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 - 六四二十四：香港，需要距離－－本土與國家認同的個人思考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6月2日

去年曾寫過短文呼喚「六四共同體」，因當時覺得紀念六四已成為香港巿民一個重要共識，我們對於六四的經驗、情感與思考，足以建立香港人共同體之認同。誰料今年紀念六四出現爭議，支聯會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引起部分網民的強烈反彈，甚至有聲稱要把六四與香港切割，六四是中國的事，香港人不需要關心。短期內輿論出現反撥，不少本土派政治人物與「土著派」、「切割論」劃清界線，看來「土著派」與「切割論」已難成氣候。

但思考不以時勢的變化而止。當今日「愛國」成為一個如此尖銳的矛盾點，實應有更多人出來詳細梳理國家──本土──自身的關係，以供集體思考。本文願以分享為起步的嘗試。

愛國不可強迫

將「愛國愛民」等同於「香港精神」，是將口號這種形式裏「以偏概全」的缺點發揮到淋漓盡致──它把香港人一直不大願說的話用一種太刻板的方式說出來，於是引發反彈。「愛國愛民」中的「國」不等於黨，但八個字的口號沒有辦法將其中的差別釐清。

民族主義最強烈的其中兩個範疇，一是國土侵略，一是體育。而我從小反叛，比如打排球而特別不捧中國女排（長大了更曾與青年詩人呂某共赴紅館反中國隊，遭後排的中學生罵為漢奸，我立刻轉過頭去飽以白眼）。對保釣議題亦一直無甚反應，我基本上不願意看到民族國家因為疆土問題而有所爭執，交功課時寫過一篇關於保釣的時事評論（當時正值陳毓祥過身），被老師嚴厲指摘為「隔岸觀火」，分數之低前所未有。但我當時確是覺得隔岸觀望、不明所以，為什麼我的感覺不能成立？那時我明確感受到，民族主義出於血緣，帶有太多既定框架，不容選擇或異議之音。於是我不再願聲稱自己愛國。但同時我以背誦古詩詞度日，文化中國有時比同學與我更親近；大學時修讀中文，整個現代中國的感時憂國放在我面前需要研讀；至今，想起五四時魯迅等知識分子愛國啟蒙的情懷，仍然偶爾眼眶發熱。

將「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分割，是數十年來香港知識界與政治界的共識。我們不得不是「書面愛國」，從閱讀的隔阻經驗，在想像裏與五千年文化歷史認同。抽象的思考高遠，但卻未必有現實經驗承托，有時自己反思一下，都覺得虛妄。所以倪匡簡潔結語：你怎麼愛國呢？國家都不愛你。

今日談愛國更難，因為我們都無法逃避這個國家已遭中共騎劫的問題。許多年長巿民本都曾十分愛國，但日常與自由行的遭遇經驗太惡劣，國內許多駭人聽聞的新聞也讓他們傷痛心灰。六四集會裏那首《中國夢》我一直都不大願意唱：「五千年無數中國夢／內容始終一個。」不符多元價值──而且如果那個是強國夢的話，今日的浮誇中華已經將之實現為一個噩夢。許多持進步愛國觀、力爭民主的人，會說「愛國不等於愛黨」，這固然是進步愛國觀的基本起點，但必須添加新的論述，才能與當下接軌。

本土與中國：有距離的情感

香港本土與中國，必須維持一種微妙距離，才有平衡生長的可能。我願舉香港文學的例子言說。

西西是受「文化中國」思想洗禮的一代，她早期的〈春望〉、〈龍骨〉等小說，既是本土文化的奠基作品，裏面卻在在有中國影子。〈龍骨〉寫中國在各種政治災難與折騰後，文化古物全數不保，是對「政治中國」現實的批判。而〈春望〉由香港人角度，寫對內地來的窮苦同胞的自然親愛，蓋過了解現實而生的擔心。甚至以本土特色而怡然自喜的〈南蠻〉，都是透過中國對照而成的活潑主體。西西一早就走得比城邦派遠，她在《我城》中，說香港是一個「只有城籍」的地方，其中既有無奈，亦引發生生活力。浮城香港的孤懸無主，但在這種狀態之下，反而生出獨有的文化、超越的視野。這些都是香港寶貴的本土特色。

李碧華關於六四的小說集《天安門舊魄新魂》，素材脫胎自八九年的時事新聞，以及中國建政以來的各種悲劇，裏面亦有當時城巿如何渾然一體支援民運的專欄紀錄。書後有她親筆題詞：「──誰真正願意面對『大時代』？作為香港人，只傷心尷尬地每朝北望。我們對『國家』的愛，相對而言阻隔如安全袋，並不『直接』，也無『結果』。國殤消息滲入大部分市民的情緒中，只為莫測的血緣吧。」如此直白，但其中的微妙掌握得非常好：即使在與中國最感親切的時候，我們也還是自知虛妄，因為距離太遠、非常無力；但我們若以積極的角度去看，這種帶有距離的情感與思考，毋寧正是香港的特色。

以上只提兩位本土作家的思考，固然是掛一漏萬，但我想她們都是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是追溯香港本土性不可能繞過的標誌。雖然她們對中國有着明顯感情，但我希望她們不會被簡化為「愛國派」，因為她們在講述「愛」的同時，講述着愛之不可能。情感認同的辯證雙生，香港本土的國族思考層次一直豐富而複雜。

想想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在社會上仍是少數派，當時社會高唱「融合論」，結果過度融合而產生族群衝突。去年的反國教反洗腦運動，也是對於狹隘民族主義及中港教育一體化的強烈抗拒。過度的接近，消抹了情感必須的距離。

或者，我們必須正視香港的弔詭位置：中港距離太近，一衣帶水，利害關係根本是同呼同吸，莫說文化上有歷史認同感，根本經濟資源等等都倚賴中國，我們當然要時時監察與匡正中國──說中國可與香港徹底切割，根本是不現實的。但是，若要說香港精神本來就是愛國，實在也是葉公好龍癡人說夢，與現實偏差甚大。誇張中國與香港的距離，或是欲徹底消抹這個距離，同樣會置香港本土於狹隘、自我斷裂、並有實際危險的狀况中。冷靜地捉摸這個距離、進行調節，才是確立本土之道。

紀念六四與捍衛本土

雖然我認定六四是本土共同體的支柱性議題，但一直以來，反叛與本土的追求，確是常與支聯會分道。記憶所及的學運及社運實踐，略數如下（遺漏請諒）：從1992年開始有大專學生反省「支援」這個詞的意義，要「走出支運的困境」，把運動主要支點定在香港（見《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蔡子強等編，香港：青文書屋，1998）。1994年開始有人在六四遊行中要唱〈友情歲月〉，與支記相抗（見《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蔡子強等編，1998））。一直都有年輕人或文藝界說要突破支聯會式紀念六四活動，梁款的數本《文化拉扯》中便把六四集會描述成與支聯會風格截然相反的多元奇趣，試圖縫合兩方。1999年《打開．六四十週年特刊》，梁文道的〈廣場密碼〉試圖進一步把六四定義為「本土事件」。而文化界一直力求突破大型悼念的模式，包括：巿民每年六月四日到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獻花；九七至今自治八樓朋友「異議聲音」每年六月三日晚八時九分到文化中心外通宵思念；2009年八十後「六四文化祭」；2010年集體行為藝術「來往廣場的單車」；2011活化廳「拜山先講？──再問六四與我城」系列藝術展覽及行動；「沒有製作」一群年輕人歷年的六四街頭報哀音；字花編的《維園，你在嗎？》、《走，走到一九八九》、《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以至各年文學小團體出版的特刊、紀念詩聚……這些多元的紀念行為在九七後蓬生迸發，不是沒有理由的──它們自知紀念六四就是保存、確立、捍衛香港本土性。

六四一代的深刻記憶，必須傳承下去，因為一個族群的記憶不能及身而止。與支聯會主張歧出，是多元表達的追求，不代表不紀念六四，尤其必須反對麻木。出於「本土利益」而對人命無感，是明目張膽的自私。而對於尚未經歷過的九十後而言，叫他們不要理會六四，太容易太便宜了，這樣號召的人簡直是反啟蒙、鼓吹蒙昧。如果有人為這種反啟蒙的蒙昧自私，掛上「本土」的帽子，絕對不能接受。在中共與「土著派」的雙重進逼之下，如今再從本土說六四、說國家，須先確立以下價值與信念：有距離的關切，容納反思與抵抗的空間，以普世價值框正偏頗的民族主義，讓本身的獨特本土性生發，以城籍分解國籍，向目前這個歪斜的中國說不。香港必須要走自己的路，而這條路上有着許多他人，是為「開放的本土」，這方為反叛者即香港，不可逼視的驕傲。

文．鄧小樺   編輯 袁兆昌

鄧小樺 - 網絡談：分享．公共．網絡行為法則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數位新分享時代：網路上的分享與交流如何改善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Public Parts: How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mproves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下稱《數》）對網絡公共性的問題，採取一種進取的態度。作者傑夫．賈維斯，是知名網路評論家，現為紐約巿立大學副教授、陶氏奈特新聞中心主任，著有暢銷書《GOOGLE會怎麼做？》，以各種角度切入，鼓吹他心目中，正面積極去面對網絡，從而駕御它的方法。

不斷改變的公私界線

網絡衝擊社會的「公／私」界限。我們應該尊重有人一直認為自己的行蹤是屬於私隱的一部分，但賈維斯慧黠地指出，自五十年代以來，已經有人不斷地譴責「私隱已死」，如此看來，「私隱」這觀念莫非已死去一次又一次？賈維斯選擇一個較靈活的辯證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他認為隱私與公共性是一對互相依賴的對立概念，倚靠對方去定義自身。例如以前你使用哪種牌子的護膚品屬於隱私，但現在通過臉書上的按讚，許多人都會知道，它變成公開了；而如此日累月積，許多消費行為可能都會被普遍接受為公開的資料。2010年，一名婦女入稟法院，控告google map拍攝街景是侵犯其隱私，而柏林州最高法院翌年裁定google沒有犯法——因為照片是在街道上拍攝的。換言之，街道被劃為公共領域，任何個人都不得對之行使壟斷。

而公共性的標準界限也並不絕對／普遍／劃一。書中一再討論「私隱大國」德國的例子：當google map初生時曾引來逾24萬人遞表反對，認為這侵犯了他們的隱私。後來並出現德國人在google map上出現便要用黑紙條封住眼睛部分的「打格仔」行為。當這種效果普遍到一個程度，賈維斯認為這效果是「德國人侮辱了自己國家美麗的風景」，而將來德國可能在網上成為一個「數碼廢墟」，部分德國網民也忍不住諷刺地喚自己的國家為「blurmany」。但另一方面，德國人有男女共浴的傳統，這可以把自命「開放」的美國人嚇得調頭就走。荷蘭人認為家中發生任何事應該打開房門讓人知道，人們也常在家中裸體走來走去而不關窗。挪威與荷蘭的民眾稅務與收入是公開的，美國人就不能接受。

Self-control

賈維斯認同臉書的態度：我們需要有控制私隱的能力，要認真地思考「分享什麼」，換言之是主動對公共性採取自定的定義。作者分享了自己的原則和案例，供其他人參考，但非唯一標準：他會願意公開自己部分收入（這很方便接job！），但不願公開網頁瀏覽資料（因為這會造成不正確的推測，而他無法反駁）。他不願公開與家人有關的東西，若在推特上寫及他人，會徵求同意（這種溝通的耐性，連筆者也自問欠奉）。作者也曾是不明白臉書文化的一群，但後來他變成被指「過度分享」的人物——因為曾在網上公開自己患前列腺癌的細節。他會先警告：接下來將要公開本人的許多私密細節了，讀者應自行決定是否看下去（必須說，如果某些臉書朋友懂得在講自己的事或發一些性感相片前首先這樣警告一下，有些人真的會很感激，因為不是人人願意隨時切入他人的私密部分）。賈維斯不怕尷尬，坦誠講述自己的病況和治療細節，他說他在網上所獲得的支持和實質建議，其坦誠和全面勝過所有醫療小冊子。

慎行與放棄完美

賈維斯也很切實地提供了幾個網路行為忠告，這裏只選其中部分分享：

「誠實法則」：坦白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無意隱瞞」是理想的網絡人格。

「酒後慎行法則」：如果你喝醉了或者很累，就有可能淪為一時的流氓，或者直呼白癡為白癡，這些你都將在清醒時後悔。

「別餵流氓法則」：如果有惡意挑釁、藉攻擊搏取注意的無賴，你應該驅逐他們、清除他們留下的垃圾，網友們都會感激你的。

「別當白癡法則」：這條法則需要大量案例才能參透——例如一名陪審員開審前在臉書上說「宣判被告有罪想必很有趣」，就是示範了何謂白癡。

本書甚為可觀，不但有賈維斯個人的隱私分享經驗，又有臉書創始人朱克伯格的訪問，兼有國際性的研討會的案例（進入法律層次）；它也完全不讓我失望地，包含了亞倫特、哈貝馬斯、桑內特等一路以來的公共性理論梳理，只是放在書的後半部，顯示賈維斯是我們這時代的暢銷作家，面向廣大網民，而不是象牙塔內重複一成不變之判斷的安樂古物。

（三之二）

文 鄧小樺

鄧小樺 - 重慶大廈：最異國最本土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任教中大的人類學教授麥高登之著作，《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下稱《在》）終於出了中文譯本，已在巿場上引起熱銷旋風，實是讀者之福。人文類書籍以其知識性而可讀、易進入，捲動本土關注而引起話題，令之在香港的閱讀巿場上，開出不少可能性。

重慶大廈對香港人而言都是一個神秘難解的地方，不少香港人從小就被教育「重慶大廈是個要小心的地方」，進入大廈會感到不安。它雖然處於城巿中心高價地段，卻幽暗如謎，充滿異國情調，大量的外國面孔、橫流的異國語言，不明而活躍的經濟活動，都增加它的神秘黑色魅力。王家衛拍的《重慶森林》雖然沒有建基於人類學，卻拍出了重慶的複雜迴旋——《在》一書則指出，因為重慶大廈的建築結構關係，同一大廈的各翼區域不能互通，都必須乘電梯到地面再轉到其他區域，因此一個人真的可以消失於重慶森林的迷宮中。多麼引人入勝。

低端全球化的活力與可能

重慶大廈無疑是個很國際化的地方，講起全球化、流動性，我們往往想到是高中產很愜意地隨時坐飛機到別處去吃個下午茶又飛回來……但作者麥高登將重慶大廈置於「低端全球化」的脈絡中審視。他認為重慶大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以一個小小地方，將香港與如尼日利亞、東南亞、西非、中東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地方連結起來，這些地方的人們又出於經濟需要，必須透過香港往內地進行買賣，再把所得運回自己的家鄉。這些經濟活動不如股巿的抽象，可能只涉及金額微小的零件、手機、食物、體力勞動等生意，但就其版圖來看卻很國際，這就是低端全球化，窮人的國際流動：低端全球化與可口可樂、SONY之類的大品牌無涉，也沒有什麼辦公大樓、律師之類的專業人士；低端全球化的商人可能只是拉着自己的行李箱或租用一些物流箱和貨車去運貨，單身穿過陸洲和邊界，盡量躲避法律和版權的干涉，他們的世界由金錢主宰。這些人離鄉別井去尋求更好的機會，不論是通過打臨時工，還是以避難者或性工作者的身分。

而重慶大廈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在芥子須彌中把地球的版圖縮納進來，而其中有無窮的生態。人類學研究的是一個族群的生活狀態，重視的是多元價值，進行田野採樣時盡量不以價值判斷去篩選。雖然作者麥高登本身很喜歡重慶大廈，強調希望它能保持其「破舊」的本來面目，不盡同意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希望把重慶大廈變得光鮮的取向，但仍然詳細記錄主席林女士的論點，並記錄大廈住客對林女士的眾口交讚。

我以前看電影節時，每年都會看起碼一部貧窮地方的紀錄片，但我不是去觀賞悲慘，相反，我去看是因為這些貧窮地方往往有想像不到的輕快正面。重慶大廈也是一樣。聽那些避難者千奇百怪的故事，有些實在是爛片的橋段，連麥高登都說要強忍笑意。

暗藏昔日香港活力

《在》中總結多個訪談結果，這群在重慶大廈內的手機商、零件商、走私客、水貨客、性工作者、避難者，所從事的儘管可能是不很體面甚至徘徊於法律邊緣的經濟，但他們其中很大部分，是將會構成第三世界的中產階級。他們都很真心地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儉存錢（很多人潔身自愛不沾不良嗜好），他們將來就可在自己的家鄉，與家人一起享有美好的生活，階級上升、生活安定。書中一個來自加納的手機商人，早期出口咖啡豆到歐洲生意興隆，後因咖啡豆價格下跌而投資失敗滿身債，但他心態非常正面：「人生的變化好比海岸線」，覺得自己即使在加納不算特別富裕，但他享受工作，享受做生意：「生意有風險，就像人生。所有人的人生都有風險，但是你也必須做好功課，探究一切事物。」

嘩，我們以為這樣想的人都是由銀行廣告所虛構的呢，卻是由一名重慶客，向我們淡淡道來。我回想身邊的二十至四十歲朋友，幾乎沒有一個抱持這麼正面的信念，我們都覺得一切凝滯，所得與付出不成正比，人生是為地產商打工，前路茫茫難有進境，儲蓄是笨蛋才做的事。而原來，昔日香港美好的「向上爬」衝勁，還藏在這個貧民窟般的黝黑大廈中。由此看來，香港最異國風情的重慶大廈，也可能藏有最本土的精粹，至少比圓方商場更本土。

就如早期香港人變富後回鄉蓋房子或運送電器，第三世界國家與第一世界的經濟差距造成金錢流動的可能，因此香港對這些低端全球化的重慶客，是黃金之地、美好之門。早期香港的入境限制極寬，是世上極少數不需要獲得簽證便可入境的地方，是以許多第三世界人士可以隨時來港碰碰運氣，而香港對他們的美好就在於，打開大門給任何努力的人以機會。如今香港收緊入境限制、打擊非法居留，令重慶客們非常頭痛，而麥高登記述，當有警察來查證件時，秘訣是千萬不要跑，只要靜靜站在原地，就可能完全不被查核。

族群共處與世界主義

本書詳細地記述了來自各地的人士，其營商地圖、貨品特質、經營手法（細緻到個別對答的場口）。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族之間融合與傾軌的痕迹，當然會有張力，但印象最深是令人發噱的可愛。麥高登當然反對種族歧視，但他保持客觀的視察轉述，保留了很多細節。書中有一段是一個信回教的手機商向客人抱怨，「我的朋友，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要我再為你重開單據？我們都信神，為什麼你要讓我這麼困難？」等他走開，信基督教的客人才咕噥一句：「你的神又不是我的神。」

重慶大廈裏面的單張都有多種語言，法團主席林女士以烏爾都語、印地語、法語、尼泊爾語的傳單，告訴大家「你也是香港的一部分，遇有罪案發生請呈報」。旅館中的客人會在食肆中與各地的勞工交換旅行經驗、互相學習語言，分享生命哀樂。語言上或有種族歧視發生，但整體來說算和平融洽。我想起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提到巴爾幹半島存在許多種族笑話，但這些污穢的笑話，卻往往是戰爭的緩衝劑，一旦它們消失，戰爭就來了。那麼，香港人的尖酸刻薄，其實應可助我們繼續傳承本土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文 鄧小樺

編輯 顏澤蓉

鄧小樺 - 不服從之路，簡單而綿長

星期日生活   讀書   2012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原來今年是梭羅逝世150周年。他的《湖濱散記》對於一代人而言是精神宣言，曾被無數意欲離群索居而清醒思考的人引用。近日拿到台灣新生的獨立出版社「紅桌文化」出版的《公民，不服從！》（下稱《公》），是將梭羅和當下重新連線的出色嘗試。

梭羅是19世紀的文人，面孔多樣：哲學家、藝術家、發明家、激進的反奴隸制者、公共事務活躍分子，甚至是環保先驅。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既是文學典範，又是大眾偶像。他住在湖濱遠離城巿，曾因拒絕交稅而坐過牢，儘管堅持獨處不願意鼓動他人，但卻影響了甘地、馬丁．路德．金、托爾斯泰等重要人物。

我曾參與籌辦過一個以自然為主題的文學營，當討論自然主題的經典文學時，當時作家俞若玫一口便提到《湖濱散記》，但卻像有點隱隱擔心梭羅已經和時代脫節。但看看自然文學、環保運動更為昌盛的台灣，想要重提梭羅，卻是毫無猶豫。

憑良心而行狠批政府

《公》主要收錄梭羅的兩篇演講：〈公民不服從〉和〈沒有原則的生活〉。梭羅有非常激進的一面，他雖然宣稱自己是公民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對政府的批判卻凌厲之極——因為美國當時仍有蓄奴制，梭羅聲稱自己一刻都不能視之為自己的政府。這種認為「政府不代表我」的確鑿情緒，應該是目前華人社會所共有的，我們都不妨跟隨梭羅，朗朗背出莎翁名句：「我出身高貴，不附屬誰，／片刻也不願受人操控，／也不願為世上的主權國家／所操縱或擺佈。」在不義的政令面前（例如戰爭、蓄奴等傷害他人的政令），梭羅力陳人應該憑良心而行，不理會甚至起而反抗之，他認為良心應該超越法律，正義應該超越生死，這樣簡單而純粹的良心判斷，就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基礎。

梭羅的凌厲是極其正面的：「我不主張廢除政府，但要求政府要立即改善；如果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尊敬的政府形態，我們就更有機會擁有像樣的政府。」如今的世代誰都懂罵，但真能正面建立價值的人，幾稀。〈沒有原則的生活〉正面談及對生活、金錢與工作的態度，這都是今日青年們關心的事物。梭羅知道有些工作是沒有意義的；他更反對人純粹為錢而工作，覺得這比懶散怠惰更糟；他呼籲不要僱用只為錢工作的人，要僱用喜歡這份工作的人。離群索居的梭羅一點都不頹廢：他認為工作的目的在於好好表現，把事情做好，工作的成果也應用於社會，符合道德，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這也就是工作給人的尊嚴，即使香港人凡事曰利，也不能抹煞心底對尊嚴的渴求。

要求自己再要求他人

《公》以台灣近年大熱的觀念、青年擁戴的「簡單生活」為切入點，令梭羅的靈魂降臨在小文／知青身上。減少欲望，保持自由：一種自立的渴望，一種「更好的自己」的追求。一個人對自己有所要求，才能更大聲地對外界與他人有所要求。很有趣，梭羅在演講結尾甚至提倡正面，想以清晰的原則，超越瑣碎的抱怨，每天無病無痛地彼此道早安。

書很薄，排版疏闊方便閱讀，很有以前經典小冊子的風味，一反書愈出愈厚的世界出版潮流；譯筆是台版書少見的清通親切，可以放在包裏，坐車吃飯時便拿出來，讀一點提神醒腦。封面封底顏色醒目，橘黑或黃黑都是象徵「很有主見」的配色；簡單排版中有小小的新意：以連串的感嘆號或問號作分隔符號，把裝飾和剩餘都變成表達的渠道，有一種青年知識分子的敏銳和憨厚。在兩篇演講之間，以極簡的篇幅整理了梭羅思想的流播，如啟發1910年代甘地的不合作運動、6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反種族隔離運動、70年代被反戰分子重讀、80年代被環境主義運動所援引，以至晚近的茉莉花革命及佔領華爾街。編者能以一頁的篇幅去概括這些運動，更以甘地的話、巴黎塗鴉、MJ的歌、劉曉波的文章、夏宇的詩與這些運動並置，充分顯示了知識青年的活潑大膽及穿透力，並且擁有以編輯的低調方式來表達尖銳觀點的實力。以前香港的「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曾製作「公民抗命」的小冊子，喜見今日《公》作出更為出色的嘗試。

年年月月，一代代的人，都希望保有自己生命中簡單的叛逆，輕輕鬆鬆地彼此道早安。

文  鄧小樺

編輯  黃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