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論莫言、成龍與梁振英的說話

梁文道 - 莫言（說話之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4日

我認識莫言，甚至認識他的家人。我讀他的作品，也喜歡他的大部份創作（尤其《酒國》與《檀香刑》）要說他是壞人，以我有限的認識，恐怕不能同意。要說他的作品不夠批判，我更加無法贊同。因此，他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主動獻詩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才會成為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當然，我曉得他是共產黨黨員，更是解放軍軍官，這一切都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但是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後這一段時間的談話，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那根本是最低級的錯誤。

人家問他對中國審查制度的看法，他扯到機場安全檢查。人家問他中國被囚作家的事，他竟然說什麼作家不一定都是善人，也會幹些偷搶拐騙的犯法壞事，坐牢並不稀奇。明智如他，能不知道人家問的是什麼嗎？

這種說話方式，我們都不陌生，你常常能在中國某些大人物口中聽到。面對質難，他們顧左右而言他，要弄些假裝糊塗小聰明。說不定有些人還要讚他們「幽默」，而他們自己也要暗暗得意，全然不知這類言說是何等地失格，何等地丟臉。例如已經算是很會講話的朱鎔基，當年被人問到對高行健獲獎的看法，他居然回以一句「恭喜法國人多了一位諾獎得主」，當時還真有國人說他夠風趣。其實，這就是王丹所說的「農民式的狡獪」了，一種完全上不了枱面的態度。

把被囚的良心作家說到做科犯法的惡徒上頭，這是侮辱良心犯的人格。硬把文學說成與政治無關，還要將文學描述成一種只是教人戀愛的事，這是侮辱他自己的文學。

為了他好，我寧願他在這些問題面前閉嘴，真正莫言。


梁文道 - 成龍（說話之二）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5日

我認識成龍，覺得這個人相當友善，甚至說得上率直，尤其是在談他根本不懂的政治的時候。看他的表情和語氣，他大概真心相信「中國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候」（我並沒有忘記他的演員身份），不像是在拍馬屁。

記者問他要是當官，最想幹哪個職位。他說要當台灣的交通部長。因為他認為台灣的交通太亂，大家開車不守規矩，亂開亂停。然後他還拿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要用一種暴力的手法去對付一些暴力、不守規矩的人」。而他舉的實例便是當年曾經用刀捅破了一輛違規停放的車子的輪胎。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則娛樂新聞。也是在台灣，他開車上路，不巧遇到十分混亂的堵塞。結果角色上身，他走下車來站在馬路中間，氣急敗壞地指揮交通。

做得出這樣的事，說得出這樣的話，難道不是率直？在成龍看來，交通部長的主要職責大概就是維持馬路秩序，讓人人都循規蹈矩。必要的時候，更不妨使用暴力。依他歷年言論，我懷疑他甚至相信政治就只是搞好秩序；不管什麼部門，所有官員幹的都是糾察工作。而在一切糾察之中，最具典範意義的自是警察。因為警察可以用暴力來維持秩序，很爽。難怪他如此討厭遊行，因為遊行可能阻礙交通，壞了他心目中的秩序。至於大家為什麼遊行，市面為什麼「亂」（他所理解的「亂」），恐怕就不在他理解的範圍之內了。

成龍對政治無知，這已經不是問題了。問題在於他為什麼敢於樂於一而再、再而三地談政治？是誰讓他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和責任，又是誰把他推上了一個他根本勝任不了的位置？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他能代言香港那麼多年？為什麼中國的官方慶典也總喜歡找他參上一腳？

如果我們討厭一個公眾人物的言論，我們或許也該想想他說這些話的權力由何而來。


梁文道 - 梁振英（說話之三）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6日

我見過梁振英一面，很多年前人家組織的飯局。一頓飯下來，我努力回想，居然想不出他說過什麼，也想不出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個人就好像裹在一團霧裏似的，只有淡淡的一圈輪廓，看不清，道不明，彷彿你填什麼色彩上去都行。後來我看蔡東豪說他可怕，人人都不喜歡他，但又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

終於他從幕後站上舞台，曝曬在聚光燈下，忽然間所有人都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我冇講過我冇僭建」。原來這句話的意思不是他從來沒說過「我冇僭建」，而是他沒有在特首競選期間說過「我冇僭建」。是我們不好，忽略了他這句話的背後有段時間的限定。依照同樣的邏輯，他過去攻擊唐英年「僭建是個誠信的問題」，現在又說「僭建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應該也不算矛盾。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他大可以豪言「我冇講過僭建是個關乎誠信的問題」，因為背後的時間限定是當選特首之後，而他在當了特首之後又的確沒再說過類似的話。

這種說話方式，人稱「語言偽術」。可是坦白講，這和旺角樓上放數做大耳窿的古惑仔有什麼分別？這種低級的騙術又有什麼藝術成份可言？唯一能夠使他區別於街頭無賴的地方，就是他西裝筆挺，一臉誠懇，以及那專業人士業餘政客的光環。

一個人滑不留手到了這個地步，私下與人交往還算是高深莫測，叫人摸不清他底細。一旦上了前台，公開亮相，接受所有人的監視檢查，那就是原形畢露了。如此說話，只求一時過關的短暫功效，是那種典型的短視港式醒目仔所為。自以為「好醒」，其實只是一個smart ass。

廖綺華 - 莫言是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2日

莫言以其一系列「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的小說作品，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能得此殊榮，莫言應是一個好作家。評委稱頌莫言的作品揭露社會黑暗面，以嘲諷和挖苦來鞭撻政治的虛偽，赤裸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的殘酷。但莫言之言行，跟他的作品一樣，呈現了中國和中國人的荒唐與荒謬。

莫言日前說他愛獨來獨往，別人不能脅迫他做事表態云云。其實他只是怕發表中共不想聽見的言論而已。今年春天，有出版社發起百人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抄的一段：「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按照莫言夫子自道，他應是樂意作這件歌功頌德的事，而且十分認同他所抄寫的這段內容。莫言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亦是共產黨員，他根本就是極權體制內的一員。

其後，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出席座談會，又談到政治話題。他認為「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故此文學遠較政治美好，建議讀者多關心文學，少關心政治。文學與政治可以如此分割嗎？莫言是在偷換概念。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都有其思想方向、政治理念，而將這些思想理念著書立說，自成一家。文學中當然有不涉政治的風花雪月，但在文學的類別中，小說尤其能反映現實人生，揭露社會現狀。所謂事假情真，小說就是最不能與政治分離的，莫言對此功能很清楚。一九○二年，梁啟超發表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認為小說是改革社會最有效的工具，舉凡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改良，都需由更新小說入手。文學獎的評委就是稱頌莫言的小說，揭示中國的黑暗政治體制下的民生而頒獎給他。

莫言不是王菀之。王菀之或真是對香港當前政治環境一無所知，所以發表其討厭政治論；而莫言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資深作家、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對身處的社會有深刻認識和體會，他很清楚人類生活絕對要受政治左右，與我們息息相關。在極權政府統治下的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大家都會理解。莫言或真是愛獨來獨往；筆名「莫言」，或曾有對世情想沉默的想法，但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別指望他有知識分子的靈魂和獨立人格了。

十二月十日大陸《環球時報》社評認為「莫言拒談政治，是對文學的保衞」。對於中共來說，甚麼都只是工具，包括人。想要利用文學時，就說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想要自圓其說時，就說文學要與政治分離；又說「莫言無意間成為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說得很對，從這次莫言得獎後的言行，的確更能令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由梁啟超推崇小說的功能始，經過了一百一十年，中國作家終於得了殊榮，但得獎者只是如此一種狡猾的「貨色」，還不令世人大開眼界嗎？

廖綺華
自由撰稿人 

許紀霖 - 知識分子的底線與責任──從莫言領獎談起

世紀版   諾獎爭議   明報   2012年12月12日

編按：12月5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許紀霖，應「Co-China」的邀請，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演講。早前，許教授曾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評論，引起內地與海外關注。演講當天，適逢莫言啓程赴歐領獎，許教授即從莫言談起。他認為，莫言代表了當下內地知識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鐵路車廂內的電視上，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莫言。他啓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我想從莫言談起。

批評莫言內地不刊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天，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要批評莫言〉。人家喜事的時候我去冲喜，結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圍攻。這條微博被轉了3萬多次，評論有近萬條，是我發微博以來回應最大的一次。

後來為了澄清為什麼要批評莫言，我又在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雞蛋與高牆〉。莫言獲獎後，反對的聲音在內地報刊出不來，所以我只能在香港發聲。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裏有一種很強的中國農民的原始欲望，通過這種文化對當下的批評和反抗，這是讓我們對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來最大紅大紫的時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動的、沒有人逼迫的他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說他不關心政治，對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現實中的表現，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兩人。

莫言坦率地承認，在作品中他是「膽大包天」、「色膽包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是「孫子」、「懦夫」、「膽小鬼」。這樣的「雙重人格」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這和我們說的「底線」有關。

當然，莫言是不是「知識分子」，這要看我們怎麼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來說，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心武、王蒙。他們繼承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作家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認為他們和知識分子沒有關係了？和良知沒有關係了？他們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從莫言談起，是因為如果莫言只是個案，真的不應該把他拉出來討論，這對他不公平。問題是我發現，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為什麼說是「主流」呢？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墮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來以後，很多人為他辯護。有個也是手抄〈講話〉的作家，他覺得很後悔，但是他想自己當時為什麼會去抄呢？他說，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澤東時代的迫害，照理說他是不應該抄的。他回想說，他好像覺得手抄〈講話〉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嗎？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許很見外。

莫言曾受過迫害

今天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所說的很多底線──包括道德的底線、政治的底線、學術的底線──都在被突破。大家覺得薄熙來可怕，是因為他是個沒有底線的人，跟一個沒有底線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現的情况是，很多知識分子，照理說是對底線問題最有自我意識的人，今天卻失去了底線，底線變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線。有個評論者，如此嘲笑對手抄〈講話〉的批評者：「我們早就放下了，你們為什麼還沒放下呢？」放下的是什麼東西？在我看來，放下的是底線。被輕描淡寫地、非常優雅地放下了，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行。問題很嚴重，這是時代的病徵。過去中國古代士大夫是最講道統的，道統和倫理、道德的底線有關。這些人都放下了，還指望誰去堅守呢？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大陸，有兩種放下底線的知識分子。

一種是「價值虛無主義者」。這種人覺得什麼都放得下，是非善惡已經說不清楚了。抄〈講話〉怎樣？歌頌「唱紅打黑」又怎樣？這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場遊戲而已。他們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對待一些在我們看來和氣節有關的問題。有人為莫言辯解說，莫言當年發表《豐乳肥臀》後，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覺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風順的，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親身感受過〈講話〉所代表的極左路線的危害。但莫言是從那個左的時代走過來的人，好了傷疤忘了痛，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下了」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恐怕有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走了一趟重慶，沒人逼你，就主動出來唱讚歌了。我發現，如今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瀰漫着濃郁的價值虛無主義，什麼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獎，是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屁股決定腦袋的人

另一種是「犬儒主義者」。這種人內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時比誰都明白，但是屁股決定腦袋，坐在什麼位置上就做什麼事，在什麼山唱什麼歌，隨波逐流。這種犬儒哲學如今在大學生當中相對普遍。談到現實比誰都憤青、憤世嫉俗，但是一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比誰都主動積極地去適應自己所痛恨的體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惡體制，一方面主動適應體制。錢理群老師對北大、清華所代表的學生精英有個批評，他把這些人稱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這個體制裏，通過什麼方式，能獲得最大利益。

今天，這兩種人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裏已經成為主流了，這是讓我很憂慮的。底線，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來愈模糊；雖然存在，卻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是用來衡量別人的標準。

過去孔子講「狂狷之道」。狂者，有所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今天，我們不能對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為善。但是有個標準，在我看來不是逼人為善，而是底線，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要求自己成為「狷者」。

誰既憎惡又主動適應體制

做「狂者」很難，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恐怕只有聖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應當做的那條底線。簡單地說，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裏，首先是不作惡，或不與惡為伍。如果與惡為伍是被逼迫的，那還可以理解。但問題是，今天很多時候不用付代價，很多人卻做不到有所不為。比如，不加入手抄〈講話〉，並不意味着你要付出什麼代價。有兩位當代女作家王安憶、方方就拒絕了。但近百位作家卻做不到，失去了底線的判斷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聖人，不是君子，只是個「正派」的人，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應該對自己有這樣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情况下，守住本分。作為學術人，不違背自己的學術良心去說假話，作假證。作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線。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惡人，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平庸。平庸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漢娜．阿倫特所批評的「平庸的惡」，他只把自己變成執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積極主動。莫言還算不上「平庸的惡」，他屬於另一種類型：「平庸的鄉愿」。

「平庸的鄉愿」不主動作惡，只是好好先生，識時務，隨大溜，消極地附和惡，但「平庸的鄉愿」是與「平庸的惡」一樣，都是惡的體制之基礎。薄熙來事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是，文革很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怎麼搞起來的？不是一兩個領袖腦子發昏，而是下面有群眾基礎，有一幫「平庸的惡」，也有更多的「平庸的鄉愿」。這些平庸者，內心沒有底線，只是「識時務」者，跟着最有權勢、最有市場效應的人走，於是一場悲劇就發生了。

體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們要改革政治體制，這當然很重要。但不要以為體制是外在於我們的，所有的黑暗都是體制造成的，好像我們個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負任何道德責任，黑暗在的時候一個個都跪着，黎明來臨之後都一個個站起來「控訴」。其實，體制的黑暗就在我們的靈魂裏，我們就是體制的一部分。體制在今天已經內化為我們每個人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們當然要爭取體制的變革，但是在體制暫時還無法改變的時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放縱自己、原諒自己，什麼都行。不，即使在某個崗位上，都有將槍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責任。

改變自己，要對各種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東西說「不」。如果有更多人這麼做的話，我想體制的黑暗不會這麼猖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進步很多。過去是你沒有不作為的自由，今天不作為的自由還是有的。空間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人家恩慈給你的。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內心的蠟燭，就是底線。

講話／許紀霖  紀錄／如許  編輯／袁兆昌

潘嘉偉 - 劉霞和劉曉波犯了甚麼罪？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8日

突然在電視新聞上看見劉霞，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她終於能再與外界短暫接觸，接受美聯社採訪，這是她丈夫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兩年多以來第一次有記者能夠採訪到她。電視畫面看見劉霞忍不住長期壓抑的情緒，消瘦的身軀顫抖着，憔悴的臉頰上流露出已承受不了被軟禁的痛苦。看見劉霞在哭，心情真的很激動。她犯了甚麼罪？中國政府說不出。她為何被軟禁？除了因為她是劉曉波的妻子，難道中國政府還可以找到其他理由？這樣就軟禁一位公民，真的有如劉霞所說，相信連已故奧地利大文豪卡夫卡也寫不出這樣荒誕的事。

另一邊廂，看見莫言與家人及官員到瑞典預備出席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莫言在記者會被傳媒追問對劉曉波仍被監禁的看法，他只推說之前在獲知得獎的記者會上已說過，然後他被問到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他說「這個真的很難說」，又說審查制度有必要，並請記者看中國的互聯網，就知道有沒有自由了。再被問到對中國新聞審查的看法，他說中國和外國都有審查，只是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輕描淡寫的回應，正好看出這位貴為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價值觀。據獨立中文筆會的資料，中國仍有近四十名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因言獲罪身陷獄中，是世界上最多文字獄的國家。若只是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那麼為何中國的文字獄比別國多？

不知道莫言現時在瑞典這樣一個與中國審查尺度和方法完全不同的國家，在電視上及網上看見劉霞被軟禁家中向記者泣訴，他有甚麼感受？作為一位作家，在極權的國家以「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自我審查創作出來的作品，現在獲得了文學界最高榮譽的桂冠，難道這真的值得國人驕傲？我真的想問莫言一句：「你覺得劉霞犯了甚麼罪呢？」可能他會再重複地說，「這個真的很難說」。也很想問問他對《零八憲章》和劉曉波寫的文章有甚麼看法，難道與中國憲法和普世人權價值相關的文章，中國也是必須要審查剔除，作者並要因言獲罪坐牢？

聽莫言的發言令人感到有如聽一位中國官員發言，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作家應有的風範？劉霞被軟禁在家，與世隔絕，如果她聽見莫言的言論，不知是何等感受？劉曉波被判十一年監禁，難道劉霞要像他一樣被軟禁至他刑滿獲釋？劉霞到底犯了甚麼罪而要受此折磨？劉曉波又為何只因為幾篇文章而要被長期監禁？中國政府仍然欠全世界一個合理解釋。

潘嘉偉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理事

王丹facebook評論：莫言說「你去網絡上看看，就會知道有沒有言論自由」。這裡，莫言用了曖昧的文字，如果當局說他指責沒有言論自由，他就說「我的意思是看看網絡就知道有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說他認為有言論自由，他就說「我的意思是看看網絡，就沒有言論自由」。這樣的曖昧，表面上看可以使他立於不敗之地，但是骨子裡表現出的是不誠實和農民式的狡詐。而坦誠，不是我們對於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最基本的要求嗎？

有人說，如果莫言敢言了，就會失去自由，他有不想失去自由的自由。這番話其實似是而非。因為，且不說今天以莫言的地位，說幾句真話會不會坐牢，其實很值得商榷；重點是：即使他沒有說真話的自由，但是至少，他可以有不說假話的自由，或者，有沉默的自由。難道中共會因為他不說這些話而逮捕他嗎？

有時候，明確表示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抗議。但是莫言沒有選擇沉默，他選擇說那些模棱兩可的話。這種對沉默的抗拒，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一種立場，其實就是向中共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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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聞海：軟禁劉霞不荒唐

加入連署，要求釋放劉曉波和劉霞

林培瑞 - 莫言的「闖禁」藝術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國作家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政府一反先前態度，熱烈唱和，內地網民與知識界則有連番熱議，文學造詣與政治表態之間，是否亦不存在很大的空間？今期本版摘譯本身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曾翻譯《零八憲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擬發表於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評論文章，且看他如何談論莫言的文學作品。

莫言自90年代遇上的一大難題，是尋找他能長遠採用的寫作嗓音。《紅高粱家族》雖然確是突破，但只因為在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作家憑着「闖禁」就能出名了，而《紅高粱家族》一口氣闖了兩個禁區：性事解放、就中日戰爭說真話。到90年代，未打破的禁區比前少了，還留下來的（如六四屠殺、高官貪腐、台灣、西藏、新疆）卻都是生人勿近的非常禁忌。

被欺壓歸咎低級官員

他最後找到了一把拉伯雷風的聲音，而且比拉伯雷更貼近世俗。人類擁有許多動物天性——吃喝拉撒、打鬥嚎喊、男女媾合，有時也有一些動物未必有的特質，例如欺侮、合謀、背叛。莫言的表達中充滿嘲諷，也包含了許些狂想，以至有論者將之比作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主義」（但實際上他有沒有讀過拉伯雷或馬奎斯，卻令人置疑；當中有所雷同，卻不能認定他受到二人的影響）。

莫言寫社會底層的人，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就明顯站在飽受地方官欺凌的貧農一邊。在當下的中國，同情被欺壓者是有相當市場的，但必須注意，莫言寫被欺者命運的手法，跟劉曉波、鄭義等異見作家不同。劉和鄭譴責整個中國專制制度，包括最上層的人，但莫言等建制內的作家斥責的是地方上的污吏惡紳，高官在圖畫中不會出現。把人民苦難的責任推在低級官員身上，是中國統治精英素來的做法。在網絡崛起的今天，信這一套的人已少了很多，但這論調仍行之有效。莫言這類作家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未必喜歡，但卻接受了讓步，這就是留在體制內的代價。

莫言寫了好些涵蓋中國20世紀歷史相當部分的全景角度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開始的中國虛構小說潮流，但對於體制內作家，如何處理大躍進或文革等歷史片段，是一大難關。莫言的方法是，在處理「敏感」事情時，就讓某種瘋狂鬧劇登場。《豐乳肥臀》在第六章寫到大躍進時，莫言拿毛澤東的荒唐農業政策（例如提出動物雜交以繁殖全新物種）大開玩笑，卻隻字不提其後的大災難。兔羊雜交有何不可？書中一名豐乳女志工道，就是把領導的精子打進豬子宮也沒問題！當場爆笑滿堂。

笑談敏感議題

對中共而言，這種寫作模式是很管用的，不僅因為它避開了嚴肅地直面歷史，也因為這種文章能起安全閥的作用。這些敏感話題至今仍然具潛在爆炸力，領導人將之當笑話看待，也許比起完全禁談更屬上策。

莫言想過的，是否比他最終付印的多？對這問題我們最起碼應持開放的態度。他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劉曉波時，說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釋，有關發言迅速被內地媒體網站刪掉，外界估計可能是惹怒了當局，視之為良心言論。

他這言論當然有其價值，但我認為比起良知和勇氣外，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無論是體制中人或異見人士，中國公安和文宣官員都會跟名人們保持緊密接觸，提示他們的公開言行。作為諾貝爾獎級別的名人，可以想像，莫言被約談應該不止一次，他們也一定有談及如何回應關於劉曉波的問題。這是全世界記者都會問的問題，他總得有個「說法」。從當權者角度，什麼說法能把傷害減到最低？如果莫言說劉曉波是罪犯、坐牢有理，他的形象勢將受損，他獲獎的榮耀也會受損，而他的榮耀是中共希望鞏固和利用的。可是，要他真心挺劉曉波也不行。最佳做法就是這種溫和的中庸論調，說希望他早獲自由。

曲線論劉曉波

莫言其中一句話令這說法尤其可信。他重複希望劉曉波獲釋時說：「……盡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我不認為他知道劉曉波現在的健康情况。這句話會否是為當局日後容許劉曉波保外就醫鋪路？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擬）

文 林培瑞

編輯 黃海燕

馬家輝 - 第一先鋒

明報   2012年10月20日

莫言作品裡，或許最耐讀的是長篇《酒國》。荒誕的故事，血腥的場面，混雜的語調，讀來一股陰冷的恐懼感覺打從心底冒起，但至卷末，卻覺悲涼，為情節裡的人物和情節所暗喻的國度，以及，自己，感到如斯無奈無力。

小說情節以雙聲部形式進行，話分兩頭，卻又時有匯合。

一部是作家莫言與一位名叫李一鬥的文藝青年的通信往來，當然全屬虛構，年輕人希望莫言推薦他的幾部小說，溝通過程裡，或談時議政，或說文論藝，對官場黑暗冷嘲熱諷。另一部是關於一位名叫丁鉤兒的偵察員奉派到「酒國」調查官員貪瀆的細節描述，盡情揭露當地官民之淫亂放肆，不僅狂喝，不僅喪嫖，不僅暴食，更把嬰兒煮成大餐，視童肉為天下第一美食。吃人，成為藝術，是好好對待自己的藝術，甚至成為道德，是令自己生命至於完善的道德。莫言刻劃了一個疑幻似真瘋狂國度，任何人踏足其中，都不可能正常。

真的不可能。小說末段，作家莫言現出真身，親自走到「酒國」考察，結果，很快，變成他們的一員，酩酊大醉，狂吃暴食，終而跟男主角一樣，把所有熱情所有期待都溺斃於糞坑裡。

《酒國》動筆於一九八九年，莫言才卅四歲，卻患了嚴重痔瘡，疼痛至沒法坐下來，只能每天跪在椅子上寫作，寫了四十萬字，暫時擱下，到了一九九二年，寫完其他五六個中篇小說，回頭將之寫完，一口氣寫十萬字，交卷了。經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震撼，莫言必然有許多議論要發，但在當時的嚴厲氣氛裡，沒法直寫，唯有借李一鬥的嘴巴來說，讓這位文藝青年對書裡的莫言批評時政，而讓書裡的莫言予以教訓斥責，互為黑臉白臉，提高了寫作的自由度；現實裡的莫言事後憶述，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技術措施」，是戴著鐐銬跳舞。

小說動人之處，除了故事，更是藝法。莫言故意採用不同的文體撰寫不同的段落，有時候是意識流，有時候像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和「毛文體」，有時候模仿魯迅，有時候趨趕新寫實主義潮流，他努力營造「語言的狂歡節」，對中國當代小說進行先鋒實現。所以他自豪地說，「如果新時期真有一個先鋒派，那我就是第一先鋒」。

談了幾天莫言。如果你真的開始讀他，由演講而短篇，由短篇而中篇，最後向長篇進軍，請別遺漏《酒國》，喝下莫言式的語言烈酒，在酒醉裡，接近了文學。

古德明 - 門外文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0日

中共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一時聲名大噪，紙貴洛陽。莫言著作馬上成為第一暢銷書，莫言故鄉舊居馬上獲當局鄭重修葺保存，莫言一冊手稿馬上價值一百二十萬元，莫言小說也馬上獲選為中學國文教材。

越是不懂文學的人，越是尊崇諾貝爾文學獎。孔子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學除了重視內容，還重視文字修養。而文字一經翻譯，就面目全非。即使是讀原文，外國人讀，也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所以，英國莎士比亞獲英國人奉為第一文豪，俄國托爾斯泰卻視莎劇為「令人厭惡」的下流著作。中國李、杜詩篇，譯成英文，傳到英、美，根本沒有什麼人讀，更不要說和莎士比亞頡頏。

晉朝樂廣長於清談，卻不擅文詞，有一次要上表辭卻官職，就請潘岳捉刀。潘岳聽了他的意思，摛詞綜理，便成名篇。時人說：「若廣不假（借）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晉書．樂廣傳》）論文學，詞、旨缺一不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判，評審外國文學，文詞好醜哪裏能辨。

莫言的文字，擺脫不了現代漢語影響，時見冗長累贅，不中不西。例如《冰雪美人》有以下一句：「叔叔的名聲在故鄉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當然是英文to reach a new high的變體。中文應說的是：「叔叔的名聲，在故鄉比前更響。」只是外國那些所謂漢學家，最多只會讀點中共式現代漢語，不可能懂得欣賞中文。

從前，中國文士，絕對不必外國推崇，才見馨香。晉朝左思作《三都賦》，最初不獲時譽，就請大學問家皇甫謐品題。皇甫謐大為稱許，為賦作序；文豪張華也讚道：「班張之流也（可以媲美班固、張衡的作品），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讀後餘味無窮）。」於是豪門富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左思傳》）。

唐朝李白從四川初到京師，見文章聖手賀知章，示以《蜀道難》、《烏棲曲》等作品，賀知章讚歎說：「可以泣鬼神矣！」於是解下腰間金龜換酒，和李白對酌盡醉，李白「由是稱譽光赫」，即現代漢語所謂「名聲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事詩．高逸》）。

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李長春認為，莫言得獎，「是中國文化繁榮的體現，是國力日盛的體現」。連文學作品都要西方門外漢品題才稱經典，這是文化繁榮、國力日盛還是崇外入骨，留待後人論斷好了。

古德明
專欄作家

許驥訪問王德威：假如國家領導人花30分鐘讀《蛙》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0月17日

編按：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下稱「諾獎」），多位國際級的文學評論家都認為莫言獲獎實至名歸。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致信作協，稱莫言獲得諾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他希望「廣大作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為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作者專訪蜚聲國際的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就現當代中國小說發展提出他所觀察的脈絡，並就官方最近的反應，猜想他們有沒有讀過莫言近作。先從莫言於中國小說的貢獻談起……

記者：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莫言的貢獻是什麼？影響是什麼？如今莫言獲得了諾獎，那麼，他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地位又將如何？

王德威：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以來，莫言可以說在「尋根」和「先鋒」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之後的文學發展，可以說是莫言一代所帶來的非常好的示範。這種示範，一方面延續了共和國的敘事傳統，但是在相當程度上，又逆轉了這個傳統，這裏產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如今莫言獲得了諾獎，諾獎在世界上有坐標性，莫言作為諾獎得主，一定會（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們冷靜地看，諾獎在過去100多年所代表的文化、地理、政治，以及評審委員會所依賴的各種資訊，其中還是有出入的。所以，莫言得獎是實至名歸，但是我們也要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件事。

記者：莫言的創作，其鄉土書寫承襲了趙樹理、孫犁等作家的傳統，其魔幻成分也有馬奎斯、卡夫卡等作家的影響，莫言有他自己的創新性嗎？

王德威：創新和承襲永遠是相輔相成的，莫言文學中強大的想像爆發力，早在1980年代《紅高粱家族》的時代，已經一鳴驚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他是全新的創作。但是從專業的文學史角度，我們總是想看出各種千絲萬縷的脈絡。這種脈絡，並不代表他的承襲只是一味的「抄襲」而已。他是在和傳統以及西方對話的語境中，展現他獨特的創新的位置。

記者：莫言的貢獻是否還在於他把中國一些鄉土的東西介紹給世界？

王德威：莫言的創作一方面有他的「中國性」，但是不容否認，在世界文學中，確實有一類文學是有「跨國性」的。你剛才也提到了馬奎斯和卡夫卡，西方讀者在閱讀莫言的時候，勢必會作出聯想。從這個意義上，我可以有些反諷地說，諾獎評委似乎又在用莫言找尋一種容易拆解的價值。我不願意太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在「中國性」與「跨國性」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關係。

相對地，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王安憶，她的作品是不太容易得獎的，她的作品如《長恨歌》，雖然有上海懷舊，評價和銷量也不錯，但不可能達到讓人為之一振但又似曾相識的感覺。另一個例子是賈平凹，他比莫言還要鄉土，鄉土到他的語言都不能被翻譯了，但他獲得諾獎的機率也不如莫言。莫言的獲獎，是天時地利人和，來促成他的成功。

記者：莫言的獲獎，對整個中國的文學創作，會產生哪些影響？中國政府會否就此更加重視小說的創作？

王德威：莫言的獲獎對中國文學創作當然會有影像，這幾天舖天蓋地的報道，想必很多對文學創作有興趣的讀者，以及年輕的作者，會受到很大的鼓勵。但是中國的文學創作是不是因為一個作家的獲獎，從此就脫胎換骨了呢？我也不敢說。文學創作畢竟是相當個人的，新聞效應之後，我們怎樣判斷莫言的影響，再給我們三五年的時間吧。

民運人士對莫言不盡公平

中國政府從來都是非常「重視」文學創作，中國政府對文學的控制，從延安時期開始其來有自，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這方面，中國政府其實是承襲了列寧式的運作機制。所以，從反諷的角度講，中國政府從來都是很「重視」文學的。我希望他們不要再依循黨的路線，可能會得到更多的成績吧。

記者：我們知道，以往中國政府會有「計劃」地在幾年內推出多少部「好作品」，比如「十年十部好作品」，莫言獲獎後，中國會不會又掀起這類「文學運動」？

王德威：我相信莫言獲獎後，又會開始新一輪的「文學運動」。莫言作品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我們樂觀其成。但是作協出來推動「十年十部好作品」，或者廣泛招收會員什麼的，這類機制我個人表示非常懷疑。莫言獲獎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藉此來有計劃地干預文學創作，「生產」好作品。我相信在今天劇烈改變的文化生態裏，可能未必能夠達到目標。所以，政府如果不要那麼「重視」，說不定好作品反而來得更多。

記者：有英美評論家說，莫言是在體制內反抗體制，您是否認同？

王德威：如果說莫言在體制內反抗體制，我覺得是把莫言「英雄化」了。他反抗了怎麼樣，不反抗又怎麼樣？我覺得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如莫言所說，在這樣一個絕對的壓力之下，在他實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多好處的體制之下，我不認為他有完全的反抗，也不認為他完全沒有反抗。

我可以開玩笑地說，是「既聯合又鬥爭」。莫言有一種中國農民的智慧與狡黠，好處也沒少拿，反抗也多少反抗了。文學的複雜度，很難用簡單的反抗或者不反抗，來作充分的說明。

記者：莫言的反抗，從他的文本上來看，有哪些具體的表現？請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王德威：李長春給莫言去賀電，這些共產黨的頭頭們如果誰最近看了莫言的小說，他們大概都會把他們讚美的話收回去了。比如《生死疲勞》，講的是中國大陸土改以來60年的歷史。它其實是講一個不願意把自己的土地輕易地捐獻出來的單幹戶，他一輩子為了土地經歷的各種各樣的辛酸。莫言把它寫成了現代的「變形記」，這個人死後變成了狗、豬、猴、牛……在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裏面，會把人變得禽獸不如？莫言的感慨，已經涵蓋在這部作品內。所以，莫言被絕對不會看這些小說的黨中央的領導們稱頌，我想莫言自己捫心自問都會覺得很好笑吧。從這個意義上講，批評莫言的民運人士對莫言也不盡公平。

諷刺一胎政策的小說文本

另外，莫言最近的作品《蛙》講的是一胎政策，這裏面尖銳的諷刺和嘲弄。莫言絕大部分的作品，是把共和國以來那種崇高的、輝煌的、雄渾的美學完全扭轉過來。我曾經說過，莫言所作的是「社會主義式的嘉年華」。這種嘉年華的狂歡，體現的是中國鄉土的生命力，但任何的狂歡，都是一種放縱，這種力量不能小看。

我個人特別推薦莫言1993年的作品《酒國》，它預言了中國在1990年代市場自由化之後最瘋狂、最混亂、最腐敗、最不可思議的狂歡大會。莫言的《豐乳肥臀》，用最情色的方式顛覆抗戰。他的《檀香刑》，講庚子事變山東地區的故事，傳統紅色經典是歌頌，但莫言卻讓人感動。莫言在很多情况下讓人瞠目結舌，你不知道他的想像力從哪裏來的，又不是胡鬧的想像力。他已經在自己所能做的範圍內，做到最好了。我不願意把莫言英雄化，也不必讓他有這樣大的壓力。

記者：中國有大量體制內的作家，而很多好作家也是體制內人，如王安憶、余華、蘇童……體制內作家知道體制的局限，但是偶爾還是要配合體制做身不由己的事情，是否會造成「人格分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體制內作家的寫作？

王德威：作家不是好人好事代表，也不是民運人士，作家就是作家。他在什麼樣的情况下能寫出好的作品呢？必須付諸公論。莫言能夠出類拔萃，絕對代表了他的成就。共產黨裏面難道就出不了好作家嗎？

會不會造成「人格分裂」是個有趣的話題。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分裂的，有些作家善用了自己人格分裂的現象。比如莫言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事，他說延安代表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意義。你又覺得他「實事求是」，一種小農的謹小慎微、得過且過，你要我抄我就抄了嘛，他沒把它當回事兒。

作家需要一種「人格分裂」的姿態，來成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我們但願不要人格分裂，但也幸好他們「人格分裂」，所以一方面他們唯唯諾諾，一方面又允許自己在創作的世界裏馳騁他的想象，這不是黨的機器所能控制。他們不會像1950年代那些一心一意為黨國寫作的作家那樣，寫完了被打成右派，如王蒙、楊沫，那真是太慘了。這樣看，真得慶幸這個體制現在已經是百疏一密了，而不是百密一疏。莫言特別證明了這代作家的矛盾，他已經是作協副主席了，這種跟體制交換的複雜關係，值得思考。我當然對這種監視的體制不以為然，但是創作本身就是突破體制的活動。任何社會都有壓力，莫言只不過是在社會主義體制裏，所以特別敏感而已。對莫言這代作家，我個人有很深的敬意，我可以理解到他們的壓力，比一般人都更不容易，任何看了莫言小說的讀者應該都能理解。

記者：你如何看待對莫言獲獎後的眾聲喧嘩？

王德威：我覺得眾聲喧嘩無論多麼膚淺，都是好事。它畢竟迫使一代人，去思考文學和社會、國家的關係。這其中有嚴肅的文學討論，有媒體的報道，也有政府層面的介入。我覺得，莫言的寫作從來沒有受到制式的局限。諾獎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效果。就像我前面開的玩笑，國家領導人如果願意花半個小時讀讀《生死疲勞》或《蛙》，他們或許都會覺得這個獎有沒有給對人啊？但是，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絕大多數參與眾聲喧嘩的人，都不會有時間去看書的。只要有一小眾能夠繼續閱讀莫言，知道在這個時代有這樣的作家，我覺得就夠了。

記者：莫言獲獎後，彷彿立刻和政治變得特別緊密，究竟是莫言自己的言行將文學政治化，還是爭論者將莫言政治化？

王德威：爭論者將莫言政治化是無可避免的，他們已經將莫言政治化。但是逼迫莫言為劉曉波表態是很奇怪的，莫言沒有選擇做民運分子啊。我很敬佩民運分子，但是其他人沒有義務表達自己的立場。

不過，反過來說，莫言本來就已經是政治化的了，他接受了作協副主席的位置，他參與了官方的很多活動，他無可奈何的身陷其中。莫言自己的言行將他政治化，我恐怕將來也難免，包括他公開支持劉曉波的事情。莫言因為獲得了諾獎，似乎取得了某種發言權。而主觀和客觀的環境，也似乎不得不讓莫言做出了某種政治的表態。回到最初的問題，諾獎本來就是文化、政治、地理之間的角力。獲獎作家一方面受到最高的尊榮，但一方面也無可奈何地參與了政治方面的運作。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陶傑 - 「國民教育」讀莫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莫言榮獲諾貝爾獎，在中國炸開了鍋，許多人認為以莫先生之抄寫毛×東延安講話、外訪見中國異見作家而避席，立場親中，沒有資格得獎。

莫言說：先讀我的作品，再來論說。他又說：禁制言論，對創作有好處。

莫言說得沒錯。諾貝爾評委會都是一伙精明人，每年他們接到中國作家拚老命自薦文學獎的來信很多。其中的漢學家馬悅然，更深明中國人渴望得到西方白人讚賞加持的心理，一座飢餓的「馬騮山」，群猴面對圍欄外一個餵花生米的人長期喧噪，這個人手上的一把花生米，該撒向何方，賞給哪一兩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白人專家，心中有數。

以作品論，莫言得獎，是應該的，因為他在沒有創作自由的赤色中國，在狹窄的縫隙之間，以最大的想像和魄力，表達了對中國的批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為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莫言看得深遠，不止是這個「黨」，還是「中國人」這層腐朽的土壤──在一個沒有士大夫的中國，沒有了品味，也無所謂「文化」，莫言寫農民、流氓、土匪、畜生，也就是在佛家的六道輪迴裏，莫言的作品只呈現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此三惡道，即囊括了三千年基本的中國。

不止莫言，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導演如姜文和張藝謀，亦漸大澈大悟，中國電影以愚醜為題材：「鬼子來了」、「三鎗拍案驚奇」、「讓子彈飛」，都是對中國人性格現實描寫的佳作。莫言的小說，從「檀香刑」開始，即寫中國人之愚醜，尤其中國小農性格種種令人作嘔之處。

中國人看不出來，中共也許看得出來，但中共只關注自己的權力，對中國人的命運，Don't give a shit，所以莫言和張藝謀一樣，與中共達成了某種巧妙的契約。這一點，馬悅然等人早也看出來了。西方的文化觀，對於醜陋（Ugliness），也有欣賞的一派，像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近作「醜陋大觀」（On Ugliness），專門賞析西方藝術以醜陋為題材的作品，因為醜怖的事物，會「激發觀賞者另類的窺秘慾」（the voyeuristic impulse behind our attraction to the gruesome and the horrible），也是另一種快感。

難得的是中國官方這次也說了真話，讚揚莫言，說「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莫言是不是共產黨，不要緊，只要作品好；正如汪精衛和胡蘭成是不是所謂「漢奸」，無關重要，汪精衛的詩，胡蘭成的散文，都是百年中國第一，推行「國民教育」，好極了，由讀莫言的作品開始。

孔捷生 - 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這回北京反應沒有「中國不高興」，反而很開心。這和達賴喇嘛、高行健、劉曉波先後獲得諾貝爾獎成為鮮明對照，好像以前都是反華陰謀，此刻陰謀論卻煙消雲散了。

和獨立作家北島、高行健不同，莫言是體制內作家，卻不應因此給他打上甚麼特殊符號。作家憑作品說話，莫言無疑是中國優秀的小說家，我去國廿三年唯一還在讀的國內作家就是莫言。他早期的《紅高粱》深受美國福克納、哥倫比亞馬爾克斯．加西亞的影響，但他找到了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人沉重民族記憶的結合點。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堪稱力作，卻被官方禁了。那時莫言還是軍旅作家，首先對他發難的是軍內文化官員，稱：國民黨當年罵共產黨「共產共妻」，《豐乳肥臀》豈不指證中共就是這麼幹的嗎？莫言從此脫下軍裝，小說卻仍難解禁。這回他獲獎，官方為之開懷，《豐乳肥臀》或可解禁？天曉得。〔Vic：應該已經解禁了。〕

作為社會人，莫言相當懦弱，他小心翼翼避開有關政治的公共話題，以不觸怒這個體制為底線。三年前法蘭克福書展風波，中國官方作家代表團（裏頭居然有「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因體制外異議作家發言而集體退席，莫言的角色很尷尬，他隨大流退席，卻不承認是代表官方立場，只是如廁而已；今年組織百名作家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也應邀命筆；這次他的得獎感言謂：「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惹起滔滔劣評。這都刻劃出他作為社會人的尷尬，莫言沒有膽量和現實的專制主義對抗，但在小說世界中，他憎厭強權，憎厭以崇高名義對人性的壓迫。《豐乳肥臀》被禁，他接下來的《生死疲勞》和《蛙》兩部長篇小說，對專制的尖銳批判沒有退縮，極權體制可以扭曲人的社會行為，卻不可能扼殺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由。莫言不是鬥士，卻是優秀的小說家。至於是否夠資格拿諾獎，顯然存在極大爭議。筆者認為，更有資格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的首推北島，他最近的長詩《歧路行》極具份量，直面六四這個歷史傷口，推及人性、人的命運和文化深層結構。其次應是王安憶，她雖同係體制內作家，亦非反抗鬥士，卻從來沒有迎合過專制「禮制」。

這屆諾獎的主要角逐者是日本的村上春樹和莫言，相較之下，村上春樹更有說服力。撇開文學成就這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村上春樹訪問以色列時說：「在雞蛋和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這種人道情懷，莫言只敢在小說裏曲折表達，卻在高牆面前囁嚅失語。村上春樹直抒胸臆，只緣他來自一個自由社會，無論是他的筆還是內心世界都是自由的。

鞠白玉 -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仰止：最後的盛宴

去年我到上海的書城閒逛，正好看到莫言新作《蛙》的廣告。悲哀的感覺忽然襲來，他已數年沒有出新作品了，就像他們那一代的作家不是再無新作，便是不斷地翻炒舊料。我當時就想，莫言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他所代表的那個世代已經漸漸地遠去，走進了一片迷霧，變成歷史博物館的珍藏了。

回頭看看人山人海的書城內，到處都是談健康、氣功、金融、股票，或者是韓寒、郭敬明的小說，或者是南派三叔的恐怖小說。莫言的作品除了《蛙》以外，其他的都不知在哪裏找。

莫言為甚麼總在我的心頭中揮之不去？坦白說他的作品每一部都過長了，看到中段讀者和作者都陷入混亂裏，然後跟着主角的路線，很辛苦才找到出路，回到結局去。這不是他的作品不好，當你看到整枱的各式美食盛宴，和幻化成不知是真還是假的艷色世界，你只有讚嘆，享受那最好的味道。那是既甜又苦的味道。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很難不受南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影響，尤其當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看到充滿了獨裁、政治變遷、生活艱苦的環境，自然便將似乎也處同一環境下的南美洲人民投射到自己的生活，身處的境況，甚至歷史的發展。殘雪便一頭栽進魔幻小說裏，再也無法抽身出來。

中國文學末路安慰獎

自從中譯本的馬奎斯《百年孤寂》出版後，像在中國文學界放了一顆核彈，轟得作家們頭昏腦亂了。於是這個是魔幻寫實，那個又是魔幻寫實，其實，最接近馬奎斯式的魔幻小說作家，是從來沒說過自己是魔幻寫實的莫言。《豐乳肥臀》是莫言野心最大的小說，也是最魔幻寫實的作品。

上官金童這個俗不可耐的名字，正是個中國女性和外國傳教士之子，他活到95歲的母親，幾乎是他整個人的思想中心，你會說他有戀母情意結，但我卻認為大地之母，和受苦受難的菩薩是這位母親的合體，在《紅高粱》內的強悍堅毅女性，如何哺育我們的男性國民，如何在世界中掙扎。

莫言的魔幻寫實文學很需要時間和識見去解讀，對國家的批評於是也魔幻起來，幻化成一個繽紛的歷史，已過去的世界。所以，莫言是所有同代作家中最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不是反諷，而是事實。《豐乳肥臀》絕對是上個世紀最好的中國小說之一。我只是想說：他是個官方也不反對的好作家，如果要為中國加冕，他是不二之選。

可是在他之後呢？中國文壇已經崩潰了，莫言的獲獎可能是中國文學末路的安慰獎。 

陶傑 - 瑞典人壞心眼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4日

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炸開了鍋，瑞典諾貝爾評委會的幾個白人，心計高妙，耍弄的不是手抄毛×東「延安文藝講話」的莫言，而是大陸中國共產黨。

十二年前，諾貝爾獎給了反共的法國華人作家高行健，中國大怒，罵山門，指諾貝爾文學獎「失去了權威性」，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

瑞典人口只有六百萬，對中國沒有什麼貿易利益。瑞典山明水秀，沒有名牌，森林湖泊覆蓋全國，不想中國大陸的資金來斯德哥爾摩炒賣房子，也不想自由行的大嬸和肥爺來到森林，一面燒烤，一面紮營邊大小便。瑞典由於瑞典國民文明，全國垃圾有九成五可以循環再用，只有本國的焚化爐有大量餘額，做中國人的生意，除了替中國焚燒「黃金周」海南三亞海灘一天五十噸的垃圾，沒有什麼「項目」可供兩國「發展」─即使把大陸垃圾運去瑞典燒，成本太貴，連印度洋的海盜也不會打劫。因此，瑞典為了錢，賣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給中共，這種算盤，不是太可能。

因此瑞典「討好」中國，不如說是戲耍中國。莫言的小說，像張藝謀早期的電影，以暴露中國人的愚昧醜態為主題，誰都知道，這是「藝術家」在西方白人社會奠定地位的捷徑。「紅高粱」拍成電影，盡顯中國農民的愚昧（導演姜文得了靈感，再拍一齣「鬼子來了」），「檀香刑」更向西方介紹中國人千刀萬剮血腥刑虐的「盛世景觀」。寫中國人醜，由電影「傅滿洲」到「龍年」，都有大市場，莫言和張藝謀、姜文一樣，是很聰明的人。

聰明人，是應該得到回報的，瑞典人既然十二年前給了高行健，所謂「反華反共」，反共的有了，不添一個反華的，總嫌不夠好事成雙，現在，兩名華人得了獎，一個指控中共剝奪人文心靈，一個嘲笑中國「三千年文化」人性的醜戾，對於西方文明國家，堪稱完美。

文學獎年年都要頒，像動物園，在一座猴子山之前拋餵花生。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拿着花生，多年來一直餵右邊山頭的猴子，左邊角落那幾隻，長期受忽略，呲牙裂嘴的詛咒。好了好了，不要怒，哪，你也有──終於向左邊也扔一把，那幾隻，撲上去撿，靜了下來。


塵翎 - 文學讀者
明報   2012年10月14日

因為有中國人得獎，人們就對諾貝爾獎瘋狂起來。其實誰真的在意諾貝爾獎，誰真的在意文學呢？

這獎項對作家來說，榮耀還不如獎金重要，真的，好些得主也曾坦白，巨額獎金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像去年得獎的瑞典大詩人，詩寫那麼好，詩集卻賣那麼少，長年患病，由老婆照顧，獎金來了，生活條件從容多了，可安享晚年。寫作沒能養活一個詩人，文學理想沒能照顧家庭，遲來的諾貝爾獎倒是有真實的價值。

有些得獎作家，生活不成問題，獎項是某種正式肯定，未嘗不可追求。但如果真要拿諾貝爾獎當作標準，那又違反了創作自由的本質。人人心中各有一把尺，且有許多優秀作家置身事外，譬如波赫士從沒得獎，但他公認是作家中的作家。譬如沙特高調拒絕獎項，說是作秀也好，卻也貫徹了他的哲學立場。

莫言是否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十個讀書的讀者會有十個不同看法。文學與政治是否走得太近這些話卻是廢話，即使頒給以色列作家或巴勒斯坦作家，也會有人揣測背後有政治目的。這世界有甚麼與政治無關。

中國人把諾貝爾獎很當一回事，大多從民族主義出發，覺得中國人（比如作家）終於「被看見」了，「被認可」了，多年的自卑（或自大）得到安撫。這種心態才是最要不得。

在英法等地的新聞網站，獎項消息下面的網民留言，大多是滿心好奇的平和讀者，都在談著自己對作家的認識而至對他國文學的理解，冀望盡快有更多翻譯出來，可以讀到別人的文字別人的世界。得獎者是不是本國人英語人，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重點是，文學的疆界開闊。這是最令人尊敬的普通讀者，文學需要的是這樣的讀者。

梁偉詩 - 讀書：披頭散髮 倒瀉籮蟹──將莫言式juicy進行到底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0月14日

【明報專訊】2012年10月11日晚上7時，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結果一揭曉，「莫言」瘋狂洗板，臉書上哀鴻遍野，大家都用近乎絕望的口吻或大量感嘆號，抵抗這個「令熟書者O嘴」的結果。當晚就與朋友說，風頭火勢，無論讚彈都不討好。可是作為旁觀者，我最感興趣的其實不是早已被傳為大熱的莫言獲獎賠率，甚至是諾獎的評獎標準，而是近乎66：9的哀號與歡呼。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當香港書迷們趕緊跑到書店，把莫言巨著全都一掃而空之際，文學人、文青們卻不斷喃喃自語──「莫言引進門，皈依韓少功」、「莫言是高開低收，村上則是低開高收」、「審美疲勞，告別莫粉」──情景煞是有趣。

自1985年「尋根文學」被奠定在中國當代文學史（1949至今）上的重要位置，莫言已是繞不過去的一位「尋根文學」代表人物。「尋根文學」受到拉丁美洲文學大爆炸的影響，催生大批「尋根文學」作家如阿城、韓少功、莫言、余華、張承志、李銳、賈平凹、王安憶等。當中尤以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影響深巨，催生了一系列以長篇家史、鄉土系列寫中國、寫傳統的作品，盛極一時。成名自《透明的紅蘿蔔》的莫言特別酷愛暴烈的色彩對比，黑孩、失語、怨毒、夢想、紅蘿蔔，交織出對中國共產黨苦大仇深的複雜感情；《紅高粱家族》的流血、剝皮、鬼子、搶新娘，把讀者眼前都摀成一堆堆紅色血塊。

狂歡寫亂世 膽戰心驚

「為吃上餃子毅然從文」是莫言百說不厭的前傳，莫言式j uicy也是一種相對易入屋的寫作特點，對讀者而言更非常「可寫」。例如王德威把莫言式寫作歸納為「披頭散髮」，我一直認為是評莫言作品的最佳四字真言。所謂「披頭散髮」專指莫言《爆炸》中那「一巴掌打在臉上」都得耗掉八百字的筆觸，獨有一種枝葉紛繁、嘈喧巴閉的狂歡筆法。狂歡自是來自巴赫金「眾聲喧嘩」的說法。我甚至覺得，應該用「倒瀉籮蟹」來談莫言，尤莫言的長篇小說，總之人物、情節、語言、細節愈多愈過癮、結構愈寫愈繁複。戀母、酷刑、亂倫、虐畜、吃人場面儼如中國哈囉喂，既「以狂歡寫亂世」亦是通過一切的過度剩餘，寫中國寫到你膽戰心驚。單是《豐乳肥臀》的數十萬言，借身體與政治的千絲萬縷關係談近代中國，難保不會連鎖引起看官們「女體冷感」。

《酒國》以小說論小說

我是一個遲到早退的莫粉，喜歡莫言始於《酒國》終於《生死疲勞》。昨天在電視上看到瑞典文學院推介讀者必看莫言早期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我卻對寫於《紅高粱家族》與《豐乳肥臀》之間的《酒國》耿耿於懷。《酒國》突顯出莫言超強的模仿能力和在結構上的洞察力，神經兮兮的串演一個硬要「攻克文學的堡壘」的投稿小子。這位業餘文學青年又請「莫言」遊酒國，「莫言」順水推舟瘋狂自嘲，十足十活地亞倫的喋喋不休簽名式。從前我談《酒國》，總愛說古有「以詩評詩」、「以文論文」，今有《酒國》「以小說論小說」。《酒國》文青模仿各種小說類型的書寫和「莫言」的騎呢形象，堪稱獨步古今，直至《生死疲勞》的集大成。

誇張語言反映社會虛偽

莫言式j uicy在《生死疲勞》玩個不亦樂乎，六道輪迴的魔幻敘事寫中國當代土改（發端自二十年代的中國土地改革問題），讀者所熟知的「莫言式狂歡化」符碼和寫法滿天飛，畜牲代言、recycle名下短篇小說、剪接片段兼而有之。陳思和謂《生死疲勞》別具意義之處，在於接續「土改書寫」、記錄土改為農村播下的暴力種子。我從「魔幻＋狂歡」的角度觀之，《生死疲勞》的六道輪迴恰恰為莫言找到最安全適當的方法，把莫言式狂歡化的「諧擬的廣場」推到極致。2008年，《生死疲勞》獲香港浸會大學的紅樓夢長篇小說獎時，莫言在茶敘中笑言最擅長寫「農村和土地」、「飢餓與貧窮」等看家本領，在《生死疲勞》又大派用場。

因此，銳意動員、眾聲喧嘩，甚至疲勞轟炸原是「非常莫言」的一回事，同時莫言式juicy的魔幻國度又真的相對好讀易懂，外國讀者如入悟空歷險或太虛迷魂陣。正如莫言的解嘲，極度誇張的語言是極度虛偽的社會的反映，而暴力的語言是社會暴行的前驅。披頭散髮、浮誇萬狀原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魔幻現實。相對來說，韓少功的冲淡平和、散文化小說卻如水墨畫，大量留白、竹節中通外直，可能是另一杯茶；朋友笑言，莫言不少作品最近在瑞典發行譯本，可能又有加分。

2000年高行健獲諾獎時，印象中好像沒有莫言今回引起的舌劍唇槍，以至筆戰連連。這固然與網絡討論更趨便捷有關，另一方面，相信披頭散髮、浮誇萬狀的創作風格亦是其中的癥結。很多朋友因為電影《紅高粱》的緣故認識莫言；亦有很多讀者早期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奧堂窺秘，便看見莫言，輾轉多時，說不定還有點審美疲勞。這原是藝文世界的真義，我們會不斷遇上很多標誌性的人物、好玩的情節、有趣的點子，千帆過盡驀然回首，哦，原來你（也／卻）在這裏……這時候，新聞片中二樓書店的莫言巨著都被搶購一空，向隅者一哄而散。

文 梁偉詩
編輯 黃海燕

李平 - 文學可超越政治 作家不可埋沒良心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0月12日

中國作家莫言昨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劉曉波之後第二位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莫言獲獎，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文學作品可以超越政治，作家不可以埋沒良心。莫言獲獎在內地引起較大爭議，雖涉及其作品代表性、文人相輕問題，但更多的是因為他被批評「沒能守住不作惡的底線」，還因為當局對待諾獎得主的雙重標準。

莫言的代表作《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等，頗具雅俗共賞的故事性，一幕幕鄉村傳奇，奠定了他在「尋根文學」作家群中的地位。瑞典漢學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推手馬侻然曾如此評點莫言的風格：「莫言非常會講故事，太會講故事了。」

當然，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並不代表莫言是中國文學成就最高的作家，更不代表莫言是讓中國公眾心悅誠服的作家。莫言不屬於專門為當局、為官員拍馬屁的「主流」作家。他曾說過：「我有一種偏見，認為文學藝術不應用作歌功頌德，該用來揭示社會的黑暗和不公義，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和人性中惡的成份。」他也曾批評「虛構幸福」的中國散文：「明明社會上病相百出，百姓民不聊生，這些散文卻歌功頌德，看似紀實卻是虛偽，其中的情感是虛構、克隆（複製）出來的，跟小說沒有明確的界線。」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莫言在現實生活中也沒能守住不歌功頌德的底線，其中最受非議的，一是2009年為抗議德國邀請中國異見作家戴晴與會而退出法蘭克福書展，二是今年參與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宣揚中共勒令文藝界為政治服務、為中共服務的動員令。莫言雖是被動地參與這些官方的行動，但難免有為虎作倀之嫌。

巧合的是，劉曉波、莫言這兩位榮獲諾貝爾獎的中國本土人士，都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碩士。劉曉波於1984年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北京爆發學運後被指為「幕後黑手」；莫言則於1991年畢業於北師大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並獲文藝學碩士學位。但不幸的是，劉曉波得獎時已身陷囹圄，獲獎至今兩年還未能重獲自由，連其妻子劉霞也一直被軟禁。官方媒體、網站，甚至一些學者、名人近日在分析中國的「諾貝爾獎焦慮症」時，還主動過濾、「忘記」劉曉波得獎的訊息，發出「中國離諾貝爾獎究竟有多遠」的疑問，或者發出莫名其妙的慨嘆：「從諾貝爾獎誕生至今，中國本土人士就無人獲得過諾貝爾任何獎項。」

莫言獲授諾貝爾文學獎，新華社第一時間報道，官方譽之為「漢語文學獲得世界承認的一個重要標誌」。但在2000年，高行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外交部曾抗議，斥為「出於別有用心的政治動機」。2010年，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外交部又抗議，更斥為「違背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中共當局如此打壓流亡作家、打壓異見人士，官方媒體、網站如此漠視華人曾奪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的的史實，更凸顯中國作家有必要讓自己的作品超越政治，有必要恪守良心，有必要守住不作惡、不助紂為虐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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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崑南日前評莫言：過去中共作家絕少在五名內佔一席的，今次莫言冒出頭來，的確是意外。是真的由內鬼外洩，還是有人從中做手腳，非唱熱中共作家不可呢？在好手如林的世界文壇中，他未夠班，是無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