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鑰機 - 全球化下的傳媒營運策略

2016年10月13日

【明報文章】上月《南華早報》中文網突然停止運作，而在今年較早前該報的中文微博和微信帳戶也在內地被刪除，消息傳來令人有點愕然。

新聞的屬性主要是本地的，外地受眾對機構的重要性一向較低。但近年全球化趨勢明顯，加上傳播科技發達，在互聯網席捲全球的情况下，各新聞機構紛紛考慮向外發展，用不同平台搶灘登陸。

有媒體想「走進來」 有媒體要「走出去」

除了《南華早報》中文版進軍內地外，其他外國新聞機構也有同樣動作。《華爾街日報》早於2002年設立中文網站，《金融時報》及路透社分別在2003年及2006年跟進，較遲的是於2012年成立中文網的《紐約時報》。

這些歐美著名媒體網站的目標是中國的中產讀者，它們靠廣告收入，不會向讀者收費。在內容上除《紐約時報》外，其他幾家都以財經資訊為主，這是它們的本業，有一定需求而且政治上不敏感。幾個主要傳媒的實際表現各異，有些獲利但有些仍然虧損。

有媒體想「走進來」，也有媒體要「走出去」，中國的《環球時報》和中央電視台就是例子。《環球時報》屬於《人民日報》擁有，創刊於1993年，並於2009年設立英文版。中文、英文版的風格不同，英文版主要給外國人看，所以在政治尺度上較寬鬆。它們的經營情况未有透露，但相信其營運主要目的不在於盈利，而是希望搶佔輿論陣地、發揮媒體影響，及展示國家的軟實力。

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央視CCTV America於2012年創立，現時約有200名僱員，每日播放7小時，有新聞及其他類型的節目。其宗旨是要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所以除了在美國廣播外，還在南美洲多個國家播出，也有專門面向非洲的CCTV Africa。它的觀眾其實不多，但投入的資源巨大，也沒有廣告收入。它的發放平台主要靠網站、有線頻道、手機和社交媒體等。除了中文、英文的節目外，央視還有西班牙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語言的服務。

其他美國媒體都在搞跨地域經營。例如Google的「新聞實驗室」就不遺餘力地推廣其免費新聞搜尋服務，以爭取市場份額和影響。Politico專注華盛頓的政治新聞資訊，它的成功在於其定位和特色，近來更開始擴展到歐洲，將來甚或到亞洲發展。Quartz是新興的新聞網站，現時它已在香港等地建立辦事處，打算大展拳腳。《紐約時報》除了有不同網上版外，還正和不同國家地方的出版商合作出書及雜誌，做到資訊能盡其用。

香港的媒體其實早着先機，多年前已向海外發展。《星島日報》設有美洲版和歐洲版，在主要城市印報經營。《明報》也在20多年前在美國及加拿大設立辦事處，出版報紙和雜誌。台灣的聯合報系很早已在歐洲和北美設立《世界日報》。但這些報紙只是推出海外中文版。

在外地營運網站 挑戰頗多

在外地營運不同語文的網站，其實挑戰頗多。經營者要克服地理、語言、文化和政治等障礙，在一個不熟悉的市場環境下要有良好的計劃，願意適應當地情况並作出改變，不能只沿用母公司的一貫政策辦事。特別是要了解當地政府和受眾的情况，看看在法規和運作上要處理什麼問題。

新聞作為一種產品，和普通的消費品不同，它有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特質。所以當地政府會提高警覺，甚至處處設限，以防止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滲透。網上版以互聯網作為載體，受到一些國家的關注甚至監控，是可以想見的後果。

上述的幾個主要歐美媒體，在中國的網上版表現未如人意，在盈利和市場佔有率上均不算理想，個別甚至停止運作。但這些暫時的困難，相信不會改變營運者的決心，畢竟投入的資源不算多，從長遠及整體大局來看，仍值得嘗試。就如20年前互聯網剛興起，各報章紛紛在網上推出免費內容以佔一市場位置，情况有點相似。

媒體國際化趨勢仍會繼續

展望將來，在全球化的氛圍下，媒體國際化的趨勢仍會繼續，現在可能只是剛起步。一些有實力的超大品牌如Google、facebook、CNN等可說是成功的例子，在商業營運上成為典範。一些由國家擁有的報刊和電子傳媒，例如英國的BBC、法國的France 24 TV、德國的Deutsche Welle TV、俄國的RT等，都在海外宣傳本國的資訊、文化、形象和增加影響。企業要講公關，國家要講公共外交，國際新聞媒體是外交的延伸，政府一定會出錢出力。

隨着科技的進步、人民的遷移、界限的模糊、意識形態的碰撞，全球化的媒體動作將會更頻繁。全球化的走勢不單展現在媒體方面，多年來金融財經市場已經是一體化地24小時全球運作。在教育等領域也是如此。近年在香港連幼稚園也要掛上「國際」招牌，傳統名校難敵國際學校的競爭，大學也紛紛國際化及開設全球商業和研究課程。全球傳播方興未艾，大、中、小學生都努力爭取海外交流機會。如何面對這個愈趨強勁的全球化浪潮，就要考考傳媒、國家及個人的智慧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

蘇鑰機 - 政改中的傳媒和分眾

2015年7月9日

【明報專訊】政府推出的特首選舉方案被立法會否決，漫長的政改爭議告一段落。在正式投票前大家關心的，是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例升降和應否「袋住先」，較少人論及在政改中傳媒的角色和使用情况。

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近數月進行了一些有關政改與民意的電話調查。在5月13至17日，中心訪問了1005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了解他們對政改的看法，及他們使用什麼新聞傳媒以獲得政治時事資訊。

年輕人一面倒反對政改方案

在這段期間，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者的比例相若，均佔四成多，不肯定的就有一成多。從人口特徵看，男性和女性對方案的支持度相若，但男性傾向反對的比例較高，女性則較多表示「一半半」。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一面倒表示反對，60歲或以上的人傾向支持。有大專教育者多表示反對，小學或以下者傾向贊成或「一半半」。

政治立場是關鍵因素。泛民主派人士大多認為要否決方案，親建制者卻差不多全都支持。自稱中間派的人稍多表示支持方案，表示沒有政治立場者也較為傾向支持方案，但也有相當比例表示「一半半」。

新聞傳媒使用方面，調查中心在5月4日至6月16日共訪問了3244位市民，了解他們對政改的想法和得知時事的渠道。最多人使用的新聞機構是無綫電視（58%），其次是《蘋果日報》（20%），第三是《東方日報》（13%）。接下來的包括社交媒體（主要是facebook）、有線電視和香港電台（各佔約9%）。之後是Yahoo、商業電台、Now TV、《明報》、《頭條日報》、亞洲電視（約4至5%）。和親友討論作為了解時事的途徑則佔了3%。

在5月13至17日所得的數據中，我們選了4個較多人看的新聞媒體，包括無綫電視、facebook、《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看它們使用者的特徵和政改取態。從附表可見，經常看無綫新聞的觀眾比較支持政改方案。這些支持的觀眾一般較為年長（30歲或以上），受過中學教育，政治上偏向親建制政黨。相反，不大看無綫新聞的人傾向反對方案，他們較多是18至29歲，自稱沒有政治立場者的比例也高些。

常用facebook的用戶傾向反對政改方案，他們多數是18至29歲年輕人，有專上教育及屬於泛民主派陣營。少用facebook者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屬親建制或自稱沒有政治立場。

《蘋果日報》讀者同樣較多反對政改方案，以年輕、高教育程度和泛民支持者為主。他們和facebook使用者的特徵相似，但反對政改方案的比例更高。《東方日報》讀者就和無綫新聞觀眾的特徵相近，都是偏向支持政改方案，他們年紀較大、有中學程度和親建制。

自稱沒有政治立場的人往往不大關心時事，也少看新聞，這類人佔了總人口的一成多。相反一些經常和親友同事討論時事的人，他們對政改有明顯立場，當然有些人支持也有些人反對，但猶豫不決者只佔極少數。

究竟是人口特徵、政治立場還是新聞傳媒使用，對政改方案的取態有較大影響？附表中的「差距」一欄，顯示了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百分比差別淨值。如果將「經常」使用者和「沒有」使用者的差距百分比相加起來，就可顯示使用了某傳媒的「效果」。用同樣方法也可以計算年齡、教育和政治立場等因素對政改立場的影響，並能和傳媒使用作比較。

和親友討論時事 作用非常重要

結果發現，政治立場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蘋果》、《東方》和年齡，第三層次的因素是教育、無綫電視和facebook。另外用迴歸分析法來處理數據，發現原來和親友討論時事的作用非常重要，其次為《蘋果》和《東方》，其他因素的影響就再低一些。可以說，媒體的作用頗為重要，特別是一些市民經常使用的傳媒，因為它們傳遞時事消息，幫助市民形成意見，同時也反映了多元的民意取向。

所以新聞傳媒是政改雙方陣營必爭的輿論陣地。傳統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各有自己不同的立場取向，社交媒體則是反對政改方案一方的地盤。網媒也是以反對者居多，不過它們的滲透率目前還是很低，每個網媒所佔的份額非常有限，較常留意到的7至8個網媒加起來的份額也只佔約3%，和主流傳統傳媒相比仍未成氣候。

不同立場的傳媒吸引了各自的受眾，反映了香港民意光譜的多元性。傳媒機構和市民選擇性地互動聚合，彼此的關係並非單向，而是雙方互相影響。傳統的「受眾」觀念不大適用，要變成各個活潑主動的「分眾」，而且或可進一步修訂為「選眾」，意指不同群組的市民游走於現今眾多的傳媒平台中，主動地選擇自己喜歡的新聞傳媒。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蘇鑰機 -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下跌

明報   2015年4月2日

上周香港記者協會公布了最新的2014年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與早一年所得的結果有些變化，筆者也有參與制訂此項指數，發覺今年結果中值得注意之處頗多。調查分為公眾及新聞工作者（記者）兩部分，指數的分數由0至100，由10條問題組成，但各問題所佔比重不同。除了這10條問題外，記者的問卷也有其他相關問題。調查的詳情可參閱記協及港大民研計劃的網站。

從附表可見，公眾對新聞自由指數的評分由去年的49.4微降至48.8，而記者的評分則由42明顯下跌至38.9。在問卷中有一條問題：「對比一年前，你覺得香港新聞自由整體情况是改善了、倒退了還是無變化？」認為倒退了的市民佔51%，不變的佔35%，改善的佔11%；記者組別的相應數字是90%、7%、2%。可見絕大多數香港記者表示新聞自由倒退了，過半數的市民也有同感。

在指數的10個細項中，市民表示新聞界的監察功能和立場多元化程度均惡化了，但大財團對新聞界的不良影響卻有些改善。市民評分最高的項目是監察功能，最低是傳媒老闆。而記者就覺得很多方面的情况都有惡化，包括監察功能、立場多元化、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傳媒老闆、記者人身安全。記者評分最高的項目也是監察功能（儘管有下跌），最低是自我審查及傳媒老闆。

10個細項在指數所佔的比重不同，市民覺得最重要的3項是記者人身安全（37%）、傳媒自我審查（32%）、獲取資訊容易程度（31%）。記者卻認為前幾項因素是自我審查（64%）、特區政府（49%）、傳媒老闆（38%）、中央政府（36%）。看來傳媒自我審查是普遍認同的憂慮，此外市民就較多着眼採訪工作情况，記者擔心的是政府和老闆這些政經權力來源。

如何理解新聞自由指數的高低和滿意程度？借用香港電台做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作參考比較，過往的調查顯示，電視節目如能達到70分便可說很好，60至69分也算不錯，低於60分就欠佳。從常識判斷，學生在考試時達60分算及格，用較低標準也應最少有50分，這正是0至100分的中位數。今次的新聞自由指數市民部分只有48.8分，低於中位數，記者部分的分數更只有38.9分，可說處於頗低水平，兩個分數都未能令人滿意。

詢問記者的其他問題所得答案，特別令人關注。相比一年前，七至九成的記者普遍覺得，襲擊記者的次數增加了，尤其襲擊是來自執法人員、親建制派發起的公眾活動參加者、不滿記者提問的受訪者。89%的記者同意要訂定資訊自由法，以確保市民獲得政府和公共團體資訊的權利；83%不滿意特首及政府問責官員在回應傳媒查詢時的態度；71%同意香港政府是打壓新聞自由的來源；60%認為香港政府操控傳媒報道新聞及資訊。

在過去一年，有些事件被認為有損香港的新聞自由，記協列出6宗來詢問記者行家的看法。結果顯示，受訪者表示下列事件有損新聞自由：無綫新聞部刪改暗角「拳打卻踢」報道的旁白（90%）；記者採訪佔領運動時遇襲（90%）；《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88%）；壹傳媒大樓入口在10月中被堵塞近兩星期，令派報受阻（82%）；中央政府6月發表白皮書，被指破壞一國兩制（76%）；節目主持人李慧玲突然被商業電台辭退（40%）。

社會環境氣氛也急待改善

新聞自由指數下跌，一些相關方面情况惡化，當中有內部因素，也有來自外間影響，還有記者人身安全、個人所受壓力、傳媒機構受阻、人事重大爭議等，涉及的新聞機構也不少。在呈現很多負面數據的同時，稍感安慰的是市民和記者都對新聞界的監察功能仍有一定信心和期待。

最近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香港排第70位，比一年前下滑了9位。這個結果和香港記協所得的調查結果走向脗合。新聞界是社會的探熱針，它反映社會的「健康狀况」。港大民研計劃的最新「民情指數」見歷史新低，比一年前下跌了10多點，同樣反映了這個趨勢。香港的新聞自由情况固然令人憂慮，整體社會環境氣氛也急待改善。希望大家在不同崗位共同努力，要成為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不要成為製造問題的一部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蘇鑰機 - 報料人、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

2015年1月29日

【明報專訊】上月在本欄談及「誰是記者」，近日又參加了一個新聞研討會，不同持份者對記者身分的看法頗有分別。現時有新聞機構公開表示「你都可以變身做記者」，呼籲市民上傳照片影片，或利用熱線報料。有市民在一些事件現場自稱是記者，同時又全力投入事件當中。究竟記者的定義為何？是否要把記者分類？

記者的身分角色可以有不同理解。從行為而言，所謂記者只是一個人看見某件值得關注的事，把它記錄下來，並向別人發布。這種行為一般由任職於新聞機構的僱員進行，但也可由一般民眾去做。

從職業身分來看，記者是一個工作崗位，受僱於新聞機構。他同時有幾個面向：對老闆和機構是個僱員，在行業內面對同事和行家，與消息來源交往是個提問者，面對受眾是個消息傳遞人。換言之，記者和不同的群體有特定關係，其言行要向機構、訪問者及受眾負責。

近年流行的「公民記者」或「民間記者」，其身分定位引起關注甚至爭議。根據Zelizer及Allan（見延伸閱讀）的綜合介紹，公民新聞是一般市民擔當了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參與新聞採訪報道，特別是在危機或災難的瞬間時刻，他們剛巧在事發現場。這些公民記者提供第一身的目擊描述，配以錄音、拍片或錄影，很多時透過網上或社交媒體途徑傳播。

公民新聞的名稱始於2004年的南亞海嘯，當時不少個人的現場報料，補充和豐富了主流新聞傳媒的報道。新聞機構借助業餘人士的幫忙，催生了這種報道形式，又被稱為「草根式新聞」、「開放源頭式新聞」、「參與式新聞」等。之後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危難事件，透過科技之助，都見公民記者的身影。

公民記者有記述行為，沒有受僱關係。他們向別人或新聞機構提供資料或影像，基本上沒有酬勞。他們又可再分為純粹的「報料人」，和有若干經驗的非受薪業餘記者。報料人存在已久，現今更盛行，他們是主流記者的社會耳目，角色簡單，不涉及正規的報道工作。不少新聞機構鼓勵民眾主動報料，甚至按情况有金錢回報。

釐清角色與權責

但現時一些報料人或誤以為自己有更多的新聞角色，自稱為公民記者，甚至希望從而取得主流記者所獲的一些採訪便利，於是便產生誤會爭議。另一方面，公民記者應超越報料人的角色，特別是一些有相當經驗的業餘記者，他們開始受到大家認識，在某些情况下能發揮監察和通報作用。因此我們要在日漸模糊的記者身分中，把他們適當分類，以釐清他們角色與權責。我認為可大致分為報料人、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三大類。

專業記者是專任記者，他們受僱於新聞機構，有採訪報道的一些「特權」，同時要遵從新聞專業守則，向公司及受眾負責。在台灣，有些人在大學兼職教書也被稱為教授，於是全職在大學教書的人在名片上標明自己是「專任教授」。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曾戲言，其機構可能要改名為「香港專業記者協會」。這個正名動作似乎沒有需要，但當中可看到上述不同類型記者之間出現的混淆。

英文中的「記者」（reporter）和「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的意義互通，但也有些分別。記者的工作範圍較具體，重點是「記錄」的行為。新聞工作者含義較廣，可包括文字及圖片編輯等其他職責，其重點是正規的「工作」，即全職受僱於新聞機構。所以社會可以有「公民記者」，但不宜有「公民新聞工作者」。

香港記者協會訂明，要成為該會會員並獲發記者證明，申請人須有最少一半收入是來自新聞工作。這個具體的規定，有助辨別誰是專業記者。這個規定顯示，該會認同成為記者的一個條件，是要有受僱的身分，當事人涉及有關新聞的「工作」（雖然也容許同時從事其他工作）。

避免混淆 强調合作

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有角色差異，同時有共同點，甚至大家能互動互補。外國流行「合作式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是指由這兩種記者合作採訪。有時由專業記者主導，公民記者加以配合，也有時由後者為骨幹。例如韓國的OhmyNews新聞網站和美國的IndyMedia，均採用開放式新聞報料來源，由民眾提供消息為主。

新聞報料人漸見活躍，公民記者迅速冒起，專業記者角色仍重。在日常的新聞生產流程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要看到彼此的不同功能定位，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强調合作的機會和好處，以配合行業的發展和時代的需求。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延伸閱讀

Zelizer, B., & Allan, S. (2010). Keywords in news and journalism studies. Maidenhead, Berkshire;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Graw-Hill Education.

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梁永熾：政改民調的9點總結

2014年12月19日

【明報專訊】佔領行動已經結束，普選與政改仍未有定案，有關的民意在近月也有起伏。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下面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在9、10、11及12月的上旬，分別進行了4次追蹤式的民意調查。第1次調查在大學生罷課之前，第2次在施放催淚彈及佔領3地之後，第3次在學聯與政府對話之後，第4次在金鐘清場前後。民意的變化，反映了眾多事件發生後市民的反應。下面我們就數次調查作了回顧，總結出9點供大家參考。

一、支持佔領運動的比例堅固，「基本盤」佔三成多

從9到12月，4次調查中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都在三成以上。當支持度在10至11月有所下跌，不少人把數據解說為「民情逆轉」。但12月的數據說明，佔領運動的基本支持度頗為「硬淨」。縱使11和12月的調查之間發生了衝擊立法會、行動升級失敗、旺角及金鐘先後清場等事件，支持及反對佔領運動的比例都沒有再變動，而且共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

二、爭取理念雖不變，採取策略要調整

11月的調查顯示，67.4%受訪者認為應該全面撤離佔領地點，12月的比例更升至76.2%。縱使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在11和12月之間沒有變化，認為應該撤離的市民比例卻持續上升。「運動支持度」反映民眾對佔領運動的理念和目標，而「應否撤離」則反映市民對運動策略。隨着形勢轉變，不少本身支持運動的人也認為撤離是在某時刻適當的策略。其他組別的市民在較早時段已大幅度傾向撤離，而泛民支持者和年輕人則在最後1個月才開始較大幅度傾向撤離。

三、15至17歲年輕人更為支持，但對整體調查結果沒影響

佔領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是主要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我們的研究於是將受訪者年齡下限降至15歲（而非一般的18歲）。但這年齡下調不會對整體民調結果有很大影響。以佔領運動支持度為例，4次調查中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為31.1%、37.8%、33.9%和33.9%，如果只計算18歲或以上的市民，相應的支持度變為30.6%、36.8%、33.1%和33.4%，即只有約1%的差異，也改變不了上述三成基本盤支持度的說法。而15至17歲群組的支持度相應是45%、58.1%、57.5%和46.3%，可見他們人數雖只佔整體被訪者約4%，但其想法和年紀較大者明顯不同。

四、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和其使用的武力程度有關

自9月底佔領運動開始，到10月中有警察涉嫌在暗角毆打示威者後，市民對警隊的信心是3次調查中最低，只得5.49分（10分為滿分）。之後在11月初調查中，警隊與佔領人士並無衝突，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度便大幅回升至6.25分。但在12月旺角及金鐘清場期間，又發生了學聯包圍政府總部的升級行動，11月底警察與示威者出現大規模衝突，警察使用警棍驅趕示威者。這些衝突場景令市民對警隊的信任程度下跌回5.64分。

五、特區政府表現有待改進，要有行動化解僵局

12月的調查顯示，50.7%的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處理佔領運動的整體表現，其中「非常不滿」的佔34%，遠比「幾不滿」的（16.7%）為多。表示滿意者只有21.3%。認為政府要作出具體讓步以解決當前局面的人佔52.8%，認為不需要的有36.7%。不滿者和認為要讓步者均較多為年輕、高學歷及泛民主派人士。從數字比例及人口群組特徵來看，雖然政府能夠成功清場，但接下來要採取什麼行動去化解不少市民心中的不滿，是個迫切的議題。

六、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相若，並同步變化

在整個佔領運動期間，市民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不高。特區政府在12月調查最高的得分只是4.76，而中央政府的也只有4.62，兩者都不超過「一般」（5分）信任水平。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極之接近，3次調查結果的差距均不足0.2分。這可能是香港市民覺得中央政府定下對香港的政策，由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兩者互為表裏。

七、支持通過人大普選方案的比例上升，但否決比例仍較高

9月份支持方案的人數比例為29.3%，接下兩個月升至36.1%，到12月再稍升至38.3%。否決者的比例也由9月的53.7%降至12月的43.1%。9月時雙方的差距是24.4%，到12月時收窄至4.8%，但仍以否決者較多。轉向支持的人口群組中，以25至39歲人士最明顯，中四或以上包括大專學歷者亦然，他們較多自稱為「中間派」或「無任何政治傾向」人士。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各自的基本盤無大變化，關鍵在於中間派及無任何政治傾向者的取態和走向。

八、落實一國兩制的評分只屬一般，市民看法各走極端

在12月的調查中，我們詢問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現時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做法。市民給的平均分是4.99，即是位於中間的「一般」，滿意和不滿意的比例各半。給0分者有14.2%，5分者有23.4%，10分者有11.5%。即共有25.7%人給予對立的最極端分數。這種分佈情况罕有，顯示市民的看法極為分化。

九、市民對香港前景表示悲觀，最近略有改善

受訪者較多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表示悲觀，4輪調查的分數分別是4.22、4.57、4.8和4.62。分數走勢有些微改進，特別是40歲以上、中間派及建制派人士較明顯。而年輕、有專上教育及傾向泛民主派的市民在第二次調查時（即施放催淚彈及佔領之後）曾顯得較前樂觀，但之後又轉回悲觀。整體而言分數仍低於中位數，而且香港人現時有兩成考慮移民，高教育、高收入及泛民主派人士當中的比例更逾三成，這些都是香港的隱憂。

作者均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及「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