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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3日 星期日

李寶瑜 - 電車屬於未來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23日

電車達人魏文 Emmanuel Vivant(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上周有某退休政府規劃師,向城規會建議取消中環至金鐘一段電車路軌,並稱是為了改善中環交通擠塞問題。

此言一出,各界嘩聲四起、怒氣冲冲,大部分市民均認為香港的電車應該要好好保留,而不該被消失。

香港電車陪伴了港人一百一十一年,每天接載着各式各樣的人,上班族、家庭主婦、中小學生,還有各國旅客等。

電車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是這個城市的地標之一,更是香港人的生活。

有趣的是,香港的百年電車,在二○一○年開始,正式交由來自法國的RATP Dev Transdev管理,繼續經營這輛會行走的歷史遺產。

那就由法國來的董事總經理魏文(Emmanuel Vivant),講解在他領軍之下的香港電車,如何由過去,緩緩駛進現在,並且邁向未來。

現在的香港電車,仍然保留了昔日的歷史外貌,但也同時,已經由過去的「叮叮」,走向新型號發展,緊貼現代人的需要。

香港電車的完整系統和技術,在世界上佔一席位。

也許,所謂思想「抱殘守缺」的人,並不是冀盼保留電車的人,而是那些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和實際交通需求的人。

慢得有效率 日載20萬乘客

走進石塘嘴屈地街的電車廠辦公室,夕陽正好投進窗內,落在魏文的辦公室的電車模型上。這位來自法國的香港電車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站起來打招呼,身形很高䠷,顯得溫文有禮。甫坐下,便跟他談起有規劃師建議取消一段電車路軌,魏文聽後,不慍不火回答:「香港將來需要更多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更少。電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很有效率。電車在香港有着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每天平均接載二十萬乘客,非常大量。」如他所說,香港電車是全球仍全面運作的最大型雙層電車車隊。

塞車原因 私家車飈增

至於電車被指為佔用道路空間,甚至導致交通擠塞嚴重,他這樣回應:「中區的交通問題,其實並非由電車引起的,電車在香港已存在一百一十一年。其實令中環交通有那麼大的變化,是因為私家車愈來愈多,估計過去十年,私家車的數量增加了50%。還有交通違規、違例泊車等,其實更明顯地加重交通擠塞。」對於自己領軍下的電車,他如數家珍:「我們的電車採用了有效的方式,電車也是最有效率的空間使用者,一當輛電車停下之後,其所佔用的空間,以人均計算,比私家車所佔用的少上很多倍。」即使在繁忙時段,相對於只能坐四人的私家車,每名電車乘客也只是佔用0.25平方米的道路空間。他又道:「電車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更有社會包容性。又環保,電車是唯一不會排放廢氣的交通工具。」若要說效用,他認為:「道路工程要考慮的,並非有多少車輛能進入中環,而是有多少人能走進中環。每輛電車,在有限空間下,能夠接載一百一十名乘客。」相比起讓汽車瘋狂擠進市中心,電車的確在載客量上更為有效。

短程路快捷 免來回車站時間

對於退休規劃師說,要取消由中環至金鐘一段,認為「行路可能快過搭電車!」,我們當然不知道別人的腳程有多快,但以1.6公里路程來說,網上已有很多種人肉測試,普通人步行至少要三十分鐘。一般人對電車的印象,相對於其他交通工具,總是悠悠然比較慢,但魏文有這樣的理解:「電車為不同需要的人提供服務,是港鐵、巴士等交通工具的另一種選擇,乘客也可以使用電車作短途行程。在短程路上,電車其實很有競爭力,就說乘車時間,因為不需花很長時間來回電車站,所以在少於四公里的路程上,若與地鐵相比,電車其實可以更快捷。」

便宜環保 載不同乘客

而我們對電車的另一固有印象,就是乘客主要是老人家。但無論是魏文觀察,還是電車公司的調查所得,都顯示,這不是事實的全部。他說:「每年我們都有做乘客調查,而調查顯示,我們所接載的乘客,無論在年齡、性別、經濟背景上,都跟香港的平均人口狀况相近。因為一天不同的時段,有各種市民乘搭電車,例如早上有上班族坐電車、在非繁忙時間,家庭主婦會坐電車到街市買菜、學生坐電車上學。午飯時間,中環上班族會坐電車到灣仔或銅鑼灣吃飯。在周末,人們坐電車和散步來消閒,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在電車上找到。」他續說:「我們當然有些乘客是老人。一些乘客的確能選擇其他交通工具,如他們不坐電車,可以坐巴士,但對於老人來說,電車相比其他交通工具,更為方便。」而每個電車站平均相距二百五十米,且在主要道路上,容易找到之外,亦毋須公公婆婆上落樓梯,對他們而言更為方便。電車沒有可加可減機制,票價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低,現在的成人票價為2.3元、小童票價是1.2元,長者票價為1.1元,票價亦能照顧社會上不同人的需要。

不過,自去年港鐵西港島線陸續開通後,魏文承認:「由去年開始,每天電車乘客量少了一成,由二十萬減至十八萬。」但他說:「「但我們認為,除了西港島綫開通影響了乘客量外,也是因為交通擠塞。其實香港電車不是導致交通擠塞的原因,而是我們同樣遭受交通擠塞影響,我們也是受害者,電車的行車效率也受到影響。要解決交通問題,最好的方法其實是給公共交通工具更多優先使用權。」

歷史遺產 香港很幸運

香港電車在一九○四年成立,當時只有二十六輛單層電車,時至今天,已有一百六十三輛雙層電車,以及六條主要路線貫穿東西。魏文說:「電車是香港歷史遺產的一部分,令香港成為更美好的城市,也賦予香港獨特性,其實是無價的。」當我們為發展而不斷犧牲歷史的時候,這個來自法國的董事總經理卻說:「巴黎曾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香港其實很幸運。因為巴黎曾經有一個很大的電車網絡,但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消失了,因為那時的汽車變得時尚,人們放棄了電車,改為讓路給私家車。但後來,我們就發覺這其實是個錯誤。事實上,為私家車提供更多空間,以緩減交通擠塞,那就等同於鬆開你的皮帶扣來解決肥胖問題,其實沒有針對當中的問題。反而令城市更難持續發展、更不適合居住。」

最適合未來發展的交通

RATP公司,在巴黎同時經營地鐵、巴士、電車等交通工具。「在巴黎,我們現在回顧過去,又重新建起電車鐵路,在十八世紀末,我們建成了八條電車線。所以我覺得香港很幸運,香港從來沒有拆毁她的電車軌道。而電車現在亦被國際間公認為,最適合未來發展的交通工具,各地都在建設新的電車線,像瀋陽、蘇州、北京、南京、深圳等,而歐洲的主要城市,也有當地的電車網絡。所以電車是屬於未來的,不是屬於過去的。」

古舊外貌 更新設備

如果有人還覺得電車是老一輩的東西,要不就非電車常客,又或與現代脫了軌。魏文在屈地街的電車廠,帶筆者去看舊型號的電車、以及最新型號電車。簡單觀察,已發現車廂內的設備有明顯改變,像上車位置的閘門,由以前像攪珠式的轉動閘門,變成小巧的兩塊木板,乘客上車時,衣服或袋子便不會被勾住。車廂還安裝了節能的LED燈。而右手邊的一排座位,亦由面向車身的一排椅子,變成面向車頭的獨立座位,其數目不變。為何有這樣的改動?魏文說,在人多擠迫時,大家都有過不太好的經驗,就是大汗淋漓還要膝蓋碰着膝蓋,將座椅方向改動一下,便可以給乘客多點私人空間。

新型號電車 100%香港製造

他的理念是:「電車加入了很多改良措施,我們有兩個任務,一是保育香港的歷史文化;二是將電車系統全面升級,以服務二十一世紀的乘客。」現在新型號的電車,已有四十九輛投入服務,均是100%香港製造,製造地點就是我們身處的屈地街電車廠,相信是香港島唯一也是最後一個製車廠。「新型號電車看起來像舊電車,那是因為我們想保留電車的歷史、老電車的感覺,而又完全不同的是,新型號電車是由鋁製造,舊時的電車則是木造,鋁製車廂更為現代化、更耐用,車身較輕,可耗用較少能源。還有新引擎,比舊引擎可以節省25%的能源使用,而且更安全,噪音減少,更舒適。」這些都是他推動新措施的成果。現在連電車上,也有LED屏幕到站顯示,「二○一二年,我們引入電車位置系統,使用人工智能的技術。我們的電車也有App,乘客還可使用QR code,可以查到接下來的三班電車。也有地圖,附上GPS功能,顯示下一班列車在哪裏、何時到達等」。他們最近還和中大合作,研究更新的系統。他說希望採用更新的科技及方法,可以解決交通擠塞對電車的影響,令電車系統更穩定。而因着百年電車經驗,香港的電車技術和系統,亦受到外國青睞,例如印度就曾請香港電車為其度身訂做一套電車系統、四公里長的電車路軌,以及由香港製造的電車車身。

關注城市規劃 曾赴多國取經

別看魏文長了點白頭髮,想不到他是八十後,以三十四歲的年輕姿態,掌舵已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電車。他笑言自己在巴黎的鄰近郊地區長大,四周種滿蘋果樹,卻對城市規劃很感興趣。他及後於巴黎的大學修讀有關工程的學科,並碩士畢業於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但他覺得現代城市規劃是較為長遠的計劃,當下能改變社會的,反而是和城市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交通工具,於是投身公共交通服務。事業開展後,他被委派到亞洲出任管理職務,工作關係在北京居住兩年、住過四年首爾,更遊歷過三四十個城市,了解當地的交通運輸系統,為他帶來了各地的考察經驗。二○一二年,他被委派到香港,今年正式出任香港電車的董事總經理,並同時是RATP Dev Transdev Asia亞洲合資公司的CEO。魏文說:「我去過很多城市,如北京、首爾,而唯獨香港這個城市最讓我覺得可以安定下來。或許因為我欣賞香港那種『can do』精神,非常實幹,會想盡辦法解決問題。」像去年佔中時期,銅鑼灣一段電車路被封,一些電車因而未能回屈地街電車廠維修,於是他親身到示威區與示威者商討暫時開讓電車路,亦作出相關的車輛調動,「是為了讓電車仍能繼續為市民服務」。

公共交通 應互相補足

思維跳脫創新的掌舵人,使電車能保有珍貴的懷舊面貌之餘,內裏的技術和系統卻是煥然一新,與時並進。去年電車一百一十周年慶祝,他們推出了多輛主題電車,包括餐車、電影車、熊貓主題電車等,為百年電車帶來了新鮮感,形象活潑。問魏文,他理想中的城市公共交通是怎樣的?他娓娓道來:「公共交通工具不應是競爭對手,而是能夠互相補足。」像香港有電車、巴士、地鐵等等,可以給市民更多選擇。魏文說:「我們不是要將電車放進博物館,而要讓它仍能活生生地在路上行駛,繼續成為城市的交通工具,以及香港的文化遺產。」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受訪者提供
編輯 蔡曉彤

2015年7月19日 星期日

李寶瑜 - 梁生,都係你最好

星期日生活   2015719

【明報專訊】鉛水風波,至今蔓延到各個公共屋邨,「鉛」頭未明,使得人人恐慌。

房屋署上周更披露,啟晴邨焊接物的含鉛量竟高達五成,雖說檢驗所得的水辦含鉛量符合世衛標準,鉛水未必和焊接物有關,但事實已經夠嚇人。

鉛水和居民有切身關係,但原來還有人曾經跟水管有最「親密接觸」——水電維修師傅梁埠生。不知讀者還記不記得,在二○一三年十一月,星期日副刊「生活達人」就曾採訪過梁師傅,寫他發明水喉做笛子,他還親自吹奏。以他近四十年水電維修經驗,談到維修食水喉,只聽他道:「我始終唔鍾意燒焊。」似乎大有乾坤。

燒焊不燒焊?兩種駁喉法

自爆出鉛水風波,梁師傅說那幾晚都很留意新聞,因為他用水喉做過笛子,特別關心。「我估計多數是因為焊接,有很多原理嘅,或者落咗催乾劑,快嘛,就有這樣的情况。」原來接駁銅喉,據他說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燒焊,「燒焊那種我始終不太多做,是用松香塗在銅喉,再燒熱銅喉才能『食』住,然後『走錫』,將銅喉接合。」松香是助焊劑,而錫條就是焊接物,用「銅曲」將兩條喉駁在一起。另一種是「行欖」,不用燒焊,兩條銅喉用「欖曲」接駁,將一個像戒指的銅圈,套在銅喉上,再用螺絲迫實接駁位便可。梁師傅說兩者分別就在於,若去五金舖買,以六分喉管計,燒焊的銅曲約賣四五元,較輕較薄;欖曲約要二十元,較重較厚,完全兩回事,以千千萬萬屋宇計算,「數量就很緊要」。是燒焊還是行欖,他一眼就看得出來,他見過有些處理不好的駁喉,包喉膠被燒到焦黑,相反,他認為「行欖就好靚仔,始終係行欖穩陣啲。」

「唔好接觸咁多」

雖然政府規定使用無鉛錫,但現在卻查出有屋邨的焊接物含鉛五成,梁師傅透露:「就算五金舖買啲錫條,有啲都係有鉛,用來焊銅喉,不過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出事的錫,因為有好多種。有些商家因為大批大批買,便宜咗,質量唔同。就好似食油咁,有啲用地溝油,有啲油就靚咁囉。」他說若不顧食水安全,焊接物含鉛的濃度愈高,燒焊的速度可以快三倍,「現在係錫溝咗嘢,太科學,速度要快又要經濟。一單工程,若用十蚊做咗佢,佢成本用五蚊,另外五蚊就袋落袋囉。」而他自己盡量堅持不燒焊,他也曾聽行家勸告,燒焊燒出來的煙,「唔好接觸咁多」。焊棒超過200℃高溫,將松香和錫等物料燒熔,「以前我都覺得,焊得多個人聞咗,始終都無咁好㗎。喺大廈燒焊,有風吹散,就無問題吖,工人聞唔到。但當你成日喺兩百呎舖頭焊,就有啲問題喇,始終係化學嘢嚟㗎嘛。」不過,「行欖同燒焊,如果焊錫係合規格,兩種都無問題。但政府要知道價錢係有分別」。

梁師傅一九七六年來港,做了水電維修足足三十九年,曾經營「生記維修水喉電器」。他說在近二十五年裏,接燒焊維修不過十次,都是被要求才做,不然他寧願做行欖。以他的經驗,如果水喉是入牆的,分別更大。「我成日去維修銅喉,行欖如果扭實咗,十幾年都無問題。好多時有事去維修,就係水喉焊接得唔好,爆咗出嚟。當人哋隔籬裝修,震到道牆,行欖就唔怕震,燒焊的就會震到,如果條入牆喉爆咗就大劑喇,會漏水,又有分別喇。呢度我要忠告市民,日後屋企裝修,就要留意呢啲事情。」他估計在十五年前,行內有七成水喉工程使用行欖,但現在,幾乎八成都使用燒焊。

膠水喉做笛子圓願

梁師傅在二○一三年末開始研發水喉笛子,「我那時通渠,又好鍾意樂器,一路好想做一種樂器出來,最後終於達成了心願」。半年後,膠水管笛子誕生,他在膠笛子的頭尾,套上銅戒指,笛身髹上鮮艷顏色,看起來就更靚仔。經他鑽研,銅喉笛子效果不理想,還是自製膠喉好。他最近還研發新技術,將膠喉用火彈過及拉過,音質更靚,「吹時唔使用咁多氣」。他製作的膠喉笛都沒有用到燒焊,所以基本上不用擔心鉛的問題。唯一一次,有客人請他做一支五呎幾吋有人身那麼高的笛子,他最初拒絕,後來真的不好推卻。原來客人想做像李小龍雙截棍那樣的款式,頂部附有指南針,中段是笛子,底部可以當拐杖,方便爬山時又可吹奏又不怕迷路。於是梁師傅花了十天,用膠喉來做,將兩個駁口燒焊,三截可以扭出來。燒焊做的笛子,難道不怕吸入鉛?梁師傅說不怕,「吹笛子時,空氣由笛的兩頭出來,不會吸入,無問題。」相反,大廈水喉因長期被水浸住,才容易氧化。

消失的水電維修音樂中心

最近新聞「鉛」源不絕,卻有不少街坊來多謝他:「啊!梁生,都係你同我做行欖好,無燒焊。」可惜的是,他以前在大埔崇德街斜路的舖位,因為業主加租一倍,他負擔不來,加上他已年過六十,只好黯然放棄。「近呢幾個月,幾乎一支笛都無做了。以前有舖頭,啲人行過,行山友或發燒友都會來,打番兩隻歌聽吓,說:『生記,同你訂做番支笛子』。現在無舖位,就差好遠,無咗個落腳點。」如今他在大埔的運頭街運頭角道公園,顯記茶餐廳對面,在樹邊撐一把紅綠藍大傘,做做熟人生意。他一星期有三四天在,約早上十時至下午四五時,維修水電、通渠換鎖,僅僅夠搵食,也有個寄託。有街坊叮囑他:「你唔好咁早退休住啊。」他的水電維修音樂中心消失了,樂友歡樂不再,只餘他在樹下獨玩柳琴、吹水喉笛。


程展緯 - 現在講水喉匠你會想到什麼?


【明報專訊】以前大埔有一個很出名的水電師傅梁埠生先生,他把興趣和工作聯繫,把水喉自製笛子,把店子成為與街坊分享音樂的地方,然而,再次探訪發現他已結束營業了。鄰近有店舖說他「不是做生意,掛住玩……」我想他指的是梁師傅不像其他生意人一樣用盡所有資源去為自己謀取最高利潤,而竟把自己的興趣,工作空間和時間與街坊分享音樂……這叫我想什麼才是一盤生意?一盤生意和消費者的關係是否只有金錢轇轕?我想水電師傅能與社區街坊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才是真正有信心的服務,因為他服務的不是顧客,是有面孔,有名字,有交往的街坊。

舊址現在成了一所地產舖,裝修和以前不同,透明的玻璃外牆貼滿了超現實的樓價,分隔開了我們與服務商,交易只有數字運作,這運作怎會正常?


文、圖 程展緯

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生活達人:「飛」常談判韌力

星期日生活   201567

 工會達人黎玉嬋(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Dora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2015年5月24日 星期日

本地英媒戰幔揭開──集資籌辦網站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524

傳播達人Tom GrundyEvan Fowler(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在這個科網世代,資訊爆炸,講求的是效率和速度。

如果說一個計劃,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可籌得超過十五萬港元,即是每小時集資三千多元,相信沒人會否認這個資金湧入的驚人速度。

由居港的英國公民記者Tom Grundy和英文專欄作家Evan Fowler(方禮倫),他們所創辦的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就打破了集資網站FringeBacker的紀錄,成為最快達標的項目。

項目在五月十日開始,本來打算一個月籌得的款項,至截稿為止,已籌得接近三十萬,超越他們目標的一倍金額,資金繼續滾滾而來。

創辦人Tom表示,大部分的金額來自五百元以下獨立捐款。

在六月開站前已有此氣勢,實在不能小覷,同時,似乎也代表了大眾對英文新媒體的渴求。

免費英文網上媒體,打着香港的旗號,他們強調,他們不是外國媒體,是以英語為載體的香港本土媒體,旗下的記者也必須熟悉香港本土議題。

事實上,本地中文網媒的戰事早已爆發,而本地英文網媒的戰役,現在才冒出一點星火。

在集資這第一回合,他們算是贏得漂亮,但往後的戰事,仍不容鬆懈。

非硬碰SCMP 提供另一選擇

已居港十年的Tom,估計這些年來在本地發生的八成事件,也欠缺英文報道,即使有也是六小時、兩天之後的事,已經來得太遲。Tom點評:「看RTHK的英文新聞,稿量不足;SCMP的新聞資訊也很慢,因為沒有競爭者;而The Standard的網站則仍像停留在一九九○年代。」明顯地,他們是衝着《南華早報》而來,但最近有專欄作家指,《南華早報》擁有九成的英文媒體市場佔有率,就像TVB壟斷電視市場一樣,只籌得近三十萬創建網站的兩個年輕人,可以如何挑戰?Tom的回應是:「我想我們會讓SCMP變得更好。因為他們終於有一點競爭,可讓他們加快速度,並且創新,最少比以前快吧?但事實上,我不把HKFP當成是SCMP的直接競爭者,因為他們早已壟斷市場,並且有基礎設施、辦公室及資金。我們規模很小,僅能站在旁邊(be alongside),或者作為另一種選擇(alternative)。」Evan也認為:「我們由一隻小船開始,總比一隻大船卻滲水來得好。」或者,與其說這是兩個英文新聞媒體的競爭,不如說是,紙媒和網媒這兩種不同媒介的比併,紙媒版面有限制,而且涉及印刷成本,而網媒卻在網絡空間上享有優勢。

Tom認為:「我們現在閱讀新聞的方法改變了很多,幾乎所有人主要知悉新聞的來源,已不是死去的樹、不是印刷,而是上網。只要你上網,便可以看到即時新聞的進展,而不是等到明天。」的確,人們會在社交網站分享新聞報道或評論,下一秒就彈出新的資訊,可以緊貼事態發展,紙媒報道同樣也能在網上讀到。「現在每個人都電話隨身,我們可建立HKFP的現場即時新聞效果,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資訊,透過facebookFlipboardRSS feedstwitter、所有社交網絡,可以自動組織起來,所有事情變得極之迅速。這些轉變不過是在十年之內,而且仍會繼續變化,特別是媒體的經營模式。」他還指網媒在形式上也沒有限制,可以播放影片、音訊,「資訊來源更豐富、更快速,這是我們現在接收新聞消息的方法」。

新聞自由倒退 需要獨立平台

HKFP是一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直接回應,我們看到不同的NGO、國際監察、新聞報告等,像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以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公布,都表明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降級,變成『部分自由』。」翻查資料,的確,據Freedom House評分,香港這五年的分數連續下跌,由二○一○年的三十二分惡化至去年的四十一分(評分愈高代表自由愈低)。Tom續說:「這是從未有過的景况,香港在這方面一直以來有良好紀錄,包括表達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但很戲劇性地,在連續幾年之後,出現了去年的傳媒人被襲擊事件、示威者受到多次攻擊、有傳媒人或因政治問題被免去職位、廣告被撤、自我審查增加、管理權問題等。」這些議題,都在TomBlogHong Wrong.com)裏探討過。「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完全獨立的平台。」他說得語氣堅定:「這個平台,屬非牟利,我們會將獲得的資金,投放回去,這裏沒有股東,也沒有商業壓力要牟取利益。這是為了填補中文和英文新聞之間的隙縫,因為這會是完全本土的香港新聞。」

堂堂正正港人創辦

Evan說,也許大眾會覺得,這是兩個「鬼佬」辦出來的英文網媒,但事實上,他們可說是堂堂正正的香港人。Evan解釋:「我指的『香港人』,不是政治上的概念」,而是,原來Evan本身就在香港土生土長,他擁有一半香港血統,由曾祖父至他四代都居於香港,他手上還有回鄉證,可自由出入內地。英語雖是他的母語,但他也能聽能講廣東話,可以理解一篇中文新聞的內容,也有中文寫作的能力。在一張外國臉孔之下,骨子裏他與一個地道香港人無異,而且一直做着香港社區調查等研究項目,並替China DailyAsia Sentinel等媒體供稿,一直關心香港議題。

至於Tom,早在十年前移居香港,他說:「我現在覺得香港就是家了,以前沒想過會逗留這麼久,但我是一年又一年地留下來了。香港很舒服,氣候比英國溫暖,所以我選擇留在這裏。我幾乎去看過所有亞洲城市,最後還是定居於此,現在反而是回到英國時,會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國人。我希望我現在得到永久居留後,我會被接受是一個香港人,雖然我不懂說廣東話。」他在香港這十年裏,一直當英文教師,在英國時修讀New Media(新媒體),三年前開設Hong Wrong.com,在這個blog裏撰寫新聞、政治、文化及社會議題,成為公民記者,而且人氣急升,每月瀏覽人次高達30多萬。在去年夏天,他辭去教師職位,更在雨傘運動期間,替BBCGlobal PostTime Out等撰文報道。也是在一年前,Tom認識了Evan,在二人談到外傭事件時,漸漸萌生創辦網上媒體的念頭,直至去年聖誕節,Tom建立起「Hong Kong Free Press」網站。在今年初,Tom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而且他快將修畢香港大學的新聞碩士課程,當中的媒體創業(media entrepreneurship)更對他創立HKFP有一定影響。事實上,他們只是說着另一種語言的香港人,卻是以香港為家。

不直接翻譯中文 與其他網媒協作

他們在眾籌(crowdfunging)上勝了一仗,可是戰線才剛剛開始。Tom說,最初的十五萬目標,只是為了讓這個媒體能維持最少三個月,每月五萬元,只能勉強支撐HKFP基本的營運開支,「免得我們會消失」。他們的團隊,包括他自己,至今暫時有五名記者、兩名實習記者,到底能不能處理一天之內如此數量龐大的資訊?Tom計劃,會在初期專注於新聞的速度和稿量,他提到他的報道經驗:「在佔領的時候,也有一些新聞沒有英文報道,我便將資料蒐集出來,寫進自己的Blog裏,每天大概可以有六段新聞故事」,如果聯同他的記者同事,他認為可以達到一天幾十條新聞資訊。「我們需要更現代化更敏銳的媒體。在網站的第一天,或者難以在新聞內容上勝出,但往後吸納更多資源、記者和資金之後,便可以做更深入的報道,如調查報道、地區故事,甚至有關中國的報道。」

開放多元平台 確保政治中立

至於他們的目標讀者群,除了香港的讀者外,也考慮到那些離開了中國及香港的海外華人,雖然他們身在異地,並以英語作為母語,但仍會有興趣知道香港現時所發生的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香港受中國的影響愈來愈大,加上去年的佔領運動,「這是一個關鍵時刻」,Tom說。而Evan也認為,將本地新聞以英文報道出來,可將香港發生的事傳播到世界各地,有助國際間對香港事務有更好的理解。

所以他們的記者,都有地道(native)的中英文聽講讀寫的能力,但Tom說他們不會直接翻譯中文內容,而是會與各種網上媒體合作,包括立場新聞、獨立媒體等,協議可使用相關內容,補充資訊。亦會從新聞稿、社交媒體等得到資料來源。而第二部分,則是一個開放平台,可容納多元的批判聲音,Tom透露,現時已聯絡得八十位客席作者,包括學者、公民記者、NGO等。Evan指,他們會確保政治立場中立,務求將不同政見呈現讀者眼前。另外還有「Whistle Blowing」頻道,鼓勵讀者報料,亦為網站進行加密等,確保網絡安全。

擬每月集資 多渠道獲經費

HKFP的眾籌項目仍在繼續,Tom期待:「我們尚有約兩星期,或者可以再多請一位記者。」他們還推出了宣傳影片,打算繼續推行每月集資,並嘗試從各種渠道取得資金來源,如活動贊助、廣告費等。在這個科網時代,網絡世界真的可以由零變萬,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們期待這個英文新媒體能報道更新的本地新聞、更有公信力,Tom說:「也許大眾的期望很高,而我相信第一天會是很差的一天,但第二天會好很多,第三天會更好,我們會團結合作。」新媒體揭開新氣象,讓我們拭目以待,放眼六月,讓事實說話。

Hong Kong Free Press

文 李寶瑜
圖 黃志東、資料圖片
編輯 何錦源

2015年4月19日 星期日

李寶瑜訪問鄺健銘:北望,不如南看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419

 鄺健銘(李澤彤攝)

【明報專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上月病逝,帶動亞洲熱論,一代強人曾帶領新加坡由英殖領土走上自治之路。回看香港,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為何時至今日,只得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民主政制停滯不前?

又有人問,為什麼回歸後,社會才湧現呼聲爭取民主?又為何回歸十八年,港人卻愈來愈人心向背?

愈來愈多人懷緬港英時期,時見龍獅旗在遊行和雨傘運動中飄揚,甚至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畢業的鄺健銘,新書《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封面也是大大一張米字旗。有人謂港人「戀殖」,難道是奴性使然?

鄺健銘反問,殖民的定義是什麼?

香港歷史,離不開英國155年的殖民管治,回歸後,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國,各界只顧聚焦中港問題,卻遺忘了香港在世界及亞洲上原本的定位——一個海洋城市。

鄺健銘翻開一個個英殖歷史案例,大量資料他琅琅上口,他說,只有回望過去,才能解構現在,照見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仍像一個殖民地」

坐在皇仁書院綠草地旁的涼亭裏,看着一班學弟在紮竹棚準備開放日,鄺健銘笑說:「這裏仍然有殖民遺風。」這所中學前身是1862年創立的中央書院,作為英治時期的第一所官校,中英文化薈萃,人才輩出,是個活生生的英殖符號。他說如稱英國和中國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假設香港仍然有殖民特質,「呂大樂也曾說,『一國兩制』的精粹,凍結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殖民體制,所以運作至今,今日的香港形神上仍然像一個殖民地」。第二點是,董建華在回歸七月一日凌晨,言之鑿鑿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身分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以至去年國務院頒布的白皮書、特首強調「權在中央」,香港人有的是無力感。他想起:「在1940年代,泛非洲的『反殖宣言』,人民有自我管治的能力、需有新聞及言論自由,竟然意外地發現,這些宣言,和今日香港人的想法有所共嗚。」如他所言,香港現今的政治處境,不止是停頓,而是大倒退。

海洋自由vs.大陸集權

是故港人對港英政府的念念不忘,其來有自,他以地緣政治的方法研究,發現「中英兩個宗主國最大的分別,是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分別。」中國這大陸國家講求中央集權,最近有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在南海填上小島宣示主權,他打趣道:「如果中國有能力,它真的會把整個海也填了,但海洋不是這個玩法。像英國這個海洋國家,就採取自由開放態度。」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他指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裏提到,日本佔領台灣後,隨即在管治問題請教英國和法國的顧問,英國建議任用當地精英間接管理,而明顯是大陸國家的法國則主張日本把台灣當作國家的一部分來管轄。「可見英法的殖民手腕不一樣,法殖的阿爾及利亞和越南解殖過程,就明顯地比英帝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更血腥,法國要動用龐大軍隊,英國相對來得少,如殖民印度,大概只有千多二千人來管理上億人口。」一個海洋國家,因着地理位置,發揮香港作為一個海洋城市的優勢,效果才能相得益彰。

英人治港 保存在地文化

於是回望英治下的香港,鄺健銘認為有三個特質:「第一是政治自由空間較大,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精英,何啟和林文慶,他們可以有三重效忠,包括效忠英國、中國大陸的發展、香港或新加坡本地社會的發展。」「第二是英國在港的統治者,重視保存在地的文化習俗,因為可以省錢,減少當地人不滿,減低暴力鎮壓的機會。如駱克在1898年接管新界,他建議盡量維持原有的社會和政治模式。」「第三是英國人重視軟實力,像皇仁書院就是中港融合最早期的例子,福州船政局也派精英來讀書,畢業生在社會上舉足輕重,像袁振英,就和陳獨秀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學校並非只教授英文不准學中文,反而着意保持中國人原有身分,再傳授西方教育,學生回到中國後就能幫忙宣揚英國的好,從而令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印象良好,方便英人到中國做生意。」

現時福利自主雙失

眼下港府民望插水,港人若有所失,他一語道破:「像Edward Vickers也曾批,現在政府似乎不及港英時代的官員,因為無民選而有很大的危機感,怕認受性不夠高,產生社會不滿,帶來政治不穩定和阻力。」「特區政府的缺失,第一在於不重視基層利益。雖說港英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在暗地裏卻另有經營,令基層擁有生存空間。如工廠旁邊建公屋,節省交通費及時間,還有工人飯堂、住屋津貼,生活成本大幅降底,反觀現在小販、桂林街夜市被打壓。」還有觀塘清拆重建、推倒牛頭角下村的廉價公屋、利東街,他極憤慨:「為何完全無想過這班人的生存空間?」這些在港英時代備受重視的要素,現今港府卻視如無物。「二是以前的港英官員,很敢和倫敦對着幹,以香港的在地利益為先,倫敦的管治文化亦給在地官員賦予空間,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有最終決定權、自主空間。」但現在通通消失,「香港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不斷下滑。」他提到梁振英曾形容香港為一個「萬能插蘇」,與新坡加李顯龍說的「舢舨」,高下立見,「『舢舨』有很高的自主性,活動範圍廣闊,可以擁抱世界,但『萬能插蘇』只能被動地依賴某一方。香港和新加坡本來都是港口城市,競爭且看你的網絡來源有多廣,若不能自由與世界接洽、尋找自己的腹地,香港一定會輸給新加坡。」

「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當人人都認為,現下中國經濟起飛,香港勢要北望神州,但他卻提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像張保仔年代由長洲到越南的海盜圈、五六十年代在東南亞流行的港產片「南洋三部曲」,或港商在南洋市場的紡織業大賺,甚至新加坡還有人在地鐵裏看《衝上雲霄2》,新加坡公司Page One在香港站穩陣腳,都說明了,「香港原本的腹地不在北方,而在南方」。「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香港的書店肯定比新加坡多,香港的書展也肯定比新加坡好看。」他建議將視野擴闊至整個華南文化圈,包括星馬、台灣、香港、澳門,可以由下而上改變,如新加坡的「草根書室」可以和香港的「序言書室」合作,杜汶澤便懂得在馬來西亞開設電影公司,主攻星馬市場。「如果我們不認真回看過去從何而來,我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強項,會看不清前路,最後只能繼續甘願做萬能插蘇。」

本土意識早種

從而鄺健銘解構出,對於香港日趨強烈的本土意識,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有共通點。首先是對「中國」和「愛國」的不同理解,「在中國這個疆域裏,有很多不同的在地文化,你不能用『中國』或『大中華』來一概而論。所謂『血濃於水』,就是用北方的視覺和標準,去同化所有多元文化。」但無論方言、文化性格、社會行為上,從來都有南北分野,明朝時,廣東、福建在南海上已很活躍,經濟自給自足。另一方面,香港更早有「反共意識」,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反共恐共的情緒濃厚,至1940年代,文人錢穆、唐君毅來港創立新亞書院,提及「花果飄零」實是對中共失望,視香港為中華文化復興地。

組屋光環以外的新加坡

另一方面,港人近年開始羨慕鄰近的新加坡,這也是鄺健銘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後,負笈到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修讀碩士的原因。他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閱讀大量文獻檔案,他批評香港對新加坡的認知非常薄弱,實如李慧敏《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中寫到,新加坡在國內亦有他的問題。但很多港人將新加坡「組屋」視為住屋天堂,卻沒注意到新加坡人投訴樓價太高,在2011年大選執政黨的支持率更因而降至歷史新低。而在十九世紀英殖時代,濱下武志用「兄弟」或「夫妻」來形容星港關係,鄺健銘稱之為「星港走廊」,互相補足。他更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兩者不可相比,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這也是為何英國最後沒有促成香港自治。當年英殖官員詹遜爵士,由錫蘭到香港做輔政司,也曾建議二戰後的香港需要改革自治,他到新加坡當總督時更是積極推動當地自治。但香港在民主上,卻無法避免中國因素,「英國深知,如中國要打過來,實在難以守住,在1956年雙十暴動後,曾認真考慮不如撤出香港」。後因香港仍有戰略價值,才將之留下。

「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

但鄺健銘認為:「『弱政府、強社會』是香港的資產,香港有很強的自理能力,雨傘運動就是例子」。因着八十年代的政治自由空間,香港的文化才「可以這樣生猛」,而言論自由在經濟角度而言更為重要,「像以色列是Start-up Nation,文化核心是敢挑戰權威和應變、創新能力」。但香港現在開始有一種順民文化,還有電視不發牌、出版業受制等。「到底香港可以怎樣重新擁有舢舨的性格?第一是要有擴闊的比較視野,第二是歷史視野也要深廣。」他著述的《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就是「給香港往後的研究備上彈藥」,拋磚引玉。

對於快將表決的831人大框架方案,他不感樂觀:「我們的社會結構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資產,包括社會自由、社會活潑度、社會文化空間。這個方案對北京來說安全系數當然高,雖然一人一票,但誰可出來選,中間悉數落閘。如果最後由北京信得過的人出選,而這人竟然可有幾百萬人給他託管權,即是替北京開路,而北京這套『大陸國家』的文化會危害香港,即單向效忠、縮窄自由空間、更加行政主導,沒有制衡機制,可以想像社會的自我生存、自我空間更細。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我肯定新加坡在不久將來會自由化,而我們卻是走『警察國家』的路。」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資料圖片
編輯 屈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