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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8日 星期六

張彧暋 - 從「民族的」到「公民的」六四紀念

2016528

【明報文章】香港人當年為了什麼去紀念六四大屠城?當年港人支持北京學運,背後幾乎都是一種國族主義所帶動的感情與感覺。而近年香港紀念六四背後的國族主義,則慢慢擺脫一種基於血緣、文化傳統或中華民族中心觀的「民族的」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過渡到一種奠基於個人自由、權利、以法治制衡專制等價值為核心,一種「公民的」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香港年輕人,對事件無切身感覺,實屬常態。而對任何紀念團體而言,要求沒有實時感受的人,以什麼民族家仇國恨的感覺,用中華民族的心態唱《血染的風采》,不啻是種苛求。不過,對追求任何政治認同的參與者來說,無論是中華兒女也好,或者香港城邦,以至香港公民國族身分的人來說,忽視香港紀念六四,都是遺忘香港身分認同的表現,也是任何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此類普遍價值所不齒的行為。

六四紀念 分辨人鬼

冷漠不是罪行,抽離感情,歸園田居,擺脫塵世,也可以是一種解脫。不過以政治為志業的人,以「行禮如儀」、「綑綁式集會」、「自顧不暇」這類似是而非的口號,遺忘六四,這等政治人物,似乎忘記了六四作為一個至今有效的測試機作用:「我睇人睇咗幾十年,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我睇得到!」

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就六四表態,是「綑綁式」,那所有政治人物接受這種道德綑綁,也是應有之義。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支聯會、點蠟燭、去維園。而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做或者不做任何事物。無論出於民族、公民、個人、普世的考慮,安坐家中用鍵盤紀念六四,多少也能協助推翻共產黨的道德根基。不過今日竟然有大學學生會會長說紀念六四毫無意義,這多少也是香港嬰孩世代固守老舊大中華民族觀、未能有效將體驗傳遞到下一代之過。而這種警告,年來已有不少人提出。

不過,無論是否使用燭光,六四乃映照世間「係人係鬼」的法眼,這點倒是沒有改變。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不論世代、立場,否定紀念六四的用途、否定六四大屠殺乃反人類的罪行,就是鬼。不但是香港國族的敵人,更是全人類的敵人。

本土國族主義者應主動更新六四意義

六四在香港史的意義,當年是一種出於「民族的」國族主義情感。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中,民族認同、國族認同並非一種根本的認同;但八九六四事件,則幾乎塑造了香港人國族主義與意識的第一波。從「中華民族」一分子的立場,控訴共產黨屠殺中國人,中共乃全中華民族之敵。中共一貫沉默,就是為了逃避道德責任。六四測謊機,觀察政治人物發聲或沉默,辨別人鬼,行之有效。

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版圖,可以說就是以「如何評價六四」為政治對立軸的,而背後都是以民族的國族主義作為動力,不過兩邊陣營各有不同理解:民主派徹底追究中共的六四責任,才是中國人當仁不讓之舉;愛國陣營則認為快點忘記屠殺、大家發達才是正路。前者以道德的,而後者以經濟的理解去定義國族利益。

時至今日,每個人是否還因為當年這種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客觀上變成個人如何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而不少年輕一代則轉投以公民的國族主義去理解世界。國族主義(nationalism)泛指一種根本的認同與文化世界觀,而以個人的、公民的價值去建構國族,取代集體的、民族的綑綁國族感情,為這年頭的改變。紀念六四的意義,也自然從浪漫主義式的悲壯,變成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公民覺醒。不把老舊的事物賦予全新的意義、爭奪話語權、重塑道德感情,反而主動放棄集體記憶,呼籲遺忘香港文化史過程,從香港公民的國族主義立場,確實無異於歷史修正主義的道德惡行吧?

「賜予我勇氣,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事物。賜予我冷靜,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還有,賜予我智慧,去識別能變與不能變的事物。」(Serenity Prayer

2015年6月27日 星期六

張彧暋 - 道貌岸然的生存主義

2015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鄭立在本版〈邏輯盲〉與〈怪責受害者〉兩文,點出那些縱使受過高度教育的人,做事說話,依然前後矛盾。他們或許故意忽視事物或言行之間的矛盾,除了說他們不懂邏輯,我認為倒不如說他們偽君子、真文人,端看各位看官的立場吧。而這種高舉道德,忽視知性智力,對政治冷眼旁觀的後果,有不同表現。或如隱士,但求一己家庭之安危;或如苦口婆心的儒者姿態,開口羅爾斯、閉口馬克思;又或如着人看重理性與現實,往往以為人生如舞台,極盡擔憂之餘,凡事以諷刺的劇評人態度分析世事如戲,到了緊張時候,往往說念於家眷,不能親臨其境,與其說是《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的後現代夢囈與諷刺(ironic)態度,倒不如說是中國文人與官僚態度,深植「中國化」的中華文明根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內容是西方先進理論、行為倒很Chinese(參考與那霸潤《中國化的日本》)。

中國化的文人

這種說法,聽來像「小農DNA」之說,而最近本地文壇陶傑老師在《蘋果日報》的文章,連同陳雲的書物,竟被指乃港獨思潮的思想原祖。我無意在這裏有限版位搬弄深奧理論,加入討論,因為深植香港的不安,理由明顯不過:就是中國化思維侵入的結果而已。搬弄學說,迴避主題,實在罪過罪過。譬如當今世界上,又有哪一個政府,最強調民族論呢?你不拿什麼開刀,比拿什麼開刀重要。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被打壓、壓抑的文化認同,你不去出聲,在這個位置,覺得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才是一個文化上的弱者,需要去幫忙,除了是認不清楚權力關係,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只能說,你真的不太了解——或者太了解——何謂中國文人的政治遊戲。

更重要的,與其說這「小農DNA」是民族性的討論,不如說是一種文明論。理由簡單,因為近現代中國,很難說是一種完全制度化的民族或國族。而這種說法,非本人所創,毋寧說是近現代日本學者的一致見解。

冷眼旁觀中國文明的日本知識人

根據平野聰在《「反日」中國的文明史》的論述,主權與民族概念,無非是西洋外來觀念,所謂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無非是幻視了「近代日本的國族夢」而已。這論述並非今天才有,從明治年間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到戰後日本民主主義教父丸山真男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都強調中華文明之所以不能適應近代西方種種制度,無非因為不能建立國族(nation)。讀者只要想想這個英文字的翻譯的混亂,或者什麼「中華民族由很多民族組成」的矛盾說法,就能知道我們對何謂國民國家,還是差不多先生(一個連是不是民族都差不多的民族!)。福澤與丸山,論及中華文明並不適合建立現代國族,在於一層厚重的文人傳統,文人往往以民意以挾君主,又以精英自居鄙視下民,再加上宗族與利益,這種中華文明,妨害國民身分之建立。兩人都認為,中華文人官僚往往以個人道德教條,代替知性的政策分析,不知社會為何物。

福澤諭吉在一個壓抑階級流動的社會,做一個中下級武士,卻面對上位者名不正言不順的道德教誨,而丸山真男一個年輕的大學教授,被徵召到軍隊當下層士兵,體驗這些糅合了現代西洋官僚組織與傳統東洋道德教化的「無責任體系」,兩人都對道貌岸然的言行(可能包括對自己的),深痛惡絕。

《衝鋒車》中黃子華被刪剪了的對白,認為蟑螂從來沒變,委屈求存,實乃最成功之演化生物。香港在西洋與中國文明兩者,怕死的上一代,能否意會到原來新一代人已經站到了文明戰爭的最前線?而這些正為尊嚴努力的年輕人,諷刺地,竟然是這些怪獸家長所培育出來。在重視家族溫飽的動物化生活與重視個人尊嚴的現代人態度之間的戰爭,正式開始。

2012年5月26日 星期六

張彧暋 - 「德治民主主義」的千年詛咒

2012年5月26日

【明報專訊】民主有很多種,最危險的是以民主之名,行極權之實的獨裁民主主義。最近看很多政治人物與輿論,都高舉所謂的「民意」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行。這些民意是什麼呢?民意調查、報章社論、落區巡視,不斷被用作是一種證明自己天命所歸、道德化身的政治本錢。我們先不說這些民意調查是因何弄出來,又如何被政府與政客利用。無論調查方法多嚴謹,從根本而言,「民意」不過是一種主觀感覺、意見,是需要詮釋、議論的。

民意很重要,因為你知道社會上的喜惡。問題是不能單靠民意替政府決定具體的政策吧?在西方民主代議制的國家,民意是一種約束權力,而不是一種用來號召群眾、打倒政敵的力量。最近事無大小,皆以「民意」之命來合理化,譬如「民意不能等!(等什麼?)」、「我區街坊(誰?)告訴我,他們不同意拉布(理由何在?)」。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政治無知,就是極其惡質的獨裁手段與口術,意圖架空本來合法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推倒代議民主政制,集中行政權力,實行更大的獨裁。

中國德治民主主義
與西方分權政治的不同

為什麼媒體竟然可以容許這類以「民意」之名的歪論出現,而不加以口誅筆伐?我們忘記了無論過去法西斯、共產政權,無不是人民民主專政。獨裁政權出現的理由,就是由這些「我其實不知道」的「民意」所支持。

日本歷史學者與那霸潤,就以「德治民主主義」看待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政治模式,並以此來比較日本與西方的不同。他的《中國化日本:日中「文明衝突」一千年史》(文藝春秋2011年)認為,「德治民主主義」是「巧用民意,煽動人的道德和感情。中國和西歐在政治方面的區別體現在如何控制權力暴走上。西歐依靠法治,由議會制定法律約束王權。中國則標榜德治,依靠道德倫理來約束,即對於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期待他實行符合儒家道德的仁政來治國」。

中國雖然與西方類似,都強調「市場秩序流動化」與「人間關係網絡化」,但中國卻注重「權威權力一致」及「政治道德一體化」,後兩者跟西方相反。千年來中國習慣了這種以道德之名搞的集權模式,在這種掛着「光明正大」牌匾下做生意,與西方習慣了政治分權與法律的環境下所搞的資本主義相當不同。

與那霸潤認為,「德治建立在執政者的道德觀絕對正確的前提之上。這樣的社會不承認價值觀的多元化。因此,德治的危險性在於國家有可能變成對其他價值觀冷漠的國家」。一切利益、權力,都是以道德之名而行,而通往獨裁之路,從來是民意鋪成。他或者說得對,「國家朝着強化共同體的方向發展,但最後又都回到了原狀」,今天見到的,只是千年詛咒的再現,而「這是沒有進步只有重複的世界」。

參考:文中引用與翻譯,來自朝日新聞(中文版)的訪問稿「日本正在中國化──歷史學家與那霸潤」
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