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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通識導賞:旺角之夜 換了人間 香港社運的抗爭循環

星期日生活   2016724
【明報專訊】立法會選戰開打,政府突然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擁護「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有泛民中人相信,是政府有見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六月立法會補選中得到六萬票,為防港獨政黨進入立法會,向北京「交功課」。
而這六萬票的「投名狀」,來自梁天琦在旺角事件中被捕。
旺角一夜對香港政治形勢的影響仍待觀察,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則以毛澤東的詩詞形容:「換了人間」。
他說,旺角事件是雨傘運動的下集,延續了佔領區的情緒、抗爭手法,打開一個無底線抗爭的年代,泛民與勇武、主流媒體與公眾也愈走愈遠。
張教授研究香港過去多場騷亂,最近完成年初二(29日)旺角騷亂的研究。
這幾星期,我們由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談起,梳理香港政治脈絡。
對談的最後一集,我們嘗試釐清旺角騷亂中值得留意的地方,特別是「抗爭循環」的困局及主流媒體報道的方式。
旺角騷亂是雨傘運動下集?
張教授以中性的「旺角事件」形容初二晚的事,強調不批判立場對錯,只釐清當中的來龍去脈。「若你記得,金鐘佔領區一度有人掘磚,只是後來被阻止。旺角事件,只是將當天沒用到的行動策略拿出來,而警方派防暴隊,是佔領後首次出現(類似)佔領區的場面,激發現場的人的情緒,將現場變成了佔領行動的下集。」
「掟磚」遠因:社會運動在傘運後陷入「抗爭循環」
張教授認為,示威者的「勇武」抗爭,源於雨傘運動後香港陷入「抗爭循環」,即政府、公眾對相同的抗爭手法會習以為常,抗爭者必須更激進才見效,惟就算抗爭手法升級,其震懾力最後也會慢慢會被消化,故只會愈來愈激進。
雖然香港人自覺政治冷感,但原來,過去數十年,民間形形色色的抗爭不斷,令港人習以為常。有研究綜合傳媒報道,發現一九七○年,香港平均每周只有不夠一宗集體抗爭,至二○○○年,平均每周已有15.2次抗爭行動,即每日多於兩次(見表一),包括聯署、靜坐、遊行、罷工等,對象有政府及私人機構。
雨傘運動 從抗爭高峰到衰落
「香港人訴諸集體抗爭愈來愈normalized(尋常),漸漸已變成一個norm(常規)。」張教授說,社會運動的劇目(Repertoire)要不斷更新,否則力量會隨時間減退。「社會運動要成功,必須有製造轟動的能力,這就必然要干預、甚至打亂現有秩序運作,這種干預必須要推陳出新,否則會陷入抗爭循環,用現在的說法,就是『行禮如儀』」。雨傘運動之轟動,在於香港從未出現如此大型的堵路佔領,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高峰,但也是其衰落。「其爭取的訴求並未實現,在這意義上,(雨傘運動)是不成功的。」
張教授說:「未有旺角事件前,梁天琦有參與和理非的抗爭,但他發覺已是窮途末路。我相信,他在立法會補選高票落敗,是因為這種感覺很切中年輕人那種失望。佔領後期,有人感覺和理非抗爭已不足以達至目標,要升級行動,當時已有人挖磚。旺角讓當天在『和理非』主調下,被壓抑的勇武行動方式,全數重現。」
「掟磚」近因:防暴警察勾起傘運情緒
「這個本來以保護小販為目的的本土行動,在出動防暴隊後,整件事變成佔領運動的情緒投射,這已超出本民前的計算。」當晚是雨傘運動清場後,香港首次出現與佔領區類似的場面,砵蘭街有人堵路,有人以垃圾桶做路障,更有人在對峙期間,舉起黃傘。「佔領運動不了了之,政府未有回應訴求,香港對民主或自主的訴求長年受抑壓,這一股歷史欲望已不斷轉化。像民主訴求,已進一步升級為本土訴求,其層面亦由保育(本土文化)升級為獨立。一日不解決民主訴求,這股歷史欲望會在不同層面開火,變成抗爭。」
媒體報道如何影響我們對旺角事件的看法?
政府以「暴亂」形容旺角事件,不少示威者亦以暴動罪被捕。張教授說:「當晚三四點才開始扔磚,到五六點已鳴金收兵,其實(示威者)以磚頭還擊的時間不長。平情而論,若以扔磚而言,是有騷亂性質,但歷時不長,範圍不大。你說是騷亂也成立,因為它有破壞的性質,有燒一兩輛車,有掘磚;也有流血成分,有反抗警察,但其破壞程度最少跟以往的騷亂不同,沒怎麼破壞公物,所以你問我最準確的描述是什麼,是流血的警民衝突。若說是暴亂,未去到這程度,最少他們沒有搶掠,他們的目標很清楚,是要反抗警察。」
他認為,政黨、坊間輿論一致否定旺角事件,是因事發於凌晨,故全城都靠翌日的傳媒報道了解事件,主流傳媒,特別是香港最多觀眾的免費電視無綫電視的報道方式,局限了巿民對整件事的理解。「佔領運動是發生在上午,全程有直播,全城都見證警方如何投擲催淚彈,同步感受示威者的憤怒,明白事件如何一步步轉趨激烈。但旺角事件,警察開槍發生在深夜,全城靠翌日的新聞理解事件,看不到當晚的情况如何演變。催淚彈只是驅散群眾,但開槍可以殺死群眾,示威者的憤怒比佔領時更大,因此也以更激烈的行動對抗。」
大台報道一面倒 描述過程省原因
張教授重看所有新聞,發現翌日傳媒已將之定性為騷亂。「我以大台(無綫電視)的新聞為主線,因我相信這是最多人看的報道。好明顯他們好多次的新聞報道,首先是只是簡單一句,說昨晚因為有一些組織支持小販的行動,演變為騷亂。然後鏡頭一轉,立即羅列好多他們叫『暴徒』(的示威者)衝擊、襲擊警察的場面,而且整個旁述都是一面倒講『暴徒』如何襲擊、衝擊警察,警察開槍,往往是講完這些場面後作為補述,調轉了次序來展現。將重點放在『暴徒』如何襲擊警察,令全城先入為主有印象,這件事是示威者不斷打警察,旁述不斷描述這過程,卻不提供原因。」甚至有片段只集中講示威者打警察。
他說,因大眾理解旺角事件的框架(frame)來自傳媒,而傳媒集中描述示威者的如何襲警,至於警察如何驅趕示威者,例如出動警棍毆打示威者的片段則被篩走,令示威者被標簽書為「暴徒」。「為何大家,包括不同政黨,這麼快跳出來與暴力割席,是因為傳媒的報道。」
「暴亂」之說從何而來?
特首梁振英在旺角事件翌日說,任何一個城市發生類似事件,都會定性為暴亂,又指新聞界報道時,已用同樣字眼。但張教授說,就算看無綫電視當晚的即時報道(見表二),亦沒有刻意以暴亂指稱,只是有個別記者有兩三次將騷亂講成了暴亂,「我相信他們只是衝口而出講錯,因字幕沒有寫暴亂,而是騷亂」。
他說,值得留意的是,就算示威者開始扔磚,無綫記者仍稱他們為「聚集人士」,直至該台記者遇襲後,無綫記者及字幕才以「暴徒」稱呼示威者。「令他們叫此事為騷亂的關鍵,不單純是(示威者)襲擊警察及扔磚,而是他們的記者受聚集人士襲擊,令他們正式改稱在場集會人士為暴徒或滋事分子。換句話,這件事所以變成『騷亂』,涉及媒體的自我保護,將此事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報道。」
定性暴亂 本土意識被綑綁
特首梁振英於翌日的記者會,宣讀聲明時仍用「騷亂」,直到有記者質問梁是否要對騷亂事件負責,梁才說「我們不應該為任何的暴亂行為作任何一些姑息的評論。昨晚大家在電視畫面看得很清楚,這是一場暴亂。」張教授認為,梁振英以「暴亂」定性旺角事件,除是自我維護,亦是政治策略,借此完全否定示威者的行動,意圖將本土意識與勇武抗爭綑綁、而勇武抗爭則與暴徒畫上等號,削弱本土派的支持度,像六七暴動中,巿民對左派放炸彈的反感。但就算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亦說「本土之情人皆有之」,只是「打出港獨旗幟」才是問題。「明顯社會不完全接受這個說法,梁振英未能成功以暴動之名打壓他們(本土派),日後要用這方法更難。」
旺角事件對香港政治有何影響?
張教授以「換了人間」形容旺角一夜。「那是正式向香港宣布,社運不一定是不還手。佔領時,整體仍是和理非,就算面被警棍、胡椒噴霧(擊打),都束手就擒。今天由其現實行動,我們見到勇武抗爭的無底線,以往示威者在警察安排他們表達訴求後,會和平會散去,現在是主動佈防,衝擊,甚至不怕被捕,被警棍打,他們會反擊。」
其次是本土與泛民政黨的鴻溝愈來愈大。事發翌日民主黨及公民黨譴責暴力及縱火行為,「政黨根據傳媒的報道譴責暴力不足為奇,除了感性上對暴力感到不安,理性上,暴力的抗爭成本太高,不能持久,而政黨需要一定的選票授權,才能在體制內有影響力」。旺角事件,除反映主流媒體報道方式的局限,有記者遇襲,亦反映大眾對主流媒體的不滿已見諸行動,包括妨礙報道及襲擊記者。「媒體沉迷暴力,由反高鐵時,已有人投訴媒體只集中報道衝擊場面,這種新聞範式令香港的戾氣更大。」張教授希望傳媒不再沉迷暴力,並在報道時,能加大民間聲音的比重,甚至多於一半,因官方的發言權本就較多。至於泛民與本土的裂縫,他則坦言暫看不到出路,但寄望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或有所改變。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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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9日 星期日

表意達人:黃裕邦 脫下標籤寫作 選詩悼奧蘭多慘劇

星期日生活   2016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兩星期前,在美國紐約大學,Nicholas Wong穿一身黑色西裝上台。

香港傳媒報道,他是LGBT文學獎Lambda Literary Award男同志詩歌組28年來首位香港得獎者。

這天,眼前的黃裕邦穿著短褲球鞋,悠悠呷着果茶,在校園的咖啡店談他的多重身分:詩人、香港人、同志。

「Label只是方便書商、書局和獎項的主辦機構,放你在哪個(書)櫃,哪個組別,方便別人認識你。」

就像Nicholas Wong/黃裕邦、西裝/短褲,身分也只是個隨時變換的符號,一如他在台上以流利英語致辭後,又用字正腔圓的廣東話爆出一句:「香港加油」。

意外走上英文創作路

跟別人說起Nicholas Wong,那位以英語詩集Crevasse(《天裂》)獲美國文學獎的詩人,不少人問,他會說廣東話嗎?

黃裕邦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愛光顧街巿、大牌檔,廣東話由日常對答到粗口詞彙都運用自如,卻選擇以英文寫詩。原來,一切由高考說起。

當年他本想入讀中大翻譯系,怎料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不及格,英文卻拿了A,唯有改選港大文學院,選修英國文學,直到後來完成兩個碩士學位,都以英語上課。「我不敢說英文很好,只是大學一直用英文,看的是英文,寫的自然也是英文。」

他愛看書,但學生時代都看小說,不看詩。直到大學三年級,為了不用寫論文,選了一門創意寫作課,才接觸詩歌創作。「英文是我的第二語言,我弱的地方是動詞,所以寫不到故事。因為故事要由動詞去帶動劇情,但我腦中好少彈出動詞,彈出來的多是影像、思緒。這種思考模式,加上英文的缺陷,詩會較適合我。」

新作串連外傭、家、傘運

大學畢業,在中學教過四年書,於港大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再到城大讀創意寫作碩士,「自此才算是正式訓練,認真當(寫作)是career。」高考中文「肥佬」是人生的小意外,卻造就他的英文創作路。但今天一切,都是努力經營而來,「我決定了認真寫,就不只要寫,更要出(版),因此不斷投稿到美國。」香港的純文學讀者不多,看英文詩的更少,訪問中,黃裕邦不斷強調,「要reach到個mass(大眾)」。

他的最新寫作計劃,與雨傘運動有關,「香港有好多中文詩人出雨傘詩,但英文的呢?他們可能有,但我總覺得,如果首詩是關於自己屋企的,是否要發表到更多地方,讓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上台拿獎那天,他本來準備好講稿,背面畫上雨傘,但忘了帶,最後以廣東話說了一句:「香港加油。」

Lambda Literary Awards於一九八九年創立,被視為文壇艾美獎(Lammys),亦是全球酷兒文學最高殊榮,黃裕邦是首位得獎港人,包括他,今年僅有兩名亞洲詩人入圍。他說,西方甚少看亞洲詩作,「我來自香港,有責任告訴他們,我是香港人,因此說了句香港加油。」

「這地方給我根的感覺,也有foreign的感覺。」警方擲出87顆催淚彈那天,他到銅鑼灣聲援。「雨傘運動把一切事情都重新定義,既有可以信任的人或事,已不可再繼續相信。」他的最新創作,是以母性(maternity)為主題,串連外傭、家、雨傘運動。

對香港的感情,來自這裏的人和事,像跟父母到士多買零食的童年回憶,像經常鼓勵他的好友,「我失意時會幻想他會對我說什麼,好想給他知道我拿獎了」。這位朋友已去世,書中有一首關於他的詩。

拒絕一切標籤

黃裕邦拒絕任何標籤,包括「香港人」、「同志」。「Queer作家寫的會涉及queer,亞洲作家寫的會涉及亞洲;但這會成為一個框框,若寫的不關queer事,是否就沒有了identity? 我不想每篇(詩作)都有關酷兒或香港人。春光乍洩好看,是因為導演不當這二人是同性戀,當是異性戀去拍,就是這麼簡單,這是我想做到的。」

身分只是符號,但成長地的養分,由他的詩能看出來。像他把英文諺語顛倒,向經常「明張目膽」自創成語的立法會議員鍾樹根「致敬」,更夾藏其大名「tree」、「gun」。

詩人呂永佳說黃裕邦是「思考型」。「我的詩無咁詩情畫意,無咁『楊凡』,壓迫感較重。有人會意象先行,但我有比較文學的底子,例如用詩探索城巿同身體的關係,都幾得意,其實這題目是篇博士論文。」台灣同志作家振鴻就以小說《肉身寒單》作為心理學碩士畢業論文。

《天裂》的封面,像穿了洞,意象來自男同志熟悉的「尋歡洞」(Glory Hole,在廁格牆板開洞,用來進行性行為),也像細菌。書中詩作圍繞身體、欲望、同性戀、病、脆弱、死亡。

gay這個字

奪得同志文學獎成了新聞,黃裕邦自言幸運,沒因性取向影響與家人、同學、同事的關係。他往大學圖書館外的空地一指,「當年我就在這裏,跟一個女性朋友說感情煩惱,有感情問題嘛,就拿出來講,要講,就要付出代價,哈哈」。這樣,就算是在外面出了櫃。「大學給我的教育,是individuality好強。」

至於家人,也是在大學時發現蛛絲馬迹而得悉,到他大學畢業,已接受其性取向,現時的伴侶,家人都認識,但也有暗自驚心的時候。

下飛機回港翌日,父親特意訂了兩圍酒席與親朋慶祝。他輕輕一笑,「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是什麼獎,我唔係好敢拎個獎去食飯」。因為獎上有個「gay」字。

黃爸爸很年輕便出來工作,教育程度不高。席間有親友提及,父親指着獎座,問那個字是否解灰色。「獎座寫着gay poetry,我不知道他是指着g字那個字(gay),還是poetry後面的etry,猜是grey的rey? 」

「其實我聽到,但無刻意告訴他那個字點解,其實可能講都無問題,但始終有警覺性,雖說傳媒賣晒出來,但他對那個字的反應無法衡量、猜測。當晚慶祝好開心,他一早便約我下機翌日去吃飯,我afford不起ruin成件事。」

invisible的小眾

隱密,不宣之於口,一如現在香港的性小眾,在大眾傳媒中似是「invisible」。「有幾多(酷兒)電影?有幾多好出的藝人?電視都無。電視尺度徘徊在六七十年代的representation,不是camp便是娘娘腔,若是在《刑事偵緝檔案》,(同志)一定是兇手。」當年的女同學不帶批判目光,傾聽其感情煩惱,「現在香港有好多judgement……慢必在地鐵被人罵,無人幫忙。我們有針對種族歧視的法例,卻沒針對性向的法例」。

最近美國奧蘭多同志酒吧發生槍擊慘劇,50人喪生。總統奥巴馬說,今次是對同志「社區」的襲擊。「普通人覺得酒吧品流複雜,夜店有毒品、性愛,但在於他,那只是identify自己、不需怕被歧視、comfortable的地方。他的人很compassionate,因為他本身都是minority。現在我未見到香港政府中,有人能講得出這些話,當主導香港文化或政策的人是這樣,他們的政策都是跟着走。」

在香港,寫詩的人已不多,寫英文詩的更少,加上同志身分,更是小眾中的小眾。但也許,「小眾」同樣只是個標籤。

上周一,多個同志平權組織於中環舉行燭光集會,悼念奧蘭多慘劇死者,黃裕邦亦有到場默哀。此刻他不需要名字,同是芸芸眾生,其中一員。

黃裕邦為悼念奧蘭多慘劇

揀選了三首詩:

1. If We Are a Metaphor of the Universe / by Nicholas Wong

If on the verge I lure capitalism to sleep over

If selfhood is redeemable from shelves of condoms at 7-11

If I confuse packaged emotions with intentions

If this is why I was the water drop in my fourth-grade school play

If wishing emotions expired like anecdotes

If reality is best read with a fictional mindset and you know it

If on second thought capitalism rejects me to have more time and space

If on second thought I thought he was full of that time and space

If not catching the calm and the asking of his breath

If he recommends sleeping instead with politics

If politics is likely, as he says, more anatomical, showy and loud

If scandals only work with fame and I am not worried

If mixing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self with social science is not a fault

If a fault can be undone like I am undone

If we anagram capitalism to I am plastic

If the madness and madeness of recycling is self-contained

If it is more expensive to burn feelings than to buy them

If most things that can be bought are bought out of stillness

If things include stocks, children, companionship

If stillness costs

If lies are sponsored vernacular of truths

If they are they are they are are they and you know it

If a pulse in pusillanimity breaks from a continuum of beats

If lumpy initials of corporates laugh on swings invisibly

If it is natural to hear iron chains screech because the wind blows

If please remove me from the list

If listing lust on the walls of a tormented love shaft

If you see my love is a red, red hose

If setting foot on half a sky

If a frog in a well knows it has swum in creeks as a tadpole, unashamed

If the well suddenly wants to travel but what to take with its hollow torso

If a pulse is willing to pay a rainforest of commissions to have its own thoughts

If torsos are towed to a compulsory stop

If flesh is a commitment to melancholy and the lack of interest in connecting

If dice can do nothing, if days can do nothing

If citizenship is a menu of 15 courses

If it also makes this nice zip around your lips

如果我們是宇宙的暗喻 / 黃裕邦著

如果我臨崖勒馬勾引資本主義到我家過夜

如果個性可在7 - 11避孕套貨架換領

如果我把包裝過的情感和意圖混淆

如果這是我四年班扮演雨點的原因

如果希望情感像軼事般過期

如果虛構思維是解讀現實的最好方式而你又知道

如果資本主義三思之後因要多些空間和時間拒絕了我

如果三思之後我發覺他根本充滿空間和時間

如果抓不到他的淡然和呼吸裏的尋問

如果他推薦我去跟政治發生關係

如果政治如他所說強調肢體的表演欲和喧囂

如果醜聞只會和名氣掛勾我不擔心

如果混合自我和社會科學不是錯誤

如果錯誤像我自我修正般被再修正

如果將「資本主義」組合成「我是塑膠」

如果循環再造和它的狂飆本是同一

如果燃燒感覺比購買感覺更昂貴

如果可以買的大都能從沉寂中買到

如果這些包括股票, 小童, 陪伴

如果沉寂有價

如果謊話是真相贊助的方言

如果它們是它們是是嗎而你又知道

如果一下脈搏從膽怯中刻意偏離一連串節奏

如果財團的豐滿簡稱在鞦韆上大笑但又不被看見

如果因風吹而聽到鐵鏈尖叫實屬正常

如果從名單剔除

如果在折騰的感情秘道在牆上列滿欲望

如果你看見我的愛是條紅色水喉

如果踏足在半片天空上

如果井底的蛙知道在蝌蚪時游過山溪而不自卑

如果那井突然想旅遊而不知空空的軀體可寄存甚麼行李

如果一下脈搏願意付出一個熱帶雨林作傭金兌換思想

如果軀殼被推到一個被迫停下來的點

如果肌膚對鬱悶作出承諾對連繫提不起勁

如果骰子無能為力,如果日子無能為力

如果公民身分是個十五道菜的餐譜

如果它同時勒令你在唇上配上拉鏈

(轉載自第55期《字花》,由黃裕邦、呂永佳翻譯)

行內人評論這首詩,有人說黃裕邦有解剖癖,他同意。「我想大家思考一些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它表面是什麼,不代表它就是什麼。」他拿起桌上的玻璃瓶,「如果這個玻璃樽,不是一個玻璃樽,會是什麼?」他見筆者皺眉苦思,又解釋:「這(寫法)是由另一個詩人身上學的,這首詩若將每句的if拿走,是很『死』的一句句,很硬繃繃的statement,例如我懸崖勒馬,做了這項這項這項。但只要放個if在前面,件事已不會這樣『死』。」他不喜歡告訴別人這首詩如何如何,「詩不應有如此definite的解讀,若硬要說為何要在現時看,那麼是最後的幾句。」他說:「我寫時都唔係好知自己寫乜,詩是感覺的量度,是神會。喜歡詩,最喜歡的是work with ambiguity。」

2. alternate names for black boys / by Danez Smith

8. gone

9. phoenix who forgets to un-ash

10. going, going, gone

11. gods of shovels & black veils

12. what once passed for kindling

13. fireworks at dawn

14. brilliant, shadow hued coral

15. (I thought to leave this blank but who am I to name us nothing?)

16. prayer who learned to bite & sprint

17. a mother’s joy & clutched breath

(節錄自: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rymagazine/poems/detail/56843)

「這是Lammy去年的得獎者Danez Smith寫的,他是個年輕黑人詩人。這首詩與性向無關,與種族有關,之前Michael Brown的事件(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射殺)後,許多詩人寫了很多作品。作者幻想這十七項清單,是若不叫我做一個黑人男子,就可用這些東西代替我的名字。清單中有的很好笑,有的與死亡、虛無、脆弱有關。像如第八項,gone,即死去。第十項,going, going, gone,是重複的。成件事(槍擊案)不止一個受害人,有類似事件在不同地方發生。而第十五項,是作者的反省,他說原想留白,(代表)可能無身分(identity),但他反思,我有無權咁做呢?」

3. Torn / by C. Dale Young

There was the flesh torn and the skin open.

I sat there and threw stitch after stitch

trying to put him back together again.

When the tears ran down his face,

I prayed it was a result of my work

and not the work of the men in the alley.

(節錄自:www.vqronline.org/torn)

「C. Dale Young是我蠻喜歡的一個美國詩人,他是全職醫生,這首詩講他有天在急症室當值,有病人在街上因性向被人打而求診。詩很易讀,喜歡這首詩,因作者用了重複(repetition)的技巧。他講自己如何照顧這病人,他知道病人的性向,作者自己也是同性戀者,但病人跟同事都不知道,他如何花額外的時間跟心機,將表面的傷口和被歧視的傷口縫合?」醫生在詩中也透露,自覺可能是第二個受害者,而縫合的動作,也是不斷重複,正脗合詩的意像,「這首詩的形式(form)與內容(content) 呼應,如何用結構話你知他在縫合一些東西?作者就用了重複這技巧。」

文:黃熙麗
圖:黃志東
編輯:屈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周日話題:國際難民日

星期日生活   2016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在慧科新聞資料庫鍵入「假難民」搜尋,過去五年(2012年至今)共有 1,487篇相關報道,其中85%(1,269篇)都在今年出現。「假難民」這名詞,似乎是今年才開始成為話題。而向政府施壓處理「假難民」的立法會議員,如梁美芬、李慧琼、陳恒鑌、王國興、蔣麗芸等,大多屬建制派。是否如政論作家褚簡寧所言,建制派是刻意挑起種族主義,以爭取9月立法會選戰的選票,引人深思。但可以肯定的是,遠至彼岸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反對援助敍利亞難民),近至新界元朗(多名區議員提倡設禁閉難民營),這種說法都有其巿場。

只是,在政治角力以外,「假難民」的說法如何影響住在香港的「真難民」?明天是世界難民日,不如聽聽他們說什麼。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倡導及活動總監Victoria Wisniewski Otero說,「假難民」一說,除了影響難民,更殃及少數族裔,而本地人對其他種族的接受程度愈來愈低:「本地人看到南亞人、非洲人,便以為他們都是難民。」早前油麻地便利店店主被殺,兇手一度被認為是難民,後來證實是加拿大籍越南人。

假難民誤解多

來自非洲的難民Jen跟Sam分別都因參與示威,被政府迫害而逃難來港。Jen說:「他們想趕走我們,用『假難民』的稱呼在我們跟香港人之間架起圍牆。」Sam則認為:「我覺得他們暗有所圖,透過傳媒引起公眾關注。若傳媒繼續塑造難民及酷刑聲請人的負面形象,我怕日後本地人會對我們不利。」他說,坐巴士時甫坐下,旁邊的人便起身,小孩談話時,也會有人敲車廂,着他們降低音量。

Victorira認為,「假難民」的說法,反映港人有許多誤解。據入境處網頁資料,截至今年三月底,尚待審核的免遣返聲請個案,首三大原居國是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說,印度、越南等地已無戰亂或政治迫害問題,應對其非法入境的國民「即捕即解」。Victoria解釋,難民逃難來港不單因為戰亂,「難民除了來自中非、中東等內戰頻仍的地方,亦有人是因宗教信仰或種族被政府追捕,像是在巴基斯坦、非洲;有的是因政見、性取向不同被迫害;甚至在某些國家,女性地位低下,生活堪不忍受,例如被迫婚,因而要逃難。」

有報道稱,在南亞國家,有蛇頭提供一條龍服務,安排青年來港打黑工賺錢,並提出免遣返聲請以取得「行街紙」,爭取在港逗留時間,引來「經濟難民」之說。的確,《禁止酷刑公約》有被濫用的可能,但Victoria說,很多難民都是倉皇出逃,來港前對香港一無所知,不是「選擇」來港。

Sam說:「我是來到了才知道香港屬於中國,當(因非法逗留)被拘留獲釋時,入境處職員跟我說,香港是個壞選擇,但當時顧不了那麼多,能保命就好。」Victoria說:「有難民一出機場,就叫的士司機載他到最大的巿集,因為在他家鄉,都是由巿集取得最新消息。」來求助的難民,不少是從重慶大廈內的基督教勵行會服務中心,得悉Justice Center提供法律等援助才上門。「他們很多都是拿旅遊簽證來港,因要待簽證過期才能提出免遣返聲請,要在機場、九龍公園、天橋底等流連一周至三個月,才能求助。」

棄中產生活 一無所知來港

Jen只帶了幾件衣服和證件便上機,Sam亦只有簡單行李。Jen在家鄉是律師,有車有樓;Sam是公務員,生活富裕,二人無法跟孩子解釋為何在他鄉過着一貧如洗的生活。Jen說:「孩子常問我為什麼不買輛車?為什麼不離開?我們以前常駕車出遊。」Sam亦說,孩子問他為什麼沒工人做家務,「現在的交通津貼連送孩子上學都不夠。但我感激香港讓我們一家安全」。

來自南亞的Nina,除拋下家鄉的富裕生活,還被迫離開初生女兒,一別13年,再會無期。Nina與丈夫因政見被家鄉的政府追捕,丈夫失蹤後Nina倉皇逃難,「當時要帶女兒走太難了,要為她申請護照,對她及對我的父母都太危險」。問及女兒,她談不下去,只望移居別國,接女兒團聚。

無了期等待 空虛絕望最苦

現時,每名提出免遣返聲請人士,每月可獲港幣1,200元的超市食物券。Victoria批評,「不說食物券是否足夠,他們買了米,卻沒有飯煲煮飯;有肉,卻沒有雪櫃貯存,這些都靠非政府機構援助,捉襟見肘」。但對難民來說,最艱難的,不是籌謀三餐,而是無了期等待的空虛和絕望。

Sam說,每天他都在網上自學電腦技能,例如編程式、寫網頁,讓自己有事做,不胡思亂想:「我不想記起那些壞事,要找事情讓自己分神。有時看到家鄉的壞消息,會睡不着。」Jen說,「他們把你放在房子裏,給你少許援助,叫你待在這裏。但這很不人性,就算寵物都可以自由活動,我們卻不能,因交通津貼有限。」當人的生活簡化為「吃喝拉睡」的生理需要,「長此下去,我們都會覺得自己不像是人。不能工作,對我們心理健康有壞影響,不止讓我們陷入貧困,更重要的是不能再累積工作經驗,在學校學到的專業知識,過了幾年就可能忘得一乾二淨」。Sam說。

難民潛能被埋沒 港府應做更多

Victoria在Justice Centre工作至今四年,看到難民的際遇大相逕庭。「其實,不少難民都有很大潛能,有人確認難民資格後,到北美定居,學會駕飛機,有人成為IT專才;他們的技能都在香港白白浪費,對比他們在香港的生活,我感到很難過」。過去數年,到Justice Center求助的難民多來自非洲、中東,她認為與阿拉伯之春等革命浪潮有關。

她曾在聯合國從事政策研究,「比起其他人均難民比例(refugees per capita)更高的地方,香港做得很少。香港一直都是各地人士匯聚的門口,但2008年才就種族歧視問題立法,比其他類似條例都遲。在香港,貧困人士都互相傾軋,但這裏有全球最多的富豪,政府可為弱勢社群做更多,難民、單親媽媽、長者,都不應互相爭奪資源,只要政府願意投放資源,其實這些弱勢社群全都可以活得好一點」。

文:黃熙麗
圖:鍾林枝
編輯:梁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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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7日 星期日

通識導賞:避稅不違法,又如何?道德角度看離岸公司

星期日生活   2016417
 
【明報專訊】巴拿馬文件披露,香港是調查中擁有最多離岸公司的地方。
以離岸公司「避稅」並不違法,不過稅收是將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也是國家賴以提供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收入來源,利用離岸公司避稅,在公共財政的道德上頗有商榷之處。
樂施會二○一三年的研究估算,離岸公司讓各國損失最少一千五百六十億美元稅收,相當於全球人口在赤貧線(每天1.25美元)以上生活所需金額的兩倍。
我們找來多位會計界及金融界的專業人士,還有研究公共財政的學生,隔空來一場迷你論壇,談談香港的情况。
受訪者:
馮志強,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研究香港公共財政史
陳漢輝,思言財雋發言人,於外資公司從事金融業
琪琪,進步會師發言人,資深會計師,熟悉稅務
Bittermelon,專欄作者,香港會計師
跨國企業以離岸公司避稅,道德上有何問題?
富者愈富 基層中產受苦
「(避稅)無可避免會令貧富差距嚴重,因有錢人能通過離岸安排避稅,普通人卻不能。」Bittermelon說。馮志強亦表示,以離岸公司避稅的門檻甚高,只得財團及富人可不斷累積資本,富者愈富;另一邊廂,全球步入經濟低潮,少了稅收,財政緊縮政策的推行時間就更長,「要勒緊褲頭減福利。少了錢撥去公共服務,最終受苦的,是基層及中產」。
有得有失 吸引外資創造就業
不過,陳漢輝及琪琪都認為,雖然在本港簡單稅制(不設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下,離岸公司有方法「作稅務安排」,但同時這亦是香港吸引外資,成為金融中心的優勢。陳強調,任何公司有生意於香港運作,其實都要向香港交稅,「政府當然是收少一些稅,但外地公司來港開業方便,隨着他們擴展業務,吸引更多同類公司,提高就業率,政府的其他稅收基礎也會擴闊,加上其他經濟效益,與所損失的稅收,難以判斷哪邊較多」。
除了令政府減少收入,Bittermelon說,若投資者以離岸公司隱藏資產,各地稅務機關無從得知,要花費額外資源去蒐集資料,增加政府行政成本。以美國的《外國帳戶稅務合規法案(FATCA)》,為例,就強制要求全球各地銀行以複雜的程序,向美國政府申報美國公民或公司的資料,防止海外居民或公司向美國避稅,而這些行政成本,要由銀行及客戶承擔。
想避稅,不及以前般容易?
稅局追擊離岸公司
琪琪說,香港公司要聘請專業人士做審計報告報稅,惟海外公司則只需自行呈上損益表,的確是報稅機制的漏洞。但離岸公司向來是本港稅局的追擊目標,稅局有不少方法可追查其收入,從而課稅。若離岸公司與香港公司做買賣,稅局可書面向香港買家查詢交易,此外,若離岸公司有香港銀行戶口,或有股東常駐香港,稅局亦可由銀行紀錄追查其收入。
不過,正因避稅問題讓各國政府損失慘重,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開始合力打擊離岸公司避稅。近年,香港與不少國家簽訂雙邊稅務協議,交換財務資料以打擊避稅,亦正草擬修例,以達國際間的「共同申報標準」(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CRS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建議各國制定法例,要求銀行向稅局提供資料。Bittermelon則指出,本港亦受美國的《外國帳戶稅務合規法案(FATCA)》約束,不論是個人或企業,只要與美國稍有關連,隨時會被香港銀行要求申報,防止他們向美國避稅。
犯罪分子可瞞洗黑錢
離岸公司引來道德爭議,不只因為避稅,亦因為有機會被用來洗黑錢。Bittermelon說,由於離岸公司私隱度高,犯罪分子可通過離岸公司把犯罪得益隱藏,恐怖分子更可以此籌募資金。就算不是犯罪分子,若投資者藉此隱藏資產,各地稅務機關無從得知。
事實上,巴拿馬文件的調查亦揭露,內地的紅色貴族如李紫丹等利用離岸公司,經香港將來歷不明的資金轉移至外地,令人擔心香港這個「萬能插蘇」會淪為洗黑錢的地方。不過,在香港洗黑錢是否「話咁易」?
洗黑錢話咁易?
內地資金流入 港銀行要求證明
Bittermelon不認為香港財政透明度低,「例如現在要對外支付一筆錢,若金額大,銀行都會問原因,並要求文件作證明」。陳漢輝強調,金管局與證監會的監管嚴謹,「若無端端有資金由內地流入,銀行會要求文件證實來源。以基金為例,若資金來源不清,證監會不會批牌照讓你做資產管理」。就算是英屬處女群島等地,本身的法制「也不是完全無王管,這些地方近幾年都要跟國際條例,嚴防洗黑錢,例如要求每年開董事會,申報做緊什麼生意,有報告寫明,並由獨立會計師行、核數師檢查,知道資金來源。」陳說。
買樓管制較鬆
琪琪亦指出,金管局有指引,指導銀行如何辨別疑似黑錢來源的客戶,「但畢竟只是指引,沒法律效力,仍是不夠。就算立法,也要看大家如何執行,最重要是監管機構或政府把關」。不過,隨着全球資金流動頻繁,「銀行風險管理部、基金、證券行、信托等,都一路研究緊啲indicators(指標),留意可疑的資金來源,亦有內部指引如何去追查黑錢。簡單到去銀行開戶,你填的那張申請表格,其實一直都在改」。資金一旦流入銀行體系,便有迹可尋。陳漢輝說,相對金融,香港對地產的資金來源及交易管制較鬆:「有人拿一篋錢來買樓,就可以不經過銀行體系。」
政要家族帶來的紅色資金從何而來,我們無從得悉。但多名受訪者都肯定,巴拿馬文件調查的結果,已打擊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金融中心地位動搖?
與內地政治關係令人擔憂
Bittermelon:「現在『巴拿馬』一鬧,香港重入(黑)名單也不定。」他解釋:「歐盟的不合作稅務管轄區黑名單,只要有十個或以上歐盟成員國說香港不合作,香港就會重登黑名單。(註:來自黑名單的公司,有可能要繳付更高稅率)去年六月,就是有十個說香港不合作,所以香港被列入黑名單,到去年十月,減少至七個,才除名。」琪琪則說,「大家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離岸公司,但我反而最擔心,是香港的政治角色。因政治關係,若內地真的有黑錢下來,我們無力招架。內地有不少集團來港上巿,行內人對內地帳目的真實性,其實心裏有數」。
政府官員置身事外
陳漢輝說,香港是全球少數的自由投資巿場,各地資金海量湧入香港,當中難免有人意圖不軌,不過,對於內地權貴有可能用香港將黑錢匯到海外,陳則回應道:「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我們實質上無法遠離內地。我們也不是要遠離內地,而是不能只靠內地。當內地有事發生,例如經濟逆轉,或資金來源有問題,我們就首當其衝。香港是國際城巿,我們不能只偏向內地生意,缺少國際性。」Bittermelon則批評:「事件發生以來,香港政府好像沒事人一般,仍未見有官員出來捍衛香港聲譽。莫非巴拿馬文件已成為香港的敏感詞?」
香港稅制向資本家傾斜?
香港在巴拿馬文件中擁有最多離岸公司,相關的金融、法律服務發達,背後與我們奉行簡單稅制(不設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有關,離岸公司樂於利用香港避稅,亦令人反思香港的稅制是否向資本家傾斜。
無資產增值稅 加劇貧富懸殊
馮志強研究香港由一九三○到一九七○年代的公共財政史。他認為本港稅制有不少漏洞,除讓富人利用離岸公司逃稅,亦讓資本家少交了稅,「不少國家會徵收資產增值稅和股息,但在香港不賣股票套現,就不用交稅。現代稅制的理念,是勞工及資本要共同分擔稅務。勞工只可打工掙錢,交的是薪俸稅;但資本卻有多種不同形式,因此徵稅方式亦應有多種形式。」Bittermelon亦認同,沒有資產增值稅,是向資本傾斜,「他(投資者)什麼也沒有做,純粹靠投資為資產增值,有能力投資的人享受增值好處,沒能力投資的人卻不能,這會令貧富懸殊加劇。再講,一個公平稅制應是重新分配財富,增值稅能起這方面的作用」。但Bittermelon並不同意徵收股息稅,因股息來自公司繳付利得稅後的利潤,再收股息稅就是雙重徵稅。
開徵銷售稅 壓力轉嫁基層中產
財政司長曾談及開徵銷售稅。馮說,若開徵銷售稅,難免將稅務壓力轉到基層人士及中產身上,同樣的稅額,佔基層收入比例更高,基層面對的稅務壓力更大。有說,由賣地及印花稅等土地收入帶來的資金,足以應付政府的公共財政,故可繼續奉行簡單稅制,馮則認為,若政府開徵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可以擴闊稅基,而且比土地收入更穩定,「像○三年,樓巿一倒,庫房就有危機。而且在公共財政體系而言,土地不應被視為商品」。
文:黃熙麗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2016年4月10日 星期日

調查報道達人:Christoph Giesen《南德意志報》記者 打撈文件海揭政商骯髒秘密

星期日生活   2016410 

【明報專訊】夜深人靜,只剩報社燈火通明。電腦前,記者守着屏幕,等着籌備逾年的報道於網上面世。機房裏,報紙經過滾筒,疊好,送往報攤。此刻,城巿還沒醒來,一個足以讓全球政商界變天的報道,靜待世界不同角落的讀者打開。
接下來,就是這幾天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
數天前,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巴拿馬文件」調查曝光,逾400名記者,透過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合作,秘密調查逾年,揭露Mossack Fonseca為各國政要家族、商賈、名人、軍火商開設離岸公司,涉及逃稅、貪污、瀆職、洗黑錢等罪行,項目代號「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正巧是那位冒險由神山盜來禁火,讓人類得見光明的希臘神話主角。
雖然,《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解密」說,「普羅米修斯」的代號其實源自星空奇遇記(Star Trek)的飛船The Prometheus,「ICIJ習慣以星空奇遇記的飛船來命名調查行動,例如之前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調查,代號就是Voyager(另一艘飛船)」,這或許與ICIJ資訊科技部總監是星空奇遇記迷有關,但這美麗的巧合,竟與現實如此貼合。塵封於文件庫中,不見天日的惡行,因調查而曝光,火勢於各地蔓延,冰島總理更因此下台。
一個無名短訊 觸發記者偵查
禁火的火種,緣起自一年多前,《南德意志報》記者Bastian Obermayer收到「無名氏」的秘密信息:「你好,我是John Doe(無名氏),有興趣要資料嗎?」他答:「我們非常有興趣。」其後,對方陸續傳來一千一百五十萬頁資料,因數量龐大,《南德意志報》遂向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求助。四百名「普羅米修斯」之一,有份揭露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家族坐擁巨額資產的《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說:「最後見報的,只有八名領導人家屬,其實我們手上有更多名字,不過我們決定了,只針對與現時最高權力核心有關的人。若將調查擴展至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甚至政府官員,牽連的人更多。現在只是最核心的極少數人。」
調查中國「離岸解密」 第一步:鎖定目標 搞清關係圖
Christoph跑了五年中國新聞,參與過兩年前「離岸解密」(Offshore Leaks)的中國調查,今次再與美國記者Alexa Olesen、及兩名來自英國、法國的記者,組成中國及北韓調查小組。四人都跑過中國線,精通中文,目標明確,只針對行為不當的大人物,「我們要做的報道,不僅內地,遠至歐洲、美國的讀者都會想看。」
他笑說,調查記者的工作,可以讓人悶得發慌。「調查報道的工作,其實百分之八十都是在看資料。有時可以悶到極點,你要捱得過初期的階段。當你能掌握那些資料跟箇中故事,就會覺得好有趣。」骯髒的秘密,都藏在浩瀚如海的電郵、合約、證件副本中。大海撈針的第一步,是鎖定不同領導人家族成員的身分。
舊聞找線索 找線人「聊天」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誰是某政治局常委的兄長,誰是誰的什麼人,單是這步已花了一個月,過程十分困難。有時你得靠運氣,由台灣、香港的舊新聞找線索,從碰壁中摸索(trial and error)。」除了看資料,他們也會找各自的線人「聊天」,「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問這些資料來幹什麼。」
科技鑑別幫手 中文拼音同音字極多
花了一個月,鎖定約三百個名字,再與ICIJ的巴拿馬文件資料庫核對,剩下百多個目標人物。接下來,就是漫長而枯燥的搜索。
ICIJ已透過光學字元識別技術,將相片或文件影印本,變成可搜索的文字資料,但2.6TB的資料庫橫跨四十年,一千一百五十萬頁文件並非全都有用。其中除了護照和身分證副本外,股東名冊、公司名稱、註冊地址、銀行紀錄等,不少都只得拼音,中文同音字極多,要憑姓名拼音找一個人,難於登天。「我們要逐個名字去找,最困難的,是中國的姓氏很大。以英文拼音姓Wang(王)為例,單是在內地姓『王』的人,已比全德國的人口都要多。要辨識目標人物的身分極難,若名字只得兩個字,更是難上加難。」
線頭:出生日期‧護照‧登記地址
他們用的方法之一,是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有出生日期,你或許能大概得知對方是否你要找的人。例如有領導人出生於五十年代,我們要找他的女兒。推論他在文化大革命後生兒育女,那麼就是19761985年這段時間。若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是1965,便知道這不是你找的人。」
搜索的過程甚花時間,「不是每個目標都有出生日期,有時要用他們的登記地址追查,在網上搜索那個地址與什麼公司有關,也會用護照副本核實目標的身分。很多時候追查到最後,才發現誤中副車。現在見報的八人,一定最少有一至兩份文件,證實他們的身分,我們很少依靠線人的資料。」
公私資料庫 對照覆檢
除了巴拿馬文件的資料庫,他們還用盡一切方法去找零碎的線頭,包括舊新聞、全球各地公、私營機構的特藏資料庫(archive)。「所有可能用來對照覆檢(cross check)的資料,我們都對照過。」Christoph舉例:「若你知道目標人物在一九九五年於耶魯大學異業,可翻查當年畢業典禮的資料。追查李紫丹(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外孫女)的身分時,我們便搜尋了史丹福大學的資料庫。」
報社工作外 每月騰一周做調查
漫長的搜尋、核證由去年八月開始,直到今年二月才大致完成。其間四人繼續兼顧本來報社的工作。「我寫的是商業版,報道德國工業企業,與調查全不相干。在日常工作以外,每個月最少會花一星期時間做調查,我們每兩星期會開一次視像會議,平日也會用加密的電郵溝通。」
沒踏足內地 4人遙距蒐證
由資料庫啟用,記者們着手調查,到報道見報,歷時近一年,調查其間Christoph與拍檔並無踏足內地,四人分別在德國慕尼黑、美國紐約、英國倫敦遙距搜索、對比資料,其間英國《衛報》及瑞士的記者都有幫忙。「有些特別情况,我們會派人去內地實地查看,但在搜索資料的階段,太早去拍門及而會打草驚蛇。」
科技令記者走前一步 報道方式跟傳統沒變
一九七六年的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記者在國會圖書館,埋首於堆積如山的借書卡;二○一五年的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裏,記者穿梭在雜物房封塵的檔案架之間;二○一六年的「巴拿馬文件」調查若拍成電影,是Christoph與其他三百多名記者,在各地不同時區,不分晝夜坐在電腦熒幕前,將零碎的線頭織成一條條完整的線索。是次共有逾八十國的記者參與,但不少記者都無功而回。
「若是早幾年,線人會給你一疊文件,但記者難以判斷這些資料可否派上用場。現在泄密者可以提供海量資料。公私營機構都將客戶資料以數碼方式儲存,可供搜尋、配對。你想像一下,若只有實體文件,要將2.6TB的資料印出來,要多少幢大樓才放得下?」
「不同之處,是記者走前了一步。以前,要用什麼資料做報道,是由泄密者選擇;現在,是由記者,甚至是讀者自行搜索當中有用的資料。」但Christoph說,科技帶來的改變僅是新聞報道的首個步驟,「當你找到有可能報道的新聞故事,例如有人跟可疑的公司、交易有關,你還是要找資料,對照覆檢,找當事人質詢,跟以前一樣。傳統的新聞報道方式其實沒有改變。」
中共封鎖文章 證明當局緊張
「巴拿馬文件」的火勢迅速蔓延,火燒各國政要的後欄。冰島總理因涉嫌隱瞞利益衝突而下台;力倡規管離岸避稅天堂的英國首相,被揭發亡父以離岸公司逃稅,更在壓力下「擠牙膏式」承認曾因此獲利,面對極大政治危機;俄羅斯總統的密友被揭發擁有來歷不明的資金;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八名領導人,被揭發家族以離岸公司坐擁巨額資產,惟外交部發言人僅以一句「對於這種捕風捉影的東西,我們不作評論」輕輕帶過。Christoph並不在意:「中國有防火牆,我不預期有大規模影響,但中共封鎖了我們的文章,證明他們其實有多緊張,我們已深感榮幸。」
中國調查組沒內地傳媒 對他們來說太危險
普羅米修斯盜火,為人類帶來溫暖光明,卻因此被宙斯詛咒,每日受惡鷹啄食內臟之苦。泄密者冒險披露律師行四十年來的內部文件,但求「將這些罪行公之於世」。中國調查小組並無內地傳媒,除了Christoph是來自首先得到資料的《南德意志報》,Alexa來自ICIJ,其他伙伴都是由ICIJ邀請加入,「ICIJ沒找中國傳媒,參與調查對他們來說太危險了。」
台灣的《天下雜誌》也是獲邀加入,專責調查台灣線。香港擁有最多中介機構(包括律師行、會計公司,甚至涉事的Mossack Fonseca律師行在港也有分公司),而總部在本地,亞洲最大的發展商新鴻基地產也在巴拿馬文件中榜上有名。在Christoph團隊報道的八名政要家屬中,前國務院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持香港護照;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更以近四億港元,購入山頂豪宅。香港卻未有傳媒參加「巴拿馬文件」的調查。筆者以電郵向《南德意志報》及ICIJ查詢,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揭發當權者,冒的是生命危險
兩年前的「離岸解密」調查,ICIJ的內地伙伴機構疑受當局恐嚇而退出。最近年逾七旬的內地記者高瑜,因住所被強拆而心臟病發送院。在屢有記者喪命的俄羅斯,記者要揭發總統涉嫌洗黑錢,冒的,是生命危險。
隨着「巴拿馬文件」曝光,我們知道,在世界各地看不見的角落,有許多逃稅、貪污等罪行的受害者,例如在烏干達有油商以離岸公司逃稅四十億美元,比政府全年總收入還要多,政府醫院卻窮得連乾淨的藥棉也買不起,媽媽們因此痛失兒女,嬰兒夭折率一直高企。
這把來之不易的禁火,再次提醒我們新聞自由的可貴。

《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 


ICIJ記者去年6月在華盛頓開會,商討合作策略及調查方向。 


團隊在多月調查中從「巴拿馬文件」的線索追查各人的關係。圖為《南德意志報》記者Bastian Obermayer(右)跟Frederik Obermaier(左)研究人物關係。(資料圖片) 


在合作伙伴伍海德死後,谷開來為撇清關係,將公司股權轉讓予一名叫Devillers的外國人,惟該人用的登記地址,正是谷開來於北京的家。(《南德意志報》提供) 


2014年,MF律師樓在英屬維京群島政府的查問下,向政府公開Cofic Investments公司持有人身分,是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夫婦,並附上李小琳的香港護照。這份文件,助記者確認李小琳的身分。(《南德意志報》提供) 


Christoph Giesen曾參與兩年前的「離岸解密」報道,透過ICIJ與《明報》等傳媒合作,披露溫家寶女婿劉春航擁有離岸公司,該公司曾向摩根大通收取逾千萬港元顧問費。(資料圖片) 


文:黃熙麗
圖: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通識導賞:離岸公司 避稅不違法?

星期日生活   2016410 

【明報專訊】最近史上最大型的跨國調查《巴拿馬文件》曝光,有如真人版《焦點追擊》(Spotlight)在全球同步公映。調查揭露多國政要的家族透過離岸公司坐擁巨額資產,冰島總理貢勞格松更因涉嫌以離岸公司逃稅而下台。而且,文件披露,香港擁有最多協助離岸公司成立的中介機構,包括律師行、會計公司,甚至涉事的Mossack FonsecaMF)律師行在港也有分公司,有傳媒甚至形容,香港是「頭號秘密離岸金融服務中心」。離岸公司令人聯想到洗黑錢等非法勾當,不過,大家有否留意,原來GoogleAppleAmazonSkype等跨國企業,都利用離岸公司合法持有股份?其實擁有離岸公司是否等於犯法?
離岸公司是什麼?
英屬處女群島(BVI)、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紐埃島(Niue)、巴哈馬群島(Bahamas)、塞舌耳群島(Seychelles)、巴拿馬共和國(Panama)、毛里求斯共和國(Mauritius)和百慕達(Bermuda)等地,都可讓外國人於當地註冊成立離岸公司,公司不在當地運作,政府只收取公司註冊費及數千港元不等的年度管理費,而不收取任何稅收。
離岸公司的「合法」好處
擁有律師及會計師資格,專長稅務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說,擁有離岸公司並不等於犯法,不少公司以離岸公司用作集資工具,發行債券。而且利用離岸公司,有數個持有資產的「合法」好處。
第一是可以節省稅項。以個人名義買賣物業需付印花稅,不少人就以離岸公司持有香港物業,「以前可以避開印花稅,現在法例修訂後,以公司名義首次購入物業,要付的印花稅更多。不過,其後買賣物業就不用再付印花稅,只要買賣公司股權便可」。另外,在英國、澳洲、內地等徵收資產增值稅或遺產稅的國家,以離岸公司持有資產,轉移資產時只需轉移公司擁有權便可,不用繳稅。翻查資料,Google於二○一一年將八成利潤轉移到百慕達的離岸公司,自此在全球繳付的稅款減半。
不過,開設離岸公司,並不等於不用交稅。以香港為例,任何在港營業的公司,都需在香港繳稅;而美國的規定是,若該公司總部設於美國,在全球的生意都需向美國繳稅。此外,不少國家都有大量反避稅的法例,隨着全球化,國際間亦有「營利轉移協議」,防止公司將營利由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因此逃稅愈來愈難。
其次是保密,因公司資料不像香港般,可公開查冊。翻查資料,以英屬處女群島(BVI)為例,當地只會公開公司註冊證書、組織章程大綱、註冊辦事處地址,至於董事或股東的個人資料則無從得知。梁繼昌說,透過離岸公司持有資產,「可以令人不知道你有幾多間屋,完全保密,無人知」。而且這些「離岸天堂」都不設外匯管制,資金、物業等資產轉移,都十分方便。
此外,這些「離岸天堂」大多是半獨立的前英國殖民地,法制源自英國,雖然公司法不及其他地方成熟,但若有訴訟,終審權在英國,故法制保障較令投資者放心。梁繼昌強調,離岸公司保密性高,而且當地反洗黑錢的法例較落後,的確有可能用來作洗黑錢或逃稅,但上述所說的節省稅項方法,仍屬合法範圍。
為何有人要下台?
若離岸公司並不犯法,冰島總理為何因此下台?
「政治人物或高官以離岸公司持有資產本身並不犯法,但讓巿民有所懷疑(隱瞞資產),是好不正確的做法。有些國家由海嘯後以嚴謹的金融政策勒緊褲頭,但作為領袖卻隱瞞資產避稅。例如現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與陳婉玉「樓換樓」),做法就有問題。這件事,普通人做或許沒問題,但你是高官,就不可以。」梁繼昌說。
香港擔當的角色
調查披露,香港擁有最多中介機構,MF香港分行更是涉事律師行最多生意的辦公室。梁繼昌解釋,香港吸引中介機構的原因甚多。首先,香港位於亞太區中心,不論是內地、東南亞甚至澳洲,來港都甚為方便;而且香港無資金管制,資金流入毋須申報,加上資訊發達,法制基礎穩健,故吸引大量外地資金,相應的服務便應運而生。不少外地國際律師行都來港開業,專營海外法律服務,甚至有的只專營個別「離岸中心」如BVI的法律服務。
但梁繼昌說:「我不覺得香港的透明度或執法與外國有好大落差。」香港起步較慢,十多年前才開始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稅務協議,而且接近內地,有不明資金來港,令人懷疑背後來源。但香港雖無外匯及資本管制,卻有極多防止洗黑錢的規定,簡單至開設銀行戶口,亦有嚴謹程序。此外,香港亦將通過自動稅務資料交換條款,落實後,銀行等財務機構,將自動將戶口收入、交易等資料與其他簽訂條款的國家交換,提高財務透明度。不過,梁繼昌說,香港仍可做得更好,例如資金流入應作申報,並簽訂「營利轉移協議」,防止公司將營利由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亦認為,香港有其透明一面,例如內地公司來港上巿,要有一定「透明化」,例如申報董事資料,有公司報表等。同時,除了資金流動,對官員資產的監管及其他資料亦應更公開及有系統,例如立法會議員申報資產,現仍以表格列印出來填寫,政府應推行電子化,日後才方便整理及搜尋。
對於今次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合400名記者之力,追查多國政要親屬持有離岸公司,作為同盟成員之一的陳婉瑩說,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難民、投資、環保、勞工,這些議題都橫跨不同國家。現在生產線不限於一處地方,加上資金流動、地緣政治等因素,不同地方的關係愈見密切,記者跨國合作調查是大勢所趨。」
■巴拿馬文件與香港的關係
1. 香港成立的離岸公司最多,是涉事的Mossack FonsecaMF)律師行生意最好的分行
2. 香港有最多中介機構(銀行、律師樓、會計公司等)(2212間),排第二為英國(1924間),第三為瑞士(1223間)
3. 總部在本地,亞洲最大的發展商新鴻基地產也在巴拿馬文件中榜上有名
4.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以香港護照避過律師行背景審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姊夫鄧家貴的離岸公司登記地址在香港;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擁有香港身分證
文:黃熙麗
圖: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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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8日 星期日

粵語達人:粵語係香港人嘅財富

星期日生活   2016228日 

【明報專訊】打開電視看新聞,自小「撈電視汁」看到大的無綫電視,在J5台普通話新聞報道中,字幕及圖表都用了簡體字,突然有種時空錯亂,離開了香港的錯覺。
早前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公開表示,並非所有港人皆以廣東話為母語,提倡用普通話教中文,而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亦曾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引來極大迴響。
近年「繁簡」及「普粵」的爭辯不斷,語言學家、專研粵語多年的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副教授既喜且憂:「以往語言學坐冷板櫈的嘛(笑),現在大家關注當然高興。不過同時也擔心,出自一份情,可以理解,但討論中涉及一些奇怪的觀念,其實大家對語言背後原理及歷史,可以先了解更多。」
語言 沒優劣之分
根據政府統計處二○一一年的統計數字,89.5%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鄧思穎教授亦是這九成巿民其中一員。由讀書時做學問,到現在於中大任教及做研究,他的大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近年「繁簡」及「普粵」孰優孰劣的爭辯不論,要由語言學入手談粵語,鄧教授先給大家上一課「語言學ABC」。「語言學最基本的信念,是所有語言是平等的。因此不應過分煲揚或貶斥一個語言。」語言無優劣分之分,形式雖異,但表達的感情相同,「語言平等背後的理念,是人人平等。」
粵語亳無疑問是「語言」
教育局早前於官方網頁撰文,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質疑有矮化粵語之嫌,引來粵語是「語言」還是「方言」之爭。那麼,粵語算不算是語言?鄧教授說,只要有完整系統,包括有讀音、有詞彙可組成句子,便是一個「語言」,「粵語可充分表達思想,毫無疑問是『語言』;至於它是否『方言』,則要視乎社會因素,其中,政治當然很重要,但無論是語言還是方言,兩種定義並不衝突。」
「現在的(普、粵優劣)爭論,不一定是純語言學,而是社會、政治的爭論。語言是工具,你用任何語言都可以表達看法,像駕不同的車,都可到達目的地,只是要考慮感受問題,你想不想、鍾不鍾意。我踩開單車,你叫我坐巴士,我會否不舒服呢?」回到語言的初衷,語言是傳情達意的工具,也是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同聲同氣,這是情。」
廣州話 89.5%港人的母語
有人擔心,將「普通話」變成所謂「社會母語」,會否就此令粵語消亡?以上海為例,因新生代漸漸少說上海話,上海政府就曾在幼兒園推行教育試驗,讓老師在遊戲時間講上海話,作為滬語「救亡」。鄧教授說,內地的年輕一代,的確有不少人在家庭及學校都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成為了母語;「但根據香港環境客觀數字,89.5%的香港人以廣州話為母語,是不爭的事實。」
沒一套學粵語體系
多年來,香港都強調「兩文三語」,英語作為世界共通語言;普通話作為華人共通語言,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粵語作為母語,大家對她的了解反而不及英語,「大家會查英文字典,知道何謂元音,反而粵語不知道,可否由教育入手,加番啲知識? 」
原來,簡單如一句「食飯啦」,背後已反映粵語的生鬼靈動,這與其虛詞的語法靈活有關。虛詞是指句末的語氣助詞,例如「吃飯啦」的「啦」;或動詞的後綴詞,例如「食咗飯」的「咗」。
一字之別 靈動百變
粵語的句末助詞較普通話多,加上細微聲調變化,意思百變,例如「食飯啦!」(來吃飯!)、「食飯喇!」(吃飯了!還不快來?)、「食飯咋!」(只是吃飯而已!)。又例如「聽日落雨」(明天下雨),「聽日落雨啩」(自己都不大肯定),「聽日落雨吖嘛」(難道你不知道下雨嗎?)/「聽日落雨喎」(自己都不大相信,看聽者怎麼想)。
動詞的後綴就更豐富,鄧教授隨口就數了六七個:「食咗飯、食晒飯、食得飯、食過飯、食番飯、食緊飯、食完飯」。短短一字之別,意思已大不相同。不過鄧教授強調:「普通話不是沒有辦法說這些意思,但未必以虛詞來表達,例如用『了』或兒化。」
粵語 保留較多漢語特色
中學時,老師總說粵語較接近古漢語,以粵語朗讀古文詩詞,聲韻鏗鏘。鄧教授說,原來粵語的確保留較多唐宋時期的漢語特色。粵語與北京話同樣來自古漢語,只是粵語的字音,保留了「入聲字」特色,即韻母的最後一個拼音符號以「t」、「p」、「k」收尾的字,例如粵語中的「月」【jyut6】、「汁」【zap1】、「隻」【zek3】。
「塞音」
另一個在粵語中流傳下來的古漢語特色是「塞音」,即收尾時上下唇閉合,例如樹葉的「葉」,而粵語的單音節詞亦保留得較多:如頸、眼、嘴,普通話中就說脖子、眼睛、嘴巴,這些特色都在北方話中消失了。
語言就像人,每個方言都有發展路徑,源頭相似,經歷不同,就發展出不同的面貌。鄧教授說,粵語與北方話都來自古漢語,不過因中原政局變動造成戰亂;人民為避戰禍而南下,古漢語隨着移民南遷,保留於廣東粵語之中。翻查資料,廣東因南嶺山脈阻隔,連接北方的交通不便,保留了對中原地區語言的封閉狀態,就像《桃花源記》中與世隔絕的移民。
用最熟悉語言學習 最理想
正因粵語較接近古語,在研讀語文方面,鄧教授提議視乎研讀的文體而分工,因粵語與古漢語較接近,以粵語研讀文言文及詩詞,可以重現當時的神韻;而普通話脫胎自現代白話文,以普通話朗讀文章、新詩,韻律上較接近。至於近年有人提倡以普通話教中文,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鄧教授則認為,「用師生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效果最理想,這正是當年母語教學的理念。」
繁體字 助認讀
語言形之於書寫便是文字。中國的方言多不勝數,但數千年來,漢字都一直「書同文」。訪問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澄軒進行,鄧教授指着由國學大師饒宗頤親書的「澄軒」牌匾:「自秦始皇製小篆,再有隸書,漢字已基本定型,直到今天,都是一脈相承,你去博物館看數百年前的文物上的字,都大約讀得出來。」
五十年代內地推行語文改革,推廣普通話作為共同語,還將漢字拼音化及簡化,出現了簡體字。現時除了香港及台灣,內地、馬來西亞等華語地區都用簡體字。最近,除了無綫電視的簡體新聞時段,《人民日報》亦有記者撰文指,簡體字的方便優勢不可替代,引來坊間爭論。談及「繁簡之爭」,鄧教授問記者:「你平日寫字多嗎?」
繁體字行之有效
原來,文字會隨着書寫工具演變,自紙張出現,以毛筆書寫的漢字,字體與刻於竹簡的漢字已有分別。五十年代,文字主要以手寫傳播,簡化筆劃可減省抄寫時間,但到了今天,「除了公開考試,你什麼時候手寫一篇文章?」我們今天大多打字而不寫字,不計拼音輸入法,以倉頡輸入法為例,筆劃多與少,也就是多按幾個字碼的分別,只要一個按鈕便能繁簡互換,「我看不到簡體字取代繁體字的理由,(在香港)繁體字行之有效,而社會亦需要有穩定性。」隨着資訊科技發展,簡體字書寫方便的優勢已不如往日,至於認讀,鄧教授說,少了筆劃無助認讀,反而多了字體相近的字,更易混淆。例如「廣州工廠」,寫為「广州工厂」,「广」跟「厂」遠看不易分辨,「龍」(「龙」)跟「尤」亦如是。
方塊漢字 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
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中,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鄧教授認為,懂繁體字的話,以偏旁類推,就容易對應出簡體字的意思,例如「貝」字旁寫成「贝」。不過,大家的眼光不應只限於繁、簡體字,「放眼華語界,不只繁簡體,還有日、韓都用漢字。」方塊漢字,是現今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鄰近地區的日文、韓文、越南文,在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外也保留了少數漢字,字型不一。「重點是我們如何了解不同的字型,互相應對,能自行『翻譯』當中的意思。」
香港是國際都會,就如新加坡,是個多語社會。不同的語言是通向不同文化的鑰匙,「語言就如財富,而且可有不止一種財富,大家若真的鍾意這個地方,這種語言, 這份情好重要。但在這份情當中,我們如何去擴闊視野,而非局限於一個語言系統,認識更多不同語言系統的關係,才知道我們日後的走向。」
文:黃熙麗
圖:黃志東
編輯:蔡曉彤

粵語達人鄧思穎(圖﹕黃志東)

鄧思穎教授研究語言學多年,由初中打開黃頁電話簿研究不同姓氏的粵語英文拼音,到現在以粵語研究為專業,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是香港少數的粵語專家。(圖﹕黃志東)

《粵語語法講義》作者:鄧思穎(圖﹕黃志東)

2016年2月21日 星期日

星期日現場:幾個「激烈」抗爭的初哥

星期日生活   2016221
【明報專訊】長發街市罷市前的星期六,到那裏買煎釀三寶,在堆滿炸豆腐、炸茄子的桌上,有一張縐巴巴的紙,解釋街市罷市的原因,請街坊聯署。
有街坊看了看,拿起旁邊有點油膩的筆簽了名。忙着找錢的看檔阿姐靦覥一笑,謝謝支持啊!
當時只知道街市要換管理公司,可能大幅加租,於是商戶罷市抗議。不料數日後,有來歷不明的人到罷市的街市擺賣,劍拔弩張,釀成軒然大波。
於是,年初九的早上,我以記者的身分登上了旅遊巴,隨商戶到觀塘,採訪他們在領展辦公室樓下抗議。
百多人,坐滿了三輛旅遊巴,有人趿着水鞋、挽着起了毛邊的環保袋,像隨時準備去開檔;也有人穿一身拜年的衣服,盤扣邊繡着花。
車上好不熱鬧,有人擔心違反了領展的規矩:「哎呀,貼在水牌的標語做乜被人撕走咗?現在這張是我再貼的,貼唔貼得㗎?」也有人全家出動,年紀較長的暈車,小輩遞過樽裝水:「姑丈,你要唔要飲水呀?」坐在我旁邊的大叔接過別人看完的馬經——那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是賽馬日。
下了車,分發好抗議標語,各就各位。大部分人都站到了後排,有人被擠到鏡頭前,迫不得已只好拿標語遮面。想起出發前,商會主席李錦源因病失聲,以走調的聲線帶領眾人喊口號,大家都叫得有點害羞。罷市期間,他們守在街市,有市民經過,就帶着歉意說:「今日罷市呀,無嘢賣!唔好意思!」對於他們來說,罷市或許已是最激烈的抗爭方式,是什麼逼得他們要走到鏡頭前?
凍肉店養活兩代人 加租只好結業
回程的車上,坐在我旁邊的是已在長發街市擺檔六年的黃女士。「賣魚要請專人畫則(舖面的圖則)續牌,加一條電線都要畫,每次要五萬元!而且水缸、氣泵都要投資。如果轉了管理公司加租,好難找地方搬,我們做不下去。」
百多檔小販,有近年搬來的,也有在這裏做了廿多年的,靠着一雙手,養活了兩代人。
近街市入口的「妹記凍肉」,老闆妹姐已七十歲,仍中氣十足,說到激動處,夾雜一兩句粗話,有種不拘小節的豪爽。「我是拆黃大仙(下邨)十六座時搬過來的,在黃大仙做了廿幾年,呢度又做咗廿幾年,我啲青春都劈晒喺呢度㗎喇!」當年她在黃大仙下邨開店,1989年清拆後,房署編派長發街市的舖位給她,「當時連42C(黃大仙直達青衣的巴士)都無,要在荃灣轉車,搭的士要46元呀!我便找區長調遷來青衣囉!」一家人從此在青衣落戶,五個兒子,由幾歲到十多歲,大的幫忙看店,在枱面上做買賣,小的便在枱底玩耍。
一做近三十年,五個兒子都步入中年,有三個都在肉檔工作。「在這裏有得做又有份人工,現在全部冇得撈,真係臨老唔得過世!」有小西灣的小販說,建華入主後,租金由一萬加到六萬,外加數萬元入場費,妹姐坦言若加租,難以另找地方營業,只好關門大吉。當天有人推來雪櫃,在吉舖插電擺賣冷凍食品,妹姐激動道:「凍肉牌一年都要萬幾銀,呢啲人商業牌都冇,打去食環投訴又冇人理!」後來食環署派員到場,檢走了雪藏食品,但對方依舊擺賣其他食品。
當年規劃 有意讓居民自給自足
青衣長發邨於1989年入伙,當年青衣島屬荃灣範圍,是全港第一代開發的新市鎮,街市旁的牙鷹洲街一帶就是用填海方式,連接了青衣島跟牙鷹洲得來的土地。新市鎮的規劃有意讓居民自給自足,街市也為婦女提供了養家餬口的就業機會。
吳太由長發邨入伙便搬來青衣,十多年前開始在街市賣鞋,養大了三個子女。「有地方畀你做咪試下囉,當時小朋友細,可以接返學放學,帶番佢去舖頭度。當時房署好平,才二千蚊,領匯(領展)收番幾年間,已經加咗幾個開。」她說,領展接手前,房署已為街市加裝冷氣,領展只是重鋪街市地板,生意額並無太大分別,因加租利潤反而少了。「做咗咁多年,上上落落冇分別,(賺少咗?)係,但揼咗幾十萬落盤貨到,你冇得唔做,唔係話你想清就清走。」
百來呎的鞋檔跟衣服店,堆滿了貨物,僅餘一人走動的空間,吳太每天八點開店,要收拾到十一點才能把所有貨物陳列出來,一日工作十三小時,一年365日,只有年初一至五休息。「因為個檔口細,啲嘢塞晒入去,你唔開返出來,拎不到裏面的嘢。(罷市)日日喺度企,你為乜嘢呢,都係為頭家,你又唔係唔使交租。」
她憶述,一月尾接到管理外判的通告,職員說「簽完名畀我容易交差」,她順從的簽了名,「租人哋個場不嬲都係咁」,後來才由其他小販口中得知,外判的公司建華之前曾於其他街市大幅加租。吳太雙眼通紅,拿出紙巾擦淚:「我都唔知點算,唔知佢想點搞我哋,唔識講,好徬徨。希望仲有得做番,(若做不下去?)會唔捨得,呢度個個(店面附近的小販)都住咗廿幾年,日日都見住,同埋我哋自己都住呢度,如果佢咁收番貴租,都係在我哋身上拎返出來,買任何一樣嘢都係貴。」
當天有數名染了金髮的黑衣人打開了丟空數個月的菜檔大閘,進駐賣菜,更高呼「小販自私,罔顧居民買餸需要」,引來群情激奮。有小販大叫:「現在是誰逼我哋罷市?!」
「我想靠自己生活,唔想靠仔女養!」
有不願透露身分的菜販激動道:「無地方搬就大家等退休,食福利,等香港政府養!有咩計?我想靠自己生活,唔想靠仔女養!唔係我一個無得做,係個個都冇得做,你明唔明呀!」
這天的街市上演着被打斷了的日常,有罷市的小販、有不同傳媒的記者、有穿制服的領展職員,更有很多來歷不明的黑衣人,除了「客串」小販擺賣,也在街市巡邏,用手機拍攝小販、記者,不時以手機通訊軟件通消息。有小販苦笑,說罷市後恐怕未能續約:「現在都被人影晒樣,唔知會唔會秋後算帳。」
記者在青衣長大,訪問的小販,大概全都光顧過。當天在街市守了一天,從未覺得曾經熟悉的街市如此陌生。不時無聲無息背後出現黑衣人,身分不明,舉起手機在拍攝,讓我忽然想起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全景監獄比喻,有種被不知名「老大哥」監視、「敵暗我明」的毛骨悚然。然後,本來有正規牌照管理的買賣卻進駐來路不明的「小販」,公然無牌擺賣,也無懼政府部門執法,肆無忌憚,視法例如無物。
不要以為只有「煮婦」才關心街市,黑衣人外,現場還有三兩拿着相機拍攝的年輕人,原來是獨立電影製作人,有來自藝術機構,有普通市民,「長發街市關注組」的發起人也在其中。讀中六的陳同學則站在遠處轉角觀看近一小時,「我在facebook看到(罷市),(有跟同學談嗎?)快要考DSE,大家都很忙,但我想來看看」。街坊Ruby下班後由下午三點在街市站到六點多,「我有看新聞,但住在這裏,想親眼看看發生什麼事」。
領展接手 街坊改到荃灣買菜
由屯門良景邨流動小販的衝突,到長發街市罷市事件,都與小販謀生的空間有關。這個「空間」也是市民社區生活的空間。在房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舖位招標有規定貨物種類,以確保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務。自領展接手長發街市及商場,除了小店消失,連鎖店進駐,街市菜價上漲,不少街坊都到青衣其他街市,甚至坐巴士到荃灣買菜。街市是基層小販謀生的空間,也是市民購買生活所需的地方。公屋居民消費力不高,在商業的考量下,如何平衡市民的需要?
小時候,常於年初一到長發商場的空地「趁墟」,除了賣熟食的「走鬼檔」,也有各種生活用品的小販。長發邨的消夜小販曾經遠近馳名,後來被領展收編,成為現在長發商場對面的美食城,因價錢高昂,吸引力不再。空談「空間政治」太抽象,但今次長發街市的罷市,有不少街坊自發來記錄、了解、關注。也許公民意識的覺醒,可以由關心你的社區如何規劃開始。
文、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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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的街市暫時人去樓空,新年前貼的揮春仍在,只是事與願違,未能「開工大吉」。(圖﹕黃熙麗)

妹姐大半生都在街市打滾,養活兩代人,但坦言若加租必定關門大吉,大嘆無奈。(圖﹕黃熙麗)

從小販墟市走到商場街市:無底線的消費壟斷
星期日生活   2016221
 【明報專訊】 在新春旺角發生因為街頭小販觸發的暴力騷亂之後,反對聲音表明:不能接受示威人士無底線的暴力行為。但同時間,遠在屯門良景邨的一角其實亦發生着一場涉及領展、建華(街市)及疑似黑幫人士,跟無牌小販的衝突事件;背後反映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無底線消費壟斷。
根據傳統左翼理論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主要依賴生產過程中,勞力價值的剝削。但晚近的理論已指出,除了是在工資及工時的剝削之外,現今的資本家其實更在消費環節進行二輪的消費剝削;而依靠的主要是消費市場(當然也包括土地)的壟斷。最普遍的例子是,資本家其實一直在人們平日衣、食、住、行的消費過程中,試圖謀取最大化的利潤。在香港的在地處境來說,住及行基本上還有政府較大程度的提供(如公營房屋及公共交通)或干預(如公營租金/售價控制及利潤加價干預)。但在衣與食(泛指日常購物及餐飲消費)的部分,卻主要是任由私人市場運作。而這種市場運作亦已由小規模及小資本的小販墟市,發展到連鎖的店舖、超市、商場、甚至是近來引起關注的集團街市。如果以時代發展的順序說明,我城消費設施的發展,或者可以依次分為小販墟市,連鎖超市及商場集團街市三個階段。
消費壟斷 衣食層面擴展
在最歷史悠久的小販墟市階段,城市居民主要都是選擇光顧街上,因着人流通道而自然形成的小販墟市。為了規範流動擺賣,殖民政府在建立其政權不久已向小販發出流動牌照,後期又發出固定牌照,設立公眾街市,試圖將流動小販安置納入室內。即使在公營房屋區域,亦有考慮一如私人大廈,在基座開設地舖小店,在邨內設立冬菇亭,也有小型商場及街坊街市,服務鄰近居民。但在自70年代開始,政府停止向小販發牌,連鎖超市漸次出現,更廣佈至所有區域。在部分發展商持有的私人屋苑,更出現同一集團全面壟斷所有零售設施的局面。在90年代,天水圍更爆出政府保證區內單一發展商,可以壟斷區內零售設施,避開商業競爭的醜聞。而壟斷範圍則全方位地擴及電訊、餐飲、藥品及娛樂設施等等,也擴展到全港每一個角落。
公共街市十室九空 購物「被選擇」
踏入2005年,領匯(現稱領展)上市更啟動了公營零售設施完全私營化的局面。作為最大的零售設施業主,房委會一下子將所有屬公眾資產的商場及停車場全數賣出。除了少數本港散戶之外,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其實都是國際基金投資者,操控着租金水平及日常管理的實權。投資者看重的不再是必需的服務種類及居民的消費能力,而是租金收益及投資回報。除了大肆裝修加租,改變租戶組合以迎向高消費群之外,更妄顧社會責任,索性出售對居民十分重要的商場設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領展除了外判街市以外,最近更改變策略,與街市營運商合作,重新發展高檔街市;連剩下出售日常物品貨品的零售小店也悉數趕走;引起一如天水圍天耀邨居民及青衣長發街市商販的抗爭。雖然新的集團街市貌看似仍是以小店形式經營,但背後的老闆原來已屬同一集團所持有,前店店員原來只是集團的售貨員。在這種瘋狂的全面壟斷形勢之下,某些勢力人士當然不能再接受無牌小販的競爭存在,以至又發生良景邨的「管理員」無牌執法事件。或者,我們的社會已經由「買罐可樂都要去超市」,發展到「買隻鹹蛋都要去集團街市」的局面。事實上,隨着食環署經營的公共街市十室九空而面臨倒閉,市民可以選擇的零售設施買少見少;「被選擇」購物的困局已經形成。
生於亂世,除了要體察看不到的制度暴力之外,更要意識到無底線消費壟斷的形成及其可怕之處。說到底,行動最激烈的從來不是義憤不平的示威者,而是貌似激進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實為超級壟斷集團的領展、街市營運商及一眾背後的既得利益者。
(作者為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
文:梁志遠
編輯:屈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