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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6日 星期六

Vic - 看施永青論香港政改,慨嘆昔日理想青年之墮落

2014年816
施永青:我們的社會當然應該容許激進派堅守自己的信念,但若然他們爭取的目標是屬於社會性的話,那他們就得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不應把自己的一套強加諸多數人的身上,希望他們知所行止。(am730,2014年8月15日,C觀點,建制派上街的影響)


Vic:民主政制之設立,正是要以制度保障多數人的意願得到尊重,正是要防止權力寡頭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

將在香港堅定爭取民主的人說成是「激進派」,將強調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說成是暴力罪行,將專制政權反民主的群眾動員說成是反映多數民意,將爭取民主說成是少數人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這就是今日香港所謂的溫和理性聲音。

施永青近年談論香港政改,不斷宣揚歪理,鼓吹香港人投降,可恥之至。

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施永青 - 多元世界沒有單一標準

C觀點   2014年07月08日

香港的反建制派,打的雖是民主旗號,但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所鼓吹的理念,其實都與民主背道而馳。

量子力學的不可測理論,最終會在人類的社會發展方式上反映出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當遇到「To be or not to be」的時候,都會作出不同的選擇。由於他們的選擇不可測,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人類才沒有一起走進死胡同。因為總有一部分人作了不一樣的選擇,令人類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詡已找到歷史必由之路的人,大都會變成獨裁者。因為一旦有必由之路,就代表所有其他的路都是錯路,是走不通的。那他們就得加以批評,甚至予以遏制,導致人民別無他選。

香港的反建制派,亦為香港的民主制定了一套「終極方案」。這種想法很危險,若然是「終極」方案,豈不是不容其他方案?企圖以必然性取代不可測性,在本質上抹殺了民主的需要。搞「終極方案」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定調,要人民只能用一套標準來思考問題。那豈不是更容易受獨裁者所操控。

其實,世上哪有可能有「終極方案」?如果真的有,那人類達到之後,豈不是要停頓下來,不會再有進一步發展?很難想像,人類一旦發展到那個田地,還可以怎樣過生活!

反建制派令人畏懼的地方是:他們不但早有一套終極方案,而且還想一步到位。他們要求整個社會都得朝著他們指定的終極目標前進,而且在遇到懸崖峽谷時,也不可以選擇行迂迴路線,以減少風險。那豈不是要帶香港人去跳崖?

反建制派認為:他們堅持的那套方案,其實是最符合國際標準的完美方案,他們不會作任何原則上的退讓。然而,只要我們看一看現實世界,就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著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完美方案。把他們的那套拿去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行。即便是英美法等國的現行政制,亦不符合他們的具體要求。

英國的首相沒有經過公民提名,美國總統就非一人一票直接選出,法國的總統選舉亦得先經提名委員會。可見我們的世界是多元的。各國的政制,都只能按自己獨有的時空環境逐步演進,不可能以一套甚麼國際標準,用倒模的方式,一次過複製出來。

香港的政制發展,亦不可能只參照國際標準而不理會時空的局限。香港可不只有反建制派,還有保守派和中間派。此外,中央的取態與商界的利益亦不能置諸不理。只有通過不斷協商、較量才能取得妥協,才能有新的進展。

可惜,香港的反建制派陣營裏,太多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及一些長期與經濟生產脫節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社會的複雜性所知有限,卻要把自己的一套強加在社會身上。香港不應讓這批人主導香港的發展。



Vic:我一直對施永青保有敬意,認為在芸芸香港商人中,他算是見識出眾,而且對員工相當慷慨(他辦am730,會將三分之一的盈利分給員工)。他的C觀點我連續看了數年,雖然知道他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立場傾向保守,但近半年來他的論調已不止是保守,簡直可說是反動和顢頇,令人搖頭嘆息。今日的C觀點便是一個好例子。

我不想猜測施永青散播這種跡近價值虛無的言論有何居心,但實在難以相信他真心相信自己所說的歪理。他將爭取民主政制以保護香港自由的人說成是偏激和獨裁,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數天前才讀到余英時先生說:「民主體制是開放而不是封閉的,一切必要的改變與革新都在和平過程中完成,可以避免傳統改朝換代所必然帶來的暴力。只有民主社會才是長期穩定的真實保證。科學和民主的普遍價值在今天已沒有懷疑的餘地。」只有民主才能維護世界的多元和開放特質,如此淺顯的道理,施永青會不明白嗎?

(施永青對「終極普選」的荒謬批評,其實四年前已寫過了。http://vicsforum.blogspot.tw/2010/06/blog-post_23.html

2014年1月16日 星期四

施永青 - am730將堅守獨立路線

C觀點  am730   2014年01月16日

自去年11月開始,am730原有的廣告客戶中,突然有幾個一向關係良好的老主顧「暫停」了予我們的廣告。廣告部立即向有關公司了解因由,得到的回應都無關宏旨,很難成立;沒有一間清楚指出我們做錯了甚麼事情,需要全面停止在am730登廣告。幸好,他們並沒有說以後再也不會給我們廣告,所以我上文才會用「暫停」這個字眼。我希望我們很快可以恢復正常的商業關係。

今次停登廣告的客戶,清一色都是中資背景的公司。他們有些已是am730的長期客戶,對我們的服務一向滿意。今次事出突然,之前看不到任何跡象。有些廣告更是在已訂好那些日子刊登之後,才被截停的。否則我也不會用「被抽走」這類字眼。他們的行動非常統一,顯示背後有一個一致的原因。這個原因看來不是商業性的,否則,銀行業沒有必要與電訊業一致行動。此之所以,我懷疑他們今次的行為,背後有超越商業利益的政治原因。

這些中資公司,有些規模十分龐大,分別隸屬不同的部門,本來不容易一起行動,看來必有更高層次的需要,才會一齊作出暫停am730廣告的決定。am730有這樣大的影響力,真是受寵若驚。

我們粗略計過,這些公司過去每年給我們的廣告費超過一千萬,我們近年的盈利也不過一千多二千萬。如果以後繼續停登廣告,我們的盈利將大部分被蒸發,原有的發展計劃可能無以為繼,員工一貫可以收取的花紅可能會大幅減少。再者,現時尚有相當一部分中資機構仍在am730登廣告,如果北京要發功,他們也得停止落稿,這將嚴重影響am730的生存空間。這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我是一個商人,我十分清楚,若是沒法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那就甚麼事情都辦不成。


然而,我亦是一個忠於自己信念的人。我的認知系統只會自省,自明,沒法被明。我不明所以的東西,我的腦都不會指揮身體去做。我認為應該做的東西,只要還有條件堅持,我都會做下去。到真的完全沒有條件時,我最多不做,我不會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對am730的前景並不悲觀,因為我們選擇行的路線,符合社會需要,符合歷史的發展,有信心可獲廣大市民的支持。我們會獨立思考,不聽命任何政治勢力。我們亦無意投入反政府陣營,變成他們的宣傳工具。

作為傳媒,我們的功能是讓讀者了解事情真相;我們不會在報道時,因個人的政治取態而加鹽加醋,以致扭曲事實。我們亦不會選擇性地只提供某類資訊,企圖影響讀者的判斷。我們會讓讀者看到各種不同角度的評論,令讀者可以更好地評估自己的處境,從而作出更恰當的選擇。

或許,我們的工作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但我們相信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走下去一定會見成績的。社會是一定會讓一份正派、務實、獨立的傳媒生存下去。

2013年9月9日 星期一

施永青 - 內地營商 麻煩透頂

C觀點   2013年09月06日

【am730專欄】娃哈哈集團是內地最大的食品飲料生產商,全球排名第五。日前娃哈哈的創辦人宗慶後的女兒,集團的唯一繼承人,31歲的宗馥莉,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在內地做生意,需花太多的時間與政府打交道,讓她倍感頭痛。

其實這種感覺凡是在內地做生意的人都有同感。在內地土生土長的人,或許還容易適應一點。從外地來經商的,即使同是華人,也很難吃得消。

宗馥莉打從初中就孤身赴美讀書,八年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令她養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模式。她說:「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永遠不可能像老爸那一代一樣。」怎麼不一樣,她沒有具體說清楚。但不難想像。

上一代內地人,習慣了凡事都徵得單位領導人同意,而單位領導人又習慣了甚麼事都要管,連談戀愛、生孩子都不放過。結果,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與單位領導人打交道。

然而,新一代人,即使沒有去外地生活過,自我意識增強了,他們覺得政府官員該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妨礙人民生活。他們對凡事都要與官員打交道,不先打通關係就寸步難行的情況已愈來愈不耐煩。像宗馥莉這類有條件的新一代企業家,已不諱言,正考慮把生意搬出去。

中原地產在九十年代初涉足大陸,除了因為覺得內地市場的潛力大之外,還因為我想把市場機制引入大陸。中原的企業文化令公司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與適應能力。我們現在已在內地34個城市有業務,人員超過4萬人。然而,我們一樣煩於與官員打交道,煩得使人氣餒。

在內地做生意,成立公司要經商務部,外來的還要經過外經委,而無論你做哪個行業,都有管這個行業的主管部門,他們有權審核你的經營資格。只要其中一個關口沒法打通,你都沒法開業。開業後,稅局可以來查,勞動局亦可以來查,為了應付他們,令你沒法集中精神做生意。

我不反對政府對商界有一定的管理,但管理的規則必須透明,並且一視同仁,商人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錯。現在是官員權力太大,而規則又極之嚴苛,令官員隨時可以找你麻煩。加上司法制度不健全,商方被欺負,也沒法申張正義。

官員要留難你的時候,隨便找你的一些錯處,無需經過法庭,就可以除你牌,罰你錢,叫你沒法承受。然後他們會告訴你,外出有一間顧問公司是他們的舊上司開的,對解決這類問題很有辦法,建議你可以諮詢他們。

如果你選擇公事公辦,那官員就會繼續在雞蛋裡挑骨頭,要你付出更大的代價。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愈是正派的公司愈吃虧
;難怪宗馥莉有撤資的念頭了。

Vic:施永青的抱怨,我是理解和同情的--共產黨的官員,真是土匪都不如。但另一方面,我又十分痛恨許多商人與共產黨同流合污,狼狽為奸。 

2013年3月24日 星期日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可望而不可即的普選夢 (施永青)

施永青:為民主我曾經好痛
星期日生活   2013324

【明報專訊】辦公日下午的皇后大道中,車水馬龍。西裝友和OL在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廈之間急步穿梭。書生氣的戴耀廷身處其中格格不入,他放慢腳步,思考片刻,滿意一笑:「到時就在這裏。」他說的是佔領中環,屆時好可能會在皇后大道中展開抗爭。

戴耀廷走進一棟商業大廈,電梯爬升到二十二樓,𨋢門一開,亮麗的水牌列出遍佈大中華的地產業務。身材高大但有點佝僂的中原集團董事施永青,掛着招牌笑容迎接,帶我們走過九曲十三彎的走廊,兩邊落地玻璃後,一排排整齊工作間,百計職員埋頭苦幹,造就中原集團去年過百億營業額。中環若被佔領,這裏運作首當其衝。

然而,施永青不只是一個中環人。他有中環人的實際和計算,也有愛國理想的烙印。中學畢業後,他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收取微薄薪酬在左派夜校任教八年。六七反英抗暴,他走上街頭,跟人一起扔石去,更加入托派思潮團體,與長毛梁國雄曾經是同志。戴耀廷看穿他披着實際表皮下的理想主義靈魂,邀請他加入佔領中環,施永青像蛇一樣在討論中滑不溜手,一邊潑冷水一邊欲拒還迎。全個訪問他最真心一句是:「為民主,我曾經好痛。」說的是中共在一九七六年對四五運動的殘暴鎮壓,傷透他的愛國心,自此他頭也不回,由無產階級化身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家。

施永青是矛盾的。他像銀幣一樣有兩面,觀點時而悲觀現實,時而帶點烏托邦色彩。他肯定民主制度好,形容〔Vic:認同?〕香港應該及早普選,亦咬牙切齒批評商界沒為普選做好準備,更希望阿爺「撇下商界讓它們自生自滅,不讓他們吃政治免費午餐」。但說到佔領中環,他卻認為不夠實際,和中共鬥爭簡直以卵擊石。但話說回來,歷史變數甚多,他也不敢斷言必敗,施永青說,「中共已走向開明,而極權社會變起來是高速的,你看(蘇聯解體時的)戈爾巴喬夫,二○一七年會否讓香港有真普選,我不知道」。

練乙錚說,佔領中環討論未夠深入,欠缺爭取商界支持。這天我們來找商界聲音,摸上施永青辦公室。他遞上來的《AM730》主席卡片,背上印着「為讀者服務」,字體模仿毛澤東筆迹。事實上,年少的施永青曾在一九七○年穿著恤衫短褲戴粗框眼鏡,手持《毛語錄》在天安門廣場前神氣留影,一派革命青年模樣。

當年的革命青年,今日自嘲成了「地產商走狗」,但貴為地產王國創辦人,施永青沒有架子。二百呎的辦公室設置像人民大會堂,兩張沙發中間有個茶几,上掛國畫。筆者和同行記者不小心一個屁股坐下沙發,施永青反要坐「秘書椅」。我們立即換位,從不相信權威的他,不慍不怒。

施永青解釋,香港生意人不是不知道民主好。近年北上做生意,大家發現內地欠缺公平遊戲規則,合約沒法履行,業權沒保障,打官司有證據也沒勝算。生意人為生存,唯有使出自己「不樂於使用的手段」。他沒明言,但應該是走後門的手法。施嘆道:「商界沒人喜歡這些環境,但這些環境為何造成?好重要是因為(內地)沒民主。所以你說商界反民主,商界是民主敵人,阻礙民主發展,我相信不是。」

施說,問題是民主派的實際表現,令商界對民主卻步。施說,這幾年泛民宣揚「地產霸權」、「仇富心理」,商界把「民主」與「民主派」混淆,令商人覺得民主不是好東西。施又說,商界精英從小到大讀《信報》,《信報》宣揚一套是:民主帶來福利主義,自由比民主重要,令商界對民主種下戒心。

戴耀廷追問,西方有政黨為商界發聲,商界何不支持代理人出選,維護其利益?施解釋:「商界在港英時代就『碼』住英國,港英之後,就『碼』住北京,走上層路線,希望透過上層關係,省下工夫。」施永青苦心婆心:「我都同商界講,你要面對新遊戲規則(普選),應該有代理人,把商界利益和全民利益包裝起來,亦的確可以和全民利益結合嘛。」

戴耀廷指若制度必然走向普選,商界培育有實力代表,會增加北京讓香港民主化的信心。施同意,卻指出商界「沒有人」。「沒人」有兩層面,一方面欠缺政治人才。口才甚了得的施說:「歷史上商界沒有玩這個遊戲的經驗,全是初哥,落後於形勢,他們自己也承認唔識講嘢,講極別人都唔明。」

另一種「沒人」是指商界攻克不了輿論陣地。施永青說,近年保守聲音被滅聲。例如他認為沒有所謂「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民主黨和中央對話是良性溝通等,這些觀點在傳媒罕見。他歸咎「商界沒有話語權」。施狠批,時下年輕編採人員醉心「左翼思潮」和「激進想法」。

有趣是,施永青自己擁有一份報紙,但苦水甚多:「商界有幾份報紙,但沒有編輯,成班馬都唔係佢嘅,佢Air都無得Air(沒發言權)。」施老闆的怨氣,似乎有點夫子自道。《AM730》的編採風格,在眾免費報中「左翼味」濃,施說,自己不能影響自己報紙的編採方針。施又燒埋《明報》這疊,指包括《明報》等多份報章取態「好激」。戴耀廷反駁,泛民卻感覺不少報章被商界主導。筆者亦加入戰團,指記者中也有保守派,不少報章礙於廣告收入也不敢批評財團。施不置可否。

「早日民主,對北京有利,對泛民不利,因為失去議題。」

即使是聲稱代表商界的自由黨,也未能團結商界,施說:「商界好鬆散,沒組織,各自為政,追求自己利益,互相踐踏。自由黨也得不到所有商界支持……基本上商界沒組織代理人,現有代理人未獲足夠授權,或未獲足夠經濟支持。」

戴耀廷追問,二十年前已預知會有普選,商界是否要告別政治免費午餐?施也覺得商界不爭氣,建議阿爺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建議中共應該撇下香港商界,讓他們自生自滅,逼他們保護自己利益。你讓他透過上面的關係去照顧他,是叫他永遠沒法玩這個遊戲。」

破釜沉舟,施永青自己也有實踐。四年前他六十歲生日,把價值數十億的股份撥捐善慈基金,三子女沒父蔭,要學習自立。大女劍橋畢業後,最初在投資公司上班,月入萬多元,不但要擠地鐵,午餐為省錢帶飯。以絕境逼出自立,教導女兒有用,鼓勵商界參政也一樣。

施形容,激進泛民現在成為「主流」,不是健康現象。他更陰謀論指,激進派其實是「最不想見到二○一七有普選的人」,因為一旦有普選,激進派就失去道德高地。施永青說,中共應盡快開放普選,才是破解之法:「中國政府阻撓民主進程,對自己非常不利。如果早點普選,香港人會相對理性選擇一個中央接受的特首。但一路攔着,反對勢力愈來愈強,讓極端分子有空間組織起來。」他一語道破:「早日民主,對北京有利,對泛民不利,因為失去議題。」

施更大膽建議,梁振英應立即辭職,向中央爭取普選,他當選成數高,既可處理其僭建誠信問題,並能獲市民授權,此方法下,立即變成民主功臣,二○一七普選,特首亦非他莫屬。戴耀廷忍不主說:「你比我更激!」還形容這招是「高招中的高招」。戴笑言,若梁振英主動爭普選,不用搞佔領中環,皆大歡喜。

狂想後,施永青認為,二○一七即使讓泛民入閘沒不妥:「不需要攔着這些人,你找跟他競選的人,指出何俊仁當選有什麼後果,已經夠了。」戴某程度認同,認為制度公平最重要,誰勝出不是關鍵。施續說:「如果玩這遊戲,商界被迫找代理人,學習承受後果。」

「你想大家受感召,其實更可能造成分化。一批要全面民主,一批接受篩選。」

理想主義的施永青,知道普選好,指出立即普選是香港混亂出路。然而施永青也有另一面,重視現實的一面,認為此刻追求全面普選是「罔顧現實」。他評估,以現時民主派和中央關係,以及中共開放速度,佔領中環不能向立法會或中央施壓,更預言運動會以悲劇告終。施認為,接受有篩選的普選,也是一種「進步」。

戴耀廷卻認為,在爭普選的議題下,民情會分化,商界若正視「現實」,應站在爭取普選陣線,同聲向北京爭取。戴更向施獻計:「商界若聯手支持香港實行真普選,泛民立即散晒,道德高地讓你商界搶到。」筆者想起二○○三年反二十三條,五十萬人遊行後,最後阻止二十三條出台的人,在關鍵時刻倒戈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瞬間成為人民英雄。商界的取態,隨時可以左右大局。兩人就此熱烈討論:

戴:我要感召商界。

施:我不相信商界會被你感召。不現實嘛,立法會只能否決,難於通過。

戴:你談現實政治嘛,若北京肯,立法會怎會不通過?

施:你說北京因素,我看不到泛民有意跟北京溝通。

戴:我們佔領中環,或者兩天,或者兩周,你們承受得起嗎?

施:唔鍾意都要承受啦,唔係點呀?唔通學你咁講,向北京講不如畀普選?現在商界就是擔心,情况愈來愈極端,營商環境受影響。

戴:那就要在更早時間,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去防止。

施:你想大家受感召,其實更可能造成分化。一批要全面民主,一批接受篩選。

戴:無論感召還是分化,社會都難以管治,商界都艱難。

施:商界當然艱難,但不會加入你個佔領中環。

戴:但你阻止不了這件事發生。香港難管治,你都係不利,你願意承擔?

施:我當然唔想見,但個世界唔係想見就見。

戴:理性的選擇,就是加入我們,押下去,北京就會轉勢。

施:加唔加入,都要睇你哋做緊什麼。

「我想見中國有民主,中國無民主,香港民主是短命而沒保障的。」

施永青評估還是悲觀的。他認為,中共雖已走向開明,但速度未追得上,所謂「大船難轉彎」,預言「佔領中環」如把香港這小船撞向中國這艘大船。但戴耀廷反問,小船可否能替大船作導航,為內地政治改革鋪路:「大船可否下令,讓小船先轉彎,替大船看遠一點?」施永青有疑慮,他認為中央的改變,香港無力左右,更多因素在內地政局。

討論到後期,施永青似乎語氣有鬆動。他不諱言,「中共已走向開明,而極權社會變起來是高速的,你看(蘇聯解體時的)戈爾巴喬夫,二○一七它會否讓香港有真普選,我不知道。」

施永青相信,中港命運唇齒相依,亦是年輕人批評的「大中華情意結」。在上海出生的他,近年回內地教導農民認識權益,亦支持學者潘毅的工廠女工研究。他形容,不明白本土運動指內地有沒有民主不重要:「我想見中國有民主,中國無民主,香港民主是短命而沒保障的。」

討論尾聲,戴耀廷這樣形容施永青:「施生,你常說自己很實際,骨子裏你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人。」施永青承認,自己思想理想主義,但行動要照顧現實。戴耀廷進一步鼓勵,施永青既然相信民主,應該游說商界接受普選。大家起哄,說商界游說工作「靠晒佢」,施永青縮在沙發一角喊:「唔好,我好驚!」強調自己只論政不參政:「我覺得,改變社會是不道德的」。

旁人聽到這句:「改變社會不道德」,未必會明白。這個領悟,來自施永青三十多年前的創傷。中學時代,施永青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中五後,收取幾百元微薄月薪,到觀塘左派重生中學教工人夜校。教書八年,窮到燶,卻沉醉革命理想。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逝世,學生到天安門悼念,遭四人幫血腥鎮壓。施永青如夢初醒,發現改變世界,反成極權幫兇,寧可實實際際去打工,追求穩定物質生活。

理想夢爆破,施永青終生難忘。整個訪問,施永青嘻皮笑臉,唯獨講這段往事,字字錐心:「那一次,我覺得無民主好痛。四人幫對中國造成這麼大禍害,全國人民都知道他們不好卻無法改變,讓這班人在中國遺害多年,數以億計人命運堪虞,這些狀况令我覺得民主非常重要。」記者反問,他回國做生意,是否支持不民主政權?施強調,自己在中國立足不靠拉關係:「我不從政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想和共產黨打交道,因為同共產黨打交道是令人不舒服,要扭曲自己的。」


六十四歲的施永青,穿著整齊西裝,訪問兩小時,卻像老頑童一樣坐唔定,一會兒攬着沙發頭枕,一會兒用手指在皮椅上作寫字狀,一會兒拉襪頭。原來求學時他也是好動的搗蛋精。老師曾要求他包銷體操表演門票,他帶領同學反抗,更籌備一場「打倒黃老闆」活動,挑戰黃姓校長權威。

深受同學歡迎的施永青,卻失落了一場民主選舉。話說在新法書院讀中二時,同學提名他做班長,他當場高票當選。對於這名「搗亂分子」當選,班主任大驚,校方宣布,班長選舉很重要,提醒同學如何選一名好班長,並宣稱今次選舉有問題,必須重選。少年施永青看不起這種「傀儡選舉」,表示不稀罕,宣布棄選。戴耀廷聽到這段真人真事,笑得人仰馬翻,取笑施永青,當時不夠「愛國愛黨」,才被老師拒絕任命?

施永青這段經歷,彷彿預告了香港二○一七境况。筆者問他,這個經歷,是否提醒他低門檻比有篩選更合乎公眾利益?施永青笑騎騎說:「我唔做班長,影響好少,但一個政府有權力就不同,它主宰很多人的命運,我希望香港早點有民主。」

文 譚蕙芸
協力 陳嘉文
圖 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2013年2月7日 星期四

施永青 - 不應任由排外情緒滋長

C觀點   2013年02月07日

【am730專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令世界的原有秩序必須重寫;位處中國邊陲的香港,怎能不受影響?特區政府有責任採取必要的政策,以免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過多的衝擊。這包括:(i)醫院應優先服務本地人(不只是本地產婦),生活必需品(不只是奶粉)應優先賣給本地人;(ii)學位應優先派給本地學生;(iii)工作崗位應優先讓本地人來填補。

然而,無論政府的政策訂得如何周密,貫徹得如何徹底,但由於大環境仍在不斷變化,香港人受到的衝擊,仍會層出不窮。政府只能減少這種衝擊的力度,而無法完全令香港人的生活不受影響。

在這種情勢下,社會上很容易會滋長出排斥內地人的情緒,輿論應避免過分渲染,因為這種狹隘的心態,不但有違香港的核心價值,而且對香港的發展有害無益。

歷史上沒有那個地方可以搞保護主義而不自招損害的,唯一例外的是門羅當總統年代(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美國自身資源豐富,足以自給自足,加上又有拉丁美洲做後院,才能成功排斥來自歐洲的不良影響,令美國有機會休養生息,最終成為世界首強。但美國成為大國的過程中,只是初段行保護主義,後來仍得依靠全球的資源與人材,才能趕過英國。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有的只是地理位置。沒有鄰近地區的物資供應,香港沒法自給自足;而香港的地理優勢,必須透過對外的交往,才能發揮作用。因此,香港必須歡迎外來人材,接受外來資金,加強對外貿易,才有經濟發展。香港不宜向外展露排外情緒,以免招來同類回應,那香港就會得不償失。

讀者或許覺得我的說法太過功利主義,難道香港應該為了物質利益而忍氣吞聲?讓本地人處處吃虧?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本文一開始就肯定了港人的利益應獲照顧。況且利益亦非本文唯一的考慮,「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不過是先小人後君子罷了。如果要陳義夠高,我們不妨從國際的視野去看這個問題。

人類過往的苦難,大都源於戰爭;而戰爭的爆發,大都源於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因生活習慣、文化意識的差異,而引起的衝突。歐盟的成立,目標就是要消弭歐洲過去打過不停的戰爭,方法就是鼓勵溝通融合,減少歧視仇恨。歐盟各國間不設關稅,又容許人口自由流動,各自尋找最能展所長的工作。歐洲在二十世紀的頭45年,已打了兩場世界大戰;歐盟成立後,才出現較為持久的和平。歐盟對此貢獻不少。

歐洲是國與國之間也可以自由交流,香港與內地同文同種,我們有必要把我們之間的差異這麼強調嗎?香港人不是自比為地球村成員嗎?為何一時說人權無疆界,一時卻主張限制自由行?我們把內地人譏諷為強國人,間接就是視他們為非我族類。這對人類一起在地球村和平共處有幫助嗎?


Vic:施永青真懵定假懵?歐盟之成員國,人口規模與經濟實力雖有差異,但彼此地位平等,同為民主自由、各有主權之國家,當然有條件自由交流甚至融合。香港與大陸,有這種條件嗎?

以歐盟成員國之條件,融合尚且遇到種種重大困難,歐元與歐債危機至今難解;香港彈丸之地,有何條件對大陸大開中門?限制自由行正是為了捍衛港人之人權,中港適度區隔,彼此方能和平共處。香港力所能及,當然可以為大陸人提供各種服務與便利,但香港是香港人的主場,香港人不必也不能委曲求全,為服務大陸犧牲尊嚴以至正常合理之生活。
 
說到「人類一起在地球村和平共處」,到底是誰對人類之和平共處造成威脅?是希望捍衛自治、捍衛正常合理生活的香港人?還是一邊矮化香港、羞辱香港,一邊寄望香港解決中國無力解決的問題之大陸人?堂堂大國,腐敗透頂,本國無法生產令人安心之嬰兒奶粉,也無法透過正常貿易,引進外國奶粉滿足本地需求;所謂奶粉水貨客,其實是逃避關稅之走私犯,公然犯法而大陸當局也無所作為。連奶粉問題,也要靠平民四出掠奪,侵擾文明世界。國人若稍知羞恥,能不感到無地自容?然而盛世大國,最缺的正是良知與知恥之心。 

2012年11月12日 星期一

施永青 - 從緬甸種族衝突說起

C觀點   2012年11月12日

【am730專欄】香港雖是一個國際城市,但香港人對國際新聞不甚關注。近期坊間談論得最多的,是網上假醫生性侵犯少女,與婚宴人情該多少。至於緬甸的種族衝突,雖導致過百人死亡,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但大部分香港人卻無動於衷。

我對緬甸的種族衝突比較關注,是因為我名下的基金早年已有資助聯合國難民公署,援助那些從緬甸逃往孟加拉的回教難民。緬甸人大多信仰佛教,本應慈悲為懷,但對非我族類卻沒法容忍,經常排擠西部若開邦的羅興亞人,想把他們趕回孟加拉。

孟加拉雖是回教國家,但自己亦很窮,所以不肯接受這些也信奉回教的緬甸難民,不予機會讓這些難民融入當地社會,而是把他們圍在難民營裡。由於難民營裡環境惡劣,而這些難民短期裡亦沒有甚麼出路,聯合國難民公署只好為他們搭建固定的房舍,協助他們成立社區組織,讓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我的基金亦資助過這方面的工作。

英國統治印度期間,把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現在的緬甸、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印度獨立前,這些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種族與宗教衝突,羅興亞人就是在那個年代開始,從孟加拉遷往緬甸生活的。

但由於宗教與生活文化都不一樣,緬甸人並不接受他們,緬甸政府至今仍不予羅興亞人國民身份,心底裡仍想找機會把他們驅逐出境。現時居於緬甸的羅興亞人,沒有遷徙自由,不容與本地人通婚,一有罪案就被拿來替罪,乘機進行新一輪的迫害。最近這次種族衝突,就因今年5月有一名佛教少女被強姦,當地人懷疑是羅興亞人做的。事件發生已半年,衝突依然未有停止。有報道指當地官員與軍隊亦有參與迫害行動,殺人放火,手段極不人道。西方國家正為緬甸政府打造改邪歸正的好榜樣,所以對事件只是輕描淡寫,既沒有出手制止,亦沒有發起援助,羅興亞人只能自嘆時運不濟了。

據報有些羅興亞人,因不堪凌辱,唯有循海路乘船逃生,現在淪落荒島,斷水缺糧,世人卻假裝看不到。

香港有些少不更事的年輕人,以為國民身份不重要,認為不一定要做中國人,大可以選擇做地球人。難道羅興亞人不是地球人嗎?沒有國家,他們可以靠天賦人權獲得保護嗎?在現實世界,沒有國民身份的民族,命運是可悲的。吉卜賽人,即使在文明的歐洲,亦一樣被歧視,受驅趕。

我並非鼓吹民族主義,我的理想是國際主義,香港人若真的想做國際公民,就得有關心世上受苦難人民的情操;但現時香港有些傳媒,對同是中華民族的內地人也傾向用排斥的態度;這已淪落到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還可以奢談甚麼當國際公民嗎?


Vic:施永青有國際觀,關心其他國家受苦受難的少數族裔,這很好。但是,施永青顯然與香港一些「進步人士」一樣,認為香港現時的本土運動是「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是排外,甚至是種族歧視。這真是荒天下之大謬。香港之困厄,其實是從宗主國乃文明大國的一流殖民地,淪落為宗主國乃野蠻黨國的次殖民地。如今香港人正是受壓迫、無尊嚴的少數族群,家園任由強權踐踏,希望獲得《基本法》保障的自治權,卻被斥為搞港獨;明明歷來對國家貢獻巨大,卻被宣傳成依賴祖國照顧的敗家仔。這些放眼天下的香港進步人士,無視香港在中共殖民下的淪落(仆街亞視的王征先生,也是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人呢),卻來斥責同胞狹隘排外,於心何忍?

2012年8月22日 星期三

施永青 - 應讓釣魚島的糾紛升溫嗎?

am730   C觀點   2012年08月22日

Vic:此文乃清醒之言。對於保釣,我沒有半點熱情;對於揮舞五星旗的反日民族情緒,我只覺可悲可笑。


倘若某地「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則斷無「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回事。對中共來說,領土一點也不神聖:為保政權,中共可以毫不猶豫地將領土送給外國。江澤民任內便簽署了中俄邊界條約,承認由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的邊界,導致沙俄掠奪的中國國土約160萬平方公里(不包括外蒙),相當於40個台灣,永遠喪失。

中國倘有真愛國,真勇敢之人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爭釣魚台,而是從中共手上奪回中國。中國淪陷在中共手上,中共若在領土爭端中打敗外國,則中國人的處境必將更加悲慘。

施永青說:「若是今天真的有外敵侵佔中國領土,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資源,我會義不容辭地加入抗戰。」今天中共這個利益集團,不正是侵佔了中國領土,正在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資源嗎?施生是否要加入反共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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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傳媒實在不可思議;一個星期前還在一窩蜂的反對國民教育,認為香港人只需做世界公民,不一定要學做國民;這個星期搖身一變,成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在報道保釣分子以磚頭、電池、掃把等擲向日本自衛隊時,自己也情不自禁;有些甚至鼓吹中國應出動海軍,不惜一戰,也要支持香港的保釣人士重上釣魚島宣示主權。

他們在作出這些主張時,憑的只是一時的民族情緒,既沒有考慮廣大中國人民的意願,亦沒有考慮世上其他國家的反應,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現實是釣魚島在1972年5月15日,已由美國連同琉球群島一併移交日本。中國作出強烈反應的最佳時間應是在這日子之前,這樣才有機會影響美國的決定。

這些島嶼,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已為美國有效控制。美國第七艦隊的實力,令美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掌有完全的支配權。而美國的選擇,已成為日本擁有釣魚島主權的主要法理依據。至於歷史上誰最先發現釣魚島,誰最先在地圖上有釣魚島的紀錄,以及誰在釣魚島附近捕魚較多,都不足以推翻美國已把釣魚島的主權交給日本的現實。

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就罔顧這種現實。這個世界還有其他國家的人民,他們看問題的角度會不一樣,我們不可以不顧他們的反應。

現時中國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印尼、印度等國家都有領土糾紛。涉及的土地面積、戰略位置,以至潛藏資源,都不下於釣魚島。他們都會密切地關注著中國將如何處理與日本的領土糾紛,以制定他們的對華政策。

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我是不贊成簡單化地以寸土必爭作原則,動不動就以軍事力量去處理與鄰國的領土糾紛。這只會把中國拖向無休止的戰爭,害中國人民難有好日子過。只有中國的敵人,才想中國陷入這種境地。

我認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應讓時間去慢慢演變,待時機成熟時才去解決。現階段,中國宜盡量與鄰國和平共處,共同合作開發資源。不應以一時之氣而四處樹敵。


我主和,不主戰,並非因為我貪生怕死,不想承擔國民對國家的應有的責任;而是認為政治人物不應動不動就以人民的性命作賭注,輕率主張國家動武。

若是今天真的有外敵侵佔中國領土,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資源,我會義不容辭地加入抗戰,但釣魚島已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島上亦沒有中國人居住,而實際的控制權已長期落在日本的手裡;現在中國要重新奪回,勢必令紛爭升級,令其他鄰國不安,對中國與中國人民都沒有好處。

2011年11月8日 星期二

施永青 - 從希債危機看公投與民主

am730 C觀點 2011年11月8日

Vic:施生對公投的批評言之成理。直接民主與代議政制各有自身問題--代議人本身成為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或淪為金權附庸,也是非常實在的問題。

公投在成熟的民主體制中,自有其功能;至於在香港提公投,有其特殊時空背景。對於公投,不能簡單地以「搞公投的人目的在於癱瘓我們的體制,而不是解決我們的問題」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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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輿論一向視公投為最直接的民主,由全民公投所取得的決議,應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然而,為何今次希臘為歐盟救市協議而搞的公投卻受到各方的質疑呢?

現實是公投在大部分國家都沒有憲法地位,瑞士、丹麥、愛爾蘭等只是少數的例外。美國只是在州政府層面,才容許以公投的方式去解決州內問題;在聯邦政府層面,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才有立法權,不可以用公投去取代國會的地位。

前港督彭定康曾公開表示(2003年BBC):"I think referendums are fundamentally anti-democratic in our system……. On the whole, government only concede them when governments are weak."他認為公投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只有弱勢政府才會容許搞公投。

大部分歐美國家的所謂民主政制,其實都是代議政制。在某種程度來說,仍是精英制。人民有權選舉心目中的精英,代議眾人之事,以管理好國家。人民不會亦不可能直接管理國家大事。

希臘在城邦制年代,能夠較多地使用公投,是因為人口少,加上並非人人有投票權,公投才容易進行。對人口眾多的現代國家來說,事事搞公投,根本不切實際。這只會令國家停頓,沒法正常運作。

此外,現代社會遠比希臘城邦年代複雜,一般人對社會面對的問題根本認識有限,叫他們去投票決定,不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答案。譬如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就極其複雜,又牽涉投票者的自身利益,民眾在投票時不一定會考慮到社會的長遠利益。硬要交由公投決定,只會禍延後代。

所以,我對那些常說會以選民的意願為依歸的議員嗤之以鼻。選民是需要你用你的智慧來作判斷,怎曉得你又將個波交回給市民,說要收集市民意見。你不是像帕潘德里歐一樣想推卸責任吧了。

今次希臘事件,正好告訴香港人,不要迷信公投了。公投根本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好方法,動不動就祭起公投的旗幟,只會癱瘓現有立法制度,令社會更加混亂。

歷史上最喜歡搞公投的有兩類人:一類是野心家,墨索里尼與希特拉都搞過公投,目的是奪權。另一類是弱勢領袖,自己擺不平反對力量,只好訴諸「人民力量」。葉利欽與盧武鉉都搞過公投,結果國家愈搞愈亂。

香港最喜歡搞公投的是社民連,長毛梁國雄是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21日處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派系鬥爭中清楚表示:公投只是用來癱瘓帝國主義體制,而不能用來解決內部事務。香港人下次遇到有人搞公投時,就應該明白:搞公投的人目的在於癱瘓我們的體制,而不是解決我們的問題。

2011年11月1日 星期二

施永青 - 西方國家為何會過度借貸?

am730 C 觀點 2011年11月1日

Vic:本文觀點值得深思。所得與財富分配過度不均,最終將令資本體制無法運作下去。適度的財富再分配,不僅合乎道義,還是資本體制順利運作的必要條件,而不是自由經濟至上論者所抨擊的「社會主義」。

自由經濟至上論者迷信一個無所不能的市場機制,宣揚「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才是問題所在」的歪理,對於資本體制並非一種自發秩序,而是必須靠政府維持體制基建(如建立並維護法律制度、保護產權、維持市場秩序)之事實視而不見。

公平交易的自由市場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實中只有靠種種人為努力(政府需要發揮很大的功能)去抵制壟斷、剝削、欺詐、掠奪,才勉強有比較接近公平交易的市場狀態。迷信自由市場的人,其實愚不可及。

本文未提到的一個論點,是近數十年來企業主導全球化經濟模式,無所不用其極地壓低勞工薪酬;先進國家的勞工實質薪資數十年來原地踏步,甚至萎縮,許多政府便宜行事,鼓勵民眾借錢置產與消費,藉資產泡沫維持表面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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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國家的金融危機,基本上都是由過度借貸所造成。這是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的表象,但為甚麼西方人,以至他們的政府都會走上這條不歸路呢?則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清楚。

有人認為:這是西方人不再遵守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所造成,但是甚麼力量推動他們不遵守這條原則呢?為甚麼有識之士不預先提醒並制止他們不要這樣做呢?為甚麼即使早有人提出警告,但政府與大多數人都置若罔聞呢?為甚麼即使在發生金融海嘯之後,西方仍只能沿着這條不歸路繼續走下去呢?

純粹是因為人性貪婪,所以只顧眼前享受,不顧將來的後果嗎?是銀行業推廣宣傳成功,以至大部分人都申請了信用卡,習慣了先使未來錢嗎?是金融工具先進,以至風險可以讓更多的人來分擔,令大家以為後患不足慮嗎?

這些真實都只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分配不公平,以至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只落到少數人的手裏。廣大有份參與創造財富的工作人員,卻只能獲取微薄的工資。

貧富懸殊導致社會的新生需求嚴重不足。因為少數人雖然有錢,但他們的消耗能力有限,他們即使窮奢極侈,亦只能花費掉他們收入中的極少一部分。由這批人製造出來的市場需求相當有限。

另一方面,廣大的打工一族,他們雖然有很多東西都想買,可惜袋裏乏錢,以致他們在意欲上的需要,無法變成經濟上的有效需求。結果,由打工一族製造出來的需求,沒法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少數人手上積累起來的大量資金不容易有出路。這些錢沒法流入實體經濟,因為實體經濟早已因需求不足而產能過剩。當現有的生產線已有部分因需求不足而需要停產時,沒有理由再去投資多幾條新的生產線。

為了令經濟發展不至於停頓,西方國家唯有千方百計地去製造新需求,方法就是透過銀行寬鬆的放貸。學生未畢業,銀行已發信用卡給他們先使未來錢。三無人士(無職業、無收入、無資產)一樣可以買樓,因為政府鼓勵銀行做次按。汽車滯銷,車行可以讓買家無需首期,簽個名就可以開走。這樣,社會就會有很多由信貸製造出來的新生需求,去推動經濟繼續增長。

由於寬鬆的信貸扮演着一個這麼重要的社會功能,各方人士都會為它開綠燈。誰想阻撓它,誰就會成為社會罪人。政客會為它立法,金融界會用衍生工具把風險分散,令問題得以延後。傳媒會配合宣傳追求時尚的人生哲學,讓胡亂花錢的人樂在其中,失去警惕。

然而,由於大部分打工一族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的收入根本沒法支持他們的消費,他們最終都會沒有錢還債。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暴露,但不繼續借錢給他們花,經濟就會立即失去動力;變成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唯有拖得一時得一時。

2011年10月14日 星期五

施永青論「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施永青 - 處於飢餓狀態的好處
am730 C觀點 2011年10月13日

喬布斯有句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意思是人應該經常保持在一種處於飢餓的狀態,並帶有一種願意做傻事的心境。這是他在史丹福大學2005年的畢業禮上向學生說的話。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可作為人生的座右銘。中國人認為:「常帶三分飢寒,身體才會健康。」這句話原先是針對肉體而言,其實於精神上亦是這樣。

經常吃得太飽,會積累過多的脂肪。肥胖會增加心臟的負荷,招至各種疾病。當人吃得太飽的時候,就會想停下來休息,不願意工作,因為要把精力留給胃部進行消化工作。飽食終日,很容易就無所事事。「大食懶」就是這樣產生的。

相反,當人處於飢餓狀態的時候,人的心態就會積極進取,以免放過覓食的機會。人在這種精神狀態下,會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密切留意周遭發生的事。只有這樣,人才會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有較深入的認識。這是人要在這個世界好好地生活下去的基本要素。
現時香港的年輕人,生活條件一般都比較充裕,不知道何為困乏,何為艱險,以至人也變得無情,失去了奮進的動力。中國人說,難得少年窮。人需要窮過,才知道飢餓的滋味,嘗過這種滋味,才會明白為甚麼喬布斯會主張要stay hungry.

喬布斯自幼被父母遺棄,由領養他的家庭帶大。生活在美國,物質生活應不至於困乏,但家庭狀況的不完美,多少會在精神上造成某種欠缺感。這或許會令喬布斯產生想尋求改變的衝動。

他認為,人活著就是為了要改變世界。他經常提醒自己,要以明天可能會死的心態,去盡力發揮上天賜給他的才能。這種心態並非在他患上胰臟癌之後才出現的。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就不斷推出突破性的新產品,就是因為他擔心會沒有明天。他英年早逝,但他的成就卻是很多人活多幾世也幹不出來的。

喬布斯所說的飢餓,或許就是那種要改變世界的渴求。他強烈渴望趁在生的時候,善用自己的才能,令世人可以過不一樣的生活。他希望以蘋果的產品,帶給世人生活上的新體驗。世人樂於用蘋果產品,正正就是因為它們能帶來不一樣的生活體驗。喬布斯的人生,可謂「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當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有要求後,他自然會如飢似渴地去尋求,有助完成宏願的知識。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會泛起很多疑問,並會無時無刻地去留意這些問題的答案。人對知識的飢餓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當人能帶著問題去求知識的時候,他就能把接觸到的知識,放進腦裏的正確位置,與原先積累起來的知識結合起來,既不會忘記,又可以靈活運用。邱吉爾說,教育的目的就是增加學生對知識的胃口。飢餓的時候,胃口最好。喬布斯說要stay hungry,就是要我們經常處於一種可以有效吸收知識的狀態。


施永青 - 為何要保留一點傻氣
am730 C觀點 2011年10月14日

喬布斯主張,人應該「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昨日談過「Stay hungry」的部分,今天談談「Stay foolish」。

Foolish這個詞在這裡不好譯。倘譯作愚蠢或笨,多少會有點貶意。我最後還是選擇用個「傻」字,因為我自己也會做一些在別人眼光中是很傻的事,並以人活到這個年紀還會以傻為榮。〔Vic:也可以考慮譯為「憨」。譯「愚」確實易生歧義。〕

傻是指甚麼呢?是指一個人仍能保留一點童真,仍堅守自己的信仰,不肯放棄年輕時的夢想,還敢偶爾浪漫一下。

人在年輕的時候,不知世途險惡,所以較能看到世事的美好一面。但隨著上當被騙的次數增加,人就會對世界充滿負面的感覺。表面上,人算是吃了虧,長了智,好像比以前聰明了;但這種聰明卻會令人轉向悲觀,不敢再信任身邊的朋友。因此,人如果能夠stay foolish,就不會變得太過世故,太過工於心計。一個能保留一點童真的人,大家都會放心與他做朋友。這些人表面上看來傻下傻下,但身邊肝膽相照的朋友卻特別多。在人生路上,常有貴人相助,事業發展得不比機關算盡的人差。

人能夠保留一點傻氣,反映他對自己的信念仍很執著。英國哲學家羅素,出身貴族,卻思想前衛。他因為不願意修正自己對婚姻與宗教的看法,而失去了到美國大學任教的機會。他為了反越戰,與法國文豪沙達合組民間法庭,要審判美國在越戰中的罪行,結果處處被美國抵制。羅素之所以會做這麼多的「傻事」,正如他自己所說:「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the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左右我一生的,是三種簡單卻不可抗拒的狂熱:對愛的渴求,對知識的追尋,與對受苦難人的難以抑制的同情心。)

人如果能一直保持著這三種狂熱,他才會在一生中不斷做「傻事」。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為一個未必可以達到的理想,而奉獻出自己的一生,是幹傻事。但人類的偉大事業都是靠這些勇於去做「傻事」的人做出來的。

喬布斯放棄讀大學,選擇與朋友在車房裡創業,傻不傻?在iPhone3還賣得很好的時候,就去推出iPhone4,傻不傻?〔Vic:這可一點都不傻,反而是利用消費者貪新貪潮的心態,有點精明過頭了。〕如果不傻,又何來蘋果今天的地位?蘋果的產品又何來這麼多的忠實粉絲?因此,stay foolish的人才會有成就,stay foolish才能令自己變得更可愛,更被人尊重。

此外,stay foolish還可以令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加多姿多采。蘇東坡詩云:「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太現實的人是不肯作浪漫游的。他們只曉得埋頭苦幹,生活刻板,視野不廣,難有創意。這樣做人,不但事業上難有成就,人生也變得枯燥無味。

香港人的所謂浪漫,其實很標準化,燭光晚餐,送玫瑰花,毫無浪漫可言。浪漫是不現實的,脫離常規的,別人不輕易會做的。人能保留一點傻氣,才敢冒一些風險,不斷為生活增添一些新味道。

延伸閱讀:李國政 - 賈伯斯並無如是想

2011年7月15日 星期五

Vic - 香港無地產霸權?--駁施永青

2011年7月15日

施生下文貌似客觀,實則大有問題。他說:「香港的地產商可隨便不遵守香港的法律與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是見樹不見林。

社會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壓迫與不公義,往往是合法進行的。例如我可以說:「華爾街金融肥貓可以隨便不遵守美國的法律與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問題是,當某一階層的影響力大到可以實際操控權力機關時(例如透過收買政客與學者、雇用政治說客、製造輿論,令立法機關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案;或者像香港的地產財閥,透過邪惡的功能組別,阻止對他們不利的法案通過),遊戲規則已掌握在這些人手上,他們實際上便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即使搞出了令美國納稅人付出上萬億美元代價的金融危機,華爾街的肥貓結果受到什麼懲罰了?金融改革又改革了什麼?

香港的地產財閥與中共結成邪惡同盟,壟斷香港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在香港橫行霸道是人所共見的事,其罪罄竹難書。本來民主政制是制衡資本主義的有效手段,但中共與香港財閥無所不用其極阻止香港邁向民主普選,無非就是希望繼續壟斷權力與資源。

香港是否有地產霸權?也可以說沒有的,因為最大的霸權是邪惡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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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 - 香港有地產霸權嗎?

2011年7月14日 am730 C觀點

身為地產代理,可能不適宜對地產霸權的說法提出質疑。有人可能會懷疑,我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才替地產商辯護。曾有教授級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提了一些與群情相左的意見,已在網上飽受圍攻。有人似乎想製造一種「講吓都有罪」的社會氣氛。不過,我就是不喜歡在寫作時,按這些人的標準作自我審查。有人想建立輿論霸權,我就是要反霸權。

在討論有沒有地產霸權之前,應先確定甚麼是霸權。肆無忌憚,不守法紀,把自己的意願強加諸他人身上的行為可視作霸道。可以這樣橫行而不受制約的人,可視作擁有霸權。

以美國打伊拉克為例:美國說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不需要拿出確實的證據,就可以用自己的大殺傷力武器,把伊拉克炸成廢墟,推翻別人的政府,扶植自己的傀儡,賴著不走,視當地人的意願為無物。這就是在行使霸權。

美國入侵伊拉克,令伊拉克人死傷百萬,是證據確鑿的戰犯,世界人權法庭卻不敢治以應得之罪,顯示美國霸權的實在。但香港的地產商可隨便不遵守香港的法律與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香港的樓價貴,是因為土地供應少,而市場上亦確有足夠的人買得起。願者上釣,價高者得,是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買賣其他商品也一樣採用。相反,若是有人企圖以非市場力量,迫地產商按他們的意願訂價,這才是霸道。

至於地產商賣樓「發水」,則是因為政府立例有漏洞。但這不只是政府蠢,政黨與傳媒也不見得高明。我早就指出,要防止「發水」,一定要為建築面積下定義,而不是單為實用面積,因為地產商「發水」的不是實用面積,而是建築面積。我這個意見提了三十多年,但社會卻不去堵塞漏洞,只曉得埋怨地產商利用漏洞。如果漏洞堵塞後,地產商仍可視條例如無物,這才是霸權。

在梁展文事件中,法例並沒有限制地產商怎樣請人,而梁展文任職前亦已獲政府批准。至於地產商有沒有向公務員輸送延後利益,多個有關機構曾展開調查,可惜沒有發現足夠的證據。難道我們應該憑輿論入罪?這豈不是更加霸道?

有人或者會說,法例雖沒有給地產商特權,但地產商憑自己的實力地位,一樣可以行使霸權。他們除了搞地產之外,還控制超市,電訊,公共交通等,市民的日常生活都被他們壟斷。

然而,透過資本積累進行收購合併,是資本霸權,不宜稱作地產霸權。其他行業有盈利積累的,一樣可以這樣做。單是打倒地產商沒有用。

其實,地產商最強的年代是在八、九十年代。近年他們佔GDP的比重已大幅下降。上述的種種收購合併,都發生在港英政府年代。當年大家不去阻止,現在卻把帳算在特區政府頭上,並不公平。公器在手的人,胡扣帽子,亂打棍子,也可能發展成霸權。

2011年3月15日 星期二

施永青 - 特權比高樓價更惹不滿

am730 C觀點 2011年03月15日
Vic:中國的萬般特權,根源在於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不容任何質疑或挑戰,此所以法院必須「黨的利益至上」,司法體系無法發揮制衡權力的作用,再加上嚴禁新聞自由,特權與貪腐遂惡性失控。
共產黨治不了自己的腐敗,因為一個壟斷權力、為所欲為的掌權結構,根本沒有自我約束的意願或意志,反貪只是權力鬥爭的手段。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壟斷權力的想法,中共的司法不可能有獨立的腰骨,施永青先生倡導的「先把司法制度完善起來,讓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得到平等的對待」也就不可能實現。
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 這是社會科學的鐵律,只是共產黨死不相信(或死不承認),但世界的運轉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當然也不以共產黨人的意志而轉移。
在不義的體制下發大財的人,基本上都是不義之人。只有喪失良心或理智的人,才會為中共唱頌歌。

尊子.乜議員.明報.201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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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擔心高樓價會導致社會不穩,故不惜犧牲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也要把樓價壓下去。其實,高樓價未必足以導至社會不穩,因為若是社會真的不穩,人們一定不想持有不動產,樓價亦無法高得起來。現時對內地社會穩定最具破壞力的因素,是人民對權貴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不滿。

自改革開放後,內地掀起了一股創業致富的熱潮,大家都想透過付出更多的努力與願冒更大的風險去先富起來,因此,並不熱衷追求均富,而比較接受經濟上的差異。人們最為不滿的是社會上的權貴可以享有特權,不用遵守公平競爭的原則,以至自己雖然付出了大量努力,但成效卻遠不如那些有權在手的人。

大家一起捱高樓價沒有關係,人民不滿的是有些人可以憑特權以高折扣先買,甚至不用付錢也有人奉送。很多內地官員的財富都與入息不相稱,社會財富很多都落在太子黨手裡。這才導致人民把矛頭指向掌權者。在內地工作,得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人,都會嘗過衙門的悶棍,他們就是愛理不理,一拖三推,讓你要辦的事沒法有進度,目的就是要提醒你,你尚未孝敬我呢!

近年,敢明目張膽地收受利益的官員雖然少了,但他們一樣有辦法。他們可以安排一些親信,在外面成立一些顧問公司,宣稱有專業知識與某些衙門打交道。你辦不了的事可交給他們去辦,那當然要收取一定的費用。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些費用其實只是賄款的變種,最終有部分會落在官員的口袋裡。

內地行大陸法,條條規規十分多,但只要你找到恰當的顧問公司,他們都有辦法繞過這些規條。他們可以幫你交少點稅,不用遵循勞動法或環保條例,甚至讓你打贏官司。在這種情況下,不但當官的人有特權,有錢的人也可買通官員去享有特權,最吃虧的是廣大的普通老百姓。所以大陸民間除了對當官的沒有好感之外,對富起來的人也開始有仇視的心態。

官員以權謀私,富人以錢謀方便,內地有些人已習以為常;人們最看不過眼的是,這些人即使做了傷天害理的事,也可以逍遙法外。只要你的官職夠高,或者肯花的錢夠多,違法也可以不予追究。人們對自稱「我爸是XX」的人最為深惡痛絕。

由於權貴可以有法不依`,所以社會上缺乏正氣,人們看到有人違法亂紀,也不敢輕易舉報,因為不知他有沒有後台,弄得不好,又會惹禍上身。

人民現在雖然忍氣吞聲,但內心一定會把賬算在執政者身上。中央要維穩,與其花氣力去壓低樓價,不如集中力量去反貪腐,先把司法制度完善起來,讓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得到平等的對待。這樣,社會上即使有貧富的差距,只要可以公平競爭,社會也會相對穩定。

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施永青 -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2010年6月23日 am730 C觀點

除了那些只懂跟隨意見領袖去思考的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套自以為是的政制發展理想模式。我當然也有一套。我有時也會拿出來與人分享,互相討論,但我不會視這套模式為終極模式,並要求把它加諸在所有人的頭上。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宜預設甚麼終極模式。因為,一旦有了終極模式,那以後還可以朝那裡發展。人類社會是不是以後就停頓下來,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

〔Vic:人類社會真的是不斷進步嗎?發展一定帶來進步嗎?金融業不斷發展,世界因此變得更美好了嗎?為什麼是金融業肥貓暴得巨富,而大眾卻要為愈來愈頻繁出現的金融危機埋單呢?

人類社會的確是可以有更美好追求的,但現實是現代社會陷於經濟發展至上的迷思中,在猖獗消費主義(rampant consumerism)、經濟全球化的模式支配下,弱勢者受到愈來愈嚴重的壓迫與剝削,而我們又常常以「發展必經之路」為理由,輕易地將他人的苦難合理化,例如,認為富士康的生產與管理模式沒問題,問題在於那些自殺的員工太脆弱。〕

普選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模式,不是終極模式。它自身也不是定型的,在不斷演進的。英國最近就在為選舉方式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一套是終極的。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政客可以這麼肯定,他們心目中的那套就是終極普選?曾蔭權在與余若薇辯論的時候,為甚麼不把握機會問一問她。如果連英美這類在民主上相對先進的國家,在政制發展上都未有把選舉制度發展至終極,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呢?

〔Vic:施先生這段話是在偷換概念。香港民主派講「終極普選」是有具體意思的,是指在基本法的架構下,實踐中央政府對香港終將實現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之莊嚴承諾(莊嚴一詞或許應加引號)。香港社會早就具備實現民主普選的成熟條件,言而無信、一再阻撓香港邁向民主普選的,是北京:從以前講2007年之後香港可自行決定如何實踐普選,到後來挖空心思設置種種障礙,例如透過人大釋法極端無理地限定立法會一半議席為功能組別,並保留分組點票制度,例如政改三步驟變成「五部曲」,例如想盡辦法意圖扭曲普選的定義,將普及平等的投票權與參選權簡化為「選舉權」。

香港人爭取的,不過是國際公認的公民正常、正當政治權利,而且是特區憲法所承諾的;香港人民主之路漫長崎嶇,屢受強權無理打壓,施先生竟然說:「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真是太涼薄了!

至於施先生講普選並非「終極模式」,此「終極」主要是「完美、無需再改善」之意,跟香港民主派講的「終極」是兩碼子事,根本不能混為一談。民主普選並非完美的政治模式,這一點多數人都同意(但現實是人類社會還無法發展出一個可行的更好模式);即使是公認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與美國,其政治制度仍有需要改善之處,這一點相信也無人反對。但以此為論據,支持「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之說,則無疑是混淆視聽。

反建制派高舉終極普選的旗幟,目的是要佔領道德高地。因為,如果民眾以為他們手中的一套才是終極的,那其他人提出的普選方式豈不是都是半湯不水的,甚至是假的。曾蔭權在與余若薇的辯論中,應首先讓公眾明白,世上根本沒有終極普選,而只有普選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曾蔭權才可以把余若薇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之後,辯論才可以公平地進行。否則,人家的一套是終極的、至尊無上的,那就只能捱打,還有甚麼好辯論。

曾蔭權應讓公眾明白,「終極」的提法是唯我獨尊的、排他的、反民主的。他應該引民主派大都推崇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來反駁民主派。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一向被視為民主理論的奠基著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他認為人類的發展沒有一套必由之路,而只能透過試錯去不斷摸索。自以為手上已有終極真理的人,是最危險的人。他們會以堅定的信念去追求烏托邦,結果往往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名」,強要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因此,相信自己手上已掌握終極真理的人,最容易會走向專制。

〔Vic:香港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爭取建立民主政制,並非因為自信掌握了終極真理,並非要強迫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恰恰相反,爭取民主的目的,正是要避免掌權者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強迫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爭取民主,是要改變目前不公不義的制度,是要讓多元的價值觀能在公平的制度下相互競爭,而不是讓社會主流莫名其妙地永遠淪為「少數反對派」。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制;英國的一套,不同美國;美國的一套,不同法國;都是因應自己的獨特歷史環境而演變出來的。在政制的發展中,一定有人主張保守,有人主張急進,有人主張中庸。他們之間會不斷較量,不斷妥協,尋找一條多數人都可接受的路。死抱著自己的「終極方案」不放的人,只會妨礙社會的進步。

環顧全世界的政制,沒有一個是按一套理念倒模出來的,必然在某些地方仍殘留著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香港的政制要踏出一步,一樣得考慮中央的意願,商界的利益。把這些都一概否定,堅決不肯妥協,那這一步就很難邁得出。此之所以,民主黨的方案雖然不甚理想,我仍樂觀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