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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1日 星期三

林泉忠 - 「香港人」——新生身分認同的試煉

2016511 

【明報專訊】近年興起的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對「九七回歸」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張的「民主回歸論」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批評傳統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天真地誤信了香港在「九七」後將會迎來民主的新時代。此一論述一方面道破中共拒絕民主的專制本質,指出中共治下的香港不可能落實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則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強化擺脫中共掌控香港的「三自一獨」(自主、自救、自決、獨立)訴求的正當性。這種觀點傾向認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於包括中英談判在內的「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2047香港自決」的新訴求。
其實,筆者早在2000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時,從「主權變更」/「歸屬變更」的觀點,就已指出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中將當事人香港市民拒之門外,造成「住民缺席」的歷史事實,將先天性地成為「九七回歸」後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礙及香港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
住民缺席的「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本質上是一項主權的變更,這種觀點傾向從主權的角度理解領土轉移的本質,它注重的是國家與領土的概念。相比之下,「歸屬變更」的視角涵蓋的範圍相對較廣。它不僅限於領土的轉移,還包括了居住在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在法律歸屬的變更,譬如國籍與公民權等。除此之外,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變更後這些「新國民」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即國民整合上的問題。
從過去比較香港、台灣、沖繩(琉球)的個案,筆者的研究發現這三個地區在21世紀的今天仍繼續存在的身分認同問題都與它們過往所經歷的包括「回歸」(台灣稱「光復」(1945年);沖繩稱「復歸」(1972年))在內的「歸屬變更」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戰後當民主主義在世界較廣範圍傳播的年代,這些地區的住民在遭遇「回歸」變局時的「被缺席」經驗,直接導致了這些「新國民」對「祖國」的心理距離,也成為日後「祖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為在這些地區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障礙。
「港人治港」對「香港人」身分浮現的刺激
如果說「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的「住民缺席」,為日後香港本土社會尋求「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伏筆,那麼1980年代香港社會面對的「九七」恐慌則直接導致已經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識浮上枱面,「香港人」身分認同快速地進入主流化階段。
在此之前,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201653日)所述,香港的本土認同儘管在1970年代開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識仍未普及。當時居民的身分意識仍大多停留在籍貫或出身地的層面,也就是「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廣東籍的時候,便會進一步細說是「台山人」、「佛山人」、「順德人」、「廣州人」、「番禺人」或「開平人」等等。
說一段趣聞,1997年「香港回歸」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東京求學的筆者當時在NHK電視台兼職當翻譯,有機會參與製作一系列相關的專題節目。其中一集採訪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躍的歌星陳美齡,她對自我身分認同的一席話,讓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並不清楚我是哪裏人,當日本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意識在1980年代迅速擴大,主要是拜「九七問題」所賜,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
其一,「九七問題」在當時具有清晰的外來特徵。突如其來的「香港前途問題」,造成香港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得以快速增強,以應付外來的挑戰。在諸多研究族群認同的理論中,由學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顯現主義」(expressivism)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九七問題」刺激了香港本土認同的迅速發展。這一研究途徑所強調的是,為了填補因社會的急速變遷而產生的孤獨感和空虛感,人們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賦予社會所有成員的共通名稱與身分認同的集體紐帶。「香港人」這一新的認同意識,就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得以迅速凝聚並「顯現」出來的。
「港人治港」 誰是「港人」?
其二,「港人治港」構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浮現。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在論及回歸後香港的治理方針時,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思。顧名思義,「港人治港」是指未來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論此一承諾後來是否有兌現,當時鄧小平的提法,令眾多原本對自己的身分還模糊不清的香港市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發香港社會展開「港人」如何定義的討論,而這場「誰是港人」議論的背景則是源於對「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變為「京人治港」的擔憂。
「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化
如上所述,受到「九七問題」和「港人治港」的直接刺激,「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在1980年代快速地顯現出來。香港最早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兆佳與關信基做的「香港社會政治價值觀調查1985」。其調查結果,顯示59.5%的香港市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大幅度多過自認為「中國人」的36.2%。換言之,香港本土認同在1980年代中葉已一躍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
此後直至1997年,綜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在1990年代定期所做的民意調查,平均每年都有將近六成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約一成則視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約三成則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作為社會主流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回歸」之前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見表)。
作為一種具社會普遍性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無疑是人類社會上最晚近、最新的身分認同之一。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所述,由於1949年以前中港邊境的長期開放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導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識的條件,晚至1960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萌芽。不過,「香港人」意識急速地在香港社會浮現出來,並迅速成為主流化現象,諷刺地又是仰賴另一個「中國因素」——「九七回歸」。
誠然,不僅「九七回歸」的談判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沒有被邀請參與,而且在籌備政權移交的權力運作上,也幾乎排除了在當時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這種狀况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的權力結構上也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續「缺席」的「後九七」特區運作模式,以及「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權力思維,也結構性地引發了「回歸祖國」後2003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
時下掌控香港的當權者正在面臨的兩大課題,近為如何解決「普選」死局後持續至今社會撕裂、躁動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遠則是在「自主」與「自決」的訴求逐漸主流化的趨勢下,如何思考穩住民心,回應已開始浮現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與議論中的「2047香港自決」的訴求。然而,倘若掌權者在未來推出的政改方案繼續排除要求民主普選的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在特區政府的權力運作中讓港人「缺席」,那麼「香港人」身分認同只會愈來愈強,香港年輕世代的本土抗爭力量也只會愈來愈激烈,香港也將永遠走不出困境。
(敬請關注下周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三:〈「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拉鋸戰」〉)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二)
(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林泉忠 - 「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201653

【明報專訊】四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
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60年前的1956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分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
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衆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
其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
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香港共同體」形成的6階段
隨着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150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六個階段:
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
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啓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
三、1980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認同迅速浮出枱面。
四、1997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
五、2008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
六、2014年後:港人企盼30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
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裏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
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
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
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1950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况到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
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1949年後,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分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
(敬請關注下周二510日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二:「九七」與香港本土認同的主流化)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一)
(作者facebook 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

林泉忠 - 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

(上)——台灣的語境
2015123

【明報專訊】一場被香港媒體稱為「中港大戰」或「港中大戰」的世界盃外圍賽,亦即1117日在香港旺角大球場舉行中國隊對香港隊的運動賽事,場內一批香港年輕球迷仿效巴塞隆拿球迷的做法,合力展示出幾幅「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斗大標語。此一畫面經路透社駐港記者的報道,躍然登上了《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也使此一極富「港獨」意涵的訴求,首度傳播到全世界。

這一幕的震撼,結合近期香港幾所大學的刊物紛紛出現的「港獨」論述及民主牆中類似「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意見,筆者先看到了台灣「天然獨」的身影,繼而赫然地意識到:莫非香港版「天然獨」已在此地悄悄然萌芽了?

何謂「天然獨」?

身處在強大且共通的「中國因素」下,近年來香港與台灣的學生運動此起彼落,年輕一代的訴求及其在運動中展示的瞬間爆炸力,不僅衝擊了現有的執政體制,也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帶來難以低估的影響。正因為如此,被這股年輕力量挑戰且否定的執政者,即使還在台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展示要「重視年輕人訴求」的柔軟姿態。

自去年「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天然獨」。此一新概念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已儼然成為理解台灣新一代不可或缺的關鍵詞。

追溯此一「天然獨」概念的源頭,不難發現正是來自於當下台灣總統大選中呼聲最高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或許正因為蔡英文成功解讀了台灣年輕世代的心理,因而在這場選戰中獲得了年輕選民壓倒性的支持。

蔡英文是在去年719日民進黨召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前夕,就黨代會是否討論「凍結台獨黨綱」議題表示:「隨着台灣的民主化……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狀態,如何去『凍結』?如何去『廢除』?」

此話一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即引發社會的廣泛討論。被視為民進黨「台獨」理論家的林濁水隨後在其「華山論劍」的專欄裏,連發三文,討論年輕世代的「天然獨」(當時林使用的是「自然獨」)。

其後,「天然獨」快速地成為台灣社會的流行語,並被「太陽花世代」所接納。「太陽花學運」後崛起的新政黨「時代力量」在組黨期間,身兼該黨建黨工程隊代理總隊長(後就任黨主席),也是「太陽花學運」領袖的黃國昌於今年78日就該黨的國家定位與兩岸主張時直言:「天然獨」是「時代力量」的「創黨DNA」。黃進而指出會將「追求台灣國家地位正常化」的目標列為黨綱。

台灣「天然獨」的特徵

10月,一位23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台灣青年投書電子媒體,他在這篇引發廣泛轉載和議論的文章〈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三個原因〉中,所點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小看『天然獨』」,他批評國民黨和中共一道「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

在台灣,作為一種政治主張與思想,「台灣獨立」由來已久,並非什麼新生事物。然而,隨着「天然獨」3字帶來的語彙新詮釋,賦予了「台獨」全新的內涵與形象,也成為21世紀「新台獨」現象的三大特徵。

其一,「天然獨」強調的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天性。不同於傳統「台獨」的後天屬性,「天然獨」並不背負過去「台獨」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歷史「悲情」,也否認此特性受到特定政黨的操控或受到「台獨教育」的洗腦。亦正因為視「天然獨」為一種「天性」,從而認定為自然生成的觀念,故具有拒絕「污名化」的自然反應。

其二,「天然獨」的假想敵,不再是傳統的國民黨,也不限定於台灣民主化時代的中共,而是轉換成「崛起」的中國+向北京靠攏的國民黨。在過去「台獨」思想的發展脈絡裏,尤其是威權時代及民主化初期,「台獨」如假包換的假想敵乃是國民黨。此一時期的「台獨」思想帶有濃厚的「省籍」因素,因此「台獨」成為終結國民黨「外省人統治本省人」的意識形態。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獨」思想的抗爭對象從國民黨轉移到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北京。而到了「太陽花世代」,「天然獨」的反對對象除了北京,還有在馬英九時代日益明顯,「不斷向中國靠攏」的國民黨政府。正因為抗爭對象的變換,「天然獨」也因此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態勢,並試圖去裂解現階段的假想敵。

其三,未被「污名化」下的「天然獨」,化暗為明,擺脫了傳統老派「台獨」的隱諱陰影特質,彰顯出截然不同的自在與自信。「台獨」在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被視為異端,不僅成為禁忌,相關的活動與訴求都因「損及國家安全」及「擾亂社會秩序」而成為被取締的對象。而即使到了今日,「台獨」仍被北京視為「數典忘祖」、「十惡不赦」、「絕沒有好下場」的代名詞。然而,如今台灣年輕人的「獨」在冠上「天然」的形容詞後,已一掃「負面」的形象,在使用上也常展現出「小看『天然獨』」的自信。

日前,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了在馬英九與習近平會談後舉行的一項民調結果,數據顯示高達98%的年輕世代(2029歲)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認同「台灣未來應獨立成一個國家」的也高達81.9%

香港版「天然獨」的萌芽

近年來香港民眾對「中國」的離心力,也在多項民調中顯露出來。根據長期以來就香港的身分認同定期舉辦民調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歷年來的調查數據,可以發現在九七之前穩居主流的香港市民的「香港人」本土意識,到了回歸後逐漸下滑,反之「中國人」意識則穩步上升,到了2002年之後更發生逆轉。

然而,當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在北京奧運的2008年上升到最高峰後,卻又開始走下坡。一方面是香港民眾的「0708年雙普選」訴求遭遇挫折,政改前景黯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權問題再度惡化,就在這一年年底,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捕。到了獄中的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2010年,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結構再次發生了逆轉,自認「香港人」的比率再度超過「中國人」,並在其後的「佔中」時期達到頂峰。

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也發現相同的趨勢。該中心在「佔中/雨傘運動」末期的201410月所做的香港人的身分與國家認同民調,發現對比過去18年的調查結果,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率,由1997年的32.1%下跌至8.9%,其中34歲以下的「80後」更低至4.3%,反之「香港人」認同則高達38.1%(其餘部分主要為雙重身分認同)。

換言之,儘管中國迎來「崛起」的高峰期,然而香港民主化的挫折以及中國人權問題的惡化,卻造就香港社會本土認同近年快速高漲及「中國人」認同的急速弱化的弔詭現象。

不過,嚴格而言,「香港人」意識的強化未必意味着「港獨」意識的高漲。2004年,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無中生有」地挑起在此之前從未成為話題的「港獨論」,使「港獨」議題一舉獲得了討論的空間。當時筆者就此現象在《明報》的第一篇投書〈真正港獨的虛實〉(刊20041122日)所評論的正是當時「從無到有」的「港獨」現狀。此後11年來,圍繞在「港獨」的議論此起彼伏,也逐漸使「港獨」從「虛體」逐漸走向「實體化」。

2007年筆者首度與港大合作舉辦涉及「港獨」的身分認同民調,受訪者中佔25%認同香港「應該獨立」,不認同的則為64.7%。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正是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達到最高峰的時期,相信在「後雨傘運動」的今天倘重新調查,支持「港獨」的數字可能大幅度增加,此一判斷主要是基於兩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首先,陳雲於2011年發表的《香港城邦論》及其後2012年「中港矛盾」與2013年「反國教運動」的爆發,刺激了學界不以大陸民主化為前提的香港本位論述的思考。2014年在「佔中」啓動之前由港大學苑出版的專書《香港民族論》(9月)及同年刊出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月號)、「香港民主獨立」(9月號)雜誌專題,正是在此氛圍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不過,在此一階段,「港獨」仍然停留在「論述」的層面(參照林泉忠,〈普選死局與「港獨」出路〉,明報,2015119日)。

然而,「佔中/雨傘運動」的爆發,終於使「港獨」首次走出書本與網絡以外的空間。由學聯領航的罷課行動及「雨傘運動」,在一開始就毫不猶豫地打出「命運自主」的口號。為避免普選的訴求失焦,「雨傘運動」的年輕精英並沒有進一步在運動中提出「政治獨立」的主張。根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鄧皓文於10月中在佔領區所做的調查顯示,學生及其他參與者中有75.1%並不認同自己的訴求是「港獨」。然而,北京最終對「真普選」訴求的全面拒絕,也觸發本土運動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泉忠: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
(下)——香港的語境
2015127

【明報專訊】香港版「天然獨」的環境空間

「後雨傘」時代的香港本土運動蓬勃發展,支流繁多。其中,與香港社會較有連結及影響力的,包括以激烈的街頭行動來「捍衛本土利益」的「熱血公民」,透過議案等方式在立法會訴求「拒絕大陸化」的毛孟靜、范國威等議員一族。不過,這兩個在媒體能見度較高,也較具代表性的「本土派」支流,並不敢旗幟鮮明地提出在政治上與中國切斷關係的主張。相比之下,港大、城大、中大、嶺大等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外,大膽地喊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香港版「天然獨」則直接得多。

誠然,當下香港的疑似「天然獨」與台灣的「天然獨」,並不全然一樣。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所處環境的迥異。如今的台灣社會,「天然獨」就如空氣般可以自然地、無所恐懼地存在,既可以成為政黨競爭中區隔彼此的政治理念,也可以成為選舉時顯而易見的政治訴求。而之所以「天然獨」可以在當下台灣社會「自由自在」、「理所當然」地存在,主要是基於兩大環境要素。

其一,1949年之後的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走向了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化」過程。1971年之前的台灣更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成員國,即使在退出聯合國並喪失一個個主要邦交國後,至今仍維持不受外來支配的自主政府。其二,199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強化了一般民眾拒絕北京對台灣主權要求的意識,造就了今日「天然獨」的土壤。

然而眾所周知,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中南海握有香港最高統治權。加上「港獨」意識是回歸後才在香港社會出現、蔓延,目前亦仍未成為主流。因此客觀而言,香港「天然獨」並不具備如台灣一樣的「天然」環境。

不過,香港在過去和現在卻也客觀存在能夠讓「天然獨」意識得以想像及滋生的條件。

首先,香港有獨特的國際地位。在回歸以前,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享有以「香港」(非「英國香港」)的獨立身分,自主地參與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包括聯合國轄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1948)、聯合國地區繪圖會議UNRCC-AP(亞太區,1982)、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亞太區域委員會UNGGIM-AP1994)等,其他還包括國際奧委會(1951)、亞洲開發銀行ADB1969)、世界海關組織WCO1987)、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1991)、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1986)、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EMEAP1996)、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1996)等100多個國際組織。其中許多是台灣望塵莫及,也有不少是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加入。回歸後在北京強化對香港主權的驅使下,雖然名稱改為「中國香港」,但仍能以單獨的身分繼續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其次,在1997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中國後,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獲得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的高度自治,與中國大陸「井水不犯河水」(江澤民語),相當程度區隔了「中國」。事實上,香港迄今仍擁有與大陸不同的關稅區、出入境管理、市場(否則不會有奶粉問題)、貨幣、法律、教育制度、教科書,也享有大陸不存在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然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舉動日益明顯,20146月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及「831決定」對香港主流社會爭取真正普選的扼殺,讓香港社會更深領悟到北京並無誠意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也看清中共「權力至上」的本質。在「佔中/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的危機感日深,終於促使許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更為大膽地提出「拒絕大陸化」、「香港不是中國」的訴求。

觀察香港正在萌芽的「天然獨」的現象,筆者以為港版「天然獨」可定義為: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於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

台港「天然獨」的「中國因素」

「天然獨」在台灣的發展及在香港的萌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即作為起因的「中國因素」的存在,並且在「中國因素」下,台港兩地的「天然獨」世代透過互相影響的「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的經歷與記憶,在「去中國」的想像與重新建構自主意識的過程中,獲得了相互共鳴的空間。

前述「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在說明「『天然獨』是時代力量創黨DNA」時就道出了「中國因素」與「天然獨」的因果關係:「從去年太陽花運動以來,歷經中共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香港雨傘革命,台灣人民已經清楚意識到台灣唯有自立自強,不再傾中媚共,才能有未來。」事實上,台港間接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也在「太陽花學運」及「雨傘運動」中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形象化訴求裏獲得了強化。

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政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進一步干預香港及台灣的政治,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使台灣社會出現深深的危機感。

筆者自從1993年的大學畢業論文〈台獨運動的起因〉開始觀察「台獨」現象20餘年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目睹堅持拒絕民主的北京儘管「反台獨的堅定立場」迄今未變,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台獨」從非主流的「異端」演變至今日主流化的「天然獨」而無能為力。

同樣,11年前「港獨」從京官無中生有的虛無狀態,走到今日年輕一代大膽地在社會公共場域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實體行動的過程中,即使視「港獨」為洪水猛獸的北京如何口誅筆伐、如何恫嚇威脅,但是在香港《基本法》「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對「港獨」意識在香港社會的蔓延,迄今也只能無可奈何。不難預測:儘管明知「不現實」,然而在「官逼民反,別無選擇」下,由香港「雨傘」世代脫穎而出的從政者,進一步大膽地在論政平台提出「港獨」的政治主張,恐怕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前述23歲台灣青年在投書中所提及的「天然獨」的主要理據,一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二是「在國際上不斷打壓我們」。前者與香港「天然獨」萌芽的背景完全相通,後者在香港則換上了「在民主路上不斷打壓我們」。事實上,前述筆者2007年與港大合作的民調及2013年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也都在在顯示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台灣,「中國繼續由中共統治」是「天然獨」得以蔓延、發展的溫牀。

解鈴還須繫鈴人

遺憾的是,北京對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的「台獨」與「港獨」意識擴大的現象,向來將之解讀為「被敵對勢力利用」、「受外部勢力干擾」,卻從不撫心自問「為什麼中國『崛起』時期,卻有更多台港民眾不願意當『中國人』?更想獨立?」,「為什麼英國統治150年期間,香港從未有過獨立運動,卻在『回到祖國懷抱』後喊出獨立的聲音?」,「為什麼『佔中』這場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政府運動,不是在殖民地時期發生,而是在『回歸祖國』之後爆發?」

解鈴還須繫鈴人。現階段能真正有效阻止正在萌芽中的香港新一代的「天然獨」意識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力量,是北京正面回應壓倒性的年輕世代爭取「真普選」的訴求,並大膽地着手中國大陸邁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否則,香港社會進一步步台灣「天然獨」後塵的趨勢就無可避免。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5年11月4日 星期三

林泉忠 - 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從一篇台灣青年坦率的投書說起

2015113

【明報專訊】習近平日前指出「世界的未來屬於年輕一代」,雖然這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話語,但是在「後太陽花學運」和「後佔中運動」時代語境大相異趣的今天,這句話顯得意味深長,因為習坦誠地道出了「年輕人掌握未來」的道理。

重點是作為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最具權勢的領袖人物,習大大以及他的決策班子是否真的了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是否掌握了尤其是北京極力想爭取的台灣年輕族群的所思所想,領悟出台港年輕世代為何不信任他所掌控下的中國的緣由?

北京反省停留「青年工作不夠好」

誠然,去年3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及9月香港「佔中運動」爆發後,香港與台灣年輕人的「問題」也終於進入中南海決策者的視野。其後北京對港對台部門積極收集港台年輕人如何、為何「造反」的相關「材料」,然而這些部門透過分析這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卻是排除了原因中涉及北京自己的責任問題。也就是說台港年輕人之所以「閙」,原因不在北京的政策,而在受「台獨」、「港獨」勢力的煽動和利用,以及因為「敵對勢力」包括「外部勢力」等第三者的介入云云。

在此思維下,中南海如何出爐應對政策,也就不難想像了。誠然,北京亦並非沒有反省,然而反省只停留在「港台青年工作做得不夠好」。因此,「加強港台年輕人對祖國的認識」成為最重要的政策方向。除了只聞樓梯響及涵蓋範圍狹小的「協助青年到內地創業」外,具體做法的主要部分仍是以組織港台學生青年赴大陸交流團為主,目的是讓港台的年輕人「多多了解祖國的變化和進步」。

然而,這種做法一點都不新穎,到底有多少效果,相信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都應該心知肚明。上月筆者拜訪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時,也直言:「『三中一青』中的對台青年政策不會有預期的效果。」其實,赴內地學生交流團早在回歸前的香港已經開始,回歸後從中學到大學,香港各學校組織交流團前往大陸如雨後春筍,早已是常態。然而現實是:在回歸17年後香港學生卻來了一場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政府「佔中運動」。

顯然,「交流不夠」並非問題之所在。別忘了,留在「佔中」現場最後一刻的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博士可是在大陸出生長大,難道他也是對大陸的進步和變化一無所知嗎?

台灣年輕人又如何?

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前,在台灣大學授課的筆者在微博寫到「看到當下台灣學生的精神面貌,不得不感慨國民黨大勢已去」。然而,台灣年輕人的想法,即便是大部分關心台灣社會走向的大陸民衆包括網民也所知甚少。試想「太陽花學運」和「佔中運動」期間,在大陸媒體對相關信息進行嚴密封鎖和過濾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了解實際情况呢?難怪最近某位浙江大學的副教授來訪時,我問她「你知道為什麼香港發生『佔中』嗎?」,她毫不猶豫,直接明快地回答:「港獨!」

台灣社會遠離大陸人思維範圍

日前,一篇題為〈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3個原因〉的文章在台灣電子媒體刊出後,引發熱議。筆者將該文稍作分析後,將原文貼到面向大陸讀者的博客,一天下來點擊率就已超過30萬。許多讀者之所以看了之後「感到震撼」,除了是因為平時很少機會接觸台灣年輕人的真正想法外,還是因為作者許嚴冰是一位23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青年。當然也有不少受到官方觀點影響的大陸網友的慣性反應是:「李登輝和陳水扁台獨教育的結果!」他們似乎忘了這位年輕人思想的成形年代是馬英九主政時期!

其實,如此的年輕人在台灣司空見慣,之所以「震撼」,正是因為當大陸人民還在跟着中央的口號做「統一夢」的時候,看了如此台灣年輕人心聲的文章,才赫然發現台灣社會早已遠離他們的思維範圍,這當然也是拜大陸長期以來,且仍在繼續封鎖台港一般新聞媒體所賜。

許嚴冰的文章所列舉不支持國民黨的理由,分別是:一、「太老」,趕不上時代的變遷;二、「把年輕人當白癡」,認為國民黨的思維還停留在戒嚴時代;三、「小看『天然獨』」,作者批評國民黨「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

誠然,作者的思維並不算太縝密,所論之問題面向也並不全面,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他的思想在台灣年輕世代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否則也不會幾乎所有台灣主流媒體加以報道、轉載。重點是,許多對台灣年輕人的看法,北京和國民黨之間,其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雖然許嚴冰該文批的對象是國民黨,然而從文章的許多直接或間接的意見中,不難發現:像作者一樣的台灣年輕人對北京不止「無感」,更是「厭惡」。

「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我就生長在台灣,我自然而然的認為玉山是我國最高峰,濁水溪是我國最長的河流。這些體悟並沒有人指導,更沒有人洗腦,從小對於中國只有兩個印象,就是他們一直在人權上有迫害的問題,另外就是在國際上不斷的打壓我們,否定我們身為一個國的尊嚴,這樣的行為實在無法和自己的『國家』連在一起。一個到處做壞事且又欺負我們的人,沒有人會認為是自己人,因此年輕人支持『台灣獨立』是自然的。」

道出兩岸關係的三大問題

這一席話,雖然旨在批國民黨「一再和自己曾經反對的中國靠攏,但早已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然而,卻毫不隱諱地道出涉及兩岸關係中現實存在的三大問題。

其一,北京過去30多年來演變至今的對台政策,其目的不外乎:一、希望台灣人更想當中國人;二、希望台灣人更想「統一」。但是,對台研究和對台政策搞了幾十年,是成功還是失敗,一目了然。

其二、一般大陸人民鮮為人知的「中國對台灣不斷的打壓」,也就是連不敢和北京說不的連戰和吳伯雄到訪大陸時也都要提的「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問題,是北京無法獲得包括作者許嚴冰在內台灣民心的主因之一。

其三、北京賦予台灣社會不分世代、不分族群的形象和「一直在人權上有迫害的問題」連接在一起。對此,中國官方向來也是將問題推給對方:「受偏頗惡意的敵對勢力的媒體渲染所影響。」

可是「中國政府壓制人權」,早已是世人的一般印象。別說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至今仍被關在牢裏,單是為什麼包括他以及「六四」的信息至今仍要全面封殺?為什麼不畏權勢的維權律師一個個被抓起來?為什麼「憲政」、「文革」、「反右」等話題還不能堂堂正正進入公共討論的空間?為什麼到現在就是堅持不許百姓正常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弔詭的是習大大卻可以在百姓不能用的facebook上開設自己的帳號!諸如此類,中國政府什麼時候對人民作出清晰的解釋?

話說回來,雖然「後佔中」時期對前景茫然黯淡的香港年輕人的想法與台灣同齡人的思維着實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是兩地的年輕世代當下所面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處境。

日前,在網上匿名的聊天室裏,一位22歲來台北旅行的香港年輕人和我聊起天來,當他知道我定居在台北時,冒出一句「你好厲害啊,可以移民台灣!」,我就問他莫非他也想移民並追問為什麼,他回答「香港不行了,太大陸了!」

香港「黨國體制化」的危機

曾幾何時,香港曾是台灣人羨慕的進步與國際化的大都會。然而,如今在回歸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香港年輕人正在面對的,已經不再是「真普選」還有沒有可能,而是香港社會將進一步被「黨國體制化」及自己進一步被「國民教育」洗腦的危機。

另一邊廂,儘管台灣社會也存在許多需要克服的問題,不過與香港不同的是,台灣年輕人不僅可以大膽寫出不畏觸碰逆鱗的文章,更能透過自己神聖的一票,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昔日大唐盛世,萬邦來朝。為何如今「中國崛起」進入高峰期,卻引發台港年輕世代更為顯著的離心力?這已經不僅僅是北京為政者不能再掩耳盜鈴的嚴峻現實,也是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好好深思的問題。

文章寫到這裏,筆者當然清楚:此文也只能在港台媒體刊登,即使有勇氣的大陸媒體人樂意轉成官方較難控制的微信版,它的存活時間也只有幾小時。習大大,你真的明白「世界的未來屬於年輕一代」嗎?連你管治下的年輕人你都不信任,又如何讓年輕人信任你呢?

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3年6月25日 星期二

林泉忠 - 從沖繩看香港與中央的距離

2013年6月24日

【明報專訊】昨天是沖繩的「慰靈日」,安倍晉三首相飛到最南方的沖繩出席追悼二戰末期「沖繩戰役」中死難者的紀念儀式。這場戰役不僅犧牲了沖繩四分之一的人口,也衍生了後來沖繩與日本中央政府之間的許多問題。

二戰結束後,日本從沖繩撤走,美軍統治沖繩,直至1972年歸還日本。初期沖繩社會傾向「離日」與「獨立」,不過50年代後就轉向要求回歸日本。然而,回歸後的沖繩與日本政府之間卻有着難以縮短的「心理距離」。造成此「心理距離」的最大問題是美軍基地的存在。目前駐日美軍基地的四分之三仍集中在僅佔日本國土0.6%的沖繩,沖繩民衆的反基地情緒一日不減。

與沖繩一樣經歷過「回歸」的香港,在迎來回歸16周年之際,根據港大的最新民調,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比率跌至25%,不信任比率則升至45%,為回歸以來「最難看」的數據。造成香港社會與中央之間「心理距離」的因素衆多,最大的原因,毋須贅言,正是紛擾香港十數年的「普選」問題。

沖繩早在回歸前的1968年就舉行了立法院的普選,香港立法會即便按照中央允諾在2020年實行普選,也比沖繩晚了整整50年!更何况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社會與經濟發展都早已達至先進國家水平的香港,市民還要面對讓人窒息的「假普選」議題。

由沖繩民衆選出來、毋須中央任命的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在上述的紀念儀式上,面對着坐在下面的安倍晉三,毫不客氣地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直言「要求普天間美軍機場遷出沖繩!」

下個星期的香港回歸紀念儀式上,特首梁振英面對着南來出席典禮的中央領導人,恐怕只會一如既往地「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他敢說出香港主流社會要求「真普選」的訴求嗎?

為什麼沖繩敢,香港不敢?

作者新浪微博:
http://www.weibo.com/linquanzhongvip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2012年8月6日 星期一

林泉忠 - 「愛國」與「國民教育」

2012年8月6日

【明報專訊】香港圍繞在「國教科」的爭論爆發後,許多朋友都在問我日本和台灣是否也有「國民教育科」,他們是如何推行「愛國」教育的?「國教科」是不是「國際慣例」?

其實,能稱得上「國際慣例」的,或許是「公民科」,但絕不是「國民教育科」。「國民教育」這個詞本身不僅在香港是「新生事物」,在大陸和台灣也沒有這樣的用法,這也是為什麽維基百科到現在都未見有「國民教育」的原因。

先說大陸,「國民」這個詞本身很少出現,一般用「人民」,有時是「公民」,因此也就不存在「國民教育」的用法了;在台灣,「國民」用得多,如「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不過,如有用到「國民教育」,那也多指「國民義務教育」。因此,台灣也沒有「國民教育科」。

「國民教育」在日本倒是常用詞,指的是國家對國民提供的教育體系,與「義務教育」相通,因此也不存在強化「愛國」情操的「國民教育科」了。

很多人都說日本人很愛國,甚至把去年大地震時日本人表現出令人讚歎的國民素質歸因於「愛國教育」的功勞,其實這是一大誤解。日本的小學、初中裏有「社會科」,高中則和台灣一樣有「公民科」,內容包括「現代社會」、「倫理」、「現代政治、經濟」。不過,在日本的學校裏談「愛國」卻是禁忌,涉嫌違反憲法第19條「思想與良心的自由」。筆者旅日20載,也未曾聽說有老師在課室大談要「熱愛祖國」,而在大陸四處可見的「愛國」標語也不可能在日本的校園裏出現。

不過,不談「愛國」的日本教育並不影響培養出讓世界稱頌的國民素質。一個國家的制度健全、人民安家樂業,國民的歸屬感自然而生。如今要強推「國教科」,鼓吹「愛國」教育,實是本末倒置,也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