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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8日 星期日

顏純鈎 - 誤入革命 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讀夏濟安著《黑暗的閘門》

星期日生活   2016228日 

【明報專訊】知道夏濟安的香港年輕人應該很少,若說他是夏志清教授的哥哥,就會有一點聯想,若說他是白先勇、劉紹銘、陳若曦等著名作家學者的老師,那就大體知道他的來歷了。
最近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夏濟安教授的幾本書,一本是他的論文集《黑暗的閘門 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還有兩本是《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上下兩卷)。「書信集」有大量史料,合該慢慢讀,這本《黑暗的閘門》研究的對象,都是我有興趣的現代文學作家,因此先讀為快。
這本書包括六個章節:一、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二、蔣光慈現象;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四、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五、五烈士之謎;六、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還有一篇附錄: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作者選取這幾個對象均有相當的典型意義:瞿秋白是作家兼革命領袖;魯迅是作家兼革命同路人;蔣光慈是作家兼革命逃兵;五烈士是作家兼革命犧牲者;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則是左翼文學正式回到黨的旗幟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整部著作研究的就是文學與革命的關係。
瞿秋白:性格不宜搞革命
很不幸,中國近現代文學,從「五四」開始,就幾乎是一面倒的左傾,開啟民智、變革社會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志向,激進的心態被外來的新思想武裝起來,以嶄新活潑的形式佔領新文學的舞台。一方面,一些左傾的青年文學愛好者很快被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發現並吸收,另一方面,那些急於以文學救國的青年,也紛紛投奔到共產黨門下,以汲取集體的力量。文學與革命合流,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但革命與文學具有先天的互相排斥的傾向,這卻是大多數左翼作家沒有清醒認識到的,或者他們的文學初衷被革命激情蒙蔽了,或者革命的急迫性與文學的永恒價值不可兼得的形勢下,文學被迫讓步去服從革命,總之,很多左翼作家以熱愛文學始,卻以服從革命終。服膺文學文學則生,服從革命文學則死,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於此注定。
夏濟安先生選取的這些人物,都同樣追求正義、公平和自由這些永恒價值,他們都富於文人氣質,憎恨萬惡的獨裁統治,希望通過社會變革,改變國人的命運,建立更加合理和進步的社會。他們的主觀願望與共產黨的政治訴求不謀而合,因此很自然地成了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但這些人本質上都不是職業革命家,他們都有一點浪漫氣質,有的甚至憂鬱、孤僻,比起冒險犯難、冷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們更熱中於以筆為槍,討伐獨裁統治,喚醒民眾,追求美好新世界。
夏濟安論瞿秋白:「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一位追求『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麵包的朝聖者,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如此矛盾、複雜、多面、軟弱的人,做一個對世事人生有豐富感受力的作家,應該可以勝任,但做一個革命領袖,就力不從心了。
革命不是瞿秋白這種性格的人幹的,革命是毛澤東那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人幹的,是鄧小平那種三起三落堅忍不拔的人幹的,瞿秋白誤入革命,喪送他的才情和豐富內心世界,他的悲劇也是整個左翼文學的悲劇。
魯迅:為革命放棄文學
在左翼文學陣營,魯迅得到毛澤東至高無尚的評價,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無可取代的地位,在他死後,被共產黨視為「左翼作家」的旗手。
魯迅在生時,共產黨一直扮演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共產黨也一直受到國民黨的追剿與迫害,在魯迅看來,正因為國民黨的統治太黑暗,以至站在黑暗對立面的共產黨,就順理成章成了追求光明的正義力量。可惜魯迅對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複雜、殘酷了解不深,他接觸的只是瞿秋白、馮雪峰這些革命文人,直至引瞿秋白為知己(魯迅贈秋白聯: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而瞿秋白,正如他日後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也不是如假包換的作家,他只是半吊子革命家兼半吊子文人。
正因為同情革命,魯迅後半生一直在「戰鬥」中,他放棄了小說和散文寫作,集中精力在雜文上,以雜文為鬥爭武器,對付營壘內外的敵人。
魯迅嫉惡如仇,又因患病和孤獨而焦躁,因此不惜與包圍在身邊的敵對勢力纏鬥,夏濟安教授敏銳地指出:「魯迅內心本就陰鬱,他又出於自我保護,對一切假想或真實的敵人都心存戒備,他的作品更不時透露出被迫害妄想症的徵兆。」「他不僅敏於偵敵,也樂於應戰。」他的雜文令對手們望風披靡,但也耗費了他太多心力,使他作為一個文學作家的創作成就打了折扣。魯迅自己也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什麼是「正經事」?當然是他所熱愛的文學創作,但為左翼文化陣營做了那麼多,為何又覺得「枉費」?這又反映了他在與周揚等共產黨高幹周旋中,察覺自己與真正「革命」陣營之間有不可調和的觀念衝突,而他又無法改變什麼,因此不免感慨。
夏濟安教授不無惋惜地說:「魯迅作為小說家,起勢極好,卻未能持續,這大概可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謎。」
關於魯迅與革命的關係,夏濟安教授有一個精闢的看法,他說:「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革命的另一面」是什麼?不就是魯迅視之如寇仇的黑暗政治嗎?文革後,著名演員黃宗英回憶,有人問毛澤東魯迅要是活到解放後會怎麼樣,毛澤東毫不掩飾地說,要嘛他會噤聲,要嘛他會在牢裏。起魯迅於地下,聽到毛澤東這句讓人膽寒的話,魯迅又將作何感想呢?大半生為革命鳴鑼開道,不惜折損了自己的文學事業,大聲疾呼,孤身面敵,而最終那革命又與他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如此看來,魯迅也不自覺地誤入革命了,正是: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夏濟安教授論述的王統照和柔石、殷夫等五烈士,也都不同程度地誤入革命,王統照沒什麼才情,只做了一段時間的革命宣傳,後來經不起革命的殘酷鬥爭而做了逃兵。五烈士雖然慷慨赴死,但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黨內鬥爭而被黨的領袖出賣。雖然各自的文學成就都不高,畢竟都是熱血青年,有一定的才情,他們的作品無不帶着那個時代鮮明的特色,如果不誤入革命,他們的創作或有機會提高,而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作家,也比枉死在政治鬥爭的絞肉機裏強百倍。
延安文藝座談會:「殺」左翼文學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大部分左翼作家都已歸入革命陣營麾下了,當時眾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被分派做不同的革命工作,因為成員複雜,思想混亂,有必要作一次政治動員,以毛澤東思想統一這些文人,讓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從這次座談會起,左翼文學正式變成革命的工具,文學失去應有的獨立地位。如果說之前在敵佔區的左翼文人還有某種文學自覺的話,那麼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這一點文學自覺也被剝奪殆盡了,文學成了徹頭徹尾的侍從,奔走於革命的鞍前馬後,俯首屈膝,唯命是從,只有宣傳鼓動、歌功頌德的職責,再沒有獨立的生命了。
對此,夏濟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毛澤東)認為,只要文藝還在個人或小團體的控制之下,不論他們如何支持黨的事業,就總有可能發出質疑、反對的聲音,要求公正、獨立思考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力,繼而從根本上削弱黨的勢力。」
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至此無可挽回。從那時開始,到四九年中共建政,再經批判電影《武訓傳》、評《紅樓夢》、批判胡風、反右等政治鬥爭,直至文革登峰造極,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歷劫苟活,身心俱殘,他們之中,再沒有出現值得流傳後世的優秀作品(魯迅從未正式接受黨的領導,他的大多數小說和散文精品,都在左聯成立之前創作),反而遊離在左翼文學陣營之外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以真正具文學永恒價值的作品,受到後世的景仰。
文革後,胡耀邦倡導寬鬆文藝政策,解放了大批作家藝術家,也出現一批有分量的好作品,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陳忠實、閻年科等,領一時風騷,但作家藝術家的好景沒有維持很久,近年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又死灰復燃,中央下令「七不准」,最近更出現「傳媒姓黨」、歌頌總書記的諂媚詩等等,中共奴役文學藝術的老毛病故態復萌,如此看來,革命的幽靈還徘徊在中國文人的頭頂,夏濟安教授當年對中國左翼文學的論述,也遠沒有過時。
看這部書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全書字裏行間充滿夏教授洞悉文學本質的精彩論斷,那些豐富的背景資料烘托出來的人物精神面貌,被革命裹脅的左翼文學的尷尬與貧乏等等,無數閃光的意念,都以典雅的文字如行雲流水寬舒自在地表述出來,從來讀論述文字,都沒有像《黑暗的閘門》那樣,有如讀一篇篇韻味深長的散文那麼過癮。
《黑暗的閘門》典故來自魯迅的一句話:「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肩住閘門這個意象,可能來自《隋唐演義》,其中江湖好漢雄闊海危急時扛起城閘讓眾英雄出逃,最後自己被千斤閘壓死。
魯迅用心良苦,可是現在回頭看去,他雖然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年輕一代出走,可惜他不知道在閘門之外,並沒有寬闊光明的地方,有的是更深重的黑暗。


文:顏純鈎
編輯:蔡康琪
圖:網上圖片、資料圖片

2015年6月20日 星期六

顏純鈎 - 光影風華——一個時代的美麗與哀愁

明藝‧評論   2015620

謝芳與上官雲珠曾在電影《舞台姐妹》共同演出。〔資料圖片〕謝芳與上官雲珠曾在電影《舞台姐妹》共同演出。〔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時光無情,什麼都會過去,繁華不可長在,美麗轉瞬即逝,對中國人來說,唯有苦難長相隨,莫非這是我們的宿命?

有如此的感慨,是因為不久前在電視上看到一套陳年舊片《舞台姐妹》,因此聯想起我們那個時代一長串女明星的名字,她們有的早已香消玉殞,有的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國色天香的一眾麗人,彷彿一個時代的背影,相繼掩入歷史,而一個被金錢武裝起來的革命中國,又在雷聲隱隱的原野上甚囂塵上。

《舞台姐妹》並不是一齣值得留戀的影片,雖然文革中大受批判,但整部戲的基調正是泛政治文藝政策下的產物,如此正邪分明,主題明確,故事足夠老套,人物標籤化。擔任影片女主角之一的謝芳,扮演充滿正義力量的崑曲女演員,拒絕金錢引誘,與惡勢力鬥爭,結局當然邪不能勝正。這樣的影片值得今日再提起,當然不在影片本身,只在謝芳。

謝芳以《青春之歌》成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孩子,憑着一雙深幽幽的大眼睛,渾身蘊藉的書卷氣,令革命年代的激情有高度傳染性。鬥爭使人性粗糙,唯有美麗不可抹煞,即使旗袍臃腫埋沒了身材,怒目相向時容不下溫柔靜雅,但美就在那裏,令人目眩。我們那時覺得,革命合該是美麗的,崇高與壯烈,血與火,說到底,都不是為着縱容醜陋,為着煮鶴焚琴,而如此美麗的女子獻身拯民於水火的偉大事業,使那些殘酷的歲月有相當的合理性。

謝芳與香港有點緣份,她在香港居住過兩年,父親是神學院教授,一九五○年她十五歲時才回大陸。《青春之歌》與《舞台姐妹》之外,她還主演過根據左翼作家柔石的中篇小說改篇的《早春二月》,三部影片在文革中都受到猛烈批判,被斥為資產階級情調、投降主義等等。幸運的是,謝芳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革命狂飆中,竟沒有遭遇太多苦難,文革後她復出影壇,還拍了不少影視作品,直到兩三年前還參與幕前演出,只是年華老去,又攤不上好角色,她從此也沒有什麼作品讓人記掛了。

兩位命途坎坷的女星

與謝芳在《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都合作過的上官雲珠,命運就完全不同了。上官雲珠容長臉,丰韻襲人,有一種世故的風情,或許因為演得太多歡場女子的角色,她總讓人聯想起舊上海十里洋場的民國江湖。在中國電影史上唯一一部有史詩氣魄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裏,她飾演一個漢奸夫人,我忘記在什麼場合居然看過這部陳年黑白片,只記得她煙視媚行,一身風塵味大搶風頭。

上官雲珠大謝芳半輩,在《舞台姐妹》裏演一個次要角色,但《早春二月》的文嫂卻擔戲頗重。她演的寡婦文嫂,一個企望愛情又內心膽怯的民國女子,最終敵不過封建勢力自殺身亡,那部影片憂鬱傷感的情調,後來也成了文革大批判的標靶。上官雲珠還拍過一些革命題材的影片,不過都格格不入,她身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工農兵的味道。

因上海市宣傳部長張春橋的安排,上官雲珠被毛澤東召見,後來在一次伴舞時,她向毛澤東訴說自己因丈夫的政治問題受牽連的委屈,事後她的境遇有點改善,可惜文革很快就來了,她的日子陰雲密佈。文革中有小道消息,說毛澤東「寵幸」過的女性名單中,有上官雲珠的名字,這種事情當然無從證實,但其時為上層鬥爭「日理萬機」的江青和林彪,都撥冗成立「上官雲珠專案組」,不擇手段要她交代與毛澤東的關係,可見伴舞和薦枕都是政治,預後凶險,不是好玩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經過專案組搧耳光拳打腳踢審訊兩個多小時後,上官雲珠被警告第二天要繼續交代,但她明白自己的生路走到盡頭了,她不想再向他人交代,只向自己作了最後的交代,凌晨時分她飛身跳樓自殺,終年四十八歲。

與上官雲珠一樣命運坎坷的還有另一位明星楊麗坤。楊麗坤只演過兩部影片,一部是成名作《五朵金花》,她憑這部影片榮獲埃及開羅第二屆亞非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獎;另一部是《阿詩瑪》,這是中國首部寬銀幕立體聲歌舞片,文革中兩部影片都毫無例外地遭到猛烈批判。

楊麗坤在被批判時竟然說:《五朵金花》是周總理肯定的影片,江青要批判它,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那時她才二十四歲,出生在窮鄉僻壤的彝族家庭,心靈純淨如空谷幽蘭,政治理解能力只有小學生水平,她不知道當時江青已經一手遮天,而作為共和國元勳的周恩來,都要看她的臉色做人了。

楊麗坤的美是山水鍾毓靈秀,圓圓臉,兩隻眼睛會說話,笑起來滿臉陽光。十二歲入雲南歌舞團學舞,一九五九年被《五朵金花》的導演偶然發掘出來,此後又主演《阿詩瑪》,紅到國際影展上去。可惜好日子太短暫,文革中《阿詩瑪》被康生斥為「宣揚愛情至上」,遭到殘酷批判,楊麗坤被關在舞台下陰濕的黑房間裏,日夜不停審訊鬥爭,精神崩潰。從此她頻頻進出精神病院,憔悴虛胖,臉色灰黃,目光呆滯,直到一九七一年嫁給一個普通的上海工人,她長久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裏,是生是死。

文革剛結束,老電影工作者陳荒煤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阿詩瑪,你在哪裏?》,這篇文章引起上海記者的注意,終於把楊麗坤從茫茫人海中打撈了出來。她生了一對雙胞胎,家庭生活應該平穩,但有時仍會發作精神病,跑到電影製片廠門口去,說要等她的愛人。

楊麗坤五十八歲死於腦梗塞,一生只演過兩部影片,卻為這兩部作品賠上沉重的生命代價,就像一道流星,劃過深沉無垠的夜空,無聲無息地殞落。

三位生活平穩的女星

和楊麗坤一樣圓圓臉的王曉棠,是她們那一輩明星中最幸運的一個。王曉棠的美是那種無可挑剔的美,五官精緻,氣質脫俗,一個技法純熟的畫家,依自己想像中的中國美人的理想模樣,畫一幅油畫出來,那就是王曉棠。可是真正懾人的美,總要多少帶一點異樣出格,令人生出一點好奇和想像,王曉棠美得來太規整,太圓滿。

說起來王曉棠也主演過不少令江青們咬牙切齒的影片,她在《英雄虎膽》中演一個美軍特務,風騷蝕骨,扭腰擺臀大跳倫巴舞,令全中國的男觀眾神魂顛倒。她又和男明星王心剛合演過以海軍軍官和民兵女隊長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的《海鷹》,片中一個坐在吉普車上吃蘋果的鏡頭,因為吃得太美了,也揹上「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罪名。

她的演技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是根據長篇小說改編的《野火春風鬥古城》,在片中她一人飾演金環、銀環兩姐妹,都是國統區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姐姐性格剛烈果敢,妹妹熱情天真,王曉棠細緻把握人物性格的分寸,演出廣受好評。

文革中她也被下放六年,幸運的是得到所在地幹部群眾的保護,似乎沒遭什麼大難,只是兒子因病無人照顧不幸去世。文革後她回到八一電影製片廠,還參與策劃拍了一些影片,保持政治正確,官至廠長書記,軍銜少將。

另一位一生平穩無大風浪的女明星是王丹鳳。多年前蔣芸女士請王丹鳳和她先生柳和清吃飯,我有幸叨陪末座。我在內地時看過她主演的《護士日記》和《女理髮師》,那時面對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很安靜地坐着聽大家說話,年華老去了,眉眼間的清秀仍不染歲月風塵,彷彿從當年巧笑倩兮的活潑少女,一跳就跳到香港銅鑼灣功德林素菜館,中間掠過生靈塗炭的災難日子,她毫髮無損地回到人間。

可惜的是,王丹鳳也沒留下令人回味無窮的作品,她的美是嬌俏無邪,像鄰家少女,甘於平凡的身世,外面大鑼大鼓風雨交加,她享受小屋子裏的安寧。

另一位至今仍出現在公眾視野的明星,是秦怡。秦怡的美是懾人魂魄的美,高雅而端莊,美得來有侵略性,令人自慚形穢。抗戰時期劇作家吳祖光在重慶初見秦怡,據說「驚為天人」,後來秦怡與韓籍明星金焰在香港結婚,也是吳祖光操辦,主婚人是郭沫若。

秦怡也是容長臉,目光明亮清澈,眼神深沉不見底,語氣不徐不疾,笑起來溫婉,近年頭髮全白了,八十多歲老太太仍舊如中年婦人一般皮光肉滑。經歷過那麼多苦難,她仍保持一種豁達大度的心態,不怨天尤人,人家說她偉大,她說所有的母愛都偉大。她只是默默揹她的十字架,揹到放下了,她還是生意盎然一個秦怡。

她的十字架就是兒子,兒子年輕時就患精神病,直到五十多歲離世,都是秦怡一人在照顧,工作之外,兒子成了最大的負累,不僅要照顧衣食住行,還要陪他看病,進出精神病院。兒子發作起來追着她打,她就滿屋子跑,找地方躲,躲不過了,只好抱着頭任他揮拳,因為她是個演員,要保護自己那張臉。有一次她對兒子說:「你不能再打我了,再打我就給你打死了,我死了就沒有人照顧你」,兒子從此以後不再打她。

秦怡沒拍過多少有影響的戲,最受重視的是《女籃五號》,一個運動員訓練比賽的故事,中間夾雜少量點到即止的愛情。我另外看過她主演的《摩雅傣》,是邊境對敵鬥爭的故事,秦怡在戲中穿起傣族民族服裝,緊身的短掛,難得地性感了一回。據說為了那套服裝她曾經和導演吵架,說導演是想拍一部「色情戲」,在政治禁忌多多的時代,連穿一套少數民族的服裝都有罪惡感。

雖然活得堅強開朗,但秦怡對自己的演藝事業是不滿意的,她崇拜荷李活女明星嘉寶,曾歎說:「像我們這種演員都是什麼哦?都是些不大喜歡的角色,勉強演演。」在自己著作的序言裏,她更提到:「如果生命還能重複一次,我一定不會像今生這樣活着。」

美麗的女演員碰上好的電影角色,這種事通常只看運氣,但在政治鬥爭籠罩生活,工農兵佔領文藝舞台的大環境下,好劇本通常被閹割,導演不敢越雷池一步,演員要按「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塑造形象,在違背人性的政治壓力下,戰戰兢兢附和文化時髦,數十年「勉強演演」的結果,不能沒有遺憾。

她們辜負了自己,時代更辜負了她們。如今她們的時代過去了,逝者已矣,生者難追,她們當年那些「奉命」的作品,大多沒有藝術生命力,不會令後代瞻仰紀念,只合留在電影資料館裏,她們的美麗與哀愁,也只讓懷念她們的影迷同聲一歎。

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沉渣泛起的今日,強盛起來的中國,將有怎麼樣的文化前景,未免令人牽掛,不過這些都與她們無關了。

(作者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顧問。)

2015年5月9日 星期六

顏純鈎 - 讀一點明代小品文

明藝.隨筆   201559

【明報專訊】明代小品文的題材和寫法,都接近當代散文的路數,篇幅短小,文字已近現代口語,身邊瑣事可以隨處發揮,中學生如果想提高寫作水平,多讀一點明代小品會有好處。

據聞因為中學生中文程度低落,教育當局有意增加中學古典文學課程,更有意見要求學生背誦古典名篇。

讀點古典文學,當然對中文運用有幫助,但說到背誦,就變成苦差了,而詩詞一類的文體,今日早已過時,單為領略文字韻味和節奏感,養成一點閱讀的習慣也足夠了。

寫作無非是狀物、述事、抒情、析理,要寫好一篇文章,把這四種技巧好好掌握,也就不過不失,至於能否做出精采文章,那還得看才氣和閱歷。閱讀與寫作,貴在堅持,養成習慣,長期浸淫,好文章隨處都有,只怕無心,不怕無可學的對象。

古典文學中,最接近現代生活的,其實是小品文。明代性情文學盛行,小品文成了流行文類,文人不論做官的落魄的,習慣以短文表達個人情懷,與人交往,喜作短文記載,友朋間信札來往,也多講究文字別出心裁。江山傾圮之際,多有生死興歎,清風朗月之間,可抒天人感懷。寫人擅長捕捉神韻,遊山玩水也多有神來之筆。這種短文都從個人身邊事出發,即使事涉家國興亡,也往往不說空話,只談個人真實感受。

讀明代一些優秀小品文,或覺今人文章不如古人。當然,古人也多有平庸文章,只是能流傳下來的,都經過千錘百煉,淘汰又淘汰,剩下的盡是精品,今日再讀可省去不少挑揀的工夫。真要推薦給當下中學生,不如從中再精選少量不太深奧又容易領會的短文,略加必要的注釋,直接編入課本。

見人生百味

初讀歸有光《項脊軒志》,為之沉吟回味良久,一篇短文表面寫的是家中一間小屋子的滄桑,實際寫的是人生百味。屋子四歷火劫竟能倖存,破敗後又幾經修葺,「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此後叔伯分家,「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於廳」,又一番沒落。

老傭人做乳娘時照顧姐姐,母親聽見孩子哭,以指叩門扉,問是冷了嗎、餓了嗎?老傭人隔牆回答。提起舊事,作者流淚,傭人也流淚。

老祖母怪他整日不說話,像女孩子,家中孩子讀書都沒出息,你這樣用功,可以期待吧?又將珍藏的祖傳象笏拿出來,說是先祖做官時的器物,來日你會用到它——望孫成龍的用心溢於言表。

項脊軒是歸有光未仕之前與家人日夕相處、讀書用功的地方,當其時如坎井之蛙,而精神狀態卻極佳,前塵往事,一一點滴在心頭。文末寫道:「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以枇杷樹煞尾,看似不經意,卻餘味無窮。

這篇短文似隨手拈來,散漫無拘,想到什麼寫什麼,但一種低徊悵惘的心緒貫穿其中,以至從頭到尾讀下來,只覺此起彼伏,互相呼應,有概括性的敍述,又不時輔以細節,人物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一座小屋的滄桑變遷,盡是人生況味。

歸有光的小品不少都涉及情感,最擅長以寥寥數語捕捉人物神韻,寫小婢女煮荸薺,作者回家見到欲取食,婢女抱走不給,又寫她在桌邊侍飯,「目眶冉冉動」,一個小可愛躍然紙上。寫女兒夭折,僕人報喪,想起她已能抱妹妹,作者離家時,「尚躍入余懷中」,而「吾生女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寫母親苦於生養太多,傭人讓她喝螺螄湯以絕經,「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母親去世後,家人請畫師畫母親肖像,「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姐,以二子肖母也。」如此文字,皆讀來令人鼻酸。

筆下盡是智慧和力量

李贄的小品是另一路,筆下盡是智慧和力量。李贄是封建道統的叛逆者,一生憎恨假道學,以嬉笑怒罵的文字,包藏清正赤誠的本心,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一腔孤憤,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文章直抒胸臆,善自嘲,譏諷更不留情面,讀他的文章,學會如何質疑世間事物,如何批判,如何擊其要害。往往數百字直搗核心,一句話把對手逼到牆角,足見他的敏銳和洞悉一切的澄明。

他形容道學先生:「高屣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脣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雖則派頭很大,但卻一肚子草。這種人說起道學,就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李贄駁道:「怪不得羲皇以上的聖人,每天都要燃紙燭而行了。」意思是說,如果沒有孔夫子,萬古都是長夜,那孔子之前的聖人,都要摸黑舉燭走路了。一句話把道學先生逼得落荒而逃。

明末江山傾圮,仁人志士奮起抗清,十七歲的夏完淳戰敗被捕,臨刑前寫了一封信給妻子,一封給母親,滿腔悲憤,字字泣血。國亡家破,一個青頭小子不能扭轉乾坤,只恨辜負了妻子,又不能盡孝於母親。「一門飄泊,生不能相依,死不能相問」,「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為生?」

這兩封信寫得情詞懇切,人之將死,肝腸寸斷,大志未酬,心事難了,少年人仍懷抱未來光復社稷的希望,「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為餒鬼而已哉!」言下之意,明朝還能捲土重來,到時他為國捐軀就成了功臣烈士,朝廷自然不會虧待烈士家屬,今日死別之痛,來日必有報償。

讀到這幾句話,更覺得作者之死是悲劇中的悲劇。為國犧牲義無反顧,但將性命奉獻給一個腐朽沒落的王朝,還指望朝廷有起死回生的一日,真是「我將此心託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不管如何,兩封信寄託一腔悲憤難了的心事,臨危之際尚能以飽滿真摯的文字傳達內心複雜的情感,對一個十七歲的少年,真是難能可貴了。可見當時的年輕人,不但道德上有追求,臨事有擔當,筆下也有功力,今日讀來,仍覺血脈賁張,掩卷內心澎湃。

近現代作家推崇明代小品

在讀袁宏道的《徐文長傳》之前,已知道徐渭。記得徐渭故居一對對聯:「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印象中徐渭就是這麼一個玩世不恭搗鬼捉狹的名士。《徐文長傳》寫的徐渭就豐富多了。一個才氣縱橫的奇人,偏偏屢試不中,到總督府中做幕客,又目空餘子,不得志就放浪形骸,寄情山水。做幕客參與軍事與文案,屢有奇功,書法與繪畫都出類拔萃,可惜因疑心殺了繼室,終陷囹圄,出獄後更狂傲,不給官府豪門面子,卻拿酒和窮苦人共飲。發狂時以斧頭自砍,頭骨揉之有聲,或搥自己的陰囊,以利錐刺兩耳,居然都不死。

才高而命蹇,狂傲便是對抗社會的方式,袁宏道寫徐渭,在同情之餘,也包含對社會不平的抗議。「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氣,百世而下,必有定論,胡為不遇哉!」

袁宏道的文字,在明代小品文中,如不是最好,也一定是最好之一。他的文字傳情達意,善比喻工渲染,想像力豐富,講究節奏音樂性,往往餘味無窮。他寫徐渭的詩:「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評論一個人的詩作,用這樣出格的文字,想像瑰奇,初讀愕然,細品味出,即使當今的文章好手,也要甘拜下風。

袁宏道寫很多遊記,短小有趣,往往寫景又寫人,人在景中,景隨意轉,意隨心態轉。遊山玩水又不忘寫四時天氣,寒食後下雨,他說:「此雨為西湖洗紅」,寒食已晚春,群花不堪風雨,滿西湖「落花積地寸餘」,是為「洗紅」;遊宋六陵,他說:「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寫盡六陵的荒涼鬼氣。他寫《孤山》卻不寫孤山,只寫孤山「梅妻鶴子」的典故,大發議論,說我輩只因為有了妻兒,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遊山玩水而到處留心思,文字每作驚人語,想像奇特又鮮明,於是四時山光水色都有了詩意人情。

近現代作家推崇明代小品的,有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當代作家汪曾祺、賈平凹的散文,也都有明代小品的影子,蔡瀾先生的隨筆也有明小品的韻味。因為明代小品文的題材和寫法,都接近當代散文的路數,篇幅短小,文字已近現代口語,身邊瑣事可以隨處發揮,中學生如果想提高寫作水平,多讀一點明代小品會有好處。

明代小品中唯一不那麼喜歡的,是《菜根譚》之類的所謂雋語格言,以對仗短句歸納生活中的巧思,有的像文字遊戲,有的只是世故鄉愿的口頭禪。現今網絡手機裏流傳最廣的,就是這種以人生智慧為標榜的套話,強求對仗未免呆板,貌似大智慧實乃小聰明,這種文章也就不必謬種流傳了。

(作者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顧問。)

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顏純鈎 - 砌一部香港歷史拼圖——讀《孤獨前哨》

星期日生活   20131027

【明報專訊】近期香港出版物中,有一部歷史著作值得重視,那就是由鄺智文和蔡耀倫合著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這部軍事歷史著作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糾正了一些歷史論述上的謬誤,可以大膽地說,有了這部書,這段香港歷史基本上可以理清了,日後即使再有同類著作,也只是對它的個別修正和補充。

完成這件有意義工作的居然是兩名年輕的歷史學者,鄺智文今年才二十八歲,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剛於去年取得劍橋大學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博士學位,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蔡耀倫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修歐洲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現任慕光英文書院歷史科主任及通識科教師。縱觀本書掌握資料之繁富,論述問題時條理分明、邏輯性強,而對不同歷史資料的梳理與鋪排更有高屋建瓴的工夫,可見後生之輩的學術造詣和專業精神不可小覷。

宏觀微觀切入全局攻防

《孤獨前哨》之前,香港也有零星的著作論及這次戰役,可惜因為資料來源所限,難免流於空疏和片面。在本書「前言三:研究回顧」中,作者列舉了英日兩國大量研究這段歷史的專著,即表明他們在寫作之前與寫作過程中大量閱讀了相關的歷史著作,多方面掌握不同角度敘述的這場戰役,這對於他們分析和歸納全新的檔案資料,顯然是很好的思想準備。本書的資料來源多數屬於第一手,主要源於英國與日本大量的解秘檔案,不少涉及當年兩國政府高層的政治圖謀和戰略思想,有戰後的軍事檢討報告,也有不少戰事親歷者的回憶。這些檔案資料從宏觀與微觀角度切入戰爭場景,使《孤獨前哨》這本書,既可以有全局攻防的大架構,也有局部戰事接觸推進的細節,不單是歷史資料的剖析,更輔以生動具體的敘述。

資料星羅棋佈極考梳理工夫

從不同渠道得來的資料要有機地編織在一起,其間的零碎混亂可以想像,從這個角度來看,最大的難度不是取得資料,而是對資料的梳理與組織,這裏就顯示出作者清晰的思想及嚴密的邏輯。本書以戰前英、日、中三方對戰爭的不同籌劃開始,以戰役的先後階段區分,由攻守雙方的角度,分別陳述陸軍、炮兵、空軍、後勤等不同兵種,再分頭敘述軍隊指揮層及前線士兵在戰地的不同反應,最後還涉及香港市民、民間組織、共產黨東江游擊隊、國民黨陳策部等等,可謂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呈現了戰役全貌。沒有專精的學術訓練,沒有長時期鑽研軍事歷史的經驗積累,要在如此眾多紛繁的歷史材料中保持清醒頭腦,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凡例﹀中作者提到關於時間的紀錄,日英兩國和港府紀錄時間的標準,分別與格林威治時間相差九小時、七點五小時及八點五小時,為統一論述時參照的時間坐標,作者要將不同的時間紀錄換算為一個同一的標準。想像一下,要是沒有這個最基本的處理,在呈現整個戰役的過程時,將要發生多少謬誤!而對戰役的分析,也要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推翻港英防衛疏忽證日軍僥倖

本書糾正了之前一些同類論述中的謬誤,最明顯的莫如反駁英國政府在香港防衛問題上「疏忽又自滿」的說法,又論證了日本軍隊在軍事部署上的混亂,個別軍事行動的成功基於僥倖。此外,也披露了戰事發生之前,三合會對歐洲人發難勒索港府金錢,因為政府未能妥善照顧市民,以致部分軍中華籍人員離隊等等,這些歷史的碎屑多少反映了當年香港的社會情况。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日軍三萬五千兵力,港英只有一萬三千兵力,日軍有飛機轟炸和偵察,英軍則早就失去空軍支援。至於具體的部署和指揮,則在混亂中指向命定的結局。日本人在未發動戰爭前,已有準備利用洪門成員編成「特種工作部隊」擾亂香港,可見其處心積慮,而英軍則要面對內部部分香港人的離心,也反映當時的政治不清明留下了禍端。不管如何,今日回望歷史,那些為保衛香港殫精絕慮、殊死奮戰的外國人(包括加拿大、印度等不同國籍的官兵),都值得我們紀念,他們將自己的熱血撒在遠離家鄉的土地上而沒有任何回報,如果不是這一本書,只怕連他們是否曾經存在過,也在漫長歲月中無人聞問了。

核心價值植根港史

多年來,香港歷史的追尋和書寫一直都零星散亂,這與政府及社會對本土歷史的忽視有關,今日本土論述興起,本土意識增強,日後會不會有更多歷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投入香港歷史的研究,也只好聊寄薄望了。近年來我們一直強調香港核心價值,可是香港核心價值從何而來?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簡單對歐美意識形態的移植,它其實一直都植根於香港的歷史與文化中,可以說,是香港歷史養成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得到很好的保護,香港又近水樓台地浸染西方的價值觀念,這兩方面的潛移默化,使香港從社會底層生出一種外在於政治層面的文化價值觀。一個社會事件發生了,全體市民凝聚出一種態度,無數個歷史事件發生後,一些觀念的共識就產生了。因此如果我們今日大講核心價值,那就不能不回頭去審視我們的歷史,從那裏知道這些價值的由來。

鄺智文和蔡耀倫寫《孤獨前哨》,是用一種砌拼圖的方式,以一個個零碎的片段,把「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這段歷史「砌」出來。同樣的,我們也應該期望,有更多歷史學家用砌拼圖的方式,砌出香港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的歷史,再由這些局部的歷史,砌出香港的大歷史來。

文 顏純鈎
編輯 王芷倫

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顏純鈎 - 陳冠中的《裸命》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1日

繼《盛世》之後,陳冠中又拿出一部長篇新作《裸命》。以一個外來人看改革開放中國的人間世相,陳冠中看到的,很多香港人都未必看到。

《裸命》寫一個藏族漢子強巴和一對漢族母女的情慾關係,以傳統觀念來看,那是亂倫的關係,不過強巴對此沒有忌諱,漢族母女也安之若素,就這一點看來,似乎藏族漢子尚未「進化」,而漢族母女又「進化」得太快了。

陳冠中當然意不在寫亂倫,他的情意結還是中國。

這部小說讀來「妙不可言」,「妙」在好讀,「不可言」在不容易解讀。強巴本是漢族母親梅姐的司機兼雜差,用她的信用卡、開她的車,過的是上等藏族人的生活,但他又要扮演「男寵」的角色,隨時陪梅姐上床尋歡。時間長了,這隻「藏獒」終於提不起興致,召之即來,來之不能戰。後來他發現喜歡上梅姐的女兒貝貝,千里走單騎(開車)進京,尋找自己的意中人。他把貝貝追到手,卻不能維持純粹肉慾的關係,因為貝貝忙於追求社會公義,而他還不明白社會公義是什麼。

改革開放正在瓦解藏族千年封閉的文化,世道雜沓,人心丕變,起初漢族為主人,藏族為僕人,時間長了,主僕關係生變,僕人的個人意識滋長起來,要掙脫主人的綑綁,這是強巴的苦惱所在。對貝貝的愛與對老闆的背叛,二者是交織在一起的,愛的另一面是背叛,而背叛的另一面又是愛。這種複雜的心理,不只是強巴一個人的,大概也是藏族人的「集體無意識」。有意思的是,女老闆對他的背叛卻頗體諒,對女兒撬自己的牆角也沒有大發雷霆,這種現實的態度,又似乎別有所指。

以隱喻去解讀小說,往往容易強作解人,但陳冠中是不是希望通過這麼一個故事,傳達一種以寬容和理性態度去解決西藏多年來的政治紛爭的主張,那就只有問作者本人才知道了。

《裸命》與《盛世》不同,《盛世》以理念為主,故事為輔,理念帶着故事走;《裸命》則以故事為主,理念為輔,故事帶着理念走。因此讀了《盛世》,你明白作者的理念為何,但忘記了故事,而讀了《裸命》,你記住了故事,卻要費力去尋找其中的理念。

但讀小說的趣味不就在這裏嗎?

強巴上京途中,才知道有西藏人自焚,到了北京,竟到截訪黑牢去打工,他的身世開始介入中國的命運。顯然,藏族人與漢族人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小說結尾處,強巴與尼瑪談起被「養」的命運,憤憤不平地說:「……養我又怎麼樣?養我還是不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不喜歡總行吧!」這不只是強巴對尼瑪說的,看起來更是西藏人對中央說的。

小說人物都有飽滿生命,文字如水銀瀉地,花雨繽紛;社會陰暗面觸目驚心,性愛描寫肆無忌憚,說它是性愛小說也不是,說它是政治小說也不是,說它是什麼小說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