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歷史拾遺：讀蕭國健《探本索微——香港早期歷史論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一八四二年之前香港只是一條小漁村？不是的。香港本地史家多反對此論，尤以史家蕭國健著述甚豐，其《香港古代史》、《香港前代社會》敘述開埠前之社會經濟，知其民風淳厚生活精彩，可證漁村之說實誤。蕭國健如今結集論文而成《探本索微》，記述香港早期歷史的細微處，不以時序為框架，分成研究、地名、歷史、文化共四章，雜談歷史，讀來拾遺更多。

荒島之說

昔日洋人與中原朝廷多稱香港為荒島。英國人說一八四○年前的香港是「空無一人的荒島」。一八四三年，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訪問香港，回朝上奏道光皇帝：「奴才查看香港本屬荒島，重山巒複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係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只有貧窮漁戶數十家，在土名赤柱灣等處畸零散處。」清廷貶抑香港的地位，大概因為鴉片戰爭新敗，朝臣為保朝廷威儀，故此形容香港是荒島，割讓了也無損大國體面。然則英人說香港是荒島，則可以領了開闢荒山野嶺的功勞，教人感激英殖政府，服從管治。

其實香港開埠之前不是荒島。香港早有居民聚成村落，考古發現六千年前已有人迹，唐朝時候有軍隊駐守屯門，宋朝有宗族定居新界，明代地圖文獻記載了香港各處地名。讀香港歷史，不宜粗枝大葉略過這些細節。《探本索微》徵引方志族譜諸等文獻，實地考查碑銘刻文，既可補通史缺失處，亦教今人細看舊事，免於誤信西人或中原之偏見。

香港島的命名傳說

洋人貶抑香港島為漁村之見，可見於英人早年命名香港島的一些傳說，尤以「裙帶路」之說最是有趣。裙帶路曾為香港本島之名稱，據聞英軍初抵香港，登陸赤柱，當時有一位蜑民名叫陳群，為英人帶路前行，走到香港島北部今中環一帶。英軍詢問此處何地，陳群以蜑語答曰：「香港。」是故陳群帶路，遂有群帶路之名，洋人以此命名香港本島。

裙帶路一說甚為傳神，聽來容易信以為真，就好像當年英軍初到不毛之地，香港是蠻荒孤島，好在阿群帶來文明之師，翻盡窮山惡水，為小島命名，標識地圖，才使香港為世所知。實情是，英軍未來之前，裙帶路之名早載於明清官方志籍，記入賦稅糧冊。古老言傳，裙帶路是本島西北部的山腰小路，遠望形似女子裙帶，與陳群未必有關，阿群帶路似是傳說居多。

香港之所以命名香港，與裙帶路傳說甚有契合之處。當年英國水師登陸，詢問居民地何以名，答曰：「香港。」香港之名曰香，皆因此地港灣出口香木香本，香品產業於明朝盛行一時。香港本為村莊名稱，今人多以為香港村位於香港仔石排灣。蕭國健則認為「香港村」不是石排灣，原因有三：

一、早期香港政府文件刊載地名，石排灣名曰鴨巴甸（Aberdeen），而非「香港」。

二、明朝《粵大記》圖載，「香港」位於鐵坑（黃竹坑）旁一小島。

三、據《粵大記》圖載，此小島似是今之鴨脷洲。鴨脷洲島上有洪聖古廟，廣東沿海祭祀洪聖之風俗始自隋唐，或可推論此地早有島民聚居，也許是香港村之位置。

群帶路也好，香港村也好，香港之名早載於方志典籍，並非英人所創。英人抵港之前，香港島已有大小村莊散佈各處。參考一八四一年港府官方統計，全島人口約有四千三百五十人，其中赤柱約有二千人，筲箕灣一千二百人，香港村、黃泥涌、阿公岩等村各不下二百人。未計新界大族，香港島人口之多實非「一條小漁村」可比，奈何洋人奪史，其他中文文獻所記不多，致使今人誤信香港開埠前是一片荒蕪。

新界騷亂，忠義抗英

香港島既非小漁村，新界更有大族世居故土，百多年前曾經奮起抗擊英軍。一八九九年，清廷與港府簽定《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九龍半島北面之土地，南自界限街，北至深圳河，租借予英國九十九年。英人接管新界，先派遣警司率隊至大埔，在運頭角搭建蓆棚，供警察駐守，又豎立旗杆，定於是年四月十七日升旗。新界鄉民商議抗英，於各村張貼「抗英揭貼」，挖備戰壕，集結村民。

四月十七日英國升旗，數千村民攻擊英軍駐地，襲擊大埔山頭，卻為英軍所敗。村民退至林村山谷伏擊敵人，可惜武器落後，難敵英軍裝備精良，再敗一役。翌日，二千六百名村民再戰英軍，遭遇埋伏，死傷慘重，敗退回村。英軍進至吉慶圍與泰康圍，以「錦田是騷亂的主犯」、「疑有莠民藏於其間」為由，欲進圍村搜查，村民據守反抗。英軍以大炮炸開圍牆，村民投降，英人拆下圍門作戰利品，後來運往英國。

英國接管新界之後，鄧族紳耆與政府交涉，請求發還圍門。港府撫順鄉民，自英國運回鐵門，安置在吉慶圍。屏山聚星樓背後有達德公所，當年村民於此聚義，發動抗英，而今大廳立了「忠義流芳碑」，碑上刻上一百七十四義烈士義烈婦之名，抗英事迹，以垂永紀。鄉民抗英，港府初謂之「騷亂」、「莠民」，後有村紳追思「忠義」，敬立碑銘。誰是莠民騷亂，誰可忠義流芳，不過一線之差，只看歷史誰人寫。

香港歷史誰人寫？

這些舊事雖然微小，卻很重要，讀史料拾遺一二，知香港前世今生。蕭國健《探本索微》一書查考香港各處地名歷史（例如香港村、西環、金鐘、沙頭角），細數掌故傳說（例如張保仔、陳群帶路），兼論傳統風俗（例如新界宗族、鄉村習俗），循香港之本，探索歷史細微之處。蕭國健是以平實筆觸治史，卸下英人貶斥香港為漁村荒島的枷鎖，歸返真相，示現香港開埠之前實非蠻荒之地。

奈何今人不知史家苦心，仍是念茲在茲記掛小漁村之說。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介紹香港歷史，有此一段：「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在百多年前還只是一個小漁村。」只是一個小漁村乎？今引蕭國健序言作結：「英人東來時，新界地區已有眾多廣客村莊，人口且日漸繁衍…… 時人多隨西方學人之說，謂『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是一條漁村』。此促使余對香港古代歷史研究之念。」史家之志，盡見於此。

 

文：謝孟謙

編輯：劉子斌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謝孟謙 - 正常中文

專題研讀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各位，請看此句：「面對暴政不仁，市民采取抗爭行動，上街發聲爭取普選，請獨裁者下台，落實民主化！」這不是正常中文，句中有錯字，亦見洋化句式，並且語意不通。以上文辭之誤，筆者往日未嘗知之，近來讀了三本書才略有所悟，正是容若《簡化字尋根揭底》、古德明《真假中文》、陳雲《廣東雅言》。篇首病句，筆者留待篇末改正，還先看此三本書，讀了汗顏，便知當下中文所犯何事。

簡化字毁壞漢字

容若《簡化字尋根揭底》一書，書名題曰「簡化字」，不稱其「簡體字」，因為簡化字擾亂漢字書寫，不成體統。漢字偏旁部首本有其意，簡化字每每削去原有結構，字義不全，又一字多用，添煩添亂。例如採，簡化為「采」，既是名詞文采，又是動詞採取。又例如湧，簡化為「涌」，若見河涌暗湧，「涌」、「湧」同字，難解其意。還有「須（鬚）」、「后（後）」、「舍（捨）」、「累（纍）」……不勝枚舉。如此混淆漢字，致使今人不識古文舊字，舊學無後矣。

容若扼要敘述漢字簡化歷史，話說民國初行新文化運動，士人求變，認為中國傳統有礙革新，於是摒棄舊學，漢字即如糟粕。文人如魯迅曾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後來中共建政，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是故簡化漢字，一為方便民間認字，二為中文拉丁化之先聲，替以拼音，終而毁滅漢字。民初以來半個世紀，官宦士人迷信西學洋文，覺得傳統有害，試圖廢漢字以興中華民族，遂有簡化之風。

這是昔日中華民族主義一大矛盾，既要廢除華夏傳統，又想振興中華民族，於是東抄西襲模仿別人，然而文化無根，不知何去何從。例如，中華兒女猶記日本侵華恥辱，但見國字簡化成「国」，卻是日本東瀛新風。中文古書本有簡化字「囯」，今人卻取日本之「国」，點王成玉，謂之正確。又聞七七恨卻蘆溝橋，時至八十年代，中國跟從日本漢字表，竟把蘆溝寫成「盧溝（盧沟）」。大陸文官如此崇日，容若稱之為「向日葵思想」，他痛心寫道：「（我們）不該任令中文領域變成日本文字殖民地，希望關心中文的走在一起，以『七七』精神打贏這一場仗！」

洋奴中文 現代漢語

大陸簡化漢字，也洋化中文字句，成就所謂「現代漢語」。古德明通曉中英兩文，在報紙筆耕不輟，結集專欄出版《真假中文》，批評現代漢語盡取西方語句，直譯英文，不寫正常中文，人人一副洋奴面相，甘於下流。例如「面對」，本是「當面對質」之意，現代漢語則仿效英文to face，濫用不絕。常見者有「面對工作，要不怕吃苦，要腳踏實地」、「面對暴政不仁，我們必須鎮定」。「面對」此詞其實多餘，句子讀來沉悶無味，正常中文這樣寫：「做工不要怕吃苦，要腳踏實地」、「暴政不仁，我們必須鎮定」。「面對」以外，還有「隨着（with）」、「進一步（further）」、「跟進（follow up）」。現代漢語寫此等英譯字詞，往往一詞百用，抹掉正常中文的豐富詞彙。

如今報章滿紙英文生字化身，只見「強降雨（a strong fall of rain）」、「高難度（difficulty）」、「知名度（fame）」，不見「暴雨」、「艱難」、「知名」。翻譯英文有何不好？古德明博覽群書，援引文言詩句白話小說，今昔對照，高下立見。承上例「強降雨」，清朝鄭板橋題詩：「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若以現代漢語寫作，卻是：「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強降雨。」《真假中文》以舊文為體，示範現代漢語之謬，讀來會心微笑，也教人慚愧。

現代漢語歐化中文，正是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遺害，時人搗毁中文辭章，替以科學術語偽裝，禍延至今。目下中共官腔盡取現代漢語，諸如「高度（high degree）肯定施政」、「很大程度（to a large extent）的發展」，卻不正正經經說「十分」、「很」、「極」。古德明這樣寫：「真正中文，現在已經愈來愈少人懂得；新中國人爭相學習的，是中共的現代漢語……但一定要保存我們的語言文化，否則我們給中共奪去的，就不止是河山。」這是花果飄零之嘆，北望中原，華夏無家。

廣東雅言 宏揚中文

花果飄零，然則廣東香港可以靈根自植。陳雲多年來評論中文，今寫成《廣東雅言》述說古雅：「廣東話保存古語較多，這些客套話，在文言文的信函和明清小說的對話常見。」陳雲認為廣東話斯文有禮，廣東人日常交談，句句語出古文經典。香港人搭小巴說「街口有落」，朋友下車時候說「有數（代付車錢）」，此虛詞「有」，說來語氣溫婉，謙虛有禮。查《論語》開頭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來「有朋」之「有」？因為「有朋」對「遠方」，二字對二字，琅琅上口。古雅之「有」，粵語保存千年，香港人說「有請」、「有禮」、「有幸」，也是溫文爾雅。

大家購物，店家招呼道：「歡迎光臨，多謝盛惠九十蚊。」此「光」與「惠」也是彬彬有禮。賞光、賜光，見於明清小說，如《文明小史》：「兄弟在衙門裏，備了一個下馬飯，務請三位賞光。」婚嫁請帖多見「恭候台光」、「敬請光臨」，正是書面敬語。盛惠盛惠，《三國演義》一句：「（曹）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副詞之惠，可以寫信入文，恭敬客氣，如「得先生惠允」、「敬請惠納（禮物）」等等。

廣東老百姓日常閒談其實字字古雅，傳承先秦文言，兼得明清小說白話真粹。廣東話本來古雅，今人不知，甚為可惜。現在大家「保育」粵語，所持之見，只論述嶺南方言「呢」、「啲」、「咩」之異，忽略粵語傳承千年華夏之貴，實有不察。廣東話豈止一地方言？我們身在香港，不應被動「保育」粵語，更須發揚光大，寫好中文，講好雅言，垂範華夏。廣東雅言固存中文正朔，接通古今，可解現代漢語之毒。而今香港仍然書寫正體漢字，口說文雅語言，扶正中文，捨我其誰？吾等必須虛心問學，用心為文，華夏中文才不致丟失最後正朔。

話說篇首一句：「面對暴政不仁，市民采取抗爭行動，上街發聲爭取普選，請獨裁者下台，落實民主化！」「面對」、「落實」是多餘的洋奴現代漢語；「采取（採取）」是簡化錯別字；「請」語境不當，對獨裁者毋須有禮。讀過容若、古德明、陳雲，學以致用，病句改正如下：「暴政不仁，市民奮起抗爭，上街高呼爭取普選，誓令獨裁者下台，奉還民主。」

文：謝孟謙

編輯：蔡曉彤

徐承恩 - 將華夏非政治化的香港國族主義：與謝孟謙先生對談

以書會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得聞謝孟謙先生於9月13日為拙作寫了篇情理兼備的書評，提出了一些嚴肅的挑戰。如今筆者戰戰兢兢地嘗試回應，希望能使豐富輿論中對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討論。

謝先生擔心「香港民族」一詞會為中共利用，把香港與中國52個少數民族類同，將香港從一國兩制之特別行政區，矮化為一國一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此乃筆者不察，未有考慮到中文「民族」二字之岐義。Nation, Ethnic Group，意義大不同，卻都可譯作「民族」。拙作的「民族」，實為Nation，故再版時已改為「國族」。國族者，乃是一群從精英至基層，皆自覺共享同一公共命運之社群。他們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標：國族成員要按現代平等價值，共享政體之主權，創建國民自治的（準）國族國家。筆者之主張，在當權者眼中自然極為政治不正確：既然香港本土認同急速蛻化，那麼未來的香港政治，就必須要以公民平等參與的香港國族為主體，藉此令香港人共享主權。

縱然香港位處華夏文化圈，可是香港要吸收哪些華夏文化、學習哪些西方文明，必須以國族主體來作決定，而不能先驗地將任何價值假設為香港的國民價值。此話何解？

世上本無正宗華夏文化

事關世上本無正宗的華夏文化。華夏文化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個文化家族（Family of cultures），由一群有共同文化特徵、卻各擅勝場的子文化組成。許倬雲院士指出華夏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奠立時，乃多種地方文化的集合。儒家思想源於周、魯兩國之文化，道家思想源於長江流域的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乃是不同的地方文化。華夏文化成形後，其邊界自黃河流域向外擴張，但位於華夏邊緣的族群，卻將先祖假借為失落的華夏遺民。邊緣族群的本土文化假華夏之名延續下來，如此各華夏子文化必然有地方色彩，沒有所謂正宗可言。而在華夏帝國旁邊亦會產生各種與華夏文化類同的異國文化，比如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文化。正統論者會說這些邊陲文化是假扮華夏的「蠻夷文化」，但實情是華夏帝國內部之華夏子文化皆是如此，難言那個版本更為正宗。各個子文化之高下，當取決於其文化成果。

南北朝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永嘉之禍後，文化精英隨晉室南渡。長江流域當時屬華夏邊陲，乃晉帝國於37年前從孫吳取得之新疆域，如今晉室於異域苟存，其處境與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頗為相似。雖然文化精英大多南渡並成為地方望族，當地庶民卻多未受華夏文化薰陶。是以在東晉年間，我們既看到王羲之精緻的書法傑作，又能看到雕工拙劣的碑文。這樣南朝的文化，最終也必然是東吳化的華夏文化。即或如此，這種不正宗華夏文化亦能修成正果，在吸收來自海洋的佛教文化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六朝文化。

而北朝之文化發展，亦不能以一句文明淪喪概括。雖然文化精英皆南渡避禍，華夏庶民文化卻仍得以流傳。憑着工匠之巧手，華夏之書法文化仍可見於華北之碑文，可見華北縱為「蠻夷」統治，高手仍然在民間。這種兼具華夏精粹與庶民風情的北魏楷書，乃是舊香港常見的招牌字體，這也許並非偶然。統一華北的鮮卑族積極吸收華夏文化，又受西域文化影響，之後融合為絢麗的隋唐文化。鮮卑化的楊堅建立隋帝國後，吞併南方了的陳帝國，繼位的楊廣則修建連貫南北的大運河。取代隋帝國的唐帝國，開國皇帝李淵亦為鮮卑化漢人。之後南北兩種華夏子文化沿着大運河互相交流。華夏文化之登峰造極，見於趙宋天水一朝，而宋帝國的文化，卻是由兩種不正宗的子文化融合而成。

各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

華夏文化之輝煌成就，乃各種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之成果。然而將漢地與滿、蒙、疆、藏等地視為大一統中華帝國之想法，本非出於華夏。第一位欲將漢、滿、蒙視為政治整體去經略的，很可能是契丹的耶律阿保機，而當時契丹尚未全面吸收華夏文化。最終蒙古的忽必烈實踐了阿保機的夢想，而朱元璋其後又將由遊牧民族建立的中華帝國據為己有。明帝國將朱熹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把具地方多元色彩的華夏文化，改造為強調皇權道統、以位份尊卑維繫集權統治的吃人禮教。這種將華夏文化與大一統中華帝國綑綁的作風，又為清帝國所繼承。

此時華夏文化雖然餘暉未盡，卻日益衰微。當華夏文化強調正統、強調劃一，並眨低地方的華夏子文化，對正統的追求只會令華夏文化失去活力。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說，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到了近代，國共兩黨都將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時，反傳統的左派當道，與主張弘揚傳統文化的章炳麟意見不合。到蔣中正執政時推行新生活運動，才保留了半套強調威權的華夏文化。中共更是「破四舊、立四新」，把傳統盡皆摧毀。可是，這兩個共和政體就是沒有丟棄大一統的「正統」觀念，都念念不忘的要將地方文化消滅，奢望要延續中華帝國的光榮。縱然國民黨起家時承諾保護地方文化，掌權後卻以訓政之名改弦易轍。中共則透過打壓方言一類的政策，以黨國文化取代大部分地方原有文化。當華夏與正統政治劃上等號，最終只會丟失華夏，只剩專權的正統政治。就算沒有國共兩黨，中國仍會被反傳統之威權者把持。

須有獨立自主國族意識

華夏文化要復興，就要丟棄「正統」觀念，放棄與任何政治單位掛鉤的幻想。要抗衡大一統的鏟平主義，重振各地方深受華夏文化薰陶的子文化，像香港、台灣這樣的地方就必須確立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在國族自主的保護下，國民方能自由地按志趣參與文化活動：或是發揚華夏文化、或是引進西方以及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最終要發揚那些華夏傳承、引進那些外來文化，應由自主的國民定奪。擺脫「正統」觀念，催生活潑的地方文化，方能令華夏文化浴火重生。

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本人的立場：我今生、來生，皆不作中國人；但期望此後生生世世，都能做鑽研華夏文化的漢學家。

延伸閱讀：

Liah, Greenfeld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許倬雲（2009）。《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出版。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杉山正明（2014）。《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謝孟謙 - 士人——讀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之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

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

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

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

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

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

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

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

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

「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

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

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

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

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

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

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

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

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

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四之三／平民——讀陳雲、甄小慧《殖民地美學》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明報專訊】 近年上街，常見遊行隊伍揚起「龍獅旗」，正是勇武衝陣的本土派。幾年前陳雲寫下城邦論，鼓動本土思潮，港中區隔，不謀獨立，但求劃清權界——他說香港是城邦。皇皇香港，那一面龍獅旗繼承英殖時期香港政府徽號，到底什麼意思？搬用這一記符號，用心何在？陳雲與甄小慧近著《殖民地美學》，圖文並茂，淺述殖民時代符號，漫談香港島前朝建築。書名題曰「美學」，不為眷戀舊日美好，而是兼備欣賞批判，唯美唯學。享受視覺觀感，欣賞線條結構，是為「美」；然後理解設計歷史背景，即物感懷，方為「美學」。那一面龍獅旗，那一牆殖民建築，皆為舊物，而對照今昔，我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也失了什麼。

本土派現在高舉的「龍獅旗」，本為港英政府戰後徽號，中間一面盾牌，左右龍獅拱衛，龍為中華，雄獅代表英國。另有一隻小獅子直立盾上，手握明珠，象徵管治權力。盾牌上畫有帆船兩艘，並與龍獅置在山丘之上，就此合成徽號，自然教人想起香港開埠航海通商，太平山上曾為英人居住統治，龍獅兩相照，飛龍育我中華，獅子高貴勇猛，中西文化交匯此地。如此堪作一城徽號，多少往事，凡人一目了然，符號足可比興歷史舊事，有其美，也不失其義。

飛龍圖騰也見於香港義勇軍軍徽，活現雙龍頂冠（書本封面），下書拉丁文「Nulli Secundus in Oriente (second to none in the Orient)」，意為冠絕東方，展示軍威。龍獅旗與義勇軍軍徽皆有龍騰，港英政府雖為外來政權，管治香港也懂得傳承華夏文化。

《殖民地美學》書中論道：「然則中華民國的國徽、軍徽，中共的國徽、軍徽都沒有傳統神獸（龜、鳳、龍、麟），可見這些所謂新中國政權，是離地的境外殖民者，在文化保存方面，這兩個反華政權劣迹斑斑，比不上英國殖民統治香港。」

現在香港徽號怎麼了？筆者想起洋紫荊圖案，特區區徽不見往日神獸，只見一旋抽氣扇團團而轉，標識那一朵洋紫荊，對稱過甚，面面俱一，望之只覺無情，斷絕生機。再看看金紫荊廣場那座金身雕塑，花瓣半開不合，盛放無期……洋紫荊本是野外混種而成，本身不能自然繁殖，不育無嗣，今作市花寓意，似有不祥。一城徽號舉足輕重，選擇設計即物作圖，該當細心思量，但九七之後，圖章不如往日精緻。

往日精緻，大概因為港英戰前曾有明確管治意識。英人初到小島，倚靠英王威望治理華人，所以紋章圖案與建築設計力求顯現威嚴，教百姓臣服，才可劃地而治。洋人安放界石與銅像，雕飾建築重塑古典，嘗以大英帝國聲望統治海外治領。開埠早期，港府在上中下三環劃定維多利亞城，行使現代城市管理，後以界石為記，散落港島各處，標示城市範圍。中國大陸所見界石多為長方立體，而維城界石則是方尖形，異於新界鄉野石碑，頂部呈金字塔，就如古時日晷報時器，投影時間。觀其方尖神秘感，昭示一地管治權威。殖民時期好多設計也刻意配上權威象徵，例如舊最高法院大樓（即舊立法會）有圓拱屋頂，亦見迴廊圓柱工整排列（三軍司令官邸也有）。平民在街上步行而過，望見大樓形似聖殿，頓覺皇權在上，莊嚴不容侵犯。

香港徽號 龍獅拱衛

戰前英人治港，華洋分隔，華人眾多而英人少數，遂以殖民權威折服本地人。是故維多利亞城建築講究華美，瓊樓雕飾，各處可見王室銅像，確立威信。那尊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戰時丟失，重光後奉還香港，安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現址。認真看看，女王手握權杖與地球，雄獅在旁，座台墊高，眾生抬頭仰望，正是君臨香港之意。英國人征服清廷，然後管治香港，於是建成權威建築與銅像，告訴平民：我們是來管治你的。九七主權易手，英人出走，港人本應當家作主，高度自治。但現在誰主我城？不知道，而本來稱作「港督府」的元首住處，現在叫「禮賓府」……你說誰作賓客誰作主？今日香港主體意識薄弱，早有遠因。

舊時平民不甚過問主權誰屬，現在也少理誰人當家作主，吾民主體意識薄弱，大概與戰後英國國策有些關係。二戰後英國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政府難再仰賴王權治眾，港英政府卸掉昔日權貴形象，篤行務實官僚行政，避開政治意識爭辯。戰後政府放下王權冠冕，清拆象徵權威的古典建築，替以樸實無華的官署大樓。時至七十年代末，中環一帶古典建築盡皆拆毁（舊立法會除外），中央郵局、香港會、美利樓也相繼消失，維多利亞城湮滅，換來方正樸實的現代建築。

戰後建築 平易近人

你如何形容政府舊總部西座？既似屋邨學校，也像社區中心，親近平民，內有公務員餐廳，只要打聲招呼說約了朋友，即可進入總部。附近叢林草莽雜亂，雖有園丁打理，也任得野花樹木隨緣生長，全無官威氣象，平易近人。其他建築，如新大會堂、中環街市、舊天星碼頭（已拆）等，也秉承現代功能主義，別無額外裝飾，稜角分明。政府建築與平民建築相似，官民一家，力求實用清明，減省奢華雕琢，如此社會精神值得傳承。

但古典建築盡去無存，舊日雕欄玉砌不再，政府也容易丟失管治威信。《殖民地美學》書中寫道：「（新大會堂）方正挺立，好像脫去王朝華麗袍服，穿上黑色西裝的紳士……英國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放下了維多利亞王朝舒服的權威外衣，披上功能主義的現代西裝，就要抖擻精神，精進服務。一個官僚坐上了類似大會堂裏面那種建築物，是膽戰心驚的，因為毫無外物可以幫助自己建立權威，必須靠自己的本領。」殖民威權不再，平民不知效忠誰家，只信靠官僚行政主導，不復關心主權問題，不與爭辯，種下今日大眾政治冷感的禍根。

往日官署建築親民，收起管治威信，雖有其弊，也不隔絕官民溝通，平民匆匆路過中環鬧市，從不覺舊總部阻礙步行。現在新總部「門常開」那管褲子獨立金鐘，中空大門，北風呼呼而過，雙腿虛弱無力，不覺可靠堅實。廣場圍起鐵欄，禁止平民往來，官民生死相隔，此生不見一面，威望無從樹立。返照舊物，可以知道這個城市失去了什麼。

我們追撫殖民往昔，既要欣賞其美，也要批判弊處。港英政府嘗以王室威望治眾，戰後革新治領，卸下威權，理性行政，親民可嘉，但因此丟失威望，只奉官僚行政，不認真看待主權意識，吾民此後也不問政事。陳雲與甄小慧寫成《殖民地美學》，不為戀殖，復見平民觀賞舊物心境：「（殖民時代建築）有它輝煌和動人的一面，但也埋藏了今日的危機。我們欣賞的時候，該懷着這種心情吧。故此，（書中）照片是彩色影的，但本書用了黑白的排版。」

不為戀殖 復見平民

黑白照片，光影實在，毋庸眷戀舊日精彩。筆者猜想，書中敘述「維多利亞女王」、「英王佐治六世」等，寫「王」而不取「皇」，大概因為作者視之為前朝往事，皇權已逝，平民不再留戀（宋朝遺民敬立「宋『王』臺」亦如是，免犯元朝忌諱）。但願本土派揚起「龍獅旗」，不為歸英戀殖，而為平民開道，立足當下。我們緬懷舊事，既欣賞也批判，醒悟以往得失，然後放下過去殖民包袱，自信自力。景仰前朝建築，該知道英王權威一早離去，今日官僚不復理性，吾等平民必須奮發精進，熱心問事論政，此後不做冷漠順民。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