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瑞瑜 - 為什麼有人支持拆大台？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對不少支持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年輕人拆大台實在叫人摸不着頭腦，高呼這只會令運動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共產黨最開心」，甚至高呼「沒有大會」背後只為奪權。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我只想嘗試套用自己早前另一篇文章〈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刊於5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裏的思考方式，分析拆大台背後所反映的思想與意義。

認識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對香港影響極深，香港過去二十年的社運與民運，都有濃厚的六四影子，其中一個影響極深的概念，就是「咪高峰指揮權」。六四後民運人士總結時發現，誰能控制廣場上的咪高峰，誰就能控制運動的方向，運動是進還是退，擁有咪高峰的就有話事權。咪高峰也者，大台是也。

有咪高峰就有話事權

八九民運後期，天安門就出現過搶奪咪高峰事件，可見大台對運動方向的重要性。「咪高峰等於話事權」的概念，大部分社運人士都清楚，因而在雨傘運動時，就出現大台咪手持有四支咪以防被奪去話事權的說法，足見大台控制權確實對運動起着決定性作用。有大台，即運動有指揮，有方向，也能進退有度。

筆者在上述的文章已提及，六四事件後香港民主派確立了一套想法，即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佔領者應適時「退場保勝果」，避免運動以衝突收場，是為「六四退場論」。這想法深深影響着泛民主派的抗爭策略，而近年其中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國教風波。

國教抗爭 退場保勝果

國教抗爭當年成功凝聚群眾包圍政總，借着立法會選舉在即，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國教。政府讓步後，抗爭者沒有繼續進迫，而是選擇「退場保勝果」，這可說是近年社運中「見好就收」的最經典例子。這次選擇，不少人大加讚許，稱讚年輕人在政治上已成熟，「進退有度」，但部分人卻視之為十惡不赦，批評抗爭者浪費了大好機會，應一鼓作氣堅持下去，爭取更大勝利。

國教的抗爭策略誰對誰錯並非本文的重點，我想借此說明的是，大概就是由此開始，「大台」這個概念，除了代表運動有人指揮之外，更被冠上了另一重意義。

有指揮 vs. 被統戰

支持有大台的人認為，有大台，即是有人指揮，方能進退有度，但要求拆大台的人則認為，有大台即代表有領導人，有領導人就有可能被統戰、被收編，也就更可能採取「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的妥協策略。因此，要杜絕運動走上妥協之路，杜絕運動領導被收編，杜絕「見好就收」，就必須拆大台，杜絕任何人可以主宰運動的進退。只有把大台交還人民，踢走領導人，才能確保運動不會被統戰，不會走向妥協。

這裏要再說一次，我並非在判斷誰對誰錯，我只是在嘗試分析，這就是拆大台背後的真正理念及歷史背景。

拆了大台，沒有了指揮與領導，運動如何走下去？回答這問題之前，也許應先問問，在現實世界裏，有沒有拆大台以避免被收編的例子？

在商業世界，近年不少家族不再把企業擁有權直接傳給個別後人，而是改以基金信託形式，由家族後人共同擁用，再外聘專業團隊負責營運。這種集體擁有模式雖然令企業擁有權變得相對糢糊，誰是真正領導者誰也說不準，但可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家族成員可以把企業出賣。

這概念近年開始應用於傳媒業。不少人相信，假若傳媒企業以信託基金模式存在，甚至一開始成立時就是由公眾捐款集資而成，控制權被徹底分散，沒有任何人是單一擁有者，政權即使要收編也苦無對象，無從入手。

另一個更廣為人悉熟的例子，就是足球。

歐洲的足球會不少都由大家族擁有，若然老闆精明，球會自然成績驕人，但家族持有者大多抵受不了金錢誘惑，紛紛把球會出售予外國富商，球迷眼看代表城市歷史傳統的球會被賣給美國、俄羅斯、亞洲商人甚至中東油王，總感到不是味兒。愈來愈多球迷相信，由老闆全權持有其實並不是唯一的生存模式，近年不少球迷改為推崇會員制，球會並非由單一家族持有，而是由數目龐大的球迷以會員制方式共同持有。西班牙巴塞羅拿與皇家馬德里，以及因抗拒曼聯被美國富商收購而由死硬派曼聯球迷組成的「曼市聯」（Football Club United of Manchester）就是以此模式生存，任憑外國富商付出多少金錢誘惑，都沒法買起球會的擁有權。球會，永遠屬於人民。

當然，現實的管理問題還是要處理的。沒有了單一老闆，沒有了大台，誰來管理？跟據會員擁有制，會員球迷可以定期投票方式，選出專業管理人員出任球會主席，負責日常營運。這就是沒有了大台之下的管理模式。

持份者同擁有 無人可以出賣

以上例子都可說明，由個別人士持有主要股權，即類似有一個單一大台存在。好處是擁有權非常清晰，誰有權發司號令，何時進何時退，絕不含糊，但問題是領導人可以犯錯，可以出賣企業，更可以把企業全盤賣給外國富商。信託基金、公眾捐款集資甚至會員制模式，就等同沒有大台，由持份者共同擁有，沒有人可以出賣企業，但管理與指揮權卻相對比較含糊。

商業社會可以委託專業人士出任CEO管理，但社運總不能如此吧。假如社運拆了大台，運動又可如何走下去？

廣場公投將成焦點

本文早已提過，六四事件對香港社運發展影響極深，雨傘運動處處都有八九民運的影子。當年六四後民運圈子的檢討發現，由於主張溫和及退場的人早已用腳投票，主動離場，因此留下來的只可能是激進的一方，主張繼續佔領，甚至主動進攻。這就是著名的「廣場邏輯」，即佔領運動註定只能走向激進。為免重蹈這個「廣場邏輯」的覆轍，雨傘運動時就有了廣場公投的出現，希望主張退場、立場溫和的運動支持者，重回佔領區投票，找出真正的雨傘民意。

如何操作，當然還需討論，但日後假若再有類似的群眾運動，類似的「廣場公投」概念會否被引用作為運動進退的「新大台」？運動不再由個別領導人作推手，而是建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社運平台」，由參與者共同擁有，相信會是另一個討論焦點。

同樣是那一句，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但把個別本土謬論拿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不去了解拆大台背後的文化脈絡，只顧狠批，實在難以理解年輕一代到底在想些什麼。

文 伍瑞瑜
編輯 蕭麗雯

伍瑞瑜 - 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年輕學生要與支聯會及六四晚會切割，引來極大迴響，不少人心痛欲絕，經歷六四的一代更是十萬個不理解，年輕人是否想壞腦了，高呼這樣只會令「中共最開心」。要理解部分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何做出看似如此難以理解的決定之前，或許應先細心冷靜分析，六四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了什麼。

我估計，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中是非黑白的判斷，其實與「大中華膠」們分別不大，不會是非不分，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六四事件後確立的那套抗爭思維──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應與當權者溫和派建立互動、重視妥協、重視退場。這套思維，其實一直纏繞着香港的主流民主派。

對部分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以香港人自居，因此六四只是一宗別國事件，港人只需站在「普世價值」的標準上評價六四，而沒有了「血濃於水」的感情。這想法你未必認同，「大中華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這是本土意識的發展趨勢，要擋也擋不了。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點，而是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運動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親身經歷六四時代的那些人來說，六四的是非黑白太分明，香港人與學生站在一線，對抗強權，這個「抗爭者」的身分與道德高地，不容質疑，但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

香港的雨傘運動結束後，運動的策略、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引來連串討論，其實當年八九民運後也是一樣。大眾除了聲討中共政權外，民運策略的檢討，同樣放到社運及民主運動人士的議程之上。26年前，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同樣是討論焦點。

民運圈子中的「六四退場論」

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運反思》一書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作者強調只是策略失敗，道德上學生沒有錯，錯只在中共），就是不能「見好就收」。胡平說，李鵬願意與學生對話，本身就代表了學生的勝利，當時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央及李鵬公開承認失敗，而學生未能及時察覺溫和派（即趙紫陽）曾經佔上風，結果運動愈來愈激烈，最終被鎮壓。胡平認為運動領袖應與當權溫和派建立「良性互動」，若學生在戒嚴之前撤退，中共溫和派就毋須下台，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在東歐巨變後捲土重來。

已故北京大學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表示，「從獨裁政治制度轉變成民主制度」的最佳策略，就是「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社會上溫和改革派成立聯盟，戰勝統治集團內力量強大的保守派」。鄒讜指出，學生未有察覺，政府與學生自治組織對話，其實代表中共已間接承認其合法性，做出重大讓步，並意味着國家與社會關係根本改變的開端。

當年六四之後，在民運圈子就出現了上述的討論，討論學生在策略上是否過於激進，不懂把握政府中溫和派釋出的善意，不懂見好就收，不懂退場，結果運動流血收場。不少人心中認同，中共當然要負上最大的道德責任，但如果運動再來，投身運動者決不可以重蹈覆轍，社會運動不單要思量何時進攻，更要思量如何退場——這大概可稱之為「六四退場論」。

當然，這只是眾多討論的其中一部分，各路民運與社運團體的結論未必一致，當年的學生領袖封從德就曾嚴詞反駁，指摘「見好就收」根本無法操作，何時是好何時是壞根本無法判斷，學生即使退場也可能換來秋後算帳。無論如何，學生應否適時退場的討論，確實曾經出現。

香港民主運動的「退場論」身影

說到這裏，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見好就收」、「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退場保勝果」，是否有點熟悉？

不少人都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自此香港民主派正式冒起，支聯會成為了抗爭的象徵，六四效應亦令民主派一度在選舉戰無不勝，六四時香港的社運要員，繼後都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積極參與者，投身政界。八九民運當然是一場激烈的抗爭，香港的民主運動當然也是一場面向中共的抗爭，但也可以想像，六四事件後上述這個「六四退場論」，可能也同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潛藏的發展方向，主宰着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無獨有偶，近年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些重要的場合，就有着濃烈的「六四退場論」身影。搞辭職公投，被視為過於激進，挑戰中央底線，支聯會領導反而選擇走進中聯辦，跟北京的「溫和派」妥協，當時主張溝通的人，就是抱着「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這信念。雨傘運動早期，部分人曾力勸衝擊者要留有一手，不要過分衝擊政府總部，並盡快與政府中的溫和派（林鄭？）建立對話，部分人曾經聲淚俱下的說情况極度危急，又傳聞警察要開槍，甚至解放軍要出動實施緊急狀態，勸告學生要盡快退場。遇上政府聲言絕不退讓甚至可能會下重手時，不是高聲譴責政府，不是集合力量抗爭要求政府退讓，反而要求民眾「退場保勝果」，以達「階段性勝利」，這就是「六四退場論」的現代雨傘版。

六四感受愈深者 愈反對衝擊

在六四事件後的20多年，出現了一個極為古怪的現象——當年六四參與愈深或感受愈深者，今天在民主運動雨傘運動中卻愈溫和，愈支持妥協，愈反對衝擊，愈支持退場，正正是因為他們不希望民主運動與雨傘運動重蹈六四事件的覆轍，因為他們經歷過六四後學生逃難的苦况，不忍悲劇再次發生，也因為他們都相信，拒絕退場，不單無法爭取民眾的支持，更只會釀成悲劇。

說到這裏大家也許就能明白，為何跟中共對抗多年的支聯會領導，當年反而認同走進中聯辦，跟北京妥協。他們從六四事件得出結論，想爭取民主，就要知所進退，學懂妥協。說到這裏也就可以理解，新一代要與六四切割，要與支聯會切割，其實並非要與六四事件中的是非黑白切割，而是要與「六四退場論」切割，與「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這條溫和保守的抗爭路線切割。

年輕人要切割的是溫和路線

年輕人不認命，相信抗爭，拒絕遵循上一代留下來的社運老路，反國教時學生突然絕食，雨傘運動時衝進公民廣場以及後來群眾衝向政總而觸發催淚彈，統統都是不按傳統泛民牌理出牌的行為，當然，後來再衝政總的成敗已有公論，但總的而言，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那套承襲自六四的溫和妥協路線。

各方論爭誰對誰錯，我沒有能力在此判斷，我只想嘗試釐清彼此到底在爭論些什麼。支聯會的領導也許覺得，自己為民主奉獻了大半生，竟然會換來如斯質疑，實在氣結，但還是那一句，把個別本土謬論抽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但要了解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切割什麼，並適時改變，運動才有可能走下去。

文 伍瑞瑜

編輯 葉雨舟

Vic：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基本上是虛的，甚至可質疑是假的。今年支聯會製作《六四答問》回應青年質疑，其中第九條問題是「為甚麼不回大陸建設民主中國」，而答案真係令人笑出來：「他日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我相信不少人會回內地協助建設民主。正如五、六十年代不少攜同家眷、財產回國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一樣……」（全文見 http://goo.gl/zDJt1K）

司徒華其實老早就與中共有默契，支聯會基本上只是在香港擺出民主反共的姿態，不會真正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連中國的維權運動也不會涉足。這是司徒華2010年10月親口說的，見《明報》〈華叔的最後五課書〉第二課：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Vic：「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之後的停頓，真係意味深長。〕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http://hktext.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873.html）

伍瑞瑜 - 如果警察崇尚暴力——看看對岸的美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旺角清場時，岑敖暉再次登上國際傳媒。五六個全副武裝孔武有力的警方精銳部隊，合力把已舉起雙手的岑敖暉制服。岑敖暉堅毅不屈的眼神，與那批兇神惡煞的警員成強烈對比，美國《華盛頓郵報》配以標題「The battle for Hong Kong's future, captured in one powerful image」，說明了一切。

在學生與警察之間，外媒選擇了站在學生一方，只可惜，不少香港人並非如此。當殺紅了眼的警察拿着警棍狂揮亂舞之時，身繫藍絲的大聲叫好，「忍你好耐，終於可忘情兇狠痛痛快快地打」，對雨傘運動已生厭倦的，則對警察的暴行選擇性失明，就是如此，社會把崇尚暴力的惡魔釋放出來了。

擁有一支崇尚暴力的警隊，社會會變成怎麼樣？可看看最近的美國。

美國紐約市大陪審團周三（12月3日）決定不起訴今年7月「箍頸」制服手無寸鐵黑人小販致其死亡的白人警察，引發千計示威者堵塞多處地標及街道抗議。這是繼一周前密蘇里州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槍殺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後，又一爭議裁決。

期待市民對警權絕對服從

這其實只是近年連串警察濫用武力的其中部分案例，事件除引來美國式「佔領行動」抗議外，更引發美國人討論，一個警察肆意使用武力的社會，到底會帶來什麼代價，社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才能把局勢扭轉。美國網上雜誌Slate周四（12月4日）刊出長篇文章，詳細分析美國警察的暴力文化，以及部分地區如何從警察訓練入手，嘗試減少警員濫用武力。

文章標題開宗明義說明了立場，「When cops' first instinct is to use force,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that people will die」，如果警察的第一本能就是使用武力，有人被殺是必然會出現的。事件當然與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的歧視有關，但司法制度出現漏洞，讓黑警逍遙法外，則令問題更加嚴重。文章分析，制度漏洞令警員「合法地」使用武力而毋須受到制約，更嚴重的是，這已令警隊滋生了一種文化，期待市民對警權絕對服從（expects absolute obedience from orbinary citizens）。

不必要動武「慣常做法」

曾有資深警員投稿《華郵》明確指出，要避免民眾被警員以武力對待，要負上最大責任的反而是被截停搜查的民眾，而非警員：If you don't want to get shot, tased, pepper-sprayed, struck with a baton or thrown to the ground, just do what I tell you. Don't argue with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tell me that I can't stop you, don't say I'm a racist pig, don't threaten that you'll sue me and take away my badge. Don't scream at me that you pay my salary, and don't even think of aggressively walking towards me。（如果不想被槍擊、噴射胡椒噴霧、被警棍擊中，甚至推倒在地上，就要跟從警員的指示做。不要跟我爭論，不要說我無權截查你，不要指摘我種族歧視，不要恐嚇控告我，不要大叫你出糧給我，更不要挑釁地走向我。）

美國司法部長Eric Holder更表示，研究顯示部分地方警區警員對使用不必要武力毫不留情，更已成為警隊的「慣常做法」，有重達300磅的警員在警車上向比他矮8吋並上了手扣的13歲少年拳打腳踢至頭破血流。由此可見，縱容警員濫用武力，已令警隊出現「執法者大晒」的心態，警員自覺在替天行道，為了「正義」可以不擇手段，民眾不想無辜被打，就要乖乖聽話，否則後果自負。

更新訓練指引 強調尊重生命

結果，慘劇不斷發生，國民不得不反省警隊文化到出了什麼問題。Slate這篇文章指出，美國部分地區已嘗試作出改變，費城警區由調整訓練指引入手，試圖改變警隊的文化。警隊更新了訓練指引，強調尊重生命（hold the highest regard for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及致命武力只有在最極端的情况下才能使用（application of deadly force is a measure to be employed only in the most extreme circumstances），重點對警員進行「再教育」。結果警察開槍擊斃民眾的事件近年大幅減少，由2012年的16宗下降至今年的只有3宗。

文章最後呼籲，社會必須汲取教訓，痛定思痛改變警隊文化，否則慘劇定必重演。

美國的情况，有否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那些在旺角與金鐘揮舞警棍、肆意往已舉手投降甚至正在後退中的示威者身上打、出言侮辱示威者「耶X」、返屋企湊女的警員，是否都有美國警員這種「執法者大晒」的心態，自覺在替天行道，為了「正義」可以不理警例不擇手段，民眾不想無辜被打，就要乖乖聽話，否則後果自負？香港警員是否都在期待市民對警權「絕對服從」？

縱容警隊濫用武力的後果

部分港人由於討厭佔領，以「警察都係人，壓力下都會有情緒」作解釋，對警員濫用武力的行為隻眼開隻眼閉。公眾有否想過，縱容警隊濫用武力，等同把警隊的心魔釋放出來，令警隊好像美國那個300磅的警員一樣迷上武力，日後「七警」只會更聰明地選擇施暴的場所，避過傳媒的鏡頭。

由於過度的武力成功令示威者懼怕，把催淚彈無法做到的清場「勝利完成」，達成政治任務，政權更需要警隊的效忠，只會縱容甚至樂見其成。一旦警隊因而獲得政治獎賞，欲罷不能，把什麼警例、最低武力、武力須與罪行相稱等原則統統拋諸腦後，最終讓武力成為警隊的常態文化，甚至如部分美國警察般，成為first instinct。

民眾也許會認為，只要自己不沾政治，警隊崇尚什麼文化也跟我無關，這想法只是一廂情願。誰能保證自己一生也不沾手政治？民生往往就是最大的政治，誰能保證自己永遠不會成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需要走上某程度的抗爭？當居民瞓馬路阻擋堆填區污水處理廠甚至是屏風樓時，已經長出野性獠牙的警隊，會輕易的放棄亂棍把抗爭者打走的快感嗎？

暴力文化一旦在警隊植根，必須費上九牛二虎之力方能扭轉，就像美國要由最基本的警隊訓練做起，成效如何，誰能保證。公眾可以不同意雨傘運動升級，甚至有權連雨傘運動也不認同，但若然公眾對警察濫權視而不見，受害的最終只會是自己。但願香港不會好像美國一樣，要付出慘痛的人命代價後，才能清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