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 - 放手是成長的開始

亞洲週刊    2013年2月

非洲例子發現，父母的放任不管往往能培養出具備領袖才能的孩子，舊智慧值得現代家長借鏡。

大有可能憑《林肯》(Lincoln)一片破天荒摘下第三枚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英國演員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在自己選擇的行業揚名立萬，相信是很多望子成龍的父母心目中的成功典範。他們也許會問，路易斯的父親究竟做對了什麼，栽培出一個能成如此大器的兒子？

答案是「在適當的時候放手」。路易斯的父親是英國桂冠詩人塞希爾．戴．路易斯(Cecil Day-Lewis），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走開》(Walking Away)中，最後一段寫父母忍痛讓子女離開，蘊含養兒育女的大智慧，值得中國大陸的「一孩父母」和香港的所謂「怪獸家長」細讀：

更痛苦的分離，也不如它那樣
仍舊啃進我的心裏。也許這表明了
只有上帝才可以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走開是成長的開始
而放手就是愛的證明

（I have had worse partings, but none that so
Gnaws at my mind still. Perhaps it is roughly
Saying what God alone could perfectly show
How selfhood begins with a walking away,
And love is proved in the letting go.）

放手不是不管，只是要子女成才，就要放手讓他們犯錯、犯規，甚至犯險；因為犯錯、犯規和犯險是塑造個性和建立自我(character building)的最有效方法。痛苦比快樂教曉我們更多(Pain teaches us more than pleasure.)，這個事實，每個成年人其實都心裏有數。以《槍砲，細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與《大崩壞》(Collapse)而廣為世界認識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作《昨天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提出類似的觀察。

戴蒙德挾數十年的田野調查經驗與一絲不苟的資料搜集，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夠從傳統社會中學到什麼？」進步，難道不是一個有如時間般不斷向前展開的線性過程？《昨天前的世界》卻告訴我們，原始社會用來解決人類普遍性問題的方法，諸如扶養小孩、照顧老人和解決爭議，頗值得自豪於文明進展的現代人借鏡。

戴蒙德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發現，非洲的傳統遊獵採集社會(hunter-gatherer societies)沒有「children-safe」（保護孩子免於危險）這個概念，為數不少的領袖身上都有被火灼傷的疤痕。原來他們在幼兒期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玩火、玩利器，玩什麼都可以；父母極少干預和懲罰。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與危險為伍，常常弄得遍體鱗傷。可是，他們同時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長大後變得成熟、穩重，既剛毅果敢又深思熟慮，這些特質令他們成為眾人尊敬的領袖。哲學家尼采的名言「再痛苦難堪的經歷，只要沒有令你垮下來，就會令你更厲害」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似乎在他們的身上得到證實。

這徹底顛覆了父母應該把孩子「隔離到安全地方」(put children out of harm's way)的傳統智慧。為人父母(parenting)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懂此道者不僅可以作育英才，並且能夠造福人群，為整個社會、國家、民族，甚至全人類作出貢獻。可是，很奇怪，香港的正規教育(institutional education)對此關乎人類福祉前途的重大課題似乎無甚興趣。大學既無「為人父母學」一科，社會就自然缺乏「為人父母」的專家與權威的供應。於是養兒育女之道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禮失求諸野，「教人怎樣做父母」遂成暢銷書的一大品種。稱他們做「怪獸」也好，叫他們的孩子做「港孩」也好，可憐的家長一概不以為忤。只要學得家長之道的一招半式，他們於願足矣。

為人父母之難，在於一副血肉之軀突然被賦予「近乎造物者的權力」(godlike power)，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樂，以至前途和幸福，操生殺之大權。卑微的人類要扮演上帝，就像低下的蒼蠅要做人一樣，難免自慚形穢，每天都在誠惶誠恐之中度過，怕的是自己今日一時的行差踏錯，會成為孩子將來的抱憾終生。倘若養兒育女有一種萬試萬靈、萬無一失的萬全之策(one best-way approach)，則天下的父母從此可安枕無憂矣。

林沛理 - 高峰墜落的公關災難

亞洲週刊    二十七卷　五期   2013年02月03日

從阿姆斯壯到余秋雨，都要面對從高峰墜落的失寵過程，以及難以挽回的公關災難。

西諺有云：個兒越大，摔得越重(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自行車之王阿姆斯壯（港譯岩士唐，Lance Armstrong）以超乎常人的意志擊退病魔，更連奪七屆環法公開賽冠軍，史無前例；卻被揭發是服食禁藥的癮君子，又是一個用謊言來掩飾謊言的「連環撒謊者」(serial liar)。他由高峰墜落的失寵過程，所謂「fall from grace」，其急速徹底、充滿戲劇性和無法挽回，用「驚心動魄」四字來形容並無誇張。

在中國也有一位仁兄，由德高望重的首富作家和權威學者，淪為網民口中的「年度人渣」。

薩伊德(Edward Said)在《知識分子群像》(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書指出，公共知識分子不是要在公眾面前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而是以獨立人士和外人(outsider)的身份，向公眾和為公眾(to the public and for the public)陳述他的觀點和信念。在這個意義上，余秋雨從來只是扮演角色的公眾知識分子(public's intellectual)，而非拋頭顱、灑熱血，將公眾利益置於一己利益之前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他這類電視觀眾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和學術明星，最需要的不是學術自由或者傳統文化的滋潤，而是讓他們可以盡展所長的強勢媒介——電視。作為電視節目知識問答環節的評委常客，鏡頭前的余秋雨總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我就是不相信，一個人不可能是這樣巨細無遺地博學的。他大概只是在每次節目播出前把題目和答案背誦得熟極而流，如此而已。更何況在現今這個網絡世紀，余秋雨在鏡頭前展現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博學早已變得無關宏旨。無論一個人怎樣博學，他可會較互聯網知道得更多的東西嗎？在大部分知識都變得伸手可及的時代，我們有必要為「博學」這一詞再作解說——所謂博學，可能只是懂得利用電腦，在互聯網上尋找資料和掌握知識而已。

然而日久見人心，余秋雨的真本色和真面目，其實早已在世人面前無所遁形。在零八年京奧揭幕前幾星期，他在電視台侃侃而談，解釋愁雲慘霧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樣與喜氣洋洋的北京奧運「取得協調」。

他說北京奧運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揚最微弱生命呈現出來的尊嚴。以生命作為主軸，「五一二」與奧運就連接起來。他接著以說書人的口舌，非常生動地講述了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在地震廢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說出京奧的理念——「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又把電視記者那個話筒當做奧運火炬。余秋雨用讚賞甚至歌頌的口吻說：「從廢墟裏面拯救出來的生命，期望的是奧運這樣精采的生命。」

之後余秋雨再侃侃而談他的第二個故事：另一個也是從災區中救出來的小男孩最崇拜劉翔。他在傳媒的安排下與劉翔通電話，祝福劉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劉翔又（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他首先聽到的是那個小男孩的聲音。在用如此充滿電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說完之後，余秋雨難掩一臉志得意滿之色地說：「你看，這麼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與奧運之間的基本邏輯。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點和生命輝煌的高點，在幾個月之間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說，在生命的意義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這是不折不扣的「公關辭令」(PR speak)，難怪他會在博客「含淚勸告請願災民」，公開呼籲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失子女的家長要「識大體、明大理」，不要被反華媒體利用。在一個專為京奧應付傳媒和包裝形象、對媒體的負面報道(bad press)避若蛇蠍的「公關大師」眼中，請願災民正在不自知地為國家和中央製造一場「公關大災難」(PR disaster)，所以必須被直斥其非和嚴厲制止。

可是能醫者未必能自醫，一個善於對負面消息進行積極解釋的宣傳者和策劃人也無法擺脫有關自己負面報道的困擾。一個願意用他的學問和才智去「處理事實」和利用傳媒的「軌道」來影響公眾的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最終也無法靠塗脂抹粉和故弄玄虛來脫身(spin his way out)。中國的網民眼睛越來越雪亮，信焉！■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英文玩家》、《玩起中文》及《反語》，最新的一本書是《祝你分手快樂》（快樂書房）。perrylam@yahoo.com

Vic：文中的余秋雨事件雖然已過去數年，但講起來仍令人噁心至極。之前看艾曉明的川震紀錄片《我們的娃娃》，對當中一段矯情至極的奧運宣傳話語（1:03:53-1:04:53）印象深刻。看了一小時的悲慘災情記錄後，聽到這段話，非常震撼，非常悲哀，非常反感。

林沛理 - 也斯是香港世界級作家

亞洲週刊    二十七卷四期    2013年1月27日

從也斯作品，世界得以認識香港。對於香港中文寫作長期被邊緣化，也斯始終意難平。

最後一次見也斯，是去年香港書展以嘉賓講者的身份，出席一個向他作為年度作家致敬的活動。

當天發言和朗誦他作品的有瑞典學者、德國評論家、日本教授和法國詩人。說也斯是香港的世界級作家(Hong Kong's World Writer)，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

從也斯的作品，世界得以認識一個俗得可耐又生機勃勃、色香味俱全的香港。毫無疑問，在香港的作家之中，也斯是其中最life-affirming、擁抱生活和肯定生命的一個。也斯最好的作品——不管是詩、散文還是評論——洋溢一種令人喜出望外的「奇蹟感」(a sense of wonder)。他發現生活，就像發現奇蹟一樣。他是這樣寫苦瓜的：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語言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他是這樣寫豆腐的：

「於是他也說要吃豆腐。
於是我們就說起吃豆腐，就像詩中說的那樣，說起各種各樣的豆腐，說到可以從中榨出清酒的高野豆腐、加上各種鹹辣調味的豆腐，最後甚至說到燙熱了泥魚鑽進去的豆腐！
唉，我們本來不是說要修心養性，只吃一味湯豆腐的嗎？」

這個「唉」不是抱怨，而是讚嘆。生活的面首三千，它無盡的變化、多樣化和多變性——艾略特稱之為「the infinite variety of life」——喚起也斯的好奇心。美國小說家費滋哲羅(F. Scott Fitzgerald)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形容新移民初到貴境，第一眼看見美國，發現新大陸的雄奇壯麗，與他們的驚嘆能力不相伯仲(commensurate to his capacity for wonder)。也斯樂此不疲地寫香港，因為他在這個城市找到與他的「capacity for wonder」相稱的「infinite variety」。

也斯對於香港的中文寫作長期被邊緣化，始終意難平。去年四月香港大學的陳婉瑩教授設宴款待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席上討論最激烈的題目是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我們坐在可以飽覽香港夜景的館子，但「香港」兩個字在談話中鮮有提及。當天也斯說話不多，但所說的每一句話，幾乎都與香港有關。

問題是香港有資格為它的中文寫作被邊緣化叫屈嗎？它自己何時善待過它的作家？

也斯離世，「一代詩人」和「偉大文學家」的高帽紛紛往他的頭上蓋，但他離世前幾年，連一個比較穩定和接觸面廣的發表平台也沒有。也斯不止一次告訴我，今天不少報章文化版的編輯不僅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就連他是誰也不知道。

這當然是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對認真的寫作人——更遑論嚴肅的文學家——的「標準待遇」(standard treatment)。在一個混淆價格與價值、靠知名度的高低來分優辨劣的「笨下去社會」(dumbed-down society)，作家永遠不會是那隻怒吼的獅子(roaring lion)，只會是蹲在地上的小狗(underdog)。即使是最優秀、最萬中無一的作家，也不會得到足夠的認同和尊重，香港如是，西方社會也一樣。

八十一歲的加拿大作家門羅(Alice Munro)是當今最傑出的小說家，她的短篇將神話的深刻、寓言的雋永和故事的精采共冶一爐。在她的筆下，生活平凡的一面是一隻頑皮的貓，會突然撲向你，令你措手不及；而生活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卻是一個害羞的女孩，靜靜坐在那裏不發一言。然而這樣一個優秀的作家，連一個三流電視劇演員的知名度也沒有；比起好萊塢的大明星，她簡直是不見經傳。

我們其實不必介懷。卜戴倫(Bob Dylan)說得好，沒有人因為出名而變成不朽(No one achieves immortality through celebrity.)。作家在生前能享大名和賺大錢的只屬極少數，但只要他們用心寫作，總會有一些東西給保存下來留給後世。作家靠他的作品生存下去(A writer is survived by his writing)就是這個意思。

我很相信，一代接一代的人會繼續讀也斯的作品，並在閱讀的過程中同時發現香港的「infinite variety」和也斯的「capacity for wonder」。

林沛理 - 喬布斯的最大遺憾

亞洲週刊    2012年11月30日

西諺有云，生活是嚴師(life is a stern teacher)，其實有時死亡教曉我們更多。蘋果電腦的喬布斯(Steve Jobs)逝世一週年，世人對他的個人崇拜並無減少。

他二零零五年在史丹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了一篇演說，題為《死之前該怎樣活》(How to live before you die)，繼續在網上瘋傳。他告訴在座的畢業生，人必有一死，所以應該一無所懼追求自己的夢想；更期盼他們「常懷渴求與赤子之心」(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這類常見於自助手冊與通俗心理學書籍的陳腔濫調，只因是出於喬布斯之口，才自動升格為金石良言。實情是喬布斯的生命固然精采，但他的英年早逝更具啟發性和教育意義。它提醒我們，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what really matters。

美國總統奧巴馬嘗言，喬布斯是愛迪生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家，這當然是溢美之詞。喬布斯的發明，分析到最後，不過是精巧的器具和小玩意而已，英文稱之為不無貶義的「gadgets」。iPhone和iPad是完美的gadgets，但始終是gadgets。這個偉大發明家的所有發明，加起來也沒法令他在世上多活一天，甚至一刻。他的死提醒我們，雖然很多人覺得沒有iPhone和iPad的日子沒法過，但iPhone和iPad畢竟不是生死攸關的東西，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

那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呢？與喬布斯一起創辦蘋果的老朋友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透露，喬布斯臨死前跟他說，他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難怪，喬布斯是個搏殺起來六親不認的工作狂，他在死前六星期，才肯從蘋果CEO的職位上退下來。

蘋果近年來創意無限，新產品一個接一個推出市場，跟喬布斯在零四年知道自己患癌並開始接受治療大有關係。死亡的陰影令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和直覺，按照他的邏輯，既然今天可能就是生命最後的一天，當然沒有理由把它用來過別人的生活和依循別人的思維——喬布斯稱之為教條(dogma)。喬布斯自知時日無多，卻選擇了做一個更徹底、更義無反顧的工作狂。

結果他把一手創立的蘋果送上成功的頂峰，自己也名成利就，但他在過去七年來真正與家人親密地在一起的時間，大概只有最後的幾個星期。他告訴沃茲尼克，要離開身邊的人，深感遺憾。

這值得嗎？人各有志，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就生命所作的抉擇(life choices)付出代價。只不過身為普通人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可以在某方面做得比喬布斯更好？當然，喬布斯擅長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只要我們從他的身上汲取教訓，絕對可以在生活上避免重蹈他的覆轍。的確，一如很多成功人士、名人，甚至偉人，喬布斯同時是一個學習榜樣(role model)和警世寓言(cautionary tale)。

歷史學家泰萊(A.J.P. Taylor)對拿破崙的評價，完全可以用在喬布斯身上：作為一個領袖，他做得成功的，沒有人可以超越。作為一個人，他在別人做得成功的事情上都失敗了(What he did as a leader no on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Yet as a human being he failed where most men succeeded.)

喬布斯和蘋果改變了世界，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他們令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for better or for worse)？對一個人的讚譽，莫過於說他「令世界變得更美好」，英文所謂「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he found it」。喬布斯配得上這樣的讚美嗎？蘋果的產品令世人更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前途，做一個更獨立、自主和有思考能力的個體；還是令他們墮進一個無力改變的處境？

喬布斯叫人stay foolish，但自己其實世故和聰明到極點。不過，他聰明過所有人，卻聰明不過他自己。他缺乏的是一種自我反省，甚至自我否定的能力。

「First do no harm」，以無害為最高原則的，不應該只是醫生和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還應該是包括像喬布斯一類翻雲覆雨的大企業家的商業道德。我不敢斷言iPhone令這個世界產生更多奴隸、癮君子和放棄思考的人，但無可否認，它只是資本主義化虛假需要為「非擁有不可之物」(must-haves)的極致產品而已。
----------------

Vic：「沒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似乎是很多事業成功人士的大遺憾。但我想，那些事業成功的人士，其性格早就是決定了其人生；只要錯過頓悟的機會，這種遺憾是無可挽回的。現實中更常見的悲劇，是事業無成，與家人的關係也早早破壞到無法相處的地步。普通人的悲劇，是強忍著絕望，默默地活著。

林沛理 - 美國的新寡頭統治

亞洲週刊   2012年11月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勝出的不管是連任的奧巴馬，還是他的挑戰者羅姆尼，都不會改變一個基本的事實：美國越來越變成一個由超級富豪與特權階級寡頭管治的國家。說得誇張一點但不至失實，所謂美國的新寡頭統治(New American oligarchy)，就是由有財有勢者支配政府的施政與社會的發展(the rule of the rich)。

在美國這個崇拜財富的國家，金權與政治本來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三度連任、史上任期最長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一九三六年接受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演說中，便提到「超級特權階級的獨裁統治」(dictatorship of the over-privileged)。

事實證明羅斯福絕非杞人憂天。過去四十年來，在總統列根、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佛利民）和媒體人與保守主義政論家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人的領導、鼓吹和大力推動下，美國的政策鐘擺(policy pendulum)明顯和大幅度地向商界、企業精英和極富的一群(the super-rich)傾斜；而受損甚至受害的就是窮人和中產階級。

的確，自一九八一年列根上任開始發動「大市場、小政府」的所謂「列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以來，不管執政的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政府在政策上所作的選擇，總是有組織——甚至可說是有條不紊——地優惠和偏袒僱主而非僱員，富人而非窮人，商界而非消費者。稅務政策如是，最低工資法例如是，組織工會法例如是；就連規管總統候選人籌款和接受捐款的選舉法例也是如此。最影響深遠的，是撤銷對金融業有關金融產品銷售的監管(financial deregulation)，令投資銀行可以將垃圾和風險包裝成回報可觀的投資工具，而自己則賺取天文數字的交易佣金。

在這樣一個「勝者全取」的經濟體系(winner-take-all economy)，財富無可避免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裏。據統計，美國二零零九年全國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七賺取了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七點八。由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七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生產總值在計除通貨膨脹後有百分之十八的增長；但中產階級家庭的同期收入卻只增加了不夠零點五個百分點。至於量度美國人由窮變富所需時間的所謂「代與代之間的流動性」(generational mobility)更遠遠落後於德國和加拿大，甚至法國和日本。

仇富不存在於美國人的基因，他們也絕少是平均主義(equalitarianism)的信徒。出自他們的口中﹕「你是個共產主義者嗎？」是假裝成反問的人身攻擊(personal attack disguised as a rhetorical question)。然而美國人對社會種種不公平的容忍建基於一個堅定信念，那就是美國乃人人都有機會飛黃騰達的社會，而最終飛黃騰達的人，靠的多是他們的才幹與努力。

這個信念在今日的美國已經變成一廂情願多於合理期望。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記者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新書《誰偷走了美國夢？》(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指出，由於極少數人壟斷了創造和累積財富的秘密、方法和手段，美國正逐漸演變成一個按財富、收入與特權劃分的等級社會(caste society)。一如冤冤相報會導致永無休止的暴力，特權自會鞏固特權，而貧窮亦會衍生貧窮，這就是等級社會的惡性循環與自我延續(self-perpetuating)本質。

表面上，美國人在奧巴馬與羅姆尼之間的抉擇，是要選一個為平民百姓爭取權益的總統，還是一個捍衛富人特權的總統。實情是，不管哪一個做它的主人，白宮都不可以對華爾街的請求、吩咐和命令置若罔聞。四年前，奧巴馬以改革者的姿態入主白宮。可是，金融危機爆發，他的政府大慷納稅人之慨，為「大到不能倒」的華爾街投資銀行提供總值七千億美元的拯救方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公開呼籲政府將債台高築和虧損累累的銀行收歸國有，奧巴馬就是充耳不聞。今日美國的股市已經反彈到接近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的歷史高位，但經濟復甦帶來財富和收入的增加，百分之九十三卻落了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最高收入人士的口袋。

林沛理 - 拒絕Facebook的理由 (2010年6月)

亞洲週刊 2010年6月20日

Vic: It's okay if you enjoy yourself on Facebook. Don't get upset at this article. The Facebook phenomenon is evolving quickly and has serious social impacts. This article touches only a part of it.

---------------------

英國知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七年，在倫敦發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演說，轟動西方知識界。他由什麼是基督徒說起，一路談到上帝的存在、基督的品性，以至恐懼乃宗教的基礎等議題；最後以重申自由思想的重要作結。

在八十三年後日益世俗化的的今天，大張旗鼓地宣布自己不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或者佛教徒，不僅多此一舉，簡直是貽笑大方。可是倘若你沒有註冊成為社交網站Facebook的會員，我建議你馬上寫一篇《為什麼在Facebook上找不到我？》(Why I Am Not On Facebook?)公諸於世，以免被標籤為有嚴重自閉傾向的「宅男」或與社會為敵的危險人物。原因很簡單，Facebook今日是越來越多人的宗教、娛樂，甚至生命，你對它說不，就等於撥開世界向你伸出的友善之手。

這並非誇張之詞。Facebook面世只有短短六年，已經有超過五億個註冊會員。它同時是全球最大的圖片庫，載有圖片近五百億幀，並且以每週十億幀新圖片的驚人速度增長。

更重要的，是Facebook徹底改變了現代人的社交基因，令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緊密、交往更頻繁和相聚更容易。

一百年前，小說家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中苦口婆心奉勸世人不要活在孤獨的斗室之中，那句發自肺腑的「Only connect」(只管連接起來)，成為了說出無數人心底呼聲的處世格言。一百年後的今日，Facebook把整個世界都連接起來，福斯特心目中的大同社會似乎近在咫尺，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一如世人要為一個新的平的世界(a new flat world)付出代價，活在一個由Facebook連在一起的世界，並不是想像中的逍遙自在。到今日，我仍然堅持做一個抵制，甚至反抗Facebook的死硬派(a Facebook holdout)，除了因為這是一個浪漫、蒼涼的手勢，隱然透出一種就算不是「大衛勇戰巨人」，也是「螳臂擋車」的悲壯之外；還是因為深感Facebook以分享、溝通和幫助我們建立人脈和社會關係為名，正在將我們的社會推往更自戀、更虛情假意和更多癮君子的方向發展。

不是嗎？現在也許已經難以想像，但在一個Facebook前的世界，如果你將你的喜好、日常生活的細節，突發的奇想，如數家珍、巨細無遺地與人「分享」；又將所拍的照片，不管是午餐的時候在「大排檔」吃的一碗牛腩麵；還是在「卡拉OK」唱歌時的狂態，通通拿出來給人看，普通朋友必定對你敬而遠之，好朋友亦無奈與你疏遠。「自我陶醉者」(narcissist)的標籤，更會如影隨形般對你不離不棄。英文有一句異常貼切的慣用語來形容這一種人——「He is so full of himself」(他滿口和滿腦子都是自己)，又說滿腦子都是自己的人，腦子往往都是空空如也的(He that is full of himself is usually very empty)。

這正是我對Facebook敬而遠之的原因：每一個Facebook的註冊用戶都是「full of himself」的。在這個意義上，Facebook合法化和常態化了自我中心與自戀，將一種劣根性變成一種美德。

對我來說，「Facebook friends」根本就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詞(oxymoron)。友誼未必要達到兩肋插刀、肝膽相照的境界，但做朋友，至少要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真正的友誼，更加是一種靈魂的溝通與心神的默契。

西諺所說的「只有真正的朋友，才可以悠然自得地相對無語」(True friendship comes when silence between two people is comfortable)，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你可以想像兩個由Facebook連繫起來的朋友在Facebook上相對無語嗎？這一切也許只是我這個過時的人的瘋言瘋語。對現代人來說，Facebook已變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了「癮君子」的一個新品種——Facebook junkies。

林沛理，《信報》、《明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作包括《破謬．思維》、《精彩的偏見》及《英文玩家》，最新的一本書是Once A Hero - The Vanishing Hong Kong Cinema。

林沛理 - 蘋果軟銷反智的野蠻

《亞洲週刊》二十五卷第十期 2011年3月13日

《蘋果》讓讀者夠膽挑戰權勢，但又日復一日削弱他們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

幾個星期之前，《蘋果日報》港聞版有一則交通意外的報道，標題是《女煙民捱撞捲電車底危殆》。單看這篇報道，讀者沒有可能知道，甚至無法想像，這個最終不治的交通意外受害者，寫得一手足以令政府高官和大學教授汗顏的漂亮英文，也是個侍母至孝的女兒。她交朋結友，從不以成敗論英雄，很多失意、失業和失敗的人都得到了她的友誼。她對飲食很有心得，自己卻患上厭食症。這一切，我知道，因為這個給《蘋果日報》「定義」為女煙民的人，是我認識了二十五年的老朋友，大家的一切對彼此皆不陌生。

為什麼要將一個被電車撞倒後捲入車底，再遭輾過重傷的受害者稱為「女煙民」；並暗示「由於現場遺下香煙和(打)火機」，受害人可能「只顧吸煙，沒留意轉燈衝出路面肇禍」？原因大概是：在這個「要用最少時間知道最多事情」的資訊爆炸的社會，《蘋果日報》以為只要亂貼標籤、製造刻板形象、附和社會偏見，以及將揣測裝扮成推理，就可以令複雜的人和事立刻變得明辨可懂(instantly comprehensible)。本來大眾傳媒有責任同時扮演社會的詮釋者(interpreter)與叩問者(interrogator)的雙重角色，既要向受眾解釋社會發生的事情，又要指出問題的所在和提出質問。

可是，《蘋果日報》所做的，卻是將報道的對象一味面譜化，把一個飛來橫禍、遭到大不幸的人的僅有尊嚴都要奪去。這是一種文明的野蠻，用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話說，《蘋果日報》這種否定人的基本價值和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報道手法，是把「啟蒙的可能」變成了「野蠻化的可能」。

《蘋果》是一份徹頭徹尾為普通人辦的報紙(a newspaper for the common man)，它一開始就選擇了站在老百姓和小市民的一邊，但同時它又明目張膽、幾乎不能自制地貶低這些老百姓和小市民，假設他們都是愚蠢、勢利、拜金主義、自私的、膚淺和貪婪；並根據這些假設制定報紙的編輯方向和內容組合，以及界定新聞的和報道的角度。結果，《蘋果》一方面恭維讀者，將他們的人民力量釋放出來，使他們夠膽挑戰權勢和向政府說「不」﹔另一方面卻傲慢地對待它的讀者，侮辱他們的智慧，「軟銷」反智，日復一日地削弱讀者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們不會天真到期望《蘋果》像《讀者文摘》一類刊物那樣「激人以道德」(move one to virtue)。只是倘若《蘋果》仍舊忠於其辦報理想，那麼它就算不可能完全揚棄那一套譁眾取寵的蒙昧主義，也要好好將報紙越來越強烈的反智傾向撥亂反正。

它對消費主義的擁抱(永遠都在提醒和幫助讀者做精明的消費者，卻從沒反省消費行為本身的意義)，其實是在引誘讀者做「消費的癮君子」(consumption addict)——你越拼命擁有，就越覺得匱乏，最終變成無法自拔的消費狂。還有的就是那些「狗仔隊」偷拍的所謂娛樂新聞，它將讀者變瞥伯 (peeping Toms)，是對讀者的矮化而非抬舉。

人才跟著金錢走，是資本主義的定律。給稿費從不吝嗇的《蘋果日報》名家如雲，還有善寫「美文」的社長董橋長駐候教。然而這種「裝飾性」(decorative)的思想性和文藝氣息改變不了報章的本質。

星期日《蘋果日報》的《蘋果樹下》辦得越有書卷味，越有批判性，便越給人一種罪人在星期天去禮拜堂做告解的感覺。我想到的是法國犬儒哲學家帕斯卡(Pascal)嘲諷教徒自欺欺人的一段話﹕「愚弄你自己，領取聖水，接受洗禮，向神父懺悔，然後一切都會有美滿的結果。」

《蘋果日報》要不再精神分裂下去，就必須把握住「人」這個中心問題，而不是在它的附近打轉。對於《蘋果日報》日後的發展，最大的關鍵在於它把「人」看成什麼﹕是愚民、笨伯、消費者、經濟人，還是一個公民社會的成員、一個雙肩承擔得起民主政治責任，也因此是應該得到民主的群體(a people deserving democracy)。《蘋果日報》常自詡為香港人的報紙，問題是香港人在《蘋果日報》的眼中到底是什麼？

林沛理，《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能說「不」的秘密》、《破謬．思維》及《精彩的偏見》，最新的一本書是《英文玩家》（天窗出版）。perrylam@yahoo.com

林沛理 - 硬權力已無絕對權威

《亞洲週刊》二十四卷四十八期 (2010-12-05)

最能說明極權統治本質的特點(defining quality)，是它要加諸人民身上的愚蠢(enforced stupidity)，以及它對事實所持的非理性態度。這是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洞見，而最能表現這特質的，莫過於小說中老大哥(Big Brother)那三句早已膾炙人口的管治口號﹕「戰爭即和平」 (War Is Peace)，「自由即奴役」(Freedom Is Slavery)和「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長趙連海為受毒奶粉事件影響的兒童爭取終生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監禁兩年半。事件揭露的正是中國大陸政府指鹿為馬的極權統治本質。它沒有言明、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管治口號是：「囚禁即公義」 (Imprisonment Is Justice)，「服從即力量」(Obedience Is Power)，「沉默即和諧」(Silence Is Harmony)。事件引起國內外人士強烈關注和質疑，不僅是因為它激起了眾人的義憤，還由於它假設我們連最基本的判別是非的能力也沒有，大大侮辱了我們的智慧。

的確，從電影評論的角度而言，中國政府編導、北京法院掛頭牌、新華社客串的「趙連海尋釁滋事」是一套不折不扣、徹頭徹尾的蠢戲——劇情犯駁、布局兒戲、思想幼稚，觀眾要抱很強烈的「姑妄信之」(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心態才可以把它看完。如果這齣政治劇在戲院上映，必定會像甄子丹以一人之力打敗德軍和日本侵略者的《精武風雲》那樣，在觀眾的訕笑聲中落幕。

值得深究的是為何一個正在急速崛起的大國，竟像香港的電影人那樣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視世人如目不識丁、頭腦簡單的鄉愚笨伯？是它低估了媒體的力量及今日中國人掌握資訊的能力，還是我們一直高估了中南海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要在這個資訊爆炸、媒體發達的全球化網絡時代實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棄它那一套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

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戲，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說謊也有說謊的規則和技巧。

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他們大都願意相信執政者所說的話，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將這種人類容易相信宗教和權威的本性稱為「信的意志」 (will to believe)。問題是你要老百姓運用他們「信的意志」，那麼你說的話就算不是完全真實的，也至少是可信的。公共行政理論強調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而不是它的誠實，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一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一個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謊言，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它會直接影響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因為說到底，沒有人願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統治。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一種精英統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種「黨永遠是對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維。近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為它反證了黨的政策正確和領導明智。

香港不少精英始終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無法接受中共政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智慧沒有受到尊重。英國人的管治之道，是在被管治者當中，找出一批最聰明的幫他們協助管治；所以當年彭定康就任港督不久，就委任陸恭蕙做立法局議員。反觀共產黨，對社會的精英有一種近乎本能的不信任，不但不會委以重任，反而視之為針對與打壓的對象。

更何況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根本就是一冊權力史，大部分時間只有描寫權力如何建構、運作、征服和統治的大敘述，而鮮有擺脫政治權力中心的干擾，從被統治者的視覺來寫政治與生活的關係。

久而久之，不但統治者習慣了從上而下地將自己的意願和思想強加於人民身上，以為權力的建構與展示就是有效統治的關鍵；就連人民也內化了這種對權力的崇拜。

可是，隨著上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大陸的普及，越來越多中國人只崇拜一種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權力。民心在變，蠻不講理的硬權力不再擁有不容挑戰的權威，這是中國執政者必須面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