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 - 中國戒不了馬家軍式興奮劑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4日

1993年曾在世界田徑錦標賽掀起黃色狂飆的馬家軍，被揭使用興奮劑不是新聞；1998年中國作家趙瑜憑一部《馬家軍調查》潔本震動中國體壇也不是新聞。如今，《馬家軍調查》全本面世還能引起巨大迴響，不只是馬家軍使用興奮劑的細節聳人聽聞，更因為馬家軍式的興奮劑仍在中國盛行，是中共戒不了也不想戒的。

馬家軍是指遼寧省田徑教練馬俊仁在1990年代訓練出來的一批女子中長跑運動員，包括1993年在世錦賽分別奪得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冠軍的劉東、曲雲霞、王軍霞等。這股黃色狂飆隨即受到使用興奮劑的質疑，但中國官方力撐馬家軍，並把外界質疑歸咎於敵對勢力、反華勢力。

1994年央視春節晚會的小品《打撲克》的一段台詞，最能說明中國的鬥爭思維和政治需要。這段由黃宏、侯耀文演出的小品，對外國記者在查馬家軍的興奮劑問題作出反擊：「外國人得了冠軍啥說的沒有，中國人得了冠軍就興奮劑啊？告訴他們，不是馬家軍打了興奮劑，是馬家軍給十二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華人打了一針興奮劑。我們中國，總有一天要像馬家軍一樣，跑在世界最前方！」

《打撲克》是春晚小品的經典之作，黃宏後來更獲封國家一級演員，擁有解放軍少將軍銜。而「馬家軍給十二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華人打了一針興奮劑」的表述，更是迄今擲地有聲的經典之論。馬家軍的興奮劑問題之所以被長年掩蓋，薄熙來、谷開來夫婦之所以力撐馬家軍，《馬家軍調查》之所以塵封17年，就因為中共需要馬家軍這樣可以振奮民心、鼓動愛國的興奮劑。

儘管王軍霞1996年還在亞特蘭大奧運奪得5,000米金牌，但馬家軍很快就因興奮劑問題而沒落。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2009年在其回憶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中，首次透露馬家軍無緣2000年悉尼奧運，是因為七個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測樣本中，有兩人尿檢超標、四人血檢超標。

當權者的愚民工具

由於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制度、技術的完善，中國體壇未能再複製馬家軍集體使用興奮劑揚威國際的故事，只能偶而從劉翔等世界冠軍中挖掘愛國愛黨題材，而一旦冠軍們不公開感謝黨感謝國家，就會面對官員和官媒的炮轟。無論是溫哥華冬奧冠軍周洋，還是法網冠軍李娜，她們對父母的感恩、對合作夥伴的感恩，都未能得到官方輿論的肯定，可見當權者想給民眾服用的興奮劑是何等低劣。

一個拒絕民主、法治的國家，一個最高領導層的貪腐已擊穿人類道德底線的國家，當權者要維護自己的權利、要繼續推行愚民政策，當然要想方設法讓民眾處於亢奮狀態而失去自己的思想。在馬家軍式的體壇冠軍漸漸失去政治興奮劑功用後，當權者自然會製造新的興奮劑，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以愛國的名義、以民族復興的名義、以國際主義的名義。

「當我們氣餒時，中國夢是我們的強心劑。當我們失落時，中國夢是我們的興奮劑。」中學生作文中的華麗辭句，與小學生說當貪官是其理想，恰恰反映了中國官場的兩面性：以愛國的興奮掩蓋貪腐的真實。政治興奮劑的迷幻劑特徵再明顯不過了。

至於「四千點是中國牛市的起點」這樣的股市興奮劑，藥效很快就過時，其後遺症又是黨國所難承受之痛，於是，救市又如吃了另一種興奮劑，充滿暴力意味。當強力部門把共產黨專政的鐵拳砸向股市、匯市的「敵對勢力」時，當權者眼中那抹服用興奮劑的血紅已不加掩飾。相比於權力興奮劑，馬家軍的興奮劑實在是小巫見大巫。（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李平 - 在被出賣的香港 被失蹤恐變被自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5日

對於銅鑼灣書店股東、職員接連被失蹤，梁振英在傳媒追問下終開腔回應稱，假如有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是違反《基本法》，不能接受。這樣的假設對營救李波等人有何意義？這樣的答案能確保港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權利嗎？這樣的答案能阻止中國的紅色恐怖向香港蔓延嗎？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昨日的評論，指摘有人炒作李波失蹤事件是試圖製造香港社會與內地隔閡、抹黑「一國兩制」，但文章也不經意地透露：一是港府一定會與內地相關機構溝通，把事實搞清楚；二是銅鑼灣書店股東出事與書店「幾乎專門出版、銷售與內地有關的政治書籍」有關。由此推論，李波等人被綁架往中國或在中國被扣押，是因為出版中國不喜歡的禁書，而與中國有關機構有溝通的港府是知道事實的。

政治驚悚片演出香港版本

由此可見，梁振英的假設不是輕描淡寫，而是荒謬。自去年10月至今，銅鑼灣書店股東、職員失蹤最久的已近三個月，李波在香港失蹤至昨日也已有五日，梁振英政府要拖到何時才公佈與中國相關機構溝通的事實？要拖到何時才採取營救港人的行動？難道要坐等《被出賣的台灣》演出香港版本？

2009年，台裔美國人刁毓能製作了一部以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的電影《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取材自江南案、陳文成案、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這四宗對台灣走向民主化都影響深遠的案件。其中，作家江南（原名劉宜良）因著書《蔣經國傳》，被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僱用黑幫槍殺。陳文成教授由美國返台灣探親時被警備人員帶走，後陳屍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旁，當局竟聲稱他是畏罪自殺，用現在的表述就是被自殺。林宅血案是指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被囚期間，其母親和一對雙胞胎女兒在家中遇刺身亡。美麗島事件是當局鎮壓民主人士的遊行和演講，但被害人和辯護律師後來多成為民進黨核心成員，而陳文成案、林宅血案迄今未破。

《被出賣的台灣》被歸類為政治驚悚片，揭示強權政治下國家機器暴力的濫用，即製造白色恐怖。刁毓能表示，拍攝這部電影的最大目的，就是希望白色恐怖永遠不要再發生。對比中港兩地現時的政治氛圍，不能不感慨一部優秀的政治驚悚片，雖然取材於歷史，但在揭示政治黑暗的同時，給予世人的警示、忠告總是不會過時。

香港正處於被出賣的年代

令人驚悚的是，台灣正走出被出賣的年代，而香港正走向被出賣的年代，李波案只是一個開始。《被出賣的台灣》所引用的四宗大案，在中港兩地已有蹤影可尋，甚至已有翻版事件。李波被綁架，懷疑與書店準備出版一本有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情史的書有關，讓人看到江南案的影子；中國去年7.10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也讓人看到美麗島事件的影子；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幾乎是陳文成案的翻版。如果聽任中共在港濫施暴力、製造紅色恐怖，誰敢說江南案不會在港發生？誰敢說港人不會從被失蹤演變成被自殺？

對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職員被失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表示，不了解，沒有這方面的訊息。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更聲稱，如果公安真係要帶佢走，「都會做得乾淨啲啦」。如此裝聾作啞或裝瘋賣儍，印證香港正處於被出賣的年代。《被出賣的台灣》在台灣公映後，刁毓能曾建議：台灣人應該主動關心台灣的民主，關心政治，關心自己的前途與未來，否則，別人就會決定你的命運。

香港人，好好記住刁毓能的忠告！

李平 - 港府應先通緝綁匪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4日

李波被綁架引起香港輿論關注和市民恐慌，但媒體和網民的議論多犯了一個大錯：事件的性質不應定為中國公安或國安跨境執法，跨境執法另有其程序和原則。這是赤裸裸的綁架案，香港市民在香港被綁架，港府首先要做的是通緝跨境犯案的綁匪，懸紅讓市民提供線索。

去年10月，中國維權律師王宇之子包卓軒被公安從緬甸綁架回中國，鮮有港人關注。其後，銅鑼灣書店股東、店員接連在泰國、深圳被失蹤，香港媒體仍未有廣泛報道。輿論對這些事件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一是把事件定性為中國公安或國安在執法，至多是跨境執法。二是聯繫中國在東南亞多國採取行動，拘捕電話騙案的犯案者，既批評中國想充當世界警察，又隱隱默許中國的行動。

性質是跨境綁架案

這種冷淡及片面的批評，是對中國公安或國安非法綁架的縱容。把他們的綁架淡化為跨境執法，無異於等同認為他們的綁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問題只是司法程序有瑕疵，進而認為在香港是安全的，中港沒有遣返協議，港人更會受到司法程序的保護。但是，如果把中國當局在緬甸、泰國的行動，放在綁架的角度去觀察，就不能不提高對跨境綁架發生在香港的警覺性。既然是觸犯當地法律的綁架，你怎能認定公安或國安就不會在香港做出這等勾當？怎能認為香港的司法程序可以保證你不被綁架？

李波事件的定性，關乎港人的聲援重點，關乎港府的對策。李波的回鄉卡在家中，又沒有出境紀錄，人卻在深圳致電回家，無異於被綁架的人質獲准致電報平安等候開出贖金。如果把事件定性為中國公安或國安跨境執法，自然容易引發對高鐵一地兩檢的恐懼和反對，但如此一來就要循中港司法合作的途徑，坐等中國當局的「合作」。但是，銅鑼灣書店出版的是涉及中共領導人的禁書，就算領導人自己看不到這些書、沒有任何指示，總有一班慣於溜鬚拍馬的官員去護主，去拒絕合作。

銅鑼灣書店眾多股東、職員並未被控罪及被通緝，中國公安或國安也未循司法合作途徑取得香港警方同意及合作，而是擅闖香港擄人，與張子強當年潛入香港綁架富豪有甚麼兩樣？事件的性質是跨境綁架案，香港警方豈能不通緝綁匪？市民的聲援不只應要求港府確保中港司法合作的程序得到落實，反對中國跨境執法，更應敦促港府循查辦綁架案的程序，迅速採取行動通緝綁匪、營救人質。

李波事件不只破壞了《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司法獨立、一國兩制，更破壞了第28條有關香港居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剝奪了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港人豈能坐視梁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縱容綁架勒索？豈能如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羅范椒芬所言，等到三月全國人大會議舉行時再就案件向中央諮詢？（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李平 - 無罪被囚 有罪釋放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浦志強被裁定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罪成，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終於在被囚禁近600日後獲釋。這是維權律師的悲劇、中國法治的鬧劇：無罪被囚，有罪釋放，公民被套上刑罰的絞索，自由遙遙無期，還隨時可能成為黨國與西方交易的人質。

更可悲的是，海內外網站都出現了感恩的聲音，認為從高瑜獲釋到浦志強獲釋，再到微博沒有屏蔽浦志強、高瑜的搜索，這是當局對待異議聲音的一個進步。甚至還有人認為，高瑜和浦志強都有六四標籤，高瑜曾因報道六四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一年，浦志強是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大學生之一，他們的獲釋，或許是當局對六四態度有所軟化的表現。

這類附有平反六四幻想的感恩言論，貌似不是出自五毛黨，因此對輿論的誤導效果特別強，一是混淆有罪與無罪的界限，以輕判、人道掩蓋高、浦兩人無罪被囚的事實；二是製造對中共領導人的期望假象，減少對其形象的影響。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浦案時，一是強調浦認罪悔罪，二是強調浦煽動民族仇恨的微博被轉發2,500多次、侮辱性的微博被轉發900多次，無非是要坐實浦志強不只有罪，而且是情節嚴重。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發佈的司法解釋規定，誹謗信息被轉發500次以上即為情節嚴重。如今，浦志強既未被重囚，還獲釋，豈不是要謝主隆恩？

浦志強與高瑜，雖然被控的罪名不同，但實質上都是因言入罪。浦志強的七條微博竟然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兩大罪，高瑜公開中共「七不講」指示竟被指控洩密罪，都彰顯中國法治的荒唐。浦志強的律師尚寶軍在浦案一審時曾呼籲法官作出公正的判決，「方不致寒了天下的讀書人的心，更為當代中國的法律人保留一點顏面」。然而，從高案到浦案，當局的指控和法庭的判決，都剝下了中國法治的面紗。

異見者成中共外交籌碼

高瑜、浦志強先後無罪被囚，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死不認錯的中共當局於是又玩捉放曹的把戲，高瑜在二審時刑期由七年減至五年，並即時獲准保外就醫，浦志強一審被判緩刑而得以離開看守所。但是，前車可鑑的是，維權律師高智晟在2006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三年、緩刑五年，結果是迄今仍未獲自由。

事實上，中共拘捕、囚禁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一方面是維穩的需要，罔顧憲法規定的人權，另一方面是要為應付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批評製造籌碼，以釋放甚至放逐他們換取中共領導人出席重要外交活動。今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在Twitter上指：「習（近平）迫害女權分子，還在聯合國主持促進女權大會？真是厚顏無恥（Shameless）！」（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李平 - 中共就是互聯網的痛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7日

第二次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舉行，主題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個主題是中共想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但實質上是對中共的諷刺，一是中共求治不求通，防火長城是世界網絡互聯互通的最大障礙；二是願意與中共共建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寥寥無幾，只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

更諷刺的是，與官方人民網關係密切的微信公號「學習大國」，在報道中共總書記兼中央網安組組長習近平在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發展，就是發現痛點並消除之。互聯網的發展，也面臨這個類似掃雷、排雷的問題。」如此高級自黑的評論，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中共不就是互聯網不能互聯互通的痛點嗎？是時候消除之以求發展了！

中共成為互聯網的痛點，一是以網絡言論入罪侵犯人權，二是以防火長城阻止網民在中國與世界聯通，三是以敏感詞的屏蔽妨礙資訊發佈，四是供養五毛隊伍干擾資訊交流，五是禁止facebook、Google、YouTube等網企進入中國，六是培植黑客入侵外國政府、企業網站。中共如此逆世界潮流而動，網絡惡行數之不盡，還要呼籲互聯互通，這不只是葉公好龍，更是厚顏無恥。

硬銷「命運共同體」

中共要建網絡命運共同體，當然要拉些盟友撐場。官方宣稱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其實，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等六人是到中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而順道與會，另兩人是剛果副總理、湯加副首相，不見歐美國家領導人的蹤影，連聯合國代表、副秘書長吳紅波也是曾任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的自己友。這個組合與其說是世界網絡命運共同體，不如說是中共自娛自樂的朋友圈。

中共要建的網絡共同體不是基於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而是基於其吃飯不砸鍋原則。中央網安組辦公室主任魯煒早前被問及中國網絡審查問題時說：「我們不歡迎那些掙了中國錢、佔了中國市場，還誣衊中國的人。」這種論調只是習近平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說的延伸，其心態無異於暴發戶守着鍋，覺得能決定分給誰一杯羹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據統計，習近平自主政以來已在不同場合使用「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60多次。從博鰲論壇強調「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中國與東盟、中國與非洲、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國家要建命運共同體，再從在G20峯會上要各國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在聯合國大會呼籲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不厭其煩地推銷這一概念，如今更兜售到互聯網世界。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沒有普世價值為脊柱的命運共同體，連利益共同體都談不上，只能算是行屍走肉的集合。

李平 - 中共尋釁滋事 彰顯流氓特質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5日

中國維權律師浦志強被拘禁近600天後，昨日被送到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受審，罪名是涉嫌尋釁滋事、煽動民族仇恨罪。荒唐的是，浦志強的罪證只是他自2011年至2014年在微博貼出的評論他人和新疆時局的七句話。更荒唐的是，當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關注中共當局如何以言入罪時，當局又宣佈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都由死緩減刑為無期徒刑，正式賜予免死金牌。中共如此赤裸裸地挑戰國內外輿論、挑戰法治，不正是尋釁滋事嗎？

所謂尋釁滋事罪，原是中國《刑法》中流氓罪的一部份，修訂後列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其中一種構成犯罪的情形為：「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至2013年9月，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納入「利用資訊網絡辱罵、恐嚇他人」的條款。

中國法學界的共識是，尋釁滋事罪的犯罪客體是公共秩序，即要有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和後果，才構成犯罪。但自2004年北京市民葉國柱因追討拆遷賠償被控尋釁滋事後，這一罪名已成為當局打壓上訪人士和維權律師的工具，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的「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也在2010年被控尋釁滋事罪，判囚兩年半。

藉浦案管控言論打壓律師

浦志強被控尋釁滋事的罪證是他在微博辱罵前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中國大邏輯：沒有共產黨為甚麼不行》作者項平。且不說，三個當事人是否知道浦志強在微博批評他們、是否感到受侮辱，就算他們知道，並感到受侮辱，又豈會構成破壞公共秩序，而且是情節惡劣？

至於浦志強被控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的四條微博，包括「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的評論，雖尖刻，但用意仍是呼籲當局檢討新疆政策而已。正如浦志強所說，他發過兩萬多條微博，法院應調取所有微博來考慮其案件，不能以偏概全，也應傳召所謂受害人出庭作證。

然而，浦志強被控兩宗罪，只是中共當局管控網絡言論和打壓維權律師的需要，是中共當局尋釁滋事、殺雞儆猴的需要，只會展示國家機器的力量，豈會遵循法治精神和司法程序？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說：「至於運用法律知識和技術，對案件進行分析，證明浦志強無罪，我作為一個法律人覺得這簡直是對法律的羞辱──雖然這個政權從它成立的那天開始，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羞辱甚至踐踏法律的。」

莫低估當權者耍流氓可能

2004年11月，維權律師高智晟在北京東城區法院為葉國柱辯護時說：「中國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這種力量在限制及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方面的能量是超乎文明人類想像的。但將葉國強、葉國柱這樣無罪的弱者投入監獄，是中國司法審判者最不明智、最不光彩、最不道德及最無能的選擇。」

可悲的是，中共有的只是更不明智、更不光彩、更不道德及更無能的選擇。高智晟於2006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三年，刑滿後仍受監控，未能獲得自由。浦志強案又彰顯了中共當局尋釁滋事的流氓特質，令人質疑中共領導層的道德觀和教養，正如蕭瀚昨日在微博所指出的：「有一批掌權者，他們從小就沒見過甚麼是教養，甚麼是體面，甚麼是高貴，甚麼是正直，在他們童年少年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見得最多的可能是武鬥，聽得最多的可能是口號和揭發，讀的最多的可能是大字報、紅寶書，玩得最嗨的可能是打人、抓特務，那麼我們就不能低估他們毫無心理障礙悍然公開耍流氓的可能。」

李平 - 中共越演越無恥的三大騙術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6日

見過無恥的，沒見這麼無恥的！中共一邊發佈「一國兩制」白皮書，肆意竄改《基本法》，向香港人宣告一國兩制的死亡，另一邊還在幻想以一國兩制欺騙台灣，宣稱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的認同。中共在香港揭去騙人的面紗後，還想重施故技去騙台灣人，不是無知，而是無恥。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海峽論壇上聲稱，兩岸關係邁進時必然會觸及深層問題，「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他還故作開明地表示：「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

可笑的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發表，不只讓香港同胞看到中共未曾尊重香港人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的認同，也讓台灣同胞看到中共根本不可能尊重台灣人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的認同。因此，台灣網民不只叫中共不要亂攀親戚關係，更痛斥中共「不要臉」。

可以說，中共已以一國兩制為道具形成三大騙術，一是以一家人欺騙台灣，二是以《基本法》欺騙世界輿論，三是以愛國論欺騙香港人，而且在騙術穿幫後樂此不疲，越演越烈。

台灣在陳水扁主政時期極力推動去中國化，中共對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深感憤怒、無奈，惟有以兩岸一家親、兩岸同胞血濃於水作為感召。但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成台灣最好的警示，也是觸發台灣太陽花學運的誘因。中共領導人未曾正視在香港破壞一國兩制的負面效應，還以為靠加強兩岸青年的交流可以挽回敗勢，還在發佈一國兩制白皮書後重彈兩岸一家親的舊調，真的當台胞是「呆胞」嗎？

香港《基本法》原本被國際社會視為落實《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一國兩制的保障，但一紙白皮書竟然擺出凌駕於《基本法》之上的架勢，收回香港自治的權力來源，還有何國際信譽可言？面對國際社會的質疑，中共惱羞成怒，只能指摘「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指摘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渾然忘記《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國際條約，其履行必然受到國際監督。

在港府推出政改諮詢之前，中共已定下特首必須「愛國」的底線，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深圳召見親共議員作出公開訓示，但香港人早已明白所謂愛國實為愛黨，不可能接受特首普選以經篩選產生愛國愛黨候選人為前提。殊料中共變本加厲，在白皮書中對香港司法人員也提出愛國要求，如此無限擴張下去，香港所有公職人員、民意代表豈不是都要愛國愛黨？一如內地嚴禁公民以獨立身份參選人大代表？

面對中共的三大騙術，相對台灣人的果敢反擊，國際輿論的反應稍顯平淡，香港人的反抗稍顯乏力。莫非是台灣海峽的寬闊足以支持台灣人的抗爭，深圳河的狹窄不足以支持香港人的抗爭？俞正聲一句「一家人」，可以即時引發台灣民間輿論的炮轟，北京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還不可以引發香港人的存亡危機嗎？還不可以引發香港人參與6.22投票的熱情嗎？香港人惟有奮起自救，才可以牽動國際輿論的支持，才可以讓中共不再肆無忌憚地踐踏香港的司法制度、踐踏香港的核心價值。

李平 - 有理性沒血性 必損尊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15日

港人在馬尼拉被槍殺事件歷時三年多，迄今還沒有解決的迹象，而台灣廣大興漁民被槍殺事件，事發三個月就得到解決，問題出在哪裏？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菲政府「無賴」，不應對其存有期望，又指外交上要國家元首道歉有難度，但為甚麼菲總統會派特使到台灣道歉、商討賠償方案？

台灣能，為甚麼香港不能？除了菲律賓對香港與台灣政治地位的界定不同，除了香港與台灣領導人對事件的態度、應變能力不同，不能不說，香港和台灣民間風氣的差異也是決定因素之一。無論是馬尼拉人質問題，還是特首普選問題，香港人的表現都是多了理性、少了血性，缺乏台灣人面對廣大興問題及政治問題時的激情、果敢。沒有血性的理性，難免蛻變成軟弱可欺，自損尊嚴。

今年3月廣大興漁民被槍殺後，台灣立即中斷菲律賓勞工赴台申請、召回駐菲代表，隨後又公佈第二波八項制裁措施，民間甚至出現對菲宣戰聲音，由民間至官方所表現出的激情、血性，終於迫使菲方在8月就同意了台方提出的道歉、賠償、調查、漁業談判等四項要求。

相反，三年前，八萬港人靜默遊行，哀悼馬尼拉人質事件的死難者，要求菲律賓政府徹查事件真相時，所表現出來的團結、理性，曾感動國際輿論，但最終並未形成港人所期望的力量，為死傷者討回公道。

三年過後，葉劉淑儀還在自我矮化，建議港府設立基金協助死者家屬和生還者。但正如死者家屬所指斥，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家屬最想爭取的是公義，要求賠償只是要求菲方承擔責任的一種形式。

三年過後，人民力量提議以漸進式限制菲傭入境、提議禁止菲產品入口，得到的支持寥寥無幾。限制菲傭入境與禁止菲產品入口，自然是雙刃劍，對香港也有不利的一面，但並非不理性的建議，其中所蘊含的血性已到了不能不正視的時候。

香港人的理性抗爭，受到國際輿論讚賞和關注的時間何其短暫，風頭過後，菲律賓對香港死難者家屬的四項要求可以一拖三年，毫無悔意。而台灣的激烈反應，連美國也要改變立場，從例行的表達遺憾轉為哀悼，國會親台議員更敦促菲方道歉、懲兇、賠償，令菲律賓在三個月內就答應了台方的四項要求。

其實，血性並不是理性的對立面，把血性當作非理性只是把合理的抗爭污名化。民間的大規模示威、官方的經濟制裁、民間和官方斷絕與對方交往，都是血性的表現，豈能等同於非理性？如果所謂理性的抗議只帶來綏靖、帶來屈辱、帶來失敗，為甚麼不嘗試進行血性的抗爭？令人懷疑的是，以香港現時的所謂「理性」環境，當菲律賓政府高層來港時，還有多少港人會去抗議、請願？這是理性，還是失去血性、失去人性？

失去血性的所謂理性抗爭，失去抗爭的激情和力量，最終要承受屈辱、失敗的結果，這是馬尼拉人質事件給港人的一個教訓。與此相似的是，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行動被污名化，被抹黑為非理性的暴力行動，正正是北京、香港主政者消磨港人爭普選熱情、血性的伎倆。當港人失去爭普選的血性，墮入所謂理性抗爭陷阱後，北京當局就會與菲律賓當局一樣，無視港人合情合理的要求，特首普選只會淪為北京操控下的民主騷。

李平 - 北京治污須治官 莫重演殺人霧慘劇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1日

霧霾籠罩中國近七分一的國土、八億人口受到影響，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警告，大氣污染比沙士可怕得多，「任何人都跑不掉」。但是，中國環保部官員說，發達國家耗費了30至50年才基本解決大氣污染問題。一個「才」字，令輿論氣結，中國難道還要耗30年才能結束十面「霾伏」的日子？難道要等到倫敦殺人霧慘劇重演才能讓當局警醒？

北京上月出現四次霧霾天氣，一個月之中僅有五天不是霧霾日，成為舉世矚目的「霧都」，也讓報章、網站聯想到60年前的英國「倫敦殺人霧事件」（London's Killer Fog）。1952年12月初，煙霧連續四日籠罩倫敦，造成呼吸道病人驟增，死亡人數多達4,000人，其後兩個月又陸續有8,000多人死亡。這宗震驚世界的空氣污染事件，催生了1956年的《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

北京的媒體、公眾，都期望今次霧霾事件也可以催生中國的潔淨空氣法，期望政府不要默默等待「大風吹」的日子到來。但是，看看官員們在霧霾問題上怨過去、怨外地、怨外國的醜態，只能說，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環境決定了要治污就要先治官，治官就要先治制度。

首先，輿論不能容忍官員把責任推給歷史的心態。中國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呼籲公眾正確對待當前的空氣污染形勢，因為歐美等發達國家耗費了30至50年才基本解決這一問題。也有國務院高層領導人表示，現在的情況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是長期積累的過程，「這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同步推進的」。他們言談中的輕慢，不能不令人質疑，裝有空氣淨化設備的中南海、大肆採購空氣淨化設備的環保部，豈會知道民間疾苦？

其次，只有立法突破利益集團的「埋伏」，才能結束「霾伏」的日子。為應對霧霾天氣，北京市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包括勒令103家市級排污企業停產、政府機構停駛30%公務車等。但是，媒體質疑，三成公務車只是「停駛」在一紙通知裏，況且，勢在必行的不是給小汽車「計劃生育」，紐約、東京的汽車都比北京多，為甚麼PM2.5沒有北京嚴重？勢在必行的是「打破兩桶油的壟斷」，即打破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地位，不容他們再推遲對燃油品質執行較高標準，全面結束成品油硫含量是歐洲15倍的危害。

第三，不管是約束官員的不當言論、糾正他們漠視公眾利益的心態，還是打破地方官員只重當地經濟增長的官本位思想、打破石化企業的壟斷，都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正如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所指：「如果沒有突破性的管理制度改革，難以徹底解決問題。」他接受傳媒訪問時列舉的政制問題，包括環境影響評估中的腐敗、缺乏司法獨立、環保法律實施無力等，他更建議設立具獨立權力的大氣污染控制管理委員會。

總理溫家寶回應霧霾問題時說：「最近的霧霾天氣對人們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都造成影響，應該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和佈局調整，推進節能減排，建設生態文明，用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遺憾的是，溫家寶主政十年，政改未曾起步，治官無力，治污也令人失望。他下月就要卸任，誰能讓人民看到希望？

李平 - 推動新聞自由的力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11日

《南方周末》、《新京報》力抗中共宣傳部門，把中共新聞審查的醜態赤裸裸地向全世界展現，在內地所引發的民眾聲援從網絡發展到街頭，一度大有星火燎原之態。但隨着兩份報章如常出版，隨着《南周》再度公開認可「黨管媒體」原則，當局的釜底抽薪已見成效，民間爭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吶喊還能持續嗎？

海內外輿論多把《南周》員工抗議新年獻辭被強姦事件，視為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共新領導層是否真心推動政治改革的試金石。但是，《南周》員工的抗爭從一開始就與外界的期待有落差，在其連串聲明中都恪守體制內抗爭的立場，甚至出現「充份尊重黨管媒體的原則」的字眼。顯然，《南周》的抗爭屬於「只反貪官（廣東省委宣傳部）、不反皇帝（中共）」，為自己預留了被招安的後路。這不只是中國的政治現實所然，也是媒體員工在市場中求生存的現實需要所然。

《南周》、《新京報》的如常出版，實際上是對新聞審查制度的屈服，捍衞新聞工作者尊嚴的行動終究是功虧一簣。不過，外界不應苛求《南周》、《新京報》的採編人員，都像《新京報》社長戴自更那樣，有辭職對抗審查的勇氣。而且，在中共現時的政治制度、新聞制度下，戴自更的請辭也未能阻止《新京報》轉載《環球時報》社評。

雖然《南周》、《新京報》的維權行動未盡如人意，但至少具雙重意義。一是以血淋淋的事實揭露中共新聞審查制度的嚴苛，令宣稱「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的中國外交部貽笑世界，令廣東省當局對新聞的事前審查有所放寬，這是體制內抗爭的成效。

二是彰顯推動中國新聞自由的真正力量不在新聞界、不在中共高層，而是在民間。社會知名人士聲援《南周》、《新京報》，一開始就着眼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並不認同「黨管媒體」原則，而是要求習、李履行實施憲法的諾言，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

外界如今把中國走向民主的希望寄託於習李身上，這是中國政治現實下的無奈選擇，是減少社會動盪成本的選擇，但並不是賴以成功的選擇。內地大批公共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呼籲習李推動政治改革，海內外輿論關注習李會出台甚麼樣的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真正力量不在習李，而是在中國民間。

中共元老鄧小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其功不可沒，但真正的力量是來自民間，來自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安徽鳳陽農民包產到戶等力量的積蓄。收容制度、勞教制度的廢除，不是胡溫新政、習李新政的功績，而是孫志剛等無數受害者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民間力量推動下才得以實現。同樣，中國要實現新聞自由，無論是要求中共保障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束新聞審查制度、結束「黨管媒體」體制，還是要求解除報禁、立法保障新聞自由，不只需要新聞界人士付出一定的代價，更需要民間力量、社會力量的推動。

可喜的是，民間爭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聲浪，不會因《南周》、《新京報》的如常出版而絕迹，不會因廣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公安的打壓、拘捕行動而絕迹。相反，當局日後任何一次報章、網絡整肅行動，都會激化民間抗議、集會，都會推動民間力量的凝聚。

李平 - 釋法顯示三權合作開始加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4日

律政司請求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竟聲稱，這不是政府要求人大釋法，而是司法體系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一番謬論，不只讓人見識了行政長官梁振英語言偽術的發揚光大，更讓人擔心北京正加速落實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的主張。

港府決定促請終審法院尋求人大釋法，顯然不是律政司一家之言，而是一與梁振英有關，二與北京有關。梁振英拒為僭建事件承擔政治、法律責任，不停地以大話冚大話，被市民譏為「行騙長官」，此時港府拋出釋法方案，無論是問題的嚴重性，還是其中涉及梁振英視為政績的雙非嬰問題，都有轉移輿論焦點之意。

如果終審法院承受不住港府的壓力而尋求全國人大釋法，推翻自己在2001年莊豐源案的判決，那麼，這場襲擊香港法治的暴風雨，不只不能助梁振英度過誠信危機，還可能要賠上終審法院的誠信。港府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曾指出，只有行政長官「在社會上有廣泛支持基礎和民望崇高的情況下」，行政主導才有實現的可能。而北京為維護香港的行政主導，不是讓港人行使選舉權，選出符民意、有威望的特首，而是責令立法、司法去迎合背離民意的特首，自然得不償失。

只不過，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是當年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訪問香港時公開提出的主張，隨着他接任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隨着港府管治威望陷入低谷，北京落實三權合作的決心越顯得逼切。習近平履新後首次到地方視察，就到了毗鄰香港的廣東，他11日剛離開廣東，港府12日就提出釋法，未免過於巧合。

本港法律界多位有識之士警告，律政司計劃藉當年籌委會報告改寫居留權定義將創下惡例，不只影響終審法院的權威、地位，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還讓北京可隨意解釋《基本法》中有關港人權利、自由的條文，衝擊香港的人權。袁國強辯稱，終審法院早前亦就剛果案請求人大釋法，律師會及法律界均沒有認為破壞法治。這又是混淆視聽的語言偽術。剛果案涉及外交問題，屬《基本法》規定的中央權力範圍，而居留權屬於特區內部事務、自治範圍，不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兩者豈能混淆？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臨退休時警告，法治暴風雨的陰霾正以前所未見的兇猛之勢來襲，他同時寄語傳媒、學者和法律界，要更堅定地捍衞法治。不幸的是，他退休不足三個月，香港法治的暴風雨越颳越猛。所幸的是，法律界、輿論捍衞香港法治的聲浪，未因雙非嬰問題而急功近利地被淹沒。

如果說，追究梁振英僭建責任，不能讓屋宇署中有良知的公務員孤軍作戰，同樣，要抗擊釋法暴風雨，也不能讓終審法院的法官孤軍作戰。民意的支持，始終是香港有良知的公務員、法官捍衞公務員中立制度、司法獨立制度的後盾；民意的反對，是避免北京一意孤行推行三權合作的唯一途徑。加入元旦大遊行的行列，發出追究行騙長官責任、捍衞香港法治的吶喊，就是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香港未來。

李平 - 不相信不需要一個大話精的服務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30日

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對港府施政的影響日益嚴重，不只拖累林鄭月娥等高官的誠信，更拖累屋宇署的公信力，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都坦言，行政長官應考慮「至少來一次」好清晰的確切交代，尤其是對其誠信的質疑。看來，梁振英的所謂「開誠布公」，不只未向媒體、立法會交代，連向行政會議同僚的交代也欠奉。事至如今，梁營所謂讓事件告一段落，讓梁集中精力施政、服務市民之說，可以休矣。

梁營迄今避談梁振英應如何承擔僭建責任的問題，把梁振英的語言偽術發揮至淋漓盡致：一時避重就輕，聲稱沒有誠信問題，僭建的錯失並無損害他作為行政長官的施政；一時上綱上線，把媒體、議員的追究行動等同反政府甚至是反北京的陰謀；一時「高瞻遠矚」，呼籲讓特區政府重新上路、集中精力處理政務。

對於港府來說，梁振英僭建事件首先是如何執法的問題。林鄭月娥、陳茂波、區載佳再如何辯解，都未能盡釋外界的兩點質疑：一是對待唐英年、梁振英僭建為何持雙重標準？二是在傳媒報道後對梁宅僭建，為何拖延五個月仍未採取行動？與此相關的問題是：誰在讓屋宇署人員揹黑鍋？誰應承擔損害政府機構公信力的責任？

如果按梁營的要求，媒體、議員就此放過梁振英、讓他集中精力施政，那麼，黑幫人物犯法後從政，豈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要求免除被追究，豈不是將黑幫人物漂白合法化？梁振英參選特首，是為了服務市民，還是為了免除被究責？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梁振英僭建事件首先是誠信問題。梁振英在特首選舉論壇上厚顏攻擊唐英年的僭建問題，雖未構成法律上的責任，但道德上已無立足之地；他創造的「擔保絕無僭建」、「第一次僭建」、「記錯」系列大話，一步一步把挺梁官員、媒體拖累至無地自容，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則公開斥責梁振英「呃咗個行政長官嚟做」。

對於公眾來說，梁振英僭建事件首先是政治僭建問題。梁宅僭建，影響的可能是其獨立屋的安全，最多拖累左鄰右舍，但由小圈子選出特首、特首將公僕變家僕這類政治僭建，肆意踐踏香港的公務員制度、踐踏香港的法治，影響的是全香港的安全、全香港的未來。

梁營把議員追究梁振英僭建責任的行動，歸結於泛民的陰謀、抽水，試圖以此影響北京的判斷。但是，北京認可的兩位特首候選人，競選時把香港政壇搞得烏煙瘴氣，梁振英上任後於私鬧出僭建事件，於公鬧出國民教育、長者特惠生果金事件，搞得港無寧日，是誰之過？

尤可悲的是，除中共直接管理的報章之外，香港一些媒體也加入「梁粉」團。內地網民近日揭發多宗官員貪污、包養二奶的醜聞，掀起一波反貪浪潮，正是看準了習近平、李克強主政之初輿論環境較為寬鬆的時機，而在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香港，竟有媒體自甘墮落，忘卻傳媒監督政府、監督高官的天職，高叫港人向前看、繼續給梁振英服務市民的機會。問題是，一個不停以大話冚大話的特首，其誠信、人格已破產，憑甚麼要我們相信他的服務？憑甚麼說我們需要他的服務？難道沒有梁振英，香港就會癱瘓、就無人可率領公務員服務市民？


李怡 - 管治危機已現
絲絲細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30日

梁振英上台之路的事實已在眼前：他過去在赤柱舊居有過僭建經歷，買入山頂大宅時也知道已有僭建而他又增加新僭建，去年六月他謊稱居處無僭建，在十一月無通知屋宇署私下將僭建以牆密封，然後參選特首，當爆出（有可能是由他爆出）唐英年大宅僭建時他向唐大打僭建炮彈，從而騙得特首寶座。這樣卑劣的人格，若繼續由他當特首，是香港的恥辱。

梁振英面對被揭發僭建後不斷以大話冚大話，使僭建之火越燒越猛，誰走近去要幫他澆水都會被火燒到。林鄭、茅波、羅范、張志剛、張震遠已被火燒身，建制派議員要向他澆水也惹來火星，屋宇署涉嫌護短以致署長躲避傳媒，再下去大火燒到公務員隊伍，那麼香港的良好管理還能維持下去嗎？香港管治危機的確已出現了。

李平 - 狼英僭建 考驗制度 拷問良知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8日

屋宇署處理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的做法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既有雙重標準問題，又有專業失當問題。而梁振英不只未反省、認錯，還一邊對屋宇署指手劃腳，將僭建問題歸結於「盡快完成餘下的移除和清拆工作」，一邊對屋宇署落井下石，聲稱「從未拖延或阻撓」屋宇署查察大宅僭建。

梁振英大宅僭建問題發展至今，並不是可以一拆了之。在屋宇署還未完成視察工作、要求盡快打開「消失的密室」的磚牆之際，梁振英高調宣稱要盡快完成餘下的清拆，這不是配合屋宇署工作，而是變相施壓、企圖讓事件草草了結。對於梁宅僭建問題，是否要展開刑事調查、是否要保留證據，難道是梁振英說了算，不是屋宇署說了算？

梁振英聲稱一直本着開誠布公的態度處理事件，從未拖延或阻撓屋宇署的查察。如果不是梁振英在拖延或阻撓，那麼是誰在拖延、阻撓？屋宇署顯然不願再揹黑鍋，昨日在聲明中首次公佈，6月份視察時已發現梁宅士多房一幅外牆有異，其後四次要求業主提供資料，均未獲回覆。屋宇署是否曾向林鄭月娥、陳茂波前後兩位發展局局長請示？是否有人指示不予跟進或放慢手腳？

筆者上周曾指出，香港賴以發展、比內地優越之處，一是擁有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一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但屋宇署在對待唐英年、梁振英僭建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雙重執法標準，已影響了屋宇署的公信力，影響了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林鄭月娥等高官爭相為梁振英的誠信背書，不只將賠上個人聲譽，而且將公務員制度推向懸崖。

能否讓梁振英僭建問題水落石出、釐清其中的行政或刑事責任，將考驗香港公務員制度、司法制度能否繼續有效、獨立運作。屋宇署早前指，由於未有舉報或證據顯示梁振英的僭建違反《建築物條例》，因此只循一般程序處理，昨日又強調不會隨便就是否有人違反《建築物條例》進行刑事調查。但梁振英不只擅自砌牆封閉僭建的密室，僭建玻璃屋及木花架等也未事先申請，已屢屢違反《建築物條例》。如果屋宇署不能秉公追究梁振英的責任，日後何來公信力處理其他名人的僭建問題、處理新界村屋僭建問題？

一個誠信破產、人格破產的特首，如今不只拖累了屋宇署的公信力，也正拷問屋宇署相關人員的良知、拷問發展局等一眾高官的良知，同樣也拷問議員的良知，拷問傳媒的良知。如果議員、傳媒不繼續追究梁振英僭建責任，反而呼籲市民向前看、呼籲市民給梁振英施政時間，那無異於助紂為虐，是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背叛、對良知的背叛。

維護、重建屋宇署的公信力，攸關維護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司法制度，不只是屋宇署人員的責任，也是立法會、傳媒的責任。不難想像，屋宇署人員在查處梁振英僭建問題時要面對何等壓力，隨時可能揹黑鍋、隨時可能退縮。要維護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執法公平，不能讓他們孤軍作戰，而需要公眾的支持、輿論的支持。對市民來說，聲援屋宇署人員依法查察、處置，聲援立法會議員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提出彈劾，就是維護良知，就是維護香港的未來。


李怡 - 偷竊新定義
絲絲世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8日

由香港最成功的測量師梁振英給出了「僭建」新定義：只要已經封起來沒有再使用的密室，就可以不再「視之為僭建」。以後香港對偷竊也會有新定義：偷來的東西只要沒有使用或變賣，就可以不再「視之為偷竊」。殺人若毀屍滅迹也不再「視之為殺人」。

梁振英又說，過往高官名人發現住所有僭建，處理後都不會公開，因此他即使參選特首而不公開也很合理。就像小學生作弊被抓到，他會說，為甚麼其他人作弊老師不去抓，偏偏抓我？香港特首淪為小學雞，而且是低能小學雞水平。

梁承認去年封起密室前並無向屋宇署申請，身為專業測量師的他，說「唔知道要通知屋宇署」。他狠狠地對測量師這行業踩一腳。

他的每一聲明、每一辯解，都在顛覆香港人的普通常識。 

唐英年：我一個地牢就收皮，你就九百幾樣嘢都冇事。

梁振英：你係咪共產黨丫？

李平 - 要讓北京看到特首失信的危機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1月26日

梁振英對大宅僭建問題的交代不盡不實，一班高官及親北京議員已急急挺身護主，讓港人再次見識特首之無恥、高官之無良，也讓港人再次感受到在現行政治架構下的無奈。但香港媒體、市民如果因感無奈而沉默以對、沉默忍受，正正遂梁振英所願，讓北京錯以為特首的誠信問題不會影響其管治，錯以為香港這一套僭建的政治架構可以有效運作。

梁振英上周五就僭建問題發佈14頁聲明及前日回答記者三個問題後，親北京媒體藉高官、議員之口宣稱梁振英僭建事件不涉誠信問題。但是，梁振英迄今至少還有三重問題需要向公眾、向北京作出交代。一是去年5月，高官、名人僭建風波席捲全城時，梁振英向傳媒聲稱「擔保絕無僭建」，其後被揭僭建問題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不是建築測量師作為藉口，再到以疏忽、記錯等理由申辯，在一年半時間內頻頻以新謊言掩飾舊謊言，這不是誠信問題，是甚麼問題？

二是梁振英在聲明中承認去年10月已發現大宅內有僭建地庫，但今年3月在特首選舉論壇中，他以唐英年的僭建問題炮轟對手向市民講大話，如此選舉手法，是否太過無恥？是否太過玩弄北京、港人和輿論？

三是反覆聲稱自己嚴格遵守建築條例的梁振英，自揭私自以磚牆密封僭建地庫，是否涉及刑事責任？已對唐英年僭建進行刑事蒐證半年的屋宇署，豈能在執法時持雙重標準，不對梁振英僭建問題進行刑事調查？

對於梁振英僭建問題會否受到追究、追究到哪種程度，無論政界，還是公眾，大家都明白要視乎北京的態度，這是特首選舉的小圈子遊戲性質所決定的。梁振英及其班底急急為事件降溫，目的不在於集中精力施政、不在於高官們所謂要努力製作施政報告，而在於藉親北京媒體、親北京議員營造不追究的氣氛，讓北京相信他們的誠信問題不會影響施政，進而保住各人的權利。

北京的態度不只取決於梁振英是否「欺君罔上」，更取決於港人的反應。如果多數港人選擇默默忍受，如果只有個別傳媒、議員堅持為市民發聲，梁振英大可以把反對聲音歸咎為泛民甚至敵對勢力的破壞，北京也可能隻眼開、隻眼閉。如果媒體不放棄監督責任，如果港人企硬，繼續在媒體上、網絡上發聲追究，如果立法會議員不放棄以彈劾施壓，梁振英就不可能蒙混過關。

雖然北京維護一國兩制的誠意越來越受到懷疑，但不用懷疑的是，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肯定比一個管治危機四現的香港，更符合北京的利益。歷史表明，只有讓北京看到香港市民真正心意所在、力量所在，才能逆轉港府的決策，就算在《基本法》23條立法、推行國民教育等北京念茲在茲的重大問題上，港人仍可以改變北京、港府的決定。

讓梁振英舉行記者會，並到立法會交代僭建問題，這只是第一步。如果梁振英繼續拒絕，市民不要氣餒，必要時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勇敢地上街抗爭，像反對23條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一樣，讓北京看到一個失去誠信的特首將為香港帶來的管治危機，將為香港日後選舉帶來的危機，就有機會讓強調「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作出符合香港民心民意的決策。

李平 - 以黨代政以黨凌法 中共妄談政改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1月9日

在美國總統選舉落幕後，中共十八大昨日在北京舉行，揭開了中國領導人換班的帷幕。在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代領導人主政前夕，外界對中共啟動政改又充滿期望，一如在胡錦濤、溫家寶主政之初對胡溫新政充滿幻想。遺憾的是，十八大政治報告所定下的政改原則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改為民作主、以黨凌法的初衷，注定政改只是妄談、奢談。

中國官方輿論一向樂稱今年為國際大選年，將中國領導人換班與俄羅斯、法國、美國、南韓等國家的總統選舉相提並論。但是，俄、法、美、韓的總統都經由民眾投票產生，中國民眾曾幾何時有權投票選舉國家領導人？俄、法、美、韓的總統當選後必須遵守憲法，執政黨必須依法施政，中共曾幾何時遵守憲法、法律？

對於世界輿論關注今次中共黨代會，中共官方聲稱這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表現。但是，官方的自鳴得意掩飾不了外界關注的焦點，在於中共高層今次權鬥是自1989年以來最慘烈的一次。從王立軍叛逃、薄熙來倒台，到西方媒體報道習近平、溫家寶家族坐擁巨富，從政治局常委席位、人選的起起落落，到江澤民、李鵬等退休領導人頻頻現身干政，都顯示中國領導人換屆只是高層幕後權鬥、利益分配的結果，黨代會也好，人大、政協會議也罷，只不過是橡皮圖章而已，根本與民主選舉不沾邊。

一個拿幕後血腥權鬥當民主選舉的政黨，竟然狂言政制改革已取得「重大進展」、要增強「制度自信」，實在是滑天之大稽，正如內地民眾編寫的段子所諷刺：「美國人說：『上午投票，下午我就知道誰是下屆美國總統。』中國人不屑地說：『不用投票，我五年前就知道誰是下屆中國主席。』朝鮮人笑了：『我小時候就知道誰是朝鮮下屆委員長。』」

習近平在五年前被中共內定為總書記、國家主席接班人，是中共權力傳位制度的受益者。不過，他曾在中央黨校公開表達「權為民所賦」的觀點，又令外界對他推動民主選舉有所期待。十八大政治報告按慣例由胡錦濤宣讀，但起草小組組長卻是習近平，報告實際上是習近平今後五年的施政網領。

令人再度失望的是，報告雖用2,400字篇幅大談政改，列出推進政改的七條措施，但將政改的原則定調為要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繼續在人大、政協、統戰、基層民主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上遊花園，完全不提高級官員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問題，不提官員財產申報及公開問題。

民主政治的特徵，一是權力的產生必須經由民主程序，民眾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二是權力的運作受到法定機制的制衡及監督，三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如果人民要聽黨的領導，何來當家作主？司法要聽黨的領導，何來獨立行使司法權？傳媒、網站要聽黨的領導，何來輿論監督權？

尤令人擔心的是，習近平2008年訪問香港時，曾公開要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如果這才是他的基本政治理念，所謂「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就是「三權合作」的北京版，是在太子黨中風行的新威權主義的實踐，加上十八大不只未如外界所期望「去毛」，反而繼續推崇毛澤東思想，意味着習近平主政後一段時間內，不只香港政治有可能向左轉，整個中國政治也有可能向左轉。

李平 - 香港不要被規劃 被代表的幸福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0月19日

特首梁振英出席立法會會議時大談中港關係，強調中港融合對香港發展的好處，強調自己對中港關係「有守有為」，大有指摘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之意。然而，正是梁振英隨意擴展中央在港權力的「釋法」，正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態要讓粵港合作在廣東黨政高官領導下進行，正是撐國教示威者出現廣東居民團，正是內地向港輸出貪腐的個案蔓延，時時在提醒港人：我們要那種經濟上被規劃、政治上被領導、民意被代表、司法被和諧的幸福嗎？

香港《基本法》明文規定，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的香港事務局限於外交、國防，但梁振英的最新表述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交往等多個方面。」在香港輿論質疑、批評西環治港之際，聲稱「會繼續堅持《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的梁振英，不只未交代如何阻止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反而主動「釋法」、擴大中央的權力，令人懷疑他要堅持的只是西環賦予的自治權。

對於中港融合帶給香港的好處，梁振英所言無非是老生常談：「內地為香港提供資金和人才的出路，也為香港的經濟轉型提供契機」。梁振英強調中港兩地社會、經濟密不可分，自然不理會港人最擔心的被規劃問題。如果香港一早被規劃，就沒有今日的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如果香港繼續被規劃，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割地賣港事件。

曾否認香港被規劃的林鄭月娥，上周到深圳出席中文大學深圳分校動工儀式時竟表示：「經過多年的共同努力，粵港兩地建立了穩健的合作根基和默契。在這個基礎之上，在汪洋書記及朱小丹省長的領導下，共同深化合作、擴大合作，達至雙贏互補，是我們共同的目標。」無論是真心擁護廣東省黨政高官的領導，還是諂媚之言，林鄭月娥的這番言論都是不恰當的。〔Vic：林鄭果然醒目，大陸官腔學得這麼快。〕

梁振英上台以來，中港衝突問題越來越受關注。但廣東省長朱小丹早前在記者會上回應稱，相信多數港人支持中港一體化，香港民意就如此被朱省長代表了一回。梁振英在立法會也將港人對新界東北發展被規劃的關注，認定為「少數人的行為和言論」，還要指摘這些言行對中港關係正常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中港官員如此樂於代表多數港人，如此的中港政治融合，豈不正是港人憂心一國兩制被破壞的原因之一？至於撐國教示威被踢爆組織廣東居民來港助陣，堪稱被代表的登峯造極之作。

梁振英在立法會就自己在中港問題上的有守有為大肆邀功，其中包括上任之前就喝停私家醫院接收雙非孕婦，渾然忘記輿論對他無視行政、法律程序的批評。港人何曾想像得到：超級市場的職員會因賣奶粉而接受內地客行賄？港人更何曾想像得到：香港的政務司司長會批評廉政公署、申訴專員公署是施政的障礙？中港加速融合，內地民間不守法、不守秩序的陋習也在加速衝擊香港，內地官場凌駕司法、司法的獨立性被和諧的陋習也在加速衝擊香港。

所謂「反中」情緒，無非是港人對核心價值被蠶食的憂心的表面化，無非是港人對香港被規劃、被代表的憂心的表面化。梁振英政府只知高調唱好中港融合的幸福，無心以行動消除港人的憂心，結果只會離民意越來越遠，悖逆香港核心價值的言行越來越多，令中港衝突越來越多。

李平 - 文學可超越政治 作家不可埋沒良心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0月12日

中國作家莫言昨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劉曉波之後第二位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莫言獲獎，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文學作品可以超越政治，作家不可以埋沒良心。莫言獲獎在內地引起較大爭議，雖涉及其作品代表性、文人相輕問題，但更多的是因為他被批評「沒能守住不作惡的底線」，還因為當局對待諾獎得主的雙重標準。

莫言的代表作《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等，頗具雅俗共賞的故事性，一幕幕鄉村傳奇，奠定了他在「尋根文學」作家群中的地位。瑞典漢學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推手馬侻然曾如此評點莫言的風格：「莫言非常會講故事，太會講故事了。」

當然，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並不代表莫言是中國文學成就最高的作家，更不代表莫言是讓中國公眾心悅誠服的作家。莫言不屬於專門為當局、為官員拍馬屁的「主流」作家。他曾說過：「我有一種偏見，認為文學藝術不應用作歌功頌德，該用來揭示社會的黑暗和不公義，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和人性中惡的成份。」他也曾批評「虛構幸福」的中國散文：「明明社會上病相百出，百姓民不聊生，這些散文卻歌功頌德，看似紀實卻是虛偽，其中的情感是虛構、克隆（複製）出來的，跟小說沒有明確的界線。」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莫言在現實生活中也沒能守住不歌功頌德的底線，其中最受非議的，一是2009年為抗議德國邀請中國異見作家戴晴與會而退出法蘭克福書展，二是今年參與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宣揚中共勒令文藝界為政治服務、為中共服務的動員令。莫言雖是被動地參與這些官方的行動，但難免有為虎作倀之嫌。

巧合的是，劉曉波、莫言這兩位榮獲諾貝爾獎的中國本土人士，都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碩士。劉曉波於1984年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北京爆發學運後被指為「幕後黑手」；莫言則於1991年畢業於北師大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並獲文藝學碩士學位。但不幸的是，劉曉波得獎時已身陷囹圄，獲獎至今兩年還未能重獲自由，連其妻子劉霞也一直被軟禁。官方媒體、網站，甚至一些學者、名人近日在分析中國的「諾貝爾獎焦慮症」時，還主動過濾、「忘記」劉曉波得獎的訊息，發出「中國離諾貝爾獎究竟有多遠」的疑問，或者發出莫名其妙的慨嘆：「從諾貝爾獎誕生至今，中國本土人士就無人獲得過諾貝爾任何獎項。」

莫言獲授諾貝爾文學獎，新華社第一時間報道，官方譽之為「漢語文學獲得世界承認的一個重要標誌」。但在2000年，高行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外交部曾抗議，斥為「出於別有用心的政治動機」。2010年，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外交部又抗議，更斥為「違背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中共當局如此打壓流亡作家、打壓異見人士，官方媒體、網站如此漠視華人曾奪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的的史實，更凸顯中國作家有必要讓自己的作品超越政治，有必要恪守良心，有必要守住不作惡、不助紂為虐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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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崑南日前評莫言：過去中共作家絕少在五名內佔一席的，今次莫言冒出頭來，的確是意外。是真的由內鬼外洩，還是有人從中做手腳，非唱熱中共作家不可呢？在好手如林的世界文壇中，他未夠班，是無可置疑的。

李平 - 港人永遠的痛 北京示恩的騷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0月5日

昨日全港哀悼十．一海難死難者。市民的泣訴，降下的區旗，都只是對死難者的一分追思、對遺屬的一分安慰。香港這場40年來最嚴重的海難，無可避免地將成為港人心中永遠的痛。港府及親北京人士可以為十．一當晚不中止煙花滙演找到大把理由，但明年呢、後年呢？是否也要當作甚麼都未發生過？

親北京輿論近日猛烈抨擊香港有人把海難政治化、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高調介入救援行動妖魔化。但是，看看北京官員、報章介入十．一海難的過程，不難看到誰是事件政治化的始作俑者，不難看到北京刻意展示對香港的支持只是示恩騷，不難看到中港文化的差異，其實質是黨性與人性的差異。

從李剛走訪醫院，到胡溫習發出指示，再到新華社報道，最後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這是中共處理災難事故的標準流程，其中見到的只有高官的姓名、言論，見到的只有他們的指示、號令，見不到死難者的身份、見不到遺屬及傷者的哀痛。

《香港商報》是中共在港的三大報章之一，海難翌日其頭版大圖是「國慶煙花綻放」，頭條是「CY籲港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而海難只是被煙花和CY擠到一邊的一個標題「南丫島撞船逾百人墮海8遇難」。這份自稱「被中央政府定位為『中國的國際傳媒窗口』」的報章，還自稱是「香港歷史上最為悠久的中文報章之一」，從其選擇新聞的趣味不難看到，中共是關心港人的生命多些，還是關心中共建政慶祝儀式、關心中港融合多些？

至於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10月3日在鮮紅報頭之下的頭條，是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領導人關心香港撞船事故，報道中還見到劉延東、廖暉等官員姓名。在頭條之下的2,000字海難報道中，李剛出場一次、梁振英出場五次，但未見訪問傷者、遺屬。

當然，港人不能苛求《人民日報》與香港多數報章一樣改為黑色報頭。內地天災人禍不斷，領導人隔三岔五就發出指示甚至到現場指揮救災，如果《人民日報》次次都要改成黑報頭，一年中恐怕黑色要多過紅色。一如內地網民諷刺，如果中國仿效美國為重大傷亡事故或名人逝世而降半旗的話，國旗大概也不用升起來了。

至於中新社在報道中公然謊稱「中國專業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現場已成功救起95人」，其目的無非是要凸顯中國有關部門對香港海難伸出援手，不只是道理上天經地義，而且是行動上驚天動地。但真的不知道是想欺騙內地人，還是欺騙海外華人？只是，想欺騙港人，那是不可能的。港人會感激在海難中奮不顧身救人的消防員、市民，會感激世界各地願伸出援手的人，但怎麼可能感激那些冒功邀賞的人？

梁振英在出任特首後首次主持中共建政酒會，就大談中港經濟一體化，強調要認清香港和內地互動發展是「事實」、「現實」，無非是要藉中港經濟融合掩蓋其急於推動政治融合、文化融合的目標。但是，當日發生海難後，中共官方媒體大演示恩騷，所展示的黨性高於人性的言行，還能不令港人心寒嗎？中港之間的新聞觀差異、文化差異、價值觀差異，何來融合點？

李平 - 政治有需要 甚麼都能假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8月24日

「劉翔知道、央視知道、領導知道，只有群眾在儍等見證奇蹟的時刻。」南京《東方衞報》昨日公開的不只是中國欄王劉翔在倫敦奧運退賽的內幕，還有中港兩地的政治內幕：只要當局有需要，還有甚麼不能造假？可以類推的是，保釣船甚麼時候可以出海，梁振英知道，西環知道，北京知道，只有港人在儍等創造奇蹟的時刻；吳克儉、曾偉雄秘密訪京所為何事，吳曾知道，梁振英知道，西環知道，只有傳媒在儍等真相公開的時刻。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劉翔，早已被當局捧為愛國青年。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共的喉舌，致力維護劉翔的政治形象，並不令人意外。內地民眾早在聽到央視為劉翔退賽所作的哽咽解說時就譏諷：「高鐵事故，他們沒哭；大火，他們沒哭；大水，他們沒哭；強姦幼女、逼幼女賣淫案頻發，他們沒哭；強拆頻現，百姓露宿大街，他們沒哭；空巢老人、留守兒童數量逐年攀升，他們依然沒哭……但，有個人不小心摔倒，他們卻哭了……」

劉翔在賽場的惺惺作態，不只是維護商業廣告形象的需要，更是維護政治形象的需要。他退賽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立即致電中國體育代表團和劉翔，充份肯定劉翔的「頑強作風和剛毅品質」，更指「這是體育精神和奧林匹克精神的最好體現，為發展體育事業和奧林匹克運動作出了貢獻」。如此溢美之詞，真不知道劉翔要有多厚的臉皮才能承受得住？

能與劉翔鬥臉皮厚的，當然是中港兩地的高官。且不論梁振英、陳茂波在僭建、劏房問題上如何厚顏戀棧，只看吳克儉、曾偉雄對秘密訪京的狡辯，前者說無發新聞稿是內部溝通有誤會，後者說有實質成果才發新聞稿，就可知港府高官的臉皮有多厚。教育、治安，本來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幾時需要教育局長、警務處長秘密到北京，向中國教育部長、港澳辦主任彙報、請示？

再看看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的出海和回航，看看內地20多個城市的反日示威。梁振英頻頻抽水，但為甚麼既敢召見日本駐港總領事交涉，又不敢迎接「啟豐二號」凱旋，內裏乾坤，他知道，西環知道，港人不知道。而內地的反日示威，雖有撐保釣之意，但更多的是市民藉機發洩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因此才有深圳的暴力行為，才有多個城市加插反貪污、反城管的口號。當局何時准許這些遊行舉行，公安知道，領導知道，市民不知道。

在獨裁政權之下，民眾並沒有愛國的自由。甚麼時候讓你愛國，甚麼時候讓你保釣，甚麼時候讓你遊行反日，端看當權者的需要。只要當權者需要，一個運動員也可以被捧成愛國英雄、民族英雄，中央電視台等官方喉舌只能配合演出，甚至運動員也只能配合演出。那些膽敢視感謝父母高於感謝黨和政府的運動員，哪能逃得過官方輿論的撻伐？

梁振英上台後，一意加快中港兩地的融合，官場作風越來越內地化。吳克儉、曾偉雄之類高官，顯然深諳如今為官之道，只聽北京指示，懶理香港的行政程序、輿論監督。如果北京要求保密，港府自然有千般說詞；至於被《中國教育報》之類的官方報章或被市民踢爆行程，自然另有一番說詞。只要有需要，還有甚麼謊言說不出？

李平 - 封殺獨立候選人 違憲又無恥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6月11日

香港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釋法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透過官方傳媒發表聲明，針對近期內地網民掀起獨立參選縣鄉人大代表的熱潮釋法，指「獨立候選人」沒有法律依據。如此釋法，無視中國《憲法》有關年滿 18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規定，公然支持地方政府打壓獨立參選的公民，實在是無恥之尤。

內地今明兩年將選出縣、鄉兩級人大代表 200多萬名。引人矚目的是，江西退休女工劉萍上月宣佈參選，並取得 17位選民的推薦簽名，但公安逐一約談推薦人，又拘押劉萍等人多日，最終聲稱其中只有七人的推薦有效，未達至少十人推薦的資格，而拒絕將劉萍列為候選人。

事件刺激越來越多的維權人士、律師、知識分子宣佈獨立參選，當局的封殺行動也在升級。地方官員、公安不斷騷擾宣佈參選人士及簽署推薦信的選民，逼他們退選或退出推薦；同時，當局也大造輿論，誣衊獨立候選人。早前抹黑維權藝術家艾未未不遺餘力的北京《環球時報》，還發表社評〈獨立參選人應從微博回歸現實〉，指摘獨立參選人一直在學習西方反對派，「試圖把中國求同存異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對抗性文化」。

不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力挺劉萍參選，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也在南方網、財新網等撰文，讚賞劉萍等公民自發參選將激活地方人大選舉，「如果一腔熱情的參選人像江西劉萍那樣，因莫須有的理由被『醞釀、協商』掉，那麼選民又將面臨無人可選的困境」，令地方選舉一再淪為內定候選人的無意義選舉。

面對學者的駁斥、呼籲，中共當局未能回心轉意，反而再度掄起大棒，由全國人大法工委出面釋法，強調「中國只有由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和選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經討論、協商或經預選確定的『正式代表候選人』，沒有所謂的『獨立候選人』」。

法工委的解釋，在玩弄偷換概念之餘，也做出極醜陋的規定。獨立候選人不正是「選民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嗎？將他們排除出候選人，剩下的候選人豈不是只有聽命於當局的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地方政府的所謂討論、協商，還不只是趕絕獨立候選人？

《環球時報》的社評煞有介事地質問：「他們中（獨立參選人）如果有的人當選後公開與現有體制不合作，中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準備。」當局似乎忘了，不與現有體制合作，包括提案罷免官員、反對當局提出的人事或財政報告，正是法例賦予人大代表的權力。

北京當局不惜扭曲法律、大造輿論、盯人打壓，全面封殺公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反映中共高層仍在逆民意而行、逆民主潮流而行。對正在爭取立法會、特首真正普選的港人來說，無疑應該引起警覺：北京將如何釋法？將為參選設立何種門檻？將如何透過選舉委員會篩選候選人？香港的民主難道要像內地一樣繼續被閹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