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軸心突破」──論聯合聲明失效與社運去向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6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同學希望筆者寫一篇文章探討社運的發展和整合，那正是筆者近日關注的問題，遂有此文。同一文章略作增刪之後，會在八月號的《學苑》出版。

香港是國際城市，牽涉兩個主權國家，人口和資產高度跨國。九七後，北京為要把香港「去國際化」，逐步實行三種對策：開放北人南來，推動紅資湧港，廢止《中英聯合聲明》。後者三年前起分階段發生，低調卻明顯，顯示高層作了清晰決定。

2014年6月李克強訪英，以巨額商機為餌，要求英國簽署一份肯定《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當時香港因政改醞釀佔中，英方不願談甚麼成果，中方不得要領。7月，英國派員訪港監察一國兩制落實，中方拒簽護照，並透過外交渠道暗示聯合聲明作廢。今年6月，中國外交部公開說：「《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約束力」是聯合聲明核心，中共當年接受，是一種權宜，早晚要擺脫。一擺脫，一國兩制就失去原有基礎，香港社會基本性質因而改變，傳統社運模式也隨着失效，原因是結構性的。

聯合聲明與香港獨特社運模式

聯合聲明對中國有約束力，所衍生出的政治效果非常獨特吊詭：在全世界最大最嚴酷專制政權的鼻子底下，竟然存在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反抗運動。它由一兩個傾向民主的大黨派主導，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支持一國兩制；在持續擁有立法會關鍵少數議席的條件之下，以溫和手段調動群眾爭取民主改革、推進雙普選議程；一旦成功，再倚靠民眾中長期存在的反共大多數，選出民主派支持的人上台執政，長期守護香港。

這無疑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民主運動，在前階段的十多年裏，其四方面的運作條件都良好：法治穩固，公務員和警隊高度專業中立，中方大致遵守不出面干預港事的承諾，第四權發達、言論自由的尺度比港英時代更寬鬆。微風細浪到民主，是聯合聲明的設計威力；如果真可以，那會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環顧世界上所有國家，民眾完全和平、政權完全非暴力地達至民主的，一個也沒有。

奠基英國民主議會制的「光榮革命」（1688），別稱「不流血革命」，其實也是多次戰爭的成果。如果把之前初步取消英國君主專制的英國內戰（1639-1651）也歸入議會民主的過程，那麼英國經驗就和其他國家無大分別，都相當慘烈。台灣民主化後段完全平和，但解嚴之前卻不是，這個大家清楚。

但是，這個神話般美好的香港社運模式，在強國勃起、視《中英聯合聲明》作失效而英方無力亦無意挽回的情況之下，已無法完成任務，因為支撐這個模式的四個主要條件正逐一剝落：法治日漸鬆動穩固，甚至已被用作對付社運的工具；公務員高層和警隊嚴重政治化；自2010年「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台之後，北京干預港事愈發明目張膽；言論自由也因主流媒體被收編而日益收縮。這些都是結構性轉變。

真正被DQ的是甚麼？

再無國際條約約束力，一國肆意衝擊兩制，民主派勢將逐步失去立會關鍵少數議席，議會因而不再是守護香港的屏障，「六四黃金率」存在也毫不管用。可以說，宏觀層面上，被DQ的非僅僅是十個八個議員，而是整個自港英管治晚期形成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社運形態。

與原有社運形態同時被DQ的，是運動的主要目的：政制民主。這個其實在聯合聲明作廢之前已無着落。你和理非非，中共就帶你遊花園；你搞佔領，它就施放催淚彈開槍。如今沒了國際約束，一國更可隨便欺凌兩制。選民把你送進立會嗎？它乾脆找人大釋法打掉你的議席。

周前一篇本欄文章比較了獨立與民主孰難，徵引世界各地百多個事例，得出的結論是兩者不相伯仲；目的不是辯證獨立如何容易（儍子才會那樣想），而是指出民主有多困難。如果還需要一個實例說明中共不會恩賜民主，那就是劉曉波的死。（此說明社運派別以達到各自倡議的政治目的之難易相攻訐，是何等虛妄！）

佔運之後，民眾呈現政治虛脫，動員困難，無論怎樣號召，群眾參與率都非常低。筆者推斷，這並非多次大規模動員之後的簡單政治疲勞，休息一下就復元那種；更不是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夠堅貞，想放棄；而是民眾已直覺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作廢，兩制遭結構性毀壞，傳統社運回天乏力，民主遙不可及，參與是虛耗。

聯合聲明作廢港向專制過渡

的確，民眾回顧多年經驗，當會如是想：兩制尚稱完好、傳統社運發展蓬勃之際，政改也無寸進，如今一國當道，安問民主？未見社運有可信新目標、行動綱領、組織架構和領導班子之前，與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不如先做好私事。

民眾如此「無反應」，其實是很好的反應，是對社運作出嚴苛提問，逼迫社運自省。社運因此不可能再一貫作業，business as usual。

《基本法》是國內法，本身對一國無約束力，兩制的實質存在，端賴聯合聲明的約束力。後者如今作廢，兩制顛覆，香港社會朝專制過渡無可避免，聯合聲明衍生的那種美好獨特社運模式不能繼續有意義地存在，「文明社運」即將告終。抗爭將無可避免回歸專制社會之下的一般形態：挨打、頑抗。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皆如是，香港怎會是例外？

領導和參與這種「一般抗爭形態」的代價遠比過去的「文明社運」高，香港人已經看到了一些，躊躇一會很正常。且不說如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大屠殺──如果知道出動坦克衝鋒槍是政權行事話本裏的選項，則社運領導絕對不應朝那個方向走；但大家如果要清楚認識一個專制社會之下有意義抗爭的極限典型，1979年發生在台灣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是最佳樣板。

問題是，在「文明社運」與「一般抗爭形態」之間，香港的抗爭將會升級到甚麼程度。回答這個，要看客觀需要，更要看運動的領導與民眾的意願。為此，社運界首先需要探討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剛巧已由一位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泛民人一句話牽引出了。

叛逆：到甚麼程度？

《立場新聞》月初訪問了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這位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在中國各地培訓公民社會人才的義工、視長毛在立會掟蕉是暴力的溫和派、被指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最後被問到如何面對愛國與民主時，平淡地說：「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毫無懸念地叛國。」

讀了這段驚心動魄的自白之後，筆者再在傳媒朋友之間印證，得出的印象是，當權派殘忍打壓中國內部異見人士、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像陳健民那樣的五十後溫和派被逼到叛逆邊緣上的還真不少，其他比較年少激進的就更不用說。（聽說還有一位以往猛烈抨擊港獨的八十後，現在轉而主張香港立國；那更是完全合乎事態發展常理的。）

「絕地天通」神話與「軸心突破」

這就預示，香港原本分裂了的民主抗爭運動將會出現一條行動依然溫和但觀念比以往激進的聯合陣線，裏面包含背叛國家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在不少年輕人當中也有了相當的比重。這樣的一條聯合陣線的出現，將突破籠罩香港社運的持續低氣壓。

史學大師余英時2014年初出版了據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在的專著《論天人之際》，探討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書中刻畫出春秋時代哲學思想的一次「軸心突破」，非常有意義。

中國遠古曾經出現過一次思想獨裁化。本是「天人合一」、「道不遠人」的一個良性秩序，最遲到了商代甲骨文所包含的五個時期中的最後一個，出現惡變異。此後的主流論述裏，一般人不可以憑一己心性接收和理解天道；那個能力改由一位「普世人王」、「余一人」、即所謂的天子所壟斷。這個突變，是以一個「絕地天通」的神話表現出來的；《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從此，天和地上的凡人隔絕了，只有「余一人」可接收天命、掌握真理。

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余一人」的權力崩壞，思想界出現「軸心突破」（莊子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軸心突破後的思想家如孔、孟、莊子等，都強調依自不依他，即通過高度的精神修養，把自己的心淨化至一塵不染，然後便能與天相通。」（見余書75-84頁）

當然，後來中國再出現大大小小的「余一人」。到了二十、廿一世紀，共產黨系列的「余一人」就更徹底，從北京到一國，從一國到香港，都實行「絕地天通」：天道是甚麼，國家怎樣發展，人民如何生活，都由偉光正的「余一人」說了算。不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搞這個還可以，二十一世紀在香港卻不行。

石破天驚

道術將為天下裂，這個裂，不僅是思想上的裂，也隱含王權與土地的裂，兩千多年前便如此。孔子的文化淵源在周，但他和他的弟子說的和效力的「父母之邦」卻是魯、衞等國，成周在儒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無舉足之重，軸心突破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毫無懸念地叛國」，就是今天香港民間思想界正在萌生的軸心突破；它出現的方式和兩千多年前出現的那一次同樣地溫和，也同樣石破天驚。

聲明
自傳出《壹週刊》正在賣盤之後，不少讀者、朋友甚至記者都在不同場合問及我的去向，這裏一併答覆。我對周刊的供稿，會在賣盤交易完成、公佈發出之日停止。感謝黎智英先生這一年來給我發表文章的機會，感謝編輯部、美術部和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不厭其煩地給我幫助。我自己生計大致無礙，發表文章亦尚有渠道，卻希望其他同事都能夠在新的或現在的位置上樂業安家。在難以繼續營運的情況底下，周刊結業不一定是最好安排；雖不情願看到，集團賣盤的決定卻是可以理解的。

練乙錚 - 獨立與民主，孰難？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5日

前幾天和一個老朋友談論社運裏的一個看似無甚可議的問題：民主和獨立，港人爭取哪個更困難？直覺判斷當然是獨立難得多，因為那是違法的，而且，大家只要留意最近京官提起港獨時的語氣，便可穩作此判斷。但是，如果想清楚一點，繼而查看一些資料，可能發覺其他兩個答案都未必能夠一口否定，只不過這兩個答案都不在很多人的直覺裏，因此少人主動談起。拋磚引玉，筆者希望能夠增進就此問題持不同意見人士之間的相互了解。

思辨實驗

問：局部地方的民主和獨立，哪一個對中共政權的生存威脅大些？

設想一：假如西藏、新疆、內蒙古和台灣這幾個一直以來都有要求獨立的地區忽然都成功獨立出去了，成為新興國家，那麼中共活得下去嗎？答案是完全可以。那些地區，不是偏遠便是人迹稀少，像今天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外蒙古，多幾個又如何？而且，只要中共在那幾個地方獨立之前不要太為難當地人民，它就會活得比現在更好。

設想二：假如廣東省忽然（真）民主化了，卻賴死不走，成功保持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那麼中共能活得下去嗎？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他各省便是只有一半想跟廣東看齊，那中共也很可能要完蛋，至少也要脫胎換骨，才有望生存下去。

當然，一個如此簡單的思辨實驗並不能把上述問題解決，其單薄處更不具足夠說服力，但是它給大家提醒了一個大致上的真理：民主運動是專制政權的天敵，獨立卻不是。打個譬喻，周邊地方獨立，傷及的是主體的皮肉，頂多是去掉幾個指頭甚至半條腿，卻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民主則直指心臟。

儘管簡樸，這個思辨實驗已能對前述的先入為主答案提出合理質疑，引起進一步找尋正反證據的動機。一直以來，這方面的討論聚焦諸如「斷水斷糧」等近距離因素，雖然重要卻不全面，會導致「當局者迷」的困惑，因此筆者初步提供一些比較「離地」的思考材料。

戰後事例

民主和獨立都是複雜的歷史事件，每一宗都是獨特的，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所包含的普遍性；揭示這普遍性就要看大數據。筆者提議一個簡單進路：點數二戰後世界上出現的新興民主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比較一下孰多孰少。箇中道理，當然是民主化和獨立的困難越大，錄得的總數就越少（這個命題有多準確，該由政治學者仔細商榷，但起碼是個第一約莫）。

先看戰後世界上幾波新增民主國家的總數。這裏引用的資料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位學者主持的網站Our World in Data其中的政治／民主部份。資料很好用，只需把滑鼠在年份點上一放，該年份全世界範圍內有多少個民主國家便顯示出來了。查看1945年，這個數目是17；再看2010年（資料最後年份），數目是87。這就表示，1945-2010這65年裏，進入民主行列的國家有70個。筆者未考慮期間有沒有異常事例發生，如一些國家滅亡了或合併了，那就會導致數目不準確，但估計問題不嚴重。

再看同期間世界上幾波新出現的獨立國家總數。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的「按成立日期排序的主權國家清單」。這網頁包含兩組資料，其中一組按洲（continent）計算，另一組則統一計算，對達到「主權獨立」的要求有所不同。第一組資料顯示，1945-2011這66年裏，非、美、亞、歐、大洋洲、跨洲的新獨立國家數目分別是19、9、18、13、11、6，總數是76。第二組的總數則是90。被納粹德國佔領、二戰末期重新獨立的歐洲六國沒算進任何一組數字。保守一點，筆者取用第一組的數據，即二戰之後取得獨立地位的國家總數是76。

民主獨立一樣難

按上述數據，若民主化和獨立運動成功的平均難度跟新興民主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成反比，則二戰以來的歷史大致上指出：爭取民主和爭取獨立的難度，其實「差不多」。

注意兩個總數很接近，不意味絕大多數新興國家都走上民主路，因為那70個戰後民主化國家當中，有些是1945年之前已經獨立成國，例如中華民國。又注意，這裏比較的是平均難度；在平均的兩側，分佈其實很離散。以獨立為例，新加坡的獨立太容易，是天掉下來的，自己本來並不想要。但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壓迫之下獨立出來，就非常痛苦，死人無數。

為甚麼獨立與民主化的平均難度會差不多呢？那可能僅僅是巧合，但筆者認為有一定道理。一般而言，爭取民主化的對象是同國族的專制政權，獨立鬥爭的對象則是外來政權，二者都是壓迫性的，面對兩種反抗運動，統治者的利益同樣受損，反咬的兇狠程度，跟人種膚色分別的關係不大。

按具體情況看，香港目前的體制跟民主和獨立比，其實都是只有一步之遙，只不過這一步就是都給北京卡住了。

民主比獨立難

然而，上述的「差不多」結論可爭議，因為民主有分真假，獨立就大體上沒有真獨立還是假獨立之別（蘇俄時代可能有，東歐國家受蘇聯操控很嚴重，可隨時被老大哥出兵佔領，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經「領嘢」，因此是假獨立）。

今年5月，三位瑞典哥騰堡大學教授利用V Dem Institute 的政權仔細分類資料，把世界上所有政權按民主程度分成四等，其中第一等的要求是：除了有公平公開廉潔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之外，還要求有充份的人身、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法治和受司法和立法適當制約的行政系統。這就是香港人一般認知的「真普選」。

按這個港人認同的標準定義民主的話，2016年的時候，全世界只有52個國家在實行民主（而且還是把1945年之前已經真民主化的國家也算進去了）。這比上述所講的70個多出一大截。如果帶着這個標準比較民主化和獨立的難度，我們會說，爭取（真）民主比爭取獨立難。

大數據和認知落差

假如上述數據和分析正確，那麼就要問及香港的一個特殊性：為甚麼港人包括民主派普遍認為談港獨完全不切實際，追求民主卻「現實」得多？主因當然是港中硬實力懸殊，中方表明強烈反對港獨，那就已經「一句到尾」。但為甚麼民主乃直指其心臟的天敵，中共卻擺出「有得傾」的姿勢，甚至搞出一套似模似樣的民主東西要你「袋住先」呢？

那是因為中共像全世界大多數專制政權一樣，為了騙取管治合法性，老早搞了一套專制選舉（autocratic elections）撐場面，用的語言詞彙跟民主國家九成相似，你說民主它也說民主，於是造成彼此「有得傾」的假象，讓大家以為（真）民主縱然渺茫也始終不能說沒可能。香港的大多數民主政黨便是在這種相信之下運作的。中共不會儍得一出口便反民主，因為它還要樹立自己的那一套專制選舉；但面對獨立訴求，儘管對它而言並非致命，它卻完全沒有必要作任何保留。這就造成錯覺，以為「中共反港獨比反（真）民主更堅決」。

有這些因素在，就短觀而言，在香港宣揚獨立、自決，的確比搞民主困難，何況還有那些斷水斷糧的恐嚇。因此，這個短觀結論是不需要爭辯的，問題是長觀裏的景象卻可以很不同，因為有其他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

國史做裁決

稍早之時，本欄介紹過前上海復旦大學史學家葛劍雄教授的一些著作；葛教授的研究顯示，國史上版圖分裂、出現獨立國與中土政權分治的時間，相當大程度超過統一的時間。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與體制有弱點，沒足夠凝聚力去保證一個不斷擴張、黏合、擴張、黏合而成的動態版圖長期穩定不甩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而成為貫穿兩千多年歷史的一個貼切概括。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卻不幸未能在不斷的政治競爭中衍化出民主政制。結論是，在中國，鬧分裂搞獨立是一個古老傳統，但民主卻不是風土。

最後，讓我們看看三個從中華帝國周邊成功分裂出去的國家：朝鮮、越南和台灣。三個當中，只有一個半（台灣和南韓）是民主化了。而且，分裂出去的年份，遠早於民主的來臨。這是民主不比獨立容易的又一例證。

《尚書》提出「五服」主權觀，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華帝國版圖增長過程。在這段時間裏，歷代承先啟後武功出人的君主擴張領土，就像在大塊燒餅的周邊上一小塊一小塊地加上生麵團，再鼓動爐火加熱猛烤，以求其黏住；秦始皇征閩、粵，就那麼加了兩塊。然而，把周邊甩甩爛爛的大燒餅放到西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型那種乾淨利落版圖線裏框住，始終有困難；僅僅是黏着的周邊部份，要剝落很容易。遠觀中國，就是如此。

練乙錚 - 雞年殺雞猴子驚 胡潤上榜夜更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8日

雞年伊始，震撼北京權貴階層的最大事，無疑就是特朗普1月27日下的一道行政命令，對七個輸出恐怖分子的國家國民入境美國的許可及程序設限，七國難民入境全部凍結。一些關口的移民官員「有殺錯、冇放過」，結果是嚴上加嚴。

政令一出的頭幾天，雷厲風行，令世界上不少人士包括不少美國人，看着非常反感、心寒，認為特朗普此舉不僅違憲，還徹底顛覆了一些美國基本價值、立國理想。好在，美國政體包含體制內外的各種制衡；聯邦上訴法院第十分院一位法官發出緊急七天禁制令，豁免了那些持合法准入證件而於法案生效之前已在前往美國途中或者剛抵埗美國入境口岸的人；後來西雅圖另一位聯邦法官亦發出對整道行政命令的臨時禁制令。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則馬上提出上訴。民意方面，路透社的民調顯示49%贊成特朗普的行政命令、41%反對；Rasmussen Report則錄得57%有投票意願的公民支持特朗普的做法。

借入境設限特露一手

鹿死誰手未可知，但美國聯邦法庭在國境准入問題上，因涉維護國家主權，一般傾向尊重行政首長的決定。再者，反對人士指總統針對回教國家及歧視回教徒，違反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證，而且採取的手段不近人情，會激怒世上所有回教徒，反恐效果適得其反。不過，特朗普團隊強調政令目的在於國安，而涉事七國之外還有不少回教國家不受影響，跟宗教自由和平等無關；而且，特別針對七國的做法，其實是九一一之後由小布殊提出、奧巴馬承襲，特朗普不過是「加辣」，只反對他並不公道。這樣辯說，邏輯上講得通，要否定，對手可能需要指控特朗普團隊有「違憲意圖」。筆者估計，官司打到底的話，特朗普團隊的法律贏面還是稍高半線。

然而，對於那些在大陸「深挖洞」、在美國「廣積糧」的中國權貴，問題不在於特朗普輸贏，而在於事件顯示了他的強悍作風，以及兌現一項重要競選承諾之時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霸態。下馬施威，特朗普的入國限制令有明顯的殺雞儆猴效用。儘管中國不是回教國家，特朗普這次並非針對中國，但偏偏他的團隊仇華，如果在貿易、一中、南海、釣島、北韓等雙方關係閃點上對中國發難，肯定也會十分強硬，而這些問題不涉人權、歧視等憲法問題，美國社會不會有大反應。若特朗普出招，中國縱非沒有還手之力，卻會因權貴階層在北美存放了龐大私人利益而非常被動！

美國這次收緊若干國家國民入境的規定，據報道「嚇出一身冷汗」者，不是甚麼恐怖分子，而是那些有意申請或已經取得美國綠卡而早已在美投資、置業或取得工作及營商機會的人士。他們萬一不能入境美國，個人經濟損失可以很嚴重，而解救辦法即使有，也十分困難。若再加上美國經常用來對付敵對國如北韓、俄羅斯等國內權貴群體的最辣招──宣佈凍結他們的在美資產，則處境更加不妙。

眾所周知，大陸權貴家人和資財外移，首選目的地是美國，從江澤民到習近平都如是。高幹不可有妻兒在國外居留的新規定，其實說說而已；別的渠道不提，這兩年黨政高層大力推動動輒以10億美元計的海外投資併購，大家猜猜，跟着資本出國進行收購之後的「業務管理」的是哪些人？

雙國籍太子黨有排驚

大陸黨政高層親屬跑美國圖利，絕對是「人性」超越「黨性」的表現；綠卡未到手的拼綠卡，綠卡到手了趕入籍，入了美籍的斷不會放棄中國籍，好處兩邊拿。美國一向國境准入相對寬鬆，但今年來了一個特朗普，連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完全可能在他對付之列。那些拿兩本護照而不誠實慣了的一級太子黨、駙馬黨不虞有此一變，個個「吊起」。

在國家層面，中美要是交惡、關係緊張起來的話，起碼短期而言，吃更大虧的還是中國。軍事方面不用說，只有強國論壇上的那些軍迷才以為解放軍可以瞬間把美軍打個稀巴爛。經濟方面，一旦貿易戰開打，雙方當然都受損，但付出的代價哪一方更大，主要看各自的「替代能力」。

美國進口大陸貨，來源替代性高，不從中國買，還有很多國家願意馬上作替代供應；技術含量低的東西，新的生產者的準備期不會很長。大陸不買美國貨，就困難得多。《環時》提議一旦中美打貿易戰，大陸可停買波音公司的飛機。問題是波音機替代性很低，大陸可改買空巴（唯一選擇），但空巴定單已經排滿好幾年，時間上的替代性因此很低，換句話說就是替代成本很高。其他高技術產品如手機芯片等，一般都如此。因此，若打貿易戰，更不利的是中國。

軍事、經濟都處下風，再加上自己的權貴階層受制於人而投鼠忌器，中國因此不宜與特朗普硬碰。這個陣勢，特朗普的商家頭腦當然明白。他新任命的國務卿Rex Tillerson在接受國會任命前審議諮詢時，竟然說「不會接受中國在南海佔島駐軍」，而特朗普用推特給他打氣，更說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若果不是這兩個人都口誤，就是有點齊齊向中國叫陣的味道。連繫特朗普首席政策顧問Steve Bannon1月底說的「美國十年之內終會就南海問題與中國一戰」，這就更不是兒戲。

大陸離岸灰錢失樂園

顯然，今天的美國越來越不是大陸權貴的離岸天堂。然則他們還有甚麼其他選擇呢？英國本來也不錯，同樣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比較崇尚法治和政經自由，但去年卻比美國先一步走上民族民粹主義，脫離歐盟，也會因此失去歐洲統一市場成員的身份。以前，到得英國就是到得整個歐盟，對大陸權貴的離岸資金而言，好處多着，但以後再無這個方便。事實上，英國離開了歐盟，撼動了整個歐盟體系，如果還有一個大國（比較可能的是法國）步英國後塵，則歐盟很可能就此崩潰，資產貶值。一天有這個風險，大陸權貴資金就一天不會大舉流往。剩下的發達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再不然就是日本。澳、加、新的經濟體積太小，大陸權貴資本一進入，就炒起人家的不動產，導致這些國家形成限制外資進入地產市場的政治力量，並已經見諸立法行為。這方面的限制只會越來越多。

至於日本，由於經濟成長緩慢、人口老化嚴重，房地產市場長遠不看好，不是大陸權貴投放離岸資產的理想地方。而且，一旦中日兩國為了爭奪釣魚台主權搞出武力衝突，大量投資日本的大陸權貴家族，日子不會好過，搞不好還會給政敵掛上親日派、漢奸賣國賊等罪名。

剩下的地方，要有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餘業（孽？）、健全的經濟金融市場、先進的基建和資訊系統，而在法治、保障私產、人身安全和自由方面能夠媲美西方發達國的，就只有香港了。香港的經濟體積也不大，但勝在資產市場夠國際性，錢到了香港就差不多等同到得了全世界任何地方。

但很可惜，香港的這許多優勝近幾年因為特府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深港同城」而大不如前。香港人自己覺着不必說，大陸在港權貴也深刻感受到了。上周大陸富豪肖建華被中國公安黑道連人帶保鑣擄返大陸。

事件是繼華潤宋林被騙回大陸接受雙規和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事件之後，給在港大陸人特別是大陸權貴的第三個警號：「一國兩制」並不能保障他們在香港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原因是「兩制」江河日下，越發失去與「一國」之間的有效區隔。

肖是大陸明天集團的實質控股人，據去年胡潤富豪榜，他在中國富豪當中排三十二，控制財富達千億人仔，年紀卻只有四十多。大陸流行的說法是，他乃曾慶紅親信，屬江派，在習近平上台以後根本不敢回大陸，只能躲在香港，請了保鑣在酒店度日，遙控他的生意帝國（或者僅僅是代別人打理）。

肖建華事件影響政經

肖擁巨額灰色財富卻苦無個人出路，在外國生存不易，在香港本來應該還好，但「一國兩制」起不到對他這種人的關鍵保護作用，因為法治的其中一塊無可避免地墮落了，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非法越界執「法」。根據筆者先前分析，如果香港按「瑞士模式」建構獨立中立國，實現中港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像肖這號大陸居港人物會是最受惠者之一，因而會最鼎力支持。回想江派掌權的那十幾年，春風得意，誰也估不到他們後來如此不濟，成員一個一個倒下，給新的掌權者打壓得無立錐之地。風水輪迴，敢寫包單，十多年之後，在香港同情、支持建構「瑞士模式」的，會多了一批今天的習派人物；如果王岐山有幸長壽，恐怕會是其中之一。

話說回頭，特朗普團隊項莊舞劍，可能先針對香港，用的武器就是那部稱作「香港政策法」的美國法律。如果中港關係不斷偏離《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義的「一國兩制」，按此法美國即可把香港與中國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把所有給香港的相對優惠都取消。《金融時報》和路透社的社評都已經咬着這點。的確，外國金融機構在香港運作，有必要跟這裏的大陸人打交道建立深厚工作關係，但如果這些大陸人忽然人間蒸發，過程後面還有一百個問號，那叫這些機構如何運作？搞出肖建華事件，中共又一次把香港推近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險境。

練乙錚 - 清洗梁派極左流毒 彰顯香港獨特角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28日
 

11月初，筆者在海外，卻給《大紀元》記者找到，訪談港事，特別是要研判梁振英找了北京「釋法」打港獨成功後的形勢。當時梁氏和他的支持者滿面春風非常得意，以為自己替黨國立大功，連任是定局；但旁觀者清，懂得共產黨心態的人只需留意到習核心遲遲不表態讓他出閘，就知道梁命不久矣。按此，筆者對記者說：「梁撩起港獨無法弭平而要勞煩北京出重手，足證此人管治能力差，替領導人添煩添亂；為此他要付出政治代價，終無法連任。」一個月之後，梁就出局了。

世局有賴香港再作窗口

幾年來，梁特推行極左路線，在「經濟城市」高調搞政治，既得罪大部份當權派，更把大量年輕人推向港獨（最新中大民調指佔15至24歲人口組約四成）；他那批好勇鬥狠的手下如陳淨心、李國章、周融、馬恩國等人，出位言行直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本來，假若中國真如「環時派」說的那樣，不僅崛起了，還已經進入「盛世」，則有人在香港地興奮一下，未嘗不可。問題是，「盛世」宣傳未及展開，大國已呈內外交困之局；北京再次發覺香港的「窗口」作用不能缺，絕不容你梁特開倒車搞深港同城、中港融合。

經濟方面，大陸是強弩之末：08年以來GDP增幅不斷下跌；貿易不振，今年對美出口下滑4.7%，是09年以來首次收縮；為了減慢人幣跌速，北京央行18個月內賣出近四分一外匯儲備（日本已取代中國成為持美債最多的國家）；社會總負債急增至GDP的三倍；人口老化、勞動力衰竭，生產成本上升，外資漸多轉移他處；改革停滯，人民幣國際化無期；國庫補貼國企盲目生產出口傾銷，導致美歐日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還沒有考慮明年美國繼續加息、特朗普上台之後可能採取各種對抗性措施。

經濟形勢雖然惡劣，但地緣政治危機更嚴重。東海、南海磨擦不斷，與日美兩國衝突一觸即發；兩岸關係則因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不提「九二共識」而奧巴馬政府竟然撐腰而惡化，及至發生特、蔡「電話外交」、俄羅斯普京竟在一旁打邊鼓，北京才知美國這位親俄候任總統比聲言「重返亞太」的現任總統更難纏：一旦美俄關係解凍、美國聯俄制華之勢成，中美之間的「基辛格時代」結束，中國就會陷進360度包圍圈，那是比甚麼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更不利的戰略處境。

特朗普看似癲狂但絕對不蠢。他那日漸成形的管治團隊非常破格，囊括了一大批將軍、巨賈、成功企業執行長和超級右翼鷹派，在在顯示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漸進的marginalist，而是一個大刀闊斧尋求裂變式改革的人物，對任何政治立場的人是好是歹都很難說，但聯俄制華的色彩濃厚，十分清楚。候任國務卿（美國外交部長用這個名堂，按其傳統是內閣一哥）Rex Tillerson是埃克森美孚的執行長，而候任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是退役陸軍中將；兩者都和特朗普一樣，是親俄派。

特朗普起用大批仇華派

另外，特朗普最新委出的候任國安會亞洲事務主管Matt Pottinger，是一個曾經被中國公安逮捕的前路透社和《華日》駐北京記者；此人斗膽批評《華日》老闆梅鐸對北京卑躬屈膝，後來更投筆從戎當上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幾乎同時，特朗普又在他的白宮裏設立新的國家貿易委員會，候任主管是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經濟學教授Peter Navarro；此人一本據說是仇華著作《Death by China》，是多年前特朗普認識中國的「啟蒙」書，讀過之後Navarro即與特朗普交往，現在快成為中國問題上的「國師」。此外，候任商業部長大富豪Wilbur Ross與美國鋼鐵業有關係，他的團隊裏有四名鋼鐵公司的執行長和律師，在鋼鐵傾銷事上針對中國會很自然。

特朗普組成了強悍的聯俄制華陣勢，中美關係以至整個亞洲在未來幾年裏，動盪將會放大，搞不好下一場冷戰的舞台即在東亞，對峙的雙方就是中國和一個史無前例的美、日、俄、印、越、澳、台組成的不等邊不規範的大聯盟，形勢與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時期差不多。那時候，香港扮演了中國不可或缺的窗口角色；六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冷戰重臨，中國少得了只有香港才能扮演的角色嗎？

然而，如果小心比較，今天香港能夠扮演窗口角色的潛力，很可能大不如前。當年英國管治香港，中英雙方有默契，英方對中國透過香港取得各種各樣的戰略物資是隻眼開隻眼閉（不然像霍英東那樣的人物早就抓起來送交美帝），而西方國家看在英國份上，也是隻眼開隻眼閉，窗口角色的體現乃得完美。可是，今天的香港已是由中國的地方政府管轄，沒有英國從中斡旋，這個窗口角色怎樣發揮呢？

舉一個例：美國給予香港一些中國大陸沒得的優惠（例如一些敏感高科技器材可以輸港，或者港人赴美十年簽證不必每兩年更新個人資料一次），都是「一國兩制」得到嚴格落實、香港與中國明確區隔才可享有的。九七之後，特別是梁特當政的這幾年裏，中港區隔走向名存實亡，西方國家已對香港存有戒心；如果一旦冷戰重臨，中國想以香港作為突破封鎖的一個窗口，但對着一個與深圳「同城化」了的香港，西方國家還會賣賬嗎？

顯然，在這個急劇轉變的國際大形勢底下，梁政府四年多以來的一系列埋葬「一國兩制」、破壞三權分立特別是破壞法治的政治作為，別說香港人、民主派認為是大逆不道，便是從中共的觀點看，也是犯了典型的極左路線錯誤，因而是必須下台的，絕對罪無可恕死有餘辜。

北京勢必鏟除整個梁營

一直以來，梁特和他的支持者都刻意貶低香港的價值，就算是在金融方面能夠幫助大陸打通通往外面世界的脈絡這個那麼明顯的作用也絕不承認，而認為一個上海加一個深圳再加兩條「×港通」就抵得上一個香港了。試問，在這種狹隘識見夜郎心態底下，如何可以明白、接受香港在「第二次冷戰時期」的窗口作用和價值呢？那不是極左是甚麼？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引出兩個結論：（一）梁振英路線既然是錯誤的，那麼「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也必然是錯誤的；那些作風、思路和意識形態跟梁振英雷同、近似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也是極左、因而是北京不可接受的；（二）根據當年中共清除四人幫流毒的做法，清除一個梁振英遠不足夠，北京必會清除所有梁振英委任、跟着梁振英做事、執行梁振英政策、給梁振英出點子的一整批人，而且不限於在特區政府各部門裏面的那些。

再明確點說，如果清除梁振英路線可以順利進行（那不是必然的；筆者認為習近平並不是已經取得絕對權力，而黨內反對他的勢力特別是江派、團派及非習派太子黨絕非不堪一擊），則今後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裏，香港各界別的非特區政府組織裏也會有一波又一波或明或暗的清洗行動；中聯辦、各新老左派政黨、喉媒、工會、商會、團體、智囊，大專界、學界、商界、法律界、新聞出版界、文化界、演藝界，等等，都不能倖免。董建華當年下台，沒有也不需要這樣清洗，因為他只是犯低能，不是像梁振英那樣犯路線錯誤。會否如此，大家可拭目以待。

重構港角色　中立獨立

儘管梁振英要落台，而假使跟隨他搞極左路線鬥爭的一批人也陸續落台了，但如果上述冷戰形勢來得逼切、壓力大得中國以目前經濟與軍事實力難以抵擋（有人會認為強國無此危機），則特區治下的香港便是換了整個領導層，也擔當不了中國希望它擔當的窗口角色，因為「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已經米已成炊、超過了國際上認可的臨界點，各國認為與香港打交道就等如與中國大陸打交道。到了那個田地──一個並非不可想像的田地，中國惟有讓香港成為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國，才可望取信於國際，再次扮演、辦好窗口角色。

10月16日筆者在本欄提出一個「雙贏港獨」的概念，建構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香港國，透過提供一個予大陸黨幹金盆洗手改過自新並安享餘生免被雙規遣返的有價機會，以紓緩大陸貪腐問題；也透過提供一個中共政治鬥爭失敗者永久離開中國政壇而得以存活的庇護港，以良化中國大陸的政治殘酷。這個概念看來還有一個更積極的意義：為惡劣冷戰形勢底下被四面包圍的中國提供一個「一國兩制」無法提供的窗口，因而是共產黨應該/已經認真考慮到的。49年之後、97年之前，中共既可容忍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存在，從而得到無限好處，為甚麼不可以再讓香港作為一個獨立中立的國家而存在，從而得到更多更大的好處呢？

這種「雙贏港獨」和現存的港獨思想不同，不是一種反共仇共不共戴天的港獨，而是完全另外一種與中共為善甚至有利中共延續其內部專制統治的港獨，也可能是唯一一種比較有可能實現的港獨。無獨有偶，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上周也提出利用即將由民、國兩黨聯合通過的新公投法，爭取明年透過公投實現台灣獨立成為一個「瑞士模式」中立國。也就是說，為了安然獨立，台灣可以放棄傳統意義上的反共。港獨人最終可能也要容忍甚至走上這個方向。然而這個方向卻是香港的一些大中華民主派很難接受的，因為當中牽涉道德上的魚與熊掌選擇：為了香港700萬人免受中共統治，可以放棄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支援嗎？

練乙錚 - 彭定康、葛劍雄：統一分裂歷史怎麼說？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7日

今天筆者的話題由彭定康批港獨開始，但主要是介紹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的一篇顛覆性史學論文，透視香港新生事物「統獨之爭」背後的古老背景。葛教授那篇三萬字論文，研究了國史上的統一和分裂，在大陸學術界屬「走鋼絲」之作；留意香港分離主義思潮發展的人，無論持甚麼立場，讀了都會有益。

彭定康訪港說了很多話，筆者最欣賞他那句「我不能改寫歷史，香港回歸中國別無選擇」。他還是那麼得體地回答了關於他當年是否可為香港民主做更多事的尷尬一問。不過，彭先生有意無意之間「改寫」了他極力讚揚的佔運歷史，將之描繪為一個單純、純潔的爭取民主政改事件，忽略了運動提出的最響亮訴求：「命運自主。」佔運因這個訴求成為了分水嶺，演化出兩個政治意識流：民主自決、民族自決。如果要說香港「走錯了路」，那個「錯」，是2014年9月就出現了。

彭定康　篡改佔運核心精神

佔運之前的香港民主政改路線，無疑是與彭先生任港督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如果運動偏離了這條軌迹，他的功業、聯合王國交付予他而他出色地完成了的任務，就要褪色，最終甚或會給貼上「失敗」二字。所以，他這次特意來港大聲疾呼反自決反港獨，無論正確與否，都帶有濃厚的守業意味。離開香港近二十年，他依然是本地政治發展的重要持份者，所以儘管他以局外人身份為民主政改路線說話，卻不免於利益衝突。

歷史有趣之處，不只在於客觀史實本身，有時更在於論者如何書寫歷史：即對史實的主觀看法、包裝以至更改、取捨，以及背後使然的立場、利益、謀略或者更糟糕的東西。歷史與史學不同，史家與史學家也不一樣。一個小例子：佔運的事實是歷史，彭定康「改寫」這個歷史，而探討他那樣做的原因，就是一個「史學分析」。

葛劍雄論文觸碰的，是一個大得多的史學問題；他要揭示和推翻的，是自乾隆自封為「十全老人」以降，中國史家就統一與分裂的史實形成的那種歷史書寫方式和定見。這種根深蒂固的定見認為：（一）中國歷史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超過分裂的時間；（二）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越長越好，統一的範圍自然越大越好。

上述定見（一）是怎樣得出來的呢？原來，傳統辦法是根據朝代來劃分統一或分裂的。如果一個朝代大體上統一，就把這個朝代整個都算作統一；再把這些「統一的」朝代從頭到尾的長度加起來，就得出國史上「統一」的總時間。這當然是很誇張的算法。

精算國史　分裂與統一孰長？

以清朝為例，享祚267年，但事實上滿人1644年入關，南明政權依然存在；至1683年清軍攻克澎湖，才真正統一。但到了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1895年，俄英兩國瓜分帕米爾高原的大部份，日本拿走台灣。如果把這些山河破碎的時段減除，則清朝統一的時間只有186年，佔國祚的69%。

傳統觀念裏，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都是統一朝代，國祚總和是1,454年；但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952年。若從西周有較完整編年史的頭一年（公元前841）算到今年，「中國」的總長度為2,857年，故統一時段按傳統算法佔51%，按較嚴格的算法則只有33%。

根據上述數字，無論怎樣看，也無法得出「統一是主流」的結論；若有一個主流的話，分裂才是主流。對此，我們或應問一個為甚麼。葛文沒有朝這個方向走，但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探索。

以史上「中國」最大疆域而言，並以漢文化為此疆域內促進統一的凝聚力，其餘少數民族文化為導致分裂的發散力，則二力相加，若前者大於後者，則「中國」統一，反之則「中國」分裂。這樣看的話，結論應該是，漢文化的凝聚力實不足以長期穩定地統一「中國」。如果各族之間不動武、不以暴力或暴力威嚇為統一工具，則「中國」的統一時段所佔比例，連33%都沒有。

漢文化　凝聚不足、暴力搭夠

其實，漢文化在自己漢民族之中，也常常未足以導致團結。春秋時代，「漢」和「華」這兩個字，都還未有今天的政治意義，孔子講的是「諸夏」，指眾數的「諸」字，其實就代表分裂。近現代，國共都是漢人黨，但自民國十年（1921年）起，這兩個黨卻鬥得死去活來，一場「解放戰爭」就傷亡一千萬軍人，足與春秋時代的「諸夏」比爛有餘。

這說明一個問題：在文明、自願、非暴力的條件底下，史上「中國」最大疆域之內存在的各民族散發力，並非漢文化的凝聚力可以駕馭。「中國」太大了，統一不是主流，分裂才是常態；要統一，惟有用暴力。

從這個觀點看，毛澤東當年提出要把「一個中國」分成二十七國，李登輝要把「支那」裂解為七塊，連同目下中國周邊五個地方的分離主義訴求，皆非無理取鬧，反而是有很強的文化理性，堪稱和理非非。

秦殖民南侵　港入中版圖

統一既需暴力或以暴力作後盾，定見（二）說「統一總是正義的」就有問題。傳統中華帝國論述裏，漢文化的傳播，靠的是「坐鎮雅俗、以德威服人」；這個講法來自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當今中國旗上四顆小星拱一顆大星，用的其實就是這個意象。但是，從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到共產黨踢走國民黨解放全大陸，都是用暴力。香港「回歸」，黃華說可以不駐軍此地，鄧小平就罵他胡說八道，證明暴力起碼是後盾。至於史上的開拓邊疆搞擴張，更是無暴力不行。

今年4月1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批港獨，指香港自秦朝以來便是中國領土，但沒說明是如何把香港地方納入版圖的，明顯為始皇諱。筆者於是引《史記》等文獻指出：「秦朝把香港併入中國版圖，是一起中華帝國侵略邊疆民族的嚴重罪行；當時秦始皇派了60萬大軍南征百越，之後更大舉南向移民（包括流放罪犯），其手段和後來歐洲殖民主義時期的做法完全一個樣。」

對此，葛文講得更深入：「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份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

其後，西漢征西南夷和大宛、宋吞南唐、北朝滅南朝、明清奪台灣等的大大小小無數次對外用兵，皆純粹是暴力擴張和侵略，根本談不上正義。「以德威服人」，將來不敢說，但從秦朝到一九九七，都是虛構。這樣子拼湊而成的帝國版圖，當然滿是裂痕，而帝國的態度一天沒變，這些裂痕就一天存在；就算不裂解，統一的政府也要花費巨額資源，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犧牲生命，才得以維持局面，例如在西藏；維持不了的，如在高句麗和越南，那些地方就成功分裂出去了。

帝國沒落　疆土過大、統一過長

由此，葛文引出「版圖不是越大越好」、「統一的時間不是越長越佳」的命題，繼而指出重要證據：西漢文景之治出現在武帝大舉擴張疆土之前；唐代天寶盛世形成於東西疆域收縮以後；明朝自放棄佔領越南、自北方邊界撤退之後，社會經濟卻開始穩定發展；清朝由康、雍締造盛世，乾隆則着力開疆拓土，但後者一旦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國史上「極盛疆域」之後，國運就馬上走下坡，終至萬劫不復。

這一條國史脈絡，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講的「最優國家規模」理論相符。耶魯大學史家Paul Kennedy研究了五百年來世界上包括大英等帝國的盛衰，1987年提出「版圖擴張過度招致帝國沒落」說，亦完全與之吻合。

葛文觀點如此「不羈」，採用的史實如此令強國尷尬，有其時代背景。他這方面的主要理據和結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出現在他的著作裏；那時大陸學術界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寬鬆的，所以沒有問題。八九六四之後，他的著作一度受到禁制；後來發表的有關文章比較收斂，有時還加插光明尾巴：「我相信，只要中國堅持並擴大改革開放，不僅不會分裂，而且還能實現統一，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輪迴。」

話說回頭。彭定康反港獨，與他在祖家反對Brexit、反對英國本身存在的三個分離主義運動的主張一致。有趣的是，英國夠民主、夠開放了，但境內的獨立運動並不因而稍斂，反而在2014公投小敗之後穩步增長。可見中國要走出分合輪迴，並不一定如葛教授說的那麼簡單。反過來說，民主和獨立訴求，亦不必然如彭先生說的互相排斥。

此間統獨之爭沸沸揚揚，卻因為彭先生高調參與而更形熱鬧。畢竟，僅僅是他的高貴身份和風度，以及他所選擇講話的場地──外國記者俱樂部和香港大學，便足以提升自決與港獨意識的品位，讓世人好奇、關注。至於他本人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有說認為「無傷大雅」，也許是對的；世界上所有政治運動，無一不是給罵着登台者。看點是，給彭定康這位絕大多數港人十分尊敬的人物罵過，港產分離主義會怎樣輪迴，更盛還是轉衰？

（註：葛劍雄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檧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en_he.txt）

本研解密：被遺忘的「自決派」——蘇偉澤（Walter M. Sulke）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在現今政治氛圍裏，無論你是支持民族自決、民主自決、什麼類型的自決、反對釋法、甚至只是說不想自己的命運遭人擺佈，都會自動被打成港獨。有些會認為不再要趟這場政治渾水，另有一些認為反正人類已經無法阻止官方輿論機器的砌詞抹黑，亦開始不介意接受港獨這頂帽子，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路線與訴求也不再用分得那麼細，結果港獨／反港獨就構成了今天一種互為因果的政治關係。

在政治觀念亂成一團的頃刻，讓我們重溫一段被遺忘掉的香港歷史片段。

按一份2014年解密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文件（FCO 40/1665 FUTURE OF HONG KONG）以及戴卓爾夫人的公開書信，可發現其實時任香港市政局委任議員蘇偉澤（Walter M. Sulke），曾因公開發表一個香港人「公投自決」的宏圖大計而引起了英國官方內部關注，可堪稱在前途問題上清晰提出自決路線之祖。且看以前一個議員公開談及公投、獨立、城邦、自決、民主的概念與計劃，最後會否有如今天被「DQ」的下場。

以公投對決中國方案

從英國密檔看到，英國外交部注意到在1984年3月中英會談如火如荼、爭鋒相對之時，蘇偉澤在香港扶輪會（Rotary Club Hong Kong）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講，引起了當時的一些媒體關注。根據檔案輯錄的報道(上圖剪報），他是仁孚行（註：平治汽車港澳獨家代理商，怡和集團的附屬公司）的大班，在演講中公開呼籲英方立即中止中英談判，舉行公投，並將講辭的原稿寄給了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的報紙形容他可能是首名談及1997前途問題的非華裔港人。

在密檔中的轉述，當時蘇偉澤公投計劃構想是這樣的：英方應停止當時沒有太大談判優勢的中英會談，直接等待中方單方面的宣告（Stop negotiation now and wait for a Chinese unilateral announcement）；然後，拿着中方提出的方案，在聯合國或英聯邦的監督下舉行公投；公投選項將會有3個：一是接受中方方案（the Chinese solution），二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三是獨立香港（an independent Hong Kong）。而在當時的演講中，他認為在1984年的香港，會有三分之二的香港公民會選擇獨立香港的道路，儘管他並沒有交代具體理由。

是城邦／自決／獨立還是民主派？

如果在今天，蘇偉澤必然二話不說被打成港獨派無疑，正如現今的政治氣氛，沒有人再會仔細了解究竟他是什麼想法。有趣的是，蘇偉澤其實構想的獨立香港是一種可稱為「沒有主權的獨立」（Independence without Sovereign）（看似矛盾？）：他認為香港獨立後仍可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上中歐的城市雖然獨立，但仍是屬於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香港因歷史的緣故，已發展成異於中國和台灣，並具有強大經濟實力和獨特生活方式的城邦（city state）；而且早在1960年代，要不是中國因素的影響，香港早已經歷去殖化獨立，現在或已是聯合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一員，同時具備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但由於中方的反對，任何關於獨立的想法，無論是否挑戰主權的，以及基本的民主實踐如開放立法局選舉都被阻止。與其說他是港獨派，這裏面某些理解更似城邦派。

蘇偉澤當時看到所有人都在猜度香港人的意願如何，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包括港英政府）真的去問香港人的意願，中國政府甚至對此沒有興趣，只想實施一個可以遷就中國意識形態的方案。透過公投來彰顯香港前途，姑勿論最後的選擇如何，都是民眾的意願，這亦是「自決派」所想。這種自決並非只視公投作為民意工具，而是現實地認為我們需要相信民主，例如蘇偉澤會說自己對於香港獨立沒有任何幻想，獨立自有內在危機，比如有可能出現稅率更高，危害香港自由的企業家精神（這些都是彭定康近日訪港時所擔心的）；煽動家或會出現，左派亦可能顛覆社會，但這些風險是必須承受的，因為這就是民主價值。

在同一份演講中，亦可看得出他更是一名務實的「民主派」。蘇偉澤認為，當公投結果一出爐，中英雙方就可重回談判桌，此時全世界都已知道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意願，究竟是希望成為共產中國的一個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自行選擇的未來。這不僅讓英方能夠增加談判籌碼，更重要的是讓世界知道香港人在想什麼，在一國兩制的承諾已告破產的今天，回頭看，當時公投香港前途才是真正的「務實」。

本地資產階級的民主覺醒

這份演講辭後來直接寄給戴卓爾夫人，唐寧街10號收到後頗為緊張，最後以一封「體面」的長信應付過去。這封回信先是客氣地多謝蘇偉澤的建議，其後筆鋒一轉，重申英國政府一直尋求一個令香港人、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更樂意以會談（discussion）的方式處理香港前途問題，這樣才能持續香港的繁榮穩定。就着公投，英國政府高度重視，將會在談判時考慮在內（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throughout the talks）。當然，事情最後正如我們所知，這個公投計劃沒開始就已告終。

我們可在密檔書信中，看到一種當時本地資產階級的「民主覺醒」。蘇偉澤表明自己雖屬於香港人口非華人的2%，但已在香港居住了36年，代表了某種混合東西文化的本地新型企業家精神，已經扎根此地。英國統治最大的問題，在他眼中是缺乏培養香港的政治領袖，他更呼喚香港的政治人才要立即組黨。明顯他已知道，當這個地方沒有真正的民主，他們的處境亦只會命懸一線。故此，他演說用以下的話作結：

「作為盡責的公民，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後代捍衛自由與生活……自由與民主永都不會由上而下賜予的，民主的需求總是從下而上，世上沒有政府會願意在沒有足夠壓力下還權於民的，儘管他們如何空口地說民主。這全取決於人民會否清晰地告訴政府我們是什麼立場、有什麼訴求、要爭取什麼。

我們現在必須尋找有能力可以統合不同壓力團體及各種聲音，讓他們有凝聚力及組織，讓他們發聲。

香港的新領袖請站起來吧！」

32年過去，同一遍說話亦已在佔領運動中再說一遍，新政治領袖也嶄露頭角，但面臨洗牌威脅的本地資產階級有沒有分享當年這一種民主覺醒？

文：彭嘉琳@本土研究社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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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 特府鬥港獨 梅花間竹誰贏了？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1月23日 

矚目多時的立會宣誓事件，近日有微妙變化。當初，梁游兩人在議事堂裏的若干出位言行引人側目，反感者大有人在，口誅筆伐甚至不限於親共派；這些反應，在港人傳統文化政治意識基調之下，可說合理、自然。然而，政權後來的反應，容或在一些人的意料之中，卻完全在情理之外：兩隻本地「小學雞」口沒遮攔，不意竟引來「十三億人民怒吼」，還惹黨國動用「核選項」，以人大主動加料「釋法」的前所未有介入力打掉二人的立會議席還未肯罷休。

港人看了，很快明白：黨國如此反撲，何止於要以言入罪懲罰個別異見人那麼簡單，根本就是在借勢，以行政干預立法、欺凌司法，一矢三雕，乘機想把20年來「頂心頂肺」的港制一舉殲滅。面對這種無底線超限打壓，民意開始分化：一些人進而埋怨梁游「累街坊」，罪無可恕，而二人後來的反應和表現可非議之處的確不少，也令一些人不以為然。另一些人反而對梁游多了幾分同情。

今天和大家談宣誓事件帶引出的統獨鬥爭新形勢。

短兵相接四回合 

今年的立會選舉，體現了香港史上無前例的「統獨之爭」到了短兵相接的階段，特府與獨派刀來劍往，轉眼已經四個回合，雙方各有勝負宛如梅花間竹：

首回合：2月新東補選，本民前未贏議席而「三分天下」，獨派一壘安打；次回合：9月立會大選舉，特府強行DQ半打異見參選人，特府一壘安打；三回合：6名SOB（自決or better）入圍，獨派擊出全壘打；四回合：人大「加料釋法」，一舉取消梁游二人立會議席，特府擊出大滿貫。

毫無疑問，單看立會議席之爭，特區政府是這場大戰的最後勝利者，此後獨派與議會無緣，梁特更會以此彪炳戰績向北人邀功，企求入局爭取連任。然而，統獨之爭不只在一個戰場裏開打；若在更基本的層面看勝負，獨派形勢並不太壞。

獨派參選特區議會，無疑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及早把「四七議題」引入香港政壇，一是宣揚港獨理念。而北人的如意算盤是，四七問題越遲提出越好，最好是從頭到尾沒人關注，到只剩一年半載的時候，由政權牽頭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1,200人的二次（真）回歸委員會，與北方協商，最後完全按北人意旨辦事，到時港人如夢初（真）醒，要組織反抗或者要移民，都太遲。博弈另一方的最佳策略，當然就是反其道而行、盡早帶出四七議題，鼓動全民參與，一起思考香港出路，凝聚共識，最後提出自決方案。

宣誓事件帶出「四七議題」，可說已經超額做到了。今天，沒有港人不知年輕人認真看待2047、要命運自決、不想再一次聽天由命，並願意為此犧牲很多。北京要阻擋「四七議題」、防止討論，已經來不及；議題藉宣誓事件聚焦，破土而出。

不僅港人知道，全世界的主要媒體都報道了。世人從而知道香港繼九七問題之後，還有一個更嚴峻的四七問題；香港的年輕人要「造命」不「就命」，而北京的態度強硬之極。在這條議題攻防戰線上，香港的年輕人贏了，獨派贏了，特府和北京輸了。

港獨五、六十年前出現過，香港已沒多少人記得；今番再世只是兩年光景，還處於初生階段。不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燒着全香港，京港當權派已不諱言此點，甚至認為會影響大陸。梁愛詩說：「如果香港議員可以在立法會宣傳港獨，新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上那些代表都可以那樣做了。」顯見憂慮很深。

新思潮漸廣厚 

此外，分離主義思潮影響漸深，讓香港人如同上了一堂豐富的社會科學課。這堂課的老師就是宣誓事件，特府拖得越長，老師便教得越深刻，獨派的意識傳播工作便越成功。試想：如果獨派要出錢聘公關公司替他們做廣告搞宣傳，要花多少錢才可以收到今天那震撼人心街知巷聞的效果？港獨精靈從瓶子裏跑出來，滲入港人意識裏，再也收不回去。誰贏，也很清楚。

近期有關統獨的討論，改變、更新了港人某些認知，下面羅列比較重要的：

‧一直以來，一般港人對「民族」一辭的認識，不外「中國人是炎黃子孫，黃皮膚黑頭髮」、「金髮藍眼的是外國人」之類的講法，要旨是民族屬性與生俱來，後天改變不了。如今不少政治敏感的大學生、中學生、緊貼時事的市民，都曉得幾套民族理論的主要觀點和內涵，包括Johann Gottlieb Fichte、Ernest Renan、史達林、Benedict Anderson幾家的。Renan和Anderson的理論認為，民族性主要表現為知行方面的價值觀念，可取捨、變化。一這樣想，個人和群體的國籍身份認同便不是固定的了。

‧對「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認識，也從粗疏而神秘的「自古以來」的想像（有別於指漢文化的華夏），修正為一不過百年的後設觀念、為要保住大清版圖而把一批少數民族綑綁一起置在漢族之下的人為集合。

‧從深信不疑「中共是國家統一的護衞者」（因為它那「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調子唱足60多年），進步到知道原來今天的藏疆蒙台獨，都是1949年之前，中共夥同蘇俄搞出來的；知道原來毛澤東早在1931年就搞過國家分裂，說過：「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相同的國家；一個是所謂中華民國……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甚至主張過把中國肢解成包括「湖南共和國」等27個中小國，尤甚於李登輝提倡過的把中國版圖一分為七說。

‧從前深信不疑廣東人主要是從中原南移的漢人之後，現在知道有另一個基礎堅實得多的實證人類學學說，謂廣東人的祖先主要是古越族或源於荊楚的畲族，亦即古代漢族認知裏的「四夷」當中的「南蠻」。歷史研究者徐承恩的文章《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一）》對此有扼要介紹。

還有兩點，近期亦越來越多人留意到：

‧國人一般以為中國歷代王朝都是大一統居多，但那是錯的；中國版圖分裂的時間遠較統一的長；如果要談常態，分裂的中國才是常態。1988年，上海復旦大學史家葛劍雄做過一個研究，得出如下結果：按比較寬鬆的「統一」定義，國史上存在大一統的時間約為35%至45%；若按另一比較嚴格的定義，則僅佔3%至4%。

‧大一統朝代當中，秦、元、明、清及當今共朝，政治上都非常專制、腐朽；只有漢、唐二朝的部份時間比較像樣，合共只300多年。分裂的局面內戰較多，但也有好處，例如春秋之初，版圖上有124個諸侯國，卻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當今中國也是分裂的，但無戰亂（除非大陸挑起）；香港、台灣獨立發展，至今比大陸富庶、自由、民主。大陸開放初期，獲港、台資本技術提攜，是其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大一統是統治者的恒常願望，對一般人民未必好，尤其如果管治還未上軌道，一錯都錯，風險極大，例如文革，可幸港、台未給大陸統一，都避過了。不統一是沒錯的；如果當初1949年都統一了，整個中國也許至今還在毛主義的最黑夜裏徘徊。

在香港這種資訊開放、人們不甘願信奉同一種官方「真理」的社會裏，每發生一次大型社會運動，都同時是一次全港民眾自由學習、更新思想的大好機會。民主政改運動是一次；這次出現的分離主義思潮，更帶來了深刻的關於國家、民族、歷史等方面的認知更新，是又一次。與此相反的，卻是當權派緊跟北方欽定的一套思想。這導致官民之間的認知、文化與價值鴻溝越來越深、越來越闊。

若果大陸的欽定思想是固定僵化的，那也許還好一些；問題是近幾年來，大陸的思想控制收得越來越緊。且不說特府處理議員宣誓問題上的粗暴手段會助長港獨思潮，便是港人與大陸的思想鴻溝，也因為北京越來越反智而日益自然而然地擴闊、加深，本身就成為港獨的催化因素。

議員席位可以剝奪，民眾的獨立意識卻改變不了，甚或更強壯、悲壯。《論語．子罕》記孔子這樣說：「三軍可奪（換）帥，匹夫（凡人）不可奪志。」意思完全一樣。這完全是北京咎由自取。

石永泰：奪回輿論陣地 戰勝沉默的人

2016年11月13日

【明報專訊】星期四早上，摸上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位於金鐘的 Chamber，時差關係，接待處的小几上平攤着的還是早一天的英國《衛報》，希拉里一臉躊躇滿志的相片填滿頭版大半，標題是「American Decides」；副題是「Presidential rivals in final push as polls give Clinton the edge」，一天後，美國總統卻換上同一版面上，只獲分配一小格的特朗普。

「好多事情也恍如隔世啦，你看昨天之前，同昨天之後已經很不同啦。那會令很多人反思，我們說這麼多『膠』嘢，有什麼用呢？你班人自high，寫這麼多『星期日明報』，那麼多文章講自由法治，但到頭一選出來，是阿Trump，原來那麼多人收埋收埋。」

訪問甫開始，石永泰便亮出他的agenda︰「香港可能也有一大班沉默的人，你如何去win them over，告訴他們關他們事？」

過去一星期，石永泰很忙，一口氣接受幾間媒體訪問 ，就千字釋法內文逐點反擊，引來相反意見，他再反擊，乒乓球桌上一輪你來我往之後，他沉澱下來︰「你從條文上去說，可以講十日十夜，但會畀心機看很多論述的、仔細咀嚼的，是社會上某部分人；我用英文說是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

從前從政者相信，得輿論得天下，希拉里選前一星期氣勢磅礴，獲多份大報歸邊背書，結果全世界一同跌眼鏡︰「你睇Trump就知，所有所謂知識分子報都話Hillary贏，但原來中間有班人，他們也會看電視，可能好膚淺地睇，不會仔細分析，最重要是荷包和搵食，Hillary講『stand for human right』，在他們來說與他們完全無關；所以我條主線是，要抽高一點來講，中國講法治和我們香港法治是兩回事，要強調是兩回事，和點解是兩回事。」

當釋法已成事實，奪回輿論陣地便是義務。打一場文宣的逆轉勝，資深大律師石永泰要由法治ABC講起。

兩種法治

「With all due respect，內地近年經常講依法治國，他們也會用『法治』兩個中文字，但和香港或西方社會經常講『rule of law』，雖然中文同為『法治』，但概念是不同的。」

西方社會崇尚的法治精神，以限制政府權力為尚，中國對「法」的理解卻流於「執法守法」；「rule of law」或「rule by law」的分別，佔領期間不厭其煩地講了千萬次，但縱然沉氣，仍然要講，石永泰隨手在辦公室拈來一部Sydney Kentridge的Free Country，作者引一九五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Owen Roberts講解何謂「高度文明國家」，劈頭一句便是「A country where individual liberty and freedom are protected by law; where there are bounds to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to an individual」。

以法限權，是刻鑿在西方文明基石上的金科玉律，不同於中國將「法」視為管治的工具︰「兩者之間南轅北轍，內地法官比較像一些中層的公務員， 等於是『一個為百姓排難解紛的政府部門』，it's almost like a department。」過去與內地法律單位交流，他感受更深︰「他們也會有司法獨立的字眼，可能也有民告官成功的例子，但肯定傳統不強，法官覺得自己可以向政府作法律監控的心態也不強。」

歪論 講講吓變事實

近年香港也有人流行講這種「中式法治」，認為警察拉人，法官便一定要釘人，梁特數月前在一個大學生軍事體驗營結業禮上猶如領導上身，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必須知法和守法」，當中對法治狹隘的解讀令石永泰打個「突」，他邊說邊翻開書案上一枕頭般厚的資料夾，以為是打官司的武器，卻原來是某一天應邀到大學講解「rule of law」時準備的資料，因為太重要，所以不容有失，尤其近年在對方凌厲攻勢之下︰「這些歪論相當『擇使』；『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講這一番話的人很懂得把握群眾心理，八個字，有些人用打油詩𠻹，這個年代還用打油詩，都幾『長輩』，你聽過『長輩圖』這個概念？所以我話一些極權國家的文宣系統是很厲害。」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謊言連連，他說全球暖化是騙局，不知道最後有多少人信了，美媒後來後知後覺搞「fact check」卻已是無力回天︰「現在日日看報紙也會看到有人登全版廣告，登登吓就變成事實的嘛。」

有權，就要用盡？

要駁斥鋪天蓋地的文宣，落點要準，不能落入對方的語言陷阱。石永泰說，自釋法以來，官媒黨媒的策略是將對方的論點「扭曲、醜化、射低」︰「將反對釋法的人，扭曲成否定人大常委的釋法權；所以對於對方抽秤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抽走你的唯一論點︰我無否定你有權，但不等於我同意你應該要用。」有權是不是要用盡，this is the question。英國有「國會至上」的概念，再嚴苛的法例只要獲得議會通過，便可作為打壓民權的工具︰「就算立法機構好大權，他們所講的便是克制；立法機關寫法例，由司法機關解讀演繹，同樣地在香港一路是行之有效，因為權力制衡嘛，但如果立法機關可以立了法然後改口︰吖其實本來我個意思是這樣。大家咪驚囉。」

警惕 中港的安全距離

「所以要警惕，令到群眾有個警戒性，等當局知道如果有人搞我哋，我哋係會知的。」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石永泰在演辭中已經說過︰「永恆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鏗鏘有力的「警惕」二字，原來啟蒙自他成長期間對祖國的探知和了解。

「我成長期間，都係一個文青。我仲係一個真文青。」說畢在書架上抽出三本書，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秧歌》和陳若曦的《尹縣長》︰「中三四看了這三本書，你可以說是一種傷痕文學，講中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鬥爭，拉一派打一派，製造人民之間的公敵，令到大家憎一些人，然後用一些手段去打壓他們，打完一派就打下一派。」人類不一定重複同樣錯誤，但《赤》中一段對白「幫助羣眾，進行思想動員」，石永泰認為引以為鑑總是好的︰「今天很多領導說不要再講，但裏面很多以政治壓倒一切的想法，有沒有一些是遺留至今呢？大家係咪要警惕呢？所以我們要強調香港一向的法治精神，或者與大陸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呢？」

香港和深圳河以北，隔着的何止一道河，兩地的文化差異、對法治的認知，是鴻溝也是屏障︰「一國兩制就是想遠離中國一些無咁好的事，隔住內地，因為知道兩者仍然是有分別。」談區隔，石永泰可以很本土，另一方面又自言很大中華︰「我讀『番書』，讀聖若瑟書院，會懂國仇家恨，學校會帶我們去看《慘痛的戰爭》。好多人埋怨話香港人受了奴性的殖民地教育，無家國情懷，這些是廢話，搵藉口，說話駁斥唔到你，就將整體香港人醜化。」

從一九八四 到一九八九

那些年，石永泰讀中國歷史，滿清腐敗、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近代中國罄竹難書的苦難，他琅琅上口︰「所以你話知不知中國受辱，畀人話支那，當然知啦。你知道什麼是『震旦』嗎？」七十年代，日本的一套《幪面超人》劇集裏的壞人幫會叫震旦幫，原來「震旦」與「支那」同義，同樣是對中國的貶稱，結果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所以你話咩家國情懷呢？我屋企人會話，不要買大丸，日本人公司，不要買樂聲牌電器，不要看日本超人。我是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

「七十年代末，四人幫倒台，當時大家很開心，又有點戰戰兢兢，因為接下來是更好或更衰呢？無人知道。」一九八三年，十九歲的石永泰接獲英國劍橋大學通知，收錄他讀法律，旁人七嘴八舌︰「當時中英聯合聲明未簽，身邊的人會說︰喂前程不太明朗喎， 怕不怕回來後無得『撈』？」石永泰去信劍橋表達憂慮，校方容許他轉科，一輪反覆思量，最後他維持原判︰「當時我選擇信，我一九八四年選擇信你。」

「信啱信錯，你咪由現在的小朋友講囉；但當時的氛圍是對中國審慎樂觀的。」之後心態上的改變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一切由一九八九年後改變晒啦。」

因愛故生憂、故生怖，警惕的習慣由是煉成︰「同一班人八十年代對大陸審慎樂觀，近十年八年開始感覺不好；你問我，一切都是觀感。」

由專制到自我控制

石永泰記得從前不是這樣的，那年他在劍橋讀書，遇上來自南京的博士生，雙方碰頭談的是內地近况，如何回去報效祖國︰「以前他們好開放接受外面的看法，現在你講內地，他們裝晒鋼，可能是十幾年的indoctrination已經生效。」他引陳冠中年初寫的一篇文章︰「今天中國不是匱乏，而是『太多』…五花八門的資訊也非常多，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東西不見了。我們的年輕朋友很聰明，以為自己什麼都看得到，真以為自己能翻牆，能通天…在今天你真的很難告訴大陸朋友『你們知道的東西是不對的』。」控制最厲害的一點，是讓人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牛津大學教授Stein Ringen近日出書寫中國，形容今天中國已由專制（Autocracy）走向「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人民不需要被命令去做某些事情，反而是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

「我不會怪這些人，我反感是那些代表中央講說話的人；你說他狐假虎威好，知少少扮代表好，觀感上大家將他入埋阿爺數；阿爺又不方便出來disown這些人，放下身段話︰阿A阿B阿C，不要假傳聖旨；還有一些official的舉措也令香港人與內地愈來愈遠，比如書店事件，有一次律政司長組團上去交涉，佢開記者會，當住全世界面前播段懺悔片出來，這些不是公然落面是什麼？」

「港獨是偽議題」

但石永泰仍然傾向假設真正的「中央」不會刻意去「screw」香港︰「你可以說我是一個投降主義者，我覺得中央的心態是，最好香港照繁榮，照講六四，照賣禁書，大陸有人來到，個心開咗，無問題，因為他有自信幅牆已經將內地洗得貼貼服服；我又信大陸有好多疆獨藏獨是來真的，最好香港不要搞到他。」那「港獨」又如何？梁愛詩為釋法解畫，說中央要對港獨表態，向新疆西藏代表交代。

「港獨是偽議題。」石永泰斬釘截鐵︰「 我看過《香港民族論》，用很多好堂而皇之的學術名詞，很多jargons，但坦白講，我看不明白；不要說學術上我不明白他說什麼，你問好多年輕人，說要自決獨立，但說不出實際會如何做。你武裝革命，死硬啦，由你拎支槍開始籌組已經犯咗法，解放軍啊大佬，十三億人；你說你不用武裝用什麼形式？裝晒鋼想去說服阿爺？你連香港人也說服不到。」

「我試過主持一個後生的座談會，一些支持港獨的同學出席，他們很怨我們那代，不，應該是我之前那代的人，但你怨又如何呢？一九八四年加上一九九○年基本法，我覺得是the best you can get in the circumstances，有些事情中央無論如何不會讓，他要拿回主權，中國百年苦難，碰巧遇上一九九七，他不會放過這個弘揚返中華民族復興的契機。第二關於釋法權，任何一個地方的憲法解釋權，對那個地方有相對重要性，中國一定是守得好緊，不可能negotiate到。」

警惕 以民意抗衡

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條中的人大釋法權，石永達形容是政治妥協下寫出來的產物，如何去靈活運用，是政治智慧的考驗，於是又回到「警惕」的命題上︰「那別人會說，他搞你，你有反抗的餘地嗎？他喜歡可以釋法將所有事情釋到返轉頭，他用槍用炮，你警惕也沒用；但警惕的用處是，你要用民意抗衡，比如今次，如果大家缺乏警惕，上面便好容易identify到兩個『鬼樣』，拉一派打一派囉。現在街邊很多人這樣想︰抵死啦，釋你法啦，這些便是不夠警惕。警惕就是你要看穿一些事情，民情才不會容易被人煽動。」

一代人做一代事

有人形容自人大頒下八三一以來，年輕人感到絕望被迫走上街頭︰「我不會覺得他們絕望，而是寫定劇本，以前七一和平抗爭，像嘉年華會，大家話行禮如儀，但其實你睇多一兩年，他們不也是在行禮如儀嗎？衝兩下，扔兩下，耐不耐撬兩嚿磚。」釋法前夕，中聯辦門外上演一整夜的攻防戰，石永泰說「預咗」︰「其實你用一日的片，扮是第二日的片都一樣，個個場面都一樣；只不過他們不妥你班人行禮如儀，要拿回個主導權行禮如儀罷了，本質上無分別；你覺得我好涼血，但撫心自問，你不是打算整一輪就走咩？你絕望得去邊度？一是你願意殉道，你咁威。」

談對今天年輕人的看法，石永泰所說的應該不會受歡迎，但他仍然要講︰「有些德高望重、受人景仰的意見領袖，同學做什麼都是對的；坦白講，我哋應該對年輕人包容，但容忍不代表無限容忍。」他抽出一篇文章，標題是It's time to say No to our pampered student emperors（是時候對我們寵壞的學生皇帝說不），抨擊早前牛津學生要求校方拆除奧里爾學院內一座羅德（Cecil Rhodes）雕像，因羅德生前主張殖民主義，又續說起早前港大衝擊校委會事件︰「我不贊成，你覺得校委會veto陳文敏的決定，是『膠』的，我也覺得是『膠膠』哋，但你去圍人哋有用嗎？他會因為你圍他而取消決定嗎？ 你一個衝擊場面，已經蓋過了背後十個駁斥校委會的論據。」

win over中間浮游的人

石永泰今年五十一歲，關於香港前途問題，他坦言自己的一代是「miss out」了，當年李柱銘等人走上談判桌時，他們一群年輕人在外邊看︰「如果現在的年輕人在八十年代，他們會堅持入去開會，討論聯合聲明。」然而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李國能說二○四七問題必須在二○三○年代解決，今天街上抗爭的年輕人，屆時當值盛年。一代人做一代事，問石永泰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應該做什麼？「我會話，像當年曾慶紅同民建聯講，『內強素質、外樹形象』。」

「因為你要win over的是中間浮游的人，他們相對務實，要穩定，理性地想搵兩餐，茶餘飯後會留意下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也深信，即使改朝換代，香港和大陸仍然有分別，你要攻陷的便是這班人。」

石永泰的說法也許很「上一代」、「很務實」，倒也問了一個很久沒有人敢問的問題︰「撫心自問，你走去衝擊，身邊自high的人咪buy你囉，但那班是基本盤來，你贏到幾多？你話畀我聽？你話比我聽？」

文：梁仲禮
圖：黃志東、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練乙錚 -港華師生文明思辨 勝過中共講打講殺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0月19日

近日有兩則教育界新聞牽涉港獨，值得留意：一是香港中學校長會本月13日發表聲明，表示不贊同香港獨立的主張，但認為校園作為年輕人受教育和成長的地方，學生應該可以就不同的議題討論，包括港獨，並且指出若要以高壓手段對待學生，則代表教育失敗。一是香港華仁書院一年一度的師生辯論賽在本月17日（前天）舉行，辯論是「港華不應容許港獨思想在校園內散播」，老師隊選擇當反方，替「播獨」的正當性辯護。

中學校長會的成員包括三百七十多間本地中學的校長和大約五十位副校長，亦即代表了接近全部的香港中學，而香港華仁則是名校中的名校，二者可說都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單元，故他們對敏感的港獨議題採取慎思明辨，既不迴避也不打壓的態度和做法，完全與中西古典教育思想契合，十分值得稱道。

然而，上述兩則新聞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時義：港獨思潮在中學生當中的傳播，已經超越臨界點，既不能視而不見，也無法強行制止。孰令致之？

中學播獨超越臨界點

暑假之前，獨派「學生動源」還只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中學生小圈子，豈料特府自作聰明，蠻橫無理廢掉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的參選立會資格，後者轉移戰線，全力支援學界「播獨」，與「學生動源」一道，直接把有關訊息帶入中學校園。今天，「學生動源」已發展成為一個跨校網絡，除了有自己的Facebook賬戶，還在Channel-i上開設網台，維繫着幾十間中學的校本港獨關注組；學校數目還在不斷增長，連漢華、福建等傳統左校也給突破了。

民族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完全是梁特搞立法會選舉DQ之過；此君以為意識形態行頭、煞有介事打擊港獨和獨派參選者，便可向北人邀功有利連任，到頭來卻在年輕人當中「成功播獨」，可謂愚蠢終被愚蠢誤，這筆賬北京不會不跟他算，罪狀比UGL貪腐等問題嚴重得多。

事到如今，絕大多數前線教育者都認為港獨傳播勢不可擋，謾罵和打壓是沒用的，只能利導，使之健康發展。然而，利導的責任不止落在中學界，因為港獨的傳播已經遍及全社會。學術界、評論界、文藝界、政界人士，無論自身對港獨有甚麼看法立場，也應本着關愛年輕人、關心他們在2047之後的命運的態度，放下成見、利導港獨。

所謂利導，絕不可能是特府一再要求的「定向討論」，即以北人要求的結論作前提，強制老師在學生面前否定港獨。今天的香港中學生不可能吃那麼中國特色的一套。大家只需看看特府梁粉如何高調「打支」，「支那」卻瞬間成為了年輕人當中最流行的一個輕藐詞，便可思過半。

利導港獨成健康思潮

然則，因應最年輕世代「自然獨」之勢，社會應如何利導？筆者認為有幾點特性，是港獨成為一種健康社會思潮所必須具備的、利導就是要鼓勵這些良好特性的出現，特別是要把有關的討論引往和平方向，勿讓中共聽到「獨」字便狂性大發、講打講殺：

理性的港獨：如同世界上所有分離意識一樣，初生港獨以感性為主，欠缺平衡，因此社會特別是學校必須提供一種氛圍，使港獨思潮增加理性因素，讓學生透過思考港獨等問題，懂得以後怎樣實踐才能保障他們自身和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港華採取師生辯論的方式。讓學生從正反角度思辨港獨，做法十分好，值得推介給全港各中學，甚至可以擴大成為聯校辯論，因為共同參與交流的人多了，中道理性觀點便會成為港獨思潮的主流。

柔性的港獨：獨立運動初現之時，一般帶強烈剛性，否則不能面對外來政權獨樹一幟，也不能與不主張獨立的反對運動決裂，成就範式轉移。但運動一旦生成，便應發展柔性力量，剛柔並濟；不排除剛，特別是如果政權蓄意挑釁，但一般情況之下以柔為主，否則便會陷入極端主義窠臼，欲速不達，神憎鬼厭，甚或害人或己。何為柔性？簡單通俗的說法，就是「屋企容得下、港豬食得落」，如同吃飯喝水聽故事看漫畫一樣家常。

包容的港獨：獨立運動因為要掙脫外來政權，自然具有排斥性，這本身非壞事，但須提防變成自我封閉。港獨對待已抵埗的新移民，態度尤應謹慎；民族論者更需議出一套適度包容的社群政策和文化論述。

社運界裏關於「普世價值」的辯論因而很重要。筆者的看法是，普世價值遇上一地特殊情況，或需作合理調適，否則就成為一種迂腐；但是，普世價值原則本身，卻絕對不應被輕率地全盤否定。說到底，「民族自決」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普世價值，不然就不會劈頭第一條出現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

另外，獨立思潮帶有意識形態特徵，不同論述之間往往多唯我獨尊而少相互借鑑，路子越走越窄，那也是應該避免的，否則便是獨立運動最後成功了，也會陷進獨裁專制，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便是那樣萬劫不復。

舉例說，近日社運界有「民主自決」與「民族自決」之辨，不同派別當然可以強調前者或後者，但都應該明白這兩個概念本身並不互相排斥。民主自決強調的是方式，自決必須是民主的、公平、公開、公正；民族自決的重點則在於點出主體，自決由一個有完整自決權的民族進行。因此，一個成功的「民主的民族自決」公投，理論上講得通，實踐上也行得通，只不過要把握時機：當一個民族中的大多數還未肯定要獨立的時候，以民主公投變更現存秩序的時機就未成熟。

簡約的港獨：獨立思潮初現之時，陣勢鋪開如羅通掃北，令很多人不安；受中華一統觀念薰陶大半生的老一輩，尤其不願與自己的文化背景決裂，因此形成與年輕一輩為主的獨派之間的矛盾，產生世代對立。為免加劇社會撕裂，可提倡一種簡約港獨，即一種文化上開放、不反對傳統中華文化承傳的政治獨立。如此縮小衝擊面，可增進代際和諧，減少通往獨立路途上的阻力。

過半的港獨：否定部份現存秩序的社會運動，人數愈少一般越偏激，越發傾向以震撼代替影響，對社會進步無大益。因此，運動一旦生成而初步具備健康傾向（一定程度的理性、柔性、包容），主流社會即切忌排斥打壓，反而應讓其擴展、助其進入主流，成為大多數人都可接受的事物之一。那麼，它的發展就必然更健康，社會在變化過程中就更穩定。對待港獨亦應如是。這是開放社會中人應有的基本認識。

條件港獨：筆者在今年4月和8月發表的兩篇《信報》文章裏，提議港獨論者按情、理、法設定實踐港獨的先決條件；宣傳推介那樣的港獨，社會能比較安心接受，特府想打壓也會有困難。條件港獨有多種，包括「國祚盡時的港獨」、「要項違約之下的港獨」、「雙贏港獨」等，其中以後者最為重要，因為獨立後的香港若能提供足夠而恒久的雙贏誘因，獨立的過程就會平和，之後更能避免大陸一方出爾反爾違背承諾（那是雙贏誘因導致的「納殊平衡」的特性，不是因為大陸政權忽地對港人大慈大悲）。

雙贏港獨符《孫子兵法》

環顧中國周邊存在的幾個獨立運動──藏、疆、蒙、台獨，以及世界上幾個大家熟知的獨立運動──加泰隆尼亞、北愛、蘇格蘭、魁北克，無一能夠提供誘因予宗主國使之同意獨立，因此這些地方的獨立運動和宗主國的關係，其實都是一場主權零和遊戲，所以很難成功。加泰隆尼亞要是獨立的話，更會給馬德里政府帶來稅收損失，因為加泰隆尼亞的經濟發達，上繳中央的稅款淨額比其他省份都多。這和香港不一樣。

筆者上周本欄文章介紹了港獨可採用的「瑞士模式2.0」，所倚重的就是一種獨特的雙贏誘因：對大陸政經高層及太子黨家族而言，香港獨立後採取此模式，港中之間便有恒久而徹底的區隔，香港即成為大陸權貴們的最可靠私產避風港和有需要時的政治避難所；這個模式可以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大大超越「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所能提供的。

一旦想通了，大陸權貴會理性地支持這個「瑞典模式2.0」模式，原因不是他們對港人忽發慈悲，而是這個模式完全符合他們的一己私利；便是嘴巴說反對，心底裏也會由衷支持。此即所謂的「誘因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這和他們對待「一國兩制」的態度恰巧相反；嘴巴說支持，暗地裏卻不停破壞、干擾；那是因為「一國兩制」未能提供他們所追求的長遠絕對安全，操控了卻可得到很多短期利益。

除非「支爆」，否則任何剛性港獨必然遇到北京動用武力鎮壓的難題；無底線勇武抗爭，對付特府挑釁容或可以，對抗解放軍坦克車機關槍卻等同自殺。但「雙贏港獨」卻有可能提供一個足以化解武力鎮壓的和平通路，適合一個有群眾支持而無武裝鬥爭條件的社會運動。《孫子兵法、謀攻篇》說：「凡用兵之法，全（存）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提出「瑞士模式2.0」，既是為了拋磚引玉、引起大家替年輕人提出其他更有說服力的港獨模式的興趣，也是希望把有關港獨的討論引往一個健康、豐富、平和、安全的良性方向。對待周邊民族的獨立意願，北京從來是講打講殺，十足野蠻，雙贏港獨卻有可能在此問題上把中共引向文明，乃善之善者。如果北人夠聰明，是沒有理由對此暴跳如雷的。

練乙錚 - 瑞士模式──雙贏港獨的納殊平衡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0月12日

九七以來，特府搞中港融合不遺餘力，絕大多數香港人則希望以「兩制」頂住「一國」，但二十年不到，已經明顯頂不住。洞見者因而認為，以《基本法》為基石的「一國兩制」已然不足恃，港中之間必須有恒久而徹底的區隔。新興的永續派、自決派和香港獨立派，都主張以全新的、離經叛道的方式達致這種區隔，其中尤以後者最決絕。

考慮這些主張非常重要，而且應該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筆者此前在《信報》文章裏初步提出「法理港獨」的概念，認為有關的探討和理念傳播，目前都必須在不違反現存刑事法和符合《基本法》精神的範圍之內進行。這個範圍其實很寬廣，包括了關於獨立的學術討論和「雙贏港獨」的概念；這兩點就是本文立論基礎。

主權零和 利益雙贏

港獨直指法身、直面政權，因此最令人心生顧慮。以獨立來實現港中區隔，在經濟、民生乃至性命方面的代價，港人也許難出得起。顧慮並非多餘，反映港獨論者未敢想透困難、未能提出哪怕只是理論上可行的對策。

例如，不少人認為港獨行不通，因為大陸扼住了香港的飲用水源和能源供應。港獨論者認為向國際市場買水或者興建海水化淡設備、在鄰近公海開發油氣田，便可解決。這些對策顯然不足，因為北京有能力阻止外商給香港提供足量飲用水和生產淡水的技術，更會阻嚇跨國能源公司助港開發能源。更甚者，就算中長期供應可解決，獨立過程中的短暫危機也難克服，香港要是斷水斷電，幾天就完蛋。

又例如，批評者認為，無論港獨如何勇武，也無法抵擋中共暴力鎮壓。港獨論者的回應是，一旦「支爆」（支那內爆），政權瓦解，和平獨立便可能。問題是，支爆論乃望天打卦。馬克思講的「東方專制」是一種超穩定結構，半死不活也很長命。以滿清為例，首都遭列強二度攻佔，京津外圍也受捻黨威脅，但腐敗透頂的清王朝卻苟延殘喘七十年。

如此，香港終歸是一潭絕望死水，港獨不過是其上一抹微瀾。除非，論者憶起一多的詩句：「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 看它造出個甚麼世界。」

解構港獨難題，必先意識到，迄今正反方都不自覺地專注港獨發生之時的剎那圖像。由於政權的往績和恐嚇，以及一般人出於對「革命」的理解，港獨的過程圖像是充滿混亂乃至血腥的。港獨論者若能繪畫出一個足夠正面的獨立之後的目的場景，人們頭腦裏的圖像，就不會灰暗如此。

所謂足夠正面，指的是同時對港人和對大陸的政商高層都大有好處。設若港獨論者提出獨立後的目的圖像有強烈雙贏涵義，逐漸滲入大陸金權高層的意識裏，灰暗就會豁然變得開朗。目的影響過程；雙贏港獨的過程是平和的。

雙贏港獨的「中國基礎」

大陸自共產黨專政以來，便是一個不正常國家，政治特點是高層內鬥不絕、你死我活。改革開放三十年，還出現了太平時期統治階級家族人丁資產持續外逃的怪象。這種雙料政治不正常，在現代大國之中絕無僅有。過去，大陸經濟不正常（指與東亞經濟起飛背馳），造就了香港經濟繁榮；今天，大陸政治不正常（太醜惡），將進一步造就香港政治獨立。

這點可從國際關係一點變化談起。2008年之後，中國與發達國的關係惡化。便是高度容外、主張多元文化的加拿大，也開始排斥中國。更麻煩的是，以往中國貪腐權貴逃到發達國，人財兩安全，頂多只被當地政府監視而已，但最近有不少中國外逃官員人贓俱被發達國政府引渡回去。原因之一是，發達國裏越來越多針對特權階級的民間爆料組織，不斷取得大量私人金融資料然後公諸於世。一旦壞人私密曝光，若涉外人不法之財，當地政府便不得不拘捕提審，定罪服刑之後驅逐出境或依法引渡。

發達國過去是中國貪腐權貴外遁時的心水目的地，但那些國家現在越來越難容身，香港於是取而代之成為首選。今天，所有大陸權貴家族都在香港設有專為他們自己服務的私募基金。

但是，兩個事例顯示，對大陸貪腐權貴而言，香港還不是很安全：一是2013年北京把在港國企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雙規，宋即得乖乖回去受審，說明香港竟是中共家法法域的一部份；一是去年底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證明只要北京硬來，特府根本不會阻止大陸強力部門在港擄人。

由於一國兩制提供不了大陸貪腐權貴所需要的足夠保護，他們反而有改變這種狀況、鞏固港中區隔的強烈動機。有人會說，逃離者失勢的居多，縱是為了自身利益，也難有助強化港中區隔。但這只是片面看法。

大陸官員貪腐是常態，在權力鬥爭的輪迴裏，還在台上享最高權力的那些人，有誰能肯定自己不會有一天成為通緝犯、連人帶錢外逃而指望落腳處有多一點與中國的區隔？而且，這些人很能夠理性看待私利，明白到自己在位時懲辦鬥輸外逃的政敵是次要，有一天自己落難而能保住性命財產才更關鍵。所以，上述陸資私募基金，鄧江李胡溫習派背景的都有。這是基本誘因分析。

港獨 類似瑞士的「納殊平衡」

有上述悟性的一眾大陸在位在逃黨政官員，還會進一步意識到，港獨論者所提倡的那種恒久而徹底的港中區隔，只要設計得宜，其實是最符合他們的私利、最值得他們積極支持的香港政治安排。這個意識一旦普及，港獨作為博弈學裏說的「納殊平衡」（Nash equilibrium），便在意念層面出現了。

納殊平衡是一種簡單狀態：身處其中，任何個體都不能藉着單方面離棄這個狀態而得到更大私利。在一個港獨納殊平衡裏，任一黨政官員環視其他黨政官員，如果發覺他們的最大私利是支持港獨的話，那麼他自己的最大私利也是支持港獨。問題是黨政官員怎樣才能把這個平衡從意念變成現實。那就要看港獨論者有沒有充份睿智去策成此事。

所謂充份睿智，無非就是要能讓最高黨政官員不損其愛國臉面而能夠慢慢轉軚，最終不反對港獨。為此，港獨論者需清晰描繪香港獨立後的主要國策，以提示出港獨的雙贏特性。要做到這點，瑞士是重要參考。

瑞士在十三世紀末立國，1648年的「西伐利亞和約」保證了它的獨立和永久中立，後者指瑞士承諾在一切未來戰爭中不歸邊、其他大國承諾予以尊重。處於法國、普魯士、奧地利等強鄰之間，瑞士本乃兵家必爭之地，卻在和約底下成為獨立中立國，不啻是大國博弈裏的納殊平衡最佳例子。

特別要留意的是，瑞士的獨立中立非常穩定，直接造就了它的獨特而鞏固的金融中心地位；更由於瑞士有幾乎是世界上最頑固的不引渡傳統，任何國家想從瑞士引渡逃犯歸國，都異常困難。瑞士因此成為了世界灰錢避難所。

構思香港如何獨立、獨立之後如何定義國體及與周邊大國關係，可參考瑞士模式而有所損益，其中當然是以與中國的關係為核心考慮。一個合理而有利的方案可包括下列各點：

‧香港成為主權獨立及無武裝永久中立國，並同時成為聯合國一員；

‧香港的獨立中立地位由中國單方面向國際社會承諾，並由美、英、加、澳、日及任何其他國家確認（或可直接由中國及這些國家簽署國際條約一次過確立）；

‧獨立的香港永久不結盟；

‧獨立的香港採取完全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自由民主體制，國家領導人和立法會由開放提名及公民一人一票產生；

‧獨立的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法域關係裏，嚴格永久保留並加強現存對中國的不引渡、不遣解規定；

‧獨立的香港以憲法威力永久廢除死刑。

上述最後兩點很重要，不僅是香港人關心的權利的保證，也是前述促使中國政經高層支持香港獨立的最重要誘因。在這方面，香港的條件優於台灣，因為台灣與大陸已經訂有相互的引渡條例，而且台灣還有死刑。

醜惡能開墾出甚麼世界？

有人會質疑，這樣提供避風港給大陸貪腐官員，不是便宜了那些壞蛋、更會把香港變成世界上腐敗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嗎？這些人帶來的不義財富，不怕把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徹底敗壞嗎？如此讓醜惡開墾出的香港獨立，還有公義可言嗎？這些問題可理解，但有瑞士的珠玉在前，大家不必太擔心。

在國際法裏，引渡並非國家義務，但一般而言，A國就算不與B國互訂引渡條例，也會以相應的本國法律審判、懲治來自B國的逃犯，即所謂的aut dedere aut judicare（拉丁文，「或引渡、或起訴」之意）。中國貪腐官員一旦逃港，不會就此得到自由，而須面對香港法律制裁；對他們而言，好處是可避免政治鬥爭的加刑效應，得到比在大陸公平得多的審判，更不會被判死刑。對大陸黨政官員而言，這是一種難得之極的待遇。

大陸逃港官員帶來的財富，審訊之後，不義部份充公，以抵償他們在香港受刑所費的社會成本，餘下的則可在港正常運作；這種錢不會破壞香港金融市場，因為到時的金管權力來自香港國家主權，不像現在紅色資本有中聯辦撐腰而令香港金管機構束手無策。而且，和乾淨資本一樣，這種錢也需要穩定的運作環境，因而是保障獨立後的香港政經穩定的一種正資產。

至於香港會否因此變成世界上腐敗分子最集中的地方，那就要看怎樣理解。大家可曾參觀過香港的污水處理廠？流進的都是腐臭不堪的髒水，但除了一點溢出的氣味之外，污水處理廠其實十分整潔，遠非城市裏衞生條件最差的地方。香港就是有本事把骯髒的東西處理好。忍受那一點氣味，得到的是乾乾淨淨的獨立，交易其實不錯。想想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