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 - 求神拜佛，所為何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8月20日

文壇前輩在臉書發聲明，說我們既尊重法治，就得相信法官，所以應該服從，不當抗議，又指責入獄年輕人「太自義，太膚淺」云云。她這說法，大概也是很多香港人心聲，我毫不詫異，但最令我驚奇的，是她發聲明的動機，用前輩的話來說，竟是「要對基督耶穌和我自己真誠」——她不想裝出一副同情年輕人的模樣，原來怕穌哥不高興。真有趣。

討論政治，我興趣不大，反而想談談宗教。前輩最火的一句話，應該是說年輕人「太自義」。我明白有此想法的人很多，而躁動的年輕人有時也確實予人這感覺，但有必要咬牙切齒，把浮泛印象當作客觀事實批評嗎？他們反東北撥款，動機大概跟當年香港人群起反23條一樣，並非為了私利，或許動作過了火，但這算「自義」嗎？《聖經》裏，只有死守律法而不談仁愛的法利賽人，才被穌哥形容為「自義」（dikaiountes heautous），哪有犯法而淪為階下囚的自義廢青？

前輩公告天下，說臉書表態是要對耶穌真誠，恕我也真誠地說，這舉動何嘗不自義？難道耶穌要在天國登入臉書，才知道你的心？批評年輕人沒有罪，但理由得正確，動機也不要太搞笑。既是基督徒，請重溫穌哥金句：「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以我理解，此話不是叫你三緘其口，而是三思後言。退一萬步，就當年輕人自義吧，但假若穌哥在世，祂會選擇說年輕人自義呢，抑或是力排眾議要覆核刑期的袁國強，以及那位說「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的楊振權自義？哪一群更像法利賽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幾年有個怪現象：政壇很多品格卑劣的人，紛紛強調自己信耶穌。不肯定他們是否想曲線抹黑基督教，但我不由得思考一個問題：即使說世人皆有原罪，但怎麼偏偏基督教特別多罪孽深重之徒？我自己有個理論：基督徒贖罪成本較低，所以更不怕犯罪。大家也知道，《聖經》記載兩個犯人同耶穌一起釘十架，一個譏誚耶穌，另一個則哀求耶穌記念他，主基督就對後者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這節經文很易令信徒以為，懺悔不怕遲，臨死也是贖罪時，樂園還即日可到，上天堂容易過返大陸，信耶穌方便過搭高鐵。是否因為有此想法，某些基督徒才有恃無恐作惡呢？

想起佛經故事：鴦掘摩羅盲目遵從老師命令，殺掉999人，佛陀現身點化，令他大澈大悟，證阿羅漢果。換了是耶教寓言，故事該到此為止——救世主出手了，還不「天堂留位」，皆大歡喜？但佛祖不叫你服從權威，只教你相信業力，所以鴦掘摩羅悔過後，依然要飽受煎熬，被受害者親友一路毒打。眾生終究離不開因果，我就不信基督徒有天堂捷徑。求神拜佛，就是修德，除此以外，豈存救贖？

鄭立 - 「中國人」是一種宗教

PTT   2016年7月23日

在清末的時候，因為滿清帝國面對多難之秋，一群被清帝國統治的臣民，當時只有滿漢之別，但所謂的漢人，其實也只是一個不斷被重覆回收的詞語，有些人以為漢人是源自漢代，這是把事情刻意搞亂。其實不同時代，用過漢人一詞，所指也完全不同。

例如元代，所謂漢人，指的是華北金帝國統治的居民，哪怕講地理，像福建和廣東這種人，在元代被稱為「南人」，這點你翻歷史課本也有。如果說元代之前漢人都一直是今天的定義，那是明顯是矛盾的。那時候的南方人既不自稱漢人，也不被稱為漢人。

我在讀碩士時，教授講滿清時，就指出了，滿清重新強調了漢人這個概念，在於不同的階級身份，簡單來說，滿人自己當滿人，也就是特權階級。然後再為那些習慣了科舉體系的民族群，歸類為漢人，所以「漢人」並沒有相同的語言，甚至生活習慣，文化，種族（以廣東閩南就十分明顯）都迴異，但對於滿清帝國而言，只是一個統治單位，他們的帝國包括了滿洲，蒙古，西藏，以及關內十八省。如果要講漢人這身份的特徵是：使用漢字，參加科舉。

故此漢人並不是一個民族，漢人是一群被科舉連起來的民族。

清末的時候，為了反清，孫中山主張的「驅逐韃虜」，就是企圖團結所有漢人去反清，事實上，清亡之後，孫中山就跑去南京祭明陵，可見他的用意是自視為明朝的繼承者。他一直強調漢人，這是他說服海外華僑，以及馬來西亞華僑回國去對付滿清的論據，否則，別人為何要為你拼命回大陸搞恐怖活動？

而另一邊的梁啟超，作為維新派，他的想法是包納滿人。所以在1902年才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觀念，其實是回收一個經常在古籍中出現，但定義不清楚的「中國人」詞語，企圖給予新的定義。對，臺灣與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才開始有中華民族這概念的。

當年的歐洲流行的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張自己是一個民族就有資格擁有一個國家的主權。如果認真來說，清帝國應該四分五裂，滿藏回藏各自一族，而漢人也會分裂成多個不同民族。但梁啟超不想這情況發生，他便建立了一個叫「中華民族」的東西，把所有民族降格成為「少數民族」，而中華是一個「民族」，才能變成nation-state的China。

因為需要有「完全繼承清帝國領土的新國家：中國」的存在，所以才創造出「中國人」，因此，中國人這身份，是一種人造的政治工具。

所以，之所以會有「中國人」，本質上就是為了在面對民族主義浪潮時，把清帝國整個領土繼承下來的方法，說得難聽點，中國人這身份，是為了曲解民族主義而存在的。民族主義，原本就是為了瓦解這些中世紀留下來的多民族帝國，即例如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而產生的思想。在這樣的思想下，清帝國也必然會崩潰。

而梁啟超希望的是將整個帝國說成是一個民族，當然他沒有想像到，他這樣的曲解，會引致日後文化清洗，文化迫害和認同清洗的後果。他間接令到很多文化因此被滅絕。因為單一民族國家，強調一種血統，一種語言，一種文化，一個國家（希特拉的說法），而當很多客觀事實證明清帝國不是時怎辦？唯有用各種手段把他清洗到「是」。

但這本來也只是梁啟超的主張，直至去到辛亥革命成功後，清帝國終於倒下時，才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像滿洲，他被日本和俄羅斯虎視，清帝國倒下他們還是需要被保護，而且上面也真的有資源，而明顯地，在清帝國這麼長久的統治下，華北與滿洲已有很多不可切割的政治以及經濟關係。所以孫中山理想的驅逐韃虜把他們趕回滿洲，這個概念，不合政治現實。

所以不久之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被迫接受梁啟超的主張，就是把滿漢蒙西藏，民族融和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回收「中國人」一詞。其實就是為了在論述上建立基礎，去處理滿洲西藏新疆等問題。不然，你都驅逐韃虜了，滿洲關你甚麼事？

而中國人的概念，去到抗日戰爭時，得到最大的強化。面對日本的侵略，各地的民眾感到無力，期望各個政府團結起來（這也是「民國無雙」第二劇本的劇情），但你知道這些各地政府一直都互相爭戰，互鬥，根本不會團結。

在這時候，中國人就成為了一個「道德」，大家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共抗日本的侵略。中國人的思想，就在此時修成正果，其實重點是這時候這些受侵略者，需要團結，當他們需要團結時，就發覺，那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共同擁有中國人這身份，再說服大家不要互鬥。張學良為何要西安事變？你要明白對他來說有感情的地方是東北。

故此，中國人身份的訂立，是大日本帝國侵略的副作用。而在二戰之後，因為深受戰爭之害，不論失去所有東西來到臺灣的國民黨，逃難而一無所有的香港人，以及不斷政治運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中國人這身份是從苦難中得到了確認。而成為一種思想。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影視，「中國人」觀念這麼強烈，就是這樣。這是痛苦所引致的，大家希望大家都變成強大的「中國人」，這樣就不會再受戰爭之苦。問題是，去到時間再過去，這些人當中又會有人成為了侵略者和戰爭的源頭時，中國人這身份，就從保護到者的工具，變成侵略者與統治者的工具。

如果你閱讀清末民初的文獻，你會發現，其實當年的人沒今天那麼含糊，例如廣東那時的文獻，就會把「潮汕」，「廣府」，「客家」直接視為三個不同的民族。而不像後來講的「民系」。

總之講來講去，中華民族或中國人三個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怎樣將前清帝國的疆域，置於一個政治實體統治的理由，所以才會拗來拗去，龍門亂搬，一時說國籍是中國就中國人（馬來華人：...），一時說用漢字就中國人（日本人：...），一時說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亞洲：...），一時說「漢族血統」（新疆人：...），一時說自古以來某王朝統治（越南人：...）因為他的存在目的，就是盡可能吸納所有定義，去擴大統治範圍。裡面的東西自相矛盾，並沒在意過。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說，你不是中國人，好，這是「中國」的土地，所以你滾。

所以你跟隨他們的論述跳舞，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們講血統，你說你沒血統。他們講國籍，你說你沒那種國籍。他們講中文字，你說你用的中文字不同，都是多餘。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個令你拉上他們關係的所謂「論據」，如果你跟著他們的理論談，九成去到最後你還是「被中國人」，其實就算臺灣人有漢人血統，用漢人用的文字，有個「中華民國」的國籍，這些都只是一些沒意義的廢言，只要你看穿，中國人只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野心和統治意圖時，你知道重點是直接指出這種醜惡的內在。

甚至再直接一點不討論，說總之我拳頭大我就是對。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你會發覺爭論血統，或者中國人定義，其實沒有意義，因為中國人三個字，絕對是先射箭再畫靶，先確立了自己對那地方的主權。再去找理由，不是有了理由再去找誰是中國人，而是我想誰是中國人時，我總找到理由說他是中國人。

同樣地，他們想趕走你時，你也會立即不是中國人。例如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破門令，他不是看你是否信主，而是「我說你不是信主的就不是」。

以上的中國人思想，變成了信念，而在二十世紀不斷的散佈，形成了一種宗教，信奉者都自稱為中國人，所以中國人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跟基督教，穆斯林，沒有分別，擁有這種宗教思想者，你可以叫他為中國人，這也是為何馬來華人，海外華僑，明明他們的國籍早已是該國，都還是自稱中國人。如果你把他理據為「英國穆斯林」，那麼「英籍華人」其實也是同一種東西。

這也是為何中華民國會承認雙重國籍的理由，因為當初中華民國就是經由信奉這思想的不同國籍的人建立的。

故此，沒有一群人是否「中國人」的問題，就像西方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大部份都基督徒，我們可以說那是個基督教民族，基督教國家，同樣地，香港人和臺灣人，他們可以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如果大部份人都這樣相信時，也會有基督教國家那樣的效果。但當大部份人都不相信時，則也沒辦法稱他們是中國人，假設哪天某個中東國家，沒有任何人相信伊斯蘭教時，我們也不能說他們是穆斯林。

甚至未來，可能是四川，上海這些地方，這種宗教慢慢的退潮，那麼他們也不會再是那個面目含糊的「中國人」，而重新產生他們自己的色彩。當然，中國人之所以這麼喜歡迫別人做中國人，就和那些宗教一樣，總是認為普天之下都要信他們的真主，厭惡異教徒。人類自古以來都如此，他們也一樣。

所以這不是「是不是」的問題，而是「信仰比例」的問題，那麼，我的答案是，這個宗教在香港新一代的信仰比例，急速的下降。但即使是上一代，土生土長幾代的香港人，其實不少都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例如我上次在大學論壇時，就有個中年婦人，說，她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她這麼多世代都是在新界生存的，但她同情那些建設民主中國者。

基本上，我認為人類有宗教自由，所以有人要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我是沒意見的，但是他們不能迫別人承認是，也不能假定別人是，更不應該提倡政教合一，將中國人身份跟任何政治意圖，統治權力，土地主權，混為一談。

古德明 - 六大宗教神聖聯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1日

二月一日，香港道、佛、回、孔、天主、基督六教領袖梁德華、釋智慧、薩智生、湯恩佳、湯漢、蘇成溢等，發表聯合新春賀詞，詞曰：「吾人須致力經濟建設，維護社會和諧。青年乃社會之未來，修身立德，尤其重要，宜在家則孝親，在學則尊師，在社會則守法自律。」

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等國，組成所謂神聖聯盟（Holy Alliance），致力遏止法國大革命的民權思想；現在，香港原來也組織了個神聖聯盟。而這個聯盟最重視的，顯然是「青年守法自律」，而不是法貴公正，更不是天理良心。

今天，香港梁振英政府肆意出入人罪，事例幾乎無日無之。本月三日，法庭就上演了古怪一幕：設計師黃浩本來被控襲警，警方卻突然撤銷控告，不說原因，因為實難啟齒。原來前年九月，有學生要重奪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遭警察用胡椒噴霧襲擊，黃浩去給學生洗眼，卻給七、八個警察圍毆，雙手和尾骨受創之外，更被控襲警。他求看警方錄影，警方一面謊說沒有，一面以所錄所影控告另一在場者，不料給黃浩的律師看見，無可抵賴，惟有撤銷控告。而這樣的事，保安局長黎棟國還大力回護：「個別警員，未能準確記憶某些細節，是可以理解的。」香港神聖聯盟目睹這一切，怎麼不講講良心天理，卻一味叫反對苛政苛法的年輕人「守法自律」。

而香港法律正遭當局破壞殆盡。去年十二月，中共公安踩着《香港基本法》「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司法權」等條文，越境把大陸禁書出版商李波綁架上廣東。中共《環球時報》一月六日還公然宣佈，綁架行動「符合中國法律」。香港神聖聯盟目睹這一切，怎麼不問問，中共政府無道可揆，香港青年何法可守。

又今年一月三十日晚，香港長官梁振英赴私人宴會，出動警員開路，更違法隨意停車，香港神聖聯盟怎麼又不問問，這是給青年樹立甚麼榜樣。至於梁振英之涉嫌賄選、貪瀆、結交黑社會等等，他們大概一律看不到。

北魏孝莊帝年間，華州小民史底遭司徒楊椿侵佔田地，訴諸公庭。州官見楊椿位高勢大，就要把田判給楊椿。司空府主簿寇儁力排眾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要我同意），未敢聞命。」田地於是判還史底。孝莊帝聽到這判決，稱贊寇儁「守正不撓」，賜帛百匹，加官進祿，而附和楊椿的州官，則一一譴責（《周書》卷三十七）。不過，那些州官，假如生於今天，一定可以組織道、佛、回、孔、天主、基督六教神聖聯盟，發表新春賀詞勸世，管教可獲賜金褒揚。

這個時代，高官可以為所欲為，小民則必須和諧法守自律，最好埋頭「經濟建設」，不問其他。神聖的大同極樂世界，原來是那樣子的。

古德明
專欄作家

莫哲暐 - 千萬教徒齊躍進，一紙協定共歡騰——論中梵對話進程與可能達成之魔鬼協議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 教會內有消息表示，中共與梵蒂岡近日「動作」頻繁，將有「大進展」，情况「樂觀」。甚至可能在三數月內簽訂協約。假若真成事，香港教區各級神職人員及不少信徒必定喜氣洋洋，共賀「歷史時刻」。然而中梵假若真在此時簽訂協議，實是魔鬼交易，將是教宗方濟各任內最錯誤的決定。

歷史過錯，前車可鑑

冷戰時期，共產黨統治匈牙利，大肆迫害國內基督信徒。該國天主教首牧Esztergom總教區總主教敏真諦樞機（József Mindszenty）拒絕向匈共妥協，於一九四八年被捕，控以「叛國」。被囚禁之時，多次被虐待毆打。一九四九年，匈共展開公審，強迫其公開認罪。教宗庇護十二世特別發表牧函，譴責匈共暴行，並呼籲匈牙利主教及信徒團結忠誠。一九五六年，該國爆發起義，樞機獲釋。但不久蘇軍入城鎮壓，樞機拒絕離國，選擇到美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館暫避。豈料一避就是十五年。教宗保祿六世上任後，銳意改善與東歐共產政權之關係，開展所謂「東方政策」（Ostpolitik），並任命Agostino Casaroli總主教為其主要外交官。一九六〇年代，Casaroli與匈共政府達成共識，該國主教人選須獲梵匈雙方同意。到了一九六九年，匈牙利主教團基本上已置於匈共控制下，匈共甚至藉此派特務滲透教廷組織。一九七一年，保祿六世下令敏樞機離開祖國，並刻意避免批評共產黨，僅稱樞機為「歷史的受害者」。樞機最終只能聽命，流亡奧地利。一九七三年，保祿六世剝奪其Esztergom總主教之職。敏樞機對教會忠貞不二，晚年卻被自己所愛的教會棄如敝屣，令人神傷。

作家George Weigel指出，保祿六世與Casaroli總主教的「東方政策」乃是基於一主要判斷：冷戰格局將延續良久，因此難免要與東歐共產政權溝通，減輕鐵幕國家內信徒之壓力。因此唯有見步行步，保持「死不去」（modus non moriendi），並「拯救那能拯救的」（salvare il salvabile）。保留教會元氣，一朝東歐光復，便能戰勝歸來。因此教廷與東歐多個共產政權協議，共商主教人選，並停止批判該等政權對人權之侵害。或許是出於良好意願，但「東方政策」對匈牙利教會造成無可補救之道德衝擊，不少飽受打壓的教徒感到被教廷背叛。Weigel指出當時該國教會領袖成為匈共附庸，教會慘被摧殘，元氣大傷。其後波蘭和捷克也出現類似狀况，直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繼任為止。

能夠開彌撒，固然重要。但教廷高層似乎忘記了，信仰的根基是道德力量。景况再艱難，假若教會能夠展現忠誠侍主、無畏打壓的精神，不怕殉道，反而可以保住最堅定的信仰。「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某些教會人士可能想「為教會好」，認為可以靠聰明計謀令教會存活。但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們保住了教會的殼，卻掏空了教會的靈魂。如此黯然的歷史，相信不久會在中國大陸重演。

喪教權，辱天國

主教任命權問題一直是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礙：按教會《法典》，只有教宗可以任命主教，然而中共認為國內主教人選屬「內政」，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四」。有評論認為，假若中梵建交，將會以「越南模式」為範本。所謂「越南模式」與「東方政策」類同，即由教廷挑選數個合意主教候選人，交予越南政府從中揀選可接納者，最後由教宗任命。

然而過往胡溫十年，中共領導層相對弱勢，尚且否定「越南模式」。今習近平大權集於一身，全力收緊公民社會本已脆弱之自由，又豈會接納「越南模式」？習早前已表明，要鞏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因此，中梵將會簽訂的協約，很有可能比「越南模式」更屈辱。根據AsiaNews總編Bernardo Cervellera神父推測，新模式可能是教廷認可中共控制的「中國主教團」，再由此「主教團」提名主教候選人，然後以「民選」方式選出新主教，最後交予教廷「批准」。即使教廷不批准，「主教團」可以繼續我行我素。亦有消息人士表示，在所謂談判中，主要是由中共代表主導，要梵方簽訂由中共訂立的協約。假若真如此，教廷簽約便是「喪教權，辱天國」。

况且即使在越南，也不斷發生越共政府侵吞教產之打壓事件，亦有當地教會人士表示，越共也開始不信任「越南模式」而收權，加強打壓教會，慢慢走向「中國模式」。

「慈悲特赦」情何以堪

現時大陸分為官方控制的「愛國教會」（即地上教會），以及對羅馬忠誠的地下教會。「愛國教會」的主教屬自選自聖，部分不獲教廷認可，是為非法主教。按教律，他等均處自科絕罰，即逐出教會。然而過去有案例，某些非法主教尋求與教宗修和，並獲得特赦。然而有不少非法主教是欣然選擇走榮華富貴之路，甚至當上政協。他等從無愧疚悔恨之心。

假若中梵簽訂協定，將如何處理這些非法主教？按目前情况，極有可能由教宗大赦所有非法主教，使地上地下教會「結合」。這將是極錯誤的決定。多年以來，不少地下主教、神父和教徒受盡迫害，仍然保持忠貞。他們選擇了艱難的道路，為信仰作證，但到頭來原來是自己太愚蠢：多年被監禁打壓是為了什麼？何不早早去當政協？忠於教廷，卻被教廷出賣。教宗開啟「慈悲禧年」，並將委任一些神父為「慈悲傳教士」，賦予他們大權，去赦免「保留給宗座赦免的罪」。「保留給宗座赦免的罪」包括「對教宗施以暴力」、「褻瀆聖體」、「直接泄露告解秘密」、「聖職人員赦免違反第六誡罪的同犯」，以及「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五項中，只有最後一項有明顯實際案例，而且多在中國。香港教區也會推薦神父任「慈悲傳教士」，他們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大陸。

缺乏懺悔的修和，不會帶來共融合一，只會導向裂教，並在不少中國信徒心中造成無可修補的創傷。明日中國教會，將會走上昨日匈牙利教會的舊路，甚至更惡劣。花果飄零，信仰潰散。為了所謂的「歷史使命」而拋棄道德原則，如此取捨，值得嗎？當教會連道德原則也可以拋開時，還有什麼存在意義？

孤臣無力可回天

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多次疾呼，奔走羅馬，誓要阻止魔鬼協議達成，卻被冷待。他早前發表博文，盡顯悲憤：「我不會參加慶祝這新的教會的成立，我會消失，我會去隱修、祈禱、做補贖。願教宗本篤原諒我沒有成功做他希望我成功做的事。願教宗方濟原諒我這個在邊緣的中國樞機給他寫了這麼多的信，給他添了這麼多麻煩。」讀畢，實在令人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嘆。

齊躍進？齊躍進萬劫不復之境地；共歡騰？歡騰到最後的，只有「共」。

文 莫哲暐

編輯 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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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逸飛 - 共業

生命通識   2015年12月31日

經常聽人提起所謂「共業」，說是佛學名詞，其涵義似是不說自明。譬如有人說，香港回歸後現今社會的撕裂，是香港人的共業；中國的十年文革浩劫，是中國人的共業；德國出現了一個希特拉，發生納粹黨的惡行，是德國人的共業；甚至如今地球氣候的日益暖化，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的共業。

聽來頭頭是道，但「共業」真的是佛學名詞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視乎站在什麼立場。「共業」是大乘佛教論及的，但原始佛教的《阿含經》就沒有「共業」的說法，至少佛陀在生時沒有說及「共業」，甚至談「業」也不多。而且一講「共業」，不得不先談何謂「業」及「業力」，這兩個名詞搞不清楚，則「共業」休提。

但一說到「業」和「業力」，就不是佛學專用，而是印度自古以來的宗教名詞。印度傳統宗教包括婆羅門教、錫克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其中每種宗教都有提及「業」和「業力」，若要詳細研究，就會極為繁複。

「業」的梵文是karma，古代中國翻譯成「羯磨」，karma 的字根kar是「去做」或「去行」；「業」的巴利文是kamma，指「活動」或「造作」。在佛學用語的「業」，特別有「造作」之意，人們起心動念，對外境與煩惱，起種種心念去做種種行為，可分為身、口、意三類，一旦因緣成熟，會招感將來的果報，從果報看其原因，就有所謂業因；從業因到業果，就有所謂業力。換言之，業力是由業因與外緣配合形成了果報。

業力論在大乘佛學佔有重要地位，可是業力論經大乘佛學的詮釋又極難了解。業是造作，力是力量。由造作而產生的力量叫業力，本身是中性名詞，英文稱為karmic force。而在業力現象，果量可以大於因量多倍，世間不乏「小因生大果」的例子。事實上，一粒麥子所結的麥粒果實，何止百倍？

所謂「因緣果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但一旦計算時間，把兩塊錢存入銀行，僅以複利計算，數百年後就變成極可觀的天文數字。再以我們的身體而論，一粒精蟲與一粒卵子結合，不斷分裂形成人體的萬億細胞，但一因可生多果卻不是無限果，人體細胞生長到某一限度就會停止。所以眾生惡業不管多大，也不致召來無限苦果，無間地獄雖長也不是永恒的。凡間的有漏善業不管多大，雖能成為天人也不是永生的。

總而言之，講「業」或「業力」，可以愈講愈複雜，人的「身、口、意」三業造成行為，而任何行為都會自然產生力量，這種力量又促使人去作新的行為，而新的行為又產生新的力量，如此輾轉相續，不斷繁衍，形成螺旋式的業力圈，個人所作的業，稱為「別業」，眾人同類心念集合起來就成為一股巨大無邊的力量，稱為「共業」。只是這樣愈說愈遠或會容易掉進觀念的遊戲，甚至以為只須「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就能成佛，卻不知未能尋根只是治標。「業」之根是我執和無明，治本應從化除我執和無明做起。

聽147個自焚藏民故事

2015年10月30日

【明報專訊】「德吉曲宗，40歲，女，自焚於康玉樹」，「拉毛才旦，24歲，偕21歲妻子次仁拉姆，自焚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仁青，17歲，男，自焚於降扎鄉」……這張名單，共有147個名字。在那美麗的青草高原，他們將自己燒成火球。聽之赫然，但自焚卻是絕望者唯一的希望：1989年，台灣評論人鄭南榕為捍衛台灣言論自由自焚死亡，其自焚處被稱為「自由巷」；2010年，突尼西亞青年穆罕默德布阿薊及因城管濫用職權而自焚抗議，揭開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但西藏147條生命燃燒殆盡，卻只飄散於藏區的彩旗之中，無人問。

「我不能在你身上再畫火焰了」

2005年，日本畫家井早智代（Tomoyo Ihaya）在印度進行獨立藝術研究，至今共到訪印度15次，她一邊研究藏傳佛教，一邊結交不少流亡藏人，2011年的冬天她開始以繪畫記錄西藏自焚者的故事，共畫了51張作品。當畫到第39張畫，有關一個49歲、叫作南拉才讓的男子時，她對他說：「我不能夠在你的身上再畫上火焰了，這讓我不停流淚。我只可在你身旁畫一盞油燈，希望這光將照耀你到那和平又自由的雪地裏……」

「看到西藏的圖畫時，我都覺得那裏美得像我的心臟被人揪住一樣：風景的背後藏着古老文化，綠色牧場，冰川雪水和那沒有盡頭的碧藍青天，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她到印度做藝術研究，一個叫Sonam的西藏人帶她到拉達克，並邀請她到自己家，使她與當地的藏人慢慢混熟。那段日子，藏人待她如至親，與她分享食物，又時時向井早說起他們的故事。快樂的回憶一直到2012年，井早在奧里薩邦讀到一則僧人自焚的新聞終結。新聞圖片上那團人形的火燒在井早的身上，「讀完新聞，我回到房間，覺得自己必須畫畫去分散痛楚，最先想到的是白色和紅色的影子，我用白色來冷卻與淨化他的痛苦。如果我什麼都不畫，我會崩潰」。五月，她自印度回到溫哥華，卻又自新聞上聽見西藏傳來的噩耗——一個女人帶着她的三個孩子自焚。此後，她開始繪畫西藏自焚者的故事。近數年來，在無數的夜晚，她以繪畫、哀悼、守夜，點起蠟燭，為西藏默默禱告。

「理解先於批評是很重要的」

井早智代的畫作將於今年的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中展出。是次展覽上亦會展出藝術家夫婦淋浪、淋漓的畫作《火柴人——獻給所有西藏自焚者》，詩人廖偉棠的詩作《觀察雪山的一百四十七種方式——為西藏自焚者而作》，以及西班牙導演Miguel Cano的攝影作品。淋浪與淋漓都是基督徒，但對藏人自焚卻心存敬佩。在兩人眼中，西藏天然資源豐富，藏傳佛教的精神支持着藏區文化，但漢人卻掠奪當地資源，摧毁藏人的語言和宗教，令人憤怒。「我們不走進他們的世界，會覺得自焚是肉體的苦難，但走進他們的世界，就明白對他們而言，宗教精神可超肉體之痛——理解先於批評是很重要的。」淋漓說。了解西藏問題前，淋浪與一般人一樣不明白自焚者為什麼將自己趕上絕路，到認識西藏後才知道他們有說不出口的委屈，只可以借傷害自己來換取西藏的和平與自由。在兩人的畫作上，有七支火柴，那是七個自焚者的臉，他們有的淡然自恬，有的狀極痛苦，有的從容微笑──在火將他們吞噬之前，他們不過是凡人，有和我們一樣的臉孔，有着對自由和公義的堅毅，而和極端組織拉不上邊。作品的右方，淋漓畫上一團蟻球，她愛蟻，覺得蟻是弱勢卻有強大的底蘊。「蟻群遇到火，強大的蟻會在外頭包着弱小的蟻，一場大火過後，蟻球外的蟻被燒焦，但球內的蟻卻因成員的犧牲而生存下來。」西藏在蟻球的中心，147個人努力在大火中守護這片淨土。

西藏節 下月中大舉行

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為第三屆舉行，策劃統籌人許先茗（多多）三年都是活動的策劃統籌人。碰面時，她背着大包印刷品，一頭是汗，步伐蹣跚。這個女子，多年來用行動聲援西藏運動，創辦關注西藏人權組織「香港與西藏同行」，主持西藏電影及文化節，花光積蓄，穿梭印度、西藏與香港之間。「我是個普通市民。像很多人一樣，從幾年前的皇后、天星事件，走到反高鐵，看見了社會的不公義，於是賣出三間補習社，用積蓄過這幾年『任性』的生活。」七年前，她加入香港社運，結交了內地的維權人士，他們關注西藏議題，於是她也一頭栽了進去。西藏問題複雜，但藏人的訴求卻十分清晰。「這147個自焚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說話，為的是希望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扶他們一把。」而她就是那個聽見他們呼喊的人。但西藏問題在中國政府眼中比香港政制議題更加敏感——淋浪、淋漓說他們打電話給多多，時時被勾線，西藏節的Facebook頁面又屢次被黑客入侵，發佈的內容無故「被消失」，就連向香港中文大學申請展址，也有「好心人」提醒中大學生會「話題敏感」，叫他們辦回在學生會自己的地方。多多說，這種事由她在中聯辦示威開始就一直存在，但她沒有理會，仍在印度自費辦西藏青年自強計劃，請八個藝術家到印度進行兩個月的藝術教育工作，花了一大筆積蓄；又在當地開設餐廳，支付比市面高的工資，希望藉以改善社區內的不公平勞工工資，又是一筆開支——當時她沒有想過停下來，但現在卻覺得累了。「我很努力去做，很多人卻只是迴避，我開始想，這樣做下去有沒有意思，是不是一個人做就夠……」這次西藏節，她選在偏僻的中大舉行，為着一個很浪漫的念頭：首次參與民運時，是黃永志、陳倩盈這班中大的學生打動了她。她的一切是在這裏開始的，她想在這裏結束……「我不做了，可能由另一個人來做可能會做得更好」，但她說起那些藏人，抖震的聲音仍是那麼的傷感。

《「凝」然是西藏》——電影節將放映六套西藏電影，圖片為電影《「凝」然是西藏》的導演Miguel Cano拍攝。（圖﹕受訪者提供）

自焚者故事——日本畫家井早智代的畫色調輕淡，感情細膩，每張都是一個西藏自焚者的故事。（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2015

日期：11月2日至15日

詳情： hongkongstandwithtibet.weebly.com 或 http://www.facebook.com/HKStandwithTibet

文：黃雅婷

編輯：蔡曉彤

culture@mingpao.com

李怡 - 佛門污穢與香港淨土的沉淪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1日

定慧寺醜聞，使香港人對佛門污穢大開眼界，情節曲折足以拍電影。但搗破醜聞的翁靜晶說此案還會有新進展，包括釋智定背後可能有集團運作，以及事件或涉高級警務人員。換言之，仍有連場好戲。

大陸移民的人妻釋智定涉嫌假結婚、打扮摩登、進肉食、在外過夜、委託別人買豪宅，又疑挪用寺廟善款等，已經絕不像出家人了。被義工指她「大花筒」時更「發爛渣」說，「你們不要『迫狗跳牆』，我不是善男信女，也不是省油的燈！」之後更說「殺了你埋在寺院是沒人知。」很難想像這樣的話出自一個寺院住持之口。殺氣騰騰的「不是善男信女」，怎麼會是佛家子弟？

定慧寺事件的底蘊

如果只是一個人的行為，倒也罷了。事情還牽涉到寶蓮寺住持兼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智慧。儘管佛聯會急忙發聲明撇清，說定慧寺並非佛聯會會員，該會會長釋智慧並非定慧寺董事，但最新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釋智慧仍是定慧寺有限公司董事，而兩名懷疑與釋智定假結婚的大陸來港人士，包括前任「丈夫」釋智強及現任「丈夫」釋智光，與釋智定本人均在寶蓮寺出家。釋智光更在寶蓮寺任要職。翁靜晶說她曾就善款失落之事向釋智慧求助，釋智定瞬即知道，可見二人關係密切。釋智定甚至說︰「大和尚（釋智慧）他甚麼也不同意，付錢給他就同意。」釋智慧對翁靜晶表示對事件毫不知情，但反問翁：「你係咪信佛先？信佛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信佛就聽任藏污納垢？

《蘋果》刊登一張釋智慧和釋智定的合照，二人神態親暱。作家鍾祖康在面書上就這張照片解讀：「從人妻釋智定笑容甜蜜並軟身輕偎大和尚釋智慧，和釋智慧欣然笑納這照片的身體語言看來，我絕對不敢低估兩人之間的關係。」

釋智慧2005年任寶蓮寺住持至今，亦是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1997年當選第九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2002年連任，今年獲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他的這些身份背景，實在已揭示了定慧寺事件的底蘊。

有聽眾致電D100，說九七後寶蓮寺早已全面被赤化，原有的僧侶被置於邊緣地位，現時的ＣＥＯ及僧侶是從大陸來的幹部化身。這些幹部以各種方式（包括假結婚）來港再「假出家」成為僧侶，自然也不會遵守齋戒、色戒，出現釋智定這樣的「不是善男信女」的花俏尼當寺院住持也是必然現象。現在香港做佛事的，很多都是大陸短期或長期來港的商業僧侶。翁靜晶說可能有集團操控，應該說八九不離十。香港的佛門相信已全被中共操控，據報道，寶蓮寺住持釋智慧因健康問題決定退休，由另一個大陸移民淨因法師接任，並會於下月15日舉行陞座典禮。釋智慧還是香港人，他的位置索性讓大陸人取而代之也。

至於大陸的佛教界，已經完全皈依於無神論的中共絕對權力之下。佛門已非淨土，許多佛寺都以商業手法經營，門票收入和香火錢（有上一炷香收六千元的）提供了豐厚的收入來源。佛寺的和尚其實大都是上班族，下班照樣有老婆孩子過日子。不久前，人大代表、少林寺住持釋永信，被自稱少林弟子的釋正義實名舉報，稱釋永信有雙重戶籍，包養數名情婦，與尼僧釋延潔有私生子。相信釋永信非個別事件，其他大和尚與他恐怕也是程度不同或未被揭發而已。

拜物教攻陷佛教界

無神論的共產政權不信任何宗教，甚至壓制和摧毀人民的真正宗教信仰，近期的大拆十字架就足以說明對真正宗教的敵視。中共信奉的是金錢、權力、色慾的拜物教。這種拜物教已全面攻陷大陸的佛教界，並以僧侶名義侵佔香港原屬淨土的佛門，傳播污穢。

香港社會原來各行各業都名實相符，謹守本份，當主權移轉到689深受感動的五星旗下，毫無宗教信仰的假僧侶就進佔香港佛門，劣幣驅逐良幣，劣僧驅逐良僧，帶來烏煙瘴氣。就像我們聽到生活在不知法律為何物的中共國的所謂法學專家，大言炎炎指導香港法官應如何判案一樣，使人感到法治社會面對人治侵凌的不知從何說起的悲哀。釋智定豈是一人？定慧寺豈是一寺？佛教界豈是一界？它代表的是文明被野蠻吞噬的趨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觀察：釋永信背後的宗教體制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7月31日

少林寺方丈釋永信遭人舉報，再一次成為輿論焦點。舉報人稱，釋永信侵佔廟產，與多名女性往來，並有私生子。少林寺回應稱此純屬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少林寺及釋永信長期受輿論關注，我曾於2007年登門訪問數日，和釋永信有較長時間的交談。他為自己的種種爭議行為作了解釋和辯護，有些理由我覺得有必要拿出來討論。

身為名寺住持，個人戒行和佛學造詣都至關重要。以內心的修為，超脫塵世的污染，正是佛法的教義之一。但是，作為一種社會事務，凡事都應該置於社會環境中來討論。剝離社會環境而只談個人道德，難以厘清問題。事實上，釋永信身上的種種傳言，也同樣發生在中國另外一些著名寺廟的住持身上。

作為多屆全國人大代表及青聯委員，釋永信對世俗政治非常熟悉。對於媒體的負面報道，他會威脅說，中宣部剛剛開了會，要求多做正面報道，你們怎麼能夠不遵照執行呢？聽著這樣的話，一方面我感覺，他以高僧大德之名位，竟然夥同玩弄這種政治大棒，十分可笑；另一方面，我也更多看到中宣部對社會文化的全面污染，佛門清靜地甚矣如是，十分可恥。

釋永信備受爭議的事情是利用少林寺的世俗名聲發展經濟，多方贏利。他本人及少林寺諸多法師對此解釋道，這是為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沒有說出來的潛臺詞是，他的同流合污，是萬不得已，乃現代版的"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比如，他深知和地方領導搞好關係的重要性。當地政府曾經送他豪車，表彰他為地方旅遊事業作出巨大貢獻。但是釋永信似乎並不想作出這麼巨大的貢獻－－遊客進山的門票及消費收入，大多歸了地方政府。宗教場所當為廣大信眾所建，尤其是要為底層窮苦民眾服務。高額門票拒絕的，恰是這些最需要宗教關懷的底層民眾。釋永信說，少林寺曾經試行一些重要的節日，比如正月初一十五，免費入寺，但是遭到當地政府的強烈反對，被迫作罷--因為這些節日正是旅遊高峰，斂財佳日。

在中國南方有一些寺廟已做到免收門票，也許那是因為它們有幸未能成為地方政府的搖錢樹。作為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之一的登封一帶，古跡不勝枚舉，當地政府對於少林寺的過分依賴，也限制了更多古代文化的發掘和研究。

方便控制的管理體制

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夠左右寺廟，在於中共對宗教的意識形態控制，具體管理上是寺廟產權模糊，沒有法人資格，諸事都得經宗教管理局、宗教事務委員會、旅遊局、文化局及教育局審批。釋永信對此念茲在茲，多次在全國"兩會"上提出議案。他的提法也是非常"懂政治"而策略化的。他曾對我表示，寺廟應當作為獨立法人，持有寺廟產權。但是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他建議國內的宗教物產應該登記歸國家所有，然後交給宗教界相關人員。換句話說，他不想受制於目前這些地方管理部門。

"歸國家所有"的提法遭到一些宗教界人士的反對，認為其法理不通。以不合理的邏輯和手段，達到自認為合理的目標，正是中國很多官員的行事方式。

釋永信稱，除了研究佛法之外，他作為方丈還負有養活眾僧、發展寺廟的職責。從一般觀念上說，寺廟提供的"產品"應該是佛法修行，而"收入"來源主要靠"香火錢"，也就是信眾及社會捐贈。但是中國法律規定寺廟只能在宗教場所接受捐贈，通常也就是寺廟所在地一定範圍內。地方政府圈山收取所謂景區遊覽費之後，一般信眾進不來，買了門票的遊客不必再捐。當然，外界傳言少林寺等知名寺廟僅靠"香火錢"已經富得流油了。

中國佛教協會、國家宗教局及登封市宗教局都已對舉報釋永信一事作出回應，稱將儘早查明真相，以正視聽。輿論似乎在等待著歡呼揪出一個"壞和尚"的勝利。如果不檢討宗教管理體制，這種勝利不僅意義不足，而且也不大容易獲得。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余杰 - 中共大主教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6日

香港聖公會榮休大主教、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前委員鄺廣傑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推行國民教育是重要之事，在學校增加中國歷史教育，有助年輕人知道自己是龍的傳人，從而增強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

此前，香港政府奉北京當局之命對香港年輕人推行洗腦教育，頒佈國民教育指引。此舉激起黃之鋒及其領導的學民思潮組織的強烈抗議，數萬中學生和家長包圍政府總部，迫使梁振英暫時擱置該計劃。如今，鄺大主教又要來掀起第二波的愛國主義狂潮了。

近年來，香港聖公會高層屢屢發表荒腔走板的言論，諸如「主人與貓論」、「靜默無聲論」等等，讓人懷疑他們究竟是基督徒還是共產黨秘密黨員，是以耶穌基督為元首還是以習近平為元首。

鄺大主教要求會友都是乖乖聽話的孩子，聽的卻是共產黨的話，而不是上帝的話。《聖經》中難道沒有教導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可是，鄺大主教偏偏就要去順從那個敵基督的政權，那個剛剛在浙江拆毀了數百座教堂和十字架的政權，這是甚麼緣故呢？

也許意識到餘下的年歲不多了，鄺大主教便迫不及待地去投靠北京，或許能枯木逢春、封妻蔭子，到北京擔任全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的副主席，比當區區彈丸之地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威風多了。但是，鄺大主教真的毫不思慮自己死後會到哪裏去的問題嗎？當他日後沉淪在地獄之中，與習近平、周永康一起掙扎、哀號的時候，再高聲大呼「耶穌救我」，卻已悔之晚矣。

鄺大主教教導年輕人應當知道自己是龍的傳人，這位或許從來不讀《聖經》的大主教，不知道《聖經》中明確記載說，大紅龍是撒旦的化身。你若要跟撒旦翩翩起舞，那是你自己的選擇；可是，香港的年輕人卻不願當你的陪葬品。

龍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神主牌。但是，中國人並非龍的傳人，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電視政論片《河殤》就解構了這個荒謬的神話。即便從文化考古學的角度來看，人數最多的漢民族並沒有將龍看作是自己的祖先，而數十個少數民族亦各有其圖騰崇拜，很少是形象接近龍的動物。所以，說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在學理上完全是靠不住的。

有了公民意識覺醒的年輕一代，謊言和洗腦再也無效了。台灣有學者王曉波、教育部長吳思華推行傷筋動骨的「課綱微調」，刪去二二八、白色恐怖和台灣主體性論述，引發數百所中學的中學生挺身抗議，「自己的課綱自己救」，一場中學生版的太陽花學運如火如荼地展開。香港也是如此，鄺大主教只好到歷史的垃圾堆中喃喃自語。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林夕 - 教會教徒真為你尷尬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9日

基督徒在政治上站得太前，會令教會很尷尬？

到底是哪一家教會很尷尬？

管浩鳴背着許多身分銜頭，其中一個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秘書長剛剛代表聖公會受訪說很尷尬，應該是指聖公會吧，也只能是聖公會吧。但正如為全港市民爭取權益的佔領者，該撤還是不撤，都要問問村民怎麼想，秘書長也要問問聖公會，甚至普世基督徒有沒有尷尬。

泱泱大教，會怕主內有弟兄關懷社會公義過當而感到尷尬？是面對信眾、面對社會大眾、面對英國聖公會抑或其他大國大人時尷尬呢？那幾滴尷尬之汗，是這樣邊流淌邊交代的嗎：對不起哦，我們基督徒之中呢，竟然有人搞政治；人家佛教高僧，也不過是問政而不參政而已。人家衛理循道會，也不過是收留了幾個在催淚彈面前站的太前的市民而已。策劃佔中那三個人，其實，只是剛巧都是基督徒而已，他們的言論不代表基督教立場。是這樣嗎？

行公義好憐憫的精神，原來到了某些關口，是不適宜站到台前的，原來只能夠留在後面祈禱祈禱再祈禱，或者站出來，說兩句大家勿忘信望愛，愛愛愛，和稀泥再和一和稀泥，就和諧有愛了，問題就解決了，公義就得以彰顯了，教會這樣就大方得體不尷尬了。

最尷尬的是管牧者自己身為政協，又應邀加盟董建華這政治老人搞的團結香港基金會；不止站到最前線，而且老是常出現，樂於指點江山，表達去政治化的政見之餘，卻只對雞蛋挑骨頭，面對高牆，連呼吸聲都沒有聽見過，真令教友尷尬。

類似什麼人不易站到太前的說法，也曾嗡嗡嗡在耳邊作響過，勸誡過：什麼文人文化人，在政事前不該在筆下腳下站太前。我不知何謂政事何謂社會之事，什麼是前後左中右，不明白如何才算是文化人；所謂文化人不宜多寫政事，不涉政治，這是哪門子的文化？等於宗教要導人向善，但面對惡行，站太前離太近會太尷尬，這又是哪門子的信仰？

陳雲 - 爭取民主，源於信仰

轉角   am730   2014年10月27日

爭取民主的香港人駐守旺角，封彌敦道，是有道德依據的。政治主宰了我們社會的公共生活，民主就是給你選擇如何生活下去的權利，投票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我們為其他人爭取民主權利，是毋須其他人同意的，爭取民主的時候，我們不介意阻礙一下其他人的日常生活。

民主就好像消防員阻止一個人跳樓自殺一樣，消防隊不須詢問那個人是否願意給機會救助，消防員也毋須詢問街坊是否同意，就封鎖了那條街，在街上張開救生氣墊，直至那人被救出為止。民主是甚麼？民主就是給大家選擇，如何活下去。我們為你爭取了這個選擇之後，你可以棄權，但你不能阻止我們為你爭取這個選擇，因為我們相信，自由選擇權，是人的尊嚴所在。我們爭取民主而佔領街道，就好像消防員救人而封鎖街道一樣，毋須做問卷調查，毋須投票通過。救人一命，可以毋須理會那人怎麼想，毋須計較自己的得失，見到有人要死了，我們馬上去救。

這種超然的行為動機，是超越理性思考的，屬於信仰的範疇，故此我們旺角佔領區出現關帝神壇，出現耶穌教堂，是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在裡面的。爭取民主，就是爭取決定我們自己如何生存下去的權利，我們用甚麼方式生存下去的權利，這是《易經》講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也是耶穌基督講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沒信仰的人，難以爭取民主。崇高的政治是非理性的，超乎理性的。向極權政府爭民主，我們用理性推算到這一步，再向前行，會有很多危機，很多障礙，需要非理性的力量。非理性是經過理性思考的感性，這種感性是我們的尊嚴所在，不惜拼命一搏。

佔領區的關帝神壇，是我弟子見到一些類似幫會的人在滋擾和平靜坐示威的人，該用關公來克制他們，令他們良心受責。關公是忠義化身，所謂義氣，是人家手無寸鐵，你去打人，這叫勝之不武。不論江湖中人或警察，都不應勝之不武。

旺角的基督徒在陣地設立聖法蘭西斯小教堂。聖法蘭西斯（聖方濟各）愛好和平。以戰求和，這是一所戰地教堂。以心靈而論，這是曠野教堂，顯示耶穌在曠野受到試探，堅定信仰。信徒用一種古老的泰澤祈禱共融法，藉「默想、靜默和短誦」與上帝直接建立關係。在我們正正需要堅定信仰的時刻，或基督信仰受到考驗的時刻，我們設立神壇或教堂在街上。歷來的香港民主鬥爭，都不敢昭示信仰的力量，不敢高舉神靈，這次旺角民眾做到了。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袁天佑香港家書：縫補裂痕、持守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縫補裂痕、持守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電台   香港家書   2014年10月18日

浩恩，健恩：

    你們大學畢業已多年，學生運動該與你們無關。自9月26日學生罷課，有學生跨過高欄，走進公民廣場，被警方圍捕的那一刻開始，你們每晚在放工後便走到金鐘，與學生們在一起。你們嚐過催淚彈，眼睛飽受胡椒噴霧的傷害，但你們願意為師弟師妹們遮風擋雨，我為你們感到驕傲。

    爸爸年紀大了，不能如學生那樣，睡在街頭。我是一位牧師，對於佔中，我既不鼓吹，亦不反對，只期望香港能有一個真普選，不單是一人一票，而能在有真正選擇的權利下投票。我的禮拜堂就在金鐘邊緣，對於佔中，我能做的就只是打開禮拜堂的門，讓在這場學生運動中的人，無論政治立場如何，路過的時候，或心靈或身體受傷和疲累的時候，可以在裏面休息、安靜、治療和祈禱。我也曾在一個晚上，當得悉警方可能要清場，不知會否使用武力，我與30多位教牧同工走到警察與學生中間，希望阻止雙方發生衝擊。多謝學生們的體諒，明白我們都是血肉之軀，如發生衝突，會容易受傷，在多謝我們的好意後，亦希望我們可以離開。

    你們聽說，有人曾質問，為甚麼神職人員會公然挑撥以違法行為抗命，耶穌豈不是教導門徒要作鹽作光（太五13~15），做和睦之子（太五9）嗎？這是沒錯的。但讓我們也明白，鹽的功用是防腐，光明是要驅走黑暗，在追求和睦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公義。香港社會出現作虛弄假，指鹿為馬，用威逼或金錢的賄賂叫人遊行簽名，假的普選說成真的普選，作為牧者，怎能夠不予以譴責？很多時候，社會出現不和諧及矛盾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在衝突中，社會的不公往往才能顯露出來。作為和睦之子，就要在紛爭中對不同意見人士表達同樣的仁愛，包容和聆聽；在擁抱公義的同時，協助雙方能和解及達成共識。

    學生的佔領行動已超過二十日，香港市民也感到日常生活或多或少有所不便。警方曾多次採取行動，清理障礙物，打通了幾個佔領區的交通要道。但是移走了障礙物，並不能移去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也不能移走市民對政府的忿怒，特別是近日的暴力事件，深深烙印在學生心中，更難移去。道路打通了，但看來交通擠塞的情況比沒有打通時還差。更差者，就是政府與學生的溝通築起了更高的牆。

    要解決社會的撕裂和矛盾，並不是清場，而是溝通對話。社會人士都期望政府能與學生可坐下來談，但需要雙方均能釋出善意。幾日前，我和另外五位不同宗教人士公開表示，我們願意成為兩者的橋樑，聆聽雙方不同的意見，尋找共同對話的空間。我又曾與幾位社會人士發出呼籲，要求政府恢復對話，向人大提交補充報告。我們得悉學聯已表示明白，公民提名並不是一刻可達的事。可惜的是，政府已表明不會提交補充報告。個人認為，提交補充報告，並沒有抵觸基本法和政改五步曲的規定。是否如一位建制人士所說，這會令政府丟臉？如果是真的話，我盼望政府能明白，現在已不是面子問題的事。所以，我仍然期望，政府可以重新考慮社會人士的意見，否則就會在學生心中，更強化政府強權無道的感受，對社會發展並無好處。不過，事到如今，有對話總比沒對話好，盼望大家能在對話中找到出路。

    佔領行動和政改的發展如何，我無法估計，但有有兩件事是我們當做的。

    一，現在雖然是撕裂的時候，也是縫補的時候（傳三7）。

    縫補的開始，首先大家都應保持克制。不要互相攻擊責罵，在批評和意見中，不出惡言，更不要煽風點火和使用暴力。

    二，無論將來如何，我們仍要持守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聖經說：「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詩八十五10）誠實、公義、仁愛與和平，不單是聖經看重的核心價值，也是社會和普世的核心價值。

    我期望每個香港人，都能放下私利與個人的榮辱，齊心努力，共建一個有誠實、公義、仁愛與和平的社會。

                                                                      作為牧者，你們的爸爸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循道會解釋開放教堂：「政治中立」是謊言

明報新聞網   2014年10月4日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向全體會友發出牧函，表示教會正處於十字路口，又解釋早前開放禮拜堂予示威者使用的決定，稱「政治中立」其實是謊言。

牧函以《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為題，致全體會友，表示教會在豬流感流行時，也曾開放禮拜堂予警員使用。他稱，教會不鼓吹也不反對佔中，但認為對沒有衝擊的人使用催淚彈，是用了過度武力。他又希望香港有真的普選

以下是《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全文：

這幾天收到不少會友和好友的查詢，因有傳言：「警方要來清走在香港堂內停留的示威人士，並要找我談話，造成我很大的心理壓力，要為我代禱。」我告訴大家，這只是謊言，用來製造恐慌。在決定開放禮拜堂供因警方施放催淚彈而肉體、心靈受傷的市民休息、禱告，我沒感到壓力或擔憂。無論如何，我在此多謝大家的關心和支持。不過，亦可能有會友擔心和懷疑，禮拜堂應否用作抗爭者休息，甚至是提供醫療、物資等的地方？

教會不是因為支持「佔中」而讓抗爭者在禮拜堂內休息。香港堂座落在灣仔一個十字路口上。過去十多年擔任香港堂主任，我經常反思，在人面對疑惑，好像站在十字路口那樣，在撕裂和矛盾的社會，這座禮拜堂可以做些甚麼呢？這地方當然是信徒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是見證上帝福音大能的地方。同時，這也是上帝給教會管理，目的是用作服侍社區人士的地方。禮拜堂要成為一間無牆的教會，所以經常有不少人進出，在這裏禱告，休息，拿個飯盒來享用，使用洗手間等。由於禮拜堂座落於交通要塞，十字路口，不少不同政見人士在遊行時都經過這裏，我們都會打開禮拜堂，讓他們可以作短暫的休息。

曾有一次，禮拜堂對面的酒店內發生人類豬流感被封閉，不少警務人員要在附近當值。我們安排了地方，讓執勤的警務人員可以休息，用膳，睡眠。

有人可能會認為，抗爭的人是違法的，教會怎麼可以幫忙他們呢？但從舊約聖經，我們看到有「逃城」的概念（參看民三十五），讓犯法者可以寄居。在教會的傳統中我們也會看到類似的安排，如英國的教會曾收容尋求政治庇護者；電影「孤星淚」的主教更維護一個偷了一塊麵包、後來偷了教堂銀燭台的人。事實上，無論甚麼人，有需要時，禮拜堂也應盡力提供他們休息、水、食物、關懷和代求。

如何實踐信仰？我們也常站在十字路口上作出抉擇。在過去一年，我面對的壓力實在不少，相信每一位教牧同工也有同感。面對着「佔中」的提出和政改的諮詢，教會和帶領着教會的牧者應如何回應呢？

我們不可以簡單的說：「教會的任務是傳福音，拯救靈魂，教會不涉及政治，又或是應對政治中立。」這不是聖經對教會任務和傳福音的理解，也不合乎衞斯理約翰的傳統！我們所相信的福音，是拯救人脫離罪惡的福音。不單是脫離個人的罪，也要脫離因他人、社會或制度的罪惡對人造成的壓制。所以我們所相信的福音也必涉及社會和政治的事情。「政治中立」，這是個謊言，有誰沒有他的政治立場呢？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作為信徒，我們不單從社會現況來看事情，更從聖經的教導，教會的傳統，作出選擇。但因着每個人的經歷背景不同，所作出的抉擇會不同，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政府就是壓迫者，但也有人認為抗爭者是壓迫者。所以過去我們也鼓勵信徒學習彼此尊重，互相聆聽和包容，保守合而為一的心。作為牧者，要帶領會友，也與會友一同去經歷體會社會所發生的事，並且一同去反思學習。

牧者不可能沒有他個人的思想，最重要者，牧者要思想如何從聖經、教會傳統去思考，跟隨聖靈的感動，去領受上帝的話，以行動跟隨耶穌；也要明白自己所作出的選擇，並不等同於上帝的公義。我們也不要將自己的思想去要求信徒跟從。

對於「佔中」，牧師部早已發出牧函，我們不鼓吹也不反對。但對於政改，我們深深期盼香港能有一個真的普選，「不單是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我們同樣關注選民的選擇權。」這也是普羅市民所期望的。

可惜的是，人大常委會於8月31日作出了決定，對選擇權作出篩選。我曾經在一次宗教界慶祝國慶的茶會中致辭時，很坦誠的對中央及政府官員說：「人大常委會作出了政改的框架，但這決定並沒有解決社會所面對的撕裂。」因此，可以預見「佔中」必會發生。

有人可能認為表達意見可以用其他方式，何須「佔中」？「佔中」必會影響市民日常生活。這是真的，但我們亦明白，提出「佔中」者都不盼望佔中，只是經過多方向政府表達意見，政府都沒有聽到。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盼望不贊同者也存忍耐的心予以包容。而且，「佔中」的目標，是盼望香港能有更大的民主，這符合香港市民長遠的生活和益處。

「佔中」者希望以「愛與和平」來表達，我們從這幾天抗爭者所表現的克制，我們也深感安慰。但在警民對峙中，克制實在不易。可能在當中有小部分抗爭者會衝擊警方的防線，警方也可能會使用適當的武力維持秩序。但對於全副裝備、訓練精良的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及至後來使用催淚彈，對付只是拿着雨傘的群眾，尤其是那些沒有衝擊的人，我們實不能認同；牧師部對作出這決定的負責人發出譴責，呼籲警方不再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亦呼籲抗爭者要以和平和非暴力表達訴求。在這裏，我盼望當警務人員的，特別是當中的弟兄姊妹明白，我們所譴責的，不是個別的警察，而是行動背後的決策者，也希望他們在盡忠職守時，知道他們有更高的原則就是效忠上帝，公義和香港市民。我們仍對每一位盡忠和愛護市民的警務人員表示衷心的敬意。

社會正處於十字路口中，政改怎樣走下去？我們的信仰要在十字路口上作出更深的反思，教會亦要在十字路口上服侍心靈受傷的人，並以行動去見證福音的大能。

讓我們同心為香港守望。 

馬傑偉 - 沉默的羔羊

明報   2014年7月15日

主教訓勉信眾，乖乖做隻羔羊，默不作聲，以內心平安，面對紛亂世情。聽一聽他的幽默、想一想他的言行，沒有倒抽涼氣的感慨，也沒有太多的憤怒，反而有種怪異的墮落感；宗教本應出污泥而不染，如今主教自陷於污泥，與俗世權貴廝混，更把十分混帳的歪論，算到耶穌身上。主教竟說，信耶穌，效法祂的沉默，在殺羊屠夫手下，不吭一聲。

我年輕時好辯，常把教徒駁倒。最後還是受洗加入教會，吸引我的，不是耶穌的沉默，反而是耶穌不畏強權的骨氣，祂敢於挑戰當時的政權與宗教領袖，不貪生不怕死，最後堅強就義，死在十字架上。發聲在先，沉默在後。敢於批判不義，是勇氣與堅持；沉默面對酷刑，是承擔與意志。如今主教把前後脈絡斬斷，單叫人收聲，平平安安做個安靜的信徒，這不正是斷章取義、歪曲信仰。貴為主教，讀了多年聖經，講了千百次教理，竟可以把耶穌的生平與身教，切割成沉默的麻醉藥。

行公義、好憐憫，一剛一柔，是基督教的神韻。愛心與犧牲精神，不是溺愛不是愚忠。同情心背後有強烈的是非對錯價值。主教的羔羊論，保留柔弱，切斷正直，強調內心平安，不理外在社會的不平不義；剩下來的，是一個怎樣的基督信仰？

主教並沒有預先撰寫講章，似是「爆肚」直言，是他的真心話。如果沉默的羔羊，真的要被殺被宰，反倒是惹人同情的犧牲。但恐怕今天不少教會領袖，站在有權有勢的一方，自我犧牲談不上；反而真正被犧牲掉的，是信仰的最核心。

陳沛敏 - 鄺保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9日

一場政改，一次佔中，如同照妖鏡，令很多人露了底。而且，露的尺度，套用近日梁太唐青儀真人示範並活化成潮語的用句，就是不禁讓人倒抽了N口涼氣。

這些人當中，有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的海關人員，出聲明撐警察維穩，卻hea抄《文匯報》社評交貨；有出動「尋釁滋事」欲加之罪的警察員佐級協會，執法者竟照搬內地打壓維權人士的罪名來形容香港的示威者；當然，還有近日最「紅」的鄺保羅。

昨日大部份報道介紹鄺保羅的職銜，是「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但聽完他的講道錄音，首先你會疑惑，其實他是否「身兼香港聖公會大主教的全國政協委員」。理應是神的僕人，卻當上了無神論共產黨的僕人，本來就很錯亂。

然後，你又會驚訝，他親建制不出奇，反佔中不要緊，反正他已說過「普選非靈丹妙藥」一類的言論，但為何這次連常識、道理、邏輯都拋棄，層次、水平之低，恍如維園阿伯踩場，而且內容之涼薄、刻毒，不像在主的聖殿講道，而是像在聖殿外的市集罵街，批評爭取普選的市民「唔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啞㗎啦咁」；嘲諷佔中被捕後投訴警方的學生「不如叫佢帶埋菲傭去囉」。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話不是說給教眾聽，更不是說給香港人聽，而是說給阿爺聽的。那不是耶穌的道，而是向阿爺示忠的道。

那番言論犯眾憎，激起很多教徒和非教徒的義憤，問題已不在於其立場親建制或反建制，而在於堂堂主教，公然扭曲《聖經》、「騎劫」耶穌（《聖經》記載耶穌在聖殿「反枱」的事迹已是眾所周知），只為討好當權者。對待無權者，他沒有彰顯基督大愛，反極盡蔑視、不屑之能事。當他對着當權者，例如內地打壓宗教自由，他又會否以同一口吻直斥其非，抑或以另一個嘴臉，附庸奉迎？

以前在這裏引述過女牧師李清詞的一席話，如今更覺是醒世金句：「今日我們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在教會裏，指手劃腳，耶穌最憎這些人。」

陳沛敏
記者

林夕 - 為鄺政協我倒抽了17口涼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9日

鄺保羅政協大人，你在聖殿裏講道：唔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啞㗎啦咁。那麼你呢？只准政協傳道，港人唔出聲冇人話佢哋啞嘅？你說參與遊行要求有得揀的人，完全唔知自己講緊乜嘢，都是羊群心理。應該學耶穌，做隻沈默羔羊，有時唔一定要出聲嘅，無聲勝有聲。

鄺政協，其實你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出得嚟行嘅人都預咗要還，他們沒有選擇在你所描述的「咁靚嘅聖堂」裏面扮羔羊為當權者祈禱，反而圍坐中環然後給逮捕，難道都只是政客的腦殘粉？在你這牧者手下的羔羊，冇得揀，眼見你擺耶穌上枱狂抽其水，（我非教徒，但自有教徒跟你依經辯論），也不知他們是你的粉絲，還是耶穌的門徒。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尋釁滋事這索命魔咒，終於正式登陸香港了，「唔知出咁多聲做乜」不就是滋事了？坐等警方抬走，不就是尋釁了？你還覺得香港未壞得咁緊要？啊，因為你唔敢出聲時沈默，信眾以至港人該聾啞時要聽你開聲，所以永遠冇壞的是你。

鄺政協你講道：唔發聲怕會啞㗎啦嗰啲人，因為心靈沒平安，個腦完全唔識分析。那你分析給我們看，你以偏概全，輕佻地批評某些被捕學生投訴要排隊去廁所，不如叫佢哋帶埋菲傭去囉。這又有沒有一毫半分像耶穌所為？人家遊行再靜坐了半天，都快憋出膀胱炎了，唉，就當他們是迷途羔羊好了，行公義也就算了，你怎不好一好憐憫，一如你講道，要用像耶穌基督的柔和謙卑的心去體諒他們，反而把他們視作敵基督撒旦魔鬼般死命得戚地嘲諷？你好歹也兼任香港聖公會大主教，何必還兼演吳三桂？

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為怕冤屈了你，我竟然花了十七分半鐘的生命，上去聖公會網站聽你講道。又，居然值得一聽，因為從沒聽過如此涼薄、刻毒、無知、冷血，用維園阿伯的口氣與水平去播道，而你的信眾竟然在你挖苦輕蔑地講耶穌時，毫不謙卑地賠笑，我倒抽了17口涼氣。全港基督徒，不論屬哪堂哪會，為保基督教聲譽，都有責任為你之失見證大大發聲。而你心靈之所以能平安，睡得好，你上天堂而要菲傭陪遊行的非信徒下地獄，本身正是最大的神蹟。

麥俊 - 「內地旅客」買買提的自由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22日

【明報專訊】在羅湖口岸等待過關的內地客人龍中，黃頭髮高鼻子的買買提相當扎眼。海關人員善意提醒他，應該去外國人的隊伍中。買買提掏出深藍色封面的「內地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說「我也是中國人」。但和人龍中大部分人不一樣，買買提是一個人來自由行的，維族朋友中只有他能辦到來港的通行證和簽注。

被當作外國人的中國人

40出頭的買買提玉石生意做得不錯，在內地多個省份都有客戶，普通話比得上內地人（註：與西藏、海南等地一樣，新疆人口頭語稱的「內地」不包括本省）。買買提的維族身分有時會帶來麻煩，特別是入住酒店時，有時甚至要叫來漢族的官員朋友調解，才能拿到房卡。有時候，他卻收到莫名其妙的讚譽。不止一次有漢族的士司機對他說：「你們做得好！就是別殺無辜百姓，殺官員沒問題！」這明顯在說恐怖襲擊了。通常，買買提會一臉尷尬的說：「這個你跟他們說。我沒做那個事。」

近年，玉石的運輸成了問題。只要從和田出發，航空公司都會要求，玉石商人必須簽一份聲明，稱如果玉石丟失航空公司不用負責，這才答應幫他們託運石頭。還真有商人就這樣丟玉石了，買買提聽說，幾十萬的貨也丟過。玉石放手提行李也不行，怕你拿玉石作武器打砸，安檢不讓過。火車、大巴就成了他們在西域中主要的交通工具。

南疆和田護照是奢侈品

買買提很想出國，他說，想看看世界是怎樣的。可在被標籤為「疆獨勢力大本營」之一的南疆和田，護照是奢侈品，需要多個部門的蓋章、擔保才能到手，每個環節都需要打點，一個護照辦下來，起碼要七八萬，鄉長那兒就佔了兩萬，漢族、維族的官員都一樣。哈薩克的朋友在游說他，合伙去俄羅斯把玉石拉到內地去賣，買買提只有垂涎的份兒。買買提的母親很想去麥加朝聖，但也一直沒有辦法。

這次香港自由行是買買提的第一次出境遊。他低聲說道，通行證和簽注是靠他在老家某事業單位做幹部的弟弟，找熟人才辦到的，「就140塊（官方手續費），其他的什麼錢也沒花。」他總算享受到內地人的待遇了。現在，買買提公司的同事正在幫忙，讓他把戶口遷到烏魯木齊，希望以後辦事容易點。

他的微信名字上寫着一個生僻的英文單詞-Uyghur，維吾爾族的意思，這倒不是因為他英語好。他說，在他四年級之前，他所認識的維吾爾語就是由類似羅馬字母的組成，與現在的土耳其語相似，「Uyghur」不是英語，「是我們原來的語言」。四年級之後，官方要求重新開始學一種新的維語，其實是回歸以前的「老維語」，讀法一樣，但卻是用阿拉伯字母。買買提總懷疑，文字這麼改，是故意讓維族人與土耳其等「突厥系」國家的字體分道揚鑣。這天，他在銀聯卡上的簽名，仍是M字頭的一個拉丁文單詞，而不是現在官方的維語，「我喜歡寫這個」。

談話購物到處語言不通

扯遠了，總之他的英語不好。在進去一間埃及餐廳之前，我告訴他，餐廳主人是穆斯林，裏面沒有豬肉，沒有人喝酒，東西好吃便宜。買買提駐足在這間開在燒賣外賣舖子旁、略帶歐式風格的餐廳前，上下打量着招牌和食譜，嘴裏嘟囔着：「這是真的穆斯林，還是假的穆斯林？」

我硬帶頭進去了。買買提試探性的對店主說了句「As-salamu alaykum」——全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問候語，意為「祝你平安」，對方以聽似同樣複雜的語法回應，對上了暗號，買買提才笑着打消了疑慮。店主微笑着說：「我是埃及的穆斯林，你是哪裏的？」我把英語翻譯成國語，再幫買買提自作主張的回答：「新疆！」店主說，你們的祖先是土耳其人，在奧斯曼帝國世代，土耳其和我們在同一個國家裏。我把話翻譯成國語，買買提客氣的笑着點頭。

席間聊到，這兩天買買提去了尖沙嘴的清真寺兩遍，但都沒和其他穆斯林聊天，語言不通。看來去重慶大廈體驗穆斯林風情的計劃並不可行，只能帶他去旺角掃貨了。其實他在前一天也去過，但什麼也沒買到。一進門，店員都用英語招呼，他讓對方說普通話，但還是聽得一頭霧水，就像他看不懂香港的英語和繁體中文招牌一樣。我把香港口音翻譯成較為接近北方口音的普通話後，他才重新變回那個精於算術的生意人。

百老匯剛好在做促銷，買完電話可以優惠價買剃鬚刀。剛好，買買提也想買剃鬚刀，他說，飛利浦這種型號的內地賣到快1000人民幣，這裏才600多港元。正好，反正老家那邊，政府也不讓留長鬍子。

他說，覺得香港很自由，在天星碼頭就能看到法輪功和六四的宣傳資料。買買提雖然連高中也沒讀過，但他很喜歡看維族作家寫的歷史小說，一談起賽福鼎、盛世才、三區革命、蘇聯干預新疆這類中國歷史的「冷門話題」，他總能口若懸河。新疆什麼時候由清朝管，什麼時候是國民黨管、共產黨管、「自己管的」，買買提都說得出年份。他說，家裏囤了幾百本書，但可惜維語作家寫出來的很多東西都被刪了。我和他說，漢族作家也一樣。他才會心的微笑了一下，估計他在想，這次又和內地人扯平了。

買買提老感覺在內地的電話被監聽，和很多維族朋友一樣，他在通話時有時能聽到自己的聲音。他用的是和田的電話卡，買卡時必須用身分證登記。他說，很多維族朋友開始不用智能手機了，因為儘管你刪除裏面即時通訊的談話記錄，只要警察拿到你的手機，還是可以看到所有紀錄。和漢族人一樣，智能手機也是維族同胞傳播「謠言」的主要「作案工具」。

維族人也愈來愈難信

買買提覺得，儘管在維族人裏面，也愈來愈難相信人了。4年前，他在北京做生意時，認識了另一個維族的玉石商人。就像其他維族生意人一樣，他和買買提一起住了幾天。此人走後不久，買買提和朋友在烏魯木齊在人群中認出了他。這一次，那位商人穿著警服。再一次，買買提在老家和田的一位女親戚，遇上了更蹊蹺的事。這位親戚負責帶着鄰里幾個小孩，在家裏學伊斯蘭教的基本原理，有一天，一個不帶頭巾的維族女人進來，說自己什麼也不懂，但很想學伊斯蘭教，想學好好做人。學了半個月後，這位新學生不辭而別。幾天後，安全部門到了親戚的家裏，把裏面的人都帶走了，還罰了一人5000元。買買提說，教的只是伊斯蘭最基本的原理，不是瓦哈比，不是疆獨。

「我原來也不信那些。」買買提說，這兩件事發生在身邊之前，他對維族間流傳的各種政治陰謀論，也是半信半疑。現在，每當新聞說有維族人策劃了恐怖襲擊，他總會覺得「事情肯定不是那樣的」。甚至遍佈內地城市的新疆籍盜竊集團，買買提也認為是「和警察一起的」，「抓了就罰款放人，怎麼可能？」他說，新疆人也深受這些盜竊集團之苦，因為他們用的小孩也是偷回來的，和田經常會聽到有人丟小孩。

在旺角掃貨時，買買提不斷看表，說自己錯過了做祈禱的時間，但出門在外，這事也可以靈活，回去補回來就行。臨別前，我上了他的酒店房間借廁所。那是600港元一晚，10平方米不到的包廁所的房間，下牀後一步到牆，兩步到馬桶。轉眼工夫，他就已經在牀上鋪開了小氈子，唱起了祈禱的旋律，我只聽懂了「阿拉」。看到我從廁所出來，他也不說話，只是簡單指了指牀邊的櫈子，示意我坐下。

起立、鞠躬、跪下、左右顧盼、閉目叩頭、合十，表情放鬆，不皺眉。如此幾個動作循環幾遍，加上低沉、旋律平緩的朗誦聲，10分鐘左右，就在堆放着百老匯、豐澤和Tommy Hilfiger塑料袋的狹小房間，買買提完成了祈禱。我說，他唱得很好聽，他說，這種歌聲如果讓阿訇通過廣播來唱，會更讓人動心。話鋒一轉，買買提就又皺起了眉頭說：「還是管得嚴。管得特別嚴。」

買買提可以留港7天，但他很快就走了，因為離封齋開始還有10天。在回家之前，他還要去幾個地方。買買提的封齋，只是不吃中午飯，但日落以後「可以隨便吃」。儘管是這樣，在幾個兄妹裏面，買買提仍是唯一可以參加封齋的，其他人要在不同機構或部門上班，不准參加。買買提說，有時候的確沒有辦法，但有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偷偷的做」。

文 麥俊

編輯 葉雨舟

蘇賡哲 - 邪教的特徵

多倫多明報   2014年6月10日

    中國的中央電視透過微博教導人們怎樣辨認邪教。根據所開列的五項特徵，不少人得到結論 ：中共就是邪教。 而且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龐大的邪教。如果這不是網民的創作，而是央視真有此舉，則不外出於兩個原因，或是他們沒有自知之明；或是央視內部隱伏著異議分子，故意藉此啟示世人。

    央視的邪教定性可謂言簡意賅，它指出：邪教具有強烈排它性，始終宣傳自己是最偉大的。邪教具有強烈的強迫性，通過洗腦和自我標榜來建立自己的正確性。邪教通過壓迫別人來獲利。邪教內部通過裙帶關係和其它手段來構築內部關係網，以保證其利益。邪教往往嘴上說得很好聽，實際上做著最齷齪的事情。

    中共之被稱為「偉光正」，就因為他們宣傳自己最偉大、光榮、正確。但其實它比一般的邪教更邪，古往今來，沒有一個邪教教主為了保住權力，挑動信眾內鬥而鬥死千萬人，造成十年浩劫。

    很多邪教喜歡預言世界末日或大災難，原因是藉此恐嚇人，令人以為信了就可以避禍。他們又往往將末日的日期訂得太近，結果末日始終沒有出現，有些信眾會因此流失，但他們有辦法、有說法，可以留住大部份信眾去期待另一次末日。

    共產黨不會預示末日，他們會預示天堂，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提早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天堂也沒有出現，反而餓死數千萬人。極少數人醒覺不再信他們，但他們有辦法、有說法可以令數億人繼續喊萬歲。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何雪瑩 - 特拉維夫——活在當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以色列特拉維夫天朗氣清得沒話說。高大有型的工程師Shay領着我沿海灘散步。「為什麼你會寒冬天來特拉維夫？遊客都是夏天來特拉維夫游水曬太陽。」其實，冬天的地中海陽光一樣明媚，而且我這個港女在耶路撒冷和希伯倫看過那麼多沉重的歷史和政治後，的確需要放肆享樂一番。由耶路撒冷到特拉維夫不過一個小時車程，卻恍如兩個國度。

和西岸恍如兩個國度

耶路撒冷地理上還屬於約旦河西岸，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住在一起卻沒有共處。阿拉伯區和猶太人區域有一條不成文的楚河漢界，我頂多只在猶太區的街市看見包頭巾的伊斯蘭婦女，卻甚少見到猶太人在喧鬧的阿拉伯區穿梭。遊人到耶路撒冷都是為了古城，為了追隨耶穌的腳步，或參觀伊斯蘭和猶太勝地，聆聽超過三千年的宗教衝突，卻甚少留意舊城圍牆以外的耶路撒冷。

如果耶路撒冷讓我們得知過去，那特拉維夫必然是關於活在當下。特拉維夫1909年才由一片沙地發展起來。今天高樓大廈林立，到處都是露天茶座和精緻餐廳，特色小店叫銀包血流成河，走在街上男女打扮入時。我開始明白，一個住在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情况毫不關心也不出奇。

Shay知道我到過拉姆安拉和希伯倫等西岸城市，非常驚訝。「除了當兵那幾年外，我完全沒有去過西岸，對我們而言那邊太危險。」其實那不過兩小時車程。

「不是每個以色列人都喜歡談政治，不過我OK。」我稍稍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其實我覺得西岸並不危險。

Haredim——奉教旨不上班領福利

他想了想。「其實我覺得以色列最大的敵人，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伊朗，而是自己。」此話怎說？「你走在耶路撒冷街上，是否經常見到那些帶高帽，穿西裝，留長長落腮鬍的男人？」我點點頭，來到特拉維夫，這些人幾乎絕迹。「他們是非常保守的猶太教徒（Ultra Orthodox Jews，希伯來語為Haredim），他們不上班，領社會福利，生六、七個是閒事！這對我們納稅人太不公平。」想不到這裏竟然也有「蝗蟲」。

在經常感到「生存危機」的以色列，無論男女，18歲都要服兵役，男的3年，女的短1年。只有Haredim不用。「你知道原因嗎？他們說服兵役妨礙他們24小時讀經！而且軍隊裏男女混在一起，又有女性教官，不符合教義。」猶太教讀的是Torah（譯作《摩西五經》或《托拉》）。「男性Haredim失業率很高。」那是找不到工作，還是不願找？「兩樣也對。他們讀的是宗教學校（yeshiva），課程絕大部分時間都是鑽研Torah，不教數學和科學，更別說電腦。哪個僱主會請他們？即使他們搵工，求職信和履歷表是手寫在傳真紙上，僱主想要他們的電郵地址，他們才不知道什麼是電郵！而且他們也不願工作，因為工作也會妨礙讀經，在職場會被世俗不符教義的生活同化。」Haredim有他們的獨特手機Kosherphone，只能打電話不能發信息。早前有猶太教拉比（Rabbi）就將科技和互聯網的壞處比作武器，讓人容易接收世俗信息，睇鹹網。近來有機構推出Kosher智能手機，它的Kosher之處在於不能任意上網瀏覽，但起碼能收發信息和電郵。Kosher智能手機只能瀏覽拉比許可的程式和網頁，如約睇醫生或讀經程式。

「在Haredim家庭，男性沒有現代職場需要的常識和技能，整天躲在家裏讀經；老婆出外工作掙錢，回家還要做家務。根據Torah他們不避孕，生十個八個是閒事。於是這些家庭靠着老婆的微薄收入，領社會津貼，你說對我們這些每天工作12小時的中產是否很不公平？」

拿破崙帶來了什麼？

冬日地中海的陽光照得人特別溫暖。我們來到三千年歷史的港口雅法（Jaffa），今天港口已不復當年，古城卻仍優雅。眼前是個跟我差不多高的人形公仔。Shay說：「這就是拿破崙，他曾登陸雅法，帶來的除了軍隊還有黑死病。」

拿破崙為猶太人曾做過一點好事。當時歐洲普遍有反猶情緒，猶太人因為信奉猶太教被基督教主導的歐洲國家壓迫，他們聚居在猶太貧民居內，求職和生活都受限制。據說拿破崙認為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友愛」的理想不能把猶太人排拒在外，1791年國家議會宣布給予猶太人平等公民權利，自由不再受限。可是這種「解放」卻引起了部分猶太教徒反抗，他們擔心一旦進入世俗化社會就會被同化，這種堅持不問世事、與社會保持距離、以讀經為生活中心的Haredim群體慢慢形成。

消滅反猶情緒反危及立國之本

直至1948年以色列立國，開國首相Ben Gurion考慮到數以萬計猶太教學者在二戰期間的大屠殺幾乎被消滅淨盡，為了保存猶太教的血脈，Ben Gurion決定給予僅餘的400名18歲以上的Haredim特權免於服兵役，條件是他們必須全職讀書，不能工作。今天Haredim佔以色列750萬人口近一成，以他們早婚、一個最少生五個的效率，有研究報告估計到2040年，Haredim和阿拉伯兒童將會佔適齡小學生多達78％，2050年Haredim將會佔以色列總人口多達兩成。Shay說：「我們以色列人都視Ben Gurion為國父，可是他萬萬想不到，當初他給予Haredim這些特權，今天將會傷害他自己親手定立的以色列立國之本。」

我們走進Rothschild大道上一家小屋。猶太人生意頭腦好是眾所周知的事，在歐洲富可敵國的猶太Rothschild家族不少成員都是猶太復興主義者（Zionist）。小屋門口插着兩支以色列大衛星國旗，要不是Shay提醒我，我也不會發現這就是Independence Hall。就在英國管治以色列期限屆滿前一天，1948年5月14日，Ben Gurion及臨時議會成員在特拉維夫美術館宣讀《以色列立國宣言》。無論說是美術館抑或今天改建成Independence Hall，這小屋說好聽一點是低調樸素，說白一點就是不起眼或者寒酸，尤其是在以色列這個民族主義從未缺席的新興國家。

年輕一代對故鄉的莫名情感

旅遊巴把一群衣著入時的年輕人送進Independence Hall，不過80人左右便擠滿整個大堂，原來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青年，參加免費猶太復興主義考察團到以色列遊覽。我沾上他們的光擠在其中，聽着Ben Gurion1948年的獨立宣言和以色列國歌，青年們喃喃跟着唱起來，叫我這個對民族主義無甚好感的冷感香港青年直發抖。他們今天在美加英澳過着優渥的生活，歷史上對猶太人根深柢固的歧視在這些英語國家已不復再，是什麼讓他們對這個遙遠的國度有着莫名其妙的情感連結？他們有否想過以色列憲法寫明以色列是個猶太國家（Jewishstate），究竟是指血緣抑或宗教？

Shay繼續說：「這些Haredim近年正提倡男女各用一條行人路，巴士分男女車廂，反對女性出現在商品廣告上。因為他們人口愈來愈多，一些大公司真的妥協，在Haredim社區不再掛上以女人為主角的廣告。連一些泳池也開始禁止男女白天一起游水。你看他們想把以色列變成另類塔利班嗎？」

人多好辦事，這句話在以色列政治也尤其合適。以色列行類似英國的議會制，政黨林立，國會120席往往有10個以上政黨瓜分，大多情况下沒有任何政黨獲得過半數議席，為了組成聯合政府，歷屆政府都愛求助於Haredim政黨。由1977年起只有兩屆聯合政府沒有向Haredim政黨伸出援手，Haredim政黨國會議員不時佔據重要政府部門的副部長職位。Haredim政黨也是執政黨比較好合作的對象，他們需要的只是給予Haredim更多失業、房屋和教育補貼，好讓他們繼續專注讀經，於是在聯合政府有求之下，Haredim繼續享受各種特權。

這樣的情况下，Shay這些世俗化的專業人士豈能袖手旁觀？我們走到Shenkin Street一家裝修前衛的咖啡店。「特拉維夫人有句諺語。如果有人終日只顧購物喝咖啡買衫扮靚不理世事，我們就會說他住在Shenkin Street。」這條街就是如此小資。可是以色列中產終於開始搬離Shenkin Street。

「世俗中產」政黨影響力抬頭

現屆聯合政府內沒有任何Haredim政黨，去年1月以色列大選，2012年才成立的政黨Yesh Atid平地一聲雷，首次參選便獲得19席，成為第二大黨，他們打着「世俗中產」政黨的旗號，爭取Shay的支持。「黨主席Yair Lapid本身是電視節目名嘴，常被選為以色列最性感男性。去年更多次被選為最有影響力的猶太人。」Shay以色誘法鼓勵我多讀YeshAtid黨的資料。以色列國會終於開始一步步討論讓Haredi重新融入社會，去年正式討論要求他們服兵役。Yair Lapid堅持他的根本原則是每人需共同承擔國家包袱，不能讓中產太辛苦，他堅持在兵役一事不會退讓，若不能達成協議立法強制全民服兵役，Yesh Atid黨將會不惜退出聯合政府，令現屆倒台。目前立法已進入最後階段，以軍亦準備逐步迎接更多Haredim服兵役，為他們度身訂做兵役計劃。

我跟Shay說得最多的一句是：「天呀，這裏跟耶路撒冷真是兩個世界。」特拉維夫又名The Bubble，除了間中哈馬斯或真主黨的飛彈瞄準特拉維夫，在這恍如天堂般的派對城市，我願忘卻政治和民族衝突。Shay搖搖頭。「巴勒斯坦、哈馬斯、真主黨抑或伊朗的威脅我未必感受到，可是這些Haredim正威脅以色列自由、世俗化、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的立國基本和民族身分。」想起以色列在已發展國家名列前矛的堅尼系數、打工仔瘋狂加班、精打細算而且轉數高的生意頭腦，突然眼前現代化玻璃幕牆摩天大廈，叫我恍如回到香港的金鐘。

文、圖 何雪瑩

編輯 胡可欣

周保松 - 自由與宗教

一五一十部落   2013年11月5日

自由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是現代世界的大事。我們甚至可以說，如何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夠和平並處，是過去幾百年自由主義面對的最大挑戰。在此過程中，自由主義逐步發展出一套相當獨特的政治制度來應對宗教多元之局，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就。以下我會先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勾勒出來，然後回應一些挑戰。

1

在宗教問題上，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每個公民平等地享有由憲法保障的信仰自由的權利。這個權利往往意味著以下的制度安排。第一，在尊重其他人同樣權利的前提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和所屬宗教團體，同時有權放棄原來的信仰及離開原來的團體。第二，信仰自由具有優先性，政府和教會不得以集體利益、國家安全或上帝旨意之名，犧牲公民的自由權利。第三，政府權力的正當性來源，來自定期的民主選舉，而非任何宗教。政府制訂的法律和推行的政策，必須一視同仁對待所有宗教，不應偏袒任何教派，同時不應訴諸特定宗教信仰來為這些政策辯護。第四，為確保機會平等原則，無論是政府或私人企業，在工作招聘時，都不應將應聘人的宗教信仰作為考慮因素（除非該工作是和信仰直接相關，例如神職人員）。

一個充份尊重上述原則的社會，是一個信仰自由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將有很大機會是個信仰多元的社會，因為不同教派會在這個自由的環境中，以不同方式爭取信眾，人們也會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同的宗教。自由主義維繫多元社會的方式，是既不要求所有人相信同一種宗教，也不要求所有人放棄宗教，而是用政教分離的方式，將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分開。在政治領域，所有人擁有相同的公民身份，並因此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在宗教領域，每個公民可根據自己的選擇而擁有不同的宗教身份。而當兩個領域發生衝突時，政治領域具有優先性：任何教派都不可以以教義之名，限制和侵犯人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也就是說，所有教派必須服從自由社會的基本政治原則。這個優先性，是維繫多元社會統一的基礎。

對自由主義來說，這兩個身份完全可以同時並存。例如服務同一個政府的官員，可以是天主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更可以是無神論者，彼此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引起衝突。為什麼可以這樣？因為在制度和價值觀念上，他們都接受了政治和宗教身份的二分，不會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在進行與工作相關的決策時亦不會以自己的信仰作為判斷準則，而須訴諸法律及所有公民原則上都能夠接受的公共理由。這種制度和價值上的共識，使得自由社會一方面容許和鼓勵宗教多元，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和平共處的社會紐帶。這個紐帶不是靠宗教、血緣和種族，而是靠自由主義的一組道德信念及由此發展出來的制度文化。

2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這是很不容易的成果，中間經過不知多少衝突，才慢慢形成這樣一個多元共存的格局。如此不易，因為許多宗教都有整體性和排他性這兩重特點。所講整體性，是說宗教往往有一套相當完備的關於世界、道德、政治、經濟、教育和婚姻的看法，這些看法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體系，並指向同一個目的，就是如何在生活世界的每個環節實現該宗教所界定的終極真實和圓滿境界。也就是說，宗教不只是生活世界的某個環節，而是全部，並為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因為這種整體性，宗教往往有很強的排他性，不容易接受其他宗教同時存在。因為容忍其他宗教在同一個世界存在並與之競爭，不僅在知識論上難以接受（如果我的神是真的，他的神就必然是假的），在道德上也不可接受（如果我的神所教導的是對的和神聖的，他的神所教導的就必然是錯的和腐敗的），同時在策略上不智（如果在我力量占優時容忍對方，如何保證他朝時移世易時對方不會反咬一口）。

正因如此，宗教衝突往往曠日持久且極難化解。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的化解之道，其實是現代世界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宗教不再是統攝社會不同領域的最高原則，宗教也不再被視為所有人生命中無可質疑的唯一選項，而是眾多選項之一。正如當代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所說，這是「俗世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此而言，自由主義沒有消滅宗教，而是轉化了宗教，並換了一組政治原則來規範現代的集體生活。這個從宗教社會轉向自由社會的過程，是現代性規劃的核心議題，中間歷經無數波折，迄今仍未完成。

我認為，這組原則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自由原則就是國家必須容許每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平等原則就是國家必須保證每個公民享有相同的選擇自由的權利。兩條原則加起來，即意味著國家的首要責任，是尊重和捍衛人民平等的信仰自由的權利，而不是去宣揚或壓制任何宗教。換言之，國家理應在不同宗教之間保持中立。保持中立，並不是因為所有宗教同樣地好，也不是因為根本沒有任何標準去比較各種宗教的高低，更不是因為信仰本身無足輕重因此無可無不可，而是因為這不是國家應當擔當的角色。國家要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便應該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而不應該在這個關乎個人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的重大問題上，強加國家意志於個體身上。

自由主義選擇這種立場的原因，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自由和平等的堅持。這是它的底線，因此自由主義不會容忍那些鼓吹侵犯自由和平等的教派。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所說的中立對待，有個前提，就是不同教派必須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劃定了宗教自由的邊界，同時也在相當根本的意義上轉化了宗教的內涵，例如它們必須容忍和尊重人們的宗教選擇──雖然容忍和尊重的理由，可以各有不同，包括對於教義和何謂真正信仰的重新詮釋。從宗教社會到自由社會，不僅國家制度要變，生活世界不同領域的實踐也必須作出相應變革。這是相當漫長痛苦且中間充滿政治角力和思想論爭的過程。我們因此不要誤會，以為自由主義是沒有原則的放縱各種宗教，又或以為它這麼做是因為接受了價值主觀主義和虛無主義。

在這個制度框架下，自由主義傳統中十分重視的宗教容忍，嚴格來說也不適用於國家，因為國家本身沒有自己的國教，因此也就談不上容忍那些異於國教的教派存在。國家要做的，是平等尊重──而非容忍──公民的宗教選擇。尊重和容忍，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德性。容忍往往意味著擁有權力的一方對另一方所持的信仰，有一種負面評價，但卻基於其他理由而選擇了自我克制。尊重卻沒有這種意涵，而是承認和肯定公民享有的權利，同時不對公民所選的東西作出正面或負面評價。所以，當我們爭取信仰自由時，要求國家容忍一些它不喜歡的宗教，和要求國家尊重公民應有的選擇權利，是兩回事，後者才是今天自由主義應追求的目標。

3

討論至此，我們應該見到，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自由平等原則的基礎，不應立足於任何宗教。原因很簡單，如果它這樣做，它便不能公平對待其他宗教。例如如果國家接受人人平等的理由，是因為我們都是基督教上帝創造的兒女，那麼對非基督教徒來說，這個論證便沒有任何說服力，亦難得到他們的反思性認可。因此，自由主義要證成它的基本原則，便必須提供獨立於不同宗教，同時原則上又能夠為不同教派共享的道德理由。這裏須留意，我這裏強調的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而不是從某個特定宗教的觀點看。不同宗教的信徒，當然可以從自己的教義出發去理解和接受自由主義。也就是說，在自由社會，可以存在不同性質的理由去支持自由主義的制度實踐，但並不是所有理由都適宜作為多元社會中共享的，能夠滿足公共證成的理由。尋找和證成這些理由，不一定是某種宗教的責任，但卻一定是自由主義的責任，因為自由主義承諾必須要在國家之中給予自由的公民平等的尊重。

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卻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觀點：自由主義並不足以支撐自身。自由主義要在中國生根，便必須找到它的宗教和文化根源。例如基督教徒會說，自由主義源起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若要中國人真心接受自由主義，首先要令他們廣泛信奉基督教。又或儒家信徒會說，中國二千年來都是儒家文化主導，所有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都受儒家影響，自由主義要在中國落地，便必須和儒家接軌，並從儒家傳統開出自由和民主。這兩種觀點在立場上雖然針鋒相對，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認定，就是自由社會的制度雖然值得推崇，但自由主義本身沒有足夠的道德和文化資源來支持自身。

這裏所說的「支撐」，最少有兩層意思。一是工具性的，即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推行自由主義制度，便必須得到其他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支持，否認難以成功。二是證成性的，即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需要一個本身不是自由主義的宗教文明來為它提供道德基礎，否則難以成立。

我對這兩種觀點皆有保留。先談前者。今天許多國家都在實行自由民主制，這些國家各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傳統。從歷史經驗看，我們沒有證據證明說，自由民主必須依託於某種特定宗教才能有效發展出來。遠的不說，即以臺灣為例，它的民主轉型時間並不長，但到今天已發展得相當成熟，而在爭取民主化過程中，基督教、佛教或儒家，並沒起到什麼關鍵作用。又以當下香港的政治發展為例，即使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內部，對於爭取民主的手段和目標，往往也有許多爭論，有的教派立場甚至非常保守。而在香港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人們直接訴諸的，往往是自由主義傳統提供的價值和政治想像，例如自由、平等、權利、正義、法治、社會契約等，而不是任何宗教傳統。但讀者須留意，我這裏並不是否定宗教在社會轉型中的影響力。事實上，在一些宗教傳統很強的國家，教會的動員能力往往十分強大。而且即使出於現實考慮，許多宗教也願意支持自由民主，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無休止的宗教衝突和社會不穩定。我這裏只是強調，自由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健康發展，宗教不見得是必要條件。

轉到道德證成問題。自由主義真的需要宗教來為自己提供道德基礎嗎？答案是不需要。正如我在前面指出，自由主義既然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同時認為國家有責任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它便不可能在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再訴諸某種宗教教義來為自己的原則辯護。事實上，從洛克、康德、穆勒再到當代的伯林、德沃金和羅爾斯，自由主義傳統一個相當清楚的思想軌跡，正是有意識地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影響，尋求其他道德資源來為自由社會辯護。另一個有意思的觀察，是1776年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仍開宗明義地訴諸造物主來證明人人擁有不可讓渡的權利，但到了1948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普遍性權利的基礎已改為奠基於人的理性與良知，而非任何宗教。

4

或許有文化保守主義者會說，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必須從自己的傳統推出民主憲政，否則就會喪失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和身份認同。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因為倘若真的如此，世界上許多從政教合一社會轉型到自由民主的國家，恐怕都已失去主體性，並面臨嚴重的身份危機。實情顯然不是這樣。我們作為有道德意識和理性能力的存有，如果經過對歷史經驗的認真總結和對政治道德深思熟慮的思考，最後有意識地選擇了民主憲政作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這些便是我們當下的信念，也是我們當下的實踐，而非外人強加於己身。這些信念和實踐，實實在在構成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文化的一部份。用一種靜態的觀點去想像所有中國人共享一種永恆不變的文化本質，並相信這種本質就是真的和對的，既與歷史事實不符，也忽視了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更誤解了人與文化的關係。

有人或會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質疑：自由主義的整個政治規劃，其實本身就是想建立一個俗世多元的國家，而這必然對宗教不利，因為一旦容許宗教自由同時迫使宗教從政治領域撤退，即意味著宗教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大大下降。如果我是一個虔誠教徒且深信自己所信就是世上唯一真理，為什麼不可以通過國家權力來要求別人也相信同樣的真理，反而要尊重別人的信仰自由？自由主義看似中立，實際上對宗教充滿偏見和否定。

這樣的質疑很普遍，而且也正因為有這樣的質疑，今天世界各地仍然有許多宗教衝突。但這樣的質疑合理嗎？我認為不。首先，自由主義可以回應說，如果所有宗教都持有同樣想法，都要求國家運用權力來壓制其他宗教，那麼結果必然是衝突收場。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經年累月的宗教戰爭，使當時的教派逐漸意識到，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才是和平共處的最好辦法。一開始的時候，不同教派或許會認為這只是不得已的暫時妥協，但隨著時間過去，自由制度慢慢建立起來以後，大家自會見到這種制度的好處，包括不用時刻提防其他教派攻擊，國家可以公平地處理宗教爭議，公共政策能夠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教派，公民之間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影響彼此合作等。更重要的是，事實上，信仰自由不僅沒有令宗教消失，反而使得各種教派可以在憲法保障下，自由宣教去爭取更多信眾。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深信，人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自由意志和理性反思能力，因此在關乎一己生命安頓的宗教問題上，國家必須尊重每個個體的選擇。這是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價值堅持。這個堅持，或許會令某些宗教失去支配他人信仰的權力，又或會令某些教派因為得不到足夠支持而沒落，但這絕非自由主義有意針對某個宗教，而是因為它必須將自由和平等放到最高位置所致。在這點上，自由主義沒得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