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果訪問朱福強：留檔案存公義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早兩天，坐巴士經過彌敦道，心裏不期然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彈指間，人來人往的佔領區，清理得乾乾淨淨，彷彿打回原形。

塗鴉、海報、帳篷、關帝廟、小聖堂，就此化為歷史塵埃，杳無痕迹。

清場風聲愈傳愈緊，下一站，許是金鐘。

只要在腦海裏稍稍模擬，連儂牆被剝皮拆骨的情景，心已隱隱作痛。

雨傘運動的歷史，究竟該如何保存？

有心人月前未雨綢繆，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記錄佔領區內每一件藝術品，為歷史留一個見證。

前政府檔案處（署理）處長朱福強有份提供意見：「呢啲嘢，令大家對運動的認識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值得留低。」

但應當保留的絕不止藝術品，還有與運動相關的政府檔案。

「檔案，是問責的基礎。」他說起來，斬釘截鐵。

譬如說，當日誰下令施放催淚彈？

「如果有檔案法，之後就可以搵得番啲檔案……」朱福強輕拍桌面。

「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字字鏗鏘。

記錄佔區藝術品 記錄創作意圖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署理）處長， 2007年退休後，聯同退休法官王式英、蔡慧蘭等人組成「檔案行動組」，多年來為提倡訂立檔案法四出奔走。他們最新近的行動，是月前去信政府，要求保存雨傘運動相關檔案。

訪問當日下着濛濛細雨。跟朱福強約在銅鑼灣傾談，途中路經接近被遺忘的銅鑼灣佔領區。從怡和街的圓形天橋俯瞰過去，佔領區內人很少，所佔地方也不多。雨一直下，打在藍白帳篷上面，此情此景，多少有幾分蒼涼。「都無話可惜嘅，成件事都已經令到好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覺醒。」朱福強邊行邊說。話雖如此，但佔領區內滿是年輕人心血，例如連儂牆，一旦被清理撕毁，恐怕令許多人心碎。「其實Lennon Wall應該要留，可以用玻璃鋪在上面保存好。就好似Berlin Wall咁，都留番一段，反映番個歷史啦！不過……」他畢竟在政府打滾多年，「政府都唔會咁做㗎喇，呢啲係反對聲音」。

令運動more complete more colourful

政府袖手，唯有由民間自發保留。藝術家與學者上月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組成過百人的研究小組和義工隊，記錄佔領區內的每一件藝術作品，朱福強有份參與，在幕後出謀獻策。「這些藝術品，係創作者、藝術家想表達的東西，反映了他們點睇件事，點睇個運動，當然值得收藏。不過更重要的是，記錄低作品背後的創作意圖，即係作者想講乜嘢、想傳達咩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因此，在拍照、錄影以外，訪問創作者也是庫存計劃的當務之急，「如果你揸住個object，但唔知背後的故事，無意思㗎喎。」雨傘運動，注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章節，「這些藝術品，就能夠潤色、豐富大家對運動的認識，變得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他予以肯定。

這一節歷史，朱福強明顯深切關注。訪問前一天，旺角黑夜再度上演，他刻意路過，一窺究竟。「尋晚先去完旺角，專登好似擦邊球咁經過，想感受吓。不過真係好驚，好驚。」更多時候，他在金鐘出現。「有一段時間幾乎晚晚落去，因為有班中文大學的學生在那邊，想畀他們一些支持。講真，支持真普選呢個訴求，點解唔好啫？反對的人，只係擔心自己的利益會被損害。」朱福強讀歷史出身，現時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我讀歷史、教歷史，一個讀過吓書的人，對政治亦有少少認識，有乜理由唔支持真普選呢？」

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

他熟悉歷史，更自覺有責任見證歷史。六月中旬，新界東北工程前期撥款申請付諸表決，大批市民在立法會示威，記者竟意外發現朱福強的身影。「無呀，呢啲歷史時刻，我想在現場睇，拍少少片，做啲紀錄。」他說起來，輕描淡寫。「在這些運動裏面，我的身分係一個『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無乜特別學術目的，純粹鍾意去現場，睇吓歷史點樣在我眼前進行。就好似睇波咁，我都唔多鍾意喺電視睇。現場睇得到，咪去現場囉。」當下即歷史，朱福強誓要用雙眼見證。

留住政府檔案 可知誰令放催淚彈

但置身現場，也不保證能夠了解歷史實情。走在佔領區內，我們或許窺見百姓訴求，但當權者的舉動，似乎不易洞察。朱福強形容，真相細節，永遠藏在檔案之中。「檔案，即係人與人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又或人與機構之間，於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文件、記錄，經過專業的歸檔，就成為了該事情的憑證。」話題回到雨傘運動。「所以，如果要認識呢個運動的歷史，我們除了要保存視覺文化的東西，更加要留住所有相關的檔案，特別係政府嗰啲。」否則他日回溯，歷史恐怕會被改寫。

「一個機構做事，不會只是口噏噏的。以雨傘運動為例，政府入面，一定有討論過點樣對付呢班𡃁仔，所以會產生檔案，會議紀錄呀，梁振英下達的directive呀，instruction呀。譬如說，是誰下令要放催淚彈？誰決定停止？警隊採取怎樣的行動？用了哪個level的武力？日後我們要了解整個運動，這些檔案是需要的。」文件機密，幕後黑手當然希望毁屍滅迹。因此上月底，朱福強聯同檔案行動組馬上行動，去信政府要求保留相關檔案。

法制漏洞 政府銷毁檔案沒刑責

行動，全因法制漏洞。有別其他先進地區，香港沒有訂立檔案法。政府部門要銷毁檔案，只需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偏偏負責把關的檔案處處長，份屬行政主任職系。對此，朱福強極力批評：「佢三四年就會調職，有咩理由要同你撐呢？要銷毁檔案的官員仲高級過佢。佢點解要得失老闆？不如簡單簽個名批准，跟住就去歎杯咖啡、上吓網，出番十萬八萬糧啦！」他眼裏明顯有火。「但有檔案法就唔同，政府一定要立檔存檔，規規矩矩，否則會有刑事責任。」朱福強強調，若訂立檔案法，官員做事就不能放肆。「現在放肆，因為他們可以將檔案，行轉背就銷咗，無法律上的制裁。但如果立咗法，呢個政府做事的時候，就要諗清諗楚，會有後果。」

檔案法 問責基礎

雨傘運動終有一日成歷史。眾所周知，歷史裏面，往往有英雄，也有罪人。朱福強指出，檔案法之重要，在於有助大眾揪出罪人，大聲問責。「檔案是問責的根源、基礎。如果唔係日後有咩事，點問責？問責而無檔案法，係絕對空談，呃你嘅啫！」他輕輕敲一敲桌面。「但如果搵到證據，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因此朱福強一直強調，檔案，可以為人民伸張公義。

但公義之路，理應不止一條。立法會不是有特權法嗎？政府行事的蛛絲馬迹，總有機會到手吧。「呢個就更加荒謬！你有特權法可以要求政府提交檔案，查找不足，但就無檔案法作為後盾，政府根本唔需要立檔、存檔。你班友仔就算有特權法呢把尚方寶劍又好，咩法都好，一叫政府拎檔案，佢可以話『無喎！』咁你點呀？無檔案法作後盾，特權法是廢的、跛的。」朱福強說得激動。「更何况……（頓了一下）立法會用特權法都無乜幾多次成功啦！」語畢，剩下一記苦笑。

「你估官員會否積極立法綁自己？」

檔案法既然至關重要，許多國家及地區如英國、美國、台灣、韓國、新加坡，甚至中國，亦已制訂法例，那麼香港何以恁地落後、（再次）趕不上國際標準？朱福強有以下分析。「你諗一諗吖，呢條法律，係綁政府官員嘛，係咪呀？你估他們會不會咁積極，立一條法逼自己做乜做物、去綁住自己先？」他不忘諷刺，「如果條法律係用來綁你嘅，綁市民嘅，當然就好好多啦！你睇吓23條，政府成日都想立，係未立到之嘛！」連記者鏡頭也要遮擋的政權，面對可以有效監察政府管治的檔案法，自然有戒心。「他們都可能知道自己偏心、政策上有過傾斜，覺得證據留下來，會對自己不利。」訂立檔案法，於是遙遙無期。

過去幾年，為了推廣檔案法，朱福強不遺餘力。2011年有傳媒揭發，因應政府總部遞至添馬，政府檔案處於一年半內，共批准銷毁600多萬份政府檔案（3幢IFC的高度），大量重要的施政紀錄、歷史文獻，就此灰飛煙滅。朱福強當年勃然大怒，既撰文炮轟政府做法，後又聯同檔案行動組約見當時只是特首候選人的梁振英。「我好清楚記得，當時佢講咗一句好『梁振英式』的藝術語言，話咩『香港有好多嘢都應該要做』，好似好positive咁。後來佢在競選辯論當中，亦對IT界選委親口講過，會支持立檔案法。」朱福強憶述前事，面露慍色。

「政府秘秘密密 民主參與無從講起」

面露慍色，只因當選後，梁振英換了另一張臉。「之後我們再寫信畀佢，甚至成份法例的草案交畀佢睇，佢都已經唔睬、唔應，多謝咗就算數。」朱福強仍然不忿。此後，檔案法一事再無進展。問他心情如何，朱福強倒看得開。「都無乜點，我們要求好低，如果我們的聲音，已經令好多人聽見，知道檔案法有幾重要，咁已經好好啦！」他甚至想起近月在佔領區的經歷。「好多人都認得我，叫我『檔案佬』，又同我講會支持檔案法。」心裏有幾分安慰。

我有保留。當下香港社會風雲變色，許多人立定心志，站上街頭，不過為了爭取民主，其餘的事，大家根本無暇理會，何况是檔案法這個不太貼身的議題？朱福強不同意。「在香港爭取民主，路途真係好長，亦唔知點行。但是，就算你爭到民主，到時個政府如果無檔案法，剛才我講的那些弊端依然會存在。」他點出檔案法與民主政制之間的重要關連。「檔案是政府行事的證據、問責的基礎。民主講究人民的參與，不過要批評、監察政府，都要知道佢做過乜嘢先得。如果政府什麼都是秘秘密密的，不讓市民睇檔案的，咁民主的參與，其實亦無從講起。」朱微微一笑，再說：「爭取檔案法都難，但無爭取民主咁難，至少大陸都有（檔案法）啦！」

有民主無檔案法 弊端仍存

訪問尾聲，我們重踏佔領區外。我問朱福強，對於雨傘運動，你心裏有沒有解不開的問題，想透過翻查政府檔案，了解真相？朱福強先大笑，後沉思，再回答。「我想知嘅嘢，檔案都唔會有答案。」即是？「例如，我唔會明白點解……警察會同黑社會『合作』，真係解唔通喎！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梁振英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我真係覺得好恐怖。有些人成日講『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句老生常談，講得太多，但我覺得都真係要講喎。」他的語氣，變得愈來愈沉重。「呢個，真係唔係我所認識的香港喎。」

這個在政府工作23年的前官員，此刻流露的，只有疑惑。「70年代起，你見到政府一直慢慢走向開明、自由。係無民主，但有自由嘛！同埋，政府做嘢一定有底線㗎嘛！但𠵱家……唉！無底線嘅。我覺得，兩個字講晒，恐怖。」沒有公義的社會，便是恐怖。這種感覺，檔案無法記錄，惟歷史自會作證。

文/ 阿果
圖/ 郭慶輝
編輯/ 葉雨舟

傘開以後：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

又一個晚上，台上主持發燒吶喊，台下群眾激情和應。呼聲如潮水，此起彼落。腳踏夏愨道，滿目盡是絢爛斑駁的帳篷。點點色彩，連成一線村落。沿路散步，瞥見帳篷下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促膝夜話。走到添美道附近，看到藍色帳篷內，四眼男生正隨音樂節奏，搖頭晃腦地讀筆記，「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在香港地。過去三個星期，許多人之所以上街、佔領、留守、連結，不僅為了爭取民主、捍衛公義，更是出於對香港的熱愛。狂風呼嘯，迷煙彌漫，色彩繽紛的雨傘之下，原是一張張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臉孔。

「我已以此為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並不年輕，但過去三個星期，專研文化身分認同的他，卻頻繁走到旺角鬧市、金鐘街頭，甚至留守至夜深，明顯也為「香港地」的發燒友。

周三早上，年近六十的麥教授本打算勸學生回家：「現在他們是英雄，但長久下去，只會失去大眾支持。」怎料同日傍晚，筆者卻收到他的來電。「我決定要到金鐘留宿，跟學生在一起……因為警察已經不再可信！」教授語帶激動，原來剛看了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自己會這樣說，This is Hong Kong！」

麥高登生於美國，二十年前來港定居，現為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專門研究身分認同、全球文化。年前他將多年來進出重慶大廈的研究心血結集成書，獲國際注視，廣為人知。

這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卻少有架子，有時甚至像大孩子般古靈精怪，因而與不少學生打成一片（訪問前一晚，就有留守金鐘的學生半夜三時致電給他）。他為人開朗、樂觀，最愛大笑，但訪問之初，談到佔中，他說話照舊如機關槍急促，但心情，卻明顯帶有幾分沉重。

參與佔中被捕計劃告吹

「於策略層面上，我認為示威者是時候宣布勝利，結束佔領，因為以後還有很多很多場仗要打。」麥高登皺起眉頭，擔心日復日的佔領會挑起民憤。縱然如此，他又明言，會繼續去金鐘、旺角支持學生：「因為從另一層面來說，他們做的事完全正確。對，這是違法的，但當香港政府跟市民完全脫節，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令官員聆聽民意？」他攤開兩隻手掌。

請別誤會，麥高登不是一般那些規勸學生早日歸家的教授。事實上，他比許多年輕人站得更前——人大落閘後，他公開宣布參與佔中。九二八早上，他接到陳健民來電，「叫我快點到現場，準備被捕，於是我便收拾行裝，動身出發。奇怪的是，到了警方發射催淚彈的那夜，人太多，於是有人對我說：『噢，這次警察不可能拘捕我們了！』」麥高登聳聳肩，自言這次經歷荒謬，但有趣。

上街盡本分自認香港人

原定的被捕計劃告吹，但麥高登卻堅持一直參與集會。作為人類學家，他最享受與在場的陌生人交談：「早幾天在旺角，看到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理性辯論，你來我往，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公民課堂！」他直言，為人師表不能鼓勵學生犯法，但他走入現場，同樣為履行教師職責：「人類學強調對不同觀點的理解，我正在做這件事。老師的責任是促進思考，令人們想得更透徹，所以每遇上持相反立場的人，我很樂意跟他們交談，甚至辯論！」

當然，麥高登上街，不單要盡老師本分，更因為他自認「香港人」。「我知道不少外國人都沒打算佔中，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香港人。」他自覺有別。「我在這裏二十年了，因工作關係時常跟本地學生接觸。像昨晚，我的學生深夜在金鐘來電，就是要訴說她對香港的憂慮，並尋求我的意見。經常跟這樣的學生一起，我豈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憂廿三條立法毁港價值

這個鬍子長長的香港人，既肉緊學生，也肉緊香港。「老實說，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民主……因為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妥協。我擔憂的，是廿三條立法。一旦它立法，香港就不再是我熟悉、熱愛的地方。」恐懼，源於他察覺到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崩壞：「我珍惜的香港價值，諸如禮貌、公民意識、廉潔，都正消失於內地化的過程中。官商竟然勾結，你看看許仕仁，看看梁振英，他們就像大陸官員。再看看葉劉淑儀，她一直支持廿三條立法……當這些人的聲音日漸壯大，你怎能不擔心？」教授罕有地收起笑容，「這是我的家，我可能會在這裏終老，所以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地方。」

消弭中的香港價值，卻在街頭重現。「我從未見過有示威可以如此文明有禮。這或許誇張，但現場確有如社會主義下的烏托邦，有公眾書架鼓勵閱讀分享、有自修區讓學生溫習；人人都有手尾，自動自覺執拾；越過石壆又有人攙扶……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要找個地方借鏡，他們不應去內地，那只是愚蠢的獨裁！他們反而應該來看看現在的香港！」麥高登打趣說道。

愛國歧義新香港人身分

幾年前麥高登出書分析港式愛國主義，並指出香港人的愛國理念，通常離不開一個「錢」字——經濟發展、商業良機。香港人素來利字行頭，這次又為何能夠建立烏托邦？「可能是年輕人的緣故。你看看學生如何公民抗命？別人推我，我或許會還手，但這些學生並不會！他們就像新的香港人。」教授眨一眨眼，目光閃亮。「這絕對令人欽佩。」

那麼，雨傘運動可會造就「新香港人」身分的誕生？麥高登微微頓了一下：「我真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區區的十多萬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斷言，說新香港人要誕生了。」新身分未現，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卻注定拉扯。「我記得幾天前在旺角，有婦人走過來向示威者大叫：『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卻換來廿來歲年輕人一同回應：『我們只是香港人！』然後，雙方無言以對。」對此，麥高登甚是意外。

他本以為香港人會變成中國人。回歸前後，他寫了一篇論文，預言「香港人」身分即將淡出歷史，被「中國人」侵吞，結果不然。「這正反映了內地的政策是何其愚蠢！以這次為例，假如人大決議溫和一點，假如候選人不止兩三個，運動根本不會發生。」管治錯誤的代價，就是令一代人更用力擁抱「香港人」，遠離「中國人」。

警民互信破裂守護學生

無論如何，一代人的覺醒，已足以在他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就是未來。因此就算這場運動，令我對政府的管治、官員的反智，感到絕望，但對這個家，我仍然心存希望。」訪問尾聲，麥高登繼續樂觀。「至少與一個月前相比，現在好多了！」周三早上，教授如是說。

幾小時後，麥高登改變了想法。那天黃昏，話筒另一端的他有點激動，更揚言要到金鐘留宿，守護學生，守護香港。於是翌日晚上，我們相約夏愨道上，再續前緣。

九時許，公路上人頭湧湧。麥高登跟太太Yoko結伴坐在天橋中央，旁邊坐着他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畢業多年的。「我真的真的十分傷心。我明白警察也有壓力，但在文明社會，就算你不同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總不能毆打他。」麥高登嘆了一口氣，然後吐出一句：「我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信任警方了。」

傷痛，全因警民互信，本是他所珍視的香港價值。「我記得在○三○四年的七一遊行，警察們都在安分地維持秩序，與市民保持友好的關係。」麥高登慨嘆此情不再。「What's going on？坦白說，示威者都犯了法，若警察執法拘捕，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打示威者？卻是違反法律秩序，令警方變成人民公敵！」教授說話夾雜唏噓。「我太太看到片段，也落淚了。」

於是夫婦二人決定執拾行裝，在金鐘過夜。「我是老人家了，未必可以擋在前面保護學生。但我可以為他們作見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可過來找我。」問到今晚睡哪兒，他笑言一切交由學生拍板。「睡在天橋上比較危險，還是到下面那些帳篷比較安全。」畢業多年的舊生Lydia細心為他打點。

香港人香港地成長時機

那夜，麥高登與他心愛的學生圍圈而坐，閒話家常。他們年齡各異，對於雨傘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看法。連日來在充電站工作的三年級生Vivian察覺到烏托邦的醜惡一面：「好多人掛住影相，阻住條路，又唔聽人勸。」她因此質疑，這個「美好的香港」不會持久。Lydia倒比師妹樂觀說，「這次見到香港人的本質，係善良而正直的」。但她同時不失戒心，「不過善良的人容易畀人蝦、畀人呃！正如大家無幻想過畀差人打，根本就唔識防範。」

雨傘下，喜與悲，我或你，也在香港地。這一役，港人注定刻骨銘記。

文 阿果

圖 阿果、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傘開以後：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給爸媽的信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佔中第十一夜，月正圓。添馬公園的盡頭，站滿了舉目觀天的年輕人。可惜密雲滿佈，月色躲藏，人人臉上都難掩掃興之情。轉身離開之際，卻瞥見一個男生，躺在草地上，仰望星雲，輕聲哼唱：「明月光，為何未照地堂……」歌聲不算動聽，卻應景。

回到夏慤道，台上講者力竭聲嘶，痛陳政府不是；台下仍舊人影散亂，有人側耳傾聽，但更多人選擇盤踞馬路一角，自得其樂——路壆旁，校服女生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彷彿要看穿手上筆記；瀝青上，黑衣少年三五成群，圍圈而坐，時而靜默，時而嬉笑，時而拌嘴。兩星期前的金鐘，是香港命脈所在，乃成年人的世界；當下的金鐘，是青春革命的源頭，由年輕人畫下邊界。

這陣子，聽見許多人說，新時代已經來臨，雨傘運動的主角，由始至終都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之所以撐起雨傘，流連街頭，除了是奮身抵抗政權，更致力以行動向上一代說不。因此，中年十死士就此湮沒人海，三子被迫消失於視線，就連日前陳日君抨擊學生「行錯路」、「愚蠢」，也換來黃之鋒義正詞嚴，高聲反駁：「樞機爺爺，時代已經不同。」

時代已經不同。過去兩星期，走上街頭的，盡是幼嫩臉孔。他們自發行動，不要組織，不要領袖，更不再奉大人的信念為真理。廣場上，他們怕李柱銘、戴耀廷、陳日君越俎代庖；飯桌前，他們厭惡父母、大姨媽、四舅父高壓管治，動輒使出十二道金牌。

一場運動，兩代裂痕，不知擘開了多少家庭。

然後，有心人發起「給爸媽的信」行動，鼓勵年輕人掏出真心，親筆疾書，寫下難以宣之於口的萬語千言。「平時喺課室叫學生寫嘢，佢哋實交行貨。」發起人Indie坦言。另一發起人阿Lo接着說：「但估唔到收到嘅每一封信都有金句。」隨意翻揭學生信件，果然讀到發人深省的句子——「也許您現在覺得我們阻礙了他人的道路，不過馬路不只一條，如果我們不爭取，以後的路就只有一條」。動筆的，是一個年輕女生。

佔領的第十一個晚上，筆者跟阿Lo和Indie走在寬廣的馬路上，收集年輕人們給爸媽的信。明月光，照出的，原是一代人的集體心事。

「給爸媽的信」角度年輕，但兩名發起人其實不算後生。一頭金髮的阿Lo畢業數年，現任職製作公司；西裝骨骨的Indie年長幾年，現從事教育工作。兩人離開校園多年，佔中開始後，卻一直思考如何與學生同行。阿Lo每晚到佔領現場留守，「係擋過催淚彈嗰批」；Indie沒走那麼前，卻嘗試捫心自問，「件事發生到呢個stage，我哋其實可以做啲乜？」

於是國慶日下午，兩人在WhatsApp即興談了兩個多小時，碰撞出不少有趣點子。「初頭想寫封信畀梁振英，又或者寫畀世界各地的人，之後諗不如回收膠樽啦，要大家寫少少東西，塞入去，好似漂流瓶咁，在佔領場地飄吓飄吓，最後都係交畀梁振英，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人。」阿Lo回想意念，一臉興奮。但當日的衝勁，實質夾雜無奈，「其實當時都係畀少少嘢自己做，等自己無咁被動，無咁無力啫。」

「不過國際媒體都知（香港情况）啦，再話畀佢聽乜嘢呢？」Indie續說，「所以與其對外講，不如都幫坐喺度的人，諗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啦。」兩人因而構思「給爸媽的信」，希望大家用寫信整理思緒，再將心中所想轉告父母，化解兩代分歧。「最緊要夠touching，因為感動人的東西最容易spread開去，大家會有共鳴。」最終，阿Lo透過舊上司林日曦請來在《100毛》雜誌工作的手足，用幾個小時，就設計好標誌，印刷好信紙，約齊了幫手，當晚一行十人走到佔領現場，講解意念，派發信紙，然後拍照記錄。一星期後，兩人手上已有上百封信件。

這手中信 分量重千斤

活動原希望年輕人交信後，會用手機拍下父母讀信的情形，但阿Lo發現，別說要父母讀信，許多人連將信親手交到爸媽手上，都覺艱難。「在銅鑼灣遇上一個女仔，一見到我就話『啱喇，你嚟得啱喇，我尋日先同老竇嘈完。』」女孩隨即展示手上傷痕，說是爭執期間，被鐵閘撞傷。「終於佢寫了封信，同爹哋講對唔住，話發咗佢脾氣，想叫佢唔好擔心。不過，她最後都唔敢交那封信。」

寫信難，寄信更難，大概因為兩代之間，夾雜太多的誤會、太多的不解。阿Lo每天收發信件，從中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人人的阿爸阿媽，都認為自己仔女係被煽動的！所有人都係咁講。點解咁一致呢？我真係唔明囉！」Indie笑着補充：「佢哋唔係好相信有人會自己諗嘢的，哈哈哈……」因此，他們接觸過的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被家人認同。但少年們一於少理，繼續堅守街頭。

就連阿Lo的母親，起初也堅決反對。「本身（佔中）這個話題，係唔會在我家出現的。到催淚彈那一晚，她就開始叫我唔好再出去喇，好反對。」於是兩母女展開連日拉鋸，「佢不斷send文章畀我睇囉，又話美國控制呀，又話『個個都睇我哋中國唔順眼呀𠵱家！』」阿Lo啼笑不得，還要應付父親的突然來電，「第一句就問『佔中係咪好好玩呀？』又話咩其實共產黨咪幾好。但明明我就知道阿爺以前被人批鬥過……」阿Lo氣憤，但又理解：「可能佢哋曾經suffer過一些事，驚咗呢個話題。」

到「給爸媽的信」正式開始，母親才有轉變。「我send番一些學生的信畀佢睇，想話佢知，這件事純粹想感動人，唔通咁都有錯？」結果，翌日母親用WhatsApp錄音激動回應，「我總算無生錯你！」分歧就此解開。「我阿媽係好鬼浮誇的。」阿Lo咧嘴而笑。

不退一步的堅持

9時許，明月高掛夜空。我們沿夏慤道行走，派發信紙。阿Lo喜歡找看上去比較年輕的，「同自己年紀差唔多的會尷尬。」結果我們繞了一圈，就原路回去收信。第一個寫好的，是在紅十字會附近，正倚坐石壆的Simon和Melle。

兩人都是大學三年級生，留守多日，父母同樣反對。「衝公民廣場嗰晚先第一次留守。返到去，屋企人完全估唔到我會參與這種活動，反應好大，問我點解要咁樣做。我就喊晒，唔敢望佢哋。」Melle的笑容，帶着苦澀。「之後佢哋好強硬，話我再出嚟，就唔會再理我……不過我最後都係照出。」她認為，摩擦源於父母對自己的輕視。「你們說抗爭這種事情應該留給有能力的人，但我很想跟你們說，這種事情與能力無關。」Melle在信紙上寫下如此一句。

並肩而坐的Simon，家裏鬧得一樣僵。「佢哋知我有去，最近除了『食飯喇』，都無乜同我講過嘢……（心情如何？）咁都好嘅，唔使佢煩！」微皺的信紙上，他寫字不多，但態度堅持：「你們可能會唔認同，但希望你們會理解。」Simon說，父母看重現實，質疑他「改變唔到中共」。但他仍然執著，全因要爭取未來：「他們過安逸的生活過得太久，有樓有工，想要的東西都已經到手。但大學生呢？一出來就要揹十幾廿萬的loan，買唔到樓啦，生仔又要同人爭學位，我們真係睇唔到未來。」言語流露年輕人獨有的悵惘。「上一代或者覺得我們阻住他們搵食，但我覺得人唔應該就咁為啖飯、為五斗米折腰。」迷霧散去，男生的眼神回復澄明而閃亮。

上一代也許難以明瞭，何以年輕人願意犧牲青春，告別安舒，流連街頭。我跟阿Lo、Indie走到大台附近，遇上John及同行的三名朋友。四人20來歲，已經出來工作，但這幾天下班後，卻堅持相約在金鐘，原因是為了「下一代」。「我唔想第日有小朋友，要同佢講，當日你阿爸龜縮喺屋企，無出到街。我未必要企最前，亦未必好似其他示威者咁叫口號，但會坐喺度靜默，而沉默都係一種對抗。」John說得認真。身旁的Paul微微點頭，沒半點猶豫：「你唔能夠望住學生去為社會犧牲而袖手旁觀。」

那一夜，月光流瀉在夏慤道上。一路上我們跟許多不想喝湯的年輕人談過。大部分人想法清澄，意志堅定。有人為了上街，跟父母鬧翻，例如坐在紙皮上溫習的阿芝。「出嚟第一日開始，我爸就嬲咗我囉，𠵱家勁憎我，一句嘢都未講過。」她是中六生，明年要考公開試。「佢係發晦氣嗰種，我一話出去，我媽就會嗌『快啲阻止佢啦！』跟住我爸就會話，佢要出去死咪由佢死囉！」稚嫩的臉上，只剩下一記慘笑。

夏蟲不可語冰，於是有年輕人選擇迴避。「要講一定講得掂的，但唔想有咩麻煩嘢囉！畢竟除了父母，還有好多親戚，他們反對得更激烈。」在海富天橋下靜坐的Dick笑言，自己已經在facebook unfriend了所有親戚。「驚有摩擦嘛。我平時都會post嘢，費事佢哋見到又說三道四。」朋友可以unfriend，但親戚總不能斷交。「都怕成為茶餘飯後嘅話題，第日見面就濕滯。」兩代之間，像雞同鴨講，又像螳螂面對蟋蟀，無言以對，自說自話。

父母不願子女置身危險

當然，天下間沒人想做天安門母親。上一代之所以激烈攔阻，許多都源於安全考慮。坐在行車天橋上的Tina知道母親擔心，所以一直隱瞞：「我話去同學宿舍屈蛇，呃咗佢出嚟。但出得多，佢都估到。」自此母親千叮萬囑，「要我帶多啲器具去，遮呀口罩呀，帶多幾個去」。母親默許，但父親一關更難過。「到𠵱家都無同爹哋講。佢平時好擔心我，連我去camp都會勁驚，莫講話上這種場面啦。佢應該會鎖住道門，唔畀我出街。」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提到，戰後嬰兒為人父母後，都傾向基於以往的社會經驗，緊密監視年輕一代。父母擔心子女安危乃人之常情，但界線設在哪兒，背後恐怕藏着需要整代人思考的問題。

雨傘運動青春煥發，但上一代不也曾經年輕？是時間讓他們遺忘初衷，抑或兩代人之間，始終隔着無可踰越的縫隙？這成為了許多現場人士心裏的問號。「我好細個的時候，八九六四，他們都帶過我上街遊行。到今日，他們就選擇短淺，覺得而家生活到咪得囉，唔好搞咁多嘢喇。」對於父母的轉變，坐在馬路中央的阿茵大惑不解。「請你們再拿出當年的勇氣，不要再作沉默的一群，沉默是等於幫兇。」無奈以外，她寫給父母的信，依然懷着一絲希冀。

反智的上一代？

言談之間，許多年輕人都提到CCTVB。運用媒體的習慣，似乎是兩代分歧的另一個原因。跟友人圍圈而坐的林同學分析，「佢哋個年齡層係用WeChat，唔睇facebook的，所以有好大分別。我爸跟得好貼，會問我有咩facebook專頁好睇，即晚like晒，但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唔會咁做，他們始終比較抗拒去融入呢個新時代。」旁邊的Emily搶嘴，「大家對網上資料的睇法好唔同，例如律敦治產房張圖，個個都手痕轉載！他們覺得資料的真偽唔重要，個信息最重要……」再旁邊的Kaye說得更激動，「所以咪唔明囉，這個是一個群體的反智喎！」

有的學生比較幸運。讀大學一年級的Bianne在信中稱讚母親：「最意想不到係佢都出來，身體力行。通常上一輩的人，尤其阿媽會話，『細路咁危險，咪出嚟喇！』但佢就係咁塞錢畀我，叫我買物資過來，又同姨媽一齊嚟睇，好難得。」母親支持運動，Bianne有時會反過來勸她回家。「我成日問佢攰唔攰，攰就返屋企。到夜晚黑就會叫佢走，因為佢精神一向麻麻，驚佢有事，哈哈！」小妮子笑得燦爛。

那夜，筆者翻閱了無數本難念的經：大人講究現實，年輕人追求理想；父母怕危險，子女認為失去公義的社會更加危險。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各自回復必要的沉默。

而對年輕人來說，更矛盾的，在於他們之所以能夠獨立思考，又有餘暇追求理想，恐怕全因為上一代踏實做人，用雙手取代腦袋。「如果唔係爸爸媽媽咁樣培育我哋，我哋就唔會讀書比佢哋多，有自己的諗法。所以，都係要多謝自己屋企……」大學生阿樂，吃着消夜，淡然地說，「既然係咁，都無需要去改變任何一方的意見，唔一致咪算囉，都無咩好講。」語畢，再次沉默。

明月光，照地堂，兩代人，shall we talk？

文 阿果

圖 胡景禧

編輯 胡可欣 

Vic：台灣朋友的慧言：誰說參與香港佔領運動的年輕人是被有心人利用了？為什麼不是反佔領的老年人被人利用了？統計顯示，詐騙案的受害人以老人家居多。

阿果訪問馬傑偉：扼殺電視，即係消滅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這兩星期，心情持續欠佳。周中偶爾為王維基的金句稍稍振奮（猶如重溫《半澤直樹》），但其餘時間，細讀媒體消息，留意事態發展，始終開不了心。有一兩晚到了政總，聽着香港電視員工真情分享，情緒激動，悲憤依然。

馬傑偉這星期也有去政總，而且不止一晚。一年前的反國教風波，他靜坐公民廣場一角，絕食明志；一年後，他重回舊地，心情複雜，憤怒中帶點悲涼。

身為《明報》世紀版專欄《人文館》的長期讀者，我明白馬教授的心情。最近一年，他的專欄，愈寫愈灰——年初說自己對世事逐漸「麻木不仁」：「不想打開電郵、不想看新聞；下班駕車回家，不想打開收音機聽《自由風》」；年中坦言自己寫評論的quota用盡了，開始「努力學習在香港作一事不關己的外人。不勞心、不勞氣。躲在自己的小世界內」。到這個星期，面對發牌風波，他先是怒火中燒，痛斥「這個行會太傲慢」，字裏行間，盡是感嘆（號）；後是由怒轉哀，慨嘆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長、讀書、工作幾十年，從來沒有如此深切的悲情」。我跟馬傑偉並不相識，但他那份既悲又憤的心情，作為讀者，實在隔着油墨也摸得到。

訪問當日，我們相約在中大的一家café見面。坐下不久，我們調換座位，原因是他眼睛有點毛病，不能被陽光長期直射。換了位置，他背着陽光，顯得有點深沉。呷了一口咖啡，他開口說了第一句話：

「其實我真係好唔開心。」

香港命根接近枯死

馬傑偉，中大教授，研究流行文化和身分認同多年。學者好友對他的形容是：「過去十年，拒絕變灰」（梁款）、「不知道那麼多精力從何而來」（呂大樂）；幾年前，他說自己「外貌如浪人，活力十足，行為如小伙子」（見《後九七香港認同》）。見面當日，我依字對認，卻發現眼前的馬傑偉，不似活力充沛的小伙子，反而像個飽歷滄桑的中年怒漢。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這次發牌事件，是扼殺創意；嚴重一點說，是扼殺香港。」我記得在九十年代初，當電視走向下坡，不同學者走出來爭着說「電視已死」的時候，馬傑偉獨排眾議，堅持「電視不死」。但這一次他卻說，快要死的，不止電視，還有香港和香港文化：「這些以前都是香港人的命根，香港人的身分、說話的方式，即是寸寸槓，但有時做事認真，有少少滑頭，但關鍵時刻又會挺身而出……都是從電視劇裏出來的。當然我不是說王維基一定會成功，但這條香港的命根接近枯死，現在難得有少少希望、少少生氣，都要揑住，咁你咪覺得好upset囉。」

馬傑偉形容，那是一種窒息的感覺，好像我們認識的香港，已經不再存在：「我們珍惜香港的制度，究竟還在不在呢？講到制度，首要當然是學校，像去年的國民教育，就是在教育制度裏面履行一種政治任務。另一個戰場在媒體，新聞當然最直接，但按照大陸那套，劇集也是很強的意識工具。」在這個部分，一國兩制似乎（即將）守不住：「（我們）不是要拍電視劇來作反，只是香港的制度，可以令創作沒那麼多指令、框框，有活力，可以將創作無限制地跳出來……這些範疇都要妥協，順應大陸那套，咁……香港就會無咗囉。」

電視劇真的有那麼重要的地位嗎？我是電視迷，也很少這樣想。「電視劇不是太high sounding、太高調，卻是普及文化的搖籃，（孕育）音樂、電影、創作人才，也是明星鍛煉的場所。現在香港無明星，也因為失去了這地方。你不停拍膠劇，咪膠晒囉！還怎樣尋找star呢？」

聽着馬傑偉的感言，我不停點頭。不過，無綫劇集千篇一律，脫離民情，似乎也不是這一兩年的事。這次王維基不獲發牌，是扼殺電視嗎？我覺得更似是把能夠搶救垂危電視工業的最後一顆靈丹妙藥，拋向萬丈深淵。「沒錯，這也是心情複雜的原因。我屋企有裝有線，間中都會睇。𠵱家（政府）發咗個牌畀有線，我真係好驚新的免費電視就是將（有線的）第1、12和13台加埋一齊，大佬！然後now就係100台囉！咁真係好唔老嚟喎大佬！」根據早兩天電盈公布的免費電視未來大計，這個「好唔老嚟」的猜想，似乎很有機會發生。

「但王維基唔同喎！我看《鏗鏘集》訪問《警界線》的導演，他真的講到以前我做研究、訪問幕後，好似戚其義講嗰種嘢喎！當然，我們可能一廂情願，將一些已經逝去的東西投射在王維基身上，以為他可以帶我們返去普及文化好有活力嘅時代，但係……你畀我投射吓都好吖，大佬！」馬傑偉又說，早幾天他讀到《主場新聞》一篇文章，作者是影視系畢業生，做過亞視編導，後來被炒，被迫轉行，之後每見後輩想讀影視，都以「打死都唔好！」勸阻。「咁你話係咪好悲涼吖大佬？現在王維基的公司都係有少少人情味、少少對創作的尊重、少少希望，咁啫！（停頓半秒）都唔得喎！你話係咪灰吖？我們不是要點點點，只是想要一個比較正常的影視生態，很小的要求罷了。」

電視研究者：十年無認真睇劇

這兩星期，發牌風波持續發酵，全城關注，人人熱議。各大媒體的論者談起此事，大多率先自報身世，以「我已多少年沒看電視劇」為開場白（十年是最低消費）。馬傑偉以前做電視研究，嘗過走訪台前幕後，試過仔細解構文本，港產電視劇，當然看過不少。但這次訪問，他一見面，劈頭就說：「其實我已經十年無認真睇過香港的電視劇。」我確實有點意外。

「我記得九七年之後，開始覺得電視走下坡，嗰時我成日同自己講：『由佢死囉，無人睇囉！咁佢先會進取嘛！』然後繼續留意收視，咦，又跌唔得去邊喎！香港人工作忙，怕麻煩，電視就好似養金魚的水一樣，養住你。」當然你我心知，那是一潭死水。馬傑偉不再看港劇的原因，跟你我一樣：「無刺激嘛！對智力無挑戰嘛！它不再在社會文化的前沿，我點解要虛耗青春去研究？」

我們談了一小時，當中九成時間眉頭緊皺，烏雲密佈。談到香港的電視，馬傑偉耍手擰頭，講得最多的，是「好sad」、「大佬」，以及「火滾」。唯一眉飛色舞的一次，是提起美劇Breaking Bad的時候。「近期我個女download畀我睇，我一路煲緊，剛睇完Season 2，開始Season 3。」好看嗎？馬傑偉突然推銷員上身，眼神閃亮：「套劇講一個中學化學老師，伙拍舊學生，一齊做毒品。昨晚睇到邊呢？講到……」他開始介紹劇情，狀甚興奮，幾十秒後見我無甚反應，立即補充：「Breaking Bad真係好hit的，蕭若元都睇緊。佢無任何moral judgment，唔會走出來話吸毒唔好，甚至連個hero也是毒販，但觀眾一樣會get到。」

身分認同 恐兩走極端

那有何感想？「我真係好感慨㗎。人哋已經讀到研究院，你仍然留班讀初中，無進步，繼續係咁BBQ、係咁喺𨋢偷聽，係咁煮個麵。嘩，香港係咪真係咁呀？以前在華語世界，香港電視劇曾經雄霸，現在卻連大陸的都不如。」馬傑偉談美劇的雀躍神情，讓我想起王維基搞電視台的其中一項雄心壯志，就是要仿效美劇。

感慨，只因曾經深愛。馬傑偉早年解構《網中人》，分析《大時代》，研究電視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要講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最師奶、最入屋、最普及的，就是電視劇。昨晚我有去政總，那裏的人都是生面口，他們真的覺得（電視發牌）是件家事。電視劇很市井地define香港人是什麼人，將香港人的『人』字，在日常生活、茶餘飯後的細節體現出來，講到香港人的獨特之處。許多電視劇都關心本土生活、本土議題，將香港發生的事呈現出來。但這幾年TVB的程式化太驚人，那部分就散咗囉！」馬傑偉愈講愈激動：「大膽去講，我們認識的香港人、我們有親切感、投入感的香港文化，都同電視劇息息相關。在七十年代，香港就係喺嗰度生出嚟。現在要揑死佢，你話係咪好火滾吖？直接啲講，即係要消滅香港。」

我只有廿幾歲，以後還要在這裏生活，「消滅香港」這四個大字，聽起來很恐怖。馬傑偉續說：「死的，是最核心的部分。先別理上街爭取的民主呀普選呀，就連香港文化、香港身分、香港為什麼叫香港、香港人的面貌、價值觀、特質、生活方式，都會消失，化咗。」化？即是會變成一個中國城市？

「大陸化只是其中一個可能。」馬傑偉猜想，大眾電視作為凝聚身分認同的平台，一旦失去活力，下一代就算仍有「香港人」，也可能會走向兩端：「一是activist，透過惡搞、快樂抗爭，從社會事件中凝聚身分，講『我係香港的青年人』。這樣出來的身分，比較激烈，比較pull-and-push。」反而，普及文化孕育出來的身分，比較健康。「有新的偶像，新的明星，大家都會proud自己係香港人。」

「當然社會裏總有一群人會堅持批評、抗爭，但無咗普及文化那部分（去造身分），抗爭那邊就會擴大囉。」至於另一端，則不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他們專注跨境娛樂，睇韓劇，追韓星咁。但裏面無本土議題嘛，最後就會散咗囉。」他沉默半晌，補上總結：「到時香港仍在，但就不再是我們心目中的香港。」

新媒體下的「新香港人」？

這一點，我有疑問。沒錯，如馬傑偉所言，許多年前，電視誤打誤撞，書寫香港故事，製造港人身分。但上述這些，都已過去。環顧四周，我和同代人少《東張西望》，多揭《100毛》；少看《六點半新聞》，多流連《主場新聞》。電視平台的地位日漸縮小，難道規模較小的新媒體不能群起取而代之，再塑香港身分？

對於這個猜想，他有保留：「老實說，電視劇對整體文化的影響在降低，全世界都係咁。但我們看事物也要均真一點。電視是好lazy、好convenient的媒體，你不用download，不用search，只要回到家，一坐下，就已經睇到。它的『入屋』、普及性、容易被接收的特點，都仍在。重要性會減弱，但又未至於會減弱到一個咁嘅地步。」

新的媒體形態出現，往往會令人浪漫化地覺得能夠取代舊有的。新式媒體搶眼，但始終有所局限，例如受眾分散、持續性不足，「在可見的將來，電視個餅依然會是最大。現在許多人唔睇（電視），純粹因為質素差。只要做得好，就始終會有重要性。就算是TVB，有話題都多人睇，例如《盛女愛作戰》。對於電視，雖然年輕人好似移民走咗，但當有生活感、有話題，又觸及到本土社會的節目出現，他們又會回來。」

我喜歡駁嘴。馬傑偉剛說，新式媒體影響力不足，大眾電視又再造不出「香港人」。我反而在想，當飲電視奶水長大的一代人淡出了，我們不就會有另一種方式去凝聚香港身分？馬教授點頭：「文化cycle一定係咁。一代人離開，我們那個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就一定會離開，唔需要太過傷春悲秋。到時真係會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未必指那些新移民，就算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社會條件改變了，（他們）覺得九七回歸是遙遠記憶，只看facebook的新聞，久唔久睇吓劇集，港產片又少睇……在這種環境長大，十年後廿年後，我無任何理由唔相信，會有一個新的香港。（苦笑）係咪先？只不過到時這個新的香港、新的香港故事，成分如何，就視乎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

「我們其實都有少少obsessed with the past。面對不可理喻的政策、熟悉事物一層一層的剝走，集體就想抓住過去。我自己都係，但會提醒自己清醒啲，要知道那個是mission impossible，八十年代已經過去咗。調返轉頭，要想的反而是，在新的香港、新的環境、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我們怎樣可以找回一塊又一塊我們珍惜、想要的磚頭，一齊起番好佢？」難得語調有點希望，但他下一句卻是：「而家王維基正好係一塊咁嘅磚啫！」心情又往下沉。

懇請保住香港活力

話題轉到王維基，馬傑偉有以下分析：「從文化角度來說，王維基這個人，very Hong Kong。他是好老闆，尊重創作，有guts，有sound bite……根本就是香港人辦。你捽死佢，咪即係捽死我？佢係我心目中活靈活現的香港人喎！其實整件事也是一齣電視劇，表面講一個香港仔，但依然被人揑住頸。所以香港人先睇得咁投入，咁sad。那種複雜的情緒，我覺得真是一種集體抑鬱來的，唉。」

他嘆了一口氣，然後語重心長：「我奉勸那些建制派，唔該走出來，畀個希望香港人，這事在政治上並不凶險，能夠贏到香港人的心。如果你真係愛國、想中國好的話，更加應該保住香港這一種活力……唔好同我講（王維基）會作反嗰啲，單計要娛樂大家，娛樂得好啲、有品質啲。保住這個制度，可以令香港同大陸之間的創作交流，無論是合拍片、影視製作，更加多元化，對大家都好。」事實上，內地剛開始拍劇的時候，模仿的對象就是香港電視劇。這個「香港好、中國好」的董伯伯式說法，也有道理。

事情會怎樣發展？「我都希望有轉機。司法覆核又係死得，拖拖拖。再worse的是，我們繼續心悒，梁振英就繼續拖。大家都好現實的，唔會咁荒謬為『我要睇電視』，同你瞓一個月街，最後又不了了之。但社會後果呢，就是人人心入面都有根刺。」你呢？「好悲觀，哀莫大於心死，但你又要喺度。你會繼續睇TVB架嘛，將來now、有線hea住做嘻嘻哈哈的節目，end up香港就係咁，大家夜晚返去就係睇呢啲嘢，你話係咪……so sad！」

我沒有答話，只是從偌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原來太陽早已下山，外面剩下一片晦暗。風起了，天黑了。

答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早年任職無綫，其後在學院研究電視文化、身分認同多年，著作《電視與文化認同》分析《網中人》，解構《大時代》，一直為各大院校普及文化學科指定讀物。十年無睇港產電視劇（《天與地》除外），最近迷上女兒推介的美劇Breaking Bad，「十幾年都無試過咁」。近日心情總結：So……sad!

問

阿果，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傳媒及文化研究。喜歡香港流行文化，與電視交往多年，因此揭爛家中的《電視與文化認同》，深宵重溫阿燦豪賭啃包、丁蟹扔子落樓，甚至撐大雙眼，收看《巨輪》。近日心情總結：你真係唔好激嬲我囉！

文 阿果

圖 劉焌陶

編輯 方曉盈

阿果 - 「香港人的新市鎮」－－政府新式洗腦武器

星期日生活   果欄   2012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每一代香港人，都應該有安居樂業的空間……」這句廣告對白，最近幾周，不住盤旋於腦海。如此高效的「洗腦」效果，令人想起一個廣告界的傳說：1957年，James Vicary聲稱曾經進行一次市場學實驗：將汽水與爆谷的廣告字句，偷偷放在一齣電影的菲林裏，每隔五秒，每次閃現0.003秒。他表示，雖然觀眾「看不見」這些閃動的字句，但廣告信息卻透過潛意識，影響觀眾行為。實驗結果，令人瞠目：汽水與爆谷的銷量，分別錄得18%及57%的增長。及後，此實驗結果縱因有揑造事實之嫌被推翻，但關於廣告本質，究竟屬於欺騙（cheating）還是勸說（persuasion），爭論從未休止。

無論如何，透過廣告觀察社會，是古老行業。在電視行業盛行的年代，這類研究，尤其普遍。回歸之前，匯豐銀行製作了一輯「漁夫廣告」，大受歡迎。廣告採用黑白片的形式，以精簡畫面，配合人物獨白，注入感覺，重塑歷史。「香港地，搵唔搵到食，都係睇自己嘅啫！」漁夫一番話，港人共鳴。當時馬傑偉分析文本，點出看似紀錄片的廣告背後，其實暗藏強調個人努力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個背後信息，置在銀行廣告，合理非常。放諸時代背景，這種「香港精神」的呈現，同時隱含對回歸過渡「一切不變」的美好期許。

心理暗示與現實

分析商業廣告文本，我們可揪出主線：商家如何以符號建構廣告，勸說又甚至欺騙觀眾購買自己的商品。這個年代的樓盤廣告，多賣美人，少見實景；法文比較多，中文比較少。商家企圖以哄騙方法游說顧客，由是可知。不過，商業廣告，要放大優點，縮小缺點，甚至借用比喻，搬弄符號……我們都覺輕鬆平常，畢竟商家生存目的，正在於「在商言商」。為利益，可以不擇手段，許是香港精神的一部分。然而，看待政府廣告，群眾期望，當然有異。

曾經正義的政府廣告

廣告人畢明曾說，對創作人而言，拍政府宣傳片的機會，猶如生日禮物，全因箇中並無商業包袱，要傳達的信息也明確單一。在網上搜尋陳年政府廣告，發現昔時政府電視宣傳片，特點統一，類型亦可明確分為以下三種：第一類，旨在警告。無論是找前小偷勸觀眾「小心扒手、保管好財物」，抑或呈現毒品禍害，高呼「不可一不可再」，甚至設計經典的「生命冇Take2」口號……這種廣告，旗幟鮮明。長久以來，警誡式廣告，一直佔據政府宣傳片最大比例，亦最為電視觀眾受落，原因無他，撲滅罪行、遠離毒品，正常之至。

至於，第二類廣告，則通常在新法例、新政策實施後，反覆播放，藉以面向公眾，傳達資訊。近期例子，有$6000計劃、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以$6000計劃為例，新一代或可於網上瀏覽領取款項的方法，但對年長一輩市民來說，電視熒幕上言簡意賅的政策說明，甚是重要。這類說明廣告，有其存在必要。最後是第三類廣告，針對社教化過程（socialization），針對家庭觀念、公民身分、環保意識等價值，向大眾灌輸傳統一套。「兩個就夠晒數！」是當中經典。

由「兩個就夠晒數」到「起錨」

直至近年，警告、說明、教育這三類廣告，依然存在。但在三者之間，第四種廣告，逐漸浮現。往前追溯，這種廣告的流行，始於2010年。

當時政府正推銷政改方案，民意僵持。於是與之相關的電視廣告，忽然湧現：先有名人現身，訴說港人熟悉的「向前行」精神，高呼「起錨」；後有母親為女兒製裙的「信任讓夢想成真」及芭蕾舞者重複舞步的「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兩段比喻。這種廣告，開始成為主流：空有口號，缺乏內容；擅用比喻，隱惡揚善。放諸商業廣告，見怪不怪；用於政府宣傳，唇亡齒寒。市民期望政府，廣納民意，充分諮詢，偏偏第四類廣告，存心隱瞞，旨在促銷。

為何促銷？跟先前所述的三類廣告不同，第四類廣告所陳述的政策、法例，尚未實行。之所以要大賣廣告，好聽一點的原因叫「諮詢」，但觀乎廣告內幾無實質引例，與其強說諮詢，不如改稱「瞞騙」：先以廣告騙來民意，再挾民意以令議員，政策落實，暢通無阻。

我們於長者生活津貼的宣傳片中聽到，由一位婆婆聲演的一句「早啲推出就好喇」，刺耳非常，箇中意圖，顯而易見。政府的促銷思維，基本上與當年以「買電視，平霸啦！」作招徠的商家，並無差異。

濫用香港精神逃避政策內容

平霸早已結業，硬銷亦不流行。政府促銷，有時也來軟的。最近日播夜播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宣傳片，以父女、母子為主題，調子輕鬆，頗為討好。問題在於，整個故事與新界東北有何關係？片段中信息強調家庭（母子篇），重視進步（父女篇），都是政府刻意嘗試引起共鳴的「香港精神」元素，但單純運用如此一個比喻，去說服市民支持這個「香港人的新市鎮」，跟汽水品牌慣常在廣告營造歡樂氣氛，將觀眾的心理需要，投射在實質毫不相關的商品上面，伎倆有何分別？整個廣告，缺乏實證（連最基本的發展區在哪裏，也沒提及），挪用溫情，搬弄符號（全部取景沙田，符合群眾對新市鎮的憧憬想像），販賣地道（街市、菠蘿包、午餐肉），壓根兒就是商業廣告。將商家應付消費者的思維，用於處理市民需求，是另類「官商勾結」。

政府作假情何以堪？

更教人無奈的是，商業廣告失實作假，我們還可向通訊事務管理局反映，到消委會投訴，但政府廣告呢？無論如何虛情假意，怎樣貨不對辦，市民依然投訴無門。政府，有時比商家，更加可怕。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最近直言，這個年頭，政府要打輿論戰，鼓動民意。而新式政府廣告所呈現的，恰恰是這場輿論戰的真正策略——

不在鼓動民意，而在騙取民心。

文 阿果

編輯 甘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