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 - 給同學的信

2017年9月27日

【明報文章】敬恩、峰琦：

獲悉法院的判決後，當時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是放下了心頭大石，衝擊事件發生至今已差不多21個月，在這段期間，你們要面對社會和學業方面的壓力，亦要承受刑事檢控帶來的心理壓力、焦慮和不安，事情終於告一段落，法院的判詞情理兼備，社會服務令亦是一個恰當的判刑。另一方面，我不敢用「高興」二字，畢竟當日的衝突並非無可避免，大學在處理這次事件中有多處不足的地方，如果不敢面對學生，不願和學生溝通對話，又怎能做好教育的工作？春風化雨，諄諄善誘，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需要耐心和諒解，訴諸法院，只令所有人均成為輸家。

我對大學當日報警的決定始終未能釋懷，但還是感激校委會的成員石禮謙和紀文鳳願意冰釋前嫌，為你們求情，亦希望校委會日後能更多聆聽校園內的聲音，加強和持份者的溝通。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現在是好好休息的時間，用些時間好好去充實自己，思考自己的角色，然後重新上路。

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對理想的堅持和對公義的執著。人生總難免遇到波折起落，問題不在於這些挫折，而是經歷這些挫折以後，如何在當中學習和成長，如何在挫折之後重新站起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謂「明德」，就是明辨是非，關心社會，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敢於質疑，敢於批判。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平則鳴，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胸懷和良知。我常常和念法律的同學說，當他們翻閱案例時，不要光認為這是冷冰冰的原則，而是要去反思何謂公義。每宗案例都是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社會裏的事情，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們應該感到憤怒，應該挺身而出。沒有激情的社會是冷漠的，不能反思的社會是無情的，不敢或不願意再說真話的社會是可悲的。

改變社會的觀念，令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合理，要依靠的不單是一腔熱誠，還要理性、學識、勇氣和承擔。武力衝突往往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經一事，長一智，願我們學會穩重和理性，但卻無損對社會的熱忱和對公義的承擔！

祝好！

文敏

陳文敏 - 大學與政治

2017年9月20日

【明報文章】近日就學生在校園張貼港獨標語一事， 十間大學校長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內容如下：「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譴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所有下列的大學，特此聲明，不支持『港獨』，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這聲明有兩點內容，第一點涉及言論自由，第二點是一種政治表態，不支持港獨。大學是否應該有政治取態？

大學是創新和發展知識的重鎮，創新和發展知識建基於對固有認知或傳統觀念的懷疑和批判之上，大學的使命在於忠誠於真理的探尋，不隨便信納權威或傳統，這種對求真的執著，成為科研學問能不斷創新和突破的動力，但對真理的探索往往要獨排眾議，不隨便接納權威 ，這亦令學術研究往往不容於掌權者──伽利略因認為地球環繞太陽運轉而不容於教會，布魯諾宣揚地球並非處於宇宙的中央而被燒死，由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近日在德國展出的禁書神殿，均不斷在提醒我們，真理的探索和政治正確往往不能共存。懷疑、辯論和批判是學術的常態，在大學是沒有什麼事情不能討論或不能批判的，這是大學的特點，也是學術自由的基石。 每當學者的意見和當權者的政見不同時，大學保持政治中立便可以成為保障學術自由的屏障。若大學要追求政治正確的話，那大學已經失去它的尊嚴和理念了。

十間大學的聲明，明顯是因為政治壓力而發出，這是令人感到失望的。但即使要作出政治表態，當聲明的第二點和第一點一併考慮的時候，它所傳遞的信息便是，港獨已成為大學的禁忌，甚至已超出言論自由的範圍。言論自由當然是有底線的，但何謂言論自由？如何設定底線？歐洲人權法庭多次指出，言論自由並非單單保障那些無關痛癢或廣為人們接受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保障那些令人震驚、不安，甚至感到冒犯的言論。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須符合多元丶共融和手段均衡的要求。我不支持港獨，更不支持宣揚以暴力或行動去達至港獨，但我卻會致力保障討論這些問題的自由，反對以言入罪，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大學的使命。

陳文敏 - 一封電郵

2017年7月26日

【明報文章】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當天我由中午開始上課，一直到晚上近十時才下課。下課後有學生告訴我同學包圍校委會，一些校委會成員未能離去，李國章及校長退回會議室內靜坐了好一會。已離去的校委會委員張達明因擔心校方不肯與學生對話會令同學情緒激動，故特地折返會場安撫同學。在我下課時，示威者已經散去，亦沒有任何人受傷。

事後李國章在校長陪同下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對學生作出了措詞強硬的譴責，並稱會報警跟進。我在一月二十九日向校長發了一封電郵，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我認為新聞發布會是一場災難。除了為爭端火上加油外，它沒有達到任何有建設性的目的，亦不利於建立信任或對話……

就當晚的事件而言，我直到晚上9:30才下課，只能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事件。我相信你會有比我更好的評估。不過，在評估時，希望您亦會考慮張達明和同學們對事件的論說。從我所見，學生們當天等候了六至七個小時，他們希望在會議後與李國章對話。他們以為大學正在安排這樣的對話，卻發現警察已被召喚到場，並以胡椒噴霧指向學生，示威群眾中亦有人不斷辱罵學生。張達明基本上確認了學生這方面的說法。學生以為校方會和他們開會，但當校方根本無意安排會面及李國章企圖溜走時，他們感到受騙。這可能刺激了一些學生／示威者作出更激烈的行為。我的印象是，如果校方當時安排和學生直接對話，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情况可能會完全不同……

雖然我們不應該縱容暴力行為，但這種措詞強硬的新聞聲明亦毫無必要。聲明可以是採取堅定但亦理解學生情緒的態度出發，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對採取行動刑事起訴我們自己的學生，我會萬分猶豫和困惑。可能有人認為這種強烈的態度會阻嚇學生，我恐怕這只會適得其反，使對話變得更加困難……

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但我認為應該讓你知道事情的另一面，這或許會幫助建立溝通。我們需要對話而非對抗。我們需要建立信任和溝通，而指摘遠遠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手段。」

丁南橋 - 限制民間傳播知識 政府理據何在？

星期日生活   2017年4月23日

【明報專訊】「丁sir，可否請你暫時停一下授課。因為出了一些情况，請你到外面談一談。」 課程的助理阿魚小姐面有難色地對我說。

當時我剛開始講授「數字迷信」的下半節課， 正在進入這課的主題：現代社會對數字的過分依賴。我從阿魚的表情知道事態嚴峻，於是暫停了課，跟着她到授課單位亦即本土研究社會址的外面去。單位大門外，民間學院負責人陳劍青和另一工作人員正在與一男一女兩名陌生人細聲理論。

陳劍青說二人是教育局職員，收到投訴說我們現正進行違規授課，要向我們——即是課程的主辦單位民間學院以及授課的講師亦即是我——發警告信。

我看着這兩人，記起他們是上課前十分鐘報名的插班生。我當時已奇怪：最後一課竟然還有人報名。原來兩人不是真學生，而是另有任務。

根據那名教育局男職員說，我班上有超過七人上課，課程內容有學術成分，並非講述風水術數興趣班，主辦課程的民間學院亦非註冊學校，所以我們觸犯了《教育條例》。

男職員算是態度和氣，還向我們建議說以後我們辦的活動可以改為座談分享會形式， 只要不能確認出與會中人誰是教師，便不構成授課嫌疑。

我對自己被警告違規授課有點匪夷所思。我在香港和美國的大學教了差不多30年的書，教過小班也教過數百人的大班，如今香港教育局的代表竟然勒令我不可以同時向超過七人傳遞知識！侮辱斯文，此之謂也！

雖然陳劍青和我提出抗辯，但卻不得要領。陳劍青和我更被要求交出身分證，給那名一直掛着撲克臉的教育局女職員，讓她登記個人資料，並簽發警告信給我們。

我從扮演黑臉的女職員手上接過警告信，扮演白臉的男職員說：由於你們是初犯，我們循例只發出警告信，下次你們再犯的時候，我們會立即正式檢控。我瞥見警告信上寫着：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5萬元及監禁2年。

我收到這封苛嚴的警告信，心中不禁有氣。白臉職員說我可以繼續上課，我按下憤怒繼續教完下半節課；畢竟，站進課堂就要好好完成授課，這是我作為教師的基本覺悟。

我有思量過在上課結束時要不要向學員說明剛才學院負責人與我遇到的刁難。但最後我選擇了不向學員即時透露此次事件，因為就算是執行檢控，只會影響學院和我，與學員無干， 還是不要困擾學員吧。

上完了課，回家途中細想，為何我會對這事生氣。

我在香港大學教了二十多年書， 其間獲頒傑出教學獎，我敢說我對教學及教育有一些心得與體會。然而，在社會日趨功利短視的環境之中，大學的研究與教學生態也變得令人高興不起來。

從高中開始，我真正地喜愛學習，是因為我從學得知識與蒙受啟發之中感受到無比的喜悅。我喜歡教書， 是喜歡與別人分享這種欣悅之感。

然而，今天的大學近似文憑工廠，大學領導層追逐世界排名，教授被迫追逐所謂「高值研究」，在這個氛圍底下，更多學生以追逐成績（或者以最小的努力達至可接受的成績）代替了追求知識。縱然在大學也不時會碰上一些好學的學生，但是大學的工作環境實在愈來愈磨人，因此我在兩年前選擇了提早退休，希望在我餘下的不會很多的日子裏，能夠做我更喜歡的但一直未能多做的事情，例如畫畫。

不過，我仍然喜歡教書。因此在今年初，我因為到序言書室送書（對！我現在也是出版人，擔任進一步出版社的事務），碰到民間學院的負責人李達寧和陳劍青，他們問我有什麼搞作，於是一拍即合，在今年的二月開始於民間學院講授《否想數學》課程， 講述數學在人類歷史與人民文化之中所佔之位置及所作之貢獻。報讀民間學院課程的學員一般是在職青年，他們不會因為修讀這些課程得到什麼文憑或專業資格。他們付出時間與學費，獲得的就只有在課堂上講授的知識。我的課在周二的晚上七時半開始，通常學員都是下班之後匆匆吃過飯，趕到交通不算就腳的灣仔富德樓上課。兩小時的課當中，大部分學員都非常專心，間或有一兩位學員吃力地撐着沉重的眼皮聽課，我為他們孭着沉重的疲憊仍然堅持上課的決心感動。

我的授課方式算是老式的那種，比較單向。然而在課堂上，學員都積極發言，提出問題和意見。從課堂上的互動以及在每課完結以後大家的討論，我了解到學員都真心喜歡課程的內容。這不是因為我教得特別好，而是因為他們真心喜愛知識。這課程沒有功課，我不用給學員打分或評級，但我和學員都能因着民間學院的心血努力，再一次拾起求學的初衷：對知識如寶藏的追尋與愛惜。

在今天日趨膚淺化的香港，有像民間學院這樣的自發組織，讓有心人認真地尋求、傳遞、發揚和建構知識，令我很感高興。但是香港教育局卻制止此事，這就是令我生氣的原因。

我之後看過教育條例。就如警告信中所說：「 按照《教育條例》第3（1）條的定義，『學校』是指一間院校、組織或機構，其於任何一天向20人或多於20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8人或多於8人提供幼兒、幼稚園、小學、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交付的函授方式。」符合以上條件的「學校」，必須註冊或臨時註冊，才可授課。

的確，民間學院是未經註冊成為學校，不過，據李達寧說，教育局的人員曾經向他保證，只要課程不屬於中、小學課程的話，主辦課程的機構毋須註冊成為學校也可以授課。

雖然《教育條例》給了「學校」的定義，但是，條文之中述及的「 教育課程」（educational course）， 似乎卻沒有清楚定義。事實上，我們被教育局放蛇的那天，教育局男職員說，我的課並不是純粹關於風水，而是有學術成分，因此是屬於受教育條例監管的課程。從他所述，可以引申：不是所有課程都屬於教育課程，例如風水課程便應該不受7人上限的規條限制。另一方面，他的說話亦可以引申為：任何有所謂「學術成分」的課程都屬《教育條例》監管！

然而我自己對這一點很有保留。當日的警告，是由教育局職員以他個人的認識或經驗去判定課程是否屬於「教育課程」， 這樣便涉及對課程判定的不確切性。

我認為，如果所授課程明顯是屬於香港中小學課程範圍的話，由於香港中小學課程的確是由香港教育局制定的，而且這個課程範圍十分明確，因此由教育局的教育條例規管，確實合理。但是，大學的課程，似乎並不是教育局的管轄範圍。除非有人開辦某些課程，聲稱這些課程與本港某些大學的課程直接掛鈎，例如學員修畢之後會獲頒發一個同等的學歷資格，那便是涉及本地的大學教育，因此這類課程可以視為教育課程。 至於補習學校，由於所教的內容與本港中、小、大學的課程直接關聯，亦可視為教育課程。但如所授課程與本地的中、小學無關，修讀課程後亦不會獲得承認符合某種與學業程度有關的文憑或認證，這種課程是否應該仍屬香港教育局所規管的範圍？

若說所有包含學術成分的課程都屬於教育條例中的教育課程而受監管的話，那麼我會質疑：第一，教育局是否有能力、並且以什麼準則去判定這些課程包含了什麼分量什麼程度的學術成分，從而斷定這些課程是教育課程或非教育課程？

更根本的問題是：教育局何以有權去規限民間的知識傳授？例如，為什麼一個公民只可以同時向少於八個人傳授知識，否則便要遭受重額罰款及監禁？教育局對民間傳播知識的這種限制，是基於什麼道理？常言說「知識就是力量 」，政府限制公民之間的知識傳播，是否不欲公民從中獲得力量？

朋友聽我說這件事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其中有些說：不如你就依照那名教育局職員建議，以後上課就裝扮成座談會的樣子，大家圍圈坐，各人你講幾句他講幾句，那樣便可以過關。亦有朋友建議：以後你的講課題目可以寫成是風水命理，內容以風水命理為主，其中只包含少許數學，那樣也可以過關啊！我想這些不錯是可以嘗試用作走法律罅、掩飾過關的授課方法，但是，難道傳播知識不是可以堂堂正正、理直氣壯地去做的事情嗎？而且，何以見得風水命理不是學術的題目呢（縱然我不懂風水，也曉得其中有很深學問）？到時候教育局仍然可以檢控我們違法授課！

朋友另一個我也認同比較實際的解決方法，是由民間學院或其他有志在民間推廣傳播分享知識的機構或個人向教育局申請成為合乎授課資格的學校。不過，政府又會否以一些理由，不讓這些個人或團體成為合法的學校？

歸根究柢，最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有什麼理據限制民間傳播知識？

在中國教育歷史上，民間辦學，亦即是私塾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中國最早的、最著名的私塾，應該就是孔子所辦的「學校」。我們經常用來美稱教育界的「杏壇」，相傳就是孔子教學的地方。

經過了這次「放蛇」事件，我禁不住想像：孔子帶着他的幾十個學生，一邊遊歷列國一邊講學的時候，有沒有向各國政府申請成為辦學團體？又或者他是否每次只能向七位學生授課？又或者當時孔子所在國家的某某王，會否差人假扮學生放孔子的蛇？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家明雜感：《美豬出城》樂觀總比犬儒好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1月20日

【明報專訊】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的《美豬出城》（Where to Invade Next），看得人感慨萬千。

它的對象或許是美國觀眾，但我們在香港看來之不是滋味，一定有過之而無不及。數數看，影片提及在歐洲甚至非洲諸國由民生到民主的種種模範，工人待遇、膳食、教育、執法、毒品、懲教、公民權益、女性參與……我們從小受社會教化、見證的社會規範，換了在別處完全兩碼子事，一切並非必然！在香港，要過體面的生活愈來愈難，為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勞碌一生。《美豬》看後的另一印象：香港人的命真賤。

說「侵略」

《美豬》大概十多分鐘說一個歐洲故事，節奏明快。開首的硬照敘事已令人忍俊不禁，風格有點像Chris Marker。摩亞繼續他的旁徵博引戲法，拼貼現成影片及音樂，We are the World襯托黑警及獄卒施暴；摩亞本人的鮮明個性固然是賣點，幽默感只此一家（提到意大利資料，「模範國民」竟是《教父》古良年及超級馬利奧）。《美豬》本來只算「短片」合輯，摩亞聰明的想出一個「侵略」的說法把地方串連，洋洋大觀，讓觀眾各取所需；議題由個人拓展到公共、家國，氣氛從輕鬆到嚴肅，前半很多笑位，後半發人深省。「侵略」是諧仿美國政府，歷年的反恐戰爭草木皆兵、勞民傷財，但國內有無數問題並非石油可解決。摩亞的「一人軍隊」於是打着國旗出發，表面說侵佔，實則是虛心考察受教。國旗每豎一處，只表示又看出一個美國社會缺陷。「愛之深，責之切」乃金科玉律，所謂「愛國愛港」的投機分子聽好了，摩亞這才是真愛國。

這次的米高摩亞有點不同，一來因為「故事」性質——跟他以前在電影針對國內問題，跟大財團、當權者、右派力量針鋒相對不同。《美豬》少談他密西根身分，少見他咄咄逼人，對造訪的國家及人物沒甚挖苦批判。電影給人最深的印象，反倒是他在諾曼第小學跟學生吃午餐，跟斯洛文尼亞大學校長、葡萄牙警員及官員開玩笑，古靈精怪又風趣急智。這次摩亞有不少語塞時候，比如聽美國老師比對芬蘭跟美國教育的差別，後者無助社會流動，莘莘學子隔代貧窮，畫外的摩亞竟有一刻答不上嘴。在挪威訪問痛失兒子的父親，感受到寬恕力量、對民主深信不疑，令摩亞更謙卑積極。詞鋒銳利的他，在《美豬》有時無語，有時低訴。

自我銳減 女性故事突出

二來，不到我們不承認，摩亞真的老了。比起幾年前《華爾街陰質實錄》（Capitalism: A Love Story）他體型更臃腫，步履更蹣跚。《陰質實錄》時他還作勢有衝擊行動，今天他應該不敢再冒險了。摩亞似乎有自知之明，《美豬》很少他的全身畫面，唯一例外是他跟斯洛文尼亞總統會面，官方對攝製設限（攝影組留在採訪區，不許掛無線咪）。兩個人從會議室走出來，米高摩亞的身形及體態一清二楚。看着有點疑慮，今年六十二歲的他，日後還可以像《美豬》般周遊列國，繼續拍他別具一格的紀錄片？難道，這正是他最新作品Trumpland非常簡約（早陣子為了回應Trump競選盡快推出），只是部棟篤笑舞台紀錄的原因？不過摩亞魅力沒法擋，Trumpland只是他一人秀，在台上剖析共和及民主黨支持者的特徵，已讓人拍案叫絕了。

往積極一點看，年齡影響心境，米高摩亞的電影或步入新境界。他曾被批評太恃勢凌人、個性太強（1989年的處女作名叫Roger & Me，「我」在他的影片中一直很重要），性別研究者說女人在他的論述中沒有位置。若是，《美豬出城》隨着摩亞年紀大了，自我、陽剛味大幅銳減。影片以「侵略」為前提，大開美軍玩笑，誰想到片末說的都是女性故事？！1980年，冰島產生了全世界首位民選女總統Vigdís Finnbogadóttir，是當地婦女典範；還有突尼亞西的婦女與革命，媽媽是新聞工作者感恩孩子誕生在民主新世代（香港還待何時！？）。《美豬》放到此，摩亞的身影減少，他不喧賓奪主，也不再鬧着玩的「插旗」了。他常常在鏡頭外，對答變成畫外音。訪問Finnbogadóttir時，還剪了一系列冰島女性的蒙太奇鏡頭，她們全都眼神溫婉，昂闊自在，自信滿滿，有少女、Punk妹、待產媽媽、中年婦人，最後再回到前總統的臉。當然，《美豬》暗示若婦女充權，世界政壇從此天下太平、華爾街少了睾丸酮素不再貪得無厭，肯定是把問題簡化。只是，米高摩亞影壇的左翼大紅人，在通俗及賣座紀錄片中大膽假設，刺激觀眾思考，實無可厚非。

所以《美豬出城》出奇的正氣正面，摩亞有破有立。雖然「美國夢」諷刺地只在別國應驗，他半帶自嘲說自己是樂觀主義者，是次「侵略」得知的外國優良經驗，其實源自美國——論點有些牽強，像挪威的人道監獄跟美國憲法精神契合。然而說到底亦是不忘初衷、自己國家自己救吧：「他們做到的，我們也可以！」樂觀總比犬儒好，未來太多可能我們想像不到，解決的方法說不定很簡單。

教育部分最感慨

我看《美豬出城》，最感慨是談到教育的部分：斯洛文尼亞的免費大學，求學的權利與生俱來；法國小孩的飲食課、鼓勵年輕人好好享受初夜的性教育；芬蘭沒有家課、沒有名牌學校、沒有基準試的愉快學習理想國，成效全球第一；德國的活動歷史教學，拒絕遺忘納粹暴行，下一代背上原罪，以作後事之師。有學生說剛入了德國籍，當上公民自覺要兼擔歷史責任。街上路牌提醒國人，那裏的猶太人當年被消失，一去不回。《美豬》訪德國中學一個剪接的神來之筆：學生想像自己是當年要被迫離家的猶太人，只許帶一件貴重物品，課室某女孩看皮篋發呆，鏡頭放慢了，竟跟歷史片段一猶太女孩的眼神相若。摩亞說要做個更好的人，成就更好的國家，必須坦誠面對自己；他慨嘆美國沒有類似教育，總避談屠殺印第安人及黑奴制度的往事。

從來外遊的重點不應是消費，而是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地方，紀錄片同樣具備這種打開眼界的能力。看着《美豬》的芬蘭及德國，當摩亞自愧不如時，我們亦感同身受。首先聯想到幾十年來，香港可憐的歷史教育。由殖民時代被故意蔑視，詳遠略近，到九七年後被自以為是的「教改」官僚摒棄。今天中港政權盡失民心，竟又歸咎沒有歷史教育，學科因此又再放回討論桌上。大陸的教育從來不正視歷史，幾十年前的政治運動、非正常死亡仍是思想禁地，遑論在校談論講授。歷史人物由孔子到孫中山被政權搓圓壓扁，冷待、批倒又再樹碑立傳抽水，為不同時期的政治服務。教育不是啟迪、釋放潛能，只是獨裁者的維穩器具。

要當權的「他們」，像《美豬》冰島女性般有「我們」的視野，嘿，別笑話了。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陳文敏 - 選舉的廉正

2016年11月2日

【明報文章】當公眾的焦點集中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和特首的競逐時，港大校園內又靜靜地掀起一場風波。事緣港大校委會的研究生議席最近出缺，四名候選人競逐一個議席。投票結果，得票最高的是一名內地的研究生，但隨即遭投訴涉嫌賄選。投訴指候選人在發給選民群組的電郵內附有電子紅封包，提供金錢利益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校委會認為由於涉及的金額微不足道，以九票對七票否決投訴。事件曝光後，在校內引起嘩然。

以金錢利益誘使或影響選民投票是一項極嚴重的行為，它既影響選舉的公平，亦可構成刑事或紀律罪行。表面上看，校委會的決定似乎是說只要涉及的金額微薄，賄賂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這是令人震驚的決定，尤其是來自最高學府。這可能並非校委會的原意，但事件已嚴重影響大學的誠信，而不再是個人私隱的問題。作為公營機構，校委會有責任盡快公開交代事件和理據，以釋公眾的疑慮和保障大學的聲譽。

從法理而言，決定亦難以令人釋懷。法院在處理譚香文案時確曾指出，涉及的利益多寡是考慮被告是否有誘使選民投票的企圖的因素之一，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甚至並非決定性的因素。在該案中，譚香文提供免費專業講座給其選民，並於講座前由社會名人推薦她作為候選人。法院指出，譚香文一直以來皆有向其界別選民提供免費專業講座，是次加入推薦，目的只是利用講座吸引選民出席而非企圖向選民提供利益誘使他們投票支持，在這背景下，法院才提出涉及的利益微薄不足構成誘因。該案的情况和候選人直接向選民提供金錢利益大相逕庭。

其次，譚香文案涉及刑事檢控，校委會並非處理刑事或紀律罪行，而是選舉的廉正和誠信。刑事案件因保障個人權利而較利於被告的原則，是否同樣適用於處理選舉的廉正，當中極具商榷的餘地。

作為教育機構，大學該堅持道德高地，以最嚴謹的尺度衡量選舉的廉正和誠信，不論金額多少也不能接受，金額多少只是在對學生作出紀錄處分才該考慮的因素。校委會的決定，似乎是混淆了刑事紀律責任和維護選舉廉正的責任。

龐永欣 - 真誠的討論

明報   2016年8月24日

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梁振英更把港獨比作「毒品」，說自己經常呼籲年輕人遠離毒品，並認為任何有教育責任的人，都應對年輕人表達清晰「反港獨」的立場。他的追隨者即說：非常反對將港獨議題放在校園討論！但亦有較開明的建制派表示，港獨不應進入校園，但不能禁止學生討論。

這場戲漸漸由不准「討論」港獨演進至反對「鼓吹」，但我看問題依舊，理由是師生間若要真誠地「討論」問題，就要有開放的胸襟，不能預設結論，縱認為自己極有道理，也要用謙卑的態度，從對方的思路和角度看問題，並保留最終可能被對方說服的可能，否則討論變成虛偽的說項，失掉意義。一早把門關上，像梁振英說清晰地表達「反港獨」立場，誰會跟你討論？此外，把刀架在老師的頭上，要他們擔心「討論」隨時會被視作「鼓吹」港獨而失掉教席，誰願承擔這樣不公平的風險？最終「港獨」只變成一種言論禁區罷了。

談到吸毒，教育局從沒有威脅吊銷教師註冊來解決校園毒品問題，這是由於大家對毒品有共識，不會有老師「鼓吹」吸毒；這亦同時反映「港獨」問題缺乏共識，當權者只好耍威嚇手段完事。校園若出現毒品問題，內行人都知道不能單靠表達立場，或教學生說句「向毒品說不」解決 ，輔導工作總涉及找出學生吸毒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心理因素。由此推演，若以毒品喻港獨，那麼製毒的機關還不是那漠視年輕人民主訴求的政府及其高壓政策？光喊禁毒不揖毒，行麼？

馮睎乾 - 國民教育第一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8月17日

教育局愛說「不應將教育議題政治化」，我同意；因此我反對教育局近日以政治為由，公然侵犯學校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吸毒犯法，害處亦人盡皆知，若教師鼓吹吸毒，當然是失德；但談論「港獨」並沒犯法，「港獨」好壞也見仁見智，憑甚麼禁止呢？教育局這個「禁止」舉動，其不良影響肯定比「港獨」大得多。

教育局宣稱：「如教師在校內鼓吹『港獨』思想，須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何謂「鼓吹」？甚麼「後果」？偏偏沒有明言。假設一位通識科老師拿出連篇累牘都是「港獨」報導的《大公報》和《文匯報》，讓學生分正、反兩方討論「港獨」，既有正方，老師即有「鼓吹港獨思想」之嫌，對不對？這位老師可發毒誓表明自己擁護基本法，但沒有用，因為由全國人大代表或梁粉主持的校董會，大可用選舉主任的口吻說：「綜觀所有相關情況，我認為我不能信納Ｘ老師真的沒有主張及支持香港獨立的立場。」句號。從今以後，教師會識趣地迴避相關話題，以免承擔「相關責任」；學生終於知道世上原來有「敏感字眼」，也學會乖乖的鉗口不言。教育局這樣一禁，結果是抑遏或煽動港獨，都不重要；真正嚴重的後果，是令香港下一代養成「自我審查」習慣──這樣香港人就跟國內同胞相差無幾了。

令人自我審查的竅門是甚麼呢？是留白。政府把禁區界線畫得一清二楚，人民就知道哪裏有地雷，不敢進入，但禁區以外的地方還能享受自由──自由必然是有限制的自由，界線畫得越分明，越能保障自由。自我審查則不同，重點是「自我」，其次才是「審查」。政府只告訴你有禁區，卻不畫清界線，給你自己猜，讓你終日提心吊膽，生怕行錯半步，就會粉身碎骨，結果當然是甚麼地方也不敢去。國民教育的第一課，就這樣學會了。

龐永欣 -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明報   2016年8月17日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陳漢森 - 讀名校如入名門

2016年7月11日 

【明報文章】好友兒子得入某傳統名校中一，孩子喜極而泣，爸爸說勝過中六合彩，媽媽說比新婚還開心。我不好潑冷水，只禮貌地恭喜他們，但心知道，名校如名門，雖然很多人趨之若鶩，但不一定能令入去的人幸福快樂。

有老朋友名校畢業，後到外國升學，以母校為榮，但那年兒子得升讀自己的母校時，他訓示兒子：「入學後，讀書只能夠靠自己，不要奢望老師，多數老師都很懶惰。」據我在多間名校的觀察，名校老師跟其他學校分別不大，有懶惰的，有勤力的，有優秀的，有平庸的。名校與其他學校的分別，不在師資，而在百年老店的傳統校風，和收生的質素。

雖然不少名校標榜學業成績以外的成就，包括體育、音樂、藝術、科技等，但那些只是少數尖子學生參與的玩意，絕大多數教師、學生、家長最關心的，仍然是考試成績，尤其是公開試成績。名校是競逐成績的鬥獸場，爭排名先後形成超強的壓力，名列前茅和叨陪末座的學生，心情經常處於不安狀態，精神健康需要倍加注意。弱校有欺凌行為，名校中也有，但以精神欺凌為主，對弱者傷得更深。大塘中的小魚，不少需要看精神科。

名校也分階級，有些名校生源主要是中產家庭，而有些是貴族學校。基層或中產家庭的學生錯入貴族名校，與大多數富貴同學會格格不入，很難結伴，畢業後能夠延續友誼的機會都很低。很多名校的師生關係相當疏離，想推動班級經營十分困難，成績為上，其他無閒兼顧云。

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四：其實我想要什麼？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簡介：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四小時內，考生須從三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

今周我們選出2016年經濟與社會組考試的題目，和法國49萬多名考生，一同思考。

托爾斯泰的經典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講述伊凡‧伊里奇患上絕症直至死亡的經歷。伊凡．伊里奇完成法律系的課程，平步青雲，當了法官，別人認為該成家時候，他就結婚生子，生活安隱。直至有一天，他患上了絕症，身體的痛楚天天加劇，他感到生命開始消逝，眼前不再是他一直擁有的社會地位、財富和家庭，而是無緣無故的痛苦、終日抱怨的妻子和虛偽的法院同事。旁人只是關心他死後的職位誰屬，財產怎樣安排，而他在痛苦和孤獨之中，第一次真誠地面對自己，心裏有一把聲音問自己：「我其實想要什麼？」「我的人生是否一場錯誤？」我們是否總是清楚地知道我們想要什麼？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獨立，想成就一番事業，難免想要名要利，我們想得到的東西彷彿很清楚。伊凡‧伊里奇卻恰恰相反，在死亡來臨之際，原以為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désirer），卻突然變得不確定。我們有時確切知道自己的慾望（désir），有時並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呢？

題目：我們是否時刻知道自己想要什麼？Savons-nous toujours ce que nous désirons?

愛慾渴求另一半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慾望是怎樣一回事。慾望就是渴求一些尚未得到的東西，或者追求尚未到達的境地，例如天氣熱我想飲汽水，或者我想成為一個有學識的人。因此，慾望源自缺乏（manque），人們愈加渴求一些東西，即是愈加感到缺乏它們。柏拉圖在《會飲篇》（Banquet）裏，藉着歌頌愛慾之神（Éros）來說明慾望的含義。當中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就提出了著名的神話，人不只有男女兩種性別，而是有三種，男女和雌雄同體（androgyne）。阿里斯托芬認為，人原本是一個球體，擁有一個頭、兩個面孔、兩對手腳，每個人球可以是男男、女女和男女的結合。雌雄同體的人類妄想可以成為上帝，於是天神宙斯（Zeus）為了削減人類的能力，就把人類砍成兩半，而且為了令人類得以繁殖，安排了男女的生殖器官可以結合起來生育下一代。這個神話雖然不是科學命題，但是卻象徵了人類的原始慾望，每個人生下來都會感到孤單，因而渴求和「另一半」結合起來，愛情和欲求密不可分。由此看來，愛慾與繁殖並無必然關係，不論「另一半」是異性或同性，同樣是渴求自己失去了的「另一半」，既是肉體也是靈魂的渴求。愛慾並不是後來基督教所講的肉體慾望，會招致人類墮落和罪惡，反而人們通過愛慾可以填滿人生的缺乏，令人生得以圓滿，因此我們需要歌頌愛慾之神。

追求美好的理念

《會飲篇》裏的蘇格拉底並沒有對阿里斯托芬的看法照單全收，他提出人們應該學習去追求真正美好的事物，要知道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並不是瞬間萬變的物質，而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很多人可能都想追求娟好的外貌、名貴的衣服或豪華的房子，但是這些事物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們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用途，當情况改變了，人們就不一定想追求。例如對患了絕症的伊凡‧伊里奇來說，他最想要的不是娟好的外貌或奢華的房子，而是健康。雖然他的前半生帶給他安隱的生活，但他在臨死前，卻似乎想重新為自己的前半生作出抉擇，不再過隨波逐流的生活。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人想追求的美貌，伊凡‧伊里奇想要的健康，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當事人來說都是好的事物，值得追求的事物。蘇格拉底認為，人們並不是必然想要某些事物，而是想要對他們好的事物。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人們應該學習認識為何某件事物會對他們好，這種學習歷程猶如一條階梯，首先人們看到美好的物質，例如美好的外表或華麗的衣服，再進而領悟到美好的理念本身，從而懂得在不同情况下，揀選出哪些事物才是對他們好的。阿里斯托芬認為愛慾本身就是美好的，值得歌頌的，蘇格拉底卻不同意，他認為最關鍵的是人們要知道欲求什麼才能帶來好的人生，因為欲求壞的東西只會令人活得更差，只有欲求好的東西才能令人生圓滿。蘇格拉底主張，人們應該愛好學習哲學，因為哲學才能令人超越美好的物質，看到美好的理念。換句話說，學習哲學才可以令人知道什麼東西才是真正對自己好，從而深刻地了解到自己想要什麼。

控制慾望達至自由

斯多葛學派的愛比克泰德（Épictète）就用上簡單的語言來告訴人們可以如何了解自己的慾望。他認為，我們需要知道哪些慾望是自己能夠控制，哪些慾望不由自主。能夠自控的慾望包括對事情的判斷、意向和愛憎，不能自控的慾望包括身體、財富、名譽和權力，要不是命運決定我們出生的家庭環境，帶給我們健康或疾病，就是別人操控着對我們的毁譽、服從或背叛。當人們欲求那些不能自控的東西，這時慾望就會處處給人制肘。只有當人們調控他們的慾望，只欲求可以自控的東西，也就是改變對事物的判斷，減少對外在環境的依賴，人們就能達至自由。跟今天消費社會的生活習慣相當不同，人們以為選擇不同的商品，滿足自己的慾望，就可以體現自由。對愛比克泰德來說，恰恰相反，自由不是來自於滿足慾望，而在於摧毁慾望。哲學的任務，就是摧毁對外在環境的慾望，使人逐漸擺脫外在因素影響而過上幸福的人生。

慾望可以被控制？

柏拉圖和愛比克泰德的哲學，都認為哲學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自己想要什麼。如果完全是這樣的話，人們只需學習哲學，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伊凡‧伊里奇在臨終前體會到自己前半生好像不是自己想過的生活，是否疏於學習哲學的下場？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回答，我們嘗試從以下兩個角度來看。

慾望無法完全滿足

第一方面，柏拉圖和愛比克泰德都認為人們的慾望和意志（volonté）是不同的，人們可以調控自己的慾望來活出自由的人生，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蘇格拉底主張，人們由欲求美好的事物，轉而欲求美好的理念本身，愛比克泰德則主張，人們由欲求外在的事物，轉而操控內在的態度，二人都認為操控人們的意志，就可改變慾望，造就自由的人生。然而，在《會飲篇》裏，不要忘記蘇格拉底引用女祭司俄提瑪（Diotime）的說話，表示愛慾之神總是處於中間的位置，在缺乏和完全滿足之間，在不完美和完美之間，在死亡和不朽之間。這個神話表達出人類的愛慾並不能被完全滿足，人類永遠都處於缺乏和滿足之間，慾望會不斷產生，促使人們追求更美好的事物，而慾望的滿足屬於人們不可確知的事。人類的意志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慾望，因而不可能像愛比克泰德那樣極端地說，人們可以摧毁自己的慾望，達至完全自控的人生。換言之，當人們不能確知慾望怎樣才可完全被滿足，也就是不能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在此，哲學只能引導人們的慾望往真理而非物質世界方面去，卻不能像愛比克泰德那樣完全控制慾望，哲學並不能完全駕馭人類的激情，反而追求真理本身也源自一種激情，而非完全是冷靜的理性。象徵哲學理性的蘇格拉底被俄提瑪的神話所啟發，同時被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所愛慕和追求，他的哲學理論跟非理性的激情有微妙的關係。由此可以看到《會飲篇》同時是哲學和戲劇，一個劇本包含了多種的角色和觀點，各人對愛慾之神的頌詞看似自說自話，實際上蘊含着辯論，充滿戲劇的張力。

任何人的獨裁

第二方面，在日常生活裏，人們不必然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人們不會時時刻刻反問自己，現在的生活是否自己最想過的。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裏，形容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不分明的，人與人之間沒有深刻差異。人們並不經常想着要突出自己的個性，反而只是跟從別人想要的東西，模仿別人生活的方式來過活，海德格認為人們好像受到「任何人的獨裁」。所謂「任何人」（Das Man）並非某群特定的人，例如時裝公司的設計決定了個年輕人的品味，或者政府高層代人民決定了社會政策的方向，「任何人」也不是指我以外的其他人，例如社會大眾壓抑了我的個人自由，而是指我完全不在意跟其他人劃分開來，我和任何人皆趨向相同，我不刻意去表現我自己，也可以說把自己隱身於任何人身上。在這個情况裏，我並不知道我想要什麼，因為我並未開始真正為自己而思考，而是把自己隱藏在「大家都是這樣說」「人們都是這樣做」這些口頭禪裏面。我沒有問過自己：「我其實想要什麼？」「我的人生是否一場錯誤？」沒有深刻的反省，自然也沒有答案，如同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只是按照其他中產階級的生活而活，並沒有問過自己：「我為何讀法律？」「我喜歡這個女人，但為何要跟她結婚和生小孩？」

直面生命的感觸

有趣的是，即使人們在特定的境遇裏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也不一定有答案。伊凡．伊里奇在臨終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人生的意義，但他似乎得不到確定的答案，除了憶起無憂無慮的童年之外，他沒有想到真正想過的人生是怎樣。反而，他確切地知道他不再無視旁人的虛偽行徑，絲毫不能忍受他們安慰他病情早晚會好轉。如果他真正知道他想要些什麼，大概是僕人格拉西姆對他的照顧和憐憫，沒有夾雜偽裝和功利計算，純粹關懷他人，就是生命最真摯的感觸。

文：劉況

圖：Nighthawks by Edward Hopper

編輯：劉子斌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彭明輝談《伊凡‧伊列區之死》：不後悔的人生

郭梓祺：笑與哭——訪關子尹

星期日生活   2016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有幸曾旁聽關子尹先生三門哲學課，受益良多。

他在中文大學哲學系教學三十年，專攻康德及海德格等德國哲學家，因常常負責哲學概論及西方哲學史等課，不少外系同學最初接觸哲學，可能也與他有關。

他今年退休了，早前的榮休講座「十年磨一劍」一貫謹嚴，便把人生劃分做六個十年，一一評論，當年兒子因癌去世之事他沒多提，只以典故「西河之痛」幾句帶過；重點則放在最近十年，磨成的一劍，便是耗用許多精神研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為的是展示中國文化的厚實，古為今用。

訪談前，關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不擅辭令，沒急才。結果他談到的內容卻出奇豐富，有時歡笑，有時哽咽，使我想起他在課上曾論笑與哭的哲學意味，宜乎訪談終以對飲他喜愛的威士忌作結。

■關：關子尹

□郭：郭梓祺

生物與哲學

□郭：你還記得最初知道世上有「哲學」這東西，是哪時嗎？

■關：應是小學。小五時，教中文的馮爕彪老師，說起河圖洛書，講「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那些口訣。

□郭：小學就教這些？

■關：對。當時固然一知半解，但大了一接觸，就立即記起小時學過的東西。真正知道哲學和感有興趣，則是經歷中學一個crisis之後。中三那年，家中有突變，曾考慮輟學，打擊很大。結果那年成績很差，要留班，但留班後完全改變了讀書的態度，看了很多課外參考書，終於那年考全級第一。而考第二的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朋友，談起來，發現大家興趣相投，他對哲學有素養，故彼此有很大激發。

□郭：但怎樣開始？

■關：自學。似懂非懂什麼都看，包括羅素和存在主義。碰巧當時的老師，也會提到些有衝擊性的書籍，啟發了我們關注不同事情。班主任曾傑成老師把柏陽的《高山滾鼓集》、《道貌岸然集》等放在班會，讓大家傳閱，另外李敖的書也看很多。這都是側面的衝擊，打開了世界觀。

但留級那年因讀書太用功，染了肺病，加上那時父母都在海外，心情抑鬱，以為自己命不久矣。後來病情轉穩定，已不敢像先前一樣苦讀，但到考會考時還是全校成績最好，中六便轉去小學時未能如願考取的皇仁。我一直對理科有很高興趣，但因不想做醫生，故在皇仁讀了一年便轉入中大。

□郭：你初入中大是讀生物對嗎？

■關：對，當年我是以第二成績考上中大生物系的，但由於自己一直是文、理雙線發展，生物讀了大半年終於又遇上crisis，如跟系主任說，應增開「生物學史」，一如牛津劍橋的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老師說他們從來沒這想法，而我終於知道自己當走另一路，讀更理論集中的學科，便決定轉系。

轉到哲學系後，有幸遇到許多好老師，特別是勞思光先生，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康德、知識論都是他教，另外如陳特和何秀煌先生也很大影響。幾年間讀得很如意，獲得多個學術獎項，只是最後很不忿要另考學位試。

□郭：那時大家都覺得學位試多餘？

■關：心中覺得多餘就肯定，但大家都不敢輕視，唯獨我在考試前還跟朋友通宵在捉圍棋，哈哈，以行動來表示輕蔑。但結果當然還是考到。

在天棚撒傳單

□郭：那年代的保釣和中文運動，你有參與嗎？

■關：我不在前線，只是小僂儸，但都有參加。保釣運動時，便與洪清田到銅鑼灣一些大廈的天棚撒傳單下來，離開時，下面已有人在監視。另外因為中大校園鞭長莫及，故有些師兄師姐在農圃道的舊新亞，設了總後勤部，支援受傷的同學。

□郭：你那時不是入新亞。

■關：我當年入的是崇基，崇基與新亞哲學課程不接軌，原則上不用修對方的課，故新亞老師中，我只旁聽過牟宗三先生暑假開的佛學，上了兩個暑假。大四那年，是中大正式各院合併的階段，故讀碩士時便可修其他書院的課，如劉述先教授開的詮釋學和形上學。

□郭：後來為何選擇到德國讀博士？

■關：這裏頗有趣。大二那年，我曾被選拔參加美國國務院一個Asian and Pacific Student Leader Project，每年兩次，每次在亞太地區各選一代表成團，在美國不同大學巡迴訪問，為時七十日，費用全免。可想像，目的當然是鎖定些未來或有影響力的人，讓他們及早認識美國。我當時是崇基學生報主編，經美領事館面試而被選中，我那屆的印尼代表後來便成了國會議長，台灣代表是李大維，後來是駐美大使，剛成了蔡英文政府的外交部長。他當時常提及他前一任的APSL代表，姓馬的，對，就是馬英九。

所以我常戲言美國政府在我身上的投資都白費了。當時如我要去美國升學，簡直輕而易舉，但那時卻對美國文化有很深反思，算不上反美，卻意識到美國是一強權，與我傾慕的cosmopolitanism有些距離，故知道如深造便會選歐洲。因我一轉入哲學系便學德文，後來知道德國有一DAAD獎學金，結果申請成功了，是那獎學金首次發給人文學科，德國文化參贊還約了我和我的德文老師到Holiday Inn吃德國鹹魚，只覺很難吃，雖然後來喜歡到不得了。

□郭：你說過到德國讀書時也很刻苦，五年內沒回港，跟家境有關嗎？

■關：無關。說出來你也不相信，離開香港時，我跟自己立下誓言，不完成學位，便不返香港，其實有很大壓力。初到德國，有時一聽到有中國情調的音樂，如《江南春早》，便哭出來，因不知何時才可回香港。

□郭：哈，好像古時被貶到老遠的人。我很記得你上堂曾說，初次用德文讀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讀了三個月，每天讀，不論到那裏都拿着書，卻沒法讀懂。結果三個月後便找金庸的小說來看，覺得文字還是可愛的。

■關：你竟記得，我還說，我讀金庸是要重建我對文字的信心。

□郭：這也令我想到你對文藝的興趣。你有時上課會提些小說和電影，如談悲劇喜劇和笑的關係，便順帶講起艾柯《玫瑰的名字》。

一部深刻的電影

■關：跟專攻文藝的朋友比較，我這方面的浸淫當然差得遠。我看得較多的是古文，有時讀完重讀，如〈諫逐客書〉、〈弔古戰場文〉、〈陳情表〉都讀過許多次。電影我其實看得不多，但看了覺得深刻的便細細回味，如艾慕杜華的All About My Mother，你看過嗎？

□郭：看過，香港譯《論盡我阿媽》。

■關：我欣賞艾慕杜華的才華。這部戲觸及變性、易服癖等議題，坦白說看時一直有很大的排拒感，也不認為是好戲，一直想，what's the point？懷着抗拒和懷疑看下去，終於連片末鳴謝都看完，還在想，好在哪裏呢？直至離開座位，走了幾步，忽然想通了，有一陣莫名的震撼，立刻和太太講：「我想到了！這齣真是好戲啊！」

我明白了，電影是講寬恕。明了這點，電影的骨節便全出來了。有一幕是這樣的：戲中的兒子追着一個女演員拿簽名，不幸被車撞死了。媽媽早就跟兒子的父親斷了聯絡，直到她找兒子的遺物時，打開其日記來讀，見兒子在日記說一直不知爸爸是怎樣的，媽媽從來不說，自己也不敢問，因知道一定有很多不堪的經歷。爸爸可能不是好人，但無論如何，也希望見見他，了解父親的生活……

（此時關先生哽咽起來了，離開座椅，拿杯喝水，放下，又再喝水，慢慢復歸平靜）

……那媽媽本已全不理會那不肖的丈夫，慢慢卻改變想法，找他出來，和顏悅色地告訴他有一兒子，並把一直珍惜的兒子的遺照送他，即是說，藉着相片這媒介，圓了兒子的心願。若不因為此，她斷不會饒恕丈夫；因為兒子，乃達成饒恕。看得通與看不通，對戲的評價便是兩回事。

□郭：你看此戲時，你已經歷了兒子過世對嗎？

■關：對，那時他已走了多年。

□郭：你的感覺想必特別大。

■關：當然。全戲最可貴，就是那親情的流露。

哲學的無力感

□郭：兒子過身一事，對你人生觀最大影響是什麼？

■關：首先是無人能真正把我激怒了。我只隨緣而活，比較無所謂，見不合理的事會不忿，但很快便淡然處之。但我也知道，有這種經歷的夫妻，很多最後不能再一起生活，因不能共同面對這記憶。這種事，是要積極地消化的，不要只當是不幸和不堪的事，要從痛苦經驗中提煉出一些讓生命顯得高貴的價值。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的兒子，在《教我心醉‧教我心碎》，我便引了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話：只要在記憶中，死者便雖死猶活。

□郭：你做「漢語多功能字庫」跟兒子過身也有關係？上次演講，你只提到那時中文大學希望國際化而貶中文的背景。

■關：兩樣都有關。中大國際化涉及理，兒子過身則關乎情。「人文電算研究中心」九三年成立，那時互聯網也未普遍。我兒子九四年染病，九六年過身，我有很長時間對哲學失去了信心，如我在〈論悲劇情懷〉寫的，就是哲學的無力感，那是真心話。而我又不是個尸位素餐的人，那四年我一篇哲學文章也沒寫過，要四年後寫〈論悲劇情懷〉才打破這片空白，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先道破哲學的無力感，才找回哲學於無力之餘的力量，不過這是後來的事了。

□郭：那四年生活，你是怎樣過的？

■關：兒子在生時需要照顧，故還能抖擻精神，他一離開，我便崩潰了。我在〈既醉〉一文談過，整體而言就是四字：行屍走肉。先是大病一場，之後好一點，但也只有半日體力，下午二時許便筋疲力盡，唯有喝喝啤酒那樣。由於感情的困頓，那幾年盡了教務責任後，便找劉創馥一起去開發「人文電算」的研究，編寫程式，排遣愁緒，也為日後的計劃建立了許多技術條件。這點跟兒子的事不無關係。

□郭：傷心時做這種東西應會好一點。

■關：電算對我，像麻醉藥。做哲學要用生命力，而我那時已沒燃料了，如何能燃點和支撐哲學工作呢？所以要做些不用燃點生命的事。人文電算的工作是死板的，後來做有意義的計劃當然也需熱情，但做的過程很技術性，如計數那樣，不會造成感情的困頓，又有智性的滿足感，做出來對天下又有少許意義。有了技術條件，可做的東西很多，如曾試過做哲學文本等。到後來中文大學出現語文爭議，我便鎖定要做漢語字庫，因覺得文化的歷史沉積很關鍵，我甚至從其他計劃抽調人力來做字庫，這是我看通了客觀價值後的決定。

「哲」與人的處境

□郭：我想問問字庫的問題。你不是訓詁出身，做文字解釋這些工作，會有什麼問題或局限嗎？舉個例，你幾門課開始時都會提到「哲」字的來源，可能傳統訓詁的解釋會較簡單，就是折中、能斷，引伸為智。你卻有多一重演繹，如謂從理論層面看，指概念的區別，從實踐上看，則是行為的抉擇等等。

■關：對，文字學非我專業，故只能不斷自修，如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等。但我在字庫的責任，是訂定字庫的整體規範，並確保其運作順利。最初我自己也寫了幾百條詞條，因不落手做，便難知道困難何在。後來請到中文系的人，便尊重他們的學術自由，每周請兩個助手把有興趣的例子拿出來討論，我也可從中學習，或補充意見。

如你提及我對「哲」字的解釋，便正正因我不是文字學出身，而是哲學專業而興趣旁及於古文字，才有這種互動，我看到的正是他們沒法看到的。這不是誰輕視誰，而是不同視域引伸出不同的考慮，故「哲」字於我，便是一種人於處境中求明辨的共同渴求。那種智性的搏動，在西方有西方的表述，在中國則有中國的表達，尤其是當我看見大克鼎和史牆盤的「哲」字，那寫法後來雖再無出現，但那曇花一現的構造，如有「彳」和「心」，處處可與西方的討論相比擬，正正顯示哲學的追求是跨國族跨語言的。

□郭：記得你強調「彳」之為「四達之衢」，人總是處於某環境，去回應他的問題，使我想起你曾在書中引用奧特嘉（José Ortega y Gasset）的一句「I am I and my circumstances」，如用這句話來歸納你一路做哲學和教學的經歷，有何想法嗎？例如我知道，中大語文爭議時你會寫文章回應，佔中時，你到德國做研討會又特意讓與會者知道香港的情况等等。

■關：入世的問題可分幾層。如六四，我覺得用香港這場所去喚醒我們的記憶是責無旁貸。另一面社會要分工，人有不同角色。字庫的工作，跨越任何政治主張都應該能理解其意義，因語言文字是我們共同的精神財產，這事如我不做，便沒有人這樣做，故我甘願投放精力和時間。當年申請資助，字庫計劃的副題是「通向未來漢語教育的一項基礎建設」，整個模式，包括那些「部件樹」的設計都是創新的，將來還會修訂，希望對未來的教學有點刺激，使文字古老的意義根源信手可得，和再不是文字學家所專有。我欣賞明末黄宗羲「明夷待訪」的想法，做好了，待有朝一日有興趣的人可自己找來看看。我這糅合漢宋，讓漢字研究與現象學理論接軌的嘗試，雖較艱深，也希望將來對後學有所啟迪。

□郭：真好，謝謝你。

■關：對了，你飲威士忌的嗎？

■「漢語多功能字庫」：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

文、圖：郭梓祺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哲學達人關子尹（圖：郭梓祺）

（圖：郭梓祺）

關生書架一閣。中間幾本舊書，是他讀書時為省買書錢，自己影印訂裝的，保留至今。（圖：郭梓祺） 

鄭立 - 大中華主義必將在香港枯死

來源：PTT   2016年6月19日

談談這一點，其實到頭來也跟臺灣有關係，是有歷史緣由的。

香港是真正的英國殖民地，教育系統，原本也是用英文的。如果你看香港早古時期的課本，你會發覺裡面很有國際觀，比起今天的課本，視野要寬闊。因為那是大英帝國極盛的時代，殖民地的教育系統在培養的，其實是能夠縱橫整個殖民帝國的人才。

例如當年香港先施百貨的少東馬文輝（他是第一個提倡香港獨立的人，他在五十年前已提倡香港獨立），就是這樣背景下成長的人。他的視野寬闊，曾去過歐洲，滿洲國做生意。當時的香港人，一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例如上次我去中文大學的論壇，就有一個大嬸在現場說：「我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香港的意識形態變化，是源自國共內戰之後，國共內戰導致了戰後只有幾十萬人的香港，湧入了二百萬以上的難民。相比起臺灣，香港是難民佔了絕大部份，而因為五十年代，國軍預備反攻，共軍則要阻止，香港變成了激烈的意識形態戰場。因為英國人只管英文教育，漢文教育的相關東西，便由國共雙方入侵，他們在漢文教育之餘，混入了大量政治意識形態，特別是強化「中國人」的身份；但必須記著，當年的臺灣人也是一樣的。這是一個「把新一代教育成先天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風潮期。

但不要覺得香港人全是傻瓜，例如馬文輝就指出過，「香港人自認為是中國人，但共產黨與國民黨心裡都認為你不是同類」，而主張香港像新加坡般獨立。不過他太超前了，所以沒造成甚麼迴響。這事實上是英國人對於「中國」的概念沒那麼在意的結果，就是任由外來勢力擺弄，而結果產生了激烈的暴動，英國人才開始警覺到，如果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就會把中國殘酷暴力的政治鬥爭引入香港。兩害取其輕之下，英國人選擇了比較接近臺灣的路線，他們提升了「中文」的地位，也開設了「中國歷史」這科目，而教材正是輸入自臺灣的，七十年代的臺灣，國民黨治下的臺灣。我小時候讀的課本，說國花是梅花，裡面有白先勇。

你看這一點就會明白，因為我們都是讀同一類課本的，我們有幾個世代的人，都是讀國民黨的課本長大的。這其實也不要說香港，臺灣上幾輩的人，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其實不也有這樣的特質。這些課本的影響，持續了二三十年，在我讀中學的時候，香港的課本還是有那種風味。甚至有些香港學生，一直以為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例如昨天有個官員講銅鑼灣書店事件，口誤說「中華民國」，實在就是那種東西被潛而默化了很多年。英國人在不知不覺之下，使香港人變成了黨國教育的間接影響者，所以以前世代的香港人，才會那麼的大中華主義。在香港，其實很像現在的大陸，「大統一主義」長期變成一種道德霸權，如果你說理解和支持臺灣獨立，會被人圍攻，討伐，邊緣化你的想法。

香港人沒有那個「我不准說方言」的狗牌，但是有另外的東西。今天你在大陸，講你同情臺灣獨立，無疑你會被整個社會邊緣化。香港曾經如此，這是不容否認的。例如陳水扁時代，那是十多年前，在那個時代，我和那個香港社會，是格格不入的。我完全明白也看得到，那些人怎樣討厭陳水扁，我當年提出質疑，大家都只會避開跟我討論，覺得我是奇怪的人。我也沒有媒體上發聲的地方，當年的網絡也不發達，所以沒有人知道我有這想法，我很早就覺得，其實香港是錯誤的，臺灣才是正確的。以前的香港人，既不理解臺灣，嘲笑臺灣，一方面自稱追求民主，另一方面又無法認同臺灣獨立。我完全看過，跟這些人打過交道。我完全明白他們的想法，其實他們都隱約知道，臺灣是獨立的，而且臺灣現在這樣子，其實比起一個統一的臺灣，對所有人都好。只是他們不敢對抗那個深植於心底的道德審判，就像「每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一樣，香港人也有一個道德警總，使香港人一面對「國家分裂」四個字時，就會斷線，拒絕討論。

這就是我們的上一代，他們其實不懂說國語和普通話，卻比懂說的人卻自認是中國人，這其實很奇異：香港人最認自己是中國人時，其實和中國人的分別是最大的時候。九七後，香港開始推行中共的洗腦教育，即是那些不斷說服你是中國人的教育，我很記得我在大學時，見過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他卻說了一番很玄妙的說話；他私下對我說，完了，最大的錯誤已經造成，香港將會在幾十年內獨立。你可能難以想像，一個來自北京的失意學者，竟然說這番話，其實年輕的我，當時也認為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香港人自認中國人的原因，是因為不理解中國，當香港人開始理解中國，香港人就會走向完全放棄中國人這身份，這會在下一代發生。他說，如果中國想長久統治香港，就不要教普通話，把交流量盡量控制，以及要含糊掉中國人的身份，盡量令香港人不理解中國，活在對中國的幻想下。這樣，香港人才會一直想像自己是中國人。現在想想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先知，可是我已忘了他叫甚麼名字。

香港九七後的世代成長，香港就開始產生變化，過去自認是中國人的一輩，並沒有那麼動搖。但九七後成長的一輩，則全盤翻了盤，而且也順帶令他們同時理解和認同臺灣為何會有獨立運動。昨天那些嘲笑臺灣的人，今天已四五十歲，而今天你看到的香港人，在當年則只是小學生與中學生。雖然不會是所有中年人都那麼閉塞，或者所有年輕人都友善，但是在知識份子當中，就是有見識的香港人群體裡，思想有很大的變化：香港人越來越理解臺灣，而且，新一代開始認為，香港人需要從臺灣借鏡改革的經驗。

有時我會接觸一些中國的學生，或者所謂的港漂，有時我會接觸香港的學生。你會發現，民族性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你會發覺前者多數講的是個人、自己，以及怎樣爭取更好的物質生活，但香港的學生，卻走向了講社會、集體，甚至有一些不斷說，他不覺得自己能活甚麼好的物質生活，覺得自己有如垃圾，既沒外表也沒內在，但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夠為香港而死，而且死得悲壯，他一定會掌握這樣的機會。難以置信？

我當教師，我和很多學生，促膝詳談過很多話，我聽到這些言論時，一開始也認為是開玩笑的，慢慢我才知道，他們是認真的。這個社會與上一代沒有給予他們任何的肯定與價值，他們常常覺得，他其實不想活過下星期，但是像垃圾的人生，也不想死得像垃圾一樣：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像一個英雄般死去。雨傘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一直市徻、勢利、白鴿眼看不起人的香港人，為何突然會能夠變成築起街壘，對抗警察的街頭戰士？作為教師的我，完全明白是甚麼回事。我知道，這裡面會有我以前的學生，我知道，他們想要的，是為香港做一件事，如果能夠被警察或者軍隊打死，能夠贏取別人的眼淚，那就是人生最好的句號。我不只曾從一個學生聽過類似的言論，我漸漸認真看待他的時候，我才想到，也許香港人當中部份人，產生了像神風特攻隊的異變。

而我再觀察，他們很多都是新移民的後代，往往父親是六七十歲的香港男性，迎娶二三十歲的中國女性，這些組合之下，家庭生活往往不幸福和動盪，而香港社會也沒有提供任何上流的機會，甚至沒可能找到一個不辱尊嚴的居所，結果產生了這種特攻傾向的香港新一代。

很多近年追求香港獨立的領袖，都在大陸出身，聽起來有點諷刺，但其實是很合理的，新移民的下一代的經歷，使他們的政治思想巨變。這樣的香港新一代，跟那樣的香港上一代，意識形態有很大的衝突；你們討厭的那種香港人，新一代也討厭他們，而這些上一代也驚覺下一代一點都不中國人，而互相攻伐，或者教訓他們「不論你是否承認你也是中國人」。但是有一件事是不變的，年輕人會變強，老人會變弱，最終他們會成為香港的主流。大中華主義，最終會在香港慢慢的枯死，這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這解釋了為何香港人的態度不同，你們看到那些舊有的人，已經在老化和被邊緣化了，新的力量正在壯大與降臨，未來的香港人和過去的，會很不一樣。至少我認為，香港人已預備好理解臺灣，而不像以前的香港，或者現在的大陸一樣，一聽到「獨立」就理智斷線，塞著耳朵。人類的思想是會改變，進步的，至少我在香港親眼目賭了這個演化過程。與其說「天然獨」，不如說，大家都只是在面對現實，脫離幻想而已。

塵翎 - 哲學課

2016年6月19日 

【明報文章】關子尹教授退休，在中大的最後一課，講室擠滿學生，也有舊生回校聽課。

在中大求學時，我也曾去旁聽他的課。幾個要好的同學很迷哲學，開學時，一群人結伴去聽課，關是系上明星，每堂都滿座，遲來的還要坐樓梯或地上。後來雖然沒人真的選修這門課，但也堅持旁聽了一個學期的西方哲學。

那時我們討論起來，都連名帶姓的叫「關子尹」，並沒有任何不敬之意，只覺得理所當然，就如我們說尼采笛卡兒康德，都不會康德教授尼采先生那樣別扭的。也許那時候，我們已經把自己放在知識長河裡，作為平等的個人去思考問題。

這些朋友都喜歡電影，那幾年我們也拍了一些實驗電影，這似乎是新聞系學生必經的階段。總之，我記得那些都是題材很嚴肅的作品。存在是我們經常思索的課題，黃很喜歡高達，也喜歡薩耶哲雷，他拍了一部短片，融合了兩者的風格（這倒是我的詮釋），我無法忘記那段風格凌厲的影像。他搞放映會，大家也很認真對待。我那齣劇情片，想來也是難得，片中主角們討論的問題，現在也仍不知如何回答。

那時我們活在自己的世界，成天想着藝術與哲學，在安全區裡過着現今必然被標籤為「離地」和「頹廢」的生活。我們愛恨分明，像關子尹這樣的翩翩學者是我們喜歡的，也期許自己成為這樣的大人，有觀念有思考。

畢業好些年後，我才在台北一家書店看到關寫的一本文集，關於他早逝的愛兒。後來，牛津出版了他的學術著作《語默無常》，我也找來看了。我自然早已知道，人生裡有許多是哲學無法解答的問題，哲學不提供答案，它只是一條不斷辯解、追尋的道路。而我總會記得，講堂上哲人的身影，風華正茂卻憂思滿懷，我們曾以那憂傷為存在的意義。

馮睎乾 - 學好中文，使乜識普通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5日

據媒體報導，政府幾年前委託教育學院研究「普教中」成效，終期報告指出，普通話教學無助改善學生中文水平，對中文成績亦無負面影響。研究報告未正式公布，不知道評估學生中文的準則，是只計算考試成績，抑或另有標準。若單憑考試，研究結果或有誤差。舉個例吧：中文科要作文，評分準則由官方自決，想必以普通話為書面語標準，若考生寫「車厘子」不寫「櫻桃」，寫「雪糕」不寫「冰淇淋」，寫「的士」不寫「計程車」等，是不是都會扣分？如果會，即預設中文水平跟普通話水平掛鉤，似乎有欠公允。不同評核標準，可量度出不同中文水平，若評核標準隱含有利普通話的前設，則研究報告所謂「無負面影響」就不能盡信，因為只要排除那偏頗的前設，負面影響就很可能浮現。

我沒做調查研究，但憑常識已可斷定，除非你認為中文和普通話完全等同，否則中文水平根本不可能同普通話有關。何謂中文水平，我先不下甚麼定義，只提一道簡單問題：梁啟超中文好嗎？相信特區政府中沒一個人夠資格說梁啟超中文不好，但梁的國語出名爛，是曹仁超的朋友。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說：「他（梁啟超）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着而有力，有時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字。」

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的中文好不好呢？他寫過一部《訄書》（訄，粵音「求」），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說：「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所謂「讀不斷」，指魯迅連斷句也無能為力，自然看不懂，可見章太炎中文唔止勁，係直情勁到「人間無敵，獨孤求敗」，但你知道他的國語水平是崔世安級嗎？

當年太炎先生到北大講學，用自己的方式說「國語」，全靠錢玄同翻譯，聽眾才聽得懂。楊絳先生有篇〈記章太炎先生談掌故〉，說她讀高中時，學校邀得太炎先生來談掌故，楊先生負責做記錄，她這樣寫：「章太炎先生談掌故，不知是甚麼時候的，也不知是何人何事。且別說他那一口杭州官話我聽不懂，即使他說的是我家鄉話，我也一句不懂。」

章太炎、梁啟超顯然不懂國語（即後來的普通話），但你不會質疑他們的中文水平，可知中文好壞跟會否講普通話，根本毫不相關，不必研究已可肯定。下一個問題是：何謂「學好中文」？若不定義「好的中文」，討論「普教中」成效又有何意義？這裏我不得不以自己為例。讀中學時，我對中文科興趣不大，但成績不錯，預科兩年，作文最高分是80──這是潛規則，從未有人拿80以上，普遍是60至70分──老師幾乎每次都一字不改給我80分；考A-Level中國文學科我拿A，但中國文化科的「實用文寫作」則拿D。這成績很有趣：記得當年考實用文要寫投訴信，既云投訴，勢必滿腔怒火，寫信功能自然包括發洩，於是我代入角色，筆端帶着感情，忍不住在信中狠狠挖苦對方幾句──不是不知道那評分標準，是要求你裝腔作勢彬彬有禮，但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怎可以為區區幾個Grade而折腰呢？分數事小，性情事大，所以我暗爆一句粗口後，就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投訴，結果痛快地拿了個D。我不後悔，因為人若賺得高分，卻賠上自己的靈魂，有甚麼益處呢？

舉這個例旨在說明：考試成績未必能反映學生中文能力，但肯定反映學生應試能力。中文科拿高分，不表示中文好，我以前中文科考得不差，但現在回想，其實水平甚低。那怎樣才算中文好呢？用章太炎、梁啟超做標準未免強人所難。我認為要中文好，倒不必像一些專家學者那樣強調背古文、唸唐詩，因為你這樣做了，不過學懂一堆之乎者也，偶然可引經據典，不是說沒有用，只是沒有大用。

大眾對語言學習有個盲點，總以為有海量詞彙就能提升語文能力，卻看不到「意念」才是水平高低的關鍵。這秘訣以前人人皆曉，今天反而沒人提。洪邁《容齋四筆》記蘇軾談作文，說你想在市集購物，先要有錢，想寫好文章，先要立意：「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袁枚《續詩品》說：「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詩：「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這個「意」包括「理」，不在詞彙多寡，更取決於邏輯思維，所以英國大詩人Wordsworth曾跟大數學者兼業餘詩人Hamilton說：“The logical faculty has infinitely more to do with poetry than the young and the inexperienced, whether writer or critic, ever dreams of.”

學中文，其實是學做人，分數和詞藻都是浮雲，只有思想和性情才真實不虛。

陳文敏 - 人生得失

2016年6月1日

【明報文章】蟬鳴初夏，才驀然驚覺校委會否決我的任命已經是整整一個學年之前的事了。這一年來仍不斷收到不少朋友的鼓勵和支持，很多時在街上總有不認識的朋友走過來說一聲支持，實在感激，人生得失如何能計較清楚？

這陣子生活淡靜充實，專注教研的工作。去年上學期負責法律制度這門一年級的必修科，它涵蓋的不單是法制如何運作，更重要的是這個法制背後的理念和價值。第一課的討論便是英國七十年代的一宗案例，倫敦消防局下達指令，指示消防車出勤時何時可以不理會交通燈號，消防員認為這明顯違法而拒絕接受，法院如何判決？法律、道德、法治的關係如何？法律從來不是簡單對錯的問題。下學期教授人權法，這是較高年級的選修科，課堂觸及多方面的人權問題，同學的論文的水平很高。最近收到好些同學的電郵，感謝課程讓他們重新思索不少問題，開啟了新的思維空間。教學就是這樣令人嚮往！

朋友傳來李國章的訪問，還是在彈沒有博士學位的可憐老調。只要對大學稍有認識的人也知道，大學教職員的升遷主要取決於其專業內的專家的評核（一般多達六名校外專家），並由委員會作出決定，而非由副校長一人決定。港大沒有一言堂，副校長主要是負責制訂和推行政策，這是香港大學的制度和傳統！至於說有博士學位的人的升遷由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決定會令人不順氣，這是很膚淺的看法。順氣與否取決於程序是否公平和理由是否充分，而非決定者的學位或個人喜惡。程序不公，理據欠奉，有博士學位又如何？以為有學位人家便會順氣，只反映一種崇拜虛銜的迂腐心態。

任命一事早已放開，倒是慨嘆從事教育甚至曾當教育局長的人只着眼學位，難怪香港沒法產生如Bill Gates或Steve Jobs這些影響當代的人物，他兩人連學士學位也沒有！人事處理，不是念書可以學到，選領導階層重視的該是識見和經驗，團結親和的領導能力與博士學位沒必然關係，更遑論人格修養和受人尊重，借用英國議會議長最近批評局長在議會玩手機的一句說話：

It's a point so blindingly obvious that only an extraordinarily clever and sophisticated person could fail to grasp it.

德叔 - 網絡殺人

明報   2016年5月20日 

續上篇：資訊素養 人人有責

資訊素養，包括不參與「網絡欺凌」。

約十年前，新界區某中學有初中女學生自殺，原因是她給校內同學在網上評選為全校「十大豬扒」之首。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少女而言，得這個稱號的確難堪。倘其學業成就欠佳、性格內向而不懂求助、家庭和友儕的支援不足，這個打擊真的足以摧毁其自尊而自殺。而最可怕的是，不少同學在網上欺凌殺人時，笑容滿面。同學們大概沒有意識到，每在鍵盤上按一下，就是朝這個同學踢一腳、踩一下、捅一刀。

是以歐美日韓等地都有法規和政策，對網上欺凌「零容忍」。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前年曾詳細介紹各國的法規和防範措施，並提出建議。各校宜多向學生三令五申，提點警惕，莫以為「玩吓啫」而傷人甚至殺人而不自知。

部分學生有時以「正義」「做好事」的心態，參與網上的「起底」行動。這種「人肉搜查」式的暴露個人資料，且不說是否觸犯法規，對當事人的影響之大，實不容輕忽。

教師的輔導工作，從來都不局限於校園內。目下更要拓展到網上世界，不能再埋首沙堆，當網上社會不存在。誠然，這等「新」的教學知識技能和相關理論，教師在教育學院師範裡，多未接觸過，那就更需學校提供校本的在職培訓了。

教師宜不時留意同學間的社交動態。學生間的風言風語和情緒點滴，固然不需作杞人之憂，卻要有點警覺性。最宜做好班級經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學生同儕間有良好的支援網絡，讓情緒得以宣泄和懂得尋找支援。

chantakhang@gmail.com

李慧玲 - 齊齊聲援演藝學生會

明報   2016年5月17日

演藝學院學生會搞了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之辯」的論壇，突然就收到校方警告信，提醒他們違反校規，不排除要紀律處分同學。整件事，實在好荒誕，但卻反映了2016年香港面對的危機。

這一代的香港人，自盤古初開已經享受的自由，正逐步收窄。如果我們不站出來，高調發聲叫停，最可能的後果是，這些自由終在一夜之間完全失去。

其實，打從一開始，搞論壇一波三折，已經匪夷所思。論壇最先是樹仁大學學生會想舉辦，講者包括梁天琦，校方問長問短之後，最終拒絕撥出場地舉行論壇。喂，過去幾十年，大家聽過有大學校方阻止學生會在校園搞論壇嗎？六七暴動的時候我不敢講，但回歸前後二三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過。

然後演藝學院同學仗義幫忙，當時想都沒想過自己學校會有異議，但最終命運相同，校方都不肯借出場地，論壇最終在學生會門口一個角落勉強舉行，迫迫狹狹。

當時，我已經覺得樹仁、演藝校方很過分。大學是思想知識碰撞交流之地，即使同學就最前衛的題目舉辦論壇，也無不可，何况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之辯」，根本是平常不過的題目，竟然都要禁！？我擔心此例一開，學生在大學學園的學術交流、時事研討，會愈來愈受限制。

誰知，校方不單不知錯，反而惡人先告狀。根據校方臚列的校規，學生會日後張貼海報、舉辦論壇，甚至接受傳媒採訪，都要得到校方批准。

雖然學生手冊原來有類似規定，但校方以往從未引用，學生會亦從來不知有這些規定。《明報》記者訪問了人權律師，律師認為相關校規有違反《人權法》之嫌。

這宗新聞，希望公眾會有更大關注。干預學術自由的陰霾，已由教職員擴至學生層面。這不單單是演藝、樹仁的事，而是所有大學的事，甚至是全香港的事。

期望各大學學生會都站出來聲援演藝學院學生會。

德叔 - 資訊素養 人人有責

明報   2016年5月13日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知識型社會中必備的基礎生活技能。

資訊氾濫，資訊素養就成為這年代的顯學。上世紀末，在學校還有人認為這是電腦科教師的任務，因為其他教師接觸電腦較少，還未意識到何謂資訊氾濫。如今手機已經人手一部，上網成為學生日常最重要的生活元素。不論年紀或社經階層，衣食消費、社交娛樂、養生治病和功課學習都愈來愈倚賴網上資訊行事，甚至政黨爭鬥角力與政治動員，都充分利用網絡和電腦，此時資訊素養便是每個教師都必須面對的教學內容了。

根據多年的學校工作經驗，我覺得以下幾點基本素養，是每個教師都要把握的，並宜據自己身邊的具體事例，好好與學生探討或交換意見。

首先是知道網路資訊的特點（優缺）和影響，包括上傳資料者或機構放資料上網的目的和動機，要有戒心和警覺性。

其次要學習辨別資訊的真偽，至少要持批判態度。即是要學習查證和核實資訊來源與可靠性，也就是懂得並習慣參考其他資訊來源，細心對比異同，方好引用。當然，養成習慣每次引用資料時標明出處，不只顯示其根據，更提醒讀者或自己：資料總有些不足、盲點和缺失。

其三，要自律和自覺不參與散播情緒化言論和資料。如今網上社交群組的缺陷之一，是將同聲同氣的朋友集中起來，容易自製成一個「回音室」，不斷收到自己喜歡聽到的意見。如此一來，情緒更容易高漲，興奮地以為全世界都有同一看法。不斷收發情緒化的言論和資料，漸漸便會迷失在虛擬世界中而不自知。（下周再續） 

chantakhang@gmail.com

劉天賜 - 洋人家教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13日

看到幾張洋人家教的漫畫與金句，大家分享。上司與下屬也合用。

如果孩子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是家長愛命令他們，不重視他們的感受。

中國倫理社會，父母輩高高在上，沒有絲毫態度重視卑輩感受。可是「父慈子孝」之觀念，被父權遮蓋了。慈，包含尊重，卑輩也有自尊心、人格、面子，必須視之為一個人。不以身作則，尊重同輩卑輩，叫他們怎能尊重他人？

如果什麼都給孩子買，然而他們還是去拿取不屬於他們的東西，因為不讓他們自己選擇想要的東西。家長切勿濫花錢買物質送與孩子，贈送須有理由。尊重孩子有個人的喜好和選擇。當然不可能超越了家長能力範圍啦。乘機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如果孩子不會堅持自我，因為在其小時候，家長在公共場合面斥。公共場合，家長、上司、施用權力者（軍人例外）皆要十分慎權。須對孩子和下屬保留情面。尤其現代小孩子很早便進入社會，對周圍環境很敏感，自我及他人的存在及角色都有界定，不能隨便敦款濫權。過去，上司教導，讚揚下屬例必公開兼大大聲，責備則關上門才開動，出門口仍笑騎騎。人有面、樹有皮也。

如果孩子很懦弱，因為幫助他們的速度太快，不要清掃成長路上每一障礙。尤其家中只得一孩，家長視之極其珍貴，太過多幫助不好。養成依賴心理，且成懦弱個性。不能下主意。太過不理會孩子，養成自信過度，不知進退。教以「進退有度」，知進知退，能屈能伸，成長有大利，起碼不會自殺！

如果孩子易發脾氣，給他的讚揚不夠，只在言行不正確時他們才受到注意。一般家長不願意稱讚孩子，認為尊卑之禮不主張，一讚便失身份。讚美他人當誠實，好便讚賞。尊長持賞罰權，好好利用。一如上司必須合適讚譽下屬。孔夫子常讚學生。

如果孩子總神秘不告訴你任何事，因為家長總愛打擊他。尊長常患「示威權病」，使用權力不適當，凡事喝罵。令孩子疏遠你。

如果孩子沒禮貌，這是仿效家長的。身教非常重要。家長、老師、上司老闆、明星都在身教。我不同意還愛惜濫藥至死的歌星。

如果孩子撒謊，檢討尊長對他們犯的錯誤是否反應過度。人做錯事，總恐怕懲罰，公道公正公平在賞罰中最易見。不公允，養成孩子撒謊、強辯、抵賴等等討人厭的習慣。

如果孩子自信心不足，檢討尊長是否給的建議多於鼓勵。建議好，鼓勵更好。尤其父母對子女的鼓勵，一句勝人家百句。加油便是提供動力。

如果孩子喜歡無事打擾，只怪家長對其親密不足，他們渴望親近你。距離造成威權。父母以正身正言造成威儀，多示愛護關懷。

如果孩子妒忌心強，因為家長常拿他們與別家孩子作比較。毒性的比較是「人家比你好」，不論人家比你差的地方。孩子不忿，只養成強烈嫌惡心，不知人家長處，或者成犬儒、憤世嫉俗者的乞人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