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 - 他們好像不知道憲章是可以修改的

2016年7月30日 

【明報文章】憲章的作用，是約束政府與法律。個人要守法律，而法律則不能違憲。議會即使通過違憲的法律，會因為違憲而無效。政府實施的自認合法權力，如果被發現違憲，也會無效。《基本法》也是一樣，要守基本法的是政府，以及香港立法會所通過的法律。但你無法用基本法控告任何一個「個人」，你不能拿着基本法告他侵犯你言論自由。

憲章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天條，憲章是可以修改的。例如美國憲法，經由國會兩院必要人數的三分之二，即可啟動修憲。美國的憲法，在200多年來，也多次修改過。那是明顯的，人類制定的任何條文，往往是依據制定時的社會狀况來設計的。而隨着時間，社會與技術會演化，故條文會慢慢的變得不合時宜，而必須修改，就像機器的零件老化，需要替換一樣。

提出修改憲章的人，自然是對現行憲章不同意的人。但是有權提出修改憲章的人，則是議員。議員成為議員時，固然要宣誓維護憲章，這卻是指憲章的整體。

忠於憲章 才會想推動修改

也就是說，所謂「效忠憲章」，是指「支持憲章去約束政府」的這個精神，並同意「法律與政府不應違憲」。「效忠憲章」，並不等於同意憲章上寫的每一條條文。如果「效忠」代表必須同意憲章上每一條條文，那麼修憲制度和權力的意義何在？正是因為不同意其條文，才會提出修憲；正是因為大家都不同意那條文，修憲才能夠成功通過。

故此，議員不同意憲章上的任何條文，不等於他不忠於憲章。正是忠於憲章的人，才會不同意上面的條文，並想要推動去修改它，修改它是為了讓未來的政府遵守修改後的條文。不忠於憲章的人，他們不需要提出修改憲章，而是直接不遵守憲章，把它視為白紙，形同虛設。

通過違憲的法律，並實施違憲公權力及說成是合法，甚至直接廢掉或不設立違憲審查，使憲章淪為擺設；如果沒有違憲審查，這樣的憲章，寫得再漂亮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制度上它有如不存在。一堆違憲法律與違憲權力存在，憲章也約束不了。諷刺地，不忠於憲章的人，是不需要提出和憲章對立的政見的，因為他絕對是講一套做一套，要不就指鹿為馬，盡做違憲行為再說他是合憲的，反正沒有一個中立的法庭審他是否違憲，他怎說都可以。

一個人聲言提出跟憲章條文不同的政見，哪怕他提出的政見是「反對言論自由」也好，也不能說他違憲。一個人可以效忠憲章，而不同意目前的條文。他有權帶着與憲章不同的政見，參與議會，並推動將憲章換成他所主張的政見。而他就算提出並有份通過違憲的法律方案，例如一條危害言論自由的法律，那人也沒有違憲，那條法律將會因為違憲而被無效化。

故此，一個人抱着和憲章條文不同的政見，那只代表他是一個有意修憲者，而不是一個反對憲章的人。

我有交稅的。想到我交稅養的，是一群對上面的常識傻傻搞不清的官僚，我就想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

鄭立 - 「中國人」是一種宗教

PTT   2016年7月23日

在清末的時候，因為滿清帝國面對多難之秋，一群被清帝國統治的臣民，當時只有滿漢之別，但所謂的漢人，其實也只是一個不斷被重覆回收的詞語，有些人以為漢人是源自漢代，這是把事情刻意搞亂。其實不同時代，用過漢人一詞，所指也完全不同。

例如元代，所謂漢人，指的是華北金帝國統治的居民，哪怕講地理，像福建和廣東這種人，在元代被稱為「南人」，這點你翻歷史課本也有。如果說元代之前漢人都一直是今天的定義，那是明顯是矛盾的。那時候的南方人既不自稱漢人，也不被稱為漢人。

我在讀碩士時，教授講滿清時，就指出了，滿清重新強調了漢人這個概念，在於不同的階級身份，簡單來說，滿人自己當滿人，也就是特權階級。然後再為那些習慣了科舉體系的民族群，歸類為漢人，所以「漢人」並沒有相同的語言，甚至生活習慣，文化，種族（以廣東閩南就十分明顯）都迴異，但對於滿清帝國而言，只是一個統治單位，他們的帝國包括了滿洲，蒙古，西藏，以及關內十八省。如果要講漢人這身份的特徵是：使用漢字，參加科舉。

故此漢人並不是一個民族，漢人是一群被科舉連起來的民族。

清末的時候，為了反清，孫中山主張的「驅逐韃虜」，就是企圖團結所有漢人去反清，事實上，清亡之後，孫中山就跑去南京祭明陵，可見他的用意是自視為明朝的繼承者。他一直強調漢人，這是他說服海外華僑，以及馬來西亞華僑回國去對付滿清的論據，否則，別人為何要為你拼命回大陸搞恐怖活動？

而另一邊的梁啟超，作為維新派，他的想法是包納滿人。所以在1902年才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觀念，其實是回收一個經常在古籍中出現，但定義不清楚的「中國人」詞語，企圖給予新的定義。對，臺灣與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才開始有中華民族這概念的。

當年的歐洲流行的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張自己是一個民族就有資格擁有一個國家的主權。如果認真來說，清帝國應該四分五裂，滿藏回藏各自一族，而漢人也會分裂成多個不同民族。但梁啟超不想這情況發生，他便建立了一個叫「中華民族」的東西，把所有民族降格成為「少數民族」，而中華是一個「民族」，才能變成nation-state的China。

因為需要有「完全繼承清帝國領土的新國家：中國」的存在，所以才創造出「中國人」，因此，中國人這身份，是一種人造的政治工具。

所以，之所以會有「中國人」，本質上就是為了在面對民族主義浪潮時，把清帝國整個領土繼承下來的方法，說得難聽點，中國人這身份，是為了曲解民族主義而存在的。民族主義，原本就是為了瓦解這些中世紀留下來的多民族帝國，即例如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而產生的思想。在這樣的思想下，清帝國也必然會崩潰。

而梁啟超希望的是將整個帝國說成是一個民族，當然他沒有想像到，他這樣的曲解，會引致日後文化清洗，文化迫害和認同清洗的後果。他間接令到很多文化因此被滅絕。因為單一民族國家，強調一種血統，一種語言，一種文化，一個國家（希特拉的說法），而當很多客觀事實證明清帝國不是時怎辦？唯有用各種手段把他清洗到「是」。

但這本來也只是梁啟超的主張，直至去到辛亥革命成功後，清帝國終於倒下時，才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像滿洲，他被日本和俄羅斯虎視，清帝國倒下他們還是需要被保護，而且上面也真的有資源，而明顯地，在清帝國這麼長久的統治下，華北與滿洲已有很多不可切割的政治以及經濟關係。所以孫中山理想的驅逐韃虜把他們趕回滿洲，這個概念，不合政治現實。

所以不久之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被迫接受梁啟超的主張，就是把滿漢蒙西藏，民族融和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回收「中國人」一詞。其實就是為了在論述上建立基礎，去處理滿洲西藏新疆等問題。不然，你都驅逐韃虜了，滿洲關你甚麼事？

而中國人的概念，去到抗日戰爭時，得到最大的強化。面對日本的侵略，各地的民眾感到無力，期望各個政府團結起來（這也是「民國無雙」第二劇本的劇情），但你知道這些各地政府一直都互相爭戰，互鬥，根本不會團結。

在這時候，中國人就成為了一個「道德」，大家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共抗日本的侵略。中國人的思想，就在此時修成正果，其實重點是這時候這些受侵略者，需要團結，當他們需要團結時，就發覺，那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共同擁有中國人這身份，再說服大家不要互鬥。張學良為何要西安事變？你要明白對他來說有感情的地方是東北。

故此，中國人身份的訂立，是大日本帝國侵略的副作用。而在二戰之後，因為深受戰爭之害，不論失去所有東西來到臺灣的國民黨，逃難而一無所有的香港人，以及不斷政治運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中國人這身份是從苦難中得到了確認。而成為一種思想。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影視，「中國人」觀念這麼強烈，就是這樣。這是痛苦所引致的，大家希望大家都變成強大的「中國人」，這樣就不會再受戰爭之苦。問題是，去到時間再過去，這些人當中又會有人成為了侵略者和戰爭的源頭時，中國人這身份，就從保護到者的工具，變成侵略者與統治者的工具。

如果你閱讀清末民初的文獻，你會發現，其實當年的人沒今天那麼含糊，例如廣東那時的文獻，就會把「潮汕」，「廣府」，「客家」直接視為三個不同的民族。而不像後來講的「民系」。

總之講來講去，中華民族或中國人三個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怎樣將前清帝國的疆域，置於一個政治實體統治的理由，所以才會拗來拗去，龍門亂搬，一時說國籍是中國就中國人（馬來華人：...），一時說用漢字就中國人（日本人：...），一時說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亞洲：...），一時說「漢族血統」（新疆人：...），一時說自古以來某王朝統治（越南人：...）因為他的存在目的，就是盡可能吸納所有定義，去擴大統治範圍。裡面的東西自相矛盾，並沒在意過。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說，你不是中國人，好，這是「中國」的土地，所以你滾。

所以你跟隨他們的論述跳舞，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們講血統，你說你沒血統。他們講國籍，你說你沒那種國籍。他們講中文字，你說你用的中文字不同，都是多餘。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個令你拉上他們關係的所謂「論據」，如果你跟著他們的理論談，九成去到最後你還是「被中國人」，其實就算臺灣人有漢人血統，用漢人用的文字，有個「中華民國」的國籍，這些都只是一些沒意義的廢言，只要你看穿，中國人只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野心和統治意圖時，你知道重點是直接指出這種醜惡的內在。

甚至再直接一點不討論，說總之我拳頭大我就是對。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你會發覺爭論血統，或者中國人定義，其實沒有意義，因為中國人三個字，絕對是先射箭再畫靶，先確立了自己對那地方的主權。再去找理由，不是有了理由再去找誰是中國人，而是我想誰是中國人時，我總找到理由說他是中國人。

同樣地，他們想趕走你時，你也會立即不是中國人。例如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破門令，他不是看你是否信主，而是「我說你不是信主的就不是」。

以上的中國人思想，變成了信念，而在二十世紀不斷的散佈，形成了一種宗教，信奉者都自稱為中國人，所以中國人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跟基督教，穆斯林，沒有分別，擁有這種宗教思想者，你可以叫他為中國人，這也是為何馬來華人，海外華僑，明明他們的國籍早已是該國，都還是自稱中國人。如果你把他理據為「英國穆斯林」，那麼「英籍華人」其實也是同一種東西。

這也是為何中華民國會承認雙重國籍的理由，因為當初中華民國就是經由信奉這思想的不同國籍的人建立的。

故此，沒有一群人是否「中國人」的問題，就像西方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大部份都基督徒，我們可以說那是個基督教民族，基督教國家，同樣地，香港人和臺灣人，他們可以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如果大部份人都這樣相信時，也會有基督教國家那樣的效果。但當大部份人都不相信時，則也沒辦法稱他們是中國人，假設哪天某個中東國家，沒有任何人相信伊斯蘭教時，我們也不能說他們是穆斯林。

甚至未來，可能是四川，上海這些地方，這種宗教慢慢的退潮，那麼他們也不會再是那個面目含糊的「中國人」，而重新產生他們自己的色彩。當然，中國人之所以這麼喜歡迫別人做中國人，就和那些宗教一樣，總是認為普天之下都要信他們的真主，厭惡異教徒。人類自古以來都如此，他們也一樣。

所以這不是「是不是」的問題，而是「信仰比例」的問題，那麼，我的答案是，這個宗教在香港新一代的信仰比例，急速的下降。但即使是上一代，土生土長幾代的香港人，其實不少都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例如我上次在大學論壇時，就有個中年婦人，說，她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她這麼多世代都是在新界生存的，但她同情那些建設民主中國者。

基本上，我認為人類有宗教自由，所以有人要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我是沒意見的，但是他們不能迫別人承認是，也不能假定別人是，更不應該提倡政教合一，將中國人身份跟任何政治意圖，統治權力，土地主權，混為一談。

鄭立 - 你討厭政治，那你喜歡權術嗎？

鳴人堂   2016年7月4日

「我討厭政治」，「我政治中立」，「我不講政治」，這些話，已經是我們上一兩輩人的口頭禪，經歷過二十世紀至今的諸種動盪，香港的暴動，臺灣的戒嚴，社會彌漫著一種政治恐懼症。我們認為，政治是污穢的，政治好像只能為人類帶來鬥爭與痛苦，人類想要幸福的生活，就應該討厭和避開它。

有人說過，政治是眾人之事。甚麼是政治？不厭其煩的說，政治的本質，其實就是人事。不論人與人之間的相愛、相恨、相厭、排斥、合作、妥協、壓迫，都是政治。如果創世紀是真的話，那麼政治誕生的一刻，就是上帝從亞當的肋骨中創造了夏娃之時；當這世界上出現第二個人類，政治也同時誕生。

所以，會有所謂的辦公室政治，如果你的工作是獨自一人看守燈塔，是不會有辦公室政治的。但處於一個有兩三個同事，大家一起工作，吃飯，休閒的環境裡，辦公室政治就會出來。在家庭裡家人的相處也是政治，而擴張到一間課室、一個家族、一支球隊，一個俱樂部，人與人間相處就是政治。

政治也像廁紙，人去了廁所，就要擦屁股，擦了屁股之後，廁紙自然是髒的，令人厭惡的，你討厭一張擦過屁股的廁紙，想要他遠離自己的視線，丟進馬桶裡沖掉，是很尋常的事，是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說，因為討厭政治，而不理會、不去理解不去參與它，你以為是怎麼回事呢？那就是說，因為你討厭擦過屁股的廁紙，所以你決定不擦屁股，去完廁所之後就這樣站起來把褲子穿上，這樣，就不會有那張令人厭惡的廁紙了。

人與人相處，團體與團體相處的衝突，你不用「政治」去解決的話，是否問題就不用解決呢？當然不是，你不解決衝突，衝突就會惡化。但是人類還是想要處理衝突的，當大家都討厭政治，回避問題，而只有少數人參與，政治儘管存在但會產生質變——變成一個個懶人包。

這個懶人包，就叫作「權術」。所謂權術，簡而言之，不是解決問題，反而是倒過來解決問題所涉及的人。先旨聲明，這並不是說殺了他們，權術是利用人類的弱點，使用言語、感情、抹黑、恐嚇與利益關係等，讓大家即使看到問題存在也不再對它發表意見，鎮壓了衝突。

政治是合作性的，一種找出大家能夠接受的界線的行為，溝通互讓，它的目標是消除衝突。而權術是博奕性的，它把所有對象視為競爭的對手，合縱連橫，它的目標是隱藏或拖延衝突。

政治是多方主動參與，大家一起提出問題和解決衝突，找出共存之道。但是你不參與政治，或者抗拒它，這件事就不會發生，政治不發生時，衝突會一直存在。而權術則相反，權術只需要單方面積極的使用，其他人不論他是否想要參與，他們都無法抗拒——成功的權術，使人放棄對衝突做任何事，只敢在背後發牢騷。

這也是為何很多專制，在有能的統治者過世後，出現整體的腐爛、內亂和崩潰，因為統治者透過他精明的權術，把很多衝突隱藏了。但只要失去了那個精於權術的人，這些衝突就會立即的浮面。現在的巴爾幹半島，前南斯拉夫聯邦，就是很好的例子。用較小的角度看，一個不把問題拿出來商議解決的家族，總是像電視劇一樣，爾虞我詐，勾心鬥角。

如果我們抗拒絕了政治，那權術就會代替了政治，維持了秩序。

鄭立 - 公屋階層後代

2016年7月2日 

【明報文章】在我10年前當教師時，教一家band 3學校。我教的班，大部分是新移民的後代。我很喜歡跟學生閒談，從中了解到他們的想法。

我接觸過的學生家長，往往是中港婚姻而來，通常來到香港後就離婚，變成公屋階層，做一份技術不高的服務業維生，甚至要兼職。相比起在中國的生活環境，其實是惡化的，不論是居所的狹窄程度、工作的時數、難以建立的社會關係，使他們來到香港都過得不好，不斷試圖自殺的家長也很常見。

作為老師，我是會勸學生讀書；但是，給的回應，卻是非常的現實。學生問我，為什麼要考好試、為什麼要讀大學。不要以為中學生就是愚蠢，學生其實心水很清。他質疑，各老師常常說讀好書可以改善生活，他看新聞、看報紙，早知道就算讀完大學出來，薪金也不怎麼樣。香港的產業萎縮狹窄，工作的選擇愈來愈少，很多事業根本無從發展。

他能預見到這個營營役役的未來，他再努力讀書，也很有可能做一份自己既不喜歡、收入也不怎麼樣，而且不受人尊重的工作。這些話，是一些中學生、一些新移民的第二代告訴我的。慶幸有網絡，在我不當教師的時候，還是能接觸他們，而知道他們想法的變化。

教育沒有令他們脫離基層

慢慢長大成人，事實就愈變得現實。他們希望能夠得到尊嚴、私隱，他們不希望自己30歲時，還要跟母親在狹窄的地方住在一起。他們之前沒有住屋問題，是因為他們是新移民家庭，但長大後，需要走出自己家時，卻走不出去。

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在香港的租金與資產價格連年急升下，他們租不起外面的物業，更遑論供樓：他們的收入不足以令他們有儲蓄，自然拿不出首期。在租金拉開了跟薪金的距離後，教育已證實不能改變他們的經濟環境。

以前這不是問題，因為他們剛移民來時是小孩，小孩跟母親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終有一天，他們成為成人後，本地成人難以進入公屋的制度性問題，就隨着他們的成長而引爆。他會發覺，這些事情，早在20年前他們從大陸剛剛移民過來時，已經注定了。

我們假定他們只要努力讀書，就能夠有足夠收入，去讓他們買私人樓，這也是個錯誤。教育並沒有令他們脫離基層，因為沉醉於資產金融的香港，並沒有發展出能容得下他們發揮的產業。沒有產業，他們的天賦與知識，以及大專學歷，並不會變成足以讓他們支撐私人市場的收入，更不要說他們相當部分的收入，需要用來扶助他慢慢失去經濟能力的家人的生活。

最終，他們還是只有住公屋的經濟能力。他們需要成家，卻難以得到新的公屋去成家。眼下所見，過得最好的那些，就是加入了政府的那些，例如當上了紀律部隊。可是這又引致另一些問題。當收入穩定而且比起同輩多了一截後，不少就慢慢的失去了同理心，和過去的同學疏遠，甚至心裏覺得自己是成功人士，有點看不起那些過去的朋輩。

而這幾年風起雲湧爆發出來的社會衝突，更令這些過去曾是好同學的人關係撕裂，只因為大家生活的處境，已經相去甚遠。這種情况，在香港愈來愈明顯，而前老師的我，是一直看着這個形勢是怎樣形成的。

林忌 - 向人民幣致敬的香港藝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30日   

九龍灣迷你倉大火，兩名消防員英勇殉職，市民紛紛踴躍為其家人籌款，望能盡一分力，就在港人開始收拾哀傷心情，卻突然莫名其妙見到近年紛紛北上，一眾為香港事長期默不作聲的藝人，突然高調「向前線消防員致敬」，又呼籲市民上社交網站「打卡」，以用作「過百藝人」合唱改編歌的MV云云。

此舉最突兀者，是他們連對「自己人」包括黃耀明、杜汶澤、特別是被《環球時報》生安白造是「港獨」的何韻詩，藝人都集體默不作聲，請問連藝人都不撐藝人，更不要說林榮基了，為何突然撐消防員呢？

上一次香港演藝人集體打卡的活動是甚麼？連撐香港足球代表隊都不敢。而是去年9月，中共的殺人屠夫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閱兵，宣揚中國軍國主義，而香港藝人竟爭相在微博上「向閱兵致敬」，當時已經令香港網民一致劣評；如今這些藝人竟然用同一招，一人一相「打卡」去向前線消防員致敬？這正正就是中共「喪事當喜事辦」的作風，令人作嘔之極。

被市民批評，藝人森美竟反過來說「如果啱都唔敢講，係一個白色恐怖，將來乜嘢都自我審查」，則是絕對顛倒是非黑白了；如果香港演藝人真的沒有自我審查，一直為政治理念及民生課題發聲，又怎會被大量港人劣評？

真相就是何韻詩等人正正是敢言，平日為港人開聲，不但被攻擊，被全面封殺，甚至連海外公司都因此害怕到加入封殺，這種真正的「白色恐怖」，藝人集體沉默，明明沒有義氣的過錯在藝人自己，如今竟「惡人先告狀」鬧市民，甚至說藝人「其中一項工作係教育市民」──究竟是教育市民選擇性失明，還是在遇到無理打壓時要默不作聲，還是要學習「走精面」，見到不公義的事情要「潛水」，見到「安全」又可「抽水」的時候就出來做「攝石人」？其身不正，請問何以教人？

藝人為了生活、賺錢向中共屈服，平日要#向人民幣致敬，市民或能諒解；但請不要把這套相同手法，令悼念消防員的崇高，變成離遠可聞的「人民幣味道」，沾污我們的英雄。

幫政府轉移視線

保安局長黎棟國說「消防工作本身有風險」，這個當然；但風險有幾多？是否人禍？政府種種錯失或者不作為，都令風險增加。政府高官一再呼籲「不要問，只要信」，出了事就「要支持，不要責難」，是幫庸官貪官衰官解脫嗎？最終支持了誰，幫了誰的忙？

由城大屋頂倒塌，到迷你倉欠缺監管消防設施，到844億買高鐵的大陸列車，不符合歐盟標準，只能承受25公里速度衝擊；政府竟認為，靠中國訊號系統的防撞保護，已把「碰撞風險」降至「可接受水平」；政府偷偷繞過立法會，濫用機管局架構瘋狂舉債，花1415億興建香港人不需要的第三條跑道，要繼1997年之後進一步割讓香港的空域，變相令市民承受更多風險，即如本月26日深圳客機違反香港飛行控制塔指示，險撞向大嶼山大佛，此等事只會更常發生。

這些例子都說明，最重要的是實質支持，而不是甚麼「精神支持」的致敬；怨憤，其實是促進社會的動力，特別是面對毫不知恥，也無心為民的政府。明明內裏百病叢生，非大刀闊斧改革，必然藥石無靈。平日對本地事務默不作聲的藝人，在這時集體散發「正能量」，只是幫特區政府轉移視線，為其減輕前線人員的怨氣，令所有檢討不了了之；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又要勞煩網民貼出「人類總是重複相同的錯誤」的圖片，這不是助人，而是害人。

林忌
時事評論員

加送鄭立的fb貼文：

//這不是白色恐怖來的。我就說得直接一點，哪天解放軍要攻擊臺灣或香港時，香港的藝人，如果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就要利用自己積下一生的名聲，為弱勢方說話，爭取國際的支持。而這樣做，你們大概會斷送你們所有的中國市場，可能你們的演藝事業也會畫上終點。但是，身為香港人，你們難道要支持解放軍嗎？你們的意志力足夠支撐你們為香港人說話嗎？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你們面對大是大非會沉默或屈服，我很相信這也是你們面對解放軍武力攻擊香港或臺灣的反應。

這時候你們應該站起來向那支企圖用暴力去實施統治的軍隊說不，但你們真的做得到嗎？如果你們做不到，甚至背後有力量迫你們「支持祖國統一」時，我會預見到很醜陋的情景。

面對現實，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會經常蠢蠢欲動，以害人害己的暴力，去實現霸道的帝國，我說的情景，在未來很可能會發生。這是一個社會的責任，公民的義務。你想站在道德高地，我不反對，但你要這樣做，你就要確定你不會在大是大非前摔下來。//

鄭立 - 大中華主義必將在香港枯死

來源：PTT   2016年6月19日

談談這一點，其實到頭來也跟臺灣有關係，是有歷史緣由的。

香港是真正的英國殖民地，教育系統，原本也是用英文的。如果你看香港早古時期的課本，你會發覺裡面很有國際觀，比起今天的課本，視野要寬闊。因為那是大英帝國極盛的時代，殖民地的教育系統在培養的，其實是能夠縱橫整個殖民帝國的人才。

例如當年香港先施百貨的少東馬文輝（他是第一個提倡香港獨立的人，他在五十年前已提倡香港獨立），就是這樣背景下成長的人。他的視野寬闊，曾去過歐洲，滿洲國做生意。當時的香港人，一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例如上次我去中文大學的論壇，就有一個大嬸在現場說：「我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香港的意識形態變化，是源自國共內戰之後，國共內戰導致了戰後只有幾十萬人的香港，湧入了二百萬以上的難民。相比起臺灣，香港是難民佔了絕大部份，而因為五十年代，國軍預備反攻，共軍則要阻止，香港變成了激烈的意識形態戰場。因為英國人只管英文教育，漢文教育的相關東西，便由國共雙方入侵，他們在漢文教育之餘，混入了大量政治意識形態，特別是強化「中國人」的身份；但必須記著，當年的臺灣人也是一樣的。這是一個「把新一代教育成先天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風潮期。

但不要覺得香港人全是傻瓜，例如馬文輝就指出過，「香港人自認為是中國人，但共產黨與國民黨心裡都認為你不是同類」，而主張香港像新加坡般獨立。不過他太超前了，所以沒造成甚麼迴響。這事實上是英國人對於「中國」的概念沒那麼在意的結果，就是任由外來勢力擺弄，而結果產生了激烈的暴動，英國人才開始警覺到，如果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就會把中國殘酷暴力的政治鬥爭引入香港。兩害取其輕之下，英國人選擇了比較接近臺灣的路線，他們提升了「中文」的地位，也開設了「中國歷史」這科目，而教材正是輸入自臺灣的，七十年代的臺灣，國民黨治下的臺灣。我小時候讀的課本，說國花是梅花，裡面有白先勇。

你看這一點就會明白，因為我們都是讀同一類課本的，我們有幾個世代的人，都是讀國民黨的課本長大的。這其實也不要說香港，臺灣上幾輩的人，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其實不也有這樣的特質。這些課本的影響，持續了二三十年，在我讀中學的時候，香港的課本還是有那種風味。甚至有些香港學生，一直以為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例如昨天有個官員講銅鑼灣書店事件，口誤說「中華民國」，實在就是那種東西被潛而默化了很多年。英國人在不知不覺之下，使香港人變成了黨國教育的間接影響者，所以以前世代的香港人，才會那麼的大中華主義。在香港，其實很像現在的大陸，「大統一主義」長期變成一種道德霸權，如果你說理解和支持臺灣獨立，會被人圍攻，討伐，邊緣化你的想法。

香港人沒有那個「我不准說方言」的狗牌，但是有另外的東西。今天你在大陸，講你同情臺灣獨立，無疑你會被整個社會邊緣化。香港曾經如此，這是不容否認的。例如陳水扁時代，那是十多年前，在那個時代，我和那個香港社會，是格格不入的。我完全明白也看得到，那些人怎樣討厭陳水扁，我當年提出質疑，大家都只會避開跟我討論，覺得我是奇怪的人。我也沒有媒體上發聲的地方，當年的網絡也不發達，所以沒有人知道我有這想法，我很早就覺得，其實香港是錯誤的，臺灣才是正確的。以前的香港人，既不理解臺灣，嘲笑臺灣，一方面自稱追求民主，另一方面又無法認同臺灣獨立。我完全看過，跟這些人打過交道。我完全明白他們的想法，其實他們都隱約知道，臺灣是獨立的，而且臺灣現在這樣子，其實比起一個統一的臺灣，對所有人都好。只是他們不敢對抗那個深植於心底的道德審判，就像「每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一樣，香港人也有一個道德警總，使香港人一面對「國家分裂」四個字時，就會斷線，拒絕討論。

這就是我們的上一代，他們其實不懂說國語和普通話，卻比懂說的人卻自認是中國人，這其實很奇異：香港人最認自己是中國人時，其實和中國人的分別是最大的時候。九七後，香港開始推行中共的洗腦教育，即是那些不斷說服你是中國人的教育，我很記得我在大學時，見過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他卻說了一番很玄妙的說話；他私下對我說，完了，最大的錯誤已經造成，香港將會在幾十年內獨立。你可能難以想像，一個來自北京的失意學者，竟然說這番話，其實年輕的我，當時也認為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香港人自認中國人的原因，是因為不理解中國，當香港人開始理解中國，香港人就會走向完全放棄中國人這身份，這會在下一代發生。他說，如果中國想長久統治香港，就不要教普通話，把交流量盡量控制，以及要含糊掉中國人的身份，盡量令香港人不理解中國，活在對中國的幻想下。這樣，香港人才會一直想像自己是中國人。現在想想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先知，可是我已忘了他叫甚麼名字。

香港九七後的世代成長，香港就開始產生變化，過去自認是中國人的一輩，並沒有那麼動搖。但九七後成長的一輩，則全盤翻了盤，而且也順帶令他們同時理解和認同臺灣為何會有獨立運動。昨天那些嘲笑臺灣的人，今天已四五十歲，而今天你看到的香港人，在當年則只是小學生與中學生。雖然不會是所有中年人都那麼閉塞，或者所有年輕人都友善，但是在知識份子當中，就是有見識的香港人群體裡，思想有很大的變化：香港人越來越理解臺灣，而且，新一代開始認為，香港人需要從臺灣借鏡改革的經驗。

有時我會接觸一些中國的學生，或者所謂的港漂，有時我會接觸香港的學生。你會發現，民族性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你會發覺前者多數講的是個人、自己，以及怎樣爭取更好的物質生活，但香港的學生，卻走向了講社會、集體，甚至有一些不斷說，他不覺得自己能活甚麼好的物質生活，覺得自己有如垃圾，既沒外表也沒內在，但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夠為香港而死，而且死得悲壯，他一定會掌握這樣的機會。難以置信？

我當教師，我和很多學生，促膝詳談過很多話，我聽到這些言論時，一開始也認為是開玩笑的，慢慢我才知道，他們是認真的。這個社會與上一代沒有給予他們任何的肯定與價值，他們常常覺得，他其實不想活過下星期，但是像垃圾的人生，也不想死得像垃圾一樣：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像一個英雄般死去。雨傘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一直市徻、勢利、白鴿眼看不起人的香港人，為何突然會能夠變成築起街壘，對抗警察的街頭戰士？作為教師的我，完全明白是甚麼回事。我知道，這裡面會有我以前的學生，我知道，他們想要的，是為香港做一件事，如果能夠被警察或者軍隊打死，能夠贏取別人的眼淚，那就是人生最好的句號。我不只曾從一個學生聽過類似的言論，我漸漸認真看待他的時候，我才想到，也許香港人當中部份人，產生了像神風特攻隊的異變。

而我再觀察，他們很多都是新移民的後代，往往父親是六七十歲的香港男性，迎娶二三十歲的中國女性，這些組合之下，家庭生活往往不幸福和動盪，而香港社會也沒有提供任何上流的機會，甚至沒可能找到一個不辱尊嚴的居所，結果產生了這種特攻傾向的香港新一代。

很多近年追求香港獨立的領袖，都在大陸出身，聽起來有點諷刺，但其實是很合理的，新移民的下一代的經歷，使他們的政治思想巨變。這樣的香港新一代，跟那樣的香港上一代，意識形態有很大的衝突；你們討厭的那種香港人，新一代也討厭他們，而這些上一代也驚覺下一代一點都不中國人，而互相攻伐，或者教訓他們「不論你是否承認你也是中國人」。但是有一件事是不變的，年輕人會變強，老人會變弱，最終他們會成為香港的主流。大中華主義，最終會在香港慢慢的枯死，這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這解釋了為何香港人的態度不同，你們看到那些舊有的人，已經在老化和被邊緣化了，新的力量正在壯大與降臨，未來的香港人和過去的，會很不一樣。至少我認為，香港人已預備好理解臺灣，而不像以前的香港，或者現在的大陸一樣，一聽到「獨立」就理智斷線，塞著耳朵。人類的思想是會改變，進步的，至少我在香港親眼目賭了這個演化過程。與其說「天然獨」，不如說，大家都只是在面對現實，脫離幻想而已。

鄭立 - 你可能沒有中立的自由

2016年6月18日

【明報文章】在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德川幕府下令禁止基督教，他們就發明一種叫作「踏繪」的儀式。所謂「踏繪」，就是放下一個基督教聖像，要求所有人踩過去，去證明他並不是基督徒，以及基督教的同情者。這個行為的用意，就是逼你一定要用行動侮辱和反對基督教，不僅不准支持，甚至不准中立。

最近何韻詩的事件，除開一切枝節不談，這件事源自有人指她是「港獨藝人」。即時有人指出，其實她從沒有發言支持過香港獨立，因此這是一種欲加之罪。在我們香港人來看，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香港人長久以作為一個無罪推定的法治社會為榮，當一個人沒說過那樣的話，我們不能認為她有這樣的主張，我們一直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

如果看中國那邊一些年輕人的評價時，可能會發覺，這個理所當然，或許只是香港的常識，在中國並不是常識。不要忘了，社會總假定年輕人較開明。但是可以看到的是，有一個很常見的理論會浮現，總論是：只要一個人不支持反對港獨，他就很有可能支持港獨；如果他不支持港獨，為何又不高聲反對？就這樣，所以有企業即時聲明說「我們反對香港獨立」，一腳踩上「踏繪」以明正身。

「政治不涉經濟」只怕是幻想

非黑即白，的確很愚蠢，愚蠢到值得學者嘲笑。不過如果這些人是掌握了權力者或者社會主流時，請別覺得這是用嘲笑或者無視可以處理的。何韻詩事件告訴我們，這種思想正在影響現實發生的商務與決策，用經濟手段屈服別人，我們不能掩耳盜鈴。

我們的社會正進一步的走向野蠻。中世紀式獵巫、「踏繪」，這些歷史課本裏的東西正變成現實給我們看。香港人愛說什麼政治不涉經濟，只怕是幻想。別人是直接要求你服從他的政治理念，而他不會，亦不打算把你的經濟價值與政治立場分開。

其實他們不是反對你支持什麼，他們是直接要你高調反對。與其說他們是在討厭你的立場，他們想看到的是你的屈服。

如前面所說，這是「踏繪」。「踏繪」並不是單純分出支持者來攻擊。事實上，「踏繪」也是把所有中立的空間給毁滅掉。例如，你雖然不是基督徒，但你覺得要尊重別人的信仰，而不會侮辱別人的聖像，那你也不會願意踩上別人所信奉的聖像上。又或者你根本不在意基督徒的事情，但不喜歡被人命令，叫我踩什麼就踩什麼。或者說，我還未決定信不信基督教，先看基督教能帶給我什麼好處——除了基督徒，這些人都是「踏繪」要攻擊的對象。

事實上安然無事的人，只有表態了反對的人。只容許支持或反對，不容許中立或沒意見的存在，或者有條件的支持，沒有灰色地帶。事情就是那麼簡單，香港人很愛說自己是中立的，以為這就可以置身事外，不涉身風波。這看來也沒什麼可能性。

鄭立 - 我們會為放縱特權而付出代價

2016年5月21日 

【明報專訊】在約10年前的2006年，有一篇新聞，相信我們不少人還記得。就是當時的警務處長李明逵，因為一宗交通事故，而被部下票控。這一件事在香港內外都被傳為佳話。我們曾經自豪地說，這證明了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即使是警務處長，都不會有任何特權。香港法律應用於所有人，像鋼鐵一樣硬朗而不可動搖，任何人的權力與地位皆無法超越。

而10年後的今天，不論是機場安檢事件，還是本星期有一群非香港居民的遊客，在香港逆線行駛汽車，以及各種最後不了了之的事件，普羅大眾漸漸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同一條規則，對不同階級群體個人的嚴寬程度，似乎有相當的分別。特權已悄悄復辟的陰影，籠罩着這個城市。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的社會，固然有不少人抗拒任何特權入侵香港，但也有相當部分的人，並不那麼的抗拒特權。他們覺得有官職者就是顯貴之人，是社會精英，甚至是統治者，所以他們有比別人更多的權利，也就是特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承認這件事像是令人不快，但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社會很多人的思想，尚未脫離中世紀。他們把政府看成統治者，而無法把政府看成「服務社會的被僱用者」。而比起消除特權，他們更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某天能擁有它。

特權很像細菌

美國社會學家Michael Scott Kimmel就指出過，人類在行使特權時並不那麼意識到它的存在，故此以自己的立場看，大部分人都會否認自己有特權。故此人類自然地就有建立和接受特權的傾向。能抑制特權的只有制度，只有制度上能有效的牽制與提醒，人類才會意識到自己在行使特權，並作出收斂。特權其實很像細菌，如果沒有免疫系統持續殺死這些細菌，它很快就會產生感染。

所以，特權的問題，責任與其說是在於特權者，不如說是在於其他人，特別是運作制度的骨幹們。每一個人總是不經不覺的在做一些行為，間接在要求特權。他們在要求或行使特權時，也許是不自覺的，只覺得是方便。人類總有這種貪圖小便宜、小方便的傾向，而且時常都會發生。

重點是執行公務的人，是否能察覺這些是特權，不受對方社會地位、職務、權力、名聲等左右，而給予跟其他人完全一樣的待遇。所以這與其是對權力者的考驗，不如說是對於公務系統內成員，是否理解自己的立場的考驗。就像李明逵的那篇新聞一樣，一個人違反交通條例，就會收到告票，不管他是李明逵還是英女王，而不會因為對方的階級或權力而讓步。那樣，我們就通過了考驗。

一旦動搖，那我們的系統，就經不起試探。它的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因為它就像在堤防上，產生了裂縫。

一次試探成功，只是個別事件嗎？這是錯誤的。這其實是一次所謂的黑天鵝事件。這樣的事件，會改變了所有人對這件事的觀念。因為在試探成功前，大家都假定是否觸到界線，是因為「你被告是因為有做一件事」，但有人試探成功之後，這個規則立即就變成「你被告是因為你的權力還未足夠」。

那之後再也沒有人真心在意規則，而只會在意爭權。規則，只是對沒有權力的人的懲罰。到頭來，事情會變壞，不是因為外面的壓迫，反而是源自我們面對權力時的軟弱。如果我們不再警惕這種軟弱，我們將會喪失更多珍貴的東西。

鄭立 - 當理性決策遇上伊卡爾斯悖論

2016年3月12日

【明報專訊】有了電腦病毒，就出現了「防毒軟體」。防毒軟體就是專門找出和清除電腦病毒的軟體。病毒與防毒軟體，是一個共生的關係，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製作防毒軟體的企業，透過售賣這些防毒軟體盈利。

它們的顧客來自兩種人，一種是已經中毒的人，另一種是未中毒但害怕自己中毒的人。他們買了軟體之後，就會心安了，之後就不會再買了；那這些企業豈不是只有一次生意可做，之後要倒閉？

要生存下去 就不能解決問題

這就是所謂的「Icarus paradox」，伊卡爾斯悖論。某些企業會因為把事情做好做完而倒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製作耐用電器的公司反而會倒閉。這些為了處理一個問題而存在的產業，要能夠生存下去，就不能解決它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就是兔死狗烹。

要防毒做下去，就需要新的病毒，這樣使用者才有付款去更新軟體的理由。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製作「防毒軟體」的公司，僱用人去寫病毒，以使自己的生意能夠永遠做下去。是否事實，無法證實；但大陸病毒「熊貓燒香」的作者，似乎真的開了網絡安全公司。

最近高鐵超支爭議中，其中一個說法，就是議會不撥款的話，就有大量的工人會失業。這一點非常有趣，因為高鐵理應在一開始的訂價期限內完成；而不論它完成，還是因為不撥款而爛尾，工人都是會失業的。

諷刺地，唯一令他們不失業的方法，就是高鐵建不完，並不斷的追加撥款。若最大化承建方及工人的利益，這個高鐵，最好沒有完成的一天。這正正是伊卡爾斯悖論。

同樣地，對於「維穩費」，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有社會經常處於動盪，才需要有維穩產業的存在，安定繁榮的社會不需要。故此，理論上，以為政府維穩的文人，以及媒體，如果理性的話，他們也會考慮，讓社會持續動盪才是確保他們利益的長線投資。

特別是維穩產業，大部分都是寫作、傳媒、政府宣傳等，一旦維穩產業萎縮崩潰，它們實在是難以轉型，總不能叫這些人去紮鐵。當初會有這麼繁榮的維穩產業，自然也是由於這種文人的供應過多。所以他們無疑是伊卡爾斯悖論最直接的例子。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悖論：如果要將效益最大化，維穩產業的下游商，即例如傳媒、印刷商、寫手，最好就是他們政府的敵人。因為它們無論如何都要經營這些部分，如果給普通人賺了，是不會導致它們自己的生意擴大和增加；但如果「資敵」，在花了那筆沉沒成本後，還能夠使顧客（政府）的維穩需求再增長。

聰明的狗 會養出更多的兔

歷史上早有這種例子：意大利的戰爭，雙方都僱用傭兵，理論上他們是敵人；可是去到戰場，有些傭兵隊長們卻常會私下協議，大家出來隨便打一下表演給僱主看，盡量保存實力不死人，讓戰爭打不完，才可以令飯吃不完。這正是出於人類的理性。

兔死會狗烹，聰明的狗，會養出更多的兔。維穩媒體主導者的理性決策，會促使他們把生意交給他們表面上最反對的敵人。

The Icarus paradox is a neologism coined by Danny Miller in his 1990 book by the same name. The term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businesses failing abruptly after a period of apparent success, where this failure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very elements that led to their initial success. It alludes to Icarus of Greek mythology, who drowned after flying too close to the Sun. The failure of the very wings that allowed him to escape imprisonment and soar through the skies was what ultimately led to his demise, hence the parado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carus_paradox)

鄭立 - 消滅激進，你就變成激進

鳴人堂   2015年11月30日

「激進」兩字，從來都是一個負面的標籤。對於不太理智的人來說，「激進」是一個非常好的攻擊別人的詞語，因為它超越事實本質，不問是非對錯，引起別人不安的聯想。結果有些人會用激進來攻擊所有異見者，但也有些人，反過來利用這點，自稱激進，去讓別人高估自己的實力。

阿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說過，人類哪怕再自私，心底裡都希望自己當個受愛戴的人。所以大部份人，先天都希望自己被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甚麼是受歡迎的人？對人友善，溫和，持平，讓人安心，這些都是受歡迎的人的特質。

所以大部份人，都比較喜歡自稱溫和，中立，理性持平，這並不等於他們真的是這樣，這只意味著他們希望在人群中，站在這樣的位置。

其實中立是極度困難的事情，你沒辦法對世界有完整的理解，你又憑何覺得自己站在平衡的中心點？大部份人在自稱中立時，都只是不知不覺早已站在天秤較重的一邊，甚至只是和稀泥。

但是這世界上並沒有客觀的「溫和」和「激進」，因為這是相對的，應該說，你越接近目前檯面上發聲者的中心，你就是溫和。當發聲者偏向一邊時，你現在的溫和就會變成激進。

在中世紀的歐洲，大部份人都相信天動說，也就是太陽繞著地球轉。如果你主張地動說，也就是地球繞著太陽轉，你就是異端，你就是激進派。這個主張甚至是會被火刑燒死的，而大家都會因為你的激進主張而不可憐你，即使你說的是事實和真理。依真理說話，何偏激之有？

但是當沒有人提出比他更先進的主張時，那他就是那時代的偏激者，我們今天每人所知的天文學，回到中世紀，我們每人都偏激，每人都異端。

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過，中國人總喜歡調和折衷，例如你說，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講的，也是完全同一回事。

大家會發現，我們之所以能夠「中立」或者「溫和」，全因為有人願意當那個「激進」，而且他未必是錯的。他很可能只是比我們更接近真理。因為中立和溫和的我們不代表正確，只代表更社會化，我們所享受的這個被稱為溫和者的地位，老實說全是所謂激進者給我們的恩典。沒有這些人願意拚盡風險和命去「激進」，我們就會唇亡齒寒，被視為激進了，無論我們待人多好，無論我們主張的東西有多正確，多合邏輯，社會就是如此的不理性。

但是我們自己是可以理性的，因為我們知道了，因為這些所謂的「激進者」，我們才能夠溫和，也就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溫和者才有生存的空間。那麼，我們如果因為要彰顯自己「溫和」或「中立」，去批評他們所謂的「激進」，對他們進行妨礙，攻擊，並構成他們的損失，甚至使他們退下，那就是不明智的行為。

刻下所見，很多人自己站在溫和的立場，以激進去否定別人，這其實是不智的。如果他真的挫敗了這些對象，下一個被標籤為激進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而他卻不願意被標籤為激進，那意味著，一個希望一直站在溫和立場的人，在自己沒有得得益時，參加去圍剿所謂「激進者」，就是一種間接自殺。

當那人只是「主張」本身是所謂「激進」，而不是行為上有直接跟我們有衝突，激進很可能不僅不是罪，甚至這些人還不知不覺的，幫其他人承受了很多攻擊。

若我們是理性的，對於被社會標籤為激進的人，我們應該抱持著平等與尊重的心，有必要時也要保護他們的權利。正所謂雞鳴狗盜，就像主張地動說的人一樣，很可能那個所謂激進者才是掌握真理，保護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用「邏輯錯誤」去否定一個論述，但應戒除用「激進」去否定一個論述，事實是，我們需要的是正確，而正確可以是所謂激進的，所謂激進更是保障了溫和派的護盾。

鄭立 - 最大公因數

2015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粵語盛行一句諺語，叫「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無論你怎樣費盡心力令兩個人相像，他們總會在某些地方上有意見衝突。如果是一個百人的團體，就有100種不同的意見，愈多人衝突就愈複雜。

面對衝突，我們基本上有三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就是保持距離。人類之所以有各種界線，例如國界，其實就有如一個個獨立的睡房，如果有人睡覺會磨牙，同睡一室的話大家很容易相處得不快，分室而睡則相安無事。

但是，人數不斷增長而變得擁擠後，就難以保持距離。保持距離是共存的最簡單解決方法，但這個方法受限於難以增加的空間資源。

第二種，是單方面的服從，形成權力金字塔，當意見有衝突時，永遠是其中一方放棄自己的意見，直接服從另一方的命令。不論是用軍隊用武力恐嚇，父權用倫理關係，宗教用精神權威，僱主用經濟控制，達至另一方的服從，都是服從。

「團結」和「服從」的分別

人類從千年的歷史中，慢慢理解到這種方法的危險性。被服從的人，會變得自大盲目，看不到決策錯誤和結構性惡化，而服從的人，則因為長期執行不是自己的意見，而習慣把所有責任推卸給別人，失去了責任感也對於做好事情欠缺動力。

最終這種建立在服從的結構，會不斷的腐朽，百病叢生之下，某天服從者發覺事情已極端惡化而無法再服從時，反而會引爆更毁滅性的衝突。這是因為以服從為骨幹的體制，欠缺自善能力。

第三種，是「團結合作」，一個經常被曲解的詞語。很多人搞不清楚「團結」和「服從」的分別，認為不跟隨我的指導思想，就是不團結。對於不服從自己思想的人，予以責罵、否定、嘲諷，直接認定對方不是朋友、不是盟友、不是同路人，甚至是敵人。這其實就是希望別人服從，但實際上又無力令人服從，除了變回衝突之外一無所得。

真正的團結，並不是讓所有的盟友在任何立場上，都跟自己一樣。相反，它是先透過溝通，找出大家一致的地方，找出大家完全無法容忍的底線，然後在這些一致的地方，互相支持；在無法容忍的底線中，互不侵犯；在這以外的部分，則互不干涉。然後各自做大家最擅長的事情，取得對雙方而言都有利的成果，這就是團結合作。

這就是所謂的「政治」，也就是目前人類文明發展出來的，消解衝突的最理想手段。透過清楚雙方的立場，增加有共同利害時的力量，並互相不妨礙，對方與自己意見不同，但沒有直接侵害自己的行為。這就能發揮最大的力量，爭取雙方最多的生存空間，和數學的最大公因數一樣，不挑剔大家的不同，而是盡可能找尋大家的相同。

愈能夠掌握這點的人，力量和影響力就愈能夠增長，而更接近實現自己的願望。

鄭立 - 政治就是化解衝突

2015年10月31日

【明報專訊】說政治是一種工作，應該會有些人感到驚訝，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中華近代史當中權力濫用不斷的肆虐，導致「政治」兩字不斷的被扭曲與污名化，一談到政治，就會令人想起不人道的鬥爭、抹黑，以及權力。

廚師是一種工作，不專業的廚師，做菜的時候會難吃又不衛生，腐敗的政治也莫過於如此，就是把工作做得不好，忽視了顧客的權益。是的，政治是一種工作。但說政治是一種工作、一種生產，對很多人來說是新奇的概念。因為我們的教育系統，很少有教過，什麼是政治？為何我們需要它？

其實政治，就是「化解衝突」。

人類生存 必有衝突

難有兩個人，在任何方面的立場，都是完全相同的。人類生存和工作，就一定會有衝突，感情和利益的衝突，也總是競逐有限資源。哪怕是夫妻去旅行，也會爭論不同的目的地，只要多過一個人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就會不斷產生意見不合的情况。

如果放任這種情况發生，衝突無法解決，不僅不能互惠，而且之後大家會開始有芥蒂。再小的衝突就會不斷的激化，衝突的形式也會不斷升級，從大家互相抗拒，去到吵架，去到使用暴力，去到再糾眾使用暴力。那是因為，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從沒有化解過，最終導致兩敗俱傷作為結局。

所謂政治，就是透過互相溝通、商談，去找出大家的共識。讓得益者向受害者讓步，使受害者甘心，得益者少一個敵人，終致紛爭排解。而有能力的政治家，更可以將兩個對立方，化敵為友，使兩個利益有衝突的對手互相尊重合作。因為感受到保護和尊重，而達至團結。

鬥爭是因為沒有政治

所以，政治這種工作，正是消除我們所謂的「社會內耗」，若在位政治家懶惰，不願意不斷找出各方面的衝突出來調解。社會就必然會鬥爭不止，所以，鬥爭並不是因為政治，相反，鬥爭是因為沒有政治。就算很多人宣稱自己是從政，但如果他連「政治是什麼」都沒概念，甚至覺得自己「不搞政治」，那麼，你可以預期，這種人無心亦不懂怎樣去消解衝突，而只為自己的利益立場服務。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政治，不做任何政治行為，就是說，那個社會並不試圖化解任何衝突。不安撫受害者。這樣社會必然是鬥爭不斷，無法團結。他們可能會認為是參與衝突的人的錯。這是不對的，社會鬥爭不斷，是因為從政和掌握權力的人，沒有做好他的工作，就像是沒把食物煮熟的懶惰廚師。

沒有政治的社會，得益者和受害者的矛盾，將會日漸變得尖銳，而受害者最後的選擇，就是支持瓦解這個架構，讓得益者的利益從此消失。

而動盪的時代，正是源自取得政治權力的人，透過不公平的制度，霸佔政治的職位，沒發揮政治的職能，使社會失去了調解衝突的能力，導致不滿的人愈來愈多。政治失能，跟電廠停工、水管破裂，本質上並沒什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