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 - 從不滿政治到不滿社會：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異

2016年7月7日

【明報文章】本土派在今年初正式成為一股大家不能忽視的、有能力左右選舉的力量，但我們對廣大市民當中的本土派支持者的特徵所知其實仍然不多。一般認為，本土派支持者相對於民主派支持者更不滿特區及中央政府、更傾向接受武力抗爭，以及更有可能支持如港獨等激進的政治目標。但除了說本土派在一個單一維度的政治光譜上比泛民處身於一個更極端的位置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了解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別？

筆者在今年5月剛進行了一個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調查研究。該研究計劃並不集中於市民的政治態度上，較接近社會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傳統，問卷主要涉及香港市民的一些基本社會價值觀和對社會的一些認知，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包容、後物質傾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等。其中一組題目涉及被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是否公平、平等和開放，將會在以下分析。今年的調查亦加入了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哪個政治派別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治取向的市民在一些社會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

兩個調查的分析結果

表1總結了相關的分析結果。由於本文集中談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被訪者只被分為3組。本土派自成一組（佔整個樣本的7.5%）。民主派支持者包括「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和小量「激進民主派」支持者（分別佔整個樣本的27.6%和1.7%）。建制派支持者、自稱中間派的市民，以及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則被歸納為其他市民。

表面上看，表1的數據很「正常」：本土派支持者的認知比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更具批判性，而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則較其他市民更具批判性，例如只有兩成左右的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及其他市民分別有三成多及四成多。

但如果仔細一點看，在頭4個問題上，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遠小於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這在第3和第4個問題上最明顯。超過六成其他市民認為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在香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也接近六成；但同意這句話的本土派支持者低至三成以下。同樣地，不足兩成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的社會制度普遍而言是公平的；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超過四成，甚至稍高於其他市民中同意這句話的比例。

相反，在第5和第6個問題上，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距離，就較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距離小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中，都有約六成認同很多香港人未能分享到香港的繁榮；認同這說法的其他市民只有三成半。

在討論這些結果前，先再補充多一點數據。由於5月的調查重點在社會價值和認知上，沒有問到被訪者對政府的評價。所以，筆者回到今年3月中大新傳學院進行的另一個調查，其中有兩條題目跟政治科學中的外在效能感有關，即人們認為現有的政治系統能否回應民意。

表2顯示，在兩個相關問題上，情况跟表1的第5和第6個題目相似：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遠較民主派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小。尤其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樂意接納民意」這點上，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基本上沒有分別。

民主派支持者不滿 集中政府大財團

將表1和表2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概括性描述。民主派支持者非常不滿現時的香港政府和政治制度，亦同意社會上有強烈而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但他們的不滿仍主要是集中在政府和大財團這兩個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擁有者之上，他們對「社會」本身，並沒有比其他市民負面很多的想法。而且，近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仍然相信，個人努力和能力仍然是決定人的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他們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算改變不了社會，至少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爭取到一些東西。

本土派對「社會」有非常負面觀感

相比之下，本土派支持者的不滿情緒，已經不限於政府和大財團這些權力擁有者身上。他們對籠統意義下的社會制度以至「社會」本身有非常負面的觀感。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相信努力和能力決定成就的，只剩下四分之一；相信社會制度整體上是公平的，不足兩成。

有這種社會認知為背景，本土派對激進行動的支持就容易理解。筆者最近也在做一些跟香港社會和文化轉變研究計劃相關的焦點小組訪談。兩星期前一個小組內一名青年參加者就說，既然社會已經壞到一個程度，不如推倒它從頭來過。這名青年人沒有自稱本土派（焦點小組的重點亦不在參與者的政治態度），但他的說法很可能代表着一些本土派青年的想法。

本土派似成絕望情緒集結點

電影《十年》能夠引起那麼大的迴響，多多少少反映了「悲觀」是當下香港社會情感結構中的主調。但從民調數字看，悲觀還是有程度之分的。對政治、社會，以至個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將來的徹底失望，也許目前仍然只存在於一小部分香港人當中。而本土派除了建基於一種跟身分認同相關的論述外，似乎也成為了這種絕望情緒的集結點。筆者懷疑，這種強烈和全面的悲觀情緒，就算對本土思潮的發展，都不一定是件好事。只不過，悲觀和絕望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反應。如果衝擊各種現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荒謬事情繼續發生，悲觀和絕望只會成為更多人的回應。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 - 網絡另類媒體資訊的接收者有多少？

2016年5月26日

【明報文章】傳播學研究中有很多用來形容非主流媒體的概念，其中「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是過去10多年來較為常見的一個。概念上，最典型的另類媒體有4個特徵。第一，它們在結構上和財政上獨立於建制內的政治力量以及商業資本之外。第二，它們在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上反建制。第三，它們的運作原則及規範跟傳統新聞媒體不一樣，例如它們往往較着重為弱勢發聲及倡議，不太強調客觀中立。第四，在「身分認同」上，另類媒體工作者亦不把自己視為一般傳統新聞工作者。

香港網絡另類媒體的兩個浪潮

在世界各地以至香港，另類媒體都有頗長的歷史：「地下」小報或小冊子、獨立紀錄片、具批判性而小規模發行的文學雜誌等，都曾被學者引為另類媒體的具體例子。但另類媒體受到更大關注，則跟過去20年的兩個發展密切相關。第一是互聯網的普及化，大大降低了內容生產成本和資訊發布成本。第二是社會運動興起，使有志建立另類媒體或為其工作的人，以及對另類媒體內容感興趣的人，都有所增加。

香港的網絡另類媒體發展，可粗略地分為兩個「浪潮」。第一浪發生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不少網絡電台紛紛啟播。不過，它們的壽命大都不長。中大新傳學院博士研究生梁家權在2015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對這一浪的網絡電台有不俗的分析（註1）。第二浪約在2012年發生，以評論暨新聞策展網站為主要形式。所謂新聞策展，是指這些網站沒有太多的第一手新聞報道，但會採集主流媒體的報道和其他網絡資訊，加工後傳送出去。當然，《獨立媒體》早在2005年已經成立，但直到2012年及以後，《主場新聞》、《熱血時報》、《謎米香港》、《輔仁媒體》等相繼出現，好不熱閙。

大部分市民沒接觸網媒

到底多少市民會經常從facebook接觸到網絡另類媒體的內容？3月中大新傳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研究（註2），問到被訪者有多經常接觸到幾個網媒的資訊。問題特意提醒被訪者，在facebook接觸到該些資訊也計算在內。由於問卷長度所限，我們不可能包括太多網絡另類媒體，所以只包括了歷史較長、屬傳統社運左翼的《獨立媒體》、較傾向本土派的《熱血時報》和《輔仁媒體》，以及新聞網站《立場新聞》。其中《立場新聞》是否「另類」，可以商榷，但另類和非另類之間本來就沒有完全清晰的界線，而無論大家對《立場》、其前身《主場》，以及其創辦人蔡東豪有什麼看法，難以否認的是《主場》在香港的網媒發展史上有頗重要的位置，所以問卷包括《立場》在內。

由表1可見，從百分比看，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沒有接觸這些網媒。但這其實在預期之中。事實上，有使用facebook的被訪者是六成左右。在今天的香港，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太用，沒有接觸這些網媒的資訊，也很正常。所以，從另一角度看，有三成或以上的被訪者指自己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或《立場》的資訊，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獨媒》的資訊的也超過兩成，比例一點不低。甚至可以說，撇除四成不使用facebook的被訪者，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或《立場》的資訊的被訪者，其實在facebook使用者中佔一半。

本土派支持者接觸網媒比例最高

接觸網媒內容跟年齡固然有很大關係。圖1顯示，在18至29歲的市民當中，超過六成人有間中或經常接觸《熱血》或《立場》的資訊，四成至接近一半有間中或經常接觸《輔仁》和《獨媒》的資訊。年紀愈大，接觸網媒的比例就拾級而下。

如果以政治取向劃分，本土派支持者接觸網媒資訊的比例最高（圖2）。值得留意，本土派支持者接觸得最多的是《熱血》，是很合理的結果。換個說法，在本土派支持者中，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的資訊的有接近八成，遠高於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獨媒》的資訊的五成。但在民主派支持者中（包括小量的激進民主派支持者），間中或經常接觸到該兩個網媒的資訊的比例只差幾個百分點。

不過，我們亦可以說，就算是《獨媒》，資訊接觸比例最高的仍是本土派的支持者。這一方面是因為本土派支持者中年輕人比例非常高。同時，不少西方研究都指出，人們會選擇性的多看一些跟自己政見相近的內容，但不一定會排斥跟自己政見不一樣的內容。而且在網絡世界，有時一個人分享某些內容，是為了對該些內容作出批評。所以，本土派多接觸從他們眼中的「左膠」而來的資訊和內容，其實並不奇怪。

網媒足以左右民意構成

以上的分析為網絡另類媒體內容的滲透率提供了一些數據。隨着社交媒體的發展，網絡另類媒體的確已經成為了足以左右民意構成的重要輿論平台。筆者之前一篇學術論文指出，另類媒體對抗爭性知識（oppositional knowledge）的傳播尤其重要（註3）。雖然上面較強調最年輕的一群，但其實在30至44歲的市民中，接觸各網媒內容的比例也不低。網媒的興起和發展，有傳播科技的背景，也有社會和政治背景。我們可以預期，只要社會抗爭的氣氛持續，傳統媒體自我審查狀况又沒有改善，社會對網絡另類媒體的需要只會繼續加大。

 

 

註1：Leung, Dennis Ka-kuen（2015）. "Alternative Internet Radio, Press Freedo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Hong Kong, 2004-2014". Javnost-The Public, 22（2）, 196-212.

註2：調查使用一般電話調查使用的或然率抽樣方法，共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本文分析時對數據有作加權處理，使樣本的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分佈跟人口一致

註3：Lee, Francis L. F.（2015）.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Use and Oppositiona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7（3）, 318-34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 - 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2016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象徵着「本土派」的崛起，甚至帶來了「三分天下」的說法。個人意見，認為「三分天下」的說法也許言之尚早。這不是小看本土派的支持度，而是「本土派」這3個字，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到底標誌着什麼，其實仍不是很固定。發展下去，「本土」是一個有清晰輪廓和界線的派別，還是一個各自借用來表述政見的符號，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派」一詞已完全滲入公共論述之中。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在2014年，「本土派」一詞在13份香港中文報章（註）中出現過586次，2015年飈升至2036次，到今年頭3個月，已經有1460次。當一種派別身分在社會上被那麼經常地談論時，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如果要市民自行選擇，有多少人以及什麼人會自認屬本土派？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8日至24日間，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通過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以下的分析經加權處理，令樣本在教育程度、年齡和性別分佈上符合香港人口。

8%市民自認本土派 不可忽視

在訪問末段詢問人口特徵時，其中一條題目請被訪者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屬哪一派別。答案選擇有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當然，被訪者也可選擇說自己沒有政治取向或索性不回答這題目。

筆者同時用去年7月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另一民調所得數據作比較，但當時題目仍未有「本土派」的選項。表1顯示了兩次民調的結果。在今次3月的調查中，有超過8％的市民自認屬本土派，自稱激進民主派的只有不足3％。最多人選擇的仍是溫和民主派，有32％左右。選擇3個代表建制陣營的標誌的被訪者，加起來有14％左右，而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加起來超過四成。

有趣的是，相比起去年7月，雖然多了一個額外選項，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並沒有降低多少，選擇激進民主派的市民本來就不多，反而是選擇中間派的市民下降了接近9個百分點，恰恰約是本土派市民的比例。

要留意，在過去的民調中，「中間派」只是一個「邏輯性」選項，讓市民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外有多一個選擇而已。但去年區議會選舉和早前立法會補選，均有參選人士打正「中間路線」的旗號。民調結果顯示，這些中間路線候選人，似乎沒有使更多人選擇自認中間派。剛好相反，當有政客借用「中間」這符號時，自認屬中間派的市民反而更少。

當然，中間派的市民少了8、9個百分點，不等於中間派的市民直接變成本土派。最合理的推論，是一些原本選擇中間派的市民選擇了溫和民主派，而剛巧差不多比例的溫和民主派支持者選擇了本土派的旗幟。

無論如何，8％是一個絕不可以忽視的數字。如果我們再以年齡劃分，就會更清晰地見到本土派冒起的勢頭。表2顯示，在45歲或以上的各年齡層，選擇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只有2至3個百分點，在30至44歲的市民當中，本土派支持者有6％，但在18至29歲的市民中，選擇本土派的有接近30％，跟溫和民主派的39％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禮了。

不過也要補充一句，年輕人其實並不特別抗拒溫和民主派。在數據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比例，在18至29歲的市民之中甚至是最高的。年輕人的特點是極少建制派支持者，也比上幾代香港人少選擇中間派或回答無政治取向。

兩派對旺角騷亂態度差異明顯

選擇本土派的市民，跟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在政治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這是需要多方面觀察的問題。調查問卷和本文空間所限，這裏只分析不同派別市民對農曆年旺角騷亂的態度。問題的用語是：「今年年初一深夜喺旺角發生咗一場騷亂，以下邊句說話最能夠代表你對呢次事件嘅態度呢？」

答案選擇有「譴責示威者嘅行動」、「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責任」、「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係問題根源」，以及「支持示威者嘅行動」。

表3顯示相關結果，若計算所有被訪者，接近三成市民譴責示威者的行動；四分一左右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部分責任。最多人選擇的是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佔超過四成。只有不足5％的被訪者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但當市民被分為不同派別時，本土派支持者中，有約三分之一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而在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中，明確支持當日行動的不足2％。激進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成支持當日行動；但要留意，由於激進民主派支持者比例本身很低，在計算其內部百分比分佈時，有效樣本數很小，該些百分比的實際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表3顯示，本土派和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在對旺角騷亂的態度上有很明顯的差異。不過，自認屬本土派的市民中，也有接近六成「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甚至有5％左右選擇「不認同行動，但政府亦有部分責任」。由此可見，也不是絕大部分在民調中自稱本土派的市民，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本土派的抗爭行動。

「本土派」意涵仍未穩定

回到文章開首所說，「本土派」的意涵是什麼，應該仍未穩定下來。今年立法會選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血公民、城邦派，以至新民主同盟、香港眾志，甚至傳統泛民政黨會如何論述本土，都會繼續影響市民如何理解「本土」的意義。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日後繼續分析和觀察的基礎。但頗為確定的是，年輕人對「本土」的認同度非常高。在將來的日子，隨着新舊世代持續交替，本土的呼聲會繼續上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當本土論述繼續在大眾媒體恒常出現時，年長的幾代香港人會否也開始接納「本土派」這個標誌？「本土派」能否再進一步擴展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本土」能否由一個屬於新世代的符號轉化為一個跨世代的符號。

註：13份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頭條日報》、《晴報》、《太陽報》、《都市日報》和《am73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 - 保密和泄密的傳播倫理問題

2015年11月12日

【明報專訊】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演變成為一場有關保密和泄密的爭議。港大校委會部分成員以至特首和個別官員，都批評泄密行為不道德且破壞信任。另一邊廂，支持校委會內部人士以及傳媒將會議內容公開的評論者，則強調事件涉及公眾利益，在港大校委會不願接受問責的情况下，違反保密原則可以理解，甚至是合理的。

有關保密和泄密的傳播倫理問題，雖然大部分論點在過去幾星期內都已被不同的論者提及過，但筆者認為仍然有空間可以作一些補充、闡釋和整理。這也是這篇文章的目的。

保密有不能忽視的理據

對於在民主社會裏研究新聞傳播倫理的學者來說，泄密是一個重要課題，因為涉及傳媒泄密的重大政治或社會爭議，在全世界近代史中其實發生過不少。筆者在美國讀研究院時當過新聞倫理課的助教，教授要求學生閱讀的文獻，就包括倫理哲學家Sissela Bok所寫的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一書（註）。

Bok對保密和泄密的討論很全面，不容易歸納。但有幾點跟當下香港的爭議有較大關係。首先，她指出集體保密（collective secrecy）的確有不能忽視的理據。其中，行政程序中的保密原則，最主要是為了保障決定的質素。當行政人員要做決定的時候，他們不一定一開始就擁有最完整、最合理，和最妥善的想法，如果行政者要在整個過程中事事公開，他們很可能只會提出最穩陣和不具爭議性的想法，以及放棄一些較具創見、較有冒險精神，或未曾成熟的想法。這樣，決策過程就不能真正的參考到所有可能的意見和觀點，行政者就未必能做到最好的決定。另外，如果決策過程中涉及討論一些敏感的個人資料，那麼為了保障個人私穩，決策過程不公開也是理所當然的。

保密本身可致負面效果

其實，筆者相信在港大校委會爭議中支持公開會議內容的一方，都明白和接納這些基本道理。問題只是保密原則的界限在哪裏，以及在什麼樣的情况下人們可以違反保密原則。在這一點上，籠統地說事件涉及公眾利益是不足夠的。公眾利益固然重要，但並不能說任何事情一旦涉及公眾利益就可以隨便違反保密原則。這等同於說保密原則一開始就不應該在任何公共事務上適用，這樣未免有點矯枉過正。

要了解保密原則的界限，首先要了解保密行為本身也可以帶來一些負面效果。Bok指出，在保密的情况下，參與集體審議的人的個人責任感會變得較弱，由於不需負上個人的言責，人們可能會比平時更易做出有偏見或輕率的判斷。同時，集體審議的保密原則亦帶來局內人和局外人之間的不平等。無論保密的理據如何充分，局外人的知情權受到較大限制是客觀事實。當保密是一種長期和恒常的做法時，知情權的不平等是一個不應忽視的問題。

保密原則必須有制衡

Bok強調，以上問題在保密原則連結上政治權力時尤其嚴重。用她的原話說：「保密性和政治權力連結起來是極度危險的。對所有人來說，保密性附帶着導致腐敗和不理性的風險。如果一些人有高於常人的權力，同時他們可以秘密地行使這權力，毋須向被影響的人問責，濫用權力的誘惑就會很大。」（頁106）

所以，集體審議的保密原則一定要有一些制度或實踐上的配套和制衡。以法庭陪審團制度為例，由於不希望陪審團被社會輿論影響，陪審團內部商議是完全保密的。但審訊過程本身並非秘密，大家知道陪審團所要考慮的證據和觀點是什麼，法官亦會就法律問題向陪審團作出指引。最後，在審訊中輸掉的一方若有充分理據，可以提出上訴。所以，放在整個法律程序中，陪審團的保密制度不會構成不公平或腐敗的情况。

如果是較一般的集體審議，沒有那麼多制度上的防護措施的話，那麼集體審議者最起碼要做的，就是向公眾問責了。亦即是說，審議過程雖然保密，但當大家做了決定，這決定就要被公眾審視，做決定的機關也需要向公眾解釋集體決定的主要根據，包括支持決定的論點和資訊是什麼，以及與會者如何考慮一些相反的觀點等。有了這些材料，公眾討論便有了焦點，監察和批評便可以進行。

為防腐敗 違保密或符公眾利益

如果沒有制衡機制，集體審議者又拒絕問責，是否就可以違反保密責任呢？Bok沒有給予一個簡單的答案。但她指出，當保密行為可能會削弱甚至違反保密原則的原來目標時，保密原則就失去了它的理據。換句話說，保密原則從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當保密行為偏離甚至違反了原本的目的，保密就不再合理。與此同時，如果是為了防止腐敗的情况或者保障公眾的基本知情權，同時除了違反保密原則外再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達至同樣目的，違反保密原則就可能成為符合公眾利益的行為。總結來說，當事件本身涉及公眾利益，保密原則連結上政治權力，同時又沒有制衡機制和問責性，保密行為對社會可以弊大於利，違反保密原則往往成為為了保障公眾利益而必須做的事情。

當然，就算是為了公眾利益而違反保密原則，泄密對社會是有不良影響的。這種行為的確會破壞信任，影響有必要的保密制度。但Bok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阻止或懲罰有理據的和符合公眾利益的泄密行為，而是減少集體保密的覆蓋範圍，加強防止濫用保密制度的防護機制，並強調問責，使公眾討論可以通過正常渠道進行，而不需要依賴泄密行為來監督公權力。

回到港大校委會事件，副校任命問題早已引起公眾關注，涉及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等議題，港大校委會校外委員多是達官貴人，而且都是由特首委任的。在做了決定之後，又沒有向公眾解釋決定背後的主要理據。這正是保密加上了權力卻減去了問責。與其批評泄密者不道德，不如先反思一下保密原則的運作和使用是否出了問題。

註：Bok, Sissela（1989）.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Vintage.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 - 互聯網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另一面：淺談網絡政治管控

2015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近年來，有關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學術研究，多集中討論數碼媒體科技對社會運動的正面影響。這些正面影響包括促進網絡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發展、使社會組織可以繞過傳統媒體直接跟市民大眾溝通、讓市民可以自發組織和動員行動、孕育抗爭論述等。筆者及幾位同事在過去大半年，也多次分析社交媒體在雨傘運動及政改爭議中的作用和影響，主調也是社交媒體如何構成社會運動的傳播基建及成為抗爭意識的搖籃。

中國大陸的網絡威權主義

但本文卻想談談互聯網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另一面。數碼媒體作為一種科技，對社會並沒有必然的影響。在1990年代，互聯網普及之初，不少樂觀的科技決定論者就曾預言，互聯網將會為威權主義國家帶來民主化，因為互聯網是一個沒有中心的、多點對多點的橫向傳播平台，政治權力難以全面操控，而威權主義國家若要保持經濟發展，又不能摒棄新傳播科技。但20年後的今天，大概沒有論者再抱持這個單純的觀點。誠然，互聯網對威權主義國家的資訊封鎖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但同時，威權主義國家自有應付和管制互聯網的方法。中國大陸就是最佳例子之一。曾任教香港大學的Rebecca MacKinnon在數年前便用「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一詞來概括大陸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她指出，大陸政府能成功地管制互聯網，重點在於它其實並沒有無時無刻地和完全地壓制所有人的網上言論。它禁止大部分人通過互聯網接觸境外媒體以至西方的社交網站，但同時容許有能力和有需要的人「翻牆」。它容許百姓就社會問題和事件發表意見甚至批評政府，但極力防範「線上言論」演變成「線下行動」。它容許網上出現新的意見領袖，但同時培養一批為意識形態護航的「網絡打手」。它鼓勵新聞機構邁向「全媒體」時代，但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會禁止媒體進行信息直播和限制媒體與網民的互動。

當然，香港和大陸的情况不一樣。香港的互聯網整體而言是非常開放的，而政府要有效控制互聯網並不容易。但有關版權修訂條例的爭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些現有的網絡表達方式和自由有可能會因法例的改變而受影響。同樣地，互聯網到目前為止雖然對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不少助益，但我們亦不能忽視政治力量會如何嘗試馴化網絡。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辦的英文學術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今年第四季會出版「媒體與雨傘運動」特刊。特刊包括4篇基於系統經驗研究的文章，以及5篇篇幅較短的討論性文章。其中一篇討論性文章由筆者的同事徐洛文教授執筆，文章的題目是〈將要來臨的香港互聯網空間的殖民化〉（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註）。

政治權力應對新媒體的三大策略

該文章指出，在佔領中環以至雨傘運動期間，政治權力其實頗為有效地應對了新媒體科技所產生的力量。這裏，政治權力指的不止是特區或中央政府，亦包括支持政權的力量。文章把政治權力的應對策略和手段分為三大範疇。首先是監控，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電郵外泄是最明顯的例子，顯示社運活躍分子的網絡溝通和行為可能被監視。執法部門所進行的「正規」的截取通訊行為雖然受相關法例規管，但在實踐層面，2013年各執法部門共提出了1372項截取通訊的申請，其中1365項獲得小組法官批准，這多多少少令人質疑批核是否過於寬鬆。另外，警方在雨傘運動期間曾多次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市民，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士不過是在論壇上鼓吹其他人參與佔領旺角和衝擊警方防線。姑勿論衝擊警方防線是否值得支持，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為名而作出拘捕，似乎使該罪名的覆蓋範圍變得太闊。

監控之外，第二類策略可以用審查來概括。香港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是網絡媒體興起的背景之一。相比主流媒體，網絡言論不需要面對廣告商和大老闆，自由程度當然較高，但這不代表香港的互聯網完全毋須面對審查的威脅。香港警方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間，就向不同的網站負責人或網絡服務供應者提出過共101個刪除網絡內容的要求，超越了2011年2月至2014年9月44個月內的數字，引發了不少社運人士的質疑。同時，以癱瘓網站為目的的網絡攻擊亦可以被視為審查的一種實踐方式，徐洛文認為，「阻斷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 attack）是支持政府的一方比社會運動更懂得及更有能力使用的招數。

第三是把「外國勢力妖魔化」。把問題歸因於外部或外國勢力，向來是中國政府慣用的論述框架之一。而雨傘運動期間，縱使未有提出確鑿證據，特區政府亦在很大程度上以「外國勢力」作為打擊運動的論述框架。但網絡無國界，不少運動支持者和參與者的網絡傳播行為，正正包括跟國外朋友解釋香港的狀况。金鐘佔領區的「佔中打氣機」，也是通過互聯網邀請世界各地的民眾為佔領運動打氣。外國勢力這論述的危險之處，在於依照其邏輯，它可以把在全球化時代下正常不過的，通過互聯網而進行或組織的跨國界傳播和跨國社運打壓成「裏通外敵」。

勿視網絡言論自由為必然

誠然，作為一篇討論性質的文章，徐洛文主要是總括了過去一段時間內在香港出現的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我們不知道誰發動網絡攻擊癱瘓《蘋果日報》，沒有機會分析是否絕大部分執法部門提出的截取通訊申請都合情合理，亦不能一口咬定警方那101個刪除網絡內容的要求是否包括一些政治審查。但正如近年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討論一樣，當「個別事件」累積起來時，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趨勢，這趨勢告訴我們不要視網絡言論自由為必然。

註：Tsui, Lokman（2015）. 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by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online first, DOI: 10.1080/17544750.2015.1058834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梁永熾：政改民調的9點總結

2014年12月19日

【明報專訊】佔領行動已經結束，普選與政改仍未有定案，有關的民意在近月也有起伏。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下面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在9、10、11及12月的上旬，分別進行了4次追蹤式的民意調查。第1次調查在大學生罷課之前，第2次在施放催淚彈及佔領3地之後，第3次在學聯與政府對話之後，第4次在金鐘清場前後。民意的變化，反映了眾多事件發生後市民的反應。下面我們就數次調查作了回顧，總結出9點供大家參考。

一、支持佔領運動的比例堅固，「基本盤」佔三成多

從9到12月，4次調查中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都在三成以上。當支持度在10至11月有所下跌，不少人把數據解說為「民情逆轉」。但12月的數據說明，佔領運動的基本支持度頗為「硬淨」。縱使11和12月的調查之間發生了衝擊立法會、行動升級失敗、旺角及金鐘先後清場等事件，支持及反對佔領運動的比例都沒有再變動，而且共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

二、爭取理念雖不變，採取策略要調整

11月的調查顯示，67.4%受訪者認為應該全面撤離佔領地點，12月的比例更升至76.2%。縱使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在11和12月之間沒有變化，認為應該撤離的市民比例卻持續上升。「運動支持度」反映民眾對佔領運動的理念和目標，而「應否撤離」則反映市民對運動策略。隨着形勢轉變，不少本身支持運動的人也認為撤離是在某時刻適當的策略。其他組別的市民在較早時段已大幅度傾向撤離，而泛民支持者和年輕人則在最後1個月才開始較大幅度傾向撤離。

三、15至17歲年輕人更為支持，但對整體調查結果沒影響

佔領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是主要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我們的研究於是將受訪者年齡下限降至15歲（而非一般的18歲）。但這年齡下調不會對整體民調結果有很大影響。以佔領運動支持度為例，4次調查中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為31.1%、37.8%、33.9%和33.9%，如果只計算18歲或以上的市民，相應的支持度變為30.6%、36.8%、33.1%和33.4%，即只有約1%的差異，也改變不了上述三成基本盤支持度的說法。而15至17歲群組的支持度相應是45%、58.1%、57.5%和46.3%，可見他們人數雖只佔整體被訪者約4%，但其想法和年紀較大者明顯不同。

四、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和其使用的武力程度有關

自9月底佔領運動開始，到10月中有警察涉嫌在暗角毆打示威者後，市民對警隊的信心是3次調查中最低，只得5.49分（10分為滿分）。之後在11月初調查中，警隊與佔領人士並無衝突，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度便大幅回升至6.25分。但在12月旺角及金鐘清場期間，又發生了學聯包圍政府總部的升級行動，11月底警察與示威者出現大規模衝突，警察使用警棍驅趕示威者。這些衝突場景令市民對警隊的信任程度下跌回5.64分。

五、特區政府表現有待改進，要有行動化解僵局

12月的調查顯示，50.7%的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處理佔領運動的整體表現，其中「非常不滿」的佔34%，遠比「幾不滿」的（16.7%）為多。表示滿意者只有21.3%。認為政府要作出具體讓步以解決當前局面的人佔52.8%，認為不需要的有36.7%。不滿者和認為要讓步者均較多為年輕、高學歷及泛民主派人士。從數字比例及人口群組特徵來看，雖然政府能夠成功清場，但接下來要採取什麼行動去化解不少市民心中的不滿，是個迫切的議題。

六、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相若，並同步變化

在整個佔領運動期間，市民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不高。特區政府在12月調查最高的得分只是4.76，而中央政府的也只有4.62，兩者都不超過「一般」（5分）信任水平。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極之接近，3次調查結果的差距均不足0.2分。這可能是香港市民覺得中央政府定下對香港的政策，由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兩者互為表裏。

七、支持通過人大普選方案的比例上升，但否決比例仍較高

9月份支持方案的人數比例為29.3%，接下兩個月升至36.1%，到12月再稍升至38.3%。否決者的比例也由9月的53.7%降至12月的43.1%。9月時雙方的差距是24.4%，到12月時收窄至4.8%，但仍以否決者較多。轉向支持的人口群組中，以25至39歲人士最明顯，中四或以上包括大專學歷者亦然，他們較多自稱為「中間派」或「無任何政治傾向」人士。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各自的基本盤無大變化，關鍵在於中間派及無任何政治傾向者的取態和走向。

八、落實一國兩制的評分只屬一般，市民看法各走極端

在12月的調查中，我們詢問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現時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做法。市民給的平均分是4.99，即是位於中間的「一般」，滿意和不滿意的比例各半。給0分者有14.2%，5分者有23.4%，10分者有11.5%。即共有25.7%人給予對立的最極端分數。這種分佈情况罕有，顯示市民的看法極為分化。

九、市民對香港前景表示悲觀，最近略有改善

受訪者較多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表示悲觀，4輪調查的分數分別是4.22、4.57、4.8和4.62。分數走勢有些微改進，特別是40歲以上、中間派及建制派人士較明顯。而年輕、有專上教育及傾向泛民主派的市民在第二次調查時（即施放催淚彈及佔領之後）曾顯得較前樂觀，但之後又轉回悲觀。整體而言分數仍低於中位數，而且香港人現時有兩成考慮移民，高教育、高收入及泛民主派人士當中的比例更逾三成，這些都是香港的隱憂。

作者均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及「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成員

何雪瑩訪問李立峯：社交媒體動員佔領？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民研達人李立峯（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有說佔領運動至今已呈疲態，儘管運動能走到此已經很不容易，但不論如何詮釋，參與佔領的人數下降是一運動走向其中一種（但非唯一）的客觀呈現。

當中反佔領陣營也許領略了暴力清場只會招致反效果，除了動員民間和商業團體以禁制令形式「清場」，更希望挾民意制民意。幾多成人支持佔領？

幾多人支持退場？反對佔領的比支持多幾多？

不論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都喜歡為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大做文章，不是在facebook分享多幾篇區家麟的鴻文，貼多幾條警察使用暴力的片，就能感染一班「藍絲帶」，爭取支持？

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九七年本科畢業，○三年從美國念博士回港，兩個年份都遇上了香港社會的轉捩點。

新聞自由自是他離不開的本業，同時多年來致力研究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方式。

社交媒體對於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參與的影響，自然是他其中一個研究題目。

電視動員力更大？

新媒體的力量不單是媒體焦點，亦是一股學術風潮。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研究。由伊朗二○○九年總統大選引起的示威浪潮被稱為「推特革命」，到後來的埃及等地，學者其中一個不解的是，為何在政治氣氛高壓、政權看不見之手伸張全國的威權國家，依然能爆發出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將數十年的政權推翻。其中一些學者的着眼點就是社交媒體的連結和動員能力。

李立峯卻反而如此評論社交媒體的作用：「當然不是如此一面倒地重要！其實學術圈也要趕潮流，當研究一個題目這麼多年，突然間有個新面向，大家當然會比較趨之若騖。其實沒有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一樣會發生。」李立峯的研究團隊十月初在佔領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佔領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團隊成員鄧鍵一發表的文章〈誰動員群眾？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作用〉引用這項結果，打破我們的既有固有想法，928過後在金鐘街頭塞爆的人潮，大部分都不是受社交媒體動員，而是電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後有研究指出電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並稱之為public screen：當公共領域討論推崇理性、共識、文明和有實質內容的對話，public screen重視的是影像、視覺震撼、異見、混雜和喧嘩。催淚彈的官能震撼在電視上直播入屋，把不少人推上街頭，造成十月初金鐘的人山人海。

邊看邊鬧

李立峯在九月和十一月進行關於政改和佔領運動的電話調查亦傾向支持以上的結論。「無論在佔領前後，依然有67.5%市民將TVB列為主要資訊來源。這跟你信不信TVB，是否認為它是是但但無關係。」這似乎確認了大眾一邊看TVB一邊鬧的傳統智慧。其他傳統媒體的變化不大，只有有線電視和Now TV各上升了5%左右，這種上升可能跟直播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在形勢緊張之時無間斷地直播現場情况有關，但不過是10至15%的水平。李立峯笑着引用一個個人例子：「我們在十一月做了一個關於佔領支持和反對度的民調，大概是三成支持，七成反對，出街後收到很多人鬧，兩邊都有，兩邊都說他們身邊的人都是一面倒支持佔領，或者一面倒反對佔領。但同期我的同事做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調查，明明對中國的認同跌至低點，又無畀人鬧。我們一問才發現原因，因為他們沒有開記者招待會！上TVB六點半新聞依然好有意義的。」

社交媒體 只能影響一群人？

既然facebook沒有生產內容，李立峯認為各自的facebook資訊內容很視乎身邊朋友是誰。「每個人的facebook都是由朋友策展的。如果你的朋友有區家麟陳惜姿譚蕙芸，咁你個facebook咪好睇囉。有次老婆睇我的facebook就大叫，乜你個faecbook精彩咁多！不是社交媒體無用，而是它只能影響一群人。」

說服姨媽姑姐 還是要面對面

搶佔網上輿論已成兵家必爭之地，連習大大都說互聯網是主要意識形態戰場，一些親建制的時事評論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自然不是怪事。但一方面在數量上，原來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如想像中大，那麼本質上它是否能促進公共事務討論甚至說服異見者？李立峯認為兩方面要爭取中間派支持，既然七成人靠睇TVB靠社交媒體並不夠。那不如拍二十分鐘《鏗鏘集》仲好？「可能是的，不過前提都係要觀眾睇，又要視乎在哪個電視台播放。」

李立峯不是否認社交媒體的作用。「新媒體在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的確很有用，但對深度討論甚至說服別人作用可能有限。」然而回歸基本步，這不是新媒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人本來溝通模式的局限性。「社交媒體只是科技應用，不是人際關係本身。」望一望facebook上幾百人的朋友清單，真正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兩成。「這是weak ties的限制。」無論線上線下，weak ties只能傳播資訊，「甚至幫手搵工都會有用。但說到要深入討論，甚至說服意見不同者必須回歸strong ties。」即是說要說服你的姨媽姑姐好友，就不是靠社交媒體還是面對面的問題，重要的是彼此的關係有多信任。

思考如何跟異見者溝通

無論線上線下，溝通有效與否都跟人性息息相關，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溝通成本才能減低，事事爭執很煩人。而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種選擇性（selective exposure）便更加放大。「大家計一計自己facebook的朋友，有幾多黃絲帶幾多藍絲帶？可能當中有幾個朋友是異見者，但當一班人走在一起，他們很自然就會收聲，於是異見不同亦會變成意見一致。」事實上這種selective exposure的問題在傳統媒體也有。但無論你有多討厭佔中，當一份報紙以「佔中」作頭版，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可是今天在社交媒體，你可以揀追縱個別報章甚至題材的信息，可以unfollow更新，可以隱藏notifications，甚至unfriend，無眼屎乾淨盲。但現實生活上你要真的跟一個異見朋友絕交這件事相當激烈。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影響下人們遇上異見的機會更少。

從線上走到現實參與者

現在網上好多「鍵盤戰士」，到底線上的政治參與是否能轉化成線下政治參與，讓鍵戰多行一步？李立峯認為是可能的，「可是我擔心社交媒體令兩邊激進派高估自己的支持度。」李立峯的觀察是網上大家說話比較自由。「例如我有個博士學生，平時見面傻吓傻吓，但係睇佢facebook，以為佢係陳雲弟子。」他笑說。「社交媒體發言沒有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又沒有指定聽眾，沒有那麼介意有沒有即時反應，大家說話會比較放。」這種社交媒體的言論落差本來不是新鮮事，可是如果將社交媒體當成是公共討論的重要平台時，卻跟公共討論的原意可能有點相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正正是為了尋求共識。

拆解facebook 使用和政治參與

李立峯和鄧鍵一去年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嘗試進一步拆解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將使用facebook的習慣仔細分成更多variables，認真研究如何使用facebook才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variable便是使用者的朋友清單上有沒有意見領袖（如評論員、社運分子等）。過去的傳播理論都強調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有說新媒體下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圈子內的意見領袖，傳統的意見領袖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下跌。他們的研究則重申社交媒體內，都是要靠黃之鋒和何韻詩。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不是不夠資訊，而是太多資訊。早在一九八四年互聯網普及社交媒體出現之前，Doris Graber教授便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Processing the News。副題我記得很清楚：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以往傳統媒體會有一班『專業』的新聞人幫你過濾資訊，有多專業則視乎你個人有多喜歡他們。」社交媒體沒有了這班人，不代表我們能完全掌握資訊來源。「你班朋友幫手策展你的facebook」，同時也某程度上幫你在茫茫資訊海中尋找生路。「有一次我們有篇文突然有五百個share，好開心，一望就發現，原來係因為陳健民幫我們share了。」我自己的例子則是，有次何韻詩share我篇文，即刻衝上四萬個like。

支持反對 數字背後的迷思

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他跟同事發表「香港與民意政治發展」調查，十一月十六日發表後，報章引用數據說，支持佔領者由十月的37.8%下降至十一月的33.9%，反對者由35.5％上升至43.5%，67.4％認為應該全面撤退。李立峯說，當時幾乎所有報章都一面倒把數字解釋成「民意逆轉」，七成人認為該退場，他自己則有另一種理解。

「支持者由十月至十一月下跌3％，其實不算多；加上佔領發生前支持度一般都在30％左右，所以其實支持度算是平穩。至於反對者上升8％，但社會上本來就是有一大班人不支持佔領，而沒有太大意見的亦會傾向不支持。民調和量性調查有趣的地方在此，數字出來了，但如何理解詮釋仍有很多空間。」分析量性調查的數字，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脈絡，甚至輔以質性研究。細看數字，反對佔領的人數其實跟支持退場的差不多。「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是問支持佔領的三成幾人是否贊成退場。」

不少人都拿七成人支持退場的數字大做文章。李立峯則脫離量性研究者的角色思考。「社運領袖其實沒有道德責任跟從民意，但有策略性考慮民意的必要。」我點頭同意，老實說，哪會有一場挑戰status quo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跟隨大多數民意去開展一場社運的話，那歷史上的運動幾乎所有都不用搞了。社運領袖跟信念做事，但要以民意測試自己的信念，如果民意不在我這邊，就要說服大家支持我。」

預示局勢走向有局限

李立峯做了民意調查多年，並深諳民調在預示局勢走向的局限性。「預測力是或然率的一種，但或然率是一件事發生愈多次才能預測得準。正如打乒乓球，如果兩者強弱懸殊，那打二十一分勝比打三分賽制的可預測度一定更高、更準，因為打三分制只要偷兩次雞就贏了。但社會事件是不會重複的，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長河，每件事也只有一次。正如你患絕症，醫生告訴你手術成功機會有七成，是因為臨牀做了幾千次成功率有七成，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死就死，不會有幾千條命做幾千次手術。雨傘運動不會重複，要爆就爆，之前也不會預計到。」或者政改也一樣，一鋪過，贏就贏，拎到乜就乜，不會在同一情况下重複N次，「而且香港特別難預測的，美國最多咪兩黨制。」民主制度建設本來就是為了減低不確定性。

運動爆發以來，一直有很多局勢預測和「吹風」幾時清場之類。我的一個深刻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在人的能動性前只能謙卑，幾乎絕大部分的形勢預測到頭來都是場空，正如周保松所言，社會科學應做的至少是理解。如果社交媒體在建立群體的社會資本上，能團結同道者（bonding）的作用比為異見者之間搭橋樑（bridging）的作用更大，除了share幾條片幾篇新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線上線下跟異見者溝通，而非盲信社交媒體的影響，畢竟無論什麼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了人性和理解。

（這篇訪問得以完成，除了感謝李立峯教授受訪，也要感謝鄧鍵一先生鼎力相助。）

文 何雪瑩

圖 黃志東

編輯 蔡曉彤

陳韜文、李立峯 - 佔領運動新組織形態初探

2014年11月10日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一爆發，如果我們是誠實的話，大概都會驚訝於佔領運動的規模和形態。我們一向關注社運與傳媒的關係，覺得佔領運動很可能是香港的社運的一個分水嶺，值得加以探究。目前，我們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現場問卷調查、訪談和現場觀察。整個研究還在進行，這裏想報告的是現場調查一些初步結果。

抗爭主體是年輕的有生力量

我們在佔領運動發生後首個周末，即10月4日及5日，進行了現場問卷調查研究。由於人手安排上的限制，我們只能在一個佔領地點現場調查，選擇的是金鐘。抽樣方面，我們指示學生助手在佔領區內依指定路線行走，然後訪問行走時身邊經過的每第10位參與者。參與者自行填寫問卷。兩天的訪問共收回969份完成了的問卷，回應率為95%。

受訪者中56.9%為女性，79.4%具大專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只有20%是現時的大學生，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7.7歲，25歲或以下的佔48.8%，26至40歲的佔42.9%，41至60歲佔7.4%，61歲或以上的只有0.8%。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有47.5％，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有48.9%，自認為屬於「上層階級」的只有3.6%。值得留意的是，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參與者比例，較過往一些大型遊行集會為高。例如筆者二人在2003到2007年間做過多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比例在57.2%至70.7%不等，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只有27.6%至41.2%（註）。但是次調查結果卻有點不一樣。而且，是次調查已經是在理應較為中產的金鐘佔領區進行，若加上旺角，自認為屬於基層的參與者比例很可能更高。

朋輩相互自發動員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大部分受訪者都已經參與過多天的佔領活動，其中只有11.2%是首天參與，36.4%參與了2至3日，30.5%參與了4至5日，18.3%參與了6至7日，3.5%參與了8天或以上（基本上即是每天參與）。所有受訪者中亦有25.9%有試過通宵留守至少其中一個佔領地點。另外，不少參與者會到不同的佔領地點活動，受訪者中41.1%在之前幾天有到過旺角，39.4%有到過銅鑼灣。

我們在七一遊行研究中已經指出，香港社會的大型遊行集會，是靠香港市民自發動員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市民極少是跟自己所屬團體或組織參與活動的。在2003到2007年的七一遊行現場調查中，「與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到場參與」的比例只有1.8%至4.7%。今次調查中指自己試過與所屬團體一起參與的有8.8%，明顯地比以往高一點，但仍然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何况，佔領運動持續多時，試過在其中一兩天跟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參與不足為奇。相比之下，大部分參與者主要是跟自己認識的人一起參與，試過跟朋友一起到場的就高達80%，試過跟同學或同事一起參與的分別為41.9%和19.5%，試過跟配偶或家人一起參與的分別有18.4%和18.6%。

另一個自發動員的特點，是運動參加者較少認同運動組織者或其他社會政治組織和團體的動員和號召對他們的參與決定有很大的影響。表一顯示了是次調查的相關結果。當被問及參與今次佔領運動的原因時，以5分量表來回應（1代表非常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95.4%認為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重要或非常重要，92.2%認為爭取公民提名重要或非常重要，95.7%認為為保障香港的自由重要或非常重要。當然，參與者強調運動的目標和理念是正常的情况，但值得留意的是同意增加運動聲勢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參與原因的受訪者也有69.8%。相比之下，認同「響應同支持學聯」和「響應同支持學民思潮」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32.3%和32.9%。由於現場參與者始終以年輕人為主，認同「響應同支持佔中三子」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14.7%。

自發性組織的領導與協調

當然，今次佔領運動跟以往的遊行集會的自發運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其中一點是參與者的參與和表達方式可以很多元化，在佔領區內，每位參與者都可以嘗試做一些個人或小組的行動，以至參與到運動的組織和協調工作之中。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有試過主動邀請他人一起參與是次運動，「試過一兩次」的有39.8%，「多次」的有41.8%。18.3%的受訪者就曾參與有關運動方向或者策略的討論，36.3%曾參與運送物資或維持秩序。同時，參與者在網絡上的行為，亦可以被視為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之一。在調查中69.1%的受訪者有通過轉發運動、媒體或運動支持者的資訊和文章在新媒體平台上（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澄清有關運動的謠言。59.6%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24.1%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

另外，今次運動亦出現了自發動員會否令運動失去領導甚或失控的討論。我們在調查中亦問到受訪者對自發行動的一些看法。以5分量表來表達，如表二顯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令運動更加純粹」和「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防止運動被騎劫」的有68.9%和62.2%。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焦點」的只有36.8%。不過，也有50.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領導」。

幾點總結

從樣本的人口特徵可以看出，佔領運動參與者的主體是年輕一代，平均年齡為27歲，其中包括學生和更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在職青壯年。以集會高峰時期計算，參與者數以萬計，而認同他們的民主訴求以至佔領行動的大眾則佔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數。簡而言之，他們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輕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與中央以他們作為假想敵，那麼就是與整個香港未來一代為敵，這絕不是為政者所應為的。

運動的參與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佔領運動中有不少人是隨着事態的發展而參與的。受訪者中只有小部分是每天都在佔領區的，不過表示第一個星期之內有參與4天或以上的超過半數。這個數字算是很高的，顯示出參與者對運動的執著。當然，時間可以磨損鬥志，運動現在已經出現疲態，但是從參與者早期的執著行為看來，他們堅持之心不可低估，在尋求解局方案時應該充分考慮在內。

動員模式方面，佔領運動很大程度是自發的。即是說，因為組織動員而來的只佔少數，絕大部分是因為認同爭取公正的普選的目的而跟朋輩一起參與。總體上，這種自發動員模式跟七一的動員模式是相近的。不過，有些地方可能因為運動號召的團體不一，而抗爭的目的和手段也不完全一樣，所以自發的具體表現也有所差異。比如，現在因為學聯和學民扮演較大角色的關係，運動參與者跟同學一起參加的比例就比七一遊行要高許多，同時表示是為了聲援而來的也有不少。

如何領導一直是自發性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因緣際會之下，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往往被認為是佔領運動早期的領導者。不過，從調查可以看到，因為響應他們的號召而參與的比例不算高，尤其是佔中三子。事實上，有三成的受訪者認同學聯和學民思潮的號召而來，這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已算是不錯的反應。雖然如此，很明顯的情况是佔領運動一開始就缺乏強而有力而為各方認同的領導，有的是相對分散的多中心領導。

社會運動要有效運作，不管它是多麼自發，它都要解決組織、協調、決策、執行各方面的問題。佔中運動的組織形態是從運動動態中演變出來的。運動中的個人往往是就個人的認知和判斷而向朋輩圈子通傳、交流、號召，而這種交流又跟別的朋輩圈子重疊，互相轉發，最後產生較大範圍的共同認識，甚至轉化為較多人一起進行的行為，達至自發運動中的協調作用。現在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有參與物資運送和維持秩序，比例算高。但是這種交流的方式是民主有餘，對解決好像物資供應、人流指引等或是有效，但是對較複雜的商議和決策的作用則有待觀察。

有一半的受訪者就認同缺乏領導是自發運動的一個缺點。當運動變得眾說紛紜而曠日持久時，運動的方向感就會減弱，如何走下去自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佔領運動也要面對同樣的挑戰。沒錯，自發動員和多中心的分散領導方式有利於運動純粹性的建立，有利於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使人相信運動不會為利益集團所騎劫。但是，社運要有效應變，就算是標榜自發的佔領運動，也必須要制訂建立共識的機制，從而制訂應變策略，並有效執行。搞組織不是浪漫的事情，但似乎是社運所必須的，佔領運動也不能例外。

註：這裏及以下提到的七一遊行研究結果，見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8.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李立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峯 - 新聞自由的量變與質變

2014年10月23日

【明報專訊】剛好20年前，香港發生過「亞視六君子」事件，6位亞視新聞部中層人員，因不滿電視台試圖禁播一段由西班牙攝製隊拍攝到的六四清場片段，集體辭職以示不滿。往後20年間，香港的新聞自由每况愈下，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和新聞工作者的比例有所上升，但罕見新聞工作者對自己機構就個別新聞事件的處理集體地和公開地表達不滿。所以，上星期三無綫電視新聞部員工發公開信，對管理層就一宗警方懷疑毆打示威者的新聞的處理手法表達不滿，事件是有特別意義的。

新聞工作者不會經常對自己機構作公開批評，一方面當然有飯碗的考慮。但同時，從新聞社會學的觀點看，新聞機構上層和前線員工之間在新聞自由和自我審查問題上的矛盾沒有更經常地爆發出來，是因為機構內部有一套「遊戲規則」，讓自我審查和專業主義之間的衝突不會太過強烈和表面化。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指出的是，新聞機構管理層的政治和社會觀念比前線新聞工作者保守，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大部分新聞機構的老闆，都是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內的精英，是「建制」人物，所以他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亦通常較為保守，而老闆自然會傾向選擇跟他們態度較為接近的人坐上重要的位置。這不一定涉及人們為了「爭上位」而改變自己的立場。任何群體中都會有較為保守的人、較具前進思想的人，和較為激進的人。新聞工作者這群體亦不例外。較保守的人有較大機會坐上重要的位置，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

控制和反抗間的微妙平衡

那麼，政治和社會態度較為保守的媒介高層，如何管理較具前進思想的新聞工作者？60年前，美國社會學者Warren Breed就以「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為題，探討新聞機構內部的權力運作（註1）。Warren Breed指出，新聞機構內部有很多潛規則。新入職的記者通過日常跟上司的互動、對自己機構所生產的新聞內容的觀察、跟同事之間的閒聊等，很快就會了解到這些潛規則。而大部分的記者在大部分時候，由於不想影響工作評核也好，不想跟同事和上司對立也好，不想令工作變得複雜也好，都會遵守這些潛規則。但另一方面，由於潛規則始終不是明文規定，新聞工作者也可能作出策略性的對抗，這便形成了一種機構內的互動，在控制和反抗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平衡。

筆者幾年前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借用Warren Breed的分析框架來討論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現象（註2）。文章的重點是指自我審查往往涉及一個機構內部的互動過程。這裏可簡單地以一位電視記者所提供的故事做例子。該記者憶述，有一次負責董建華年代七一遊行的報道。他在剪輯新聞片段時，一位高層到了剪接房站在他後面觀察他工作。記者指出該高層從來不會直接觀察剪片過程。但高層也沒多作指令，只是到了一個鏡頭出現示威者連續呼叫4次「董建華下台」的場面時，高層就明言要把那一幕縮短至示威者只連續呼叫兩次「董建華下台」。

該記者懷疑高層在自我審查，是非常合理的。首先，整個過程不尋常，偏離了日常工作常規，而這情况又偏偏在處理七一遊行這種政治新聞時出現。在同類型新聞的處理上，機構內部亦從來沒有類似的慣例。同時，指令的客觀效果的確是減弱了該段新聞對政府的批判力度。

不過，這事例也說明幾點。第一，自我審查難以證實。該記者也承認他沒有證據證明該高層的意圖，而如果該高層已經內化了某種判斷標準的話，他可能衷心地不認為自己在進行自我審查。第二，指令沒有要求記者完全刪去示威者呼叫「董建華下台」的畫面，大部分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涉及的是淡化權力擁有者的負面報道，而不是對負面新聞完全不作報道，這亦加強了證實自我審查的難度。第三，在分秒必爭的新聞工作中，記者很難停下手上的工作來跟上司爭論。第四，那些疑似自我審查的指令，往往都會有一些專業或技術原因作包裝。在以上的案例中，如果記者真的質疑高層的指令，高層可能的辯解之一，就是指電視新聞要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傳送最多資訊予觀眾，所以示威者的同一句口號沒有必要重複4次。記者不一定同意這說法，但要「拗贏」上層不容易。

所以，只要高層的意圖不要太赤裸，指令不要太離譜，手法不要太粗糙，前線新聞工作者就只能在心裏繼續懷疑和批判，以及在工作時策略性地應對。說到底，雖然工作受到掣肘，但記者在前線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能說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與其跟上層反面，不如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

新聞自由的質變

問題是，個別新聞機構自我審查的狀况，已經嚴重到一個大部分普通市民都看得出的地步。筆者於8月底本欄目的一篇文章中，報告過一些調查研究的數據：讓香港市民在一個由0至10分的量表上評價不同媒體類型和社會政治組織能否代表民意，香港市民對電視新聞的評分，由2012年的6分，急跌至2014年的不足4.5分。在這環境下，個別新聞機構的新聞工作者在前線往往要承受極大壓力，而其中電視新聞記者又特別容易被認出。終於，上星期三的那宗新聞成為了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打破了機構內部原本就可能很不穩定的表面平衡狀態。

至於那宗新聞的處理手法本身，其實道理應該很簡單，記者依據鏡頭所見作出一個事實性的描述，又沒有加入有價值取向的形容詞，怎會有問題？如果說「暗角」和「拳打腳踢」有主觀成分，那麼新聞中經常出現的「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不也有主觀成分嗎？若說當事人已作投訴，但案件未進入司法程序，哪裏來影響審判和藐視法庭的問題？再者，電視台會否前後一致地用同樣方法處理類似情况？當佔領結束之日，佔領人士被捕或自首時，新聞會否將這幾星期發生的事情簡化為一句「懷疑他們曾經佔領街道」？

正面點看，這次前線員工發聲，至少可以減低一些市民對一些機構裏的記者的誤解，亦希望可以促使管理層反思一些新聞內容的處理手法以至機構內部的新聞政策，管理層應該明白，這種對立頻繁出現，不可能不嚴重影響機構的運作。但如果新聞機構不修正做法，新聞界連「你有你嘗試箝制，我有我嘗試突圍」的格局都維持不了時，香港的新聞自由的變化就不是量變，而是質變，即不止是排名下降，指數下降，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比例上升等數量上的變化，而是遊戲規則的轉變。

註：

1 Breed, Warren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 326-335.

2. Lee, Francis L.F. and Chan, Joseph Man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112-133.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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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一年祭：馬傑偉、李立峯、朱順慈 - 毋忘六四，毋忘人文中大 ——兼論作為價值禮儀的悼念活動

2010年6月7日

【明報專訊】中大高層以政治中立為由，禁止學生會擺放民主女神像，詞窮理拙，惹來批評排山倒海，在此不贅。令人費解的是，一眾高級知識分子，為何作出如此反智的聲明？教授們是大學領導，為何會作出如此違反大學理念的舉動？一位高層對我解釋：以大學之名的每個決定，行政人員均要肩負責任、考慮後果。如今後果是，校方既阻擋不了女神落戶，反而損害了校譽，挽回校譽的是學生、員工、教員。

大學教員、學者，其核心的存在價值，在於創造與傳授知識，而知識之可以創新，必須有思想自由的環境，故此言論與表述自由，是大學基石所在。各種思潮在大學這個搖籃討論思辯，往往有政治效果，舉凡各種對現代社會的新興論述，均可能衝擊社會制度、修正文化偏見、開拓通識眼界。

朋友陳智傑編著小書《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指出1960年代以來，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雖不擅埋首於大理論大系統，但多年來均參與香港重大政治辯論，並在思潮激辯中，為香港注入新觀念新論述，由1970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1980年代的中產大辯論、過渡期至今的民主運動，到近年的公民社會、本土論述與保育思想，大學孕育的知識分子，均扮演開拓、演繹、傳播的角色。而嚴格來說，這些介入社會的思潮，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不是迂腐 就是缺乏承擔

誠然，校方可以指出，個別學者的思想及言論毋須政治中立，但學校若要像一個公共論壇般容讓所有聲音和意見被討論的話，那麼學校的管理層就必須像論壇主持人一樣嚴守中立。這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校方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論壇管理人，校方也有帶領學校發展的責任，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談中立，校方在推動教學語言改革時，有沒有想過要在中英文之間保持中立？我們固然不希望校方在日常運作上把自己的態度強加於學系和員工身上，但遇到重大議題和事件，遇到了是非黑白，觸動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大學的傳統時，校方如果仍然只懂得祭出政治中立的招牌，若那不是迂腐，就是缺乏承擔。

今次在中大擺放女神像，是維園悼念六四的延伸、是表述對自由公義的追求、是一種是非黑白的道德判斷、也申述了參與集會數以十萬計的港人長年積累的深厚信念。因此女神像所象徵和展示的，已不單單是一種政治觀點和立場，而是一種與大學理念脗合的社會良心。

從在中大求學到今天從事教研，在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們耳聞眼見的，是「兩所」大學在運營，一所是久不久遇到重大爭論時出現的「人文中大」：宏揚國學、關社認祖、崇尚自由、不畏權貴、開拓新知。在尋常日子和大小會議中，我們所認知的，則是另一所管理技術日益現代化的「官僚中大」：爭奪、管理資源，落實一套又一套的規劃方程式，腦子裏都是預算、程式、報告。我們認為現代管理有其必要，「計掂條數」是行政人的份內事。做過大學文學院院長的美國文學理論家和思想家Stanley Fish說過，大部分學者低估了行政人員的重要性，優良的行政令實現大學的教育和人文理想成為可能。理論上是這樣，但現實令人不能釋懷的是，大家營役於數字、為交數而絞盡腦汁、疲於奔命，對人文教育反而冷漠寡情。「官僚中大」為實，「人文中大」為虛，甚至被拋於腦後，如神主牌般藏於高閣。

「人文中大」再教育「官僚中大」領導層

得承認，女神像入中大，從行政角度，須有個程序，放哪處、放多久，確實有商討的必要。但中大高層發出一個充滿公關辭令的聲明，違反了「人文中大」的核心認同，觸發校友師生迅速且強烈的抗議，側面指出官僚思維「鬼掩眼」，每天想著如何爭取資源、周旋於建制、在國內拓展教育產業，竟然忘記了「人文中大」的理念中，最重要是多元、開放。值得慶幸的是，「人文中大」深入師生血肉，日來抗議的信息不絕於耳，反過來再教育身在「官僚中大」的領導層。人文中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理念，就是advocacy，從來不是政治中立的。

女神像落戶中大，是香港六四悼念活動的新里程。六四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政治啟蒙的時刻，直到近年，我們的觀察是青年人接棒者眾。經過1990年代稍為低迷的日子，近年六四晚會愈來愈深化為信念堅定的政治禮儀。程翔的說法：悼念六四，是港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套稱為「媒介事件」的理論，是傳播學近20年來較具創見及影響的理論之一，用以分析六四活動，我們發現，香港每年的維園集會，漸漸出現性質上的變化，近年已成為認信香港自由與公義的公民宗教禮儀。

自1980年代末，「媒介事件」理論由傳播學者Katz及人類學家Dayan開創，至今20多年，有長足進展。年初Couldry等出版文集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Routledge, 2010），提供了不少具啓發性的新觀點。按Katz & Dayan的原型，媒介事件分3類：

其一，走在歷史前沿的「征戰」（如人類首次登陸月球），事件突破了原有的界限，發生後人們的價值意識都有所改變；

其二，周期性比試的「競技」（如四年一度的奧運、美國大選），事件按旣定的規條展開；

其三，訴於傳統的「典禮」（如國慶、國家大典；原為coronation，「加冕」，現概括作「典禮」），事件是對過去傳統的誓師與效忠。

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始於Katz & Dayan筆下的征戰事件：民運走入突發的歷史現場，北京 愛國青年死於解放軍槍下，觸發中國以外的共產國家如骨牌倒塌，世界變了，香港人不知中國列車駛向何方？早年六四集會，仍望早日平反，年年過去，港人或有猶豫，但近年集會幾經跌宕，風雨之後，信念逐年加強，紮根深化，漸由「征戰」化為「典禮」，最終平反六四的征戰目標仍在，但「典禮」性質漸濃，每年肯定信念、深化21年的傳統。

「媒介事件」4種特質必不可少

Couldry等對媒介事件作修正補充，能讓我們對六四活動加深了解。作者群重申，無論「媒介事件」變化如何，有4種特質必不可少。

其一，異於尋常（disruptive insistence）。以六四晚會為例，「媒介事件」的魅力在於打破日常生活，參與其中的人願意付出時間，忍受現場種種悶熱與不適，媒體亦要「就範」，TVB不敢CCTV化，亞視不敢怠慢，頭條報足十分鐘。

其二，演練示眾（performativity）。事件中人，身體力行，鞠躬致敬、高舉燭光、放聲高歌。作者說，「Media even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alance, neutrality, or objectivity」（頁25） 。意即身體演繹就是參與表態，並無中立可言。演練創造了禮儀的真實，六四信念不是紙上談兵。

其三，認信效忠 （loyalty）。一年一年六四典禮，一次一次的認信效忠。媒介事件必含價值。

其四，共同經驗 （shared viewing experience）。六四晚會陌生人肩並肩，就算不在場，亦可在媒體感受10多萬燭光舉起的奇觀。共同經驗亦成為集體認同的力量。

新論文集還提出新論，有兩點可用於六四。其一是借neo-Durkheimian的分析，注入禮儀視角，視「媒介事件」為世俗公民宗教，不涉鬼神，集中於集體的價值效忠，以回應日益非人化、官僚化、程式化的世俗生活。六四集會愈來愈近似一種傳播價值的政治禮儀。

首先，台上台下的演繹劇本（script of performances）漸趨成熟穩健，台上喊口號、唱歌曲、祭英烈、燒名冊，台下安靜合作、禮讓有道、不留垃圾、堅持而莊重，經多年經歷，心中有數，人人有自己的劇本。

其次，一如傳統宗教，六四集會有聖詩（《血染的風采》、《中國夢》等） 、精神領袖 （司徒華 的堅持感染萬千市民） 、不同人物的受苦見證（天安門母親及劉曉波妻子的講話），以及各種民運象徵（女神像、烈士碑） 。這些「宗教」元素均能強化信念。

其三，六四信念，並非神秘信仰，而是由浪淘沙石沉澱而來的集體價值：為弱者發聲、為不義抱不平、為民眾求公道、為道德良心無懼政權。

最後，對參與者而言，六四信念愈來愈成為本土價值的強烈認同所在。正如程翔在晚會前發言，廣大國土上，彈丸香港，是自由之都，港人能不珍而重之！

女神像獲取豐厚象徵意義

新文集中，著名傳播學者Douglas Kellner注入奇觀元素，指Guy Debord的「奇觀社會論」只集中批判奇觀作為消費噱頭，是太簡化了。媒介事件中的奇觀，可煽動認同、亦可鼓勵反抗。六四燭光，已成港人奇觀。萬點淚光，言說慰問、標示團結、溫婉而頑強、認信了參與者的堅持，折射到電視、報紙、facebook之上，成為晚會引人幽思的反抗象徵。

認識符號學的朋友都知道，符號的象徵有生命周期，必須孕育於生活禮儀，不斷補充、強化，才有持續的活力。陰差陽錯，今年六四增添了充滿象徵力量的女神像。她被警方扣押、被中大拒於門外，在她「受苦受挫」的磨練中，短時間內獲取豐厚的象徵意義。她被運置中大前，已滿注了維園悼念集會的充沛活力，背負當晚10多萬市民的期望。背後的價值正脗合「人文中大」的傳統，以具體的事件批判了「官僚中大」的蒼白邏輯。女神立於中大，是六四禮儀的深化與延伸，亦是「人文中大」與「官僚中大」的博弈。但願校方與師生坦誠對話，而不是加深裂痕。

三位作者均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