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 - 罕見的抗爭

溫哥華星島   2014年10月07日

佔中行動，在2003年由一群多倫多港裔移民，向司徒華提出過。當時是寫信交由一個民間團體負責人趁赴港之便遞交的。 但過了很久，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後來我也去香港，和華叔飯敘時，當面提起這件事，他只是說：「戇居」兩字作答。幾十年朋友，我知道他的脾性，再說下去只會自討沒趣，便轉換話題了。

五區公投後，華叔因轉軚分裂了泛民，聲望一落千丈。但在2003年，泛民沒有分裂，民氣相當激昂，華叔領導著香港民主黨、教協、支聯會，在民主派中是一錘定音的領導人。只要他點頭同意，佔中在十年前就發生了。事實是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他反對的原因。

現在因為佔中啟動而點燃的香港人自主抗爭活動，在港九遍地開花，聲勢浩大，雖然不知道終局如何，但已經催生出一場超越佔中的全民運動，必定是香港史冊上光輝的一頁。我不由想起，如果華叔仍在世，看到今天的情勢，不知道會對當年那「戇居」兩字有何想法。

這裏輯錄網上三則評說：「以司徒華的老練，根本不會讓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既然上次政改與中共密室談判也敢做，相信年半前三子提出佔中建議時，同樣會被司徒華消弭於無形了，怎會容許任何人令中共如此尷尬。」又表示：「想起司徒華如果未死，他可能慶幸曾說過『戇居』，否則若當時就發生了佔中遍地開花，他怎麼向中共交代」，「其實，司徒華本身是一個悲劇。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有口難言，不知他有怎樣的心路歷程。」

這些評說者，都是加拿大華人社區的普通人。他們基本上認定華叔就是中共的「黨外共產主義者」。落實在具體表現上，即是蕭若元說的，是中共終身臥底。不知道華叔當年有沒有把多倫多港裔移民佔中之議拿出來和同道們商量，在會議上研究過。如果有，公開會議紀錄應該可以廓清一些疑惑。不過，照「戇居」這麼斷然的判語，予人感覺是沒有討論餘地。華叔曾抱病出席公共活動，有人向他扔冥鏹。對一個患著不治之症的老人家來說，我不同意這樣做。激進派的朋友似乎也不大清楚這樣做的人是誰，不過，這個人揭開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新篇章，就是去偶像化的肇始。華叔不再是偶像，他的同志一走入中聯辦，也就失去民主光環，再下來，所有泛民都不再被推崇，甚至他們一出現在群眾運動場合就被噓、被指責為騎劫或抽水。佔中三子的倡議，曾得到數十萬人表態支持，但學聯和學民思潮合流後勢頭更猛，佔中三子只能提前啟動佔中。

可是，香港學生團體也不是權威，普羅市民不分上下絕對平等地成為示威主角。在灣仔金紫荊廣場建制派慶祝「十‧一」國慶外圍，學聯成員和普通示威者發生意見衝突，後者怒吼說：「如果你再說這是學聯的活動，以後我們就不參與了。」

這就是說，從司徒華到民主黨到泛民政黨，以至佔中三子而至學生團體，這樣的一個運動主導權層層轉移到市民大眾手上，沒有組織、沒有領導，沒有指揮，是香港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即使在世界民主運動史上，也不多見。在示威現場，有一個十多歲的少女說，群龍無首是吉相。她極有智慧，因為這類活動最忌組織與組織，領導人與領導人內訌，沒有組織和領導，內訌的可能性可降低。不同意見當然有，但起碼不會有幫派意識，不會因領導人個人恩怨影響大局，是好事。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蘇賡哲談善良但愚蠢的知識分子

蘇賡哲：林達光與司徒華
溫哥華星島   2013年10月22日

    加拿大人林達光和香港的司徒華的政治心路有很多相同處。在加拿大生長的林達光說：「對於第一代中國移民的痛苦遭遇，我感同身受。加拿大人不瞭解這些華人來自一個歷史悠久而顯赫的國家。他們之所以受歧視，是因為中國被擁有強大軍力的國家掌控、欺凌乃至支離破碎。 我當時希望中國有一天強大起來，讓全世界的華人都重獲尊嚴。這種意念是受了我道德嚴謹又愛國的父親的影響，成為我一生的使命。」因為這個意念，他對國民黨在二戰後的腐敗很失望，支持看來能令中國強大的中共。

    同樣，司徒華也說：「我生於一個國難當前的時代，自小渴望國家富強，人民毋需再受異族欺凌。」他又表示：「一九四九年，共和國誕生了！當聽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句話，我滿含熱淚，彷彿看見了一條在中華民族面前，充滿陽光的、鋪滿鮮花的康莊大道。」

    今天中國相當強大了，沒有外國欺凌，不再支離破碎，然而「站起來了」的只是手中有權、可以把權換利的統治階層。網上調查，超過六成半的人表示「來生不做中國人」，理由是中國人沒有尊嚴，中國人要尋求做人的尊嚴，必須想辦法不做中國人，跑去以前欺凌中國的國家做外國人。

    更可怕的是中國強大的得益者，九成的高官家屬和八成的富豪已經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將會放棄強大了的中國。那些留在中國的人，正如希拉莉所說，他們「過去是權力的奴隸，現在演變為金錢的奴隸，這樣的國家如何贏得尊重和信任？」

    林達光和司徒華的強大觀是有問題的。他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但魯迅看重的是中國人的質素，和他們強大觀不一樣。

    事實上，在中國飽受外國侵略的時代，很多中國人在外國能受到尊重。晚清拖著髮辮的留美學童，極受美國人尊重和愛護；民初徐志摩在英國，何等逍遙自在，他們沒有因為來自積弱的中國而被歧視。林達光的父親林佐然到加拿大後，從三文魚罐頭廠工人、男僕而至當上聖公會牧師，待遇也不斷得到改善，而他的祖國積弱依然。可見海外華人受不受歧視，決定於華人的質素遠大於祖國強大與否。即使中國強大了，有些富起來了的人出國旅遊，仍然會因為行為不檢，在旅遊點或酒店要「獨享」中文標示警告的待遇。

    年輕時的林達光和司徒華也看不到那些欺凌中國的國家的不斷進步，而且這種進步和中國強大與否沒有關係。美國白人不斷改變對黑人的看法，後來甚至選出奧巴馬當總統，這完全不是因為非洲國家強大了所致。

    林達光和司徒華對中共的禍國經過瞭解得很透徹，但仍然不改對中共的支持。林達光在中共建政時遠赴中國，1964年才重返加拿大，他目睹歷次政治運動，知道大躍進餓死千萬人，回加拿大後在大學教書，散播中共美好的毒素，他有一位女學生為其所惑，也去中國參加建設，結果經歷了文革浩劫，回加拿大後成為反極權的傳媒勇士。

    司徒華沒有親身從香港入內地，他只是勸朋友北上。被他動員北上的朋友如葉容枝、黃國興、麥耀基等都遭受迫害，葉幾乎連屍首也找不到，麥僥倖回港，不再和華叔做朋友。

    但林達光和華叔都沒有因此改變對中共的支持，直到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他們在「六四」後同樣譴責過中共，分別是華叔領導了香港支聯會，直到五區公投時和港共妥協，林達光則更早就和中共重歸於好。


蘇賡哲：冷戰並未結束
溫哥華星島   2013年10月29日

    所謂「冷戰」，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和共產極權國家之間沒有硝煙的鬥爭。很多人以為，蘇聯在上世紀90年代初被拖垮了，冷戰就結束了，於是嘲弄反對中共的理論，說是過了時的冷戰思維。 但如果冷戰是自由和極權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雖然蘇聯已經崩潰，中共也放寬了經濟管制，但政治本質卻專制如故，因此冷戰並未結束，冷戰思維應該存在，鬥爭意識不應該鬆懈下來。我倒是覺得，不妨以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崩潰劃分界線，前此稱「冷戰前期」，後此為「冷戰後期」。

    冷戰前期，美國、加拿大剛和中國打過熱戰，對共產中國有足夠警惕。林達光教授生長於加拿大，飽受西方教育，卻矢志為中共效力。他是我所謂「善良但愚蠢」的知識分子。愚蠢的一個例子是他怎樣看中共壟斷資訊。他覺得對老式知識分子，這是一劑最難吞的藥丸。「解放」後的報紙發布一連串編審過的新聞、口號和宣傳，而美國報紙刊載的是離婚、謀殺、共和黨人誹謗民主黨人、民主黨人又如何反擊之類的新聞。比較起來，中共沒有忠誠的反對派。林達光理解，這是中共的新聞控制，但他相信「所有的控制都是為了人民利益」。

    不久前，大陸作家李承鵬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赴美，他一打開美國報紙，發現都在罵政府；打開電視，都在笑奧巴馬，走在街頭，美國人都在抗議稅收，好像一副國將不國的殘樣。但是開車數百公里，見到沿途許多人家的門口都掛著國旗。李承鵬醒覺，所謂愛國主義，原來就是可以對著政府罵娘而不心生恐懼的主義。

    林達光卻覺得，相信「中共所有的控制都是為了人民利益」才是愛國。他和李承鵬一樣，都去過美國，李承鵬的醒覺他完全沒有，比起來他當然愚蠢。

    既然以為中共所有的控制，包括控制新聞，都是為了人民利益，則中共所有的倒行逆施，包括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都是本意為了人民利益，只不過遇上三年（不存在）的自然災害。

    中共最歡迎這種人，因此，在林達光向宋慶齡表示：覺得自己「以一個『中國人民朋友』的身分在加拿大工作會更有用」時，中共就同意他返回加拿大。他所說的「更有用」，當然是對中共更有用，而不是對加拿大。有甚麼用，用在作為中共的傳聲筒，宣傳工具，傳播毒素。

    冷戰前期的加拿大主流社會具備高度警覺，因而林達光返回溫哥華，在卑詩大學「進行工作」時，就受到抵制，不得不轉去滿地可的麥基爾大學。他在班芙世界問題研討會上「帶頭攻擊美國政策」，要求加拿大政府主動和中共建交，「出席者在一星期的會議後大多傾向中國」。 如果中共不放林達光回加拿大，怎能收取這類政治利益？

    事實上，加拿大情報局和警方一直對林達光是有警覺的，後來一位即將退休的情報局官員還主動和林達光會面。

    為甚麼卑詩大學和麥基爾大學會欣賞林達光，邀請他去為中共作宣傳？我認為同樣是善良但愚蠢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在作祟。

    現在已是冷戰後期，中共對加拿大的滲透，其實比以前更猛烈，他們有更多的林達光在加拿大發揮作用，但人們的警覺性比以前低了，加國情報局長一提出警告就噓聲四起，人們以為冷戰已經結束。善良而愚蠢的人太多了。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李柱銘：我做我應該做的事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1月12日

編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近日多次發表具爭議的言論，甚至把「50年不變」一再演繹。曾參與起草《基本法》的資深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在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出席「領袖之道」系列講座嘉賓的發言內容，正好為爭議聲音補充了一些重要資料。講座由時事評論員蔡子強主持，並整理成文字版本，自今天起，連續於本版刊載，先從李柱銘父親李彥和將軍談起……

蔡子強：1938年，一位李媽媽從內地來到香港旅行，她比較愛好打麻雀，就像打四方城一樣，就正在她打麻雀的時候，突然之間，一位小朋友急不及待，就在這個時候出生，這位小朋友就是我們今日的主角李柱銘。正如李慧玲說過，可能因為他誕生於四方城，所以他一生人都比較戰鬥格的，所以很多人都形容他是鬥士和戰士，亦永遠像四方城一樣，周圍都是迫迫啪啪的喧鬧聲和咒罵聲，這可能就是他一生人的宿命。

如果以今時今日的術語形容，李柱銘是「雙非嬰」；比較幸運的是，他生於一個包容的社會，是他的福氣。同一份的包容，亦是香港社會的福氣，因為我們發覺這個「雙非嬰」為香港民主運動揭開不同的一頁。〔Vic：蔡子強明顯是在諷刺現在反對「雙非嬰」有香港居留權的人不夠包容。對不起，今時唔同往日，社會環境改變了，香港不可能無限量接收外來移民，尤其是不能一面倒接收大陸移民；縱容「雙非嬰」不是包容，而是坐視香港淪陷。〕

李柱銘的爸爸是李彥和老先生，是第一批留學法國的中國留學生。許多人未必知道，李彥和與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有同窗之誼，一起在法國讀書，最後李彥和在法國里昂大學取得藥劑學博士。在一個世紀前於一間法國著名大學取得一個藥劑學博士，從此他們應該飛黃騰達，繼而呼風喚雨？最後，因為國難當前，李彥和投筆從戎，成為國民黨將軍，帶領很多場戰爭。這一種投筆從戎的基因，亦遺傳了給他的孩子。你的爸爸就是李彥和將軍，你對他的印象是怎麼樣？他對你又有什麼影響？

李柱銘：我爸爸另一個鮮為人知的事，是他打完仗後任監察委員──于右任是委員長，而我爸爸在那兒做監察委員。他可以說是國民黨的官員中，不貪污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認為錢是骯髒的。我們小時候，他對我們說，你們的口袋中不要有錢，錢是骯髒的。

李彥和怎樣看金錢

他退休後來到香港，在華仁教書，我都是他的學生。後來，又到官立文商教夜校，那時司徒華就是他的學生。他知道有個女學生做了教員，買了一層樓，到銀行做按揭，告訴我爸爸支撐得很辛苦，我爸爸居然跟我說，我弟弟是一個腦科醫生，收入非常可觀，想叫我弟弟拿出六十萬元，讓女學生不用向銀行借錢，讓她每月還錢，但我弟弟就不能收取利息。我說，這樣是不合理的，弟弟又不認識這個人，而你有這麼多學生，弟弟如何承受得來？這麼多的銀行，這麼多的按揭……後來，他就不開心地叫我作罷。

爸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雖然我們不同意爸爸的看法，但是錢足夠就可以了。我現在還打很多官司，多數官司是不收錢的，因為都是想收都沒得收的官司──我在民主路上，有很多老朋友是沒錢的，但都從政；如果選舉失敗，就要靠妻子養活。這一班人，更值得我們欣賞。

蔡子強：我無意中看過一個故事，練乙錚寫的一本書，一段經歷。那段經歷我看過後非常感動，大家都知道練乙錚是誰，一位在香港《信報》的著名評論員，他說過一個經歷就是自己出身很窮，在華仁讀書。到中學畢業的時候，家中迫切需要他出來工作，他自己很不開心，他知識分子的性格想讀書，所以他很躊躇徬徨，結果他的校長跟他聊天，這位神父就跟他說，你放心，上主自有安排，希望他不要擔心。結果，有一天他通知練乙錚，你去找一個朋友，他是另一位華仁的畢業生，一位師兄。那位畢業生就是李柱銘。然後，李柱銘跟他說，神父已經將你的歷程告訴我，然後李柱銘就給了他一個信封，希望可以幫助他。信封裏面有很多錢，練乙錚說，他能夠到外國讀書就是靠那一筆錢，更加令我感動的就是，練乙錚回憶說，李柱銘臨走時跟他說，那筆錢，你不需要還給我，總之將來有一個人需要你幫忙的時候，如果你方便，如果事業有成，你就用這筆錢去幫助那個人。Martin，你記得這件事嗎？

李柱銘：其實，不需要讚我。我讀香港大學的時候，是沒有錢的，我媽媽說要申請資助，但是需要面試的；面試的人問我，如果你不能成功申請資助，你能否讀到大學？其實我可以輕鬆答他不可以，但是我不想說謊，於是我答他還可以，因為我爸爸的一個好朋友，是預備借錢給我讀的。結果，我也因此不能獲得這個資助。於是，就要我爸爸好朋友的兒子──余叔韶，你們是不認識的，但老一代會知道，他是全香港打刑事案件最有名的大律師，是他供我讀書的。當時他跟我說，Martin，我供你讀大學，是不需要你還給我錢，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將來如果你遇到有一個人需要你幫忙的時候，你就同樣幫助他，所以我對練乙錚所做的事，不要讚我，要讚便讚余叔韶。

蔡子強：你爸爸投筆從戎，而你本是個很成功的大律師，為什麼最後會投身政圈？是因緣際遇，還是從小立志？

李柱銘：早在一九八○、八一年，很多法律界朋友都擔心香港前途，他們已經準備外國護照，有兩個步驟：第一個就是去Dominica買一個護照，而那個護照就可以到加拿大，如果有什麼需要，就可以到加拿大，住幾年，入了加拿大籍，這就沒問題了。我想了很久，如果我現在坐飛機離開香港，而我認為香港當時是最艱難的時候──九七是怎樣，沒有人知道。我起初在香港執業做大律師時，我是沒錢的；我現在賺錢了，說走就走，我做不出來，所以就決定留下來。我希望用我自己的經驗，為香港做一些事情──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如果失敗，那時我才走，起碼我對自己的良心有交代；即使我做過了，為香港做過了，都失敗了，我現在走，總比我什麼我都不做而離開香港好，於是我就決定不走。

李儲文：不可以用內地法律

在中英開始談判，那時我又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我就跟新華社兩個副社長傾談過兩次，一次就跟李儲文，他是副社長，我就請他吃飯。（蔡子強：補充，新華社就是今時今日的中聯辦）我請他吃飯前，帶他們夫婦倆來到我的寫字樓，見到我很多例書，我說這些例書全都是英國例書，香港例書都有，就在這裏，很少的。我就隨手拿起一本，我說：「你打開這本；這個法官在這個案件的判詞，是參考那些先例，那些先例就是英國的先例……」他就明白了。李儲文是很厲害的，他以前在美國做牧師，明白將來香港一定要實行現行的法制──即是《普通法》、《衡平法》這類，他說不可以用內地法律。

接着，我便請他們夫婦參觀我們的法庭，他們很高興，因為在中國不能隨便這樣進去看。就這樣，後來《中英聯合聲明》，再後來《基本法》便寫下最重要的，就是香港法律跟隨原本的法律。

李菊生：要由香港的法官處理

之後，又和另外一位副社長李菊生，他是在中英談判時，代表中國政府談判團的一位重要成員。有一晚，吃飯前我問他：「你有沒有想過將來的終審庭會設在哪裏？」他問我：「現在的設在哪裏？」我答：「現在的是稱為樞密院，在倫敦。」他便說：「將來九七後，香港是中國的地方，你不是說要繼續設在英國吧？」我回答：「不是。」他就說：「那當然是設在北京。」我說：「這很公道，但是法官的安排呢？」他就說：「法官當然是由香港飛往北京，你們香港的法官好。我們的法官和你們的又不一樣，兩地法制不一樣，我們處理不了，要由香港的法官處理。」我便問：「那律師和大律師呢？」他說：「當時也是從香港過來，我們這邊的不行。」我說：「這尚算公道，但是可否幫我一個忙？」他問：「是什麼？」我說：「可否把終審庭設在香港呢？」他說：「可以。」那時我每次和中方的人或是新華社交談時，對方永遠不會說清楚可否。如果他認為你的意見好，就會把你的意見反映上去，即使有錯，也不會關連到他。但是他是有決定權力的，他便說可以。我便問：「法官從何而來？」他說：「當然是用香港本地法官，你常說香港的法官有多好，又清廉又能幹。」我說：「對，清廉是可以肯定的，能幹也是，但也比不上樞密院的資深法官。那我們不如看看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他現在投資很放心，打官司到最後，上訴庭就在英國，他不需要擔心那邊的法官有一個不正確的判決，是不會有影響。」我說將來是如何，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法治是這樣，亦不需要說如果，是很差。他當時面色一沉，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我就建議在海外請三個大法官在終審庭內，另外兩個是香港的大法官，這樣做法會令投資者有信心。他想了半分鐘，之後他才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但是英國人是否願意？我說如果你願意，我就跟英國人說。

出選功能組別議員

到了第二天，我就跟香港的律政司長Michael Thomas（編按：唐明治）說，他說非常開心，他問中方是否願意，我就說你放心。後來就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清楚寫明終審庭設在香港，如有需要，法院可邀請其他地方法官到香港，中文就沒有寫明數量，但英文就寫明是眾數。後來建新機場時，馬卓安就到北京，當時其中一個秘密協議，就將「多個海外法官」改為「一個海外法官」，結果現在終審庭的每一宗案件都只有一個海外法官。

好了，我如何從政？剛才的都是幕後工作，一九八四年七月，香港政府出了一本綠皮書，《代議政制綠皮書》，開始提議立法局之後選舉的議席，直至那時為止，立法局議員都是港督任命的，港督自己亦是立法局主席，下面的全是他自己委任的。綠皮書開始提出立法局有二十四個議席選舉產生，十二個功能組別，十二個區議會互選產生，那時我的大律師好朋友來找我，告訴我，我們法律界有一個議席，不如你去選，因為我對前途沒有信心，如果你去做，我就有信心。於是我就問其他人，其他人都說好，結果我就去參加了。後來我發現為何他會叫我去從政，之後我所有的案件都去了他那裏。（眾笑）

蔡子強：李柱銘和司徒華是香港民主運動第一代領袖。剛才就提到如何走入政圈，通過代議政制參選，你就是法律界，華叔就是教育界，就做了功能組別的議員，因為那時尚未有直選。接着，他們就一起進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大家大都拿他們比較，覺得華叔比較重組織、重策略，每次都會精心計算，而很多時候多數人覺得Martin就是重理念、重原則，所有事情都不計算。所以，雖然大家都是八十年代民主領袖，也一同創立香港民主同盟及後來的民主黨，但兩個人截然不同，有些人亦認為是民主運動中的兩條路線，兩種素質。有些人認為要重理念、重原則，有些人則認為要重組織、重策略、重計算。Martin，你可否說一說你對華叔的印象？而你又是否同意剛才所說的分別呢？

李柱銘：我跟華叔合作多年，我覺得我們就像馬車的兩隻馬，一隻左，一隻右，在同一路上。但是我真的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人，因為我不懂看人，每個人我都覺得是好人，沒有人是壞人，直至那人陷害我，我就知道了。但是華叔很聰明，所以當我對中央政府及共產黨有什麼疑問時，我就會問他。

華叔與Martin之別

他當然很樂意告訴我，所以合作很愉快。起草《基本法》過程很辛苦，因為除了華叔和我，還有兩三個是中肯的，其他全部都一面倒，是幫另一面的，其實不需要。委任香港人進入草委是為了讓香港人發聲。但是在那裏，我跟華叔永遠站出來，間中有一兩個幫忙，就沒有其他了。例如，說到中港關係的小組，華叔就不在了，因為他在教育小組，政制小組就我們都在，所以就很容易，就算我打瞌睡，都仍然有華叔在。但是到了中港關係的小組就糟糕了，我是一個對十七個的，我轉一轉頭就漏了，很辛苦，但是我在過程中得益很多。即是如果沒有了華叔，有些什麼事都不能問他，我相信我會做得很艱難，而且沒有人在後面鼓勵，挫折感很大。

不過，內地草委亦有給予鼓勵，他們私下跟我聊天，勸我不用擔心，不用理會那些跟你爭論的香港草委；到了完結時，如果我們認為你對，我們會支持你。

另外，柯在鑠是代表中方與英國代表為香港談判的外交官，他私下跟我說：「我們不如跟你說一些我們跟英國人交手的經驗，對你有好處。我們跟英國人談到香港問題，我們不懂，但是我們不會告訴他們我們不懂，當我們不懂時，我們就反對他們，英國人不會放棄，他們會回去再討論，第二天再來，從第二個角度再說明，我們開始懂了，但仍不完全清楚，所以我們繼續反對，直至他們說清楚，是對香港好的，我們才贊成。」他跟我說，你就要這樣做，於是我照做。但到了最後有關民主問題時，就不可以了。起初很自由，主席鼓勵多發言；到了後期，開始感受到共產黨的壓力。

■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領袖之道」系列講座曾邀請過的其他嘉賓：曾蔭權、曾俊華、黃仁龍、梁振英、范徐麗泰、林鄭月娥。李柱銘講座舉行日期為2012年10月5日。

（標題為編輯所擬，明天續）

整理／蔡子強  編輯／袁兆昌

接下篇：李柱銘：最感悲傷的，就是釋法

Vic：李柱銘談《基本法》起草過程這一段，令我慨嘆傷害香港最深的，往往正是奴性深重的部分香港人。

陳雲 - 華叔的晚節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1月1日

陳雲：不能全盤否定司徒華的功績，攻擊他早年親共或想加入共黨，更是失策，司徒華的缺陷，是晚年指揮民主黨投共。他早年親共，我認為不是什麼缺陷。

我也是來自親共派的巢穴，非此，不能理解中共底細及盤算應對之道。來自親共派，只是成長環境，如何判斷去向，才是考驗政治理想和政治決心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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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在區議會遭受攻擊，選情告急，黨主席撰文，抬出司徒華老先生，還擊那些抨擊華叔晚節不保的文章。華叔退出五區公投，指揮民主黨妥協，接受政府的政制改革修訂方案，用五位區議員的議席來擴大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就以為增加民主成分，可以向選民交差。

華叔是香港政壇大老，不論生前死後，也要評斷，根據自傳和旁證來臆測其晚節問題，也是無妨。華叔在五區公投一役，不論是基於錯誤判斷、備受中共要挾而怯懦，是報恩還是討賞，其效果就是打擊香港民眾集結意志，令中共可以橫行無忌。以華叔的共黨知識，他不該不知道，中共怕的是實力，而中共有忌憚香港的金融城市地位，彼此掌握底線，香港民主派只要有堅實可見的民意支持，就可以向中共攤牌，討回雙普選的法定權利。華叔臨陣退縮，令香港民運元氣大傷。

然則，即使晚年失誤，但也無妨華叔推動中文運動、建設教師工會和促進民主的功績。偉人死了之後，我們應該坦誠面對其缺陷，總結教訓，這是尊重偉人最佳的態度。正如我們不會因為孫中山晚年專制和主張北伐而減低其創建民國的功績。我一直批評司徒華晚年糊塗，也是基於這態度。

司徒華於五區公投失誤，只是挫折民運於一時，並無釀成類似毛澤東晚年發動文革的大災劫。這可以譴責，但不應因此而勾銷華叔的功績。至於華叔早期親共和加入共黨外圍組織，甚至懷疑申請入黨，反而不是甚麼污點，在當年的殖民統治的環境下，借力打力，在兩股恐怖勢力之下周旋，是正常的舉動，也是非凡的政治智慧與個人能耐。諒解華叔的親共出身，反而有利香港的現實政治。

民主黨在五區公投犯了錯，要「票債票償」來懲罰嗎？如果該區沒有可敬的民主派候選人，是投白票抗議，還是依舊投票予那些反對公投的民主派候選人，這樣起碼不會令建制派大勝而親痛仇快嘛？

民主黨的錯誤，是必須懲罰的，否則民運無正義可言，即使因此令建制派大勝，也在所不惜。先安內，後攘外，家賊必須先除。即使在目前的議席分布下，政府已不再尊重民意，只要立法會夠票便推出違背民意和損害香港利益的政策。

民主派即使因為受罰而少了議席，也無大害，反而撕破議會的民主外衣，令市民看出議會的不公不義。民主派群龍無首，議會抗爭無效，街頭抗爭的正義基礎奠定了，反而是香港政治轉型的契機。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孔誥烽 - 「民主派」大敗 天會塌下來嗎？

2011月10月23日

【明報專訊】去年516公投之後，香港政局畸變。不過不少局中人的思想意識，仍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守著僵硬的概念和分類看問題。民主派的組合明明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質變，但不少論者，卻仍在選舉臨近時重彈老調，呼籲「泛民」團結一致對抗「建制派」。但在公投政改後，到底誰是泛民、誰是建制派？

公投政改之役不容淡忘

大家都不會反對，民主派裂變，源自民主黨反公投的態度。記得2009年初夏長毛等提出公投後，大家都冷嘲熱諷。後來司徒華先生在八月初表示公投要「應該做，快啲做，立刻做」，並提出了何秀蘭、梁家傑、黃毓民、劉慧卿和李卓人的辭職名單，拉出一條民主派大團結的彩虹戰線，社會對公投的討論即立刻升溫。當時司徒華先生，更有取代原先倡議者而成為公投運動領袖的態勢。

但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司徒先生在秋天忽然表示反對公投，之後民主黨決定不參與。雖然變相公投最後都成事（這應該是打壓公投者始料不及的），但只有五十多萬人而不是一百多萬選民投票，肯定與民主黨和司徒華的杯葛有關。

香港的好學生民主派，從來只會在師長搭建好的舞台和他們指定的規矩下演民主秀，對政府和北京作象徵式的抗議，卻很少會跳出框框思考有什麼東西能令權貴顧忌三分，可用作談判籌碼逼使對方妥協。有人想出變相公投的妙計，為我們跳出框框帶來一絲希望。去年一月港澳辦高調發聲明狠批公投運動，後來維基解密揭發北京要勞煩外交要員在酒會親手將聲明交予英美大使，警告他們不要支持公投，再到現在特區政府敢冒民怨沸騰與撕毀法治原則的大不諱，也要強推替補方案防止公投再生，即顯示北京對公投真是多麼害怕。
在去年五六月公投運動激起對抗性民氣和政改方案支持度不斷下降的環境下，若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勢必會引發不可收拾的憲政危機和街頭抗爭。說北京最後接納區議會改良方案與公投激發起的群眾壓力無關，是自欺欺人。

但話說回來，這個所謂改良方案中的特首提名門檻，比2005年被否決的政改方案還高，非建制派要參與特首選舉，將比以前更難。立會增加的五個所謂「變相直選議席」，全部建基在區議會選舉之上。而小選區的區議會選舉，近年已成為財雄勢大的建制派通過向街坊分發小恩惠以換取人情票的遊戲。民主派跟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玩這種遊戲，只會慢慢被陰乾。以巨大行政資源在這種小選區選舉中買票，也一直是各地專制政府營造民主合法性假象的慣伎（如台灣民主化前的鄉長、里長選舉）。

若當日民主黨沒有杯葛公投、公投出現更高投票率，北京感到的群眾壓力定會更大，並很可能在最後的政改方案中作出更實質的讓步（例如在特首選舉辦法上採用2005政改方案的版本，或承諾最終取消所有功能組別）。所以民主黨不參加公投，是一個在民主運動中的大是大非問題，不容我們淡忘。

元老從支持到反對公投的懸案

今年夏天出版的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交代了他與中共的苦戀與他當年曾要求入黨而被拒，被拒後還一直與黨有聯繫的秘史。這些內容剛被傳媒披露之初，一直在華叔身邊的民主派頭頭起而嘩然而質疑回憶錄的真實性，繼而無言而默認自己「跟咗大佬咁耐」卻被蒙在鼓裏。

1995年我在一個立法局選舉的街頭論壇上，便親眼看過一位來自左派地區組織的女幹部指著台上的司徒先生咆哮，指他反共是因為當年要入共產黨而黨不要他，所以要報復。當時司徒先生只是氣定神閒地回應：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摘不要亂講。今天這些「事實根據」終於被司徒先生自己證實了。

有論者由這段歷史推論，司徒華在公投問題上的離奇轉軚，可能是北京以這些往事要挾他，要求他反對公投以換取他可以日後親自踢爆減低殺傷力，並選擇性地披露這些往事，讓最黑最具震撼性的材料永不見天日。（根據章詒和的憶述，反右之後有不少右派其實是藏在右派圈子作臥底、提供其他右派的情報以求黨的平反的）這觀點雖然合乎邏輯，但卻有欠公道，因為當事人已去，無法對質。既然有欠公道，我們就暫且不再談論它。不過司徒先生由支持公投轉向反對，在他公開提及的牽強理由之外，必定另有隱情，這一點我們是不應遺忘的。

政改後部分民主派與建制派趨同

民主黨不參加公投，令大家錯失了一個原本可以向北京施以更大壓力、爭取到更實質讓步的機會。而民主黨在政改後的種種行徑，更令失望的朋友愈加失望。政府硬推替補方案，有示威者衝入假諮詢會場。我們無論怎樣不同意示威者行為，也應清楚衝擊是由假諮詢的離譜安排激發的。民主黨加入譴責衝擊，但他們對於更嚴重、對香港政治文化影響更壞的黃大仙建制派支持者追打民主派候選人、新界鄉紳最近多番煽動流血暴動，卻視若無睹。這種雙重標準，等如欺善怕惡、打壓社運，最後只會造成抗爭行動多顧忌，建制暴力無制約的惡果。

最近在外傭居港權的判決後，建制派以民粹踐踏法治，積極動員群眾向與案有關的法官與律師施以政治壓力，還鼓吹人大釋法。民主黨不單不譴責這種挑戰香港核心價值的行為，還公然參加建制派的大合唱，讓其候選人到處掛橫額表明反對外傭人居港權，與四面受敵的公民黨劃清界線。這能不令民主派支持者心寒嗎？

在政改、譴責公民抗命和捍衛法治等議題上，民主黨的立場都與建制派無異。或者他們可以說他們仍支持終極普選，又與北京打開了對話之門。但支持普選，不也是民建聯的綱領嗎？他們在中央否決2007/08普選之前，不也是支持07/08普選嗎？講與北京溝通，建制派認了第二還有人敢認第一？認同當下民主黨路線的朋友，何不投票給立場相似又有蛇宴暖胃的民建聯和工聯會？

勝敗乃兵家常事。民主派若在一次選舉大敗，天也不會塌下來，大家到下一屆選舉又有翻身的機會。若按去年民主派智囊在設計民主化路線圖時還要顧及建制派勝算，以鼓勵他們支持民主化的思路，則建制派如在選舉大勝，反而可能令北京更放心讓香港民主化呢！最令人納悶的，是香港民主運動那種搶位至上的功利文化，一到選舉，所有原則、對錯、大方向問題，都可以拋諸腦後，選完再講；到真的選完後，又將這些問題忘記得一乾二淨。如果一次民主派大敗可以刺激大家打破慣性思維，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前路，那又為何一定是壞事呢？

陶傑 - 日本與辛亥革命 (三篇)

陶傑 - 日本與辛亥革命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得一片混亂，形成中國式的「歷史內閧」：不但黃興的後人不滿偏重孫文功績，孫中山的孫女在美國嚴斥大陸歪曲辛亥革命史，袁世凱的重孫也為袁世凱平反，要求「公開辛亥革命所有史料檔案」。

公開一切史料檔案，如何可能？中國人的現代史，是一部說謊大全，不是隱瞞，就是閹割，總之每一眨眼，就是大話。謊言拆穿，怎樣教「通識」呢？

況且要公開辛亥革命所有史料，要日本政府合作。因為日本人手上有許多孫中山「裏通外國」顛覆中國大清政府的證據：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時，與日本的「民間團體」合作，成立了一家「東亞同文會」，後來當了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犬養毅，都是孫中山的好朋友，這一點，許多人都知道。

革命要軍火，買軍火要錢。辛亥革命孫中山給袁世凱擺弄之後，不但跑到日本去告東洋狀，還向日本人要錢。一個叫久原房之助的日本財閥，給了日圓七十萬。

久原為什麼肯借錢？因為軍人出身，後來成為首相的田中義一，是久原的好友，田中叫久原借錢。田中義一的「政績」可不得了：除了著名「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田中奏摺」，並策劃暗殺張作霖，主張切不可令中國統一。

日本的軍閥與財閥合作，日本的財閥也資助東亞同文會一類「民間團體」，孫中山的革命，自然是誕於日本，成於東瀛；向日本人要來的錢，購買日本陸軍省的二手舊鎗和廢彈，並經由三井物產為代理購入，三井公司賺點佣金。

這還未算：討袁的中華革命軍，僱用了日本陸軍現役軍官野中大尉指揮作戰。中國人打中國人，由日本人來指揮，孫中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打電報給革命軍東北司令居正，吩咐：「以後表面宜避與日人有關係，乃不招各國之忌而有障礙。」

這些都是袁世凱後人想公布的史料，但今日在任何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展」之類，一句也不會提的。還是香港人最有良心，日本福島核災，我們香港人捐錢捐水，日圓貴了點，但港女情迷日本新宿、飲食 Shopping，加油啊， Yeah！


陶傑 - 真相是傷感情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11日

辛亥革命百年，冷眼看四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吹水，令人很好笑。

辛亥革命的搖籃，不是香港─雖然興中會在中環的一條街成立，但只限於公共知識份子的口水沙龍，真正的基地，也就是說：要錢有錢，要鎗有鎗，化理念為行動的，是在日本。

沒有日本人，沒有中華民國。孫中山尋求日本合作（成王敗寇，國父絕無「勾搭外國勢力」尤其日本之理）：日本在日清戰爭之後，視中國與朝鮮為擴張日本領土的利益線。滿清政府是日本和孫文的共同敵人，孫中山欣然搭上日本對華外交擴張的順風車，日孫合作，以現實利益來看，理所當然。

孫中山不但得到政治家犬養毅、大隈重信、志士富崎滔天的協助，連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把殖民勢力拓展福建，也接待來訪的孫中山，支持孫中山在惠州造反，日本配合。

真正的辛亥革命真相史料，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室裏，在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紀錄了孫中山與日本人通信，以東北利益交換日本的支持；日本政治家和民間志士與孫中山的會談。孫中山說：「余之事業，依靠日本，日本不採取主動的行動，是很難辦到的。」這一條，就在東京的外務省外交史料檔案館了，有志於歷史真相的人，不要像四周抽水吹水的那許多爛人那麼懶惰，只要花點時間，就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辛亥革命。

日本就是辛亥革命之母─這一點真相，中國人不敢面對，日本人反而謙虛，辛亥百年，何嘗見日本政府和學者居功，提半個字？他知道一水之隔的鄰國，情緒之脆弱，謊言之盛行，日本人一切記憶清晰，心裏明白即可，了解中國人心理者，舉世莫過於日本。

至於孫中山，深知合縱連橫之道，沒有包袱，沒有所謂的「風骨」和「原則」，孫中山得德國人說的現實政治（ Realpolitik）之真傳，得春秋戰國的兵謀大略，才是道行高超的政治藝術家。


陶傑 - 邏輯往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12日

司徒華先生生前曾與他對話。司徒老先生有一次說：他最崇拜的人物是孫中山。不久之後，在另一次見面時，司徒華又說：他認為實現「民主」是中國人民的內部事務，不可以「勾結外國勢力」。

我聽了，禮貌地提醒司徒先生：你說過你的偶像是孫中山，但你又說，實現民主不可以依靠外國。但你知不知道，沒有所謂的外國，如日本和英國，根本沒有辛亥革命，也沒有什麼孫中山？

然後我告訴他孫中山拿日本人的錢和武器的史實，與宮崎滔天、犬養毅，甚至日本台督兒玉源太郎的交往，三井產業提的資金，向日本防衞部門提供的軍火，最後還有孫文寫給首相大隈重信的一封協議信，信的頭一段：「今日日本，資助支那革新，以救東亞危局，而支那之報酬，則開放全日市場，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見於實行，則日本固可一躍而蹻，於英國現有之地位，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領土，廣闢利源，為大陸之富國。」

司徒華說：辛亥革命的資金是美國和南洋華僑資助的。我說：十九世紀末，北美的華僑開洗衣店，南洋的華僑多賣豬仔，他們生存還來不及，哪來這許多錢資助孫中山？捐是有一點，但主要的金主，是日本。

司徒華沒說話。我也很識相，沒有再說下去，因為香港的民主黨，一向就充滿矛盾。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後轉來香港，司徒華領導的港同盟人士，跑到機場去抗議，拉橫幅，把戴卓爾夫人當做敵人，聲稱「反對三項不平等條約」、「反對續約香港」，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但同時要實行「民主治港」。

當年，我看了電視新聞，大笑：這群儍蛋，同時擁護「香港回歸中國」，但又堅持「民主治港」，這不是歡迎一頭老虎進屋，但同時又要老虎吃素菜嗎？

司徒華是不是共×黨員？如果他是，他把香港的「民主」控制在很安全、而且絕不可能影響大陸的程度；如果他不是，他只是一位書生。你怎可以崇拜孫中山，又不承認他的「勾結外國勢力」是革命成功的主因？我對中國的政治全無興趣，除了歷史的一點點簡單的邏輯。

梁文道 - 信，還是不信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7月31日

就在《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出版前一兩個星期，一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老先生只比民國小三歲， 1931年畢業於福建馬尾海軍學校，是抗戰時期國軍的海軍精英。危難時刻，他參加了敢死隊，就和那個年代許多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樣，行前還特地給家人寫下一封慷慨激昂的遺書。九死一生，他隨後轉戰武漢，同時帶領研製水雷的任務。終於打到了抗戰勝利，他一邊在江南造船廠工作，一邊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希望獻出餘生給重建中的國家。當國民黨要敗走台灣了，蔣介石特地派人接他，指名要他跟着走，大抵是為了他那十幾年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可是老先生沒走，雖是國民黨黨員，他也徹底厭棄了當年國府的專權腐敗。正如那個年頭無數熱血青年與天真單純的知識分子，他相信共產黨，相信一個被預許了的民主新中國。沒多久，他回到了武漢，是今日武漢理工大學的創校元勛之一，老人要繼續他那未完的大業。

在老人的前半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圖景，恍如電影《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某些片段中的背景人物，激情陽光，永遠眼望遠方，很適合用「激動人心」的紅歌來為他配樂。但接下來的事呢，就不必多說了。反正身為前國民黨黨員，又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從反右到文革，老人的經歷實在和我們曾經聽過的許多故事沒有太大分別。難怪今天的進步愛國青年一聽就皺眉，嫌這些妖魔化共黨的瑣碎小事太老套，無非就是抄家批鬥，也確實老套。比較有意思的倒是最近這十年，共產黨的領導文化與風氣變得很不一樣，在乎的不再是路線、出身和思想，而是些更唯物的東西。老人沒有趕上這股變化，仍然堅持老派樸素作風的他退休了，而坐在枱面上的新人物則開始打他退休待遇的主意，比方說扣了一個面積比較大的住房不發。待得老人病重入院，單位還派人去醫院商議轉院，趕緊送他去等死的地方，免得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的朋友沒辦法，寫信竟然寫到了台灣連戰辦公室，沒想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立刻回信，還稱讚他的父親「一生愛國愛黨」，真不知道其中所說的那個「黨」究竟是哪一個黨。無論如何，自從台灣那邊給大陸國務院去了一封之後，整件事的級別就不一樣了，甚至驚動了「國台辦」，大概這時候他們才想起老人家不只是共產黨底下報廢了的舊電池，還是一個參加過抗戰的老國民黨。我一時忍不住，對着悲憤莫名的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國民黨」。

說起來老人家也真是夠純了，他對身邊這許多事懵然無知，不曉得子女的奔走和憤怒，一天到晚還在看電視關心祖國，見到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之後，甚至跟病床側的家人高興地打賭，他說七一黨壽之前必有動作，這回中國民主終於有望了。最後那幾天，七一也過了，老人家在床上常常痛苦喊叫，聲音在深夜的醫院走廊之間回旋，非常地不平靜。末了，老同事來看望他，他說自己只有三句話；一是政府要改革，二是中國要民主，三是「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

講了這麼半天，這些事和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嗎？有的，關鍵就在那個「騙」字。我見過太多人說「我被共產黨騙了」這句話，分別只在於時機，有人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有人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香港，更多人則是在六四之後。那位老先生經歷半生滄桑，卻要一直等到臨終前眼見溫家寶說完話不管用之後，才用盡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承認：「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恐怕很難明白這句話的份量；說出這句話，等於是一個人的徹底轉化。好比信教，你大半生跟隨這個宗教的指引，為它賣命為它吃苦為它受了數不盡的委屈。然後有一天你忽然發現這個教是騙人的，這豈不表示你之前走過的路是浪費青春，那段人生是白過了嗎？當然共產黨不是宗教，但對這些人來說，那卻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在塵世間行走的精神共同體。如今你竟然要反對它，同時否定了自己？我讀《大江東去》，其中一個焦點便是要找到這句話出現在甚麼環節。結果我發現司徒先生沒有明確說過這麼一句具有「言語─行動」（ speech- act）效果的背教宣言；儘管他曾表示「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承認受騙，首先要有一個相信過的背景。司徒華先生當年相信共產黨究竟信到甚麼程度？他做過「組織」裏的人嗎？這是《大江東去》一書最受關注的部份。看到司徒先生加入共青團這一節（媒體報道都說他加入的是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不要忘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 1957年正式易名為「共青團」之後，他還一直留在團內工作，等待組織的安排。如此看來，他確確實實就是共青團的超齡團員），很多人都覺得無法接受。在這些人眼中，共黨和反共勢如漢賊之不兩立。司徒華先生一直領導支聯會，爭取民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他怎可能加入過共產黨的預備梯隊？他應該從頭到尾地反共才是。難怪他們之中有人要懷疑這本書有問題，甚至是想抹黑（或者「抹紅」）司徒先生了。

也許是想讓支聯會等組織的善良支持者放心吧，否則這些熟悉司徒先生而且又老於政道的人又怎會不明白，司徒華當然在組織裏待過，因為他太像一個黨了，他簡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像共產黨的人。我這麼說，沒有絲毫的不敬；恰恰相反，「教協」之所以能成為香港最龐大最有勢力的工會，支聯會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挺過了二十多年的考驗，靠的正是司徒華先生這份背景和歷練。

他真是太瞭解共產黨了。且看他為「教協」訂下的「農、輕、重」三字方針，看他如何苦心積慮地為支聯會和「教協」設下防止滲透的機關，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發展和維護組織的根本思路。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不少搞社運的朋友嫌司徒先生太過獨裁，覺得他領導的組織很霸道；然而你又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某種「群眾路線」，所以在他控制的組織內是奪不了權的，只能分裂出走。比如「教協」的理事會制度，要湊夠三十九人才能組閣競選；沒錯，這是選舉，是司徒先生自詡的民主開放。然而他也說得夠直白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膽敢另組內閣參選。因為能否組織到三十九人是一個關鍵，同時，在組織過程中，一定被人發現打算挑戰現存內閣的意圖，那三十九人就會立即暴露出來。」以民主的形式防止「外人」滲透，這在另一個角度看來，自然就是專權了，卻是民主得無話可說的專權。

讀到司徒先生在「學友社」被人奪權的經歷，任何人都能發現他後來的「民主專權」實是其來有自。而這段共黨地下組織的經歷，也是這本書備受爭議和懷疑的其中一節。其實這又有甚麼好懷疑的呢？「學友社」的背景屬性根本不算秘密，參加過當時活動的見證者也多有在世，如梁慕嫻甚且為文記述當年奪權的往事。只不過某些香港人的政治見解單純，接受不了「華叔」也有他的過去罷了。看完這部份量沉重的回憶錄之後，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會有我這種釋然的感覺，覺得之前對司徒先生的模糊猜測終於落實。果然，一個最懂得和共產黨鬥下去的人，一定是另一個共產黨的人（至少做過共產黨的人）。但我仍然懷疑，司徒先生真有自己被騙了的領悟嗎？還是在某個意義上，他仍然是當年那個嚮往共產黨理念的少年，堅定依然純粹如舊，乃至於放在今天，他顯得比一個黨員還像過去傳說中的那種好黨員？

的確，司徒先生在六四中「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但是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要我盡力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中國能夠抵抗外國侵略，為中國富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平等做一點事」；這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理論上該要有的目標。而他對民主中國的夢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豈不也和中共建政之前的黨人殊無二致？坦白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懷疑，假如數十年前司徒華要不是不明不白地被組織懷疑，給人排擠了出去；就算經過六四的痛徹心骨，他後來會不會變得更像今日的吳康民呢？一個黨內的開明派？且看他到了一九八五年參選立法局之前，還要私下和新華社打招呼。而在許家屯邀他入黨的時候，竟然引用陳雲的〈大後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說明「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而當時真正使得他無法再度靠攏組織的，始終是那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入甚麼黨？你都沒有解釋以前為甚麼甩掉我。你先解釋這個問題我才回覆你」。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只是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如何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從司徒華這一生來看，任何事只要沾上了共產黨，關鍵就永遠都是信任與否的問題了。對於主義和口號，你信不信？甚麼時候信的？又甚麼時候開始不信？在組織之內，你只能和你的上線聯繫，不得隨意橫越；如果你發現你的下線好像有人領導活動，但你全不知情，你只能隱密懷疑自己是否已經不得信任。當你身在組織以外，甚至與之對敵，那便得時刻警覺，以防滲透，千萬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這是一種無有盡頭的心理遊戲和思維方式；是自從接到國際蘇維埃指示，在國民黨內潛伏工作以來便再也清除不去的習慣。

以這個角度去看今天的香港，你便再也不能只看表面可見的物事了，而要懂得懷疑。沒錯，這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為甚麼沒有人懷疑過他？一個從未遭遇反對和質疑的人是可信的嗎？那人總是打起正義的旗號行動，但從他每一次激進行動中實際獲益的又是誰呢？有人自稱可以發起比教協還要龐大的運動，他到底有甚麼用心？有人自稱不搞組織，但廣結善緣，四處結盟，再以一個「非組織」的領袖的面目出現？他究竟有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重要的，再也不是一段話一篇文章中人人都聽得懂的道理，亦不是一次行動本身那人人看得見的是非，而是背後，無窮的背後。

這是種黑暗並且令人疲憊的遊戲。有人說我們早該告別司徒華了；若要告別司徒華先生，甚至告別共產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徹底拒絕這一套思維方式。誠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組織。八千萬的黨員呀，一不小心，說不定一個踩着高跟鞋在海港城雲石地板上咯咯咯趕着掃貨的美少女也是黨員。在這年輕人為了工作為了前途才入黨的年代，恐怕再也用不着那種陰冷的地下黨遊戲了吧？那個屬於司徒華屬於組織的世界大概也早就過去了吧？

你，信還是不信？

2月27日 - 司徒華追思會將播《茉莉花》

司徒華明晚追思會 將播《茉莉花》

2011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主賜我以力量 建設民主中國」，這兩句話銘刻在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碑上。家人已遵照華叔遺願，前天將華叔部分骨灰撒入大海，讓他北望神州；另一部分骨灰則在昨早由他的妹妹司徒嬋，親手撒於歌連臣角紀念花園，逾60名親友參加儀式。華叔的公眾追思會將在明晚舉行，屆時將播放歌曲《茉莉花》，回應內地的「茉莉花集會」。

骨灰昨撒歌連臣角花園

華叔的安葬儀式昨早於歌連臣角紀念花園進行，其家人及李卓人、張文光、何俊仁等支聯會、教協、民主黨戰友均有出席，儀式由朱耀明牧師主持。眾人在朱耀明帶領下唱詩及祈禱，再由與華叔相依70載的妹妹司徒嬋將骨灰撒於花園。香港一代民主之父雖長埋黃土，但仍長存於港人心中。

據悉，華叔部分骨灰已於前日由家人安排，撒於東龍洲以東海面。朱耀明稱，紀念碑的設計由華叔家人及治喪委員會共同決定，在石碑刻上「主賜我以力量 建設民主中國」，因為這是華叔最大的心願。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稱，支聯會資深義工「加菲」數年前因癌去世，骨灰亦是撒在歌連臣角紀念花園，華叔因此選擇於此處安息，他們昨早亦特意去拜祭「加菲」。

將播王丹天安門母親講話

另外，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明晚舉行的「懷念司徒華先生公眾追思會」，大會將播放《茉莉花》來回應內地的「茉莉花集會」，「這亦表達了華叔的心願是中國有民主，希望大家會看到華叔的堅持」。由於預計港府不會批准前學運領袖王丹來港參與追思活動，故大會已準備了王丹及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錄影講話屆時播放。

古德明 - 司徒華的執著與追求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9日

Vic：對於華叔的評價，我認為李怡這篇〈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比較中肯、全面。華叔是實際參與政治的人，他一生中大大小小的判斷，不可能完全無錯。就算他年輕時真的曾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那可能是尚未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也可能是以為自己可以在共產黨中實踐某些信念）。政改一役，華叔的判斷未必正確，但若以此否定他的人格，那是失諸偏激了。

至於平反六四，華叔2010年10月接受明報專訪時已強調：「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相對於平反六四，更重要的當然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對此華叔是很清楚的。今天我們要求平反六四，當然不是僅止於文革冤案的那種平反，而是要中共政權認錯、要追究屠殺人民的責任、撫慰及補償死難者家屬；更重要的，是真正吸取教訓，進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政制，保障人權。若然中共繼續一黨專政，未來就算形式上平反六四，那也只是假平反。因此，平反六四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

華叔可批評的一點，或許在於他二十年來領導支聯會，但自我設限，令支聯會的成就僅限於六四後營救民運人士出國，以及每年舉辦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大型活動；令支聯會僅具象徵中國人民主追求的作用，無法對大陸社會產生實質影響。這一點，他在接受明報訪問時，其實自己說得很清楚（見Vic - 讀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但對此沒有多少人忍心苛責，因為以香港的現實條件，支聯會能做到這樣，也已經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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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年初病死，社會各界無分左右，無分貧富，都推許他「一生愛國，致力民主」。這八個美麗的字，使我想起前中共駐港代表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

《回憶錄》第五章提到六四事變之前的司徒華：「司徒華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一派，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共產黨當年有大躍進以至文革等等殺民以億計的政績，又有毛澤東「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的豪言。然則司徒華前半生是不是致力民主，愛的又是什麼國，讀者自己判斷吧。

司徒華生前大力否認「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許家屯在最近一期《明報月刊》提到這件事，卻還是不改其言。究竟司徒華有沒有入黨，日後也許會見披露；但他臨終追求的是什麼，應該已經可以論定。

去年底，奉中共正朔的美洲多維新聞網發表評論說：「歷史問題，造成中共與司徒華的尷尬關係。其實雙方沒有解不開的疙瘩，中共不應該完全否定他的歷史功績。」當時《明報》記者李先知就問：「莫非有人要為司徒華向中央放話，爭取所謂身後評價？」司徒華死前不惜一再公開食言，率領民主黨變節，向香港民主派倒戈一擊，令立法會通過中共的政制獨裁方案，顯然用行動回答了李先知的問題。

司徒華喪禮上響起的六長四短鐘聲，象徵他的另一個要求：平反六四。這要求香港人幾乎無不叫好。叫好者不會知道「平反」的意思。

我國最膾炙人口的平反故事，無疑是岳飛風波獄。風波獄成於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到紹興三十二年高宗讓位給孝宗之後，才告平反。這平反詔令由皇帝頒布，於是「（高宗）有旨：岳飛特賜死」的事實，在朝廷的平反文牘裏，變成「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以致高宗「為權臣所誤」等等。而平反的目的，當然是要天下繼續效忠趙宋，「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鄂國金佗　編》卷九）。

我向來認為六四死者不用平反，因為大是大非早有公論，不勞官家聖諭；因為我不想再聽到「李鵬誣百姓，舉世莫敢言，鄧公為權臣所誤」之類故事。這類故事在文革寃案平反期間，已經聽過千百次。而「平反」之後，中共政權更加穩如泰山。

二 ○一○年六月，司徒華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中解釋堅持平反六四的原因：「（中央政府）假如當年接受了『平等對話』和『反官倒』的要求，到今天，不但經濟會更蓬勃，民主政治也會有發展。六四使黨內失去了健康力量制衡。」這真是危身奉黨確然不移的死諫口吻。司徒華只是忘了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最重要的要求：結束一黨專政。

所以中共也借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之口，給了司徒華「一生熱愛中華，致力民主」的身後評價。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梁文道 - 一個死在香港的中國人

2010年1月9日 香港蘋果日報

我知道華叔司徒華的遺願是建立民主中國，這大概也是不少香港人的心願。可是坦白講，經過多年在大陸走動的經歷之後，比華叔年少一半的我已經失卻這等雄心壯志了。現在的我，最期盼的不再是一個民主中國，而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中國。什麼叫做比較「正常」的中國呢？那就是讓一個家庭不要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地方有一天忽然給人拆了。好，就算你不能保證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強拆，起碼你也該留道氣口，讓他們去上訪投訴吧。如果你連上訪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強姦那個跑來上訪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強姦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讓那個女孩去報個案呢？就算做做樣子也行吧？萬一這女子太過害怕，找人陪同壯膽，能不能不捉那個陪她的善心人，說他是「聚眾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這個人，至少讓他見見家人和律師好不好？又如果大陸以外有人替他申寃訴苦，我請你不要動不動就怪這批人「井水犯河水」，行嗎？

我說的自然是「趙連海案」，就是這件案子使得平素對政治沒有丁點興趣，甚至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還要對我說「佢第日坐完監出來就有成千萬元等緊佢咁正」的理髮師也忍不住大罵：「太過份了！」

我心目中的正常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人民住房不會無端被拆，向公權力申訴寃情不會被人強姦，自己孩子吃了有毒食品的受害者不會反而成為被告然後再受害一次的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高很過份嗎？這算不算是中了「西方」的毒，說話像「洋奴」？難道「中國模式」或者「儒家傳統」就允許那一切在我看來很不正常的事況嗎？

2010 年的中國辦完了世博和亞運，香港人大都感到與有榮焉；《清明上河圖》動畫來港展出，香港人更是熱情擁抱，一日之內便搶光數十萬張門票；為什麼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一出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不升且降？為什麼香港學生在過去一年裏頭最關注的中國新聞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而不是武廣高鐵開通，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比起這些令人目炫的成就，我們更在乎你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是否正常。比方說劉曉波，哪怕他的言論有錯，至少我們以為他用不著因為言論而犯罪。再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司法觀念體系，在這個體系底下，劉曉波必須為了自己的文章判刑入獄；那麼在官方開動輿論機器攻擊他的時候，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引用的那些劉曉波語錄都是從那裏看來的呢？為什麼新華社的評論作者看得到劉曉波的文章，一般百姓卻連「劉曉波」這三個字都打不進微博？你要大家認識劉曉波的「黑暗真面目」，是不是該給大伙看看他本人到底都寫了些什麼壞東西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正常很基本的要求嗎？問題根本不是像英華書院那位王老師所說的「負面報道太多」，而是那幾件負面事例都負面得太過詭異太過反常。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追問這一切究竟與香港人何干。正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當然我們都曉得，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這水卻是必需一犯，而且值得稱讚的。例如讓港人捐款賑災，或者為國慶閱兵喝采）。於是我又想起了華叔在許多年前便再三宣說的一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一直以來，華叔都被人詬病太過霸道，作風「一言堂」，當年一伙搞社運的年輕朋友更把他看成「真正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可是至少在中港關係這一點上，我以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裏頭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準更深。所謂「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指的固然是香港不可能自外於全國現實，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更是中國與香港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層的紐帶關係。簡單地舉一個假想的例子，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真像很多人所願望那樣，是未來全國政改的實驗與模範，那麼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香港政制的改革路向也會反過來受到中國自身規劃的影響呢？以目前利益集團逐漸穩固成形的狀況判斷，在議會中擁有功能組別在行政長官提名上面多所限制的香港政制會不會正好成了全中國的指路明燈？既保證了少數特權階層的世襲地位，又創造了一個類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博弈利益？

這種問題要再談下去，篇幅恐怕十倍不止。我想強調的，只是華叔政治判斷上的深謀遠慮其來有自。不過，真正使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有責干犯河水的理由，還不只是此等本土現實利益上的計較。

數年前，一位內地駐港人員和我談起六四問題，他剛剛抵埠，不太瞭解港人的六四情結，很驚訝我居然告訴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在他看來，堅持平反六四就是堅持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和中央政府對著幹，那自然就不能說是愛國了。然而，當我一提起司徒華，他就明白了。的確，沒有人可以懷疑華叔的愛國情懷，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後冒現的「愛國新貴」。為什麼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呢？道理很簡單，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都不對這個國家動上真感情，都只顧著向「阿爺」討好處視之為個人利益的大靠山；當年我們又何必要冒著風雨集會頂著烈日遊行？如今我們又何必年年點燭以淚洗面？要不是有撕裂不開的身份認同，六四固然與我無關，趙連海就更是與我無關了；說到底，孩子患上腎結石的又不是我們香港人。

Vic - 讀華叔的最後五課書

2011年1月8日

明報2010年10月專訪司徒華所寫的系列報導〈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內容豐富，看完心裡五味雜陳。華叔談經營教協、組織工運社運，充分顯示他是有勇有謀、非常實幹的工運社運領袖，此所以他一再強調組織必須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必須能捍衛會員生計、福利，必須有辦法凝聚會員，並堅持教協自置物業作為會址。

但司徒華是否如林行止所講的「不談理想只顧現實」？是否「狡獪」？或許有人會認為，司徒華是為自己及同道謀現實利益多於實際推動他所明言的理想（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華叔心裡實際怎麼想，我們無從知道。我們能做的，是觀察他一生的言行。

就此而言，明報系列報導頭兩篇（論六四及支聯會、論中國民主）很有參考價值，尤其是以下幾段：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如果「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那麼支聯會就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旗幟、象徵而已了。精神支援當然重要，而且支聯會或許也真的沒條件去積極顛覆中共政權，但我想熱心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人，咀嚼華叔這段話，心裡大概不太好受吧。

話說回來，以八九六四以來二十多年的政治現實，華叔領導支聯會在香港保住象徵中國人民主理想的這面旗幟，堅持嚴厲批判滿手血腥的中共暴政，堅持為當年為國為民犧牲的同胞組織大規模公開悼念活動，這已成為香港現代史重要的一頁。而我相信華叔及支聯會中人這麼多年的堅持，無疑是出於熱血與至誠。光憑這一點，司徒華先生已足以名垂青史。莫小看悼念六四死難同胞之意義，正如倪匡兩年多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只要仍有人堅持悼念，這城市就不致於徹底沉淪，就像耶和華答應阿伯拉罕，所多瑪城中，只要還有五十個，四十個……甚至只要有十個義人，這城市就可不必被毀滅。每年在維園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朋友，就是香港的義人。

關於平反六四，華叔頭腦很清醒：

他自問自答：「你問我，如果有天平反『六四』，支聯會的任務是否已完成？支聯會有五大目標要完成，平反『六四』只是其中一項。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是否看到平反也不重要，人活著一天就要做一天工作。就算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也有很多事要做。」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沒錯，我們都應記住：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

後記：寫完這篇看到李怡今天的蘋論〈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覺得相當中肯。而林行止說司徒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真是苛刻、偏激之論。

同日黃偉豪刊於明報這篇〈歷史會否還華叔一個公道？〉，以下兩段也有意思：

和很多泛民的政治領袖不一樣，華叔除了對民主有無窮的理想和熱情外，更有非凡的領導才能和組織能力。他有份參與成立的三個機構，教協、支聯會和民主黨，均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舉足輕重，發揮着極大影響力。這亦證明了他的遠見，明白到社會改革的延續，不能只靠個人的意志和魅力，而需要組織化使它可以長久及有自己的生命力。

華叔有兩點特質是很多香港當今的領袖絕對做不到的。第一，雖然他本身擁有卓越的才華，但卻拒絕做當權者的走狗和應聲蟲，而是選擇站在弱勢和公義的一邊，和大眾共同進退。第二，是他的無私，雖然他擁有出色的成就，但他的一切努力，均是為市民大眾爭取權益，而非為自己爭權或斂財。直到他死的一刻，在外表和生活上，他只是一個平凡的老人家，所住的地方也只是旺角舊區的普通單位，而非豪宅。他從沒有把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眾人之上。

李怡 - 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1月8日

近一星期，香港政界、傳媒，不分左中右，掀起鋪天蓋地對司徒華的讚頌之聲，幾乎把他評為「完人」了。近似造神運動的談話、文章，與筆者認識了近 40年的司徒華不一樣，甚至也違反了他生前的民主追求。倪匡在司徒華逝後一天的一個「對談」專欄上說：「民主運動的成功，靠的是千千萬萬參與者的努力，逃不出對『領袖』的迷思，就進不了民主的殿堂！」筆者對這句話深感認同，而且相信司徒華也會認同。

在這一陣讚譽聲中，最奇怪的，是過去罵他「反中亂港」的、反對他這 20年堅持「平反六四」的，包括特首在內的親共政治人物，也包括不知刊過多少罵他罵支聯會文章的左報，竟對他交相讚譽起來。曾特首稱讚他「一生熱愛中華及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曾鈺成說他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的鬥士」，范徐麗泰和譚耀宗都稱道他「熱愛祖國」。《大公報》有評論稱他為「資深民主人士」、「是港人社會中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有「鮮明的愛國立場、強烈的民族觀念」。就像陶傑所形容，這是一群飢餓的禿鷹向司徒華進行的「政治天葬」。

在禿鷹的談話、文章中，都沒有提到他們講的是甚麼民主？如特首所說的「文革」式民主，還是左報所遵奉的民主專政的民主？司徒華一生堅持的是甚麼原則？司徒華愛的是怎樣的國？如此「熱愛祖國」的人，何以拿不到回鄉證去親炙祖國大地？

在這些禿鷹的談話、文章中，更是重點談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支持 2012年政改方案，「功不可沒」，彷彿司徒華一生最大功業就只在最後階段支持政改，以前所做過的、所堅持的都在禿鷹的視野之外了。

在一片讚頌中持不同聲音的，反而來自泛民陣營，主要針對他去年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對民主黨「垂簾聽政」，甚至指為「出賣民主」，更有批評他在支聯會的「大佬」領導作風……。

這是香港出現的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景象：過去罵他的，今天對他交相稱讚；而部份曾深受他影響的同路人，對他反而有微言。

一個人剛逝去，人們在懷念中自然會對他說好話。但對司徒華來說，過譽以至神化並不符合他終生追求千萬人共同努力參與民主的目標。

司徒華雖不凡，但他終究也是一個人。人有七情六慾，人也會犯錯誤。其次，他是個政治人，是參政而不是僅僅議政的人物。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認為，從政者應遵從兩種倫理：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意圖倫理指從政的理想與信念，責任倫理指從政者必須對自己政治行為可預見的後果負責。由於現實世界的政治往往非理性，一味推行善的理念，不一定帶來善的結果，有時後果甚而是相反的。因此，從政者必須顧及政治現實，考慮到後果而作出階段性妥協，以逐漸推進自己的意圖。

過去數十年，司徒華是很懂得貫徹這兩種倫理的從政者。 04年他告別立法會時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我以為，出賣背棄原則的妥協，是『偽術』，『退一步，進兩步』的妥協，則是策略運用。」原則，是意圖倫理；策略，就是責任倫理。過去，他深明這個進退之道。

至於最後一年的反公投、撐政改，則是他具爭議性的政治行為。筆者在此願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09年 11月 25日及 28日，筆者寫過兩篇「蘋論」，呼籲泛民以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特別提請包括司徒華在內的元老參選。 12月 12日，早前朋友約定的一次在西貢的小聚會中，筆者與華叔碰頭。筆者問他有沒有看過這兩篇文章，他說看過，沉吟好久之後，他說，參選會很累，而且選後還有更多事要做。筆者不能說甚麼了，因為他畢竟歲數大了。從他當天頗為沉默的表現來看，他當時相信已知道自己患癌，只是可能未知已屆第四期。

他沒有對筆者的建議有任何批評或異議。反公投與撐政改是在他生命最後階段、而且相信已知惡耗時所作的政治行為。我們對他這一生，真是不能有再多的要求了。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但他仍是人，不是神，也不會是「完人」。他是政治人，是會妥協也會犯錯的政治人。神化他有違他人生的宗旨，拿他生命最後階段的一件事做文章，無論褒貶，對他這一生都是不公平的。

張文光寄往天堂給司徒華的信

張文光 - 一生正氣 兩袖清風
2010年1月7日

【明報專訊】華叔：

一生人從沒想過寫信給你，沒有地址，只寫天堂，相信你會收到。

你收到香港人的思念，千言萬語，無盡哀思，懷念你錚錚的情操風骨，懷念你平民教育的理想，懷念你民主普選的壯志，懷念你平反六四的堅持，這一切奮鬥和追求，已成香港歷史，感動香港人心。

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豎立了紀念平台，黑底白字，莊嚴肅穆，寫上「華叔，我們永遠懷念你」，市民含淚獻上鮮花，寫下深深的懷念和尊敬。這些冒着寒冷、遠道而來的市民，更有白髮蒼蒼的長者，讚揚你一生的堅持，至死不渝的愛國。

情操以外 還有氣節

有市民寫上：一生正氣，兩袖清風，形容你高尚的情操，我認為非常貼切。無論教育還是政治，寫作還是抗爭，你都堅持人間的大是大非，一生正氣；無論生前和死後，校長還是議員，你都摒除任何的個人私利，兩袖清風。

情操以外，還有氣節。殖民地時期，你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當選立法會，你拒絕向英女王效忠；六四鎮壓後，你毅然辭去草委職務；臨時立法會，你寧願落車不做議員。但更重要的，是你領導支聯會21年，為平反六四奮鬥到底，為爭取民主貫徹始終。

每年六四燭光集會，都有你的燭光和淚水。今年六四，當維園萬千燭光搖曳，當《祭好漢》歌聲高揚，你已經離開我們，但我仍然相信，你的英靈仍在其中，與我們共度維園的燭光，與港人走過六四的長夜。如今，六四燭光，清明獻花，新年揮春，民主大遊行，中聯辦抗議，都有着我們深深的懷念，懷念我們21年風雨同路的日子。

崎嶇民主路 是一生的奉獻奮鬥

華叔，你說過：功成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堅持到底便是勝利。但我們多麼希望，那堅持到底的、必然到來的、平反六四的日子，你與我們同在一起，同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人民的勝利。華叔，雖然你已離去，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奮鬥，在平反六四的日子，一定會向你報告，告慰你在天之靈。

華叔，你說過：民主的道路是漫長崎嶇，艱難曲折。最初聽到這說話，以為是對群眾運動的激勵。當民主派爭取普選的路，竟然超過四分一世紀；當真正的普選，即使2020年仍沒保證。當我們由青年變成中年，而華叔更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才深切感受到，這漫長崎嶇、艱難曲折的真正意義，是一生的奉獻和奮鬥。

華叔，你說過：要紀念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傳揚林覺民與秋瑾的詩文。自你離去之後，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說：今日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也想起秋瑾的《對酒》詩：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如今，遺志仍在，同志仍在，長路漫漫，熱血勤珍重，請華叔放心，一路走好。

張文光
2011年1月7日

陶傑 - 樓上的人

為自由的祖國，為光輝的使命，乾一杯再乾一杯。

--《我們舉杯》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4日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房裏，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牀，他的憶述猶帶着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滙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明報社評 - 司徒華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先生病逝，終年79歲。在香港社會運動、民主政治發展，以至爭取平反六四和中國實行民主的歷程中，司徒華都是舉足輕重人物，他的選擇和做法，不同立場的人或許評價有異，但是我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此一稱號，司徒華受之無愧；我們也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不會有異議。

華叔由工運、社運、從政到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切作為，都是與專權者對抗，而且透過發展組織，團結最大多數人共赴事工，取得成績，這樣級數的政治人物，除了司徒華，在香港還找不到有人達到他的高度。

過去40年
華叔都向專權者抗爭

上世紀70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專制獨裁本質，對社會強力控制，大力壓制工運和社會運動，此際司徒華領導全港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待遇，成為工運領袖，這一役，是港人首次藉着組織力量，迫使港英讓步，也為社會抗爭立下楷模。此後，華叔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又參與揭露金禧中學校董會貪污事件，為公義與當局周旋，並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史實等。

到80年代初，華叔儼然成為社會運動領袖，對市民有強大號召力。港英對實質「反殖」的華叔迅速冒起，當然並非樂觀其成，當時港英把華叔視為眼中釘，塑造他是「中共同路人」的形象。至於隨着香港刻日回歸，港英借助華叔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22年前的六四事件，華叔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和爭取中國民主，這次他要周旋的中共，力量更龐大，絕非港英的小兒科，特別是九七回歸之後，華叔領導支聯會，隔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唱對台戲，在中央對港影響力愈趨全面之際，華叔所承受壓力之大，旁人也可以感受得到。董建華任特首時，曾要求華叔解散支聯會，被華叔拒絕；另外，去年六四前夕，新民主女神像遭到滋擾等，只是已經公開的事態。

六四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無論中央政府有什麼說法，總之，當日以如此暴烈手段鎮壓，殺害手無寸鐵同胞的行徑，有良知的人都不會接受。而在香港，因為有華叔的堅持，頂住千鈞壓力，才使這樁人神共憤的慘劇，不致在當權者大力壓制之下，從人們的視野和記憶消退。所以，過去40年華叔實際上都與專權者對抗。

昨日，新華社報道司徒華病逝的消息，連標題只有88個字，其中只說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華叔在港英期間任立法局議員、草委會成員和支聯會主席的關係，都未提及。其實華叔的中國心和中國情，識者或與他共事交往過的人，都有深切體會和感受，華叔經常以年輕時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獸行，強調國家必須強大，才不會再遭到欺侮。華叔與中央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另外，六四事件的深層根源，在於中國沒有民主，因此華叔領導的支聯會，爭取中國成為真正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度。

中共官方喉舌對華叔評價，不置一詞，應屬避重就輕，而以22年來，中央視支聯會為敵對組織，華叔離世卻未趁機鞭撻，或許已經是對華叔的「禮遇」了。不過，無論官方如何低調，也改變不了絕大多數市民對這位真正愛國者的尊崇。華叔對社會和市民影響最深遠，除了他崢崢風骨，展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對抗專橫擇善固執以外，他留給接棒者的政治資產十分豐厚而珍貴，就是留下了組織良好的力量爭取權益，達至目標。

華叔打開組織工會缺口
成為推動進步主要力量

當年華叔帶領教師成功爭取改善待遇，之後成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展到現在，是本港人數最多、力量最大的行業工會，另外，教協創造行業工會先河，給組織獨立工會打開缺口，現在，各個行業都組織獨立工會，成為工運、社運以至推動民主的重要力量。至於支聯會，也是以組織帶動，凝聚市民的感情、意志，參與爭取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

華叔能夠使教協和支聯會成功，其中最重要一點是他清廉自持，道德操守高尚，對一些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後「享天下」的心態，華叔曾形容為「議員病」，提出嚴厲批評。華叔廉潔奉公，使與他共事的人都受到感召，因而打造出一個團結無私的戰鬥團隊。華叔的遺志，尚待其他人接力推動，我們認為沒有華叔的日子，如何繼承華叔開創的優良傳統，是華叔志業能否延續並發展的關鍵。

華叔遺言把骨灰一半撒落大海，北望中國，另一半撒在歌連臣角墳場的花園，此舉，充分反映他的中國情和香港情。華叔骨灰一半望神州，一半戀香江，這是表面形式，其實，華叔的畢生努力，正如他喜愛的清代詩人、思想家龔自珍兩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華叔就是以一己生命化為沃土，要換成未來的繁花似錦。這兩句詩，是華叔此生的寫照。華叔，請安息。

華叔安息

司徒華
1931年2月28日－2011年1月2日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