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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馬嶽 - 沒有民主,法治仍然可能嗎?

星期日生活   2017910
【明報專訊】從七月的DQ案,到新界東北抗爭者和公民廣場三子被判入獄,引來廣泛的就香港法院是否受政治干預的爭議。有人提出香港已走向「威權法治」,引來林鄭高調否認香港不會走向威權法治。
我對這種標籤分類的討論興趣不大。我有興趣的是朱凱廸在面書上問過,但沒有很多人理會的問題:「沒有民主,法治仍然可能嗎」?
殖民地的法治
一直我們都被引導相信,香港自殖民地年代,是「沒民主但有法治」的典範。其實香港殖民地年代的法治水平,一直是被誇大(over-stated)的。
很簡單,大家可以想像在有廉政公署之前,香港遍地貪污,我縱使相信法官都是incorruptible,但執法機關可以和黑幫勾結包娼庇賭,有錢的人可以花錢搞掂逍遙法外,其實連「有法必依」這層次都談不上。
67暴動期間,很多人可以不經審訊便入集中營關一年,街上派派單張反對港英政府便判入獄。政治需要凌駕司法程序。「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對倫敦檔案的研究便反映,67年後對「暴動犯」的刑期覆核和提早釋放,都是出於外交上的和解需要,都是政治決定。殖民地法律違反人權的比比皆是,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起碼在80年代之前所受的保障有限。
對某些法律達人來說,不管法律是否嚴苛(他們會說:惡法也是法),只要法官依足法庭程序判案,在現行法律中找到法律根據判案和定罪,法治就完整無缺了。
這無疑是很片面的想法。
要法治來做什麼?
我們會問:我們要法治來做什麼呢?或者說,「法治」所服務的更高社會目標是什麼呢?
從西方法治歷史發展的經驗說,答案應該很簡單:西方憲法和法治的主要目標,是要制約君王或政府的任意權力(arbitrary power),從而保護個體和群體的自由和基本權利。所以在西方的歷史發展中,有關法治、人權自由和民主的鬥爭,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的討論有一個盲點:不少法律論者會援引英國的案例,或普通法下的一般做法來評論香港法院的行為,但世界上大部分用普通法的都是自由民主政體,而香港不是,中國也不是。
這有什麼分別?最大的分別,在乎制度內是否有足夠制衡,以及整套法律制度服務的政治價值。
法治以上的憲法精神
有人針對律政司是政治任命。政治任命可以不是重點,因為不少民主國家的司法部長,很可能都是政治官員而非司法人員(美國大部分州的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倒是民選的)。我們沒有需要假設法官是機械人,法官當然會有個人的政治取向和道德標準。美國總統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大多人會覺得是項政治任命,因為不同法官對自由、個人權利、兩性權益等有不同看法,有些較保守有些較開放,全都有迹可尋。但在美式三權分立的制度下,會加入很多制度上的制衡。大法官是終身制,沒有旋轉門,除非退休或逝世難以撤換,總統不能肆意撤換法官。最大的制衡來自總統是民選,選民投票選總統時可以把總統可能任命的法官的傾向加入投票標準考慮,任命也需要由民選的參議院通過等。
更重要的,是法官判案時最高的原則或制約來自憲法精神。像美國憲法最重要的精神在個人自由,因為美國立國,就是當年不少英國新教徒為了逃避王權壓迫,遠涉重洋而來的。像很多人熟知的「燒國旗」爭議,抗辯者最強的理由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燒國旗可以是政治表達的方式。美國多年來在限制政治捐款上有很多司法覆核案,維護政治捐獻最強的抗辯理由,就是這是捐獻者的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自由,國會和法院都無權剝奪。法官的個人傾向,不能超越或侵犯對個人各種自由的保障。
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重要的憲政原則是Parliament Sovereignty,背後的理解是國會的權力來自人民投票授權,法院所執行的法律和法官的公權力的來源也是人民授權。於是以前愛爾蘭新芬黨國會議員拒絕宣誓效忠英皇,英國的法例只會規定他們不可以支薪、不可以參加議會辯論和投票,但不會將新芬黨的議席褫奪然後拿出來補選,因為國會議席來自人民投票授權,沒有宣誓,最多是不能履行議會職務,法院沒權把這議席拿走,這是憲政下的民主原則。
換言之,在自由民主政體下,憲法的自由民主價值,作為政體要實踐的最高價值,是會對立法、判案和法官造成制約的。
基本法的憲政原則?
那麼基本法呢?基本法最高的憲法精神是什麼?如果你問中國政府,他們可能會答你是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如果你在基本法的文本中找,「民主」精神其實是沒有的。「民主」一詞全文只出現一次,就是大家很熟悉的45條,提名委員會要以「民主」程序提名(太諷刺了吧)。第三章當然有很多「自由」,但都不是用「與生俱來的自由」(inalienable rights)的概念出發的,而往往是「依法擁有XX自由」,「依法擁有」,也就代表可以用法律拿走了。整部基本法只有第25條有「平等」一詞,「港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沒有提及平等權利。
法統上,最後定奪香港憲法最重要政治原則的是人大,是個政治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不是自由民主政體,不會把自由和人權,遑論民主,放在首要的地位。而人權法,早已在97年被臨時立法會廢掉它的凌駕性。
港式專制下的法治和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基本分別,就是法官或法庭不會有憲政上的責任,以保障個體人權自由或民主憲政制度出發,來解釋和執行法律,其他價值例如「維持公共秩序」,維持某些儀式的莊嚴,都可以在解釋法律或判案時凌駕這些價值。
概念上的與時並進
王慧麟論及香港的法官的法治和自由觀念,一直都是偏保守的。這令筆者想起年前訪問李柱銘,談及在中英談判初期,游說中方將終審法院設在香港,以及可以聘請海外法官出任終審法院大法官。當年的律政司唐明治認為有海外法官很重要,因為「這樣我們的法制便可以跟其他地區的普通法一齊發展,互相影響,香港的法治亦得以維持。」(見《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139
這種「與時並進」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不會五十年不變,英美的普通法系統隨着社會政治價值變遷(例如對異見、個人自由或同性權益的看法),法例和法官對自由人權的看法,也會「與時並進」地修正,但香港這非民主政體,在97後在這些政治價值上無疑不會跟隨英美,反之受中國法統的影響愈來愈大。例如今天如果英國修改有關人權自由的法例,香港政府或法律界可能都不覺得有責任跟隨。
這或許解釋了西方傳媒為什麼第一時間把公民廣場三子視為政治犯。對見慣世面採訪過各地抗爭的西方傳媒來說,雨傘運動最不可思議之處就是它和平非暴力的程度,到了記者覺得有點「膠」的地步。他們覺得如果這樣和平都要入獄,西方國家起多十倍監倉都會爆滿,已經遠遠脫離2017年自由社會的標準了。
沒有政治干預、沒有政治干預
1999年,人大常委作為一個政治架構,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終審判決。2016年,人大常委作為一個政治架構,釋法把基本法104條「依法宣誓」四字變為近3000字的文章,並且顛覆了普通法最重要的「無溯及力」及「可預測性」原則。今年,很多人提出大量例子,支持政府的「藍絲」或其他人士,是否被檢控和判刑輕重,都和反對政府者很不同。
法律達人會覺得,只要法官在庭內跟足程序判案,在現行的憲法文件和法律中找到判案的解釋依據,那麼法治就秋毫無損了。他們仍然可以很安心的「行禮如儀」在法院內完成程序,大概只要中央沒有直接打電話到法庭找法官告訴他們怎樣判,中央仍然是沒有施壓的,不構成政治干預。
如果法治不是用來保護自由和平等,維持秩序的需要可以輕易壓倒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權利的價值,那就變成「維穩」的法治了。我們要這種法治來幹什麼?
文:馬嶽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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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獨立與民主,孰難?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5
前幾天和一個老朋友談論社運裏的一個看似無甚可議的問題:民主和獨立,港人爭取哪個更困難?直覺判斷當然是獨立難得多,因為那是違法的,而且,大家只要留意最近京官提起港獨時的語氣,便可穩作此判斷。但是,如果想清楚一點,繼而查看一些資料,可能發覺其他兩個答案都未必能夠一口否定,只不過這兩個答案都不在很多人的直覺裏,因此少人主動談起。拋磚引玉,筆者希望能夠增進就此問題持不同意見人士之間的相互了解。
思辨實驗
問:局部地方的民主和獨立,哪一個對中共政權的生存威脅大些?
設想一:假如西藏、新疆、內蒙古和台灣這幾個一直以來都有要求獨立的地區忽然都成功獨立出去了,成為新興國家,那麼中共活得下去嗎?答案是完全可以。那些地區,不是偏遠便是人迹稀少,像今天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外蒙古,多幾個又如何?而且,只要中共在那幾個地方獨立之前不要太為難當地人民,它就會活得比現在更好。
設想二:假如廣東省忽然(真)民主化了,卻賴死不走,成功保持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那麼中共能活得下去嗎?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他各省便是只有一半想跟廣東看齊,那中共也很可能要完蛋,至少也要脫胎換骨,才有望生存下去。
當然,一個如此簡單的思辨實驗並不能把上述問題解決,其單薄處更不具足夠說服力,但是它給大家提醒了一個大致上的真理:民主運動是專制政權的天敵,獨立卻不是。打個譬喻,周邊地方獨立,傷及的是主體的皮肉,頂多是去掉幾個指頭甚至半條腿,卻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民主則直指心臟。
儘管簡樸,這個思辨實驗已能對前述的先入為主答案提出合理質疑,引起進一步找尋正反證據的動機。一直以來,這方面的討論聚焦諸如「斷水斷糧」等近距離因素,雖然重要卻不全面,會導致「當局者迷」的困惑,因此筆者初步提供一些比較「離地」的思考材料。
戰後事例
民主和獨立都是複雜的歷史事件,每一宗都是獨特的,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所包含的普遍性;揭示這普遍性就要看大數據。筆者提議一個簡單進路:點數二戰後世界上出現的新興民主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比較一下孰多孰少。箇中道理,當然是民主化和獨立的困難越大,錄得的總數就越少(這個命題有多準確,該由政治學者仔細商榷,但起碼是個第一約莫)。
先看戰後世界上幾波新增民主國家的總數。這裏引用的資料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位學者主持的網站Our World in Data其中的政治/民主部份。資料很好用,只需把滑鼠在年份點上一放,該年份全世界範圍內有多少個民主國家便顯示出來了。查看1945年,這個數目是17;再看2010年(資料最後年份),數目是87。這就表示,1945-201065年裏,進入民主行列的國家有70個。筆者未考慮期間有沒有異常事例發生,如一些國家滅亡了或合併了,那就會導致數目不準確,但估計問題不嚴重。
再看同期間世界上幾波新出現的獨立國家總數。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的「按成立日期排序的主權國家清單」。這網頁包含兩組資料,其中一組按洲(continent)計算,另一組則統一計算,對達到「主權獨立」的要求有所不同。第一組資料顯示,1945-201166年裏,非、美、亞、歐、大洋洲、跨洲的新獨立國家數目分別是1991813116,總數是76。第二組的總數則是90。被納粹德國佔領、二戰末期重新獨立的歐洲六國沒算進任何一組數字。保守一點,筆者取用第一組的數據,即二戰之後取得獨立地位的國家總數是76
民主獨立一樣難
按上述數據,若民主化和獨立運動成功的平均難度跟新興民主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成反比,則二戰以來的歷史大致上指出:爭取民主和爭取獨立的難度,其實「差不多」。
注意兩個總數很接近,不意味絕大多數新興國家都走上民主路,因為那70個戰後民主化國家當中,有些是1945年之前已經獨立成國,例如中華民國。又注意,這裏比較的是平均難度;在平均的兩側,分佈其實很離散。以獨立為例,新加坡的獨立太容易,是天掉下來的,自己本來並不想要。但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壓迫之下獨立出來,就非常痛苦,死人無數。
為甚麼獨立與民主化的平均難度會差不多呢?那可能僅僅是巧合,但筆者認為有一定道理。一般而言,爭取民主化的對象是同國族的專制政權,獨立鬥爭的對象則是外來政權,二者都是壓迫性的,面對兩種反抗運動,統治者的利益同樣受損,反咬的兇狠程度,跟人種膚色分別的關係不大。
按具體情況看,香港目前的體制跟民主和獨立比,其實都是只有一步之遙,只不過這一步就是都給北京卡住了。
民主比獨立難
然而,上述的「差不多」結論可爭議,因為民主有分真假,獨立就大體上沒有真獨立還是假獨立之別(蘇俄時代可能有,東歐國家受蘇聯操控很嚴重,可隨時被老大哥出兵佔領,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經「領嘢」,因此是假獨立)。
今年5月,三位瑞典哥騰堡大學教授利用V Dem Institute 的政權仔細分類資料,把世界上所有政權按民主程度分成四等,其中第一等的要求是:除了有公平公開廉潔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之外,還要求有充份的人身、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法治和受司法和立法適當制約的行政系統。這就是香港人一般認知的「真普選」。
按這個港人認同的標準定義民主的話,2016年的時候,全世界只有52個國家在實行民主(而且還是把1945年之前已經真民主化的國家也算進去了)。這比上述所講的70個多出一大截。如果帶着這個標準比較民主化和獨立的難度,我們會說,爭取(真)民主比爭取獨立難。
大數據和認知落差
假如上述數據和分析正確,那麼就要問及香港的一個特殊性:為甚麼港人包括民主派普遍認為談港獨完全不切實際,追求民主卻「現實」得多?主因當然是港中硬實力懸殊,中方表明強烈反對港獨,那就已經「一句到尾」。但為甚麼民主乃直指其心臟的天敵,中共卻擺出「有得傾」的姿勢,甚至搞出一套似模似樣的民主東西要你「袋住先」呢?
那是因為中共像全世界大多數專制政權一樣,為了騙取管治合法性,老早搞了一套專制選舉(autocratic elections)撐場面,用的語言詞彙跟民主國家九成相似,你說民主它也說民主,於是造成彼此「有得傾」的假象,讓大家以為(真)民主縱然渺茫也始終不能說沒可能。香港的大多數民主政黨便是在這種相信之下運作的。中共不會儍得一出口便反民主,因為它還要樹立自己的那一套專制選舉;但面對獨立訴求,儘管對它而言並非致命,它卻完全沒有必要作任何保留。這就造成錯覺,以為「中共反港獨比反(真)民主更堅決」。
有這些因素在,就短觀而言,在香港宣揚獨立、自決,的確比搞民主困難,何況還有那些斷水斷糧的恐嚇。因此,這個短觀結論是不需要爭辯的,問題是長觀裏的景象卻可以很不同,因為有其他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
國史做裁決
稍早之時,本欄介紹過前上海復旦大學史學家葛劍雄教授的一些著作;葛教授的研究顯示,國史上版圖分裂、出現獨立國與中土政權分治的時間,相當大程度超過統一的時間。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與體制有弱點,沒足夠凝聚力去保證一個不斷擴張、黏合、擴張、黏合而成的動態版圖長期穩定不甩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而成為貫穿兩千多年歷史的一個貼切概括。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卻不幸未能在不斷的政治競爭中衍化出民主政制。結論是,在中國,鬧分裂搞獨立是一個古老傳統,但民主卻不是風土。
最後,讓我們看看三個從中華帝國周邊成功分裂出去的國家:朝鮮、越南和台灣。三個當中,只有一個半(台灣和南韓)是民主化了。而且,分裂出去的年份,遠早於民主的來臨。這是民主不比獨立容易的又一例證。
《尚書》提出「五服」主權觀,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華帝國版圖增長過程。在這段時間裏,歷代承先啟後武功出人的君主擴張領土,就像在大塊燒餅的周邊上一小塊一小塊地加上生麵團,再鼓動爐火加熱猛烤,以求其黏住;秦始皇征閩、粵,就那麼加了兩塊。然而,把周邊甩甩爛爛的大燒餅放到西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型那種乾淨利落版圖線裏框住,始終有困難;僅僅是黏着的周邊部份,要剝落很容易。遠觀中國,就是如此。

2017年6月7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7
六四有意義。六四無意義。六四是我的國家事,與我息息相關。六四是「你國」、「鄰國」事,與我完全無關。我永遠紀念六四。我已經忘掉六四。你偏激、無知、懶惰、冷血。你消費六四、行禮如儀。你的態度讓共產黨最高興。你在幫共產黨搞愛國教育。
這是完美的對立,因為對立的雙方都擁有絕對真理,如同白馬非馬,中國非國,不證自明,不容置疑。不過,如果兩三年來你面對這一大堆背反的二律始終有點不安,而你的普識和直覺都告訴你,那不安是很自然的,那麼,你應該和我一樣,跳脫一切真理的枷鎖,從不可思議的無知處探索對立的統一。
我於是要嚴肅地向你提出一組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的命題,卻信心滿滿地相信,無論你站在了對立的哪一方,最後都無法不以某種方式去接納這些命題。當真理真而無力,實用主義就派上用場。值得留意的是,我這樣認真挑戰你那個你從不承認存在的舒適區的時候,哲學家卻在驚訝雲裏探頭張望,對我竟然要跟你玩這個遊戲大惑不解。
其實我自己也不解。這組新鮮的命題我老早提出過,而且是公開地、不只一次,可惜人們在媒體上覆述我的說話的時候,總是把我本來用或沒用的關鍵字眼忠實地增加減少、放大縮小,結果就如同在哈哈鏡裏看共產黨那麼雙倍滑稽多倍反事實。
我於是要親口告訴獨派的你:六四有新義,你抓得住,對你和對香港影響的深遠,非比尋常;你小不忍而棄六四,即是把一筆重要的抗爭資源糟蹋了。我也要親身跟統派的你點明:你對六四的理解有理卻並無專利。別人也有理由認為,六四在中國的民主意義是虛構的、後設的;更有理由認為,六四在香港的愛國意義一開始就是微弱的,不堪一擊的,更不是唯一的。
這事情太重要,我得反覆說。
傳統的六四民主和愛國論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都一直強而有力;任何人以這兩個概念去理解六四,並以之為出發點去紀念六四,都是合理的。事實上,我還會說,香港泛民主派二十多年來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理念,教育了民眾,揭露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有苦勞也有成績,不應忽視更不可抹殺;這一點,是任何人,包括主張自決獨立的香港人,在沒有意氣的心情底下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不過,把八九六四視作一場民主愛國運動,雖然合理,卻不是唯一的合理。這是因為,如果從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緣起、發軔時的綱領、過程中提出過的口號等方面看,建設民主不是其定義性訴求,尤其是如果我們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話。北京的八九民運緣起於民眾悼念胡耀邦,一個比較開明的共產黨總書記;這與1976年清明發生的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八九民運提出過的訴求和口號,最為人知的並不是建設民主中國,而是反「官倒」、爭取集會自由和要求訂立新聞法等。
反官倒是民眾自發的廉政運動,後來朱鎔基、胡錦濤搞的嚴打,習近平推動的反貪腐,都可視為共產黨對民眾一直以來的廉政訴求的回應。儘管我們可以說群眾性的反官倒訴求包含了一種廣義的非體制性民主情緒,但它本身還不是一種民主訴求。至於爭取集會遊行的權利、要求訂定新聞法,只能算是一種對自由和法治的訴求,和民主有某種潛在的關係,但也不是民主訴求。甚至到了運動的最後期,有個別人士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嚴格而言也不能算是民主訴求而只能看作一種對自由的最強烈呼喚。說到底,香港沒有一黨專政,但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如果我們拿辛亥革命作比較,分別就很明顯。辛亥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早清清楚楚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每一個被清政府追捕的革命派,每一個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出錢出力支持同盟會的人士,都知道那是一場民主革命、體制革命。我們不排除八九年那場民眾運動裏的個別參與者,若干廣場領袖如王丹,或其精神導師如魏京生和方勵之等,心裏都可能有比較清晰的建設民主體制的目的,但如果這種主張不曾成為運動最突出最普遍的訴求,那麼這個運動還不是一個民主運動。
當時的實況是,大陸一般人對民主的理解很模糊。其時,民主一詞的通常語意有兩個,在與「資產階級」作為形容詞連用的時候,它指的的確是體制上的民主;但如果單獨使用,民主一詞就不過鬆散地泛指一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開放局面。
這個近乎自由的語意,我們可以在「民主集中制」一詞中體會:黨員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就是民主,黨委最後一錘定音就是集中。民主的對立面是集中而不是專制,這是中共刻意改造過之後的語意。江澤民有一次訪美,發表演說的時候,外面抗議中共暴政的聲浪很大,江就隨口打趣說:「很好呀,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民主嘛!」在黨的無縫教育四十年之後,大陸一般民眾講「民主」,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對89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另一種理解是:那是一場中國人民反貪污、要自由、爭取社會法制化的愛國運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帶有民主運動的某些共性,但它本身還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必須承認,把八九民運的「民」字理解為「民主」而不僅僅是「民眾」,乃是一個十分奇妙、絕頂聰明的後設做法或包裝,在國際上馬上得到廣泛支持,最後竟誘發了東歐蘇俄等地的一些真正的帶民主特性的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因此,六四的偉大意義,六四死難者終極付出的可貴,都不因我們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理解而有所減損;這一要點,無論是獨派還是統派都容易疏忽了。
連帶地,我們也可以對89年春(特別是521日那天)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民眾運動作不同的理解。假如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第一性不是民主,那麼發生在香港的那場支援運動也不可能是一場民主運動,更不可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這是不言而喻的。然則,關於這場運動的愛國屬性又如何呢?
視「香港的八九六四」為一場愛國運動,理由也是充份的,特別是從運動的領導骨幹的政治背景和投入時的主觀意識看,都毋庸置疑,但我們依然可以對其深層意義和原動力有不同理解。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可以是標示性的,可以是出擊性的,也可以是防守性的。把運動定位為「愛國」,便是一種標示;當群眾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它便帶有出擊性,但出擊往往也是最好的防守;重新理解香港的八九六四,最後這一點是關鍵。
1989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敲定、港人勢成甕中之鼈的時候,北京發生大規模抗命運動,香港人發現了一個看來很可以「隊冧」中共的機會而加以利用。這「隊冧」,既是出擊,但更重要的是一種求生本能,一種恐懼中的掙扎甚至孤注一擲,一次終極防守。香港人對北京八九民運的各種支援,既包含同仇敵愾的利他因素、愛國的標示作用,也更豐富地包含了上述的求生自保意識。
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六四在北京以失敗、屠殺告終,香港的支援行動便馬上土崩瓦解,有人沉默,有人扭軚,有人移民,都是防護性行為的延續,只不過在運動期間的集體防護眼看無效之後,大多數人採取了各種個人防護。這些當然都不是愛國心的表現。
今天,有些人不承認香港八九六四的愛國意義,但他們卻不智地同時排除了其積極防守意義。當時港人想趁機「隊冧」中共,其實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勇武自保行為,獨派完全不應否定,反而應該盡力做全新的再詮釋工作,在揚棄愛國的同時,確立香港八九六四的防護意義、本土意義和警惕作用。
我認為,儘管上述兩套對六四的理解南轅北轍,卻不互相牴觸或矛盾,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由不同政見的人士各取所需。六四這歷史悲劇,其實是香港人的一筆寶貴抗爭資源、重要啟蒙工具;年輕一輩近年雖然有其他更具現實和在地意義的政治動員槓桿以至自己親身構築的建國神話,包括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魚蛋革命等,但六四依然有其重要意義,無以取代;上星期日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參加者大排長龍擠滿一個大堂,顯見其份量。
然而,我在前往參加港大活動的時候,卻在地鐵車廂裏的新聞短訊屏幕上看到一則消息:「張文光指年輕人排拒六四的態度十分決絕。」那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認為,很多年輕人其實念念不忘六四,他們最要決絕的,僅僅是香港的最大六四活動主辦單位的悼念綱領裏頭的一些個別元素,而不是整個六四事件本身。六四是一筆政治公共財(public good),如果主辦單位把這筆資財視為己有,控制了對六四悼念活動的綱領,就會導致一些人對參與的決絕。
在星期天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上,我是三位台上的講者之一,另外兩位是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和支聯會的李卓人。卓人兄是我十分敬重的民主鬥士,我於是把握坐在他旁邊公開發言的機會,一再向他提出問題:六四既是一筆政治公共財,支聯會能否開放悼念綱領,按香港各民主派別之間的「六四最大公約數」重新詮釋悼念意義?進一步而言,支聯會能否開放其決策組織予各種政治立場的反共群體,包括獨派團體?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可以」的話,那麼張文光說的「決絕」便會消失於無形。
其後,我向卓人兄和所有在場的民眾提議,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一個綱領,各自解讀;不同的團體派別可以在自己的文宣裏注入更多正面論述。「香港的六四」面臨第二次薪火相傳,我希望大家不要不自覺地做了絆腳石。

2016年1月24日 星期日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是鳳凰浴火?還是玩者自焚?專訪《十年——自焚者》導演周冠威

星期日生活   2016124


【明報專訊】年紀大了,提不起興趣走進戲院看戲,總覺得現時劏上劏的超迷你戲院,瑟縮於商場和屋苑內,太不像樣,這更令人懷念昔日堂皇瑰麗的「景星」、「樂宮」、「快樂」、「平安」、「大華」、「麗斯」、「百樂門」、「百老匯」、「新華」、「域多利」……

最近,為了一齣電影而破戒。沒有宣傳,但場場爆滿;沒有巨星,但一樣令人動容。從未試過坐在A行的最側,雖然散場時,陣陣頸痛,但甘心,卻沉重。

說的是《十年》。

《十年》共分五套短片,眼前是《自焚者》一片的導演周冠威,樣子如時下一般陽光青年,問他年齡,「很尷尬,70後尾又不是80後。1979年出生,寫我70後啦。」

「其實最初我不太熱中政治活動,首次參加遊行是2003年。基本法明明寫,20072008年可以有普選,是騙人!爭取07/08不成功,好,我忍你。2009年曾蔭權年代開始爭取2012雙普選,官員的說話令我覺得又會再次落空,一次又一次的欺騙,我好嬲!」

劇本前身 受陳巧文啟發

不說不知,《自焚者》前身,原本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當年有位陳巧文小姐,在奧運上宣揚西藏獨立,記得嗎?她今天已fade out了,那時還未有黃之鋒,陳小姐啟發了我,創作一個政治加愛情的簡單故事。那年代剛推行通識教育,故事以此作背景,講一個中學女學生受到她通識男老師啟蒙,對政治有所思考,並發展成一段師生戀,但最後屈服於校長和制度下,戀情無疾而終,那女學生繼續走她的政治路,而且愈走愈前。劇本名字叫《港獨分子》,最終沒拍出,那是2009年的事了。」

20144月左右,周冠威收到伍嘉良(《本地蛋》導演)來電,問有否興趣拍一段有關十年後香港的短片。「咦!10年之後,很有希望,很多盼望,未發生,好多可能性喎。」於是周冠威決定接此短片來拍,雖然budget很少。

「我立即尋回抽屜內的《港獨分子》劇本,idea全部改晒,但核心不變,我想講社會講大話,一國兩制是一謊言,不要再糾纏下去,應嘗試找出路,以香港獨立作題材,寫成《自焚者》。2014年中寫好故事大綱,雨傘運動期間完成對白,從定稿至拍成,足足一年。清楚記得,煞科日期是2015416日。」為何這麼心水清?「那天是我生日,真湊巧!」

作為觀眾,自然忍不住要問電影:

■用自焚作抗爭,使人想到2001123日天安門那幕被法輪功視為自焚的假戲,是否太煽情?

「《自焚者》其實是齣『偽紀錄片』,核心是要犧牲。香港人太功利,抗爭得不夠,正如片中我這句對白『我做人宗旨唔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很多人quote。」

■對那場雨傘運動,有何感想?

「雨傘運動其實很溫和,阻街啫,大家付出不多,然後又走了,當沒有事發生過,如果你認為阻吓街就做到很多嘢,太幼稚園級數!」

■為什麼自焚地點不選中聯辦或禮賓府,而是英國領事館?

「片中已提過,共產黨和英國佬,你自焚,話之你啦,但二選其一,揀外國佬好過中國佬喎。這不是戀殖,戀殖是傻的,所以一開場我就鬧英國佬,鬧聯合國。」

■南亞裔少女的角色,是否刻意寫進去?

「不想我套片給人感覺是搞民族主義,以為香港人有優越感,我很討厭民族主義,曾考慮過用新移民,最後才決定用一位土生土長的南亞裔少女。」

■「港獨」?

「一講港獨,好似邪教咁,好慘㗎!想都不能想,講唔得,諗吓都得啩。很多殖民地都可以立,為何香港不可以?可以拍《肉蒲團》或色情暴力,為何不能拍港獨,因港人太功利,又或者怕共產黨,有港人被共產黨洗了腦。」

■全片出現得最多的三個字——共產黨,多出自那位包頭巾的作家口中。

「他代表地下組織,勁講共產黨,我故意安排他在密室般的場景拍攝,十年後被通緝。他的演技很『搶』。」

「雨傘運動喚醒的人不夠多」

■五金店東主的角色,同樣如畫龍點睛……

「五金店老闆一角是雨傘運動後才加入,之前的故事大綱是沒有。我寫完抗爭者,想寫一個服從者的小人物。雨傘運動這麼大,原來喚醒的人不夠多,你們為何服從到如此地步,為何不幫幫手,你以為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準會找上門。五金店老闆賣汽油啫,都要軟禁,角色靈感來自劉曉波太太劉霞。」

■據聞有演員接過劇本後,不敢接拍。

「對,不止一個,有幾個,他們怕返國內有問題,我唯有立即換演員。」

■獅子山的雲霧,片中出現不同日夜情景,是否另有所喻?

「影片是講一些大的話題,獅子山的背景,想觀眾的視覺擴闊一點,濃霧繚繞,像香港前途,看不清盡頭。這段外景,是一位攝影愛好者的朋友拍攝,他象徵式收費便給我採用,十分感謝他支持。另外,片中催淚彈的煙霧,也是代表香港前景不明朗。」

■最後一幕close up,總令人想起雨傘運動。

「對呀,很多觀眾都說焚燒雨傘這一幕,有該運動的影子,其實,這一幕是在雨傘運動之前寫好。傘是自焚者一個象徵,沒可能拍真人自焚,太殘忍;又不想用特技拍,最後決定拍一幕燃燒中的雨傘。」

後記
周冠威千叮萬囑不要「劇透」自焚者的身分,不要穿結局。《十年》由送檢至今,未遇任何審查關卡,「未至於10年之後,香港仍有自由,香港人仍可看到《十年》。」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是《十年》首間放映的戲院,我和周冠威一致同意:「佢真係夠膽上喎!之前《十年》票房仍屬未知數,對一間商業戲院來說,太危險了!」

《十年》在去年1217日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正式公映,上映前還有幾場優先場,都是場場爆,甚至一日放映幾場,卻突然在本月初落畫,令人有政治打壓遐想,周冠威亦不明所以:「沒有政治打壓的證據,但事實上,《十年》的票房比當時在該戲院上映的任何電影都要好,真難明。做得好好睇睇啲,三日映一場都得啩!」對《十年》還期望公映多少天,周冠威如此推測:「如無大意外,應一直放映到二月頭。」

以下片中金句,經常被人quote,問周冠威是否他神來之筆?「我是編劇,編劇是做這些文字工作,哈哈。」

「我做人的宗旨,不看行還不行,而是看對還是不對。」
「自焚不一定是絕望,是燃點希望。」
「香港不獨立,就不會有真普選。」
「共產黨的邪惡,是非一般常理可推測。」
「十幾年學得最多是陰謀論;失去最多,是信任。」
「你的家也是我們管的。」

「所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但《十年》預言,搶先此時此刻兌現:五金店東主,使人想到「銅鑼灣書店」五位失蹤負責人;英國領事館自焚,更想到BNO再度有市場;秘密警察和政治系教授訪問途中「熄機」一幕,使人聯想到背後的「強力部門」。但希望2025年前,不會收到以下一則短訊:「五個導演友……」

■問:何國標
油麻地地膽,嗜好城市考古,家族經營木器老店,對上一次入戲院是在加拿大看《鐵達尼》,認識周冠威太太多年。對《環球時報》就《十年》的評論感神傷。

■答:周冠威
電影《十年》中《自焚者》一段的導演,演藝學院畢業,前作是《一個複雜故事》。

文/何國標
圖/何國標、被訪者提供
編輯/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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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法廣RFI】不會回到文革 不須武力擴張 但大陸病毒正蔓延

法廣《北京話題》欄目報導   2015年10月25日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先生在美國國會作證,首次提出「中國式病毒」這一概念。最新出版的《內幕》雜誌,以5萬多字的篇幅,全文刊載了9月20日大陸研究院對何頻「中國式病毒」的研討發言。這次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來介紹關於「病毒」的討論。

*法廣:高伐林先生,「中國式病毒」這個概念是怎麼提出來的?

高伐林:這個概念,是何頻在2015年6月3日美國國會的中國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來的。隨後,8月21日,他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的長篇專訪,更詳盡地闡發。何頻在中國研究院的研討會上回顧說,他一直很困擾:30年來為什麼這麼多學者對大陸的分析和預測,被後來的事實證明並不準確?是不是我們研判大陸問題用的道德的、學術的、政治的標準和框架,可能不對?他從迷惑中萌生了「病毒」的念頭。

在研討會上,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了當時旁聽何頻作證。他說,與其他證人曆數大陸政府違反人權的劣跡,希望美國主持公道不同,何頻表明,我來這裡不是「告洋狀」的,是來警告你們的——別說救大陸,美國能救自己就不錯了!

法廣:「中國式病毒」,指的是什麼呢?

高伐林:何頻的「中國式病毒」,為分析大陸問題提供了別開生面的新視角,讓觀察者跳出了此前左的或右的分析框架:大陸確實是「和平崛起」,習近平無意武力擴張,並不想復辟「文革」,不會回到共產主義,更不想當希特勒。然而,與大陸模式相伴而生的「中國式病毒」,是用另一種方式,一種人們沒有想到、更沒有警惕的方式,核心是黨國體制之下的腐敗,來危害西方和世界,不是轟隆隆的衝擊,而是靜悄悄的腐蝕。它對世界形成了比武力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另類嚴重威脅。成吉思汗用騎兵征服世界,英國用炮艦征服世界,大陸正在用病毒征服世界,掏空普世價值和世界通行的遊戲規則,文明世界有可能被吞噬。

法廣:「中國式病毒」有這麼厲害嗎?

高伐林:研討會發言者列舉了大陸金錢外交、腐敗開路,對西方政界、企業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傳染的癥狀。政客和商人為了拿到訂單、市場、支票,在大陸式的生意經面前就範,學會「搞關係」,聘僱「太子黨」、爭相巴結大陸官員,這方面例子舉不勝舉。就說出版吧,最近幾年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是大陸,倫敦書展主賓國是大陸,美國最大的紐約書展今年的主賓國,又是大陸,一個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卻在西方自由出版市場到處成為主賓國!有些西方企業 例如Facebook,直到今天還被大陸攔在門外,老闆照樣去歡迎習主席,桌上居然還擺著一本習近平的書——他們還沒有實際得到大陸的利益呢,只是出自對從大陸得到利益的想象,就足以使他們放棄民主自由的理念。

 
法廣:「中國式病毒」勢如破竹的秘訣何在?

高伐林:學者們分析了「中國式病毒」的強大潛能,來自於它的低道德甚至是零道德優勢,來自於人性的貪婪和信仰的崩潰,來自於對負面人性的迎合和駕馭。樹若無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別人花費巨資研發的產品,大陸隨意「山寨」;別人不敢做、不敢接的生意,大陸照單全收……這樣的 國家不成功,什麼國家成功?

但是,「中國式病毒」造成大陸巨大的「透支」:透支的不僅是環境和未來,更是靈魂和良知。

法廣:「中國式病毒」是誰「試製」出來的?

高伐林:它向全世界擴張,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自然擴散」的甚至是集體無意識的過程,把大陸國內那些見不得陽光的做法,變成了國際間交往的潛規則。「病毒」並不是大陸哪個當權者的創造發明,並非中南海的主觀故意,或許他們自己也始料未及,是各種主客觀因素因緣際會,例如大陸國力增強和大外宣發力、大陸富豪財力雄厚之後要對外擴張,要修改甚至推翻他們認為不利於己的規則,堅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信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等等因素。

會上發言者還紛紛指出,西方社會對「中國式病毒」的蔓延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法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認為?

高伐林:隨著價值觀的解體,西方社會正在對「中國式病毒」喪失免疫力,趨於功利,遷就邪惡。就在最近,我們看到「中國式病毒」在西方發 作的更多癥狀:聯合國大會前主席收下大陸政協委員等人的賄款高達130萬美元;大憲章的國家——英國,在習近平來訪時,為經濟利益而放棄在人權問題上批評大陸……「中國式病毒」,似乎接近了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法廣:研討會還討論了什麼問題?

高伐林:圍繞「中國式病毒」,涉及各方面話題。例如,「中國式病毒」對世界文明究竟危害程度和規模如何?「中國式病毒」與中國模式究竟 是什麼關係?「中國式病毒」是來自毛澤東路線,還是鄧小平路線,或者是毛與鄧的惡果的疊加?等等。美國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關於「中國式病毒」是來自製度還是文化的設問,引起大家熱烈爭論;學者羅小朋指出,何頻是想超越意識形態的話語和道德話語,警告世人:「中國式病毒」在全球化時代的傳播,可以成為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一個具體的實現通道;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說,西方現在有個詞叫「軟實力」,指的是靠精神文化產品弘揚價值觀,吸引其他國家人民;而何頻的「中國式病毒」正好相反,顛覆現存人類文明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則,可以從學術上定名為「負能量軟實力」。

(索菲/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採訪報導)

何頻專訪:中國式病毒威脅世界文明



作者 齊之豐 
美國之   2015年8月21

 明鏡集團創辦人何頻

病毒是一種很奇特的生物。實際上,人們對它能不能算是生物都有爭議,因為病毒不像其他生物一樣可以自己繁殖,而是必須借助於它所入侵的寄主生物細胞的原料和遺傳設備來繁殖。

換句話說,病毒首先入侵寄主,成為寄主細胞的一部分,然後利用寄主來繁衍自己。病毒的這種奇特的生存和繁衍方式使它可以大舉擴散,無藥可醫。

典型的病毒擴散是人類流感病毒,病毒入侵人體細胞,成為人體細胞的一部分,但被病毒感染的人,抗生素愛莫能助。於是,病毒在當今世界也成為形容大舉擴散、勢不可擋的事務的常用比喻,如病毒式營銷,電腦病毒等等。

如今,在討論中國崛起問題給全世界帶來的種種機遇或挑戰時候,「中國式病毒」的說法也開始流行起來。最初明確提出「中國式病毒」論的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

在何頻看來,眼下世界各國的政界和學界討論中國的崛起,爭論/辯論中國的崛起究竟給全世界帶來的好處多還是害處多,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文不對題,或說是見木不見林;實際上,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事實;中國那種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更是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國家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

作為明鏡集團的創辦人,何頻的新聞和出版理念是,媒體應當是社會公器,新聞和書籍出版必須兼容並包,必須全面真實地提供各種信息讓公眾和決策者可以做出判斷和選擇。與此同時,何頻也認為,媒體努力追求兼容並包、全面報道,並不妨礙或不應妨礙媒體人擁有自己的價值觀,沒有價值觀的媒體人無異於沒頭蒼蠅。

「中國式病毒」論明顯地反映出何頻的價值觀。他認為,在堅持獨裁又熱衷於利用市場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當今中國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獸,中國式病毒勢不可擋的擴散有可能顛覆我們所知的文明世界;人們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反思世界文明,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嚴重缺陷和問題。何頻認為,正是西方國家的這些內在問題使中共政權得以坐大,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讓中國式病毒得以流毒全世界。

無獨有偶。2008年,美國記者裏查德.貝哈爾在一篇有關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的長篇報道中,也使用了人體寄生蟲痢疾內變形蟲(Entamoeba histolytica)的比喻——那種寄生蟲入侵人體,使人體免疫系統失靈,讓人開始時不會有什麼不適的感覺,但等到感覺不好時已經大事不妙。在貝哈爾看來,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援助以及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貝哈爾同時也承認,在非洲進行經濟擴張的同時,中國確實也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其他國家所不能或不願提供的大筆經濟發展援助)。

貝哈爾將他注意焦點集中於中國對非洲的影響,何頻的中國式病毒論則是說中國對全世界、對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基礎影響。

何頻上世紀80年代即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政治改革、農村發展、文化發展戰略的長文,近年則出版了《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中國:政改還是政變》、《中國預言》等專著。記者和評論撰稿人出身的何頻喜歡用生動直截的語言來陳述事實,表達觀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解釋他的「中國式病毒」論之餘,他也鮮明地表達了他強烈的個人觀點:

「誰會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當然不會的。江(澤民)家溫(家寶)家劉(雲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貪官汗顏。清點那些被抓貪官家裏搜出的現金,燒壞了點鈔機,但不就是幾個億嗎?與人家百億、千億能是一個級別嗎?所以我說,不要隨意將被抓的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級那種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裏的真老虎嗎?」

「我開玩笑說,(日前被判死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軍中行賄受賄、吹牛拍馬、弄虛作假那麼多年,才好不容易撈了個中將;你劉源(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了幾年兵,你的上將又是怎麼得來的?誰更腐敗,誰更無恥呢?」

中國與中國式病毒

問:你是什麼時候或為什麼想起病毒,並把病毒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的?

答:過去三十年,我們沒有停止過對中國作出分析、判斷與預測,在某些具體事件、某些層面,也許有過準確的掌握,但從整體趨勢上,我沒有看到有誰的洞察力穿透了毛澤東去世之後這三十年,沒有人在三十年前預言到中國變成這個樣子:經濟力量如此強大、政治如此腐敗強硬、社會道德如此混沌墮落。

雖然政治學算不上嚴格意義的科學,但政治學者們還是努力建立了一些可以衡量國家發展的框架、模式,可這些模式沒有一個能套得上中國。有人從歷史中尋找案例,還有些人以文明潮流、普世價值、政治倫理、經濟規律等等來評估中國。但在今天的中國現實面前,他們無一不顯得空洞無力,甚至淪為被人嘲笑的話柄。

七、八年前或更早一些時候,我提出了「重建中國未來的想像」的觀點,不久又寫了《2021:中國民主化來臨》。我試圖引發人們的思想激情,能夠對中國模式作出非官方的、獨立的解釋。我覺得這種解釋對探索中國應當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非常重要。但中國的自由派和左派多年來幾乎都沉醉於互掐、互相妖魔化,同時又為一部又一部的狗血現實劇亢奮不已——當然,他們的這種理論爭吵、他們與社會的互動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可以說也是在培植現代文明社會的基因。只是我注意到他們很少檢視自己。

他們也很少討論一些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例如: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發展究竟為什麼超過了我們的想像、預見呢?誰在1976年預見到了中國三十年之後經濟總量會成為世界第二、政治體制三十年之後更為堅硬?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發展還會出乎我們的想像、預見嗎?為什麼我們討論的框架、模式會在中國問題上一再失靈呢?是政治立場模糊了我們的視線嗎?還是我們的政治立場本身就有問題?

我自己也在黑暗中摸索這些問題摸索了很久,直到有一次與朋友聊天時感覺突然看到了亮光。

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與人餐敘,可以說是working lunch。我常到世界各地去,對景點興趣並不大,重點在尋找可以聊天的人。當然,我所在的紐約才是「全球聊天中心」,各個地方的人都會前來,所以我每週都有好幾場與人餐敘的機會。我不喜歡穿西裝打領帶的那種浮華聚會。如果幾個人隨意找家餐館咖啡館,可以天南海北的聊天,是一種美好生活,也使我在那種場景下思想變得活躍。

坦率說,多數情況下都是對方找上我的。對方可能是商人富豪,可能是敎授作家,也可能是官員平民。我不需要他們的支票、選票,甚至也不需要給對方留下什麼好印象。所以,我的談話常常可以無所顧忌。同時,我也從這些背景不同、價值觀不同的來客那裏獲得觀察中國與世界問題的不同視角。

「中國式病毒」便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合隨口講出來的。聽者當時愣了一下,很快反應過來,跟我說「你這個提法算是把中國問題點透了」。當時的具體時間我現在忘了,可能是去年甚至前年。後來我在與更多的人餐敘時又繼續講這個「中國式病毒」論,當然不斷地加料。

有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朋友特別激動,說把中國的發展模式歸納為中國式病毒,這個觀點不但具有政治學意義,從根本上點破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而且可能影響世界戰略趨勢,類似於文明衝突論和歷史終結論。他們建議我寫成文章甚至專著。這樣的評價自然有些誇張。我不具有亨廷頓、福山的學術素養和工作條件,但我也相信我提出的問題未必就沒那麼重要。

今年六月初,在美國國會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我第一次公開、正式提出了「中國式病毒」論——中國已經和平崛起,而且已經開始向全球擴張;全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共病毒式的侵蝕不但沒有應有的警覺和應對之法,而且還一直在幫助、成全中共,中共領導人現在是世界舞臺上最受歡迎的來客;支票、市場使政客和商人無視人權,從而使中共踐踏人權更無所顧忌、更為放縱。我相信,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而不扭轉的話,人類文明的基石可能遭遇比熱戰、冷戰更可怕的摧毀。

我並不是奢求我在美國國會所說的話會有立即的反應。我之所以選擇在美國國會而不是某個學術會議講我的這個觀點,是美國國會具有公眾性和歷史記載性,而我也不需要依照學術要求表述和獲得學術認可。

中國式病毒典型症狀

問:你先前讀過貝哈爾的關於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以及他的痢疾內變形蟲的比喻嗎?

答:沒有看過貝哈爾的那篇文章。

西方媒體對中國近年在非洲的擴張報導、評論很多。它們更多地是從攫取佔有經濟資源的角度進行報導和評論,也有個別文章講到中共的政治影響。我們知道,非洲從來是中共外交的一個支點。毛澤東時代便利用了非洲的貧困,需要外援的一些非洲國家成了中共一切政治行為毫無保留的支持者,雖然這種支持只是在聯合國會議一國一票的表決中湊個票數,或者發表中共外交官事先為他們擬好的說詞,但這就足可以在中共媒體上作為「國際力量」來利用了。

簡單地說,毛時代中國是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支持。毛澤東死後到鄧小平死前,中國與非洲基本處於休眠期,中非貿易額在10億美元左右。到江澤民掌權,開始用投資來換取非洲的自然資源,然後將非洲作為中國新市場來開發,現在已經將非洲作為中國模式的一個延伸、測試,等於是將非洲部分國家殖民地化。現在,中非貿易額超過了1600億美元。

美國意識到非洲地緣政治的變化,奧巴馬總統訪問肯尼亞的返鄉之旅便是想強化美國在非洲的戰略利益。不是說奧巴馬的動作太晚了,而是中國模式更容易在非洲受到歡迎和生根。或者,套用一句中共的習慣用語:更符合非洲的實際。

因為非洲本來就是一個低人權的地方,一些國家就是軍政權甚至是原始部落,跟中共這一套不講人權只求發展的模式,不正好配套嗎?我好像看到過一個報導,某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在非洲比美國更受歡迎。這種事情我一點也不驚訝。如果你從中國前往埃塞俄比亞,你發現這就是中國,你也打不開谷歌、臉書。

當然,中共的雄心不止在非洲。「新中國」不能只出現在非洲。

問:言歸正傳,在你看來,中國式病毒在中國的典型症狀是什麼?

答:一開始我們就討論了我們過去為什麼不能準確把握中國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在用已知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並預言其發展趨勢。問題是,用封建王朝、用社會主義、用資本主義甚至用法西斯等一切國家形式的標準,都沒辦法說清楚中國的政治屬性。

事實上,中共自已也從來沒講清楚中國現在是什麼。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這種理論上的含糊不清和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的胡言亂語當成國策,是中國價值混亂、體制混亂的症狀和根源,也是中國全面貪腐的症狀和根源。

然而,這又恰恰是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沒有垮臺、在蘇東波中沒有崩潰,反而在經濟上持續高速增長,只用了二十多年功夫便將中國變成了經濟大國,甚至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之一的根本原因。

中國式病毒之詭異

你用什麼政治學理論、經濟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一切?如果西方的理論不能解釋,那麼支持中共的理論又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嗎?同樣不能。從學理的意義上,中共的理論根本就不能算什麼理論,它只是對領導人的講話作詮釋,只是自說自話。它不能在中國的公眾平臺上自由審視、討論,更不能質疑、批評。它只能算暴力的輔助工具,如同中共的媒體,是宣傳工具,是暴力工具。它可以批評別人,但不容別人批評。事實上,中共內部有幾人相信它的理論、宣傳?他們只相信這是欺騙人民必要的工具。

問題在於,中共在這種糊裏糊塗的理論下,在沒有改變政治體制的情況下,建構了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政治倫理、經濟關係。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無法無天、一窮二白。現在的中國是有法、有天、有錢,但法是惡法、天是霧霾、錢是贓錢。

1949年以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沒有真正的選舉,沒有真誠的協商,但它卻有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

一切權力完全由中共壟斷把持,主要由官員和聽命於中共的偽代表組成的人大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給它的各種任命、通過由中共各利益系統交給它的法律法規。這個過程中民眾沒有參與選擇、沒有討論反對的機會。但是中共的黑箱作業卻通過人大變成了中國公民必須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種法律。

與此同時,中國的政協其實就是一個名利場。各路富商大賈或名流不是來與中共協商什麼政治,而是以成為其委員作為一種被官方認可的頭銜,可以拿來炫耀,或拿來當保護傘。中共則利用這些名流為其政權貼金。這種陽光下的醜陋交易,兩方演得冠冕堂皇。

有人將中國的政協、人大類比於西方的議會上下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這種類比其實是徒有其表,不倫不類。但中共用其表便可號令天下。每年的「兩會」,它還就裝模作樣地開,幾千個記者也裝模作樣地報導。只有稍微有點職業自尊的記者才拍幾張與會者打瞌睡、美女給主席臺上諸領導倒開水的照片,或者追問一下毛(新宇)將軍、李(小琳)委員這對活寶。但你嘲笑、諷刺有什麼用?人家明年還照樣如此開。

看看中共的法律系統,公安局、檢察院、法庭、律師、司法這樣的機制,表面上看起來貌似和大部分正常國家也一樣,但真正運作起來則是南轅北轍。中共的各級法律系統不只是上面還有一個黨的政法委,而且各部門還有黨組織,根本就沒有什麼互相制約,都是在黨的名義下互相串通。如果你律師不肯乖乖成為其為一部分,或者你不去行賄,那你就總是寸步難行,甚至得身陷囹圄。

從道理上講,既然如此,還弄這麼多部門幹什麼,還要這個律師職業幹嗎?為什麼不乾脆一切由公安局辦了算了?抓人、審判、監禁一條龍?可中共不這樣做。它告訴你,它要「依法治國」呀!但它不告訴你前面還有四個字:依黨治法;也不告訴你後面還有四個字:依國治民。依黨治法、依法治國、依國治民,這才是中共法制建設的完整套數。你瞭解了這一點,也許會說這法有什麼用呀?但中共就是用這種惡法,叫反對者生不如死,死也不得好死!

病毒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領域還不是同樣荒唐嗎?那個朱鎔基至今浪得好名聲,好像是一個強者、改革家。他將幾百上千萬的國企職工趕下崗,又將國企賤賣給權貴家屬、關係戶,成就了多少超級富豪?誰會將這些帳算在朱總理身上?他還將自已的著作(其實都是些吹牛皮的職務講話稿)版稅捐獻出來給社會,贏得更多美名。那點版稅與朱享受的常委待遇、他孩子的收入比起來,夠一個零頭嗎?

中國股市這幾個月很熱鬧,我看了一下,這是什麼股市呀?一些炒股的朋友,幾乎都說自己有內線,而且也不忌諱吹。股市漲也漲停,跌也跌停,為國護盤,惡意做空,警察進場,敵對勢力……沒什麼邏輯,沒什麼事實,沒有什麼專業,一片混亂。我問一位朋友,為何不乾脆弄國庫券算了?你猜對方怎麼說?不搞股市不好撈呀!如此又如何呢?反正,股市不會徹底崩盤呀。

誰會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當然不會的。江(澤民)家溫(家寶)家劉(雲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貪官汗顏。清點那些被抓貪官家裏搜出的現金,燒壞了點鈔機,但不就是幾個億嗎?與人家百億、千億能是一個級別嗎?

所以我說,不要隨意將被抓的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級那種「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裏的「老虎」嗎?

好玩的是,各方將反貪視為新君的德政,將王岐山更是神化上天。其實,為什麼那麼多官員腐敗,關鍵是中共這個體制是鼓勵腐敗的體制。沒有腐敗誰會當官?如果你不為腐敗而當官,那更恐怖!現在拿幾個不順眼的人當成「貪官」來治,卻又贏得了反貪名聲——天下就有這麼多人信這樣的糊塗道理。

我開玩笑說,(日前被判死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軍中行賄受賄、吹牛拍馬、弄虛作假那麼多年,才好不容易撈個中將;你劉源(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了幾年兵,你的上將又是怎麼得來的?誰更腐敗,誰更無恥呢?

那個專門反腐敗的紀委明明是個濫權無度的腐敗衙門,卻裝成一身正氣,還能贏得掌聲!

可以說,從政治理論、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經濟行為,在中國都是不合倫理、不合邏輯、不合天理、不合民意。但它就是這樣在運作,而且將經濟弄得很紅火,弄得全世界都眼紅,弄得它還可以嘲弄民主國家、民主政體。

嘗試給當今中國定義

講不清當今中國的體制究竟是什麼東西。它不是真正的封建王朝、不是真正的個人獨裁國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不是基於政治理想、不是基於宗教信仰。它以前不知道今天會變成這樣,現在不知道未來會變成什麼樣。這是一個建立在歷史謊言基礎上、虛設了現代政治結構、利用宣傳工具騙人騙已、用社會主義控制國家經濟又用市場為權貴謀利的國家怪物。它破壞正常的人倫、法理、宗教、自由、人權。它偷換執政黨與國家的慨念,讓人們愛國其實是愛黨,卻公然宣揚軍隊絕對由黨領導而不是國家擁有。它功利、勢利,沒有底線,只要為了中共權力和權貴利益,它可以出賣一切,可以一切胡來……

你可以給當今中國一個什麼定義?

我試著這樣定義:一個用暴力控制、用謊言宣傳、用利益腐蝕、沒有任何固定主義、信仰的國家形式,它摧毀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達自由,沒有法律和道德底線,只求將獨裁執政黨與領導人的權力和權貴利益最大化。我認為這種國家形式對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許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響四處蔓延。我把這叫做中國式病毒擴散。

當然,我也不敢自詡我這就把問題說清楚了。事實上,中國式病毒不只是國家形式,而且是一種社會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國人的肌體和心靈。我相信太多的人對此都身有體會,但都無能為力,感覺只能這樣混下去,沒辦法,沒轍。因為這種東西很能破壞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們對它無能為力。這不是病毒又是什麼?你還能找到更合適的詞嗎?

對當今中國的認識盲區

問:你認為,在當今世界,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和辯論都有什麼大盲點或致命性缺陷?這種盲點或缺陷的成因是什麼?

答:很多人都喜歡以史論今,講的人頭頭是道,聽的人也認可「以史為鑒」這種邏輯。演講者往往喜歡講故事,講一個典故,顯示有學問,又通俗,皆大歡喜。

我有點懷疑歷史重複論。雖然人性的故事幾千年變化不大,但把價值、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來用進行歷史類比就太簡單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之下發生的事,邏輯結構有根本差別——以前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分同時在合,合同時在分,分合不用那麼「久」了,而且變化的內涵也不是那麼單一、黑白分明了。

歷史的功用當然是更多地瞭解我們的先輩。另外,某些因政治或其它因素被掩蓋、被扭曲的歷史當然也要還原真相,伸張正義。歷史的教訓也有某些警示作用。但歷史的效能現在被誇大了。有的人還利用歷史來搗糨糊,自欺欺人,為政權提供合法基礎。例如中國人比較喜歡講「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為什麼就不問問什麼地方「自古以來就是別國領土」呢?中國人很自豪:「中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但他們為什麼就不問問中國今天為什麼如此不文明、反文明?或者為什麼不問問:中國今天還算一個文明國家嗎?

有時被歷史一攪,反而模糊了我們對今天的認識。這麼多年討論中國崛起,有很多是基於歷史的教訓:歷史上似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就近代史而言,日本、德國的肌肉發達了,便發起了侵略戰爭。所以,防止中共軍事擴張,就成為擔憂中國崛起的主要考量。這個期間,中國軍費持續增加了,尤其是幾個穿著軍裝其實是文工團員的「軍事專家」在電視上亂喊叫,等於給中國軍事威脅論提供了證據。

當然,中國軍隊在南海、東海活動明顯頻繁,解放軍武器裝備更新、提升也很顯著。但中共離真正具有全球軍事投射能力、或者敢於在東海南海打一大仗,還很遙遠呢。就是在中國本土,且不說軍隊連在國家的法統地位都沒有,只是一支中共的私家軍,單就軍事意義而言,軍隊的腐敗之嚴重比官場的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軍隊的結構還停留在二戰時期、國共內戰時期。而中共的假想敵人,比甲午戰爭時期清王朝的敵人多多了。

我曾經設想,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也就是打算「走個火」。我有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擦槍為了走火。或者,與菲律賓交一下火。但到現在,走火的事還沒發生。

戰爭是改變政治格局、地緣戰略最粗暴、最迅速的方式,但弄不好也會迅速將玩火者自己毀了。所以,我認為中共對打仗還是會非常謹慎,會盡力避免的。但這主要不是它沒有能力,或者膽小,而是它不需要打仗。

為什麼不需要?道理很簡單。現在的中共政權不是殖民歷史時期的德國、日本——發起一場又一場戰爭,征服一個又一個國家,像當年的德國、日本一樣,多難呀,代價多大!佔領人家土地,麻煩又有多大!今天爭奪土地,只有以色列、巴勒斯坦還死不相讓,那是宗教的驅動力。對於大部分國家而言,佔領人家土地還有多大意義?

今天中國只需要帶上支票——有時候支票還是空頭支票——便可以得到他國夾道歡迎,就可以擁有對方的土地、資源、技術、勞工……它還要用武力幹什麼?

我不是說中共沒有軍事野心,但現在其軍事重心是防止國內民亂和國際干涉。它也在加速發展現代軍力,不過在可見的十年或更長時間內,它並不需要用軍力為中國崛起保駕護航。它耀武揚威的目的是給民族主義打興奮劑,或用來欺負、威懾老百姓。

所以我說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是傳統上、歷史上的那種崛起。它沒有向他國開一槍,也沒有一個國家向中國打一炮。它的確是在和平環境中,成為了經濟超級大國。

對中國崛起的很多討論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有很多因素,我現在只從歷史、軍事角度檢視一下。我在前面也講到,分析中國出現失誤的另外一些原因,是專家們用了專業標準、模式。中國的崛起恰恰是反標準、反模式,而且是反道德、反傳統。

中國病毒外國症狀

問:你對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很不以為然,建議把他的新書的書名《與中國打交道》改為《如何討好中國領導人》。你也認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在你看來,他們也是受了中國式病毒的侵害了嗎?

答:中共常強調「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照撤離外國」的一套,也常用一句話斥責異議分子:「與境外勢力勾結」。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並非國產貨,照搬的是蘇俄一套。而且,人家自己都拋棄了,但中共不顧中國國情還在堅持用其表殼。

從中共建黨開始至今,不是直接接受外國人的領導,拿外國人的金錢物資用於暴力推翻本國的政府,便是千方百計找外國人來撐場面。今天在中國的外國人就更多。隨便一個什麼爛電影破電視節目都找來一堆洋面孔。有個中國遊客對我開玩笑說:難怪西方社會秩序那麼好,恐怕是西方的壞人都跑到中國了。

如同中共在非洲如魚得水,西方一些沒有道德底線、無視中國人權惡劣、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人,是會很喜歡今天中國的。而基辛格、保爾森這樣的人,不但從中國獲利獲名,還要當中共的吹鼓手,因為這樣會獲得更大的名利。基辛格從毛澤東吃到習近平,期間還跑到重慶去為薄熙來站臺,誰在臺上他就拍誰的馬屁。中共也非常重「情義」,從來將基辛格當成寶。因為基辛格跟著中共、是吃定中國的一面旗幟,不能倒。

保爾森是後來者。你看他書中描述的中共領導人,都是那麼可敬、可愛、可親,有智慧、懂分寸,西方領導人中找不到這樣一批賢人能人。當然,保爾森書中也有一個他不以為然的領導人。誰?已在獄中的薄熙來。如果薄還在臺上,保爾森還會對他有微詞嗎?他那本書《與中國打交道》是本「指南」,告訴你怎麼討中共領導人歡心。所以我建議他更直接些,書名不如叫《如何討好中國領導人》。

基辛格、保爾森何等聰明、精明呀,他們知道拍中共領導人馬屁不會使他們在多元的美國失去什麼,卻絕對可以在中國得到巨大好處。他們是中國式病毒的感染者,也是中國式病毒得以擴散的媒介,甚至是中國式病毒的一部分。沒有他們,美國不會有那麼多人跟著被感染。

中國式病毒來源

問: 我們再說中國。你覺得中國式病毒主要來自哪里?是來自毛澤東(徹底蔑視人權)?鄧小平(黑貓白貓實用論)?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胡錦濤(什麼都不在乎的不粘鍋)?

答:中國式病毒主要來源於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對毛、鄧的歷史地位、歷史影響的問題,我與很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看法不同。

的確,毛澤東在政治舉動上新鮮東西不少。他擅於在政治上打遊擊戰,讓同僚們互相殘殺。他擅於利用群眾,讓群眾鬥群眾,他自己成為萬獸之王。他有似乎像樣的權謀術國學修養,但他的政治思想、標準又來自蘇俄、共產國際。他是一個暴君,同時是一位讀書人,一位浪漫詩人。他那套烏托邦的東西,確實符合很多人的理想,但大體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沒有本質差別。幾乎每一個共產黨國家,其主要創始人都和毛澤東差不多。

毛澤東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並不大,除了巴爾幹島,亞洲幾個國家,沒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執行毛的路線。

雖然我對毛的那套是全部否定的,但不可否認,在毛的時代、蘇東的時代,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確是人類的一種理想探索,一次失敗得非常徹底的試驗。無數人的生命、靈魂被試驗掉了。因此,否定毛、否定蘇東也相對也就容易很多。

鄧小平不同。他不是讀書人,沒有浪漫情趣,只會打一手悶牌,還有實用主義。「改革開放」使他獲得巨大名聲、尊敬,但他仍是在毛澤東的陰影中,因為毛太高大了。表面上,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繼承者,他的治國思想建立在毛澤東遺產之上。其實,鄧小平對中國的影響比毛澤東更巨大、更久遠,對中國與世界的傷害更難以修復。而且,在人類政治史上,他有很壞的原創性。

鄧小平沒有可以講得清楚的理論、思想。他就是幾句口號:「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我前面講過,這幾個句話就是中國今天一切的亂源,或者說是中國式病毒的根源。

如果他這幾句話是在現代文明政治、現代法治之下的表述,還說得過去。但鄧小平的先導詞是什麼?堅持中共黨的領導!就是一切都要在一個獨裁黨的控制下進行:它叫你捉的老鼠你才可以捉,它叫你摸的石頭你才可以摸,它認可的一部分人才可以富——同時,它隨時可以翻臉。

毛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破產,鄧小平就是用這幾句話救活了中共,而且將中國變成了經濟總量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國家。但也是這幾句話,使中國整個社會也包括中共進入了一個遠比毛澤東時代價值、道德、政治、社會行為更為錯亂、更為腐敗的時代。經濟大發展不但沒有為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提供動力,反而為中共政權拒絕、嘲弄人類文明提供了支持。

至於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只不過是中國式病毒的傳播者。江澤民傳播得起勁些,胡錦濤弱勢些。江胡都不會在歷史上有什麼地位。他們在任上提出的各種口號,什麼「講政治」、「三個代表」、「八榮八恥」、「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無一不淪為政治笑料。

而習近平,政治上尚未定型。雖然他口上講了些毛語錄,也有一些毛式行動,包括他的反腐行動,但他只是試圖對鄧小平遺禍作些清理、修正、調節,並不是要回到毛時代。他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時代。如果真回到毛的文革時代,轉型反而更容易些。

我要再回過來強調鄧小平為什麼對中國、對全世界危害更烈。首先,雖然他與毛澤東並非絕對對立,但他繼承了毛的部分病毒,又生成了自己的病毒,毒性加倍,所以危害更大。再者,毛澤東的病毒有一道東西牆相隔,西方有足夠的警惕、卯足勁對抗和封殺;而鄧小平的病毒是誘惑人的,沒邊界的,所以往往難以警惕,傳上身都不知不覺。

西方國家能否抵禦病毒

問:病毒入侵人體,比如,感冒病毒入侵人體,是無藥可醫的。感染病毒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能聽天由命,全要看自己身體原有的抵抗力能否抗過病毒。你覺得西方國家還有什麼身體抵抗力可以抗中國式病毒嗎?

答:西方當然有抵抗力。西方國家無論如何,不管經濟不好還是政治亂爭,但它們的民主、自由的基石仍在,因此還是有一定的反侵蝕能力。尤其是,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國民一朝震醒,民意一下子便可能逆轉,例如珍珠港事件。

中共當然在避免重複日本軍國主義、德國納粹的過激錯誤。但中共還是忍不住暴露自己的狂妄、野心,近年來愈來愈明顯,使西方已經有所警覺。

美國在這方面依然擔當了領袖者的角色。在亞洲的再平衡戰略,連李光耀都認為是必要的。南海、東海緊張局勢,等於提供了美國與亞洲國家聯手反制中共的機遇,使中共連亞洲領袖都當不成。

中共這次進行大閱兵,這麼多西方國家領導人拒絕參加,顯示西方國家開始建構底線。

但現在的問題是,西方還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模式」是一種病毒,正在從很多方面侵蝕世界。如果未來多一些事件顯明病毒的存在,西方一旦警醒,我對其抵抗力量還是有信心的。

病毒來自西方乎

問:你當然可以說,中國式病毒很厲害,把西方都弄得沒轍。但也有人會說,中國病毒其實是來源於西方,中共政權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產物,中共的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手法大都是借鑒蘇俄,中國病毒其實是西方病毒的翻版。對這種說法,你要怎樣回應?

答:中共只有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現在習近平當政,是「毛鄧混合」時代,還是他具有他的原創性,他有多少原創性,對這些問題目前人們還不清楚。我前面已經講了,毛澤東時代還是一種理想價值,與很多同時代國家的探索是相同的,或者說來源蘇俄。如果這也是一種病毒的話,那這種病毒基本死了。

這些年,很多國家出了問題,但是不管是暴力抗議還是和平抗議,幾乎看不到什麼人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前幾年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活動,也沒有人提這個口號。共產黨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病毒已經在全球失去了感召力,失去了可以復活的土壤。

鄧小平弄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他是將共產黨的獨裁、社會主義的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貪婪做了嫁接、融合,培植出人面怪獸。這種令人難以抵禦、防不勝防的怪獸或病毒,便是中國模式。

這應不是鄧小平預計的結果。他就像實驗室裏缺乏預見性的科學家,沒有預想到試管裏跑出了這麼一頭怪獸。他如果還在世,也可能驚慌失措。

然而,歷史的罪責,鄧小平逃脫不了。

我覺得需要強調的是,不只是蘇俄,而是西方國家也參與了中國式病毒的製造。他們以為改革開放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開放和民主,結果卻是經濟開放培植的經濟力量反而成為中共鞏固其獨裁統治的本錢。西方的技術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直接成了中共控制民眾的工具,成了對付外部世界的武器。

美國在這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國希望支持中國的人權進步,另一方面,又希望和中國政府合作、搞好關係。

在我看來,美國與中國政府合作還是占了絕對主導地位,這是尼克松、基辛格時代所確定的對華戰略所決定的:支持中國發展,牽制蘇俄。老布什在1989年「六四」之後派出特使給了鄧小平最急需的外援,也是基於這個邏輯,雖然幾個月後證明老布什是錯誤的,但是美國至今也沒有拋棄這個戰略。

這個戰略一天不完全拋棄,美國的對華政策就不可能逆轉。中共反而是這個遊戲的最大玩家,既利用美國,也利用了俄羅斯。換句話說,美國和俄羅斯都幫助了中國式病毒的生產、擴散,而美國的作用更大。

病毒疫情有多嚴重

問:你顯然是認為中國式病毒在中國和全世界的擴散跟各國政治制度的缺陷有關,但也跟人的本性有關(人傾向於自私自利)。你是不是覺得這世界沒救了?換句話說,你認為中國式病毒疫情有多嚴重?你對控制這種疫情的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為什麼?

答:我是民主的堅定支持者。但我依然認為,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陷,而且修補能力並不像我們原來想像得那麼好、那麼強,也沒有那麼及時。多年前,我提出要警惕「制度崇拜論」,指出民主制度的固化、官僚化、遊戲化,也有被操弄和玩弄的危險。現在看來,民主制度的領導人和民眾比較短視、急功近利,可能是其更糟糕的缺陷。

民主選舉的領導人任期短,急於滿足民眾的要求——經濟是最關鍵的要求。中共的現金、支票、市場,具有難以抵擋的吸引力。這也是人性的脆弱。西方國家的人權防線便被金錢衝垮了,很可恥,但這是現實。雖然從中長期看,西方由此受到的傷害更大,今天卻沒幾個人在乎。

中國式病毒正在全世界蔓延,不僅僅是投資設廠、搶奪資源,而且從教育、新聞、影視、文化等意識形態方面開始滲透。這個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卻是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紐約書展的主賓國;這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不准西方記者在中國自由採訪,限制給《紐約時報》簽證,自己卻在世界各地大辦媒體;這個國家的教育完全由黨控制,卻在全球辦起孔子學院……就連一向勇敢嘲諷政客、代表自由精神的好萊塢,也向中國政府屈服了。最近幾年,好萊塢沒有一家大公司攝製批評中共的電影!

中共主導的亞洲投行也是一個典範的例子。英國率先背叛了美國,於是美國的盟友一個個投向了中共的陣營,理由無它:都想從中得利。

中國政府今天侵犯人權、壓制民眾自由,可以說是近二十年最嚴重的時期。71歲的女記者高瑜被莫須有的罪名判了重刑,幾百個律師被關押、訊問……而另一方面,中共領導人在世界各國都受到歡迎,中共領導人在中國也得到相當多民眾的支持。

情況在惡化,還在更嚴重惡化。但我還是持樂觀的希望。但我眼下的樂觀並不是基於奢望世界的覺醒、反制,而是因為我相信中共自身也中了它自己的病毒,而且恰恰是它自身中毒最深,已經沒有救了,可能比它感染、傳染的國家最先倒下去。中共病毒中毒的最突出症狀就是腐敗。

習近平的反腐敗到現在只是表面文章,只是抓了一些「小老虎」,或者叫「大老鼠」,真正的「大老虎」是那些政治局常委家族,他們才是真正的「大老虎」。他們比周永康、比郭伯雄更貪更腐敗,但習近平、王岐山還能抓幾個?

反經濟腐敗換來了更可怕的政治腐敗,這是權力不受制約的必然結果——不是經濟腐敗,就是政治腐敗,而中共現在是兩者皆盛。腐敗使它沒有辦法建立內部平衡生態,永遠靠陰謀詭計,靠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永遠是你死我活,永遠提心吊膽,提防著隨時可能政變。

不進行體制的根本改造,腐敗不可能清除,病毒不可能清除。中共政權的崩潰過程,估計比蘇聯東歐崩潰要悲慘多了。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的社會。一方面,道德墮落了,中共一切政策、制度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會陷入一個爛泥塘;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智已開,已經不對中共的一切抱有任何希望,不再支持中共的任何政策、舉措。這兩股力量的同時增長,會使中共的統治成本必須無限增加,最終突破其臨界點。

問:最後我想再問,從進化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最厲害的病毒也是難以長久生存的病毒——病毒擴散勢不可擋,造成寄主死亡,死絕,病毒也就滅絕了。你認為中國式病毒會有這種結局嗎?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答:簡言之,病毒是有自己的生長本能的,它不管宿主的死活,一遇適宜條件就瘋長,所以中共的病毒,害了中國、害了世界,最終也會害了中共自身。

中國式病毒當然會滅絕,否則就是人類文明的滅絕。我擔憂的是,人類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

中國式病毒之所以迅速蔓延,說到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低劣,如同野草容易生長、低等生物容易繁殖,它不是正常物種,而是變異物種,它對人類文明衝擊和干擾的程度,取決於文明社會何時警醒,取決於文明社會用多大力度、何種方式圍剿它、消滅它。

如果還容忍它成長、蔓延幾十年,我擔心即使那個時候加以殲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已經難以估量、難以挽回。如果21世紀的世界由「中國模式」來主導,那人類受傷害的程度不會亞於一戰、二戰,它可能使整個民主體制也產生畸變。

事實上,最近全球出現的反民主風潮,一些國家重回威權體制,一個重要因素,正是中共崛起的示範作用,而西方國家早幾年的經濟衰退是反效應。

現在「中國模式」已經走出國界。如果它能夠更「柔和」地處理好與各國政客、商人乃至民眾的關係,那其力量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用「馬歇爾計劃」來類比習近平當局推出的「一帶一路」,那是貶低了中共的雄心。

我前面講了,我並不是那麼悲觀,之所以不那麼悲觀,是因為我看到了:中共自身體制也中毒了,中國社會也中毒了,中共陷入錯亂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意識到中國模式危害性的人越來越多。

對未來的展望

問:關於我們今天所談的中國式病毒問題,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答:在討論當今中國,討論中國式病毒問題的時候,我覺得還有一些很有趣也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比如,如何看中國體制內有良心、有能力的人。

從國際視野來看,坦率說,我對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改善、政治轉型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比較失望。但我覺得西方文明孕育的科學進步,會出現對付中國式病毒的解藥。

相比政治,我更關注科學研究、技術發展。現在科技比政治更有力量改變世界、改變速度、改變時空、改變價值、改變生命,當然也包括去除病毒。

我有很深的危機感,但我並沒有絕望。我相信中國終究能去毒,接受人類普世價值、共同規範,成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因為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唯一活路。

2015年7月26日 星期日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政治冷感問系列:梁家傑的成長

星期日生活   2015726


【明報專訊】在近年興起的新政黨中,公民黨是個富有爭議性的傳奇。

2003年「四十五條關注組」起家,2006年組黨,年底參加特首選舉,迎合香港社會對專業人士的好感,民意一路狂飈。

2010年,一場五區公投,公民黨和本地著名造反派成為同路人,讓熱愛和平的香港人直皺眉頭。下一年,由公民黨律師受理的兩單司法覆核官司(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直接挑戰香港人的價值底線。這支年輕的政黨領教到民意的另一面,在選舉中遭遇創黨以來最慘重的滑鐵盧。

至今,公民黨在政府眼中難以合作,在大陸眼中無法溝通,在民眾眼中癡人說夢——短短五年到達這步田地,發生什麼事?

梁家傑經歷了這戲劇性轉變的整個過程。看起來似乎愈來愈激進的他,原來是愈來愈成熟。

「死硬派」之名

問:公民黨與中央的關係,怎會惡劣至今天這樣?

答:近來很多報道說公民黨「死硬派」,不願意溝通,並不確實。當年,我做大律師公會副主席,中國準備加入世貿,香港的律師都想把握這個機會。梁愛詩為我們搭路,由我去接觸司法部、外經貿部,還有北京和上海的律師協會,最高峰時,一年上去八次。記得2005年,喬曉陽來香港,還在台上問:「家傑來了沒有?」

我的故事就是,一個中央一直認為可以溝通,而且積極找我溝通的人,突然變成一個「死硬派」、抗中亂港、不准選特首的人,吳康民前些天在《明報》罵我「大漢奸、走狗、媚日」,完全是斷章取義,只因為我說梁振英「媚共」。

所以你說「溝通」這回事,真是很難。中共要的溝通,是要你放下是非之心,放棄拒絕指鹿為馬的尊嚴,如果你還想獨立思考,自己判斷,在他看來就是不能溝通。如果是這種溝通,我溝了未必通,通了又有什麼用呢?這哪裏是溝通,分明是招降嘛。

我曾經是一個中共希望統戰的對象,據我理解,「統戰」就是「團結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幾時你是主要敵人,或者次要敵人,無所謂,大家互借東風而已。如果我可以憑藉次要敵人的身分,去做一些為香港好的事,只要不用放下是非之心,我何樂而不為?

所以說,公民黨一直是擁抱溝通的,願意被「統戰」,但是我們要保留自己的思想,僅此而已。

問:和政府的關係又怎樣?公民黨在政策方面是否不懂行?像高鐵錦上路那個建議,被政府的官嘲笑了很久。

答:在政策研究方面,我們確實可以做得再好些。可是我們既沒有那麼多錢,也沒有那麼多人,不及政府擁有資源,掌握資料。若論專業,我想,公民黨在各政黨之中,涵蓋各領域的專家是最多的。政府嫌我們白癡,卻並不和我們擺數據、講道理。

高鐵那個議案我有參與,如今發展了六年,我們當年提出的最主要兩個論點,一是不需要將隧道挖到西九,只要挖到錦上路站,用配套的鐵路網絡將人送到錦上路,那不就能節省三百億的隧道工程費用嗎?事實上現在超支的正是這項。我開玩笑說,他賴完地軟賴地硬,都是為了挖那個隧道。我們的第二個論點,是一地兩檢。當時我們從法律和憲制的角度看,認為「一地兩檢」不可行,如果一地兩檢做不到,高鐵能有多高速?

當年我們被政府嘲笑的兩個論點,如今都已驗證。現在你看錦上路那個站,特別闊大,完全有潛力作為一個中樞。退一步說,如果當年政府有數據和資料,顯得我們無知,為什麼討論的時候不能說呢?為什麼要硬推那個項目呢?

特區政府回歸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像共產黨一樣,不是找一些有公信力的人去承受批評,也不嘗試說服批評者,如果你能說服一個批評者接受你的部分意見,那麼,這個批評者說一句話,對於公衆的效果是比政府自己說十句話還要好的。但是特區政府並沒有這種氣度和胸襟。

現在的情况是,如果要晉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法定組織,首先要「跪低」,不能有異於政府的思考,即使有,也要關起門解決它。但是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資訊流通、民智較高、公民社會活躍的地方,是不應該這樣的呀。何必羞於在公衆眼前辯論呢?

問:明知道香港人排外,為何還要打外傭居港權案?

答:李志喜當時受聘打官司,大律師有個「cab-rank rule」,就像的士車司機一樣,輪到你不可以拒載,行規是不能推案。即使是外傭,也有權就一個法律觀點去法庭釐清。這種涉及公權、司法覆核的案,全港出名的御用大律師或者資深大律師,只有五個左右,李志喜是其一。當時接近區議會選舉,被葉劉鑽了空子,說我們支持外傭居港權。當然我們一開始沒有說清楚,所以才被誤會。

港珠澳大橋一案,後來我們才搞清楚,那個阿婆是我們新界西支部一位地區發展者的義工。我們黨的黃鶴銘律師受理這單案件,當然是法援署轉介的。如果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或許就是寧可不要接這單案件吧。

(當年民主黨在越南船民一事上,黨內有機制豁免李柱銘和黨的立場不一致,你們為什麼不這麼做?)是嗎?這個還要再研究一下。

當年創黨,我們訂立了執政黨的目標,就是因為如果永遠以反對黨的心態來行事,可以很不負責任。不用你做,當然可以什麼都反對。以執政黨的思維行事,就是會思考,換了是自己會怎麼做呢?所以這些年,至少在梁振英之前,我們跟政府的關係不算太差。

公民黨做過的事

問:公民黨的地區工作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答:當然有許多地方需要檢討。不過你說我「離地」,已算客氣。當年,余若薇參加補選,我去街上幫她派單張,報紙說我是「木乃伊」。大律師的生涯其實很單一,許多年就是法庭、寫字樓、法院圖書館、家,四點一線。你叫我站在街上去派單張,而且對方可能不要,甚至吐口水再扔給你,開始真是不習慣。

我想,如果你2000年的時候和我說話,我不會像今天這樣。現在我可以和慈雲山、秀茂坪的街坊,在街市門口、在波地、在大快活、在地鐵上攀談,不是像在法庭上作陳詞那樣講話。

說個親身經歷。初當選時,我在辦事處有免費法律諮詢,現在已經辦到街上去。有個女人帶着她十歲八歲左右的女兒來做法律諮詢,一坐下就哭,說:「梁議員,我老公剛剛因為工地意外死了,我懷疑是醫生醫死他的。」如果是以前,我會建議她保留證據,申請禁制令不准醫院摧毁排班表之類,但那並不能處理她當時的需要。這是一個學習過程,我要想,如果我是這個女人,最需要這位梁議員幫我什麽呢?我應該首先問她:「你有沒有做事?」如果沒有,我要先幫她申請社會福利署的緊急救助金,這才是解決她的燃眉之急。

現在我們黨那些年輕的地區工作者,就像我當年一樣,所以我常和他們講我的經歷,如果你想用公權力服務大衆,要設法了解他的需要、他的切膚之痛,這樣才能真正服務他。

搞蛇齋餅糭,我們鬥不過人,只能用知識。政黨都在公司註冊處有登記,每年要出核數報告,你看民建聯在公司註冊處的那盤數,去年是過億的,我們那盤數,什麼都算進去,一年也就六七百萬。你怎麼和人鬥?

公民黨現在的做法,是幫公民社會充權,所謂「empowerment」。例如最近在麗港城,有發展商想在38座外面起一座牙籤式的酒店,居民反對,因為覺得會影響視野,令附近品流複雜之類。那已經是個比較中產的人群。何謂「助人自助」呢?就是我會跟我們的地區發展者去現場,向居民解釋城規程序,城規會的思路,居民有什麼論點可以切入,在哪個日期前要提出陳情,遞申請。他們不知道這些程序,我們就去告訴他們。他切身的權利受到損害,只要教給他辦法,他就會自己去做。原來麗港城臥虎藏龍,有工程師,又有城規學生,他們很積極的參與維權。

問:從選特首到五區公投,公民黨為什麼好像總在做一些沒用的事?

答:我想,從政者應如君子一般,敏於行而訥於言。尤其是政治,要看結果。但何謂「有用」呢?我參選特首,要的結果不是入禮賓府,而是徹底改變香港人對於選特首的想像。現在,還有人能夠接受選特首不用辯論嗎?還有人能接受選特首可以無政綱嗎?我相信,如果沒有2007年那兩場三小時的電視辯論直播,我們的政治生態不會和今天一樣。

同樣道理,五區公投表面上看起來只有幾十萬人投票,之後大家去放假,似乎玩完就散。但實際上,它確實為民主運動增添了新血。這些新血促成之後的雨傘運動,而雨傘運動這種夢的追求,是會繼續的。你說理性、溫和——我不知道什麼是「溫和」,好像梁振英定義「拉布」是六個鐘頭審議兩項議案,如果審三項是否就不算「拉布」?政治要講結果,當年毛澤東如果不是告訴人們「你跟我就有地耕種」,他不會成功。

我們曾經嚮往的「理性、溫和」,在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中,爭取了什麼回來呢?除了一些動聽的話,我看不到任何結果。就像當年,喬曉陽叫我「家傑」,我回叫他「曉陽」,那又怎麼樣呢?

從政十一年,我相信行動,從行動產生的結果和效果,去判斷那個人、或者那個政黨能不能成事。如果只是嘴上說說,那是沒有用的。好像你訪問過馮檢基,你知道他在深水埗是很厲害的,好像梁耀忠在葵涌,也是一樣。爆屎渠他第一個衝出來,這就是行動力。他的行動能夠達致他要的效果,選民就會支持他。

問:你怎麼看今年的七一遊行,在一場政改之後,人數卻少到有史以來排第三?

答:很好理解:遊行已經不是一種有效的訴求方式。我見梁振英時,對他說:「特首,如果你因為這次遊行人數少而沾沾自喜,你開心得太早,而且誤判形勢。當幾十萬香港人溫和、理性、有罪地出來抗議,中央都充耳不聞,香港人就會覺得,這樣抗議的意義不大。如果有一天他們忍無可忍扔汽油彈,你怎麼辦?你應該為今年的人數少感到憂心。」

我們由03年開始,遊行了十幾年,每次那麼多人出來,換來的卻是「610」的白皮書,「831」的人大決定,將我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想像一筆勾銷,之後幾十萬人出來爭取真普選,又是沒人理,那怎麼辦?等咯。等到有人想出什麼有用的辦法,這種累積已久的未籌之志是會爆發的。

問:你對本土派怎麼看?

答:如果中央繼續背信棄義,本土派就會愈來愈有市場。我也是本土的,但不是「熱血」那一類,我認為「一國兩制」回歸原意,以香港本位來推動政策,就是對香港人利益最大的本土精神。

531」上深圳見幾位主任,我最後一個發言,我說:「我們來之前,有本土派抗議,說見也沒用,叫我們別來自取其辱,三位主任的發言,實是印證他們的預言。」王光亞懂英文,我說,這不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嗎?李飛主任說「袋一世」,王主任生動演繹何謂「篩選」:「不給他入閘、入閘不給他當選、當選不給他任命」,張曉明主任竟然配合梁振英,叫我們「票債票償」——關你__(停頓半秒)事咩?你們三個人的講話合在一起,正好支持那些港獨。

我當時就是這麼說的,他們當然沒有回答我,放到以前,可能已經把我推出午門斬首。你想想看,梁振英答問大會之前,哪有人知道什麼「香港民族論」?十個有九個半香港人沒聽過那本書,他才是港獨的幕後推手。

泛民可以做的事

問:政改之後,泛民主派還有什麼可為?

答:這次否決政改,我們打了漂亮仗,由始至終都很團結。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因為方案太差,即使放下尊嚴也啃不下。但即使這樣,這年半以來,泛民的團結有目共睹,愈接近表決,愈是團結。我認為這是我們日後繼續合作的基礎。

曾經的舊事,重提並沒有意義,那些留待退休寫回憶錄吧。我們目前要面對的是,2016年的選舉,到時候你有什麼新的論述去拜票?憑什麼請求選民再給你四年機會,讓你繼續控制那關鍵三分一的議席?

世代更替要在這期間完成,不是一黨一派之力可以做到。很簡單,你逐個黨去問,有多少第二梯隊的人站出來可以接班,而又受到支持者擁戴?一黨不能獨立,2016之後,你要繼續和公民社會裏那些議政、論政,甚至參政的力量互動,如果你和他們說的話不同,思路又不一樣,怎麼行呢?所以我認為世代更替、政黨年輕化是一定要做的。

幾個黨的一線人物需要坐在一起討論,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大家把自己黨內有能力接班的人拿出來數,如何安排他們參選,爭取最多的議席。同時,整理出一套配合2016選舉的論述,能夠以香港人最大利益為依歸,以此去拜票,也令我們的第二代看清前路。我認為這是泛民主派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政黨年輕化,也有助於我們放下以前的包袱。上一代的恩怨,到下一代接班,曾經的「牙齒印」就會自動消失。在我卸任飯盒會召集人之前,我會整理出這些議題,希望大家能夠開誠布公的談一次,建立一個合作機制。我說過,泛民只有合作的必要,沒有分裂的本錢。

問:但是泛民「非主流」的性質本身,就決定了它的難以團結。

答:一群有個性的人,可以因為一個共同的使命而團結起來做一件事。過去十個月,我們交了27票出來,還加上梁家騮醫生一票。所以說,問題是你要做什麼,如何理解當時當刻的任務,以及選民對你的期許。

我不是阿Q精神,但我覺得梁振英是有貢獻的。他將「香港要瞬間大陸化」這件事赤裸裸地呈現出來,把粗暴蠻橫的手段展現給你看,讓你對此不再有任何懸念。

無論出於什麼誘因,歷史使命也好,功利地爭取選票也好,在這樣一個時空下,民主派各政黨會認同化零為整是必要的,即使並不是一個大黨,也會在關鍵時刻作出聯合統一的表態,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操作,我相信可以做到。

底線和原則

問:你覺得公民黨的選民基礎是什麼?

答:是那些仍然相信可以用道理來說服人的人。(如果選民不相信講道理呢?)那也沒辦法,我有我的政治品味,要堅持我所相信的事。我本是因為廿三條而從政,一路走來是為爭取民主。我不能因為黃洋達現在有市場而變成黃洋達。這十幾年我改變了很多,但是並沒有犧牲我的底線和原則,以及從政的品味。我學會變通,和不同的人溝通,改變的只是說話方式,不是價值觀。

問:2016年還會出選立法會議員嗎?

答:我準備讓路給年輕人。說年輕人沒經驗,這是「雞和雞蛋」的問題,你不讓他做,他怎會有經驗?只要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你將他放在一個位置上,他必然會迎向那個位置所面對的挑戰。我曾經也是一個新人。

問:你怎麼看湯家驊的退黨?

答: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如今最大的分歧是,他依然堅持是要和中共建立互信,但中共並沒有讓我們其他人也看到,建立互信的可能。

■問:王雅雋 寫過感情專欄,做過飲食記者,從不關心政治,偶然當一回民主小學生,看看香港政治熱廚房,常出什麼菜式。
■答:梁家傑議員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政治冷感問系列:本應是個建制派

【明報專訊】梁家傑說,如果不是廿三條,他本應是個建制派。

他告訴我一樁被他自己形容為「震撼」的經歷。198712月的一天,御用大律師鄧國楨(現在終審法院的四位常任法官之一)打電話給他,說:「Alan,我準備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想邀請你加入我的執委會。」

當時的梁家傑,掛牌執業才三年,欣然應邀。翌年一月,鄧國楨順利當選,在第一次執委會的會議上,梁家傑驀然發現,坐在自己身邊的,是唐明治。

他說:「我才發現大律師公會的執委會原來這麼『建制』,我們都叫律政司『titularhead』,一個象徵的阿頭。你想想看,一個入行不到三年的人,坐在當時殖民地政府第三把交椅的旁邊,是不是很震撼?」

想做孫中山的同志

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梁家傑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間地點人物,歷歷在目。1998年,他成為回歸後獲晉升的第一名資深大律師 ,2001年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如果在這條路上平平穩穩地走下去,應該會加入建制。

2003年,一個廿三條,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他意識到香港的法制多麼脆弱。幾個志同道合的法律人,成立「四十五條關注組」,他是其中一員。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他們組黨、參選特首、反高鐵、搞五區公投、支持佔中,乃至反對政改。大家想,這幫律師是不是瘋了。

梁家傑說:「人們總是問我,怎麼律師做得好好的,跑去當議員?議員做得好好的,為何去選特首,打一場必敗的仗?公民黨為什麼愈來愈激進,竟然跟社民連成為同路人?」

他的回答是:如果沒有民主和自由,空談什麼法治呢?他只不過是在按照這件事的邏輯,判斷當時當刻最需要做的事。

他從政的信條是「敏於行而訥於言」。一個大律師,按捺住搶白的衝動,將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注重行動的效果。那些看似充滿無力感的行動,原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精神播種。歷史永遠是一環扣一環的,他犧牲律師事業的黃金十二年,成為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其中一環,雖然並沒有什麼成就感,但是毫不後悔,與有榮焉。

他甚至有些情懷:「別說我肉麻,我真想做孫中山的同志。個人雖然無法選擇他出生的時空,但在我看來,實現『一國兩制』,將沿襲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如果這場民主運動的成功中有我,該是多麼榮幸的事。」

香港人的專業精神

民主運動會否成功,難以預見。但梁家傑曾經嚮往的那個建制,是確確實實地回不去了。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建制,在他眼中是一群奇怪的人。

「一個人不是因為獲得行業肯定,受邀入建制,而是因為政治正確招入建制,再去了解他的行業。」他不客氣地說:「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的建制派總是出洋相。」

採訪梁家傑是件樂事,他妙語連珠而為人厚道。我沒感覺到他的傲慢,反而深受啓發。香港精神的本質,如果還沒死去,大概就是專業精神吧?崇尚專業,自尊自愛,公平競爭,對行家不出惡言。君不見中環那些醫生大廈,密集律師樓?而一個有專業精神的人,即使換一行做,出於對行業的敬意,會虛心學習成為一個懂行的人,乃至定義行業標準。

「懂行」,是香港人的共同語言。我們的特首,第一個不懂行,第二個沒做好那份工,第三個是行業恥辱,希望第四個(如果還有第四個),不要毀滅自己那一行。「特首」這一行沒有了,「特別行政區」也就完蛋了。至於我們的泛民主派各政黨,如果再不為自己掙出一個真正的行業來,也很快就要全軍覆沒。

想深一層,我們的香港,如果不再對「民主、法治、自由」懷有夢想,放棄努力,那麼,香港人和大陸人還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系列由梁國雄開始,由梁家傑結束,是一件奇妙的事。他們二人深刻不同,卻在做同一件事。我想起梁國雄說「群眾運動的武裝」,用梁家傑的話說,就是香港人對民主有個夢。那個夢愈清晰,愈能有效防止我們被大陸化。

在可見的未來,香港人將會對還要不要繼續奮鬥下去作出選擇。那些天生無法政治正確的人,比如我,如果想要在香港繼續政治不正確地活下去,恐怕必須稍微奮鬥一下。

文 王雅雋
圖 李紹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