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 - 如秋水長天（香港書展演講稿）

2012年7月23日    慕容雪村博客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許驥 - 盛世異聲——專訪慕容雪村：「請不要觸碰我的底線」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7月24日

編按：香港書展今天閉幕，不少內地和台灣作家來港，為香港民主自由而發聲，包括白先勇、資中筠等，都讓今屆書展帶來驚喜。內地作家慕容雪村，同是今屆香展名家之一，在訪港期間接受本版訪問，談談早前他探望陳光誠的經歷，並分享最近他關注的維權事件。

去年，在由廣州《南方都市報》等機構舉辦的「網絡奧斯卡．10年致敬」中，東北作家慕容雪村（下稱慕容）憑藉代表作《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下稱《成都》）獲得「10年網絡文學」大獎。也就是說，中國網絡文學頭10年，如果只讀一本書的話，恐怕當推《成都》。說實話，《成都》當之無愧。據慕容本人說，自出版以來《成都》的銷量已經超過100萬冊。對一本書來說，這簡直是天文數字。但是，近兩年人們記住慕容的名字，不僅因為他的小說，還因為他參與多次公民行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去年和好友作家王小山、張恩超等人，勇闖臨沂師古村探訪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冒死探望陳光誠

在中大附近見到1974年出生的慕容時，他正在打一個奇怪的電話。頭天方從英國參加完文化節Hay Festival抵港的慕容，作了名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演講。他說，從收到邀請到結束活動，與他聯絡的都是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但一家內地文化公司剛剛打電話來，說實際上出資讓慕容去英國的是他們，英國文化協會只是協辦，因此要求慕容配合再做一些活動，真假莫辨。慕容說：「早知道出錢的是他們，我就不去英國了。」但他顯然已經習慣了這種奇怪的事──生活在一個比小說還精彩的國家，發生什麼都不會令人驚訝。

慕容之所以要取「慕容雪村」這個筆名，據他自己說是化自一句古詩：「江南慕君容，相隨到雪村。」在過去的訪談中，慕容曾這樣形容自己：「以下是我的重要缺點：自私、冷漠、孤僻、對世界缺乏愛心。還有一個更壞的：我為我的缺點感到自豪。」在一篇文章中，他也坦白過自己的「小算盤」：「我不想自己的書被禁；不想當敏感詞；我計劃去幾個國家演講，不想節外生枝；還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痛，怕捱打，也怕失去自由。」但你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個「害怕」的人會冒着生命危險，去探訪當時仍被軟禁在家中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那天（2011年10月14日）我在青島海洋大學有一場演講，」慕容憶起探訪經過仍顯激動，「恰好那天王小山他們也在青島。我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要不要去看陳光誠？於是第二天就去了。」探訪的結果，果然後外界傳言的一樣。剛到村口就被人攔住，然後被打，有的衣服被撕破，有的肚子被打兩拳，有的捱了一記偏踹……而慕容也被猛摔在地。經過一番亂戰，最後，眾人被搶推上一輛公車，然後在不明身分人士的監視下離開臨沂。

那是2011年10月。事後有位前輩問慕容：「你是一個作家，做這種事有意義嗎？」慕容當時回答：「有，為了光，為了時間。」但如果今年5月再有人問慕容這個問題，他仍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有。」因為陳光誠正是在無數人的關注與關心下，才能逃出師古村，投奔自由世界。

出書成「太監」

慕容上一本重量級的書，叫《中國，少了一味藥》（下稱《一味藥》），是他親身潛入安徽傳銷團伙23天而寫成的紀實文學。但費盡千辛萬苦寫成的書，在出版時卻遭遇了重重審查。而且早在出版前，《一味藥》已經在毛澤東親筆題詞的《人民文學》雜誌上刊登並獲獎，但仍舊遭到諸多無厘頭的刪改。「比如，」慕容數起來，「我說傳銷之所以在中國如此氾濫，原因是在我們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制度和文化』不讓提，我只能改成『在我們的空氣和土壤之中』。又比如我有個比喻叫『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編輯說『帝國主義』不能提，『隱形戰機』也不能提，因為涉及軍事。」還有，讚美Thomas Penn的名作《Common Sense》不行，因為不能說太多美國的好話；「南中國」這個提法不行，因為有分裂國家之嫌；引用國家領導人的話不行……太多的刪改讓慕容感到自己簡直成了「太監」。

慕容雪村撐冉雲飛

隨着年紀增長，慕容漸漸有了「中年人對社會的責任」，加上一些觸碰慕容底線的事頻頻發生，讓他開始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私、冷漠、孤僻」。他說出自己的不滿，控訴不公。另一件促使他開口的事，是去年好友冉雲飛的入獄。

冉雲飛是四川作家，長期關注維權，在網上有較高知名度。2011年2月24日，四川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冉雲飛實施刑拘。冉的家人為營救冉奔走呼告。作為冉的好友，慕容雪村終於忍不住了。他開始在自己的微博上，向100多萬粉絲發聲，希望網民關注冉雲飛案。雖然微博屢屢被刪，但讓更多人知道了這件事。4個多月後，冉雲飛案被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以證據不足退回。

慕容說他當時沒有多想，心中只默念一句話：「要是我現在不說話，等冉雲飛出來，我該怎麼面對他？」慕容承認自己是個講朋友義氣的人，因這是底線。

凡事必有代價，現在慕容的微博經常被刪。前不久，他的另一位朋友「作業本」的微博，疑似因為發了一張與六四有關的圖，帳號被注銷，200多萬粉絲苦苦哀求恢復無果。但願慕容不會遭遇同樣的「貴賓級待遇」。

在不正常社會做正常人

慕容很喜歡香港，常常來。每次來，他都要去書店搬一大堆書回家。因為很多書只有在香港才能買到，尤其是關於「文革」和六四的。對慕容來說，香港就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談起數十年來香港持續不斷關注內地，直至今日還明亮的維園燭光等等，都能從慕容的眼中看出感激與動容之情。

慕容認為把香港稱作「文化沙漠」是非常有失公允的，因為無論從音樂、電視、類型文學等方面，香港都引領整個華文世界。

慕容久仰香港書展大名，但從未親身參加過。今次有機會作為演講嘉賓受邀前來，慕容準備了一個好題目：在不正常的社會中怎樣做個正常人。他要給大家講講所謂的體制內的人的故事，告訴大家怎樣身在體制內卻保持獨立之人格。他要借香港這個自由的舞台，講話給內地人聽。而慕容本人，則是個徹頭徹尾的體制外的人。曾經有人欲邀他入作協，被他毫不留情地拒絕了。

慕容目前正在寫的，有電影劇本和小說。電影劇本名叫《拉薩沒有Tiffany》主題是旅行和愛情。而小說《騙子世家》的創作，給慕容帶來很大煩惱。這部小說已經寫了約16萬字。慕容的寫作速度不快，每天至多2000字，所以小說寫了好幾年。但即將結尾時，他心中卻突然出現小說的另一個更好版本。他很糾結，究竟是否應該推翻重寫呢？大概只有認真的作家才會有這種痛苦。

曾有報道說，慕容在成為職業作家以前是個開奔馳上下班的外企白領。所以，慕容覺得成為作家的最大變化是讓他成了窮人。他至今沒有買房，每隔一段時間就換個城市居住、寫作，像個文藝青年。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少了一個高級白領，卻多了一個優秀作家。

受訪者簡介：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著有《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等。 

延伸閱讀
慕容雪村 - 沒有一條路是清白的
慕容雪村 -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陶傑 - 他不要的塞給你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7月24日

記者一調查，原來特區政府班子高官，大多數的子女，不是送去英美讀寄宿中學，就是香港的國際學校和教會中學。「國民教育」還如何推行下去？特區政府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基礎。

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為什麼五六十年代在中共和人民之間有威信？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一九五○年發動韓戰，派軍隊進朝鮮半島打美國，把自己的兒子毛岸英也送上戰場，而且讓美國的飛機炸死。

毛澤東反美，當年，同不同意他老人家是一回事，但毛主席至少言行一致，心口如一。他發動反美戰爭，把自己的兒子也送上戰場。兒子戰死了，大家很感動，覺得毛主席在這個骨節眼上，絕不虛假。

因毛澤東的作風感召，六十年代，香港的愛國左派機構領導人，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也把自己的兒子送去中國大陸讀書。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大兒子羅海星去廣州讀書，二三四子，都在香港培僑中學。愛國小說家嚴慶澍老先生，也就是反蔣小說「金陵春夢」的作者唐人，其公子嚴浩，也就是今日的大導演，幾兄弟全是讀香島。長城電影公司明星石慧、傅奇，在六十年代，一對子女也送去大陸。

那時候，在愛國左派單位，身為領導人，滿口毛澤東思想和世界革命，子女不送大陸，或者培僑香島，自己也不好意思。今天的特區政府高官，「十一」站在金紫荊廣場看升旗，嘴巴還唸唸有詞唱國歌，向香港人推行「國民教育」，他們自己把子女藏起來，腳底抹油，「國民教育」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幫王八蛋，真他媽的不要臉唷。

奧巴馬的兒子不會送去北韓和古巴讀書，布殊的女兒也不會去北京的景山中學，然後升清華，身為領袖，不可以虛假得如此低級而下流。特府的「國民教育」叫香港學生欣賞毛澤東的書法，他們自己為甚麼不學點毛主席的風骨？提起在英國劍僑的子女，還笑得像初戀少女般甜喲，呸，他們不要的「國民教育」，要你啃，你要了，你不是白痴，是什麼呀？

維權作家：內地人被洗腦不自覺
2012年7月24日

【明報專訊】內地維權作家慕容雪村昨應邀為香港書展演講，狠批內地愛國教育猶如洗腦，只為向學生灌輸黨性。適逢香港近日掀起國民教育爭議，有台下觀眾問慕容雪村對香港國民教育的看法，他直言﹕「在香港，每個人都明白國民教育有問題，但內地不同，他們沒有自覺，更為危險。」

慕容雪村形容內地的愛國教育與洗腦無異，「是奴性教育」，令人失去「誠實」的基本美德，「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內地愛國教育強調個人應服膺於國家利益，但慕容雪村批評，所謂的「國家利益」根本就是黨派或少數人的利益，不值一哂。他不忘拿早前侮辱港人為狗的北大教授孔慶東的「名言」來開玩笑：「如果它要你（為國家）捱苦、犧牲，就學孔慶東的話，回它一句『滾你媽的』吧！」他強調，先要讓國民有自由，然後再談要求國民奉獻。

他又指出，所謂的愛國教育導致內地憤青冒起，其非理性的仇恨十分可怕。他以一些憤青「慶賀」日本3‧11大地震的照片為例，「常說家長要令孩子遠離毒品，愛國教育也一樣，那就像毒品一樣，它總是鼓吹仇恨，非常危險」。

明報記者  

慕容雪村 - 沒有一條路是清白的

2012年5月8日

Vic：這篇好文章，是在台灣網友的部落格上看到的，英文版刊於紐約時報。此文乃了解「國情」的好材料，讀之令人感慨。在這樣的國度，不但「沒有一條路是清白的」，也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只是真相太殘酷，大家於是自欺欺人。

文中說：「如果腐敗不可避免，人們就會強迫自己去習慣它、適應它，甚至為它辯護。」日前中共的《環球時報》就發表社論，呼籲民眾允許中國「適度腐敗」。中共喉舌無恥不足為奇，更可悲的現實可能如文中所言：大多數中國人，「既受著腐敗的損害，同時又熱切地盼望加入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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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陽的一家小旅館中，我遇到了一位趙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舊，一臉愁苦的表情。剛攀談幾句，他就問我認不認識當官的，能不能幫他搞到工程。我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在一家國營公司擔任低級法律事務專員，從來沒接觸過什麼工程。趙先生大概是走投無路了，所以才會求助於我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陌生人。他說的工程就是當時的城市道路建設，在中國，這種工程極少有真正的招投標，大多通過關係和賄賂取得，然後層層分包下去。趙先生是這長長的利益鏈條的最後一環——真正的建設者。按他的說法，什麼樣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價格都可以承受，反正價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後總能賺到錢。為了鼓舞我的熱情，他開出了一個天價：只要能幫他搞到工程，他就給我每公里10萬元的回扣。我沒這個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當成了騙子。後來漸漸明白，這種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稱之為「中國規則」。趙先生也不是騙子，只是一個沒關係、沒門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既受著腐敗的損害，同時又熱切地盼望加入腐敗。交談結束的時候，趙先生用一句話概括他的發現：在中國，沒有一條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這寬廣而污濁的道路上，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觸骯髒之物。在當下中國，腐敗不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無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會來找你；你躲到天邊，它就會追到天邊。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行業都能看見這只骯髒的手：記者寫稿要收車馬費，教授參加論文答辯要收指導費，醫生做手術要收紅包，連愛心捐款、寺廟的香火錢都有人貪污。幾乎沒有人可以清白脫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須學會邪惡地生存。有位檢察官朋友曾這樣描述他的困境：領導在裏面抱個小姐，我抱不抱？不抱，還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發生了一起攜款潛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兩位員警去江西景德鎮調查，按照中國慣例，他們的一切花銷都由我的公司承擔。一天晚飯後，一位員警提議去夜總會消遣一會兒，這是文雅的說法，實質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應得不夠爽快，那位員警大為憤怒，他喃喃不絕地咒駡了幾十分鐘，在酒店的床上跳來跳去，大聲指責我的上司「不夠意思」，他說：「我為難你了嗎？我跟你要錢了嗎？看你那小氣樣兒！」我和我的上司無言以對，但在心裏，我們能夠理解這位員警的委屈，相信大多數中國人也能夠理解，那就是中國警民合作的規則：如果員警肯幫我做事，我就有責任滿足他的一切要求，儘量讓他開心。「收額外的錢，做該做的事」已經不能叫作腐敗，而是理所應當。那位傷心的員警連錢都沒要，只不過想去夜總會「消遣一會兒」，按情理說，已是過份的清廉。

如果腐敗不可避免，人們就會強迫自己去習慣它、適應它，甚至為它辯護。20年前，當我聽說有官員貪污幾千萬，就會感覺極度震驚，心裏想：怎麼可以這樣？10年前，聽說有人貪污幾億，我依然震驚：怎麼可以這樣？但現在，即使面對更龐大的數字、更離奇的情節，我都不會感到一絲一毫的驚訝。從震驚到習慣到麻木，這就是大多數中國人對腐敗的態度。人們只痛恨過度的腐敗，卻把適度的腐敗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如果有哪個官員很少收錢，甚至不收錢，那就會被當成是「青天大老爺」。〔Vic：唉，真的有適度的腐敗這種事嗎？〕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中國人對腐敗的容忍程度：2010年，廣西有位煙草專賣局長因收受錢物近80萬元被捕，事發之後，中國年輕的意見領袖韓寒在網上發起調查，有近21萬人參與投票，其中超過96%的人認為這位局長「是個好幹部，應該繼續留任」。

2001年，我在廣州的一家公司任職，新年前的某一天，有兩位工商局的官員上門拜訪，一是感謝我們一年來的支援，二是徵詢我們的意見和建議。我的老闆是一位聰明人，知道其中規則，吩咐我準備了兩個信封，一個2000元，送給那位科長；另一個1000元，送給科長的隨從。我們陪兩位官員喝了茶，談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見甚歡。把他們送走之後，我的老闆告訴我，這樣的事她已經做過很多次，在她看來，這3000元不能算行賄，只能算「一點心意」，用個中國式的術語，那叫「正常的人際交往」。

2003年，我開始申請我人生的第一本護照，按照程式，我先要向居委會申請一份證明，證明我既不是法輪功學員，也沒有參加1989年的學生運動，否則就沒有資格申請護照。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午後，我在一間低矮簡陋的辦公室前等了兩個小時，終於見到了那位公務繁忙的居委會主任，他姓黃，大概是中國級別最低的官員，可依然像大多數中國官員一樣嚴肅且難以接近。他問我：你怎麼證明自己沒練過法輪功？怎麼證明自己沒參加過學潮？我跟他解釋：1989年我只有14歲，根本不可能參加學運，我也從來沒接觸過法輪功，而且，一個人很難證明自己沒做過什麼，只能由別人來證明他做過什麼。黃主任不為所動，堅持要我先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證明，那我就是個可疑分子，不配擁有護照。還有一個理由是，萬一我出國後做了什麼不利於國家的事，他要跟著負責任，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幫我出具證明。談到最後，我屈服了，按照中國規則給他買了一條中華煙，大約值400多元。黃主任收下這條煙，開始不那麼堅持他的原則了，用5分鐘的時間寫完了證明，並且鄭重其事地蓋上了代表權威與責任的大印。我對他說謝謝，他回答：不客氣，應該的。但時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應該」到底指什麼，應該為我開證明，還是應該收我的賄賂？

這些都是久遠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國的腐敗現狀。從那之後，我聽過、見過許多更骯髒、更恐怖的事：一個村長可以貪污幾億，一位省長可以貪污幾十億，一個女人僅憑出賣肉體就可以當上高官，一個律師會向法官獻上未開苞的處女……但正如前文所講，我不會再感覺震驚，這是骯髒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會把骯髒當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時候，曾以為中國的高層是真心反腐，只是他們的下屬執行不力。後來，當我看到貪官的家產越來越驚人，看到各級官員都反對申報財產，看到媒體報導貪腐案件時的種種限制，我終於明白，這個國家沒有人真心反腐。這個政權需要腐敗，甚至鼓勵腐敗，腐敗就是它天然的潤滑劑，一日無腐敗，則一日不得運轉。它相信「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老格言，卻不明白，有一種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來養魚。

2009年夏天，重慶市公安局通過朋友向我發出邀請，說我對中國司法腐敗的描寫「淋漓盡致」，希望我能去重慶再寫一本，我揣測其用意，大概是想宣傳他們「打黑」的重要意義，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但我還是拒絕了，因為我已經明白：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敗將不可避免，「反腐敗」的口號叫得再響，也只不過是戲臺上的表演。

權力的腐敗曾是全人類的難題，但在今天，大多數國家已經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當我們研究中國的腐敗原因，需要誠實回答兩個問題：中國的權力在哪裡？在北京。誰來監督？北京來監督。這就是腐敗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頓勳爵所言：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

慕容雪村 -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世紀．Behind the Power：讓我告訴你：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明報   2012年6月19日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着怎樣的生活。

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二○一二年受邀在Hay Festival作題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專題演講。

錢明奇曾求助於作者

2011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裏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裏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5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什麽可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房子被拆拒接受政府低額補償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彩，那時錢明奇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訪民。

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嘗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式，為此他還專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覆議，失敗；起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結果：又一次失敗。在近10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

自學法律起訴失敗始上訪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帳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資訊，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伸，有冤不伸了。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毁政府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布資訊，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

屢聲稱炸毁政府大樓沒人相信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3輛廉價汽車，然後按下啓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徐武飛越瘋人院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牀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的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櫺，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此後近4年，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着難以下咽的食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控大企業扣工資多次被打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500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企業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徐武開始品嘗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部分，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牀上，就像一隻被火車輾過的盛世斑馬。

整整5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膠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有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囚精神病院醫生鑑定抑鬱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再次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着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7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6人身分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身分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鑑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後被監視軟禁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會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會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建設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文明得以弘揚，而不是讓錢明奇、徐武和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但絕不願意看到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文／慕容雪村  編輯／楊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