為政治不正確，而惹來風風雨雨，以至國內官媒口誅筆伐，甚至惹起封殺疑雲。籌委會主席爾冬陞，終於在典禮中坦承受到一定壓力，甚至很難找到嘉賓頒發最佳電影這個獎項，最後為了避免讓其他人為難，只好自己親自上陣；

再之後是前學民思潮成員要組織新政黨，但卻被匯豐銀行拒絕讓他們開設戶口，隨後的新聞跟進報道，發現這並不是單一事件。

中國大陸常常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把這個城市政治化。但實情是，大陸的種種政治考慮和禁忌，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有些時候，這是出於大陸和特區政府背後無形之手的干預；但另外一些時候，卻是出於本地各行各業、不同崗位的人揣摩上意、杯弓蛇影，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

疑神疑鬼只會讓香港故步自封

莊子的寓言告訴我們，終日疑神疑鬼，不單會讓自己庸人自擾，甚至會落得作法自斃。心魔這樣東西，愈想躲避，卻愈躲避不了，反讓它如惡靈般纏身；相反，坦然面對，思想陽光，卻反可穿透霧霾，讓它煙消雲散。

爾冬陞在頒獎時說：「在創作（金像獎頒獎典禮台辭）過程中，創作班底裏有一位年輕編劇，偷偷地問我，主席，在今年的稿內，能否有『十年』兩個字呢？我向他說，後生仔，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說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便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是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其首任就職典禮中說過的傳世名句。他緊接着說：「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

不錯，如果香港各行各業都因終日揣摩上意，而疑神疑鬼、故步自封，這樣只會癱瘓香港進步的力量，在本當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

舉個例，七八十年代是香港電視、電影、歌曲等創意工業最為風光和興盛的黃金時期。當時因為大陸和台灣，以至很多東南亞國家，都受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社會氣氛十分窒息，禁忌多多，創作受制於重重枷鎖。唯獨香港百無禁忌，享受一個自由的創作環境，什麼題材都可以揀，什麼都可以拿來笑。因此香港也贏在起跑線，創意工業於是便脫穎而出。

但踏入90年代，上述很多地方都先後進行民主化和自由化，社會紛紛解禁，於是在創作上也呈現百花齊放。反而，近年香港卻有所倒退，害怕觸及的禁忌愈來愈多。於是此消彼長，讓香港的創意工業也風光不再，在本當需要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

所以，恐懼，會成為讓社會故步自封的阻力。因此，在這恐懼開始蔓延的今天，我們得嘗試去學識克服恐懼。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紀念是為了讓他們不被遺忘

2016年3月24日 

【明報專訊】「曾經有這樣的一群年青人，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是永別，每一次落地都要感謝上蒼。」電影《冲天》的序幕

前個周日，出席了一部台灣電影的特別放映會。那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而拍攝的紀錄片《冲天》，講述的是8年抗戰裏，民國空軍守護國家的故事。

抗戰紀念電影：大陸vs.台灣

去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同是為了紀念，大陸拍了一部大片《百團大戰》。大家或許知道，抗戰期間，除了游擊戰外，中共僅打過兩場較大的仗，分別是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這部電影講的便是後者。片中自然是歌頌八路軍如何奮勇抗敵，尤其是毛澤東、彭德懷、左權等領導，如何英明神武、料敵如神、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當然，今天中國大陸不會缺錢，於是片中千軍萬馬的大場面絕不欠奉，配合神州的壯闊山河，自然拍出雄偉的氣勢；否則的話，作為一部所謂「獻禮」電影，又怎能向國家和人民有所交代。

相比這樣的億萬金元大製作，《冲天》的台灣製作團隊，可謂無人無錢。就連片中的空戰場面，不要說重新以實物拍攝，就連當年留下來的空戰菲林片段亦不多，只能以動畫來交代。你沒有看錯，是動畫。結果，這便讓本片成了一套動畫與菲林畫面不斷交錯的電影。原先以為效果可能會十分突兀，但結果，效果出來卻出奇的好，反成了一部十分詩意的電影。在眾多抗戰紀錄片、電影之間，成了我認為最不落窠臼的一部。

飛行員背後的故事

箇中關鍵，是製作團隊在交代史實之餘，更着重的，是說故事，說出那些為世人所忽略、最後為國捐軀的飛行員，背後的動人故事。

製作團隊做了大量的資料蒐集，不單找來仍然在生的飛行員作訪問，亦把更多飛行員的檔案和史料，逐一翻閱，甚至連他們與家人間的書信，都一一細讀。就是在這些書信中，大家讀出一段又一段動盪年代裏的感人故事。

在烽火漫天的歲月裏，這些飛行員在碧血長空中出生入死，與家裏夜夜盼郎歸的妻子及家人，咫尺天涯，甚至有朝一日，天人永隔，家書成了他們彼此間傾訴思念的僅餘途徑。

國仇家恨 兒女情長

飛行員劉粹剛在火車上邂逅了教師許希麟，一見傾心。在一個千百年來婚姻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國度，自由戀愛風氣才剛剛萌芽。劉開始以書信表達傾慕之情，練習飛行時駕機經過許家上空，特地低飛，還伸手打招呼，更在空中表演了幾下飛行特技，流露出稚子的跳脫心靈。女方最後委身下嫁。

後來戰爭爆發，在兵凶戰危間，他見到陣亡戰友的太太，在萬念俱灰之下差點自尋短見，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太太，信中說：

「如我要是為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為我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您時時刻刻要用您聰慧的腦子與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為我而犧牲一切……我只希望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永遠記着，遇着了我這麼一個人。」

不久之後，劉粹剛也不幸陣亡。

另一位飛行員張大飛，在戰爭結束前夕陣亡，看不到抗戰勝利那一天。在他遺物之中，找到一袋信。縱然他不斷換防，居無定所，但卻仍然把這些信留在身邊。這些信原來都是他與一位南開高中女生通信時，對方寫給他的。當中有一封，更是從張的軍服口袋中找出來的信；一封摺了又打開，看完後又再摺起，因而有着無數摺痕的信；一封因汗漬斑斑而已經褪色的信。信中寫道：

「我很羨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你說那天夜裏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的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了……」

張深愛這位女生，但也因為深愛她，所以一直不敢表白，為的是生怕自己朝不保夕的崗位，會拖累她，讓她孤獨終老。這位女生在張陣亡後，收到軍方送來這份遺物，哭得不能自已。這位女生名叫齊邦媛，後來成了一位作家，被譽為「台灣文學之母」。

梁啟超的兒子、建築大師梁思成，與太太林徽因一家人，在逃避戰禍、顛沛流離裏，偶然被悅耳的小提琴聲吸引，因而巧遇一群年輕人。原來這群優秀的年輕人，竟是航校學生，在患難中，彼此從此結為莫逆。後來，兩夫婦更獲邀出席航校畢業典禮，擔任校內孤雛的「榮譽家長」。雖然毫無血緣關係，但卻從此親如家人。後來，這些稚子一個又一個陣前捐軀。因為他們在後方沒有親人，於是日記、書信等遺物，都被軍方送到這對「榮譽家長」那裏，讓他們夫婦痛不欲生。

林徽因後來寫了一首詩《哭三弟恒》，來悼念她那位同是空軍飛行員的三弟林恒。但大家都認為，她寫給的，其實是一整群的人。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着你哭？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這些故事，因為欠缺相關菲林片段，於是在片中都以動畫交代，卻意外地營造出一種詩一般的浪漫和優雅；並且因為往往從女性的視角出發，也因而展現出戰爭裏的柔情一面。

「風雲際會壯士飛 誓死報國不生還」

開戰之初，民國的空軍飛行員，是駕駛落伍的雙翼機，如美製霍克三（Hawk III）、俄製I－15，來迎擊日本的單翼機，如九六式，甚至是後來稱霸太平洋的零式，戰機落後了又豈止一代，亦因此注定傷亡慘重；但這些飛行員卻抱着必死的決心，去為國家民族而戰。

在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大門不遠處，便建有旗座，上面刻上學員的座右銘：「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畢業典禮的閱兵台上，掛出的兩條橫額也是：「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如此悲壯的幾句，成了全校師生的精神磐石，亦刻劃出在當時敵眾我寡情况下，飛行員的豪氣干雲，以及純真愛國的高尚情操。

時代培育了這一代的熱血青年；而這些青年也成就了一個悲壯的年代。

就是這些「小兵」，以及他們的家人，為戰爭付出最大的犧牲。抗戰的勝利，不是由什麼公侯將相所締造，而是以他們這些「小兵」的血汗和生命，所換回來的。

期望大陸有一天也可以換個視角去看戰爭

我期望中國大陸，有一天也可以拍出《冲天》這樣的抗戰紀念電影，懂得尊重歷史上那些平凡但卻更真實的英靈，從他們的經歷和視角去看這場戰爭；而非歌功頌德，為政治領袖塗脂抹粉。

我向大家誠意推薦《冲天》這部電影。它是我今年看過最感動的一部，希望它在香港可以有公映的機會，又或者台北駐港經濟文化辦，可以妥為安排，讓更多的港人有機會欣賞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陳雋文 - 桑德爾讓我們反思：當閱讀及求學也變得銅臭

2016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上周五，中大邀請到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大學教授」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蒞臨作學術演講。結果反應熱烈，邵逸夫堂全場1600個座位坐滿，不少校外人士原都想慕名而來，但卻苦於一票難求。

桑德爾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為他在哈佛所教授的一門課「正義」（Justice），不單在該校深受歡迎，而當這門課製作成錄像，以及出版成書，也在全球範圍引起哄動。據報道，如今負責領導全國打貪的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亦曾向中共最高層中南海諸君，推介過這本書。

今次中大演講新意不大

但今次桑德爾來中大講的不是這個題目，而是他的另一本力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相信，這是基於有關正義這個課題較複雜艱深，很難於一個多小時內講清楚；况且，對於一般市民來說，兩本書比較，《錢買不到的東西》比起《正義》，趣味性和可讀性都更高，也更容易結連生活上的例子。

較可惜的是，桑德爾今次演講的主要論點，甚至用來解說的例子，例如腎臟買賣、以錢獎勵閱讀、為學童慈善勸捐提供金錢回扣、託兒所家長遲到罰款等，基本上都在書內講過，所以，對於那些讀過這本書的觀眾，可說是新意不大。况且，雖然演講以互動形式進行，卻不設答問環節，所以就算大家讀過其著作後有疑問，亦沒有機會發問。因此，亦只能把今次當作是一次能夠現場一睹這位明星級學者其魅力和演說風采的機會而已。

兩大論點：「平等」與「腐化」

言歸正傳，桑德爾的主要觀點是，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其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至26）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迹，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見此書中文版，頁26至27）

桑德爾在中大的演講裏，以（一）「是否贊成容許人的腎臟在市場上以金錢作自由買賣？」以及（二）「是否贊成以每讀一本書，便給孩子幾元作獎勵，來促進閱讀風氣？」與同學作了兩輪的互動式討論。

以現金獎勵學生閱讀？

因篇幅關係，我們這裏且集中討論第二個課題。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提供經濟誘因會促進人們多做某些行為。不錯，有些孩子可能因為喜歡閱讀而看書，但也有很多孩子並非如此；為了讓後者好，為何不可以用金錢來為他們提供讀書的誘因呢？更何况，兩個誘因加起來定會比一個好。

桑德爾說，實驗顯示，小孩確是會因此讀更多的書，但卻同時是篇幅較短的書。

其實讀者也不難想像，如果從功利的角度出發，要「多快好省」，短時間內讀數目最多的書，究竟「最有效」是要讀些什麼書？自然是「垃圾書」和「雞精書」，定不會是經典名著。畢竟一冊《戰爭與和平》，比起一本娛樂圈明星八卦書，自然難讀得多，也花時間得多，但孩子眼中，卻只是看到兩者的金錢價值一樣。

就算你乾脆為孩子定下書單，但孩子的心態究竟會是：但求囫圇吞棗，草草「啃」完這些書，快快收錢了事；還是會之後再花時間，多思考書中的內容和啟發呢？

這樣，久而久之，很易讓孩子從小就誤以為閱讀只是一種賺錢的手段。如果一天市場提供比起閱讀「時薪」更高的「工種」，小孩就會很易捨之而去，因為，在他們眼中，閱讀已經成了一種商品，並會以同樣的金錢標準，拿來與其他商品作比較。閱讀本來擁有對心靈的美好和淨化等，便會慢慢遭腐蝕掉。閱讀因而會被降低了層次，孩子再非以適當的衡量模式來看待閱讀。

桑德爾當晚作了一個即場民意調查，問問現場有哪些人贊成哪些人反對，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結果是正反各半。有趣的是，我留意到，現場不少大學高層，都舉手反對。

那麼獎學金又如何？

但更有趣的是，之後，有位台下同學與桑德爾互動時，卻提出一條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閱讀應有其自足價值，不應與金錢混為一談，那麼我們又應如何看，今天大學設立大量形形色色的獎學金，來獎勵學生報讀？又或者，家長以「讀好書，有前途」，來說服子女乖乖在學校念書？

這對一位大學教授來說，真的是一個十分尷尬的題目。

身在大學，近年目睹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大學千方百計募捐巨款回來，成立大量形形色色的獎學金，來吸引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各高考「尖子」、「狀元」報讀。請注意，獎學金不同助學金，它不是用來幫助家境有困難的學生來應付學費和生活費，而是無論有錢無錢的都可以攞，目的就是要「撬」來成績最好的學生。於是不少學子都學識「擇肥而噬」，揀選獎學金最大份的大學和課程來讀。

我們常常笑談今天的中學家長，每每機關算盡，都是要為子女「贏在起跑線」；其實，如今的大學管理層，又何嘗不是如此，大費周章的去籌募獎學金。說穿了，便是他們相信只要吸引和招募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入學，大學一樣能夠「贏在起跑線」。

求學是否應有自足價值（桑德爾口中的「intrinsic value」）？當揀大學揀主修，都慢慢轉化成一種商品時，在此潛移默化下，教出來的會是怎樣的一班「社會未來棟樑」？對社會的風氣和價值觀又會有何影響？如果家長不應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以免讓小孩把閱讀當作是賺外快的「工種」時，那麼對於更重要的大學教育，為何卻又可以一樣的功利，以獎學金之名獎勵報讀？

幸好，當時桑德爾沒有隨即再作一個即場民意調查，問問有哪些人贊成哪些人反對大學以獎學金獎勵學生報讀，否則的話，那幾位剛剛舉過手反對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的大學高層，準會十分尷尬。

蔡子強、陳雋文 - 梁天琦票從何來？ 一個票站數據分析

2016年3月7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之後，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並不是公民黨的楊岳橋如何贏出這次選舉，反而是，代表本土、激進抗爭路線，聲稱「抗爭無底線」，因旺角騷亂被捕，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如何可以拿到高達一成半的選票？本文將以票站數據為基礎，作出一個初步的分析。

票倉在公屋區

首先，我們看看梁天琦和楊岳橋在不同階層社區的得票率。

表1計算了兩人於不同階層的得票率。計算方法是揀選一些階層背景較為單一的票站，作為分析樣本；如果階層背景較為混合，例如一半公屋一半私樓的，筆者就會捨棄這些票站。

結果顯示，梁的票倉在公屋區，他在公屋區的得票率達到近兩成，高於其整體的一成半，更遠高於他在大型中產屋苑、私樓的一成（差不多只得公屋的一半！）。但值得一提的是，梁在豪宅區也不是沒有選票，有近8%。

至於楊岳橋，其選票階層社區結構，則剛巧相反，票倉在大型中產屋苑，得票率高達近五成！但公屋區則相對較弱，與梁天琦恰巧成了一個對比。

為何在北區表現最好？

之後，我們再看看梁天琦在不同地區的得票率（表2）。

新界東包括了北區、大埔、西貢、沙田4個區，而梁在北區的表現最好，拿到接近兩成得票率。梁不是黃成智，沒有長時間在北區進行深耕，那麼為何他在北區的表現最好呢？

首先，北區一直受水貨問題所困擾，在港鐵站兩旁的彩園和石湖墟，更是箇中重災區，而梁天琦所屬的「本民前」，便是以反水貨和「光復運動」起家的。梁在四大區中，以北區得票最高，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彩園和石湖墟4個相關票站，他得票率都偏高，分別是18.4%、20.8%、18.3%、18.1%，與此脗合。

其次，較易受人忽略的是，年齡層的人口結構因素。根據2015年區議會選舉選民登記冊的資料，在北區、大埔、沙田、西貢4個大區，18至30歲的年輕選民的比率分別是21.2%、20.1%、18.3%、17.5%。所以，北區是4區中最多年輕選民的一區，其實，北區也是全港18區中最多年輕選民的一區。

票倉大多是年輕社區

我一直相信，梁天琦在年輕選民中特別受歡迎，觀察到其助選團以熱情年輕人為主的朋友，都不難同意。

但這裏，我想再進一步以票站數據來印證這一點。

表3揀出了梁天琦最高得票率的十大票站。其中一欄，是看看這些選區，在2011年人口普查時，該區15至24歲青少年人口所佔比例。當時全港平均是12.38%，至於新界東平均則是13.45%。從表3可見，梁最高得票率的十大票站，全都遠遠高於平均數，顯示梁真的在年輕社區特別受歡迎。

梁與社民連和人力票源重疊程度高於范國威

此外，在梁天琦得票率最高的十大票站中，有高達6個，在2012年選舉時，一樣是激進泛民（社民連＋人民力量）得票率最高的十大票站，分別是華明、富亨、太和、寶雅、大元、運頭塘；但相比一樣是同走本土路線的范國威得票率最高的十大票站，重疊的卻只有兩個，分別是尚德、健明。

從中可見，梁天琦與激進泛民（社民連＋人民力量）在票源上重疊性很大，反而與同走本土路線的范國威，重疊程度要低一些。

這也難怪，范國威所屬的新同盟，雖然嘴裏說的是走本土路線，但實際上主打的卻是紮實的地區工作，靠的是樁腳票，2012年立法會選舉時，便有8名區議員；因此梁天琦單憑政治路線，便要撬走這些票，無疑並不容易。

反而，同是靠激進政治路線「食糊」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無疑被今次補選結果敲響警鐘，在9月選舉面臨重大威脅，很有可能被「本民前」等激進本土勢力，大幅度侵蝕票源。難怪有報章報道，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為求在選戰中自保，正探討彼此合作，初步計劃在新界東以外的4個立法會地區選區，每區只聯合推薦一張名單出選，以「進步民主派」形象集結支持，增強勝算。

小結：最躁動的一群

作為一個小結，如果梁天琦代表的是一條本土、激進抗爭路線，那麼在補選中，按照票站數據分析，顯示在一些基層和年輕社區，特別受到支持，顯示基層的年輕人，極有可能是在如今撕裂的政局中，最躁動、怨氣最大、對特區政府和中國大陸最抗拒和敵視的一群，不可不察。

蔡子強 - 日本最長的一天

2015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碰上日本戰敗70周年紀念，近日有一套日本電影上畫，那就是《日本最長的一天》。

電影根據史實，記述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最後24小時裏，所發生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

70年後揭開真相

在這漫長的一天裏，事態每一秒都在起變化：先是日皇作出了「聖斷」，繼而是軍中死硬派不能接受，企圖孤注一擲，發動軍事政變，遇神殺神，更挾持了皇宮與電台，但卻碰上以性命來捍衛職守，事後也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如宮內侍從、電台廣播人員等，堅守崗位，以及忠義兩難全，寧選擇切腹自盡也拒絕加入兵變的將軍，叛軍最後落得功敗垂成，日皇的錄音還是如期廣播，避免日本進一步生靈塗炭。

70年後，種種長久被埋藏了的真相，如今終於重新展現在觀眾眼前。

有讀者心裏可能有疑問，當時日本既已遭受兩枚原子彈轟炸，業已造成重大傷亡，哪有人會如此不智，還堅持負隅頑抗，徒添傷亡？况且，日本人不是把日皇奉若神明的嗎？他既作出了「聖斷」，哪還有人夠膽違抗？為何還會出現節外生枝的這一幕？

要答這些問題，得在這裏多交代一下歷史。

「海軍派」和「陸軍派」的對峙

其實早於開戰之前，陸軍一直是主戰的鷹派，主張日本與納粹德國以及法西斯意大利結盟組成「三國軸心」，向對該國進行經濟制裁的美國開戰，還以顏色；但相反，海軍則是鴿派，一直反對開戰，也反對「三國軸心」，當時任海軍次官的山本五十六，便是箇中的表表者，於是便成了陸軍的眼中釘，甚至成了暗殺目標，海軍為了確保他的人身安全，最後甚至只有把他委任為聯合艦隊司令，讓他在海上辦公，索性遠離陸上。

當時日本陸軍實在十分跋扈，不單常常對海軍作出挑釁（如果大家有看較早之前的《山本五十六》一片，便會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而且更目中無人。本片中便有如此一幕：陸軍大將，曾當過內閣總理大臣，但卻因戰况失利而被迫下野的著名鷹派東條英機，走到陸軍司令部大放厥辭，氣焰逼人的教訓眾人，說效忠國家，有兩個層面，一是天皇陛下，二則是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句話當然沒有錯，但問題是，這並不代表軍人可以因為手握武力，而妄圖由自己去界定何謂國家長遠利益。

最高領導層3對3陷僵局

到了二戰後期，日本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是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為六大重要軍政高層，包括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陸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大臣、海軍軍令部總長的所謂「六大臣」。到了戰敗前夕，這「六大臣」分別是：

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曾當海軍大將）
外務大臣：東鄉茂德
陸軍大臣：陸軍大將阿南惟幾
海軍大臣：海軍大將米內光政
陸軍參謀總長：陸軍大將梅津美治郎
海軍軍令部總長：海軍大將豐田副武

1945年7月27日，盟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而日本卻不予理會，這其實是盟軍的最後通牒，於是，美軍在8月6日、9 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但雖然事已至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內，卻分裂為3對3的僵局，鈴木、東鄉、米內贊成，只要：（一）國體不變，天皇制不改，便接受無條件投降。但阿南、梅津、豐田則反對，要求向盟軍力爭更好的條件，包括：（二）由日本自行遣散自己的部隊；（三）由日本在本國法院進行「戰爭罪行」審判和懲處；以及（四）盟軍部隊不能佔領日本本土。

大家不難看到，3名對投降較持開放態度的，鈴木和米內都是海軍派，相反，3名較「企硬」的，阿南和梅津都是陸軍派，但也有海軍派的豐田。片中，大家便會看到，以鈴木和阿南為首，雙方為此唇槍舌劍和爭持不下。

而同一時間，不少陸軍派都開始密謀政變，推翻鈴木內閤，另外成立軍人內閣，局勢可謂一觸即發。

日皇作出「聖斷」

經過多次會議之後，雙方仍爭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在這樣的僵局下，鈴木建議在8月9日深夜召開「御前會議」，會上，雙方向日皇陳述各自觀點，即一個條件還是4個條件的問題，再由日皇親自作出「聖斷」，決定國家的命運。

聽後，日皇說了以下一段情深意切的說話：「空襲愈演愈烈，我不希望看到國家生靈塗炭，文化遭受破壞，整個人類遭受不幸。我的任務是將祖先傳下來的日本國再完整地傳給子孫後代。事到如今只有讓更多的國民，哪怕是多一個人也好，存活下來，希望他們將來東山再起。除此之外，別無他路。當然，解除忠勇武士的武裝，把直到昨天都還在忠於職守為我戰鬥的人們推上戰爭罪犯的席位接受懲罰，對於我來說，是於心不忍的。但是今天我們必須忍難忍之事……」

就這樣，8月10日凌晨2點30分，日皇一念之仁，作出「聖斷」，接受盟國開出的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聖斷」

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陸軍裏有人仍然覺得難以接受，仍希望「戰鬥到底」，例如東條英機。尤其是日方通知美方的秘密電報中，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對天皇統治權加以變更的要求，不包括在內」的要求，美方沒有明確的承諾，而8月12日盟國的答覆，更說投降後，「日皇和日本政府過去統治國家的權力，將『subject to』盟軍最高指揮官……最終日本政府應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內容，按日本國民所自由表達的意願，來建立新政府」。鈴木那邊把「subject to」翻譯作「受限制於」，但陸軍這邊則把之翻譯作「隸屬」，亦因此讓他們大怒，認為國體將不保。

因此，是否投降，再次節外生枝，日本最高領導層為此再次爭論不休，且再次陷入3比3的僵局。鈴木無奈再次訴諸日皇「聖斷」，8月14日早上，召開了第二次「御前會議」。會上，日皇再次表示將接受《波茨坦公告》，並說明白大家難以接受，因此他可以站在麥克風前，親自向國民呼籲，並且如有需要，可到任何地方向陸海軍官兵作出開導。在座的人都為此悲痛落淚。

所以，在日本早日結束負隅頑抗，減低交戰雙方的人命傷亡上，日皇裕仁確是起了關鍵作用，雖然他在最初日本發動二戰上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是一個未解開的謎團。

宮城事件

但陸軍中仍有人冥頑不靈，不能接受「聖斷」，不惜玉石俱焚，也要戰鬥到底。

8月14日下午，早已籌劃政變的少壯派軍人如井田正孝中佐、畑中健二少校等人，更立即起事，企圖阻截日皇的「玉音放送」（即《終戰詔書》廣播），向日皇作出士兵諫，改變「聖斷」的決定，推翻鈴木內閣，軟禁眾溫和派，及另外成立軍人內閣。他們並要求陸軍大臣阿南支持，並企圖以後者的聲望號召全國，戰鬥到底，危機迫在眉睫，史稱「宮城事件」，而這也是《日本最長的一天》一片下半部的主線。

為何冥頑不靈？

為何這些人仍然如此冥頑不靈呢？除了正如前述，陸軍一向是好戰的鷹派之外，還有以下原因：

事實上，正如上星期所述，當時陸軍仍保有一支相當龐大、完整的軍隊，以人數計尚有600萬，且單以日本本土計，準備進行所謂「本土決戰」的，便有200萬人，且紀律和裝備良好，不似得海軍已成殘兵敗將，聯合艦隊已經土崩瓦解。所以陸軍與海軍相比，繼續作戰的本錢和決心，也要大得多；

當時日本陸軍仍然心存幻想，一直主張與美軍進行所謂的「本土決戰」，以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自殺式攻擊，來迎頭痛擊美軍的登陸部隊，為他們造成重大傷亡，那麼就可以爭取到較好條件與美國議和，避免無條件投降，任人魚肉。日本陸軍這方面的決心不用懷疑，事實上，他們在太平洋的島嶼戰中，如塞班島等，便使出過「萬歲衝鋒」這樣的瘋狂手段（即將兵一起排列，身上、頭上綁上國旗，齊聲大喊天皇陛下萬歲，再自殺式衝鋒殺敵）；

更何况，美國手上可以有多少枚原子彈呢？今天我們都知道，在轟炸廣島和長崎之後，美國手上其實還有一枚，但當時日本卻只能「估估下」。當時日本自己也在研發原子彈，知道所費資源甚巨，有內部分析認為美國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這麼多，不可能不斷以此轟炸日本，廣島之後認為可能只有一枚，長崎之後可能只得兩枚，總是心存僥倖。

美國究竟應否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帶頭使用原子彈，奪走廣島和長崎兩地近20萬無辜平民百姓的性命，作為迫使日本就範的籌碼，戰後人們長期就此爭論不休，當中牽涉重大的道德爭議。但如果看過本片，了解到日本部分軍人的冥頑不靈與瘋狂，觀眾心裏可能有另一番的體會。

（本文的史實部分，部分參考自半藤一利所著《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事實上，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也是以這本書為藍本而拍成，最近台灣出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我便是個多星期前剛在台北誠品書局購得，相信香港亦即將買得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那些足球曾經燃亮我心的日子

2015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6月15日凌晨，前香港足球先生胡國雄因病與世長辭，享年66歲。

香港最後一個球王

記者知我是一個球迷，於是打電話給我，要我說說，胡國雄是否香港史上最好波的球星？我說，我只是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才開始睇波，之前，戰前的「中國球王」李惠堂，戰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之寶」姚卓然，甚至是六七十年代叱咤球壇，曾獲邀遠赴英國效力甲組球隊黑池的張子岱等等，我都沒有看過，所以沒有能力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我唯一敢說的，是胡國雄是香港最後一個球王，在他之後，便無出其右者，而且是整個球壇都無以為繼，因此，胡國雄的掛靴，同時也標誌香港足球一個黃金盛世的終結。

說那個年代是香港足球的黃金盛世，一點也沒有誇張。那時的班主都好肯投資在球隊身上，當中首推精工及寶路華兩支班霸，兩位班主黃創山及黃創保昆仲，之外還有東方的林建岳、愉園的余錦基等。就是他們肯花錢，再加上歐洲經濟不景，且歐洲足球還未搭上全球化的快車而起飛，因此一些一線球星都有來過香港踢波，讓球迷大飽眼福。

說當時球迷有眼福，不是虛話，當時甚至連在世界盃決賽入過波的球星，也請過來香港效力。不錯，是世界盃「決賽」，不是「決賽周」，大家又知不知是哪一個？

香港足球的黃金盛世

答案是南寧加（Dick Nanninga），即在1978年世界盃決賽，阿根廷對荷蘭，為荷蘭頂入扳平1：1那一球的那位高大前鋒，當時他來港效力的是班霸精工，且不是客串幾場，而是踢了一個完整球季。况且，當時精工請來的不單止是南寧加一個，還有其他荷蘭退役國腳但仍當打的球星，例如中場迪莊（Theo de Jong）、海恩（Arie Haan）、連尼加賀夫（Rene van de Kerkhof）、穆倫（Gerrie Muhren）、後防韋伯（Joop Wildbret）等等。其中海恩、迪莊（後備身分入替）、連尼加賀夫（後備身分入替），曾於1974年世界盃決賽上過陣；而海恩和連尼加賀夫，又與南寧加（後備身分入替），於1978年世界盃決賽上過陣。七十年代，荷蘭的「全能足球」風靡全球，而黃創山和精工，便是這樣把荷蘭的全能足球帶到香港，我認為當年的香港球迷實在要深深感謝他們，真的可以說前無古人，我相信亦後無來者。

除了這些荷蘭外援之外，港人愛看英國波，最多人擁戴曼聯，而曼聯當年的星級中堅哥頓麥昆（Gordon McQueen），一樣也來過精工效力一季。

至於寶路華，最著名的，是踢過阿仙奴7季的鋒將查理佐治（Charlie George），可惜他是帶傷來港，表現因此平平。但另一位克捷臣（Tommy Hutchison），則是我見過最好波的外援之一，不單速度快，扭波更像跳芭蕾舞般優雅，把對方後防玩弄於雙腳之上，而且他也大有來頭，不單是蘇格蘭國腳，更在1981年的英格蘭足總盃決賽代表曼城上陣，更入過波。

除此之外，寶路華的柏蘭尼、精工的「壞孩子」邦迪、東方的「子彈」沙尼、海蜂的南韓外援尤其是國家隊隊長朴柄徹等等，都是「好波之人」，在此未能一一盡錄。

當時香港的華人球員能與這樣的高手切磋，因此水準亦大大提高，後衛尤其得益，例如當時港隊的後防五虎張志德、顧錦輝、梁帥榮、賴羅球、余國森，便是我看過最好的港隊後防線。

至於胡國雄，不錯，他頭球和體能都不算突出，但他的長傳卻十分致命，而且更擅長引球出擊，過關斬將，更厲害的是，他左右腳皆能作刁鑽的射門。連尼加賀夫便讚過胡國雄，說他可以在歐洲甲組聯賽立足，我相信如果連這些歐洲一線國腳，都讚他好波的話，那就不是夜郎自大，而是胡國雄真的好波。

這麼多年來我本土意識最高漲的一晚

我一直慶幸自己成長於這樣一個黃金盛世，不單為我的少年時代添上美麗的回憶，更點燃了難得的激情，以及雄心。

讀中學時，我的學業成績不俗，於是也有點空閒時間可以打發，但當時沒有電腦，更遑論online game，電視也不會像今天般全天候轉播歐洲和世界各地的足球，剛巧我居住和讀書都在港島東區，於是政府大球場睇波，便自然而然成了我的課餘消遣之一。就算不能入場，晚上在家裏扭開收音機，邊聽波邊做功課邊溫習，陪我度過無數個少年苦悶的晚上。

除此之外，年少時，我一直循規蹈矩，唯一可以迸發激情的地方，就是球場，在那裏可以盡情笑罵，讓自己的另外一面可以盡情解放。

而激情之最，莫如是30年前的「5．19」，當年香港隊以2：1擊敗中國隊，淘汰對手，取得世界盃分組賽晉級權。

我還記得，當時我已經考入中大，住在新亞書院的宿舍知行樓，當晚與一眾宿友擠在宿舍大廳，圍着電視看球賽直播。看到港隊兩度領先，大家都興高采烈，到了球賽末段，港隊想守住勝果到尾，於是排出血肉長城，來阻擋中國隊一浪接一浪的攻勢，每次港腳大腳解圍，同學都歡呼聲震天，導致連宿舍當值校工都要過來干涉，但如此場面，當然任何勸告都屬無效。

5．19，可能是這麼多年來，我自己本土意識最高漲的一晚。

除了激情之外，足球也曾點燃了我的雄心，讓我問自己，為何只是在球場內睇波，在收音機旁聽波，而不能親自落場踢波呢？

只要有足球，Impossible Is Nothing

讀中學時，我得承認自己不太合群（或許今天仍舊如是），換轉是今天，可能已經被視為需要接受輔導的問題學生，令自己也覺得自己真的很有問題。但幸好，那個時候我們有足球。

在那個年代，沒有《心靈雞湯》之類書籍，也沒有成長工作坊，更沒有EQ又或者多元智能訓練班，但我們曾經相信，即使幾唔開心，幾唔如意，幾多挫折都好，「生活」，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堂堂一個男仔，只要有一個波，什麼難題不可以解決？只要可以痛快淋漓的踢一場，天塌下來又如何？

我記得，2006年世界盃時，adidas推出了電視廣告「Impossible Is Nothing」。廣告裏兩個孩子Jose和Pedro，透過「猜包剪揼」來揀人，組建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球隊，再行對壘比賽。

當然，我們永遠無法像廣告中的小孩一般，找來施丹、卡卡、碧咸、簡尼，甚至碧根飽華等球星的真人來助陣那般神奇魔幻（當然，筲箕灣施丹和深水埗碧咸另計），但在球場以「猜包剪揼」來組建球隊鬥波，確是我們那一代人成長的一部分。

每天午飯又或者下課之後，同學們都會在球場上以「猜包剪揼」來組建球隊鬥波，那通常是由班裏最叻的兩個「球王」來猜，大家亦可以想像到，他們會從現場最好波的同學揀起，第二、第三……一個接一個，餘此類推，直到最「渣」的那一個為止。

有一天，我鼓起勇氣加入他們，那時我揀了打「龍門」，這個沒有多少人願意踢的位置開始，從低做起。

慢慢地，在「猜包剪揼」的過程中，我由最尾，逐漸晉升到尾二、尾三，以至最後躋身中游位置。我知道以自己的資質，永遠不會晉身成為「猜包剪揼」揀人的那個，但起碼，就是這樣，足球為我尋回self-identity，為我找回群體中自己的位置。

當我飛身撲去一個險球時，同學走過來說一聲「好波」，拍拍我的膊頭，又或者捽捽我的頭時，彼此間幾多的心結，都能一笑泯恩仇。

誰曾燃亮我心，一生心內逗留
我記得，很多年前，林子祥有一首歌，內裏有如此一段：
徘徊悠悠長路裏，
今天我知道始終要獨行，
閑來回頭回望去追憶去，
邊笑邊哭邊喝淡酒，
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慶幸，
時日在我心內留低許多足印，
從前從前曾共我一起的，
仍然在心內逗留。
從前誰曾燃亮我的心，
始終一生在心內逗留。

多謝胡國雄，多謝精工，多謝香港球圈，以及，多謝足球。

我知道，那些曾經燃亮我心的日子，將會一生在心內逗留。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沉淪於舉報歪風蔓延時

2014年9月11日

【明報專訊】朋友，你可以允許子女罷課，也可以反對子女罷課，但若然你知道子女準備舉報同學，務必請你嚴肅的把他叫停，向他解釋清楚，這不單是避免令社會沉淪，也是避免讓子女人生中留下他一天悔不當初的醜惡一頁。

當年極權國家是如何統治的？

30年前，當我在大學念書時，當時政政系其中一門熱門學科，就是「社會主義政制與政治」。1989年後，蘇聯和其東歐附庸國土崩瓦解，殘餘下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亦大幅改革，讓原有的社會主義變得面目全非，這門學科也因此漸漸變得落伍、冷門，以至凋零。但縱然如此，當日所學的，直到今天，卻仍舊深深留在腦海裏，我仍覺得受用無窮，因為，它讓我了解極權統治的本質。

究竟當年這些極權國家是如何高壓統治，把人民種種可能反抗消滅於萌芽階段的呢？

這些政權倚靠的不單止是坦克和槍炮這些有形之物，它還有更厲害的一套無形手段，這套手段可怖的地方，不單在於為統治者張牙舞爪，鎮壓異己，它甚至把人性、人倫極度扭曲，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摧毁，讓社會不斷往下沉淪。

以恐怖氣氛來瓦解和消弭反對力量

那究竟是什麼？那就是一種恐怖氣氛的統治（Rule of Terror）。可能是通過秘密警察，也可能是通過鼓動群眾互相揭發和舉報，總之就是在寧枉無縱的方針下，把異見者（又或者只是涉嫌異見者），以至只是口吐幾句牢騷的人，都統統抓起來，以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極權國家的統治者不會計較自己是否抓錯人，是否錯判冤獄，他們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營造一種恐怖氣氛，讓每個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和旁人，哪怕是同學、同事、親戚、朋友，以至家人，討論官方宣傳語言和論述以外的政治，因為怕被人揭發和舉報。這樣，政權就可以起到一個震懾作用。當大家發覺哪怕是發發牢騷，都會被人打小報告，都會被人舉報，為自己惹來麻煩時，那麼大家就會守口如瓶，哪怕是對着自己身邊最親密的人，都不會透露半句自己心裏的真實想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此徹底被摧毁。

當政治發展到如此一個地步，大家連講都不敢講時，那麼彼此組織起來反抗，也就更加無從說起，所有反對的力量，也因而被瓦解和消弭。

我記得當年書本中給了這種統治手段一種叫法，那就是「社會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意即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成了一個孤立的個體，就像一顆又一顆的原子一樣。

在那個朋友、親戚、夫婦、父子都會互相揭發的瘋狂年代

之後，我又讀了很多1949年後共產主義中國的歷史，亦讀了很多傷痕文學作品，知道了很多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發生過的往事，對照以上一番學術理論，又有着更深入的一番體會。

原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經別有用心的政客之宣傳、操控和唆擺之後，同學真的會舉報同學；學生真的會舉報老師；子女會舉報父母；太太會舉報丈夫；下屬會舉報上司；同事、朋友、親戚，以至夫婦之間 ……一樣會互相揭發，互相出賣。當然，教唆者都大條道理，冠冕堂皇的說，那是為了「國家安全」，那是為了「共產主義大業」，那是為了「杜絕『反革命』」。

事過境遷之後，不少受害者都有出來剖白，在那個年代，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出賣，為他們所造成的心靈創傷，就連當年曾經有份參與舉報的人，都有出來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

但是，其實舉報者本身也一樣是受害者，雖然說他們是舉報別人，讓別人惹上麻煩，但同一時間，他們本來平靜和純真的生活，例如童年，就如此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玷污，在記憶中永遠留下政治最醜惡的一面，成了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們永遠難以忘懷，當年自己曾經舉報和出賣過朋友和親人。

以「救救孩子」為命去行惡

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瘋狂年代所作瘋狂的行為，不料，近日香港政局的發展，卻讓我感受到同樣一股讓人不寒而慄的蕭颯。今天教唆別人舉報的理由，變成了所謂的「救救孩子」。

周一，「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成立「情報熱線」，呼籲市民致電舉報在中學策動和招攬罷課或佔中的資料，聯盟經過所謂「核實」後，會通知學校、家長、家教會、教育局，以作「預警」。聯盟發言人周融否認活動是製造白色恐怖。

其實，這已經不是周融的頭一趟，上次是「陽光射佔中」，今次則更進一步，連與違法行為完全沾不上邊的罷課，周融也不放過，也要插手，要有組織地把參與者曝光，把他們置於白色恐怖和壓力之下。

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政見的權利，那可以是通過投票，可以是通過上街遊行示威，也可以是通過罷課，後果由當事人自己承擔。今天學生呼籲同學罷課，並不是一些傷天害理、威脅和損害別人生命財產的行為，以什麼「有毒食物」和「食安中心」來作比喻，完全是不倫不類，引喻失義（當然，這是周融的慣用伎倆）。

難道大家想活在一個互相舉報、出賣、背叛的社會？

我真的想問問大家，難道我們真的想社會掀起一股互相舉報之風，讓以後校長、上司、老闆，甚至一天政府，習以為常來過問、插手、干預我們的日常政治生活嗎？我們想讓此風長下去，導致有天學生（甚至是我們自己）相約出來遊行、出席六四集會，都會遭到舉報嗎？

我相信一個互相舉報之風大盛的社會，也會是一個充滿出賣和背叛、人與人之間信任盡毁、彼此日防夜防、充滿虛偽和假惺惺、大家每天膽戰心驚地過日子的社會。

朋友，你可以允許子女罷課，也可以反對子女罷課，但若然你知道子女準備舉報同學，務必請你嚴肅的把他叫停，向他解釋清楚，這不單是避免令社會沉淪，也是避免讓子女人生中留下他一天悔不當初的醜惡一頁。

朋友，我會接受自己的朋友支持罷課，又或者反對罷課，但若然他選擇走去熱線舉報的話，我會認真的思考，應否跟這樣的一個人繼續做朋友。

後記：推薦大家閱讀一篇在「評台」上載的文章：〈充滿出賣、背叛、「為了學生好」的中國教育〉，作者Jane對自己童年於學校的相關親身經歷，如何摧毁了她本來可以十分美好的校園生活，作出了一個剖白。連結：http://goo.gl/8ixbbV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

2014年9月4日

【明報專訊】30年前，我入中大念書，參與學生運動。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香港局勢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更曾經發生過9月風暴，港元暴瀉。在那個大時代，學運當然不能也不會置身事外。

80年代走進舞台的民主回歸派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掀起了前途問題談判的序幕。當時一群中大同學先後在啟德機場及立法局門外示威，向戴氏抗議3條不平等條約，亮出「侵華條約 不容肯定」的橫額。與今天人人爭相「愛國」之情况不同，在那個年代，當主流社會仍是戀棧着殖民統治以及帶來的經濟繁華，對「回歸」仍然是噤若寒蟬時，在很多人眼中，學生無疑是「不識時務」。

當時學生為香港前途苦思出路，結果，中大和港大學生會，分別致函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贊同民族回歸的同時，一致要求必須在香港實行民主。結果，趙紫陽覆信兩大學生會，在肯定同學之餘，於港大那一邊的覆信，更具體提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而港大致趙函中，曾將「港人民主治港」解釋為「民主：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而中國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

這些兩大同學，就是當時社會上新冒起的「民主回歸派」之一員，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那時中國文革剛結束，國家仍是一窮二白，反而香港卻如日方中，所以當時贊成民主回歸，是需要頂着不少壓力的，但縱然如此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那是基於理想、信念和一顆赤子之心，而不是因為在大陸有投資、商貿關係等具體利益。

30年來的苦口婆心

之後，這些人陸續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如政界、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等，甚至進佔樞紐位置，成了體制裏的中堅，對社會發揮重大影響力。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而不是如今天一些新生代所說，「地球村上眾多發生過的不幸事件之一」。在中港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例如「蝗蟲論」爆發時），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

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網友Stanley Ma：文中講到 engagement，不過接觸（engagement）與遏制（containment）只係大國能夠玩，蔡子強條傻佬，當咗香港係美國呀。〕

也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幾年前2010年政改一役，縱然在排山倒海的指摘甚至是醜化下，也嘗試力挽狂瀾，力主應該爭取與北京達成政改協議，為的就是希望中港雙方能夠在民主發展這個課題上，開啟良性互動，逐步增加彼此間的對話、了解和互信，為彼此在民主、普選等觀念和看法上，奠定基礎以至共識。

結果，事與願違，政局的發展仍是各走極端，走向撕裂。

周日，人大常委會就香港行政長官普選頒布框架，為政改落閘。30年來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爭取，換來的竟然是一個關卡重重的篩選而非普選特首方案。
這讓這些「民主回歸派」，感到前所未有的氣餒、沮喪，以至憤慨。近日，在大家的電郵以及WhatsApp群組當中，充斥着的都是心灰意冷、意興闌珊的言論，例如說：30年過去了，或許大家真的是錯了。

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周日晚上，「佔中三子」在添馬政府總部旁舉行集會，到集會尾聲，一群學者上台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其中一位在台上的是朋友黃洪，他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也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趙函事件的策劃者，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看到他在台上一臉黯然，不禁令人心酸，那不單是他，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年輕一輩的朋友，「18學者政改方案」的倡議人，教院的助理教授方志恒，近日在其個人facebook戶口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標誌着「民主回歸論」的壽終正寢，「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30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

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

當然，我相信這些民主派不會一夜間因憤慨而變成什麼「本土派」、「城邦派」，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或許，「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

當然，中國如今正值「大國崛起」，在香港不缺前倨後恭的所謂「朋友」，但或許，它將會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之支持。

縱然花綠綠的鈔票，以及赤裸裸的權勢，這些所謂「朋友」都不缺，但他們卻永遠成不了社會上的道德力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Vic：看了這篇文章，對蔡子強這位民主回歸派十分失望。事到如今，蔡先生還是如此自我感覺良好，認為民主回歸派是「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直教人瞠目結舌。

香港今日之困局，真係多得民主回歸派唔少！一群天真的年輕人，懷著虛妄的民族主義感情，錯判形勢，被中共利用，促成香港「回歸」極權黨國，以為自己能像超級大國那樣，與邪惡黨國玩engagement。因為自己的天真無知和狂妄，害到香港今日雞毛鴨血，還絲毫不懂反省，真係好撚道德啊！

蔡子強 - 無力正乾坤

2014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這幾天，內心十分沉重，但跟大家以為的理由無關，真正的原因，是看到7月2日凌晨有很多學生因在中環通宵靜坐而被捕，當中有很多是中大的學生，而且有些是我教過的學生。當然，有人會說這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學生應有被捕的心理準備，我同意，所以雖然難過，但只能感到無奈。

讓我真正感到憤怒的，是在周五再看到，民陣舉辦了10多年的七一遊行，過去就算有50萬人上街，也一直相安無事，但今年竟然首次被秋後算帳，有5名成員被捕，包括召集人、大會司儀和司機，當中包括兩位政政系舊生楊政賢和陳倩瑩，罪名是涉嫌違反「不反對通知書」、阻差辦公，甚至落車無熄匙這樣「莫須有」的罪名。

更讓人反感的是，他們竟然罕有地沒收了被捕者的手提電話！究竟有何道理要沒收電話？是否要審查他們的電郵和WhatsApp通話紀錄？又不是殺人放火，也不是打家劫舍，更不是策劃什麼驚天恐怖行動，為什麼要把他們的手機都沒收，讓他們的私隱也得不到保障？

最大的遺憾是分散了大家注意力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件，本來理應為香港警權問題敲響警號，讓公眾和輿論警覺，但可惜，卻在當日和翌日的媒體新聞報道中沒有得到足夠的篇幅和重視。

如果你問我對於上周五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場風波有沒有感到遺憾的話，我會說，最大的遺憾，就是它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讓大家忽略了民陣五子被捕這單新聞，忽略了更嚴肅的議題。

近日，有中大同事促狹的在網絡上留post取笑我，說：「竟然因為這樣而走到人生事業高峰。」我想十分嚴肅和認真的說，如果別人真的這樣看，那實在是十分悲哀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位老師，人生中遠遠有更多值得高興和驕傲的事，例如，當你發現你的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甚至有一些學生為了公義，而挺身而出，不惜自我犧牲，作為一個老師，這才是真的不枉。

作為一個溫和派，愈來愈感到無能為力

近日，常常想起杜甫的那兩句詩：「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個溫和派，曾經在2010年支持過普選聯和中央政府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而被人批評是投降派，已經被招安；我又試過如朋友呂大樂一樣，呼籲過大家不要輕易全盤否定議會，而被人批評對議會政治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我又曾經提出過，抗爭要考慮到是否過於超越群眾的經驗、感情和認知，不要走得太極端，而被批評為反動派，拖着抗爭的後腿；我往往是被網民揶揄為「和理非非」的那些「秀才」。

其實，我一直都只不過是想，從一個中間派的角度出發，看看民主運動如何才可以立足於最大公約數，爭取到最多的群眾支持；從一個中港博弈的角度出發，想出一個可以讓香港付出最小代價的民主運動策略；從歷史經驗出發，指出當抗爭和群眾運動過激時，會產生何種的後遺症。

當大家對制度已喪失最後一點good faith

但在最近的局勢發展中，我只感到愈來愈無能為力。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在議會中的拙劣表現，讓很多人對議會失去最後一點耐性，遂可以振振有辭的說，今天的議會已經變成有強權冇公理，是時候向議會全面開戰。我不贊成有理冇理的都拉布，但當大家對議會已經喪失了最後一點good faith之後，我還可以再說些什麼？

‧我不贊成把警隊視為「朝廷的鷹犬」，更認為把他們完全推向運動誓不兩立的對立面，是十分危險的。但曾偉雄任內，警隊又確是出現了太多太具爭議的做法，今次七一秋後算帳，更讓我十分失望。之後，更陸續發生了，警察員佐級協會撐前線警員的聲明，當中用上了「尋釁滋事」這個大陸發明用來打壓異見人士的用語；海關人員總會發表「撐警察」聲明，但卻被發現全文竟有約三分之二篇幅，照搬《文匯報》社評，有些更是整段照抄，這些都讓紀律部隊的中立性成疑，讓那些嘗試呼籲大家不要輕易全盤否定警隊的民主派，被人批評為愚忠。擱筆之際，更傳來最新港大民研發布的調查數據，警務處的滿意淨值只錄得36%，大跌15個百分點，是1997年7月以來的新低……

‧當再多人上街，再多人舉牌，再多記者追問，特首梁振英也可以視而不見，直行直過時，我還可以如何說服別人，不要用上激烈的抗爭手段？

公民社會與政府開戰已瀕臨一觸即發

我真的十分擔心，公民社會與政府開戰，已經瀕臨一觸即發，但又再想不到可以用什麼理由，叫大家，尤其是年輕人，再給這個政府多一點good faith 和耐性。

最近，我在不同場合和朋友聚會時，都不約而同聽到，說他們手機上都有不同的WhatsApp群組，近日都為社會上的政治爭拗爭辯到臉紅耳赤，幾乎要到割蓆絕交的地步，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撕裂的狀態。劉兆佳說，兩大陣營都傾力宣傳自己的立場，進入一個「competitive mobilization」（競爭性動員）的狀態。

我不知道，我還可以當一個溫和派多久，還能夠有多久可以如此苦口婆心的寫下去……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他們並不孤單

2014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上周二，「和平佔中」舉行電影籌款，放映的是根據南韓已故總統盧武鉉事迹改編，描述在南韓獨裁統治白色恐怖時期，勢孤力弱，但卻堅定要為受政治迫害學生作辯護律師的一介小民，力抗一頭國家巨獸的故事——《逆權大狀》。

電影《逆權大狀》

故事背景是1980年代初全斗煥軍人政府執政初期，為了打壓學運於萌芽階段，政府在釜山地區拘捕了22名學生，控以「非法集會」，甚至是「傳閱危險書籍」等罪名，更在黑獄中嚴刑拷打，屈打成招，這就是南韓史上著名的「釜林事件」。

男主角原本是一名只顧搵錢的律師，專做房地產買賣和稅務生意，對政治十分厭惡。但碰上曾在其昔日潦倒時，對他有一飯之恩的飯店老闆娘，其兒子被捲入這場冤獄，老闆娘對男主角苦苦哀求，在幾經與良知的掙扎之後，他決定接手這宗無律師敢接的案件，為學生辯護，力求還他們一個公道。

當小民面對國家機器時的無助

審訊過程極不公允，控方和法官都想草草結案，無視那些所謂「罪證」有着明顯疑點，令男主角這位辯護律師的種種努力都付諸東流。更讓人氣餒的是，軍政府這頭巨獸，開始對他作出各種滋擾，他的律師事務所開始被稅務當局挑剔和審查，他的客戶在受到政府壓力後逐漸流失，他的家裏接到神秘電話問候他的兒子和家人……男主角開始體會到，當一介小民面對一頭國家巨獸時，是如何的無助。

電影播完後，朋友陳健民作出個人分享，想不到，只是說了幾句話，他便聲音哽咽，說不出話來，良久不能自已。這也難怪，他對劇中人物的遭遇，可說是感同身受。看到朋友如此，我也感到心酸。

事實上，過去一年多，「佔中三子」因這場運動而面對巨大壓力，各種文攻、恫嚇、滋擾陸續有來，他們也受盡委屈，亦作出了很多犧牲，甚至賠上了自己事業上發展的機會（但卻偏偏有人撰文，昧着良心的譏諷，說佔中是一份「筍工」）。過去幾個星期，先是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又因為要搞6‧22公投，而遭到「國家級」的黑客攻擊。

我相信，陳健民也同樣體會到，當一介小民要面對一整部龐大的國家機器時，那種無助。

那麼為何還要揹上這類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片中有如此的一幕：男主角的生意拍檔警告他，說公司的業務正如日方中，更剛剛搭上一個夢寐以求的大客戶，飛黃騰達已經在望，為何偏偏要在這個時候節外生枝？

男主角答說：「我只不過是不想自己的子女，將來要生活在一個荒謬的地方，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活得更美好吧？」

不料拍檔卻答說：「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孩子送往國外。」

無言。

陳健民在之後的分享中，特別提到這一幕。他說，他也不想將來自己的女兒活在一個荒謬、歪理乖張的地方。

這讓我想起一個之前自己說過的小故事。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其自傳《Madam Secretary》（台灣譯本《從難民到國務卿》）一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往事。話說當捷克仍是鐵幕國家的那個年代，童年時便已去國懷鄉的她，有一次重訪故土，並聽到以下一個故事。

一名異見分子遇上一位朋友，想請對方幫忙，不料對方卻推說：「其實我也想幫你，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愛莫能助。」（I would help you,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這位異見分子聽到後，沒有動氣，只是平靜的說：「其實我也希望像你一樣保持沉默，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我不能。」（I would remain silent,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不要讓他們孤單

電影結尾，男主角投身抗爭，佔領街道。當他被捕後遭盤問，對方說：「你是一名律師，現在竟違反法律，不是太過分了嗎？」男主角平靜的說：「正因為我是律師，才要在不公不法的時代，帶領人們，這是律師的真正責任。」

片中最後一幕，男主角被控帶領非法集會，在法庭中受審，法官要確認為他辯護的律師是否都已經出席，於是一個又一個名字的念了出來，而同時間，一個又一個律師也應聲肅然起立，名單久久仍未念完，原來，當日釜山142名律師中，竟有多達99名出席！

原本是那樣無助的男主角，最後發現自己原來並不孤單。

由最初沒有人願意接手這類燙手山芋當辯護律師，到後來超過三分之二的律師挺身而出，這就是歷史的洪流，這也是民心的向背。

在絡繹不絕的人龍中，看到一個又一個老朋友

過去幾個星期，因為一個6‧22公投，惹來炮聲隆隆，甚至是「國家級」的黑客攻擊，天上只見烏雲蓋頂，一派山雨欲來的景象，大家都不禁心如鉛墜。

不料，上周五電子公投啟動，首日已經有逾40萬人投票；到了次日累積至55萬人；到了周日，也就是第3日，更有近5萬人不惜長途跋涉親自走到票站，參與實體投票，令公投人數進一步累積至逾70萬……

陳健民說當他在民主毅行途中接到投票數字時，他和身邊的人，不禁熱淚盈眶，原來他們並不孤單。

在這些絡繹不絕的投票者裏，在票站長長的人龍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又一個的老朋友，雖然大家素昧平生，但卻又十分親切，因為彼此肝膽相照。

就是這些老朋友在守護香港

就是這些老朋友，在過去25年，每當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嚴峻挑戰時，例如1989年六四、2013年七一、2012年以及今次的民間公投，大家便會不約而同，四方八面，從香港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挺身而出。有人認為他們未免是螳臂擋車，但卻是這些老朋友，讓大家知道人心未死。

也是這些老朋友，讓一介小民面對龐大國家機器，感到茫然無助時，知道他們原來並不孤單。

也是這些老朋友，為日漸沉淪的香港，提供一股力挽狂瀾的向上拉力，守護我城。

雞蛋雖脆弱，但卻可以孵化出生命

近年，大家都喜歡以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來為抗爭作比喻，《逆權大狀》一片中亦反覆出現過一句類似的對白：「以卵擊石，雖然雞蛋看似脆弱，岩石看似頑固，但岩石最終都會成灰，而雞蛋卻可以孵化出生命。」

這就是我們的信念，也是大家對香港未來的期盼。

我相信，歷史將會站在這一邊。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守護記憶 為免靈魂灰飛煙滅

2014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前些時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丁美洲魔幻小說大師馬奎斯逝世。

維護真相的孤獨吶喊

記得30年前，當我還在念大學時，也曾讀過其經典巨著《百年孤寂》。小說的詳細內容大都忘掉，唯獨仍有印象的，是以下一個情節：

故事說到主角家族的一位後人，曾親眼目睹一場示威遭血腥鎮壓，後來更演變成一場大屠殺，死亡數以千計。他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從此之後，他立誓要為此作見證，把鎮壓的殘暴真相公之於天下，為此四處奔走控訴，可惜的是，沒有太多人理會，因為政府和軍方的毁屍滅迹工作做得太好，迅速而徹底，歷史課本也無記載，令所有人都不相信這是事實，只剩他一人在孤獨吶喊。

到今天依然記得，是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明白到，歷史可以是由當權者所建構的，他們想消滅抵抗，就會先消滅記憶。

有人認為這是魔幻小說裏的天方夜譚，但馬奎斯卻說自己寫的都是拉丁美洲的百年悲情和苦難，而我卻想說，這又豈止拉丁美洲？

要想消滅抵抗，就先消滅記憶

若干年後，我又讀上另一部小說，那是在共產政權年代便流亡法國的捷克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笑忘書》。

這部小說開宗明義以「笑」與「忘」作為主題，書中第六部〈天使〉，更集中談記憶與遺忘的問題。

當中有一段說到，捷克新的共產政權上台，要消滅這個國家的記憶，首先做的，便是放逐當地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等。被政權所放逐，雙目失明的歷史學家赫布（Hubl），悲慟的說：「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記憶，毁滅它的書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新寫書，重新製造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這個民族便會開始忘掉它的過去和現在，那麼外面的世界要把它遺忘就更快不過了。」

當獨裁者在台上高喊「孩子，你們就是國家的未來」的時候，其實他真正的意思，並不是真的要把社稷交託給他們，而只不過是，他會將人民和民智逐步逐步推向幼年化發展。孩子的最大特徵，就是他們並沒有太多的記憶。

因此，米蘭昆德拉在這本小說中，透過異見人士麥瑞克（Mirek）的口，道出一句擲地有聲的不朽名句：「人與強權的抗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遺忘，讓人活得像微風般輕盈

《笑忘書》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美麗的塔美娜（Tamina），一直思念她那被共產政權迫害而流亡國外，最後客死異鄉的丈夫，她當初竭力想抗拒遺忘，希望留住對亡夫的寶貴回憶，但丈夫的形象卻在她腦海裏日趨模糊，這讓她感到絕望和痛苦。她不斷想找回一疊信件和日記，一疊記錄了夫婦兩人往事，載滿了兩人回憶的信件和日記，並期望從中梳理出自己對丈夫的記憶，但卻功敗垂成。

直到一天，一個年輕男人走來找她，並說，如果她真的想遠離一切痛苦，訣竅便是把記憶放下，並請她跟隨自己到另一處地方：「那裏沒有悔恨，一切都沒有重量，像微風一樣輕盈。」結果，塔美娜選擇了跟隨這名男人走了。

她來到一個小島，在這個小島上只有孩子（沒有記憶的人？），她感到：「在這一刻，她的丈夫既不在記憶裏，也不在思念中存在，因此，她既不感到壓抑，也不感到悔恨。」從此，她更與孩子，陷入激烈的性愛活動當中，「她重新閉上眼睛，體會着肉體的快樂。有生以來，她這是第一次在靈魂遠去的時候，享受肉體的快感。她的靈魂既沒有想像什麼，也沒有記憶什麼，早已悄悄地地離開了那間屋子」。

遺忘，也讓人失去了力量

但隨着時間的過去，重複使一切歡樂和快感都失去了光采，亦沒有幫助她抓住靈魂。最後，她決定游水離開這個小島。但當她跳進水裏後，才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拚命划水，她都已經無法離開這個小島了，最終更只能往下沉，並無聲無息的在水中湮沒。

於是，我看到原本如斯美麗的一位佳人，就在這樣的一個遺忘之島上，在縱慾的麻醉中，慢慢凋零，到一天驀然覺醒，想擺脫這種狀態，卻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失去了力量，只能往下沉淪，無聲無息的湮沒。

回憶，帶來撕心裂肺的痛楚

近日，在有線電視的新聞報道中，看到他們訪問張先玲，她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戒嚴部隊槍殺、手無寸鐵的19歲學生王楠之母親。

這位白髮蒼蒼的「天安門母親」，在鏡頭前，也整理着一大疊的信件和稿件，她說這是兒子死後，其同學和朋友寫下，對他的悼念和追憶。每次當她翻閱這疊信件和稿件時，她都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但也從中，她得悉兒子不為她所知的一面，從而梳理對兒子的記憶。

本來在這個經濟騰飛，「大國崛起」，物質氾濫，舉國一片歌舞昇平的年代，只要張先玲和其他的「天安門母親」，願意遺忘，願意放下記憶，她們就可以與其他沒有記憶的人一樣，一起沉醉在一場物慾的狂歡當中。如果沒有了記憶，也許她們真的能夠活得像微風一樣輕盈。

但這些「天安門母親」最後卻沒有揀上如塔美娜所揀的路，她們選擇了守護記憶。

不覺氣餒，因為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

在當年高壓的恐怖氣氛當中，她們仍然努力四出搜尋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經歷，整理成書，為的是她們要為六四守護記憶。在尋訪過程中，張先玲說她們頂風冒雨走過多少大街小巷，就是酷暑嚴寒，就是吃閉門羹，就是甚至被人推出門外，也不能擋住她們的腳步。過程中，她不覺得屈辱，也不覺得氣餒，因為，她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有的是作為一個母親和公民的責任。

她說，這麼多年來，通過與其他母親一起抗爭的經歷，她的心靈在痛苦中煎熬，但意志卻在錘煉中堅強，思想也在打壓中成熟，她和其他人一起在抗爭中成長。她們已經艱難的走過了這麼多年，前面的路也許很長，也許更坎坷，也許看不到正義的陽光，但仍然會無怨無悔地走下去。

從中，我們看到一群美麗的母親，那是曠日持久的堅持，讓她們變得愈來愈美麗；那是她們的拒絕遺忘，守護記憶，鑄造出母愛的偉大和不朽，鑄造出正義和良知。

回憶定義了自己

以研究記憶與政治出名的旅美德國學者Andreas Huyssen，曾經在《Twilight Memories》一書中寫過：

「追憶塑造我們與過去的關連，而我們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自己。作為個人與社會，我們都需要藉着過去來建構和定位今天自己的身分，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

另一位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則在《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一書中說：

「否認過去，表面上是樂觀和向前看，但仔細一想，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一種無法面對未來之絕望和可悲。」

神州大地上獨一無二的香港

今天是六四25周年，25年來，同樣是無怨無悔的支聯會和其義工、仍然沒忘初衷的媒體和記者，以及維園晚會上的點點燭光，一直拒絕遺忘，守護記憶。我們應該多謝他們，就是他們25年來漫長的堅持，讓香港沒有變成一個遺忘之島，從中也鑄造了在神州大地上，一個獨一無二的香港。

後記：他們也在守護記憶

1989年那一年，我剛進入中大研究院，在那春夏之交，我沒有隨同我的那些中大同窗前赴北京，為的是答應過老師，在本科畢業離開學運的崗位後，是時候修心養性，好好讀一下書了，結果北京那一邊事態的發展，卻急轉直下，譜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不能置身其中，不能說不是自己的一個遺憾。

25年過去，那些昔日的同窗，今天他們有些已為人師，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是管理階層，有些更成了媒體高層，但他們仍然沒忘初衷，還把當年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記錄成《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 ……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一書，由中大學生會出版，為守護六四記憶，盡一點綿力。

（#本文的稿費將捐贈給天安門母親和支聯會，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辦媒體作為一盤維穩生意

2014年5月22日

【明報專訊】在政府維穩開支超越國防開支的今天，維穩已經儼然成了中國一大產業，無數生意，以至就業和生計，都寄生於這筆巨額公帑之上，各地的維穩辦、城管、網絡監控、五毛 ……，養活了一大棚人，維穩成了他們的衣食父母。

維穩已經成了中國一大產業

有本地網上評論便曾經揶揄，維穩開支超越國防開支，這等於說：「劉曉波加盲人陳光誠加眼盲耳失聰的李旺陽，比美國航母加台灣二手F15加北韓核彈還危險。」但恥笑歸恥笑，大家有沒有想過，維穩這個產業，一樣是好些港人的衣食父母？

坊間有很多傳聞，說這個組織，那個媒體，都有收中央錢，任務是要幫助中央爭奪輿論陣地、抗衡泛民、打擊佔中等等。我沒有任何內幕，真真假假不得而知，但談到有否真憑實據，證明中央真的有向香港一些有關單位「泵水」，我想起一件往事。

最近重新翻看由已故傳奇「愛國紅人」羅德丞其心腹助手高繼標所著的《羅德承政海浮沉錄》一書，讀到一些章節，與今天的時局對照，覺得頗有感悟。

一份香港雜誌敗了國家過億元

話說1980年代尾、90年代初，當時羅德丞這位原本港英政權裏的紅人，投奔敵營，掉轉槍頭，反而幫北京出謀獻策對付故主。當時中英矛盾白熱化，羅德丞在「一會兩局」（即今天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前身）、新機場、人權法等政治鬥爭中，親自披甲上陣，剿敵建功，先後訪京獲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親自接見，並待之以上賓，羨煞不少親中陣營的人，一時間政治行情急速看漲，甚至被視為未來第一屆特首的熱門人選。但後來政治形勢卻急轉直下，最終由董建華當上真命天子。

是什麼原因令羅德丞慘遭「滑鐵盧」呢？當然，相信原因有很多，但高繼標在《羅德丞政海浮沉錄》這本書中，卻特別指出一點，那就是羅德丞拿了國家一筆錢去經營媒體，原本以為為國家在香港爭奪輿論陣地，結果眼高手低，大花筒兩三下把錢花光，但卻一事無成，結果讓江澤民都「頗有意見」，最終功虧一簣。

話說，1992年，北京透過中國銀行向羅德丞貸款800萬美元作為經費（即6000多萬港元，當時幾十萬已經可以在太古城買個600呎單位），讓他籌辦一份雜誌，這就是《Window》（不要誤會，與Microsoft無關）。但拿了這筆巨款之後，羅德丞卻經營不善，尤其是用人不當，例如高薪聘請了很多過氣、名大於實的「deadwood」，更僱用了老友的親朋戚友，又把自己所屬政團新香港聯盟的員工，調過去雜誌上班，出番份糧（但卻仍然要他們實際上為聯盟工作），更甚的是，在短短時間內，羅更為雜誌三度易帥（總編輯），每次都得賠上大筆錢送人走。（我不想開名寫，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翻閱此書，了解哪些是當事人）

不斷燒銀紙的結果，便是前後不到3年，800萬美金便花光花盡。結果，羅還厚着臉皮，去函背後靠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攤大手板，再次要求北京撥款支持。結果，國家又再次當了一次冤大頭，再「貸」款600萬美元來「填氹」。錢當然最後也泡了湯。高繼標在書中透露，江澤民對李鵬第二次批款「頗有意見」。

中央成了「冤大頭」

《Window》雜誌結果連見證九七回歸也捱不到，還差7個月，便得結束了這本訂戶低至2000，發行雖有兩萬冊，但多半要靠花錢請速遞公司四處贈閱的窩囊雜誌。而國家的資源，兩筆合共1400萬美元，人民的血汗錢，就是如此這般，像倒水般倒去。

雖然金錢上，羅德丞不必為此負債，付出一分一毫，但卻得在政治上問責，付上沉重代價，其政治行情從此急轉直下，本來只差一步之遙的特首寶座，從此成了鏡花水月。試問一個連一本雜誌也搞不好的人，看在北京眼裏，又如何能夠放心交託上整個香港呢﹖

但無論如何，過億元！是90年代的過億元！就是如此被人「洗腳唔抹腳」的花去，當時仍沒有「維穩」這個叫法，但就是以幫助國家爭奪輿論陣地為名，結果，春夢了無痕，輿論陣地當然佔不到，我相信沒有幾個讀者會看過《Window》，中央就是如此這般成了「冤大頭」。

愈渲染政治形勢，愈易分到一杯羹

從高繼標這本書中所紀述的這段往事中，我可以領略至少兩點：

一）出於政治理由，中央是真的有向香港一些有關單位「泵水」的，小小一份《Window》都過億元（再提醒大家一次，是90年代的過億元），其他更重要的單位，不言而喻；

二）中共是搞意識形態起家，對佔領輿論陣地特別重視。這便往往成了別有用心的人，要「撈油水」、支取維穩費的話，一個上佳藉口。

所以，諷刺的是，政治形勢愈嚴峻，維穩、佔據媒體陣地等政治需要，只會更加突出，於是，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其實是樂於見到政治形勢嚴峻，甚至會作出渲染，激化矛盾，火上加油，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為他們在維穩產業中分一杯羹、「撈取油水」，提供更多機會。

梁振英的核心幕僚、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便在梁班子上任之初，在電視訪問中直言，政府絕對有必要參與輿論戰，否則只會坐着「捱打」。那些有心透過辦媒體以在維穩產業中分一杯羹的人見狀，還不會趕快「打蛇隨棍上」嗎﹖

不過，經過《Window》一役，中央不會不多了戒心，於是，今天，別有用心的人，不得不多開拓財路，除了國家的維穩經費外，也會向富豪打主意，要他們攤分國家的維穩任務，為國家盡一點綿力，當中有沒有假傳聖旨，上下其手，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或許，一些如今炮火隆隆、殺聲震天的人，應該多謝「佔中三子」，就是「佔中」，為他們帶來不少「商機」。愈是渲染「佔中」的危險和威脅，那麼「反佔中」便變得更加刻不容緩，要說服富豪報效祖國，攤分國家的維穩任務，也就更容易，更師出有名了。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全面進化 vs. 反對完美

2014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近日看了一套電影，《Transcendence》（港譯作《超越潛能》，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台灣的譯法《全面進化》）。故事講述男女主角這對夫婦，是最頂尖的人工智能與細胞工程科學家，兩人希望研發出一部超級電腦，不單具備超級運算能力，更能擁有自我意識，以及跟人類一樣的複雜情感，超越人類的極限。這項驚天動地的研究讓男主角一舉成名，但同時亦令他成為反科技極端分子的頭號刺殺目標，他們誓要阻止這項野心勃勃的計劃。結果在男主角垂死的一刻，得太太和他的好友協助，讓其思維與這部超級電腦的自我意識結合，於是肉身雖死，但精神猶在，再通過online，讓這部超級電腦透過互聯網入侵世上其他電腦，繼而控制無窮無盡的資源。

電影《Transcendence》所引發的思考

在控制了無窮無盡的資源後，這部擁有自我意識的超級電腦，以及其「太太」，進一步開展想全面進化人類的終極鴻圖大計。人往往生而有缺陷，可能是盲，可能是跛，可能惡疾纏身，也可能是蠢，而這部超級電腦，卻為前來求助的人，通過細胞和基因工程，修補缺陷，讓盲的重新看見，讓跛的重新能走，甚至比起常人更強、更健壯，模造出一種經過全面進化、基因完美無瑕的新人類。

在這個過程中，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典型荷李活電影橋段，那自不消說，但更發人深省的是，當男主角的自我意識已經可以破解一切的生命密碼，諸如基因、細胞、荷爾蒙分泌等時，那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呢﹖那又會締造出一種怎樣的世界呢﹖

其中一幕，是太太發現自己體內的荷爾蒙分泌和各項身體機能數據，正被這部超級電腦全面監控，想到自己的情感甚至思想，正赤裸裸被丈夫窺破時，遂感到不寒而慄，我想，這不單是私隱問題那麼簡單，更嚴重的是，喜怒哀樂、感情，以至被視為神聖的愛，會不會只不過是被悉心調校荷爾蒙分泌所產生的結果呢？但對此，超級電腦只冷冷報以一句，對他來說：「Biochemistry is emotion」，感情只不過是生化反應的結果而已。

21世紀的今天，遺傳工程學正方興未艾，但當中牽涉的道德問題，卻引發了熱烈的爭議。

究竟人僭越了自己與造物主的界限時，會有怎樣的結果﹖這套電影讓我想起一本書。

桑德爾的《反對完美》

前幾個月，本欄在討論到葵青貨櫃碼頭工潮，以及用錢購買與無肢人Nick Vujicic同枱吃飯機會這兩件事時，分別向讀者介紹過，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大學教授」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撰寫的兩本力作，《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翻譯本：《正義》），以及《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今次我卻想藉着討論《超越潛能》這套電影時，談談桑德爾的另一本書，《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中譯本《反對完美》），了解一下他為何反對通過優生學和基因工程等，把人類的質素「transcend」。

桑德爾反對「完美」，對優生學和基因工程有所保留的理由有三，分別牽涉到謙卑、責任與團結3個層面。

謙卑：明白人生總有不幸讓人學識謙卑

先說謙卑。

桑德爾說，在一個本來已經事事講求支配和控制的社會裏，為人父母，是讓人較能學懂謙卑的機會。因為，對孩子毫無保留的愛，但又不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去模造出一個孩子，讓我們明白到一己能力上的局限，也讓我們保持一顆開放的心靈，學識與世上的不如意、不和諧共處，節制自己內心不斷膨脹、想支配和控制一切的自信和欲望。人對自身，以及孩子的天資和才能，不能完全控制，並且有關的感悟，會約束我們變得傲慢的傾向。

假如大家習慣基因改造，社會謙卑的基礎也會遭削弱。倘若生物工程讓「自製人」的神話成真，人們便再難將自己的「才華」視為一種運氣，一種「恩賜」，反而會視為自己一項精心籌謀的成就，因而只會讓大家進一步鑽營，進一步機關算盡，進一步目空一切。

我對作者這個觀點，有深切的感悟。20多歲時，我相信人定勝天，但人到中年，閱歷漸多，看盡人生無常，明白到幸福並非必然，才讓自己學懂感恩，從人定勝天的傲慢當中，學識謙卑，也對人生的不如意和不幸，較能釋懷。

責任：接受自己不能主宰一切讓人較能釋懷

再說責任。

若然優生和基因改造不斷擴張，孩子的才能和特質，機會所佔的比重較小，反而選擇所佔的比重較大，父母因此必須為孩子是否選擇對才能和特質而負責，孩子長大後一天碰釘，便大有可能反過來會埋怨父母為何當初選擇錯誤。人們責任的擴張，將會到了讓人畏懼的地步。

接受自己是自然、運數，以至是神所創造的結果，我們（又或者父母）便不用為自己生來是怎樣而負全責；但相反，若然我們對遺傳的支配愈多，那麼為自己的才能和表現，所背負的責任重擔亦愈大。

對於這點，自己一樣有深切的體會。當你認為可以十足掌握，甚至主宰自己的人生時，一旦出了問題，你會十分痛苦，每晚輾轉反側，苦思究竟自己在哪裏出錯，不斷怪責自己，甚至思想因此鑽入牛角尖，反而，當你接受人生總是無常，非事事自己所能控制和預計，不要把一切責任攬上身時，也較能讓自己釋懷。

最後，桑德爾說到團結。

對人生無常的認知，讓我們對周圍不幸的人，較能產生同理心和同情。當我們意識到疾病、意外，以至其他不幸，一天或許也會降臨自己身上時，我們會較容易接受以政府、稅收，以至保險，來跟別人分擔不幸的風險。

團結：認識人生無常讓人願意共同承擔風險

有人或許會問，得天獨厚的人有虧欠社會上最弱勢的人一些什麼嗎﹖對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最有說服力的答案，就是前者的天賦，不是因為他的努力和作為，而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好運，因為上帝擲骰子下的好運，那可能是因為有個有錢父親，也可能是因為在基因luck draw下成了幸運兒。Luck draw當然講的是運氣，而不是自己可以邀功，這可以減低社會上的精英認為，富人比窮人更值得擁有，較易接受自己有義務跟不幸的人分享上天的「恩賜」。這種風雨同舟、互相幫助，是社會團結以及和諧的基礎。

桑德爾說，但假如基因測試進步到可以確切預測每個人的病史和壽命等，那麼擁有健康基因的人便很可能會避開與基因不好的人共同分擔命運。更甚的是，過往由運氣決定的東西，今天由計算和選擇所取代，那麼，人們會傾向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去為別人父母的疏忽和怠慢而負責，要怪的只能怪，這些人的父母當初沒有為孩子的基因工程精心籌謀。

當然，筆者可以補充的是，不難想像，基因工程於一段長時間內，只會是有錢人才能負擔的玩意，那會讓社會上貧富之間的鴻溝更加巨大，富人可以模造出聰明、美麗、強健，甚至品格良好、得天獨厚的孩子；相反，窮人卻只可以望天打卦，無奈接受可能身負各種缺點的孩子。那麼貧窮將更加絕望，更難有翻身之日，社會只會更陷於撕裂，團結以及和諧更無從說起。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沉默的罪疚

2014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着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着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着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着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攞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我也曾是商台人

2013年11月21日

【明報專訊】「 黑格爾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會重複出現兩次。但他卻忘記了補充一點：就是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而第二次卻是作為鬧劇出現的。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馬克思的歷史觀察

馬克思的真正意思，當然不是着眼於歷史是否只會簡單出現兩次，而是當事件第一次出現時，因為體諒到當事人還沒有經驗，於是大家還會寄以同情，但問題是，正如黑格爾的另一名句所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於是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重蹈覆轍時，除了同情之外，難免覺得可笑。

電台風雲再起，商台宣布把李慧玲從早晨王牌時評和「烽煙」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調走，改為於黃昏時段與黃潔慧主持另一節目《左右大局》；早上則改由陳志雲自己親自掛帥。陳說這是純粹節目策略性調動，當中並無政治考慮，對不起，我絕對不信。

10年前的電台風雲

事件讓我想起10年前的另一次電台風雲，當時自己也牽涉其中。話說那時因為董建華的劣政，而讓港人叫苦連天，社會氣氛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但當權者不懂得自我檢討，相反，電台名嘴卻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罪魁禍首，又或者代罪羔羊，務求除之而後快。結果，先是商台的兩大名嘴鄭經翰和黃毓民封咪，接着頂替王牌早晨節目《風波裡的茶杯》的李鵬飛，也因為那個著名的「午夜凶鈴」電話，因而請辭，接着便由梁文道，以及我自己捱義氣頂上。

當時商台的CEO蔡東豪和台長梁文道，受到俞琤這位幕後掌舵人的不斷施壓，要求除掉鄭經翰，但兩人卻拒絕執行，結果俞琤唯有硬着頭皮自己赤膊上陣，在梁文道和我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中，與大班公開直接對質，但傳說中牙尖嘴利的俞琤，卻在我們的質問中，顯得詞窮理屈，最後甚至手忙腳亂和狼狽到自己眼鏡都得差點跌了落地，結果這個經典鏡頭在全日電視新聞的滾動式播放中，播了不下百次，成了公眾記憶中，可能是俞琤一生人中最大的一道瘡疤（順帶一提，大家終於明白為何陳志雲拒絕與李慧玲公開對質了吧）。

結果，不知道是因為這道瘡疤，還是因為其他的政治壓力，結果蔡東豪、梁文道和我，事後都被請離商台。那是比起今天對李慧玲還要粗暴的一種方式，我只記得約是晚上10時，被電話通知明天早上不用再返商台做節目了，亦沒有被告知任何原因。要怪的只能怪自己不識時務，當不上俊傑或電台達人。

當時我確是對商台曾經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相信它真的是伸張正義，為民喉舌，結果理想幻滅，自己也得黯然離開。在意興闌珊之餘，過去10年，不止一次有媒體情商我擔任早上時評和「烽煙」節目主持，但我都婉言謝過，寧願以報章雜誌專欄，繼續針砭時政。

商台早晨節目主持的詛咒

從此之後，商台的早晨節目主持便像遭到詛咒一樣，沒有一個做得長，如施南生、張楚勇、黃偉文、黃永、李慧玲等，都成了短暫的過客，10年來每隔一兩年便換一次，不似得黃昏時段般比較穩定，先後只有李慧玲和黃潔慧兩人。這些早晨主持，不少是被商台逼走，黯然離開。無他，早晨節目影響力大，主持也因此處於風眼，如果是唯唯諾諾、庸庸碌碌之輩，你會被聽眾和收聽率所淘汰，相反，如果敢言和對政府、權貴敢於批判，就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除之而後快。

說來諷刺，每次當商台早晨節目有新主持履新，當這些新人接受報章訪問時，都大讚商台的領導層如何有理想，如何有誠意，如何保證讓他們暢所欲言，伸張正義，為民請命，是自己的伯樂，但結果卻一個個先後黯然離開。

到今天我仍十分懷念當年在商台並肩作戰的兄弟姊妹，畢竟大家當年曾經年輕過，也曾並肩作戰、敵愾同仇過，但對於商台的領導層，請恕我沒有絲毫的幻想，因為我曾親身經歷過那場「悲劇」，而當見到歷史不斷重複，每次有人「夤夜趕科場」，在訪問中為這些領導層臉上貼金時，我只能報以苦笑。

告訴讀者一個小秘密：其實，2004年當我在商台暫代《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主持時，當時的商台CEO蔡東豪和台長梁文道，曾詢問我能否離開中大，轉當這個王牌節目的全職主持，待遇儘可以商量。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實在是很大的誘惑，但我卻還是更喜歡中大，喜歡學院裏的教研工作，於是縱然兩人盛意拳拳，但我還是想也沒有多想，便婉拒了他們的一番好意。

就這樣，10年過去，事情也因有了距離而看得比較清楚，我相信，這也是我人生中，最明智的其中一個決定。

希望他們能夠留守崗位

當權者以至內地官員，常常誤以為香港政府今天的弱勢，是因為那些專「搞風搞雨」的媒體和名嘴所造成，而沒有反思政府施政的背離民意，失道寡助，反而想盡辦法把這些電台主持滅聲。結果10年來，由鄭經翰、黃毓民，再到梁文道和我，再到吳志森，以至今次的李慧玲，陸續被請離電台上的崗位，但政局卻絲毫沒有好轉，甚至是每况愈下，特首的民望也低處未算低。

最後，我還是希望李慧玲、黃潔慧、潘小濤等能夠繼續留守崗位，不在於商台可敬，更不在於其領導層正直可信，而是在於，比較起10年前，今天大陸和香港左風更盛，言論空間更為收窄，媒體也逐漸失陷，甚至成為維穩機器的一部分，他們這樣敢言的電台主持，已經買少見少，全港山河一片紅，指日可望。所以，還望這些敢言的主持，能夠大局為重，互諒互讓，不要遭人離間，堅守崗位，為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和公義，繼續發聲。只要能夠多留一天，便能夠為香港多做一點事。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李慧玲 - 我的自白
am730   2013年11月20日  

2004年我加入商台，有人問我想在商台做多久，我說：「十年吧！」

自董建華到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我在商台直播室過了九年多。過去一年，我常常在想，是否應該離開、休息，然後重新出發。幾個月前我在閒談間向高層表達過這種想法，建議他物色適合接班人選，我希望可以打破宿命，烽煙節目主持人更替不必不歡而散。對方當時說：「當我冇聽過！」

但公司今次節目調動，事前完全沒有和我討論。既然我曾經表達過想順利交接，為甚麼公司事前不和我商量一下？

我認為這並不尋常。我加入公司後，有過兩次調動。兩次事前我都有被諮詢，其間我提過意見，有些被接納、有些沒有。

最近一個月，種種風吹草動，令我對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更加憂心。上星期五，我獲悉調動安排，我詢問高層我能否說不，對方說不可以，並提出當日下午四時舉行記者會，發布消息。

後來我透過同事向高層表明，我狀態不佳，不出席記者會。但對方以電話短訊要我親自聯絡他，否則我不出席記者會，就當作我不接受調動安排，要解僱我。於是我覆了短訊，說我星期一會如常上班。

傳媒說高層「威脅」我、「警告」我，這不是我用字眼，我只是向大家陳述了上述事實。究竟哪一個形容詞適合，公眾判斷。

星期五，我獲悉調職安排離開公司後，我當日確實不想再和高層見面、通話。我對整件事很失望，對香港情況感到悲涼。曾經，我這樣信任過一些人。沒有人可以或者應該在同一崗位一輩子，但如果察覺事不尋常，守護平台是每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

蔡子強 - 老虎死了，Pi的那天還會遠嗎？

2013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這兩天看電視新聞，真的十分「心噏」，鏡頭前一個又一個年輕的臉孔，原本以為可以在新電視台發揮創意，大展拳腳，無悔青春，結果卻被政府一個黑箱作業的決定「打沉」。政府終於發了兩個免費電視牌，分別給有線和電盈，但唯獨最先提出申請、態度最為積極、投入資源最多（9億元）、請了最多新人（近500位）、已經開始籌建電視中心、已經脫離紙上作業階段，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最終卻未能雀屏中選。

蹉跎青春，摧毀夢想

於是，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心靈，便是如此遭到打擊；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夢想，便是如此遭到摧毁。雖然有年輕的港視員工在受訪問時說，他們年輕，可以輸得起，大不了從頭來過。但想到他們的青春被這樣的一個政權蹉跎歲月，心裏還是十分黯然。

為何香港電視會大熱倒灶？這不單是王維基、港視500名員工心中的疑問，也是眾多香港市民心目中的疑問，但奈何負責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在歷時35分鐘的記者會中，無論記者如何反覆追問，卻只像一部人肉錄音機一樣，說些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是不是因為王維基在亞視年代說過不要做《文匯》、《大公》，因而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

‧是因為他一直就發牌問題最鍥而不捨，因而開罪了政府中人？

‧是因為他主力拍電視劇，對TVB霸權威脅最大？

‧還是因為他最進取，如昨天《明報》所報道，要一口氣開設30條頻道，對現存電視版圖和秩序將會顛覆最嚴重？

還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政府可以半句也不交代嗎？

口口聲聲帶來改變，實際卻鞏固壟斷

很多人支持王維基，並不是因為有何利益瓜葛，也不是因為真的愛看電視劇，而是相信他最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最具破舊立新的氣魄，因而能夠為香港電視業帶來一點改變、一點新氣象，為重振香港的創意工業帶來希望。這是從其他兩個申請者身上暫時看不到的。

不單止年輕人，就是我們這些中生代，都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變得十分窒息，再不是七八十年代那個我們見證過生機蓬勃的香港。以電視為例，無綫和亞視如何讓人失望，太多人寫過，毋須筆者在這裏多費唇舌。這也是大家迫切求變的理由。一年前真誠地相信梁振英會帶來改變的人，今天怕且都應該醒覺了吧﹖到了要見真章的時候，他還不是會保護大財團的利益，王維基只能怪自己無權無勢，沒有後台吧﹗

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一片中，片末，主角Pi回憶，說如果不是有那一隻老虎Parker一直在旁虎視眈眈，與自己生死相搏，讓自己時刻高度警惕，半刻不敢鬆懈，激發了他的生存意志，怕且早已葬身大海。

讓事事講求和諧、與政府合作無間的TVB一台獨大，或許會讓當權者感到舒服，但長此以往下去，在壟斷和缺乏競爭下，香港的創意工業將被扼殺，一個口口聲聲要振興香港產業和經濟的人，最後原來卻是鞏固壟斷，扼殺競爭者，這便是政客本色。

沒有普選，連看電視的選擇權也捍衛不到

如今老虎終於死了，那麼Pi壽終正寢的日子還會遠嗎﹖

昨天，一個向來不太熱中政治的朋友跟我說：「哀莫大於心死，對這樣的一個政府，實在愈來愈絕望了﹗醜聞、弊政一籮籮，這也罷了；普選、自由不給你，也都算了；現在連小市民在家中好好地看電視劇的權利，也都要褫奪走﹗」

我相信今天香港若來一個全民公投，看看大家支持發牌給哪一家電視，那麼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必會是大家的首選。事實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6月的調查已顯示，63％受訪者支持發牌給香港電視，比起香港電視娛樂的52％和奇妙電視的50％都要多﹗我敢說，莫講公投，只要是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也不敢如此公然逆民意而行，王維基不會如此死得不明不白，如今他只能慨嘆自己是一個不民主制度下的犧牲者。

所以，這再一次顯示，民主和民生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普選，分分鐘連在家中看電視的權利也捍衛不到﹗

朋友，終於醒覺了沒有？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五四有蔡元培，那麼佔中又如何？

2013年7月11日

【明報專訊】6月27日，愛國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大字標題報道，前中大校長、前教育局長、現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先生透露，早前他與多位大學校長飯敘，席間他問如果有學生知法犯法，在店舖偷竊，校長會否保住該學生，眾校長答一定不會。他再問：「那麼為什麼（學生參加）『佔中』你們又保？還要用公帑來保？」他並向眾人表示校長的確有責任維護學生，但方法是令學生清楚了解到違法後，留有案底後對將來發展的影響，倘學生執意犯法，校長不應該護短。按李國章自己的說法，一眾校長亦同意其觀點。

事件後來出現了羅生門，究竟一眾校長有否同意李國章先生「不應該護短」的說法，出現了不同的版本。筆者無意亦不可能在這裏弄清當中真相，只想與李國章先生商榷，究竟是否應該將「佔中」比擬為盜竊罪行﹖以及向讀者講述一下已故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一些往行，讓大家看看，當一些學生為了公眾利益和正義而違法時，這位已故北大校長究竟又是如何做的。

筆者在《明報》已經寫了很多遍，剖析「語言偽術」如何是梁班子的一種集體風土病，解釋什麼是「偷換概念」，並說明梁振英及其班子如何操弄這種技巧，只可惜，今次卻發生在一位前中大校長身上。

佔中與盜竊相提並論屬「偷換概念」

盜竊是一種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為了一己私利、損人利己的違法行為，至於佔中，則是一種事先張揚、光明正大、為了公眾利益、民主公義的公民抗命，兩者雖然都牽涉違法，但卻又怎能因此而簡單相提並論，如果不是出於無知，那無疑是一種「偷換概念」，目的是為了混淆公眾視聽。

當提到學生為公眾利益、民主公義而墮入法網，以及大學校長應如何處理時，讓筆者想起蔡元培的往事，心中不無感慨。

提起前北大校長蔡元培教授，多數人會想起他在北大「唯才是舉，不拘一格，兼容並包，鼓吹學術自由」的開明辦學作風，但其實他愛護師生，到了關鍵時刻，面對強權，仍堅持教育理想，面對政權鷹犬張牙舞爪，仍然拼死保護學生，毫不退縮，那種高風亮節，對今天的香港或許更有啟發性，更具時代意義。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掀起了我國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但卻遭北洋軍閥政府鎮壓，32名學生被捕。

營救曾向他報以噓聲的學生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當年蔡元培原本最初是反對學生外出示威的﹗他認為學生應該先讀好書，並且曾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學生外出示威，更惹來學生報以噓聲。所以，最難能可貴的是，後來他要營救和保護的，是一些與他政見不同，甚至報以噓聲的學生﹗

當他一知道學生被捕的消息，蔡元培便二話不說，全力投入營救被捕學生。他親自走到六神無主的學生面前，表示發生這些事，他當校長的應引咎辭職，但卻一定要先把被捕學生營救出來，並說：「被捕學生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斬釘截鐵，毫不含糊。學生見校長對他們之前的傲慢無禮毫無芥蒂，絲毫沒放在心上，都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無言以對。

在蔡元培的牽頭下，北京14所高校校長一起投入營救學生的運動當中，並且聯合發表聲明，說：「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自己更多次表示，如能釋放學生，「願以一人抵罪」。在社會各界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到了5月7日，北洋軍閥政府終於釋放被捕學生。

究竟在五四運動中，學生做過些什麼﹖除了遊行、示威、罷課之外，還發生過學生衝進被視為賣國賊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家大宅，他們找不到躲起來且逃掉的曹，卻痛打了在曹家串門，被視為另一賣國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火燒曹宅，發生了著名的「火燒趙家樓」事件，這也是學生被捕的主因。從今天香港的標準來看，學生的行為，肯定有過激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後人看的是五四運動之大義，而非枝節。而相信當時蔡元培也是一樣，因而出手營救。

今天，五四運動被北京執政者捧到上天，口口聲聲說要發揚五四精神。但與歷史上真實有血有肉的五四運動相比，今天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發起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三番四次苦口婆心強調過程要和平與非暴力，佔中比起五四，無疑和風細雨得多。如果李國章先生早一百多年出世，他又會否斥責蔡元培當年「護短」呢﹖

對教師一樣施以援手

受到蔡元培以身作則之感染，北大亦從此建立了不畏強權的傳統。1924年，北洋軍閥政府以提倡共產主義的罪名，下令通緝北大教授李大釗，北大立即致函教育部提出：「大學為講學之地，研究各科學問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

1932年，曾遭蔡元培親自禮聘為北大文學院院長的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陳獨秀，遭國民黨逼害拘捕，縱然蔡、陳兩人政見上早已變得南轅北轍，並且均先後離開北大之崗位，但蔡還是盡捐前嫌，義不容辭地親自為陳多方奔走以作營救。國民黨以「替反動張目、妄保反革命」等罪名對蔡元培提出恐嚇，但蔡卻絲毫不為之所動，使陳為此感動不已。

「十萬雄師」蔡元培

當時的司法部長朱深便曾私下稱：「諸君不可視蔡元培為一書生，當視為十萬雄師。」

不錯，縱然手無寸鐵，兩袖清風，但一位大學校長的道德力量，是可以勝過十萬雄師，抵得住政權之鷹犬的。

那麼，本地的大學校長又如何呢﹖

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相信到時本地11間大專院校，一定會有不少師生投入這場運動。大家不求大學校長支持佔中，而是只想問一句，當年五四有不畏強權的蔡元培，今天在強權恫嚇之下，我們又會否只剩下李國章先生之輩呢﹖

蔡元培葬於香港，各位尊貴的大學校長，在忙於應酬權貴之餘，有空不妨到他墓前憑弔一下，讀讀以及反思一下他的生平和往事。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鳴笛示警，揭發劣行

2013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英國經典政治小說《Yes, Minister》一書中，有如此一句名言：

Official Secrets Act is not to protect secrets but to protect officials.

《官方機密法》不是用來保護機密，它只是用來保護官方。

不錯，所謂保護國家機密和國家安全，往往只是政權的遮醜布而已。

近日因為大爆美國政府廣泛監控國民通訊黑幕的前中央情報局人員、國防承包商僱員Edward Snowden，因為選擇香港這個他口中認為尚算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作為其爆料基地，並且正藏身於此，不單讓香港登上環球媒體的版面，亦讓這種僱員泄密行為是否正當，在本地引發一些議論，有人視他為英雄，亦有人視他為叛徒，甚至是賣國賊。

公眾利益與「whistle blowing」

這種為了公眾利益，僱員因而不惜違反機構、組織規定而泄密的行為，英文稱之為「whistle blowing」，有人譯作「鳴笛示警」，更傳神的可譯作「泄密揭發劣行」，香港人則慣之稱為「爆料」。它源於英式社會，人們見到罪案發生，便會鳴警笛示警，目的是警示執法者及公眾，犯罪行為現正出現，對社會構成危害。

但在今天，whistle blowing在政治學上則已通常收窄，指的是員工對機構內發生的不道德、濫權、瀆職，以至違法行為看不過眼，為了讓公義和公眾利益得到伸張，不惜牴觸內部紀律和保密原則，向外間（如傳媒、監管機構及國會等）泄漏風聲，揭發劣行，阻撓有關行為，以防問題變本加厲。

在美國，為了公眾利益而泄密揭發劣行，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五角大廈文件》案。

美國的《五角大廈文件》案

1967年，美國國防部組織了一群專家學者，秘密編寫有關美國捲入越戰的來龍去脈，以供執政、決策者，在未來有需要檢討時可以拿來參考。Daniel Ellsberg是當時其中一位參與者，過程中他發現，美國政府其實是因決策錯誤，才會墮入越戰的泥沼，更甚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失誤，政府向國民說了大量謊話。在嘗試過其他方法無效後，為了制止謊言及早日結束越戰，他遂把有關文件（後來被美國人稱之為《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交給記者，期望讓有關資料曝光後可以喚醒公眾，繼而向政府施壓，結束這場錯誤的戰爭。

1971年6月，《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先後轉載了這些文件，立時引起尼克遜政府恐慌，遂立即就此申請禁制令，官司最後鬧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6月30日判決，以6比3宣判政府敗訴，並撤銷了禁制令。這便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案件。

最高法院認為任何類似形式的禁制，都有違反憲法賦予之新聞自由的嫌疑，因此須特別謹慎，必須由政府負起繁重的舉證責任，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禁制之必要。但在今次案件中，政府明顯達不到這個嚴格要求，它不能證明有關報道為國家安全帶來「一個清晰及迫在眉睫的危險」（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最高法院法官Potter Stewart在其個人判辭中更指出，問題是否出於政府業已習慣把太多事情也列為機密﹖當政府漸漸把鑄有機密字樣的圖章，慣性蓋在所有文件上時，這難道不是荒謬的嗎﹖特別是當政府官員包括總統自己，常常選擇性地向外界泄露這些所謂機密資料，以為自己博取政治分數時，這不是進一步顯示制度的荒謬嗎﹖另一位法官Byron White亦持相同意見，更說了一句著名說話：「當所有事情都是機密的時候，那麼就再沒有什麼事情真的是機密了。」

法官Douglas亦指出：「政府的所謂機密，往往都是反民主的，只是用來持續官僚的錯誤。因此公開的討論對國家的健康發展是必須的。」

時間證明，《五角大廈文件》公開，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可說是微乎其微。18年後，尼克遜政府的首席檢察官終於也良心發現，肯承認當時他們是過慮了，他甚至說，很多時把資料列入機密範圍的官員，通常不是真的為了國家安全的考慮，而是為了避免政府部門的尷尬和難堪。

就在尼克遜執政期間，美國同時發生了「水門醜聞」，當時《華盛頓郵報》記者在政府內部一位「線人」供料的情况下，展開了深入的調查報道，最終揭發了水門醜聞，尼克遜因而下台，他的幕僚長H. Haldeman及總統顧問J. Ehrlichman甚至因此被判監。《華盛頓郵報》的管理層給泄密者一個代號「深喉」（Deep Throat）。「深喉」的真正身分一直諱莫如深，是美國政圈和新聞界的一個最大謎團，30多年後，兩位記者終於證實，「深喉」的真正身分就是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W. Felt。

《Insider》

有關whistle blowing的例子，甚至上過大銀幕，這是1997年上映過的一套電影《Insider》。影片由兩大巨星阿爾柏仙奴（Al Pacino）和羅素高爾（Russell Crowe）主演，故事根據美國王牌新聞節目《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的一個真實個案攝製，主角真有其人。

《六十分鐘》的王牌製作人Lowell Bergman（阿爾柏仙奴飾）收到一個匿名包裹，當中有着有關煙草公司其實知悉香煙對人體有害的文件，遂希望Jeffrey Wigand（羅素高爾飾）這位煙草公司的前僱員幫助他剖析該文件，但Wigand卻受到煙草公司甘辭厚幣游說以及百般阻撓，並提醒和威脅他與公司簽署的保密協定，不能公開任何有關香煙的研究。一方面，Wigand不想失去醫療保險等對家人生活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卻又受良心譴責，陷入了一片茫然失措之中。結果，他選擇了向良心交代，即使違反了有關保密協議，亦向外界剖白一切，並出庭指證該煙草公司。但後者豈是善類，對有關節目的播放申請了禁制令，亦對他展開一場抹黑攻勢。Wigand的妻女承受不了巨大的壓力而離家出走，只剩下他一人孤身奮戰，但在心靈深處的正義所支持下，他一直沒有退縮。

幾經波折，足本的訪問結果最後爭取到在《六十分鐘》節目中播出，雖然兩位主角都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煙草公司最終受到法律制裁，須為吸煙受害者付出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賠償。Wigand在美國亦成了「whistle blowing」的經典代表人物，亦顯示公眾利益和知情權，實在應凌駕和超越狹隘的機構內部保密需要。

英國福克蘭戰爭的案例

在英國，亦發生過一宗十分轟動的whistle blowing案件，那就是1985年的所謂Belgrano affair。當年任職國防部的Clive Ponting，因為知道國防部長正準備對國會撒謊，因此故意泄露了一份有關英軍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無理擊沉阿根廷軍艦Belgrano號的機密檔，給予一名在野工黨的國會議員。後來東窗事發，Ponting被保守黨政府引用《官方保密法》檢控，但結果泄密者Ponting被陪審團裁定無罪。在重大事情上，公眾利益和公眾的知情權，應該凌駕於一些狹隘的法規之上，而僵化地堅持所謂員工應該遵守機構規定，只會帶來道德真空，並將他們「政治閹割」而已。

前述美、英案件的共同教訓是，時間往往證明當時政府是過慮，有關揭密和報道，對國家安全影響微乎其微，國家機密往往只是官員的遮醜布，掩飾其決策及行為失當，甚至貪污舞弊。如果沒有一些大無畏的員工，基於公眾利益而揭發劣行，這些內幕將永遠無法曝光，社會將欠缺健康的討論，劣行到今天仍大有可能繼續還是積習。

因此，賠上了高薪厚職，犧牲了美好的愛情，承受巨大壓力，仍然決定揭發美國政府劣行的Edward Snowden，其勇氣和決心，無疑值得大家尊敬。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2013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况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况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迹，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毁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着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