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 - 給舊電器一個善終

2017年9月25日

【明報文章】上星期寫到，洗衣機壞了，師傅也勸說別浪費金錢修理。每次更換電器，內心就有內疚感，知道電器隨意丟掉，會產生環境污染。以前試過把舊電器交給樓下收買佬，但聽他說只是把電器拆掉變賣零件，沒用的還是直接當垃圾扔掉，即使收買佬給我幾十蚊，我還是覺得這種錢我寧願不要。

朋友是環保組織中人，他推介我找一間叫「歐綠保」的公司。懷着戰戰兢兢心情致電這公司預約，感覺非常好。我打電話到其熱線（2676 8888），值得一讚，接線生親切有禮，不是那種「hea做」的態度。我因為要上班，她體諒我的時間限制，安排了翌日早上上門收電器。到了正式收電器的日子，兩名穿著醒目的男職員，上門把舊洗衣機運走，服務也是斯文有效率。

原來這公司在環保署資助下，在環保園做電器及電子產品回收。職員告訴我，舊電器回收之後，若能修好，會送給有需要家庭。若不能，則以環保方法解拆，把有用的物料重用，其網頁寫道：「公司會採用德國科技，將雪櫃、電視、電腦、洗衣機及冷氣機內含的有害物料進行無害化處理，令電子廢物轉化為寶貴的二次原料。」

不少人買電器，都會貪方便，叫送新電器來的工人把舊的搬走，但若對方只是把電器送到堆填區，對環境會造成災難。難得香港政府和私營公司提供這項服務，大家有舊電器要處理，我強烈推薦大家多走一步。况且這個服務是免費的（其實要我付費我也願意）。因為地球暖化，天氣已反常，今時今日連食水也含膠，「環保」已經不是離地的姿態，而是貼地的生活態度，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

星期日現場：媽媽敢和兒子搭巴士

星期日生活   2017年3月12日

【明報專訊】上周二，收音機傳來一位中年女士的聲音。她說，兒子以前的牙齒很醜陋，三尖八角的：「我不敢帶他坐地鐵，因為地鐵座位是面對面的，那些靚女看到我個仔嗰樣就會雞飛狗走，逃到老遠，那時整個車廂只剩下我和他。」原來他兒子是嚴重智障的，今年已41歲，早陣子傳來一宗很小的新聞，政府過去4年給智障人士的牙科保健計劃，不過2000萬撥款，要暫停了。

如此令人心痛畫面，這位母親應該習以為常，說來語調沒有悲情，好像在述說別人的事一樣平淡。「所以我們多數選擇巴士，因為在巴士上別人只看到我們背脊。」

這位母親名叫蘇太，在《千禧年代》節目裏續說，帶兒子修整了牙齒後，整個人生180度轉變：「棚牙靚咗之後，除咗可以搭地鐵，在街上陌生人問路，竟會問他不問我。和親戚朋友出來食飯，以前別人當睇唔到佢，只當他是我的附帶物體，現在會走去佢面前同佢傾兩句，當佢正常人。所以智障兒子的牙齒醫好咗，不止解決牙痛牙患，還解決了我們的心痛。」

一項每年不過500萬的服務，就能令一個家庭帶來翻天覆地巨變，富裕如香港社會，竟然要對這班弱勢家長斤斤計較。我把這個「只敢和兒子坐巴士」的故事寫在臉書上，打動了逾千人。

此後，我對蘇太念念不忘，終於在立法會爭取延續牙科服務的記者會上，遇上69歲的蘇杜麗蓮。她是一個罕有的受訪者，對事物觀察入微，述說悲痛經歷沒哭哭啼啼，還夾雜着笑料。記者會上她不忘發揮黑色幽默本色：「去飲宴之前，我會預先問人家，我坐那圍枱有沒有『唯美主義者』？我擔心帶兒子赴宴，別人會嚇得不敢吃飯，嘔肚大作就不好意思了。」此話一出，全場哄笑，笑聲背後令人感嘆，這種自嘲會不會太殘忍？不過，當筆者和蘇太相處了大半天後就明白，沒有鋼鐵的意志，根本沒法與兒子克服一個個難關。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牙患也不是一天醫好。智障人士牙齒健康，不光只靠政府撥款和愛心醫療人員。嚴重智障兒子最初極度抗拒戴假牙，這麼微小的動作最終成為日常，是靠蘇太絞盡腦汁地獄式培訓：「沒人相信佢可以戴到棚假牙，於是我和他每天練習，過了半年，佢終於戴到，是接近奇蹟。」兒子不知道，為了令他吃得好笑得好，換來年邁母親頭髮花白，腳痛連連；但看到兒子能夠在眾人面前露齒微笑，回家後能享受嘴嚼麵包和甜橙的樂趣，蘇太還是甘之如飴。

牽緊一顆bb心

41歲的阿豪身形比媽媽更高大，恤了一頭軍裝，眉清目秀。最初他怕生，看到筆者和攝影師有點緊張，逃避我們的眼神，重複做點頭的小動作。每當過馬路，蘇太緊緊牽着兒子：「他心智還是bb，不能自己上街。在家裏我出門倒垃圾，若不小心反鎖大門，他以前也不懂開門給我，現在我訓練到他可以。」在路上兒子鞋帶鬆了，蘇太彎腰替他綁好。

在蘇太「特訓」下，兒子現在負責3項家務：「他可以出門倒垃圾，但常忘記揭開垃圾桶蓋；會晾衫，但不會理順褲腳或袖子；會收拾碗筷，但會太心急而毃碎碗碟。」談到兒子最稱職技能，蘇太又顯露搞笑本色：「我形容為『做駱駝』，若要買米買油，讓他搬就最好。」

和兩母子逛公園，筆者留意道阿豪爬樓梯時身體搖晃，不斷用鞋底磨擦地面。蘇太解釋，兒子視力不佳，要用觸碰物件來定位：「鞋頭很快便摩穿，有段時間頻密得要一個星期替換一對新鞋，於是每次我會買定6對鞋，老闆還會給我買6對送一對的優惠。」智障子女從腳到頭，由鞋到牙，都令家長費心。

40年前阿豪出生，蘇太說，當時並沒異常，兒子還會說簡單詞語，直至3歲後，老師察覺他發展遲緩，6歲時確定有自閉症和嚴重智障，後來語言能力也喪失。阿豪後來入讀特殊學校至18歲，20歲開始入住院舍，逢周末回家。

半小時相處後，阿豪開始不怕生，他雖然不說話，但臉部表情和喉嚨發出的聲音，流露着情緒變化，和敏感的內心世界。筆者中途離開讓攝影師拍照，阿豪立即回頭，想看看筆者去了哪裏。蘇太透露，阿豪性格很體諒別人，她曾在男廁外等了20分鐘也不見兒子出來，其他男士說，阿豪在廁所內不斷禮讓別人先用尿兜，於是站了很久也未能小解。她記得，兒子小時候聽到她朋友說「這兒子會是妳一生的負累」，12歲的阿豪臉上流下了兩粒豆大的眼淚：「自此我知道，不要在他面前這樣說話，他是聽得懂的。」

筆者隨兩母子搭巴士，阿豪很安靜，蘇太解釋，兒子愛看風景，她會安排兒子坐窗邊，搭巴士問題不大：「迫不得已才會搭地鐵，在車廂裏看到有空位，我會煞有介事問兒子：『你坐不坐？』其實是預告給旁邊的搭客知道，看他們臉色如何．和兒子坐下了也會借故按着他的手，以免他騷擾別人。」

回到家裏，蘇太找到舊照，相中阿豪門牙掉清，只剩犬齒。兒子的樣貌，是母親的心疼，蘇太又發揮自嘲本色：「以前成個表情不同，有點像鹹濕佬、色魔，擘大口得個窿，殭屍一樣」。蘇太的直白，讓筆者不好意思，她語氣平淡，只因殘酷經歷是日常。她說，搭地鐵時，旁邊的靚女曾嚇得避走到兩個車廂以外：「搭完地鐵回來，我緊張得像『擔完泥』般虛脫，以前是好唔想……好唔想別人看到他的樣子，會想盡辦法擋着別人的視線」。

這天搭巴士回家後，阿豪一支箭衝入房間，自行脫下波鞋，安靜坐在牀邊。蘇太說，兒子有自閉症，對習慣有偏執：「他脫鞋後，一定要擺放得整齊，每次要放在同一塊階磚上。」筆者看到，波鞋在地磚正中央，如同一架停泊妥當的汽車。

等咁耐至等到盈愛

離開了熟悉的環境，智障人士會感到不安。所以，普通人也會懼怕的牙醫診所，智障人士更加卻步。約廿年前，阿豪牙痛得很，要出動「全身麻醉」才能剝牙。為何智障人士牙患如此嚴重？蘇太解釋，擦牙這動作對智障人士並不簡單：「普通人要接受一輪教育，才明白不刷牙會蛀牙和口臭，這些概念對智障人士很抽象。若遇上口部生飛滋或喉嚨痛，他們更不願意刷牙；入住院舍後因為人手不足，刷牙也是馬馬虎虎。」阿豪自12歲開始便經歷爛牙痛苦，晚上因牙痛發脾氣，蘇太徹夜照顧，如同精神折磨。有家長帶智障兒去看私家牙醫，經驗也負面，造成心理創傷，惡性循環下，智障成年人幾十年不看牙醫是等閒事。

2013年中，蘇太知道政府推出專為智障人士而設的「盈愛．笑容」無障礙牙科服務，立即替兒子掛號。「我個仔都差唔多40歲，等咁耐至等到，簡直係遲來的春天」。經檢查後，發現了4顆爛牙，剝掉後因為其中一個傷口不癒合，轉介到播道醫院和菲臘牙科跟進。整個療程長達一年，17次見醫生，蘇太形容為「驚心動魄」：「其中一次療程需要用針插入他口和鼻之間抽組織，我跪在手術室地上，捉着他的手安慰了一個半小時，護士看到我臉都發青，我也不放心離開。」儘管過程艱辛，但蘇太形容，過程不需要全身麻醉，由此可見牙醫團隊有經驗和耐性，獲得智障兒子信任。

蘇太以為，剝了蛀牙，療程就告一段落。想不到醫療團隊竟提出大膽建議：替阿豪配一副假牙。蘇太聽到這個消息，戰戰兢兢，因為知道智障人士難以接受戴假牙：「院舍的職員都說，有人配過假牙，不是給踩爛，就被塞到鞋子裏。」配假牙第一天，兒子就把整副假牙遺留在酒樓男廁，嚇得蘇太衝入男廁尋找。

筆者忽然醒覺，原來有愛心團隊，打造了一副頂級「假牙」，智障人士不肯戴也沒用。蘇太解釋：「你要明白他們心理，要塞一些東西入他的口，會有恐懼。」說到這裏，蘇太示範逗兒子接受假牙的語氣，以誇張口吻指着空氣裏一副虛擬「假牙」說：「嘩！呢啲咩嚟㗎？咁得人驚嘅？試吓啦！擘大口，你都要幫手喎！」筆者的心智忽然變成一個3歲小孩，感受到一種既驚恐又躍躍欲試的心情。

蘇太說，兒子第一次戴假牙抗拒得整個口腔僵硬，嚇到不敢呼吸。蘇太於是用驚人毅力，設計了一個馬拉松式訓練計劃：「我每天到院舍替他試戴假牙，第一天戴1小時；第二天戴兩小時，第三天3小時，如此類推；最初每日去，後來隔日去，再減到一周兩天，逐步讓他習慣，持續了半年，後來連院舍護士也受到感動，願意每天協助兒子佩戴假牙。」這半年，蘇太勞累得白髮叢生，還患上腳痛。

聽見牙字，笑到見牙

戴假牙已一年，蘇太笑言，「兒子現在變了俊男一個，有面帶他去見江東父老」。筆者留意道，只要向阿豪說出「牙」字，他就會咧嘴微笑。儀容之外，原來假牙也能改善健康：「以前吃東西要挑軟的，現在可以吃肉吃菜，營養均衡點。」回家後，阿豪示範假牙的威力，不一會便啃掉整個麵包，以前只能撕成小塊吞嚥。困擾母子幾十年的牙患問題得以緩和，蘇太說如同放下心頭大石，她稱讚「盈愛」牙科團隊的體貼：「最難得是這班醫護人員對連儀容也關注，他們對人性的尊嚴比我們看得更高。」

蘇太在澳門出生，中學畢業後在澳門教小學，認識了港人丈夫後，27歲嫁來香港。婚後開過小型工廠，在家裏接玩具加工，曾任庇護工場導師，故此對訓練智障人士有一定心得。蘇太強悍和不服輸的性格，讓筆者留下深刻印象。記者會上，她拿出小型理髮器和口腔檢查小鏡控訴：「兒子的頭髮我會剪，牙齒我也試過幫他檢查。我想告訴政府，我們家長不是坐着等你幫，自己做到一定做，是忍無可忍才向你們『官爺』出聲。」說完全場喝彩。

我問蘇太，如何練得如此好口才？她說，多年來與兒子相處，原來內斂的性格也變成多言：「個仔不會說話，我講埋佢果份，我就像他的『代言人』。跟他相處，要讓他聽多一點，這是一種尊重，表示我放他在我眼內。」

蘇太像女鐵人，一人分飾幾角，既要照顧成年智障兒子，又要接送8歲孫女放學．整個訪問就是筆者跟隨她馬不停蹄地環遊九龍才能完成。蘇太說，兒子3歲發現智力有問題，此時小女兒已出生，幸好女兒心智健全。蘇太坦言，一家人之中，女兒與哥哥親近，經常牽着手逛街，反而是已去世的丈夫生前和兒子出席公開場合仍感尷尬：「我知道有些家長不願意拖着智障子女出街，但我不會為別人眼光犧牲了這種（親密關係）。」

蘇太說了一個故事，讓人明白智障子女家長的掙扎：「有一個家長，孩子約八九歲，最初要告訴別人自己孩子是智障，他對着鏡子每天練習說這句話：『我個仔係弱智㗎』，怎知最初一次也說不完，後來堅持下去，由每天說3次，變成5次，每次都淚流滿面，到後來要折磨自己，不但能夠說完這句話，還要笑得出（蘇太苦笑）。」看到筆者說不出話來，蘇太幽幽地道：「我們是要這樣熬過來的。」

蘇太叮囑筆者別把她寫得太偉大：「或許別人會說，你生了這個仔很委屈，但我信天主教，信仰令我覺得，我們來這個世界像是一趟旅遊，表面上角色扮演是『我是阿媽你是仔』，其實在神面前我們都是弟兄姐妹．我的態度好像嬉笑怒罵，只因我覺得沒所謂開心或屈辱，面前純粹是一個task，只能一往向前完成佢。」

文：譚蕙芸

圖：曾憲宗、受訪者提供

編輯：何敏慧

譚蕙芸 - 記者的共業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一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凌晨時分，我獨個兒坐尾班港鐵，到調景嶺體育館的點票中心。進場時，有保安員要求搜查我的隨身物件，才恍然大悟，今次選舉在「旺角衝突」不久後舉行，氣氛有點緊張。搜完袋後，看到兩條通道，一條是給「記者」，另一條是給「公眾」。當晚有消息指，當局對「記者區」收緊管理，凡是它認為不符合其定義的非主流傳媒記者，均「不獲邀請」進入記者區。我不過是一介新聞系老師，早有心理準備以平民身分進場，所以就聳聳肩，接過職員發的一張「號碼籌」，走進公眾席。

從家裏到點票中心的路上，我不無焦慮，生怕公眾席籌派完會被拒諸門外。果然，當我進場時，整個公眾席已擠滿了人，要找個位置都有困難。公眾席位置不佳，距離宣布結果的「大台」最遠，簡直是「山頂位」。記者區呢？卻面積偌大，佔了整個場館約三分之二。但記者區的使用人數卻與其面積成反比：記者區小貓三兩；公眾席卻有人滿之患。

再觀察多一會，我發覺「記者區」和「公眾席」的分野，若以區內活動為標準，今天這種「劃界」顯得蒼白無力。當日我看到的情况是「公眾席」有大量人士進行各種採訪活動。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他們身分不被當局認可，擠在公眾席作即時報道；我的學生指着一名網絡紅人說：「你看，他在使用facebook最新的live功能，現場直播。」我看到這個年輕哥仔把iPhone鏡頭對準自己，嘴部不停郁，挪動身子作三百六十度拍攝。我也遇到自己一直有拜讀的網絡媒體，他們的記者趴在木櫈上，扭曲着身子打稿。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在赤鱲角亞博館開票，當晚我也在場，卻沒看到公眾席出現這種人人採訪的盛况，顯然這幾年傳媒生態發生了質變。

相比公眾席的熱鬧，記者區顯得冷清。當晚有一幕是這樣的，無綫電視台的直播攤位最接近公眾席，它放了一部平板電視，熒幕向着公眾席。整個晚上，無綫播放點票數字均以細字標出：「資料來源：民建聯」。在場市民議論紛紛：「有無搞錯？民建聯參選喎，點解引述佢哋數字？」主播曾解釋，這些數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快。我曾做過記者，嘗試理解當中邏輯，估計是民建聯在各點票站駐了人，能最快把數字匯報，但我亦覺得，即使數字夠快，傳媒亦要顧及公眾觀感，怎能給人一種偏袒某政黨的印象？

當我思緒仍糾纏着的時候，觀眾席忽然起哄，群情洶湧齊喊「無綫新聞，是是旦旦」。我回過神來，望望表，剛好凌晨2時半，才發現他們的叫囂是衝着無綫記者陳嘉欣，她當時和攝影記者在遠處做直播，最初鏡頭還選定公眾席作背景，但當「是是旦旦」口號如海嘯般襲來，她唯有移步離開公眾席範圍，鏡頭轉向拍攝記者區的空櫈。我曾做過電視台記者，目睹這情况，第一感覺是替這名記者難過。如果我是她，一定覺得委屈：「我又無做錯，做乜噓我？」但很快，我又明白群眾的憤怒。

群眾的信息：記者不配有特權

遠的不要說，單看這晚，場地佈置了一條「楚河漢界」。這條分界，劃出一個「記者區」和另一個「公眾席」。記者區設施完備，有枱有櫈有電掣，幾間電視台還有專用直播攤位。記者區可以接觸各候選人，公眾席則必須等候選人自發走近才能訪問（當晚只有楊岳橋及梁天琦這樣做）。設施上，公眾席十分簡陋，只有幾張木櫈，兩區中間還有保安員站崗，生怕公眾會硬闖記者區。

在這個點票中心裏，從空間上、資源上、access（接觸面）上，被認為是「記者」的人享受了某種特權。而這種「特權」不是「奉旨」的，是基於社會共識，認為記者是替公眾利益辦事，他們監察權貴，報道事實，為民發聲，所以理論上整個社會應該給記者採訪上的方便。但明顯這晚群眾的信息是：「（某些）記者們，你們不deserve這種特權。」有人或覺得，當晚公眾席上叫口號的只是個別激進者，但我在現場感受到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頗有代表性。我當時有種頓悟，「記者」這身分不是有權的人說了算，公眾是否認同你也是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常言道，記者最重要的財產是其credibility，公信力，有時是來自機構多年的track record，有時是一個記者多年來採訪累積而成的戰績。今時今日，部分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體制外的自由記者，可能還得到尊重。

不滿主流媒體的人，在社會是少數嗎？近年我出席公眾場合，向不同背景的人解釋記者工作。當中有學生、公務員、教會人士、社運人士。無論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一致口徑是：「記者偏頗、不夠中立」；當中他們最想知道：「新聞自由大晒嗎？有沒有辦法投訴記者？」別誤會，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往往教育水平高，而且態度誠懇，他們的表情是一種大惑不解。面對着這麼多挑剔，我第一個反應和TVB記者被噓的感覺或許差不多，心裏只有委屈：「我自己做記者咁多年，採訪生涯已盡力做到公正持平，點解你哋對記者印象咁差？」最初我還覺得只要做好自己，就不需理會別人，但漸漸當我解說愈多，愈發現行外人的質疑是一個普遍現象。

記者罪過多 公眾牢牢記着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好一段時間，得到的部分答案是，這或許是一種「記者的共業」。讓我們撫心自問，記者行業有沒有人做過有損專業的事？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年「還有突發新聞」的時候，假扮社工問死者家屬拿遺照的，有；明明受訪者談的是ABCDE，報道出來變了FGHIJ的，有；因為政治或經濟上的因素，有意無意寫好或唱衰某些被訪者的，有；因為貪快疏忽不小心寫錯資料又沒有向受影響的人道歉的，有；更加別說娛樂版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了。這些問題可能是業界少數瑕疵，卻令公眾牢牢記着。那末，即使你和我沒有做這些事，我們坐記者這條船的，業，是報回來每一個記者身上的。

你問我，香港有沒有有良心的記者，答案也是肯定的，我自己認識不少。他們學歷高，卻掙一份可恥的低薪，在艱難的生態下為着崇高的新聞理想而奮鬥。他們遠赴內地或海外，冒着生命危險採訪天災人禍；他們在傳媒機構日益收窄的採訪空間中，出盡吃奶的力尋找新聞自由的一片天；他們始終相信新聞價值，堅持做吃力不討好的偵查報道。近日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上畫，同業們在戲院暗自拭淚，除了為劇情哭，也是為自己的堅持而感觸。然而當我接觸「圈外人」愈多時，卻發現「行內」和「行外」人對新聞界有一種嚴重的認知落差。

傳媒教育非常糟糕

關鍵是，香港的media literacy教育做得非常糟糕。我在多場講座中解釋傳媒運作。即使簡單如「記者證」是如何簽發，大家都如接觸到新大陸。當大家聽到，香港沒有官方機構發出「記者證」，大學新聞系也沒有替畢業生發「記者證」，因為不少新聞機構會聘請非新聞系畢業生。故此，一般記者證是由「傳媒公司」發出的，即使「香港記者協會」也是自願參加，沒法子包括所有記者。這些在記者業內屬「常識」之事，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竟然聞所未聞。他們以為記者像社工和醫生，有組織監管和發牌，不少人聽到實情都O了嘴。

然後，我只要略略解釋「中立」「客觀」的複雜性，大家又會把嘴O得更大。我舉例，早前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議事堂讀出的WhatsApp信息，指銅鑼灣書店失蹤店員是去坐了「洗頭艇」到內地「宿娼嫖妓」。結果，兩間電視台以不同手法報道。詭異是，把聲帶平鋪直敘引述的一家似乎夠晒「客觀中立」，但其實卻把失實信息傳播開去；另一家在引述時把旁白寫得有引導性，反而提升觀眾警覺性，令報道更公平。另一次，有紀律部隊成員向我反映「記者不中立」，我舉例回應：「旺角衝突當晚，有攝影記者曾以身體擋住示威者，以免沒裝備的警察繼續被打。如果講純粹中立，記者根本不應介入事件，那位記者就是做了不中立的事。」我強調，我不是去判斷這攝影師做的事是對還是錯，而是想證明「中立」是很複雜的事。這人聽後深思良久，沒有答話。

更複雜的操作，如新聞機構不應向警方和法庭提供原始採訪錄像和筆記；新聞報道什麼時候應具名，什麼時候可匿名等操作，普通人根本摸不着頭腦。所以，公眾對記者的不滿有時是基於對記者行業的不了解，一種認知上的偏差。而當我嘗試向他們解釋一些行內操作背後的理念，不少人聽了都轉向諒解。弔詭是，若記者的天職是要與人溝通，把信息傳遞，我們似乎沒有好好把這個行業的操作和邏輯解釋給公眾知道，即使解釋了，公眾似乎沒有接收到。在記者忙得連吃飯睡覺都沒時間的日程裏，我知道要求他們給公眾教育顯得奢侈。但觀乎每次新聞自由受威脅，我們義憤填膺一次又一次發聲明，不斷指新聞自由遇上了寒冬，結果卻好像落入了黑洞，依我觀察，除劉進圖受襲之外，大部分情况未能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說白一點，香港傳媒行業好像出現了「關公災難」。我無意批評同業不夠努力，事實上業內工會如記協一直努力推廣行業形象，但遺憾是，至少我碰到外界的人對行業的誤解仍然不少。而當這個誤解的鴻溝一日存在，記者出外採訪，只會受到更多不禮貌待遇。

主流「沙石化」 公民記者走更前

科技的改變，也令記者忽然出現大量競爭對手。年初二事件後，有一說法是：「記者是抗爭中的沙石」，那時的說法是指記者在衝突中受傷是無可避免。但我卻聯想到另一種意象，其實記者這行業近年漸漸走上「沙石化」之路，在一部分公眾心目中淪為可有可無的工種。隨着科技進步，普通人都可以做報道。社運人士如朱凱廸到嘉湖山丘進行「以泥還泥」行動，他自己可以開手機直播，不需要等你傳統媒體青睞。主流記者疲於奔命，以有限的人手與全港網民鬥快，衍生一些叫「車衣」「炒台」的工序：記者減少出外採訪，在電視機前看直播寫稿，只希望任何一宗新聞發布不會慢了一秒。有時，「炒台」「炒稿」能夠快速生產搶眼球的新聞，我知道有媒體向廣告商承諾一定數目clickrate，記者寫新聞時面對如經紀般的「跑數」壓力。

一些剛畢業新入職的年輕記者曾反映，因為資源的緊絀，「上司不讓我出外採訪」、「一個月可能只有三次機會出外採訪」。當記者離棄現場，不重視現場採訪這門技藝，明顯記者這行業走歪了，但主管們都表示，人手不足又要「填版」和「填airtime」，是無可奈何。諷刺是，當主流媒體記者愈來愈變成冷氣房裏的鍵盤戰士，一些公民記者／網民卻湧到現場。自稱「獨立攝影師」蕭雲的現場文字紀錄，坦白說，要比一些主流媒體的出品更有可讀性。有主流記者無奈地承認：「別人始終在現場，這是值得肯定的事。而我們呢？在公司看直播來寫稿。」

記者「沙石化」的另一事例，是新聞內容已沒法回應社會脈搏，與年輕人世界脫節。2月20日晚梁天琦造勢晚會上，多名網絡紅人撐場。事後有資深記者坦言，除了議員之外，他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更難堪是，當晚《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一度把出席造勢晚會的YouTuber司徒夾帶誤寫為「玄學家司徒法正」，後來才修正，這宗笑話被網民訕笑良久。

主流傳媒結構性自閹

為何主流媒體沒法回應時代？除了是科技改變，更重要還是新聞行業在政治經濟壓力下已一步步自我閹割。一些在傳媒有幾十年經驗的管理層私下異口同聲承認：「主流媒體已經沒希望了。」綜合大家意見，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已去到結構性，不是個別一宗新聞有沒有審查，而是廣泛存在於體制中：給記者有限資源作長時間勞役，令記者身心俱疲，變得有心無力；大量聘請年輕沒經驗新人，放棄聘請有專業訓練的新聞系學生，獲留任的記者往往較「聽話」。主管玩弄專業話語，動不動要求記者要「平衡」要「中立」，要求記者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投訴」，要求他們浪費精力不斷作出過度平衡，犧牲了新聞的批判性和可讀性。於是，新聞內容愈來愈保守，來來去去都是那種格式語調，記者不敢作有角度或有稜角的解讀，敏感的題材不碰為妙。新聞不再「新」，不再「真」，沒有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反而網絡上的消息或許雜亂無章，卻偶會貼近生活，觸動人心。

所以，無綫一台獨大，港視不獲發牌，亞視「執笠」，商台新城最後一秒才獲續牌，紙媒歸邊，港台在無資源下硬食亞視頻譜等，都只是整個行業被無形之手操弄下衰敗的表徵。還記得3月24日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上，港台高層解說接收亞視頻道情况。我聽到光火，明明資源不足，新節目只三個，其他時段只是重播，但管理層依然堅持港台員工「士氣高昂」。以我所知，港台新製作的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竟由電台部負責，在沒資源又短時間要出街壓力下，員工惟有啞子吃黃連硬着頭皮死撐，無主播不夠廠房都繼續製作，更無奈的是普羅市民根本不明白製作電視新聞的難度，只知不好看便罵；那邊廂，卻有另一間公司港視，明明有財有人有製作，發牌依然遙遙無期。對於我城傳媒人的辛酸，我覺得荒誕到令人麻木。

文：譚蕙芸

圖：網上圖片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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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點票當夜，點票中心公眾席上大批市民向無綫電視記者陳嘉欣齊聲高呼「無綫新聞，是是旦旦」。（網上圖片） 

拒絕說謊才能使人自由──專訪布拉格之春發起人捷克作家克里瑪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1968年，捷克共產黨展開黨內民主化運動，卻被蘇聯派出坦克進入布拉格城鎮壓，史稱「布拉格之春」。

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其後成為異見作家，被秘密警察審問多次，一度做過掃街工人謀生。

其間，他有機會移民到西方，但最終回國。克里瑪這樣解釋過：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邊，那裏是我和初戀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遠離開捷克，以後再沒機會回去那裏，我就感到難過。

雖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終沒再回去那河邊；

但在我意識裏，我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到那個地方，這種心態讓我感到自由。」

克里瑪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題。

近年，他在80歲的時候出版了自傳My Crazy Century，詳述自己「被剝奪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猶太背景被困集中營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壓為異見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再嘗自由。

克里瑪的抗爭歲月裏，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作者昆德拉，皆為他的文壇親密戰友。

克里瑪在自傳裏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還將自己混沌的私生活與大歷史交錯寫出。

他坦言：「我不想隱瞞，不想說謊。」

克里瑪指，拒絕說謊，無論是面對國家還是面對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問：譚蕙芸，因工作關係偶爾到訪捷克，路上讀過哈維爾、卡夫卡和昆德拉，卻喜歡克里瑪文風樸實有人味，從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瑪，84歲，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與哈維爾等一起反抗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權，被禁止公開寫作20年。至今有40餘本著作，作品被翻譯成30種語言，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時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瑪的話。其部分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書商宣傳指出：「昨天讀昆德拉，今天讀克里瑪」，並形容「很多評論認為，克里瑪的文學成就和社會聲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筆者身處布拉格一間咖啡室，於零度的氣溫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傳。當時正好是香港「雨傘運動」尾聲，香港瀰漫着一股無力感。書裏我看到克里瑪對極權制度的觀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堅持十餘年頑強抵抗的韌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訪布拉格，想到邀請他做訪問。

我透過當地作家組織接觸到克里瑪，跟他通電話。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教過書的他，英語帶着濃重捷克口音，他邀請筆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當我到達這間小樹林旁邊的三層高小屋，克里瑪開門給我，已84歲的他背有點駝，動作緩慢但不失靈活。有英國記者形容，克里瑪有一個「披頭四髮型」，和「食肉獸般的牙齒」，事實上，他身形高大，頭髮厚重凌亂，頂着大肚腩，臉上表情木訥，第一眼給我印象有點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產黨 此後「窮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瑪穿著格仔毛衣、絨西褲，拖鞋和袜子，帶我到二樓書房，幾百呎的空間四壁塞滿書，書架擺放着他曾協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過，後來物歸原主的禁書（samizdat）。他給我泡了茶，坐下來單刀直入：「你想問什麼？」就這樣，我們天南地北談了三小時。訪談間，他倚在椅上時而深思，時而配以誇張手部動作解說，偶爾拉出手巾擦鼻。雖然他是國際知名作家，但沒有一種「我來教訓你」的氣焰。我說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傳，他不忘自嘲：「讀這本書會否浪費時間？」其自傳全球賣了2萬本，他傾向解釋是受惠於文學潮流。我們雖然有語言、文化和年齡的鴻溝，但觸及話題之深邃，讓我慶幸在這位作家年老之時，仍能與他澄明的腦袋相遇了一個下午。

克里瑪在自傳中說：「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時是坐牢（集中營），有時是失業，持續被警察審問。我做過一段時間（14年）共產黨員，當我發現這個黨是沒有良知並剝奪人民自由，我窮一生去為社會重建自由」。克里瑪少年時被共產主義吸引，後來他那位對共產主義更狂熱的父親被無理拘捕，令他開始醒覺。克里瑪今日回望：「我沒有後悔加入過共產黨，少年時有錯覺，相信共產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釋，不少捷克人最初對共產主義有好感，因為蘇聯紅軍在1945年打敗納粹德軍，其後1946年捷克舉行的自由選舉，共產黨獲票高達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黨內進行大搜捕，國人對共產黨感覺變差。

「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

克里瑪年輕時，曾任記者和文學雜誌編輯，發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字工作有諸多限制，於是與作家們一起爭取更多表達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壓後，他被逐出共產黨，但仍堅持與其他作家如哈維爾繼續地下寫作。克里瑪從書架上翻出當時他們出版的「禁書」：薄薄的牛油紙上滿佈打字機字體，他們用電動打字機製作複本然後拿去釘裝，並透過民間人脈互相傳閱，十多年間，地下書目多達數千本；另一邊廂，他們亦有把文章偷運到國外出版。

官方為了阻止這些活動，不但扣起克里瑪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稅、還沒收他的護照、駕駛執照，並切斷他家的電話線，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審問：「我發現，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思想，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這是定律；因為烏托邦在地上根本沒法實現，要實現就要壓制人民，是鐵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齒說出「iron law」兩字。

克里瑪形容，那些年，圈子裏至少有一百個文學家堅持站在蘇聯對立面。筆者訝異，作家可以如此團結，克里瑪解釋：「捷克有很長的民主歷史，從十八世紀末（捷克在一次大戰後1918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便有民主選舉，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會抗爭的先鋒。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蘇聯派來的領導人，是共產黨內最保守最強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權（stupid regime），對大部分國民欠認受性。」我反問，這個他口中的「愚蠢政權」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瑪不忘補充：「對，它撐了20年，卻一夜間死亡」，克里瑪的語調裏，總有一種樂觀的底氣。

克里瑪自傳裏提到，官方對異見作家的手段，對香港讀者感覺似曾相識：1977年，異見作家包括哈維爾聯署《77憲章》爭取人權；官方發動市民投稿到報紙反對《77憲章》；並拉攏藝術家、演員站台支持政權。凡是民間有反對聲音，官方都會發動同等聲音抗衡，這畫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問克里瑪，為何藝術家會支持極權，克里瑪語帶不屑：「有些藝術家很天真，因為藝術家大部分時間都像活在夢境中（才能創作）；加上政權會用很多方法拉攏你，用物質來賄賂你。當然，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問，藝術家是否有責任關心政治？克里瑪說，這是個人選擇，但生於極權國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會裏，牽連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爭取表達自由，否則難以創作」。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邀請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瑪婉拒，他解釋，既然自由已經爭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對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狀况，克里瑪覺得總的來說也算滿意。

自傳裏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異見作家一旦參與地下創作，報章就會出現文章攻擊他們「與西方勢力勾結」，不討好官方路線的藝術家會丟工作，有雜誌總編輯變成酒店門僮，作家變成洗窗工人；大學教授成為地鐵苦力；克里瑪就做過醫院雜工，測量技工、掃街工人。克里瑪的女兒更受父親牽連，差點沒機會讀大學。克里瑪回憶當時，語調平淡：「我算是較幸運一個，我在西方較有名氣，他們沒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斷審問威嚇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兩年。」

不想享受自己沒份爭取的自由 回到地獄

知識分子變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內容；事實上，克里瑪也把他的掃街經驗寫進他的小說《愛情與垃圾》裏。然而克里瑪卻覺得，知識分子在共產鐵腕下20年來受的苦，一點也不浪漫。他的自傳裏提到，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訪問過布拉格，於會面上說過一些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了，即使它是地獄，也能為文學提供上佳的題材。」當時克里瑪覺得十分荒誕，在內心反駁道：「地獄當然是好題材，特別是你不用活在地獄裏。」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瑪有機會移居美國，但最終選擇「回到地獄」，不少人都責備他是傻子，他曾在自傳裏解釋，身在美國享受自己沒有份爭取回來的自由，卻知道同胞在國內苦苦掙扎，感覺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別作家的創作泉源：「一個作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語就會失去一種聯繫，難以創作」。事實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國，部分人批評昆德拉已離開太久。

走出集中營 便是自由人

克里瑪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營度過了4年，當時他只有十來歲。他承認，集中營的日子影響他一生。筆者後來用了一日造訪Terezín，這裏收容過十萬人，最後活口不夠十分一，其餘都被送到波蘭毒氣室。克里瑪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覺得自己倖存的「運氣」令他既內疚又感恩。克里瑪形容道，他人生最快樂的一刻，就是當集中營大門打開的一刻：「那刻好像夢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開了門，我走過這道門，就成為了自由人。」說時他年邁下垂的雙眼閃着光。

但克里瑪午夜夢迴都想起集中營的小玩伴，擦身而過就消失於人間：「集中營的歲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貴，就是後來共產黨剝奪了我各種自由，我仍可用一種『自由人心態』過活，即是，在文章裏只寫自己看到和經歷的事，不寫被指派要寫的東西。」

筆者屢訪捷克，發現捷克人對自由的擁戴，和美國人有點差異，特別在拒絕過度資本主義上比較硬淨。克里瑪也認同，即使在自由社會裏，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認為自由分兩種，外在的和內在的；在自由的社會裏，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壓力，傳媒的影響，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時是要拒絕一些關係和影響，有時卻要冒一定風險。」

對自己坦誠 才是自由的開端

讀克里瑪的自傳，叫我最訝異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坦克入城的一剎那，克里瑪寫道，他當時與一位女子身處英國，而這女子並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憲章》聯署時，克里瑪到最後並沒有聯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讓他女兒考上心儀的大學。這些人格的弱點，克里瑪敢於披露，當筆者問到他為何把外遇都寫出來，克里瑪顯得有點尷尬：「我決定要寫出來，即使我沒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寫出來，因為發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這本書裏坦白，不要說謊，不想隱藏。」

捷克作家之中，從卡夫卡到哈維爾到昆德拉，大家都強調面對人性陰暗面和弱點的重要性。克里瑪寫過：「卡夫卡在共產主義下之所以成為禁書，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瑪指，完美是一種危險的事，而對自己坦誠，才是自由的開端：「納粹和共產黨都愛搞個人崇拜，當你說找到完美的人，或聲稱找到真理，就是危險的時候。」我續問，被公認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總統哈維爾是好人嗎？克里瑪這樣形容舊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坦誠的人（an honest man）」。

我追問，若世界上沒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嗎？克里瑪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壞制度裏比較像樣的；至於自由，你必須為它作出定義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說自由基本上是好東西。」

我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克里瑪從沒到過中國和香港，但他的著作卻在國內出版，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後記：克里瑪今年和太太結婚已六十周年，離開時，克里瑪太太開車送我到車站，她對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顯比丈夫悲觀：「天鵝絨革命的時候，我們很天真，認為得到民主後，社會所有問題會得到解決，現在我們知道情况複雜得多。」克里瑪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師（此心理輔導學說在歐洲大行其道），她說，會替求診者「解夢」：「夢境裏會讓人看到壓抑了的陰暗面，有時，要了解自己不承認的東西，人才會得自由。」我反問：「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為自由像赤裸一樣，讓人面對自己的問題，需要勇氣」，克里瑪太太笑着點頭稱是。

文、圖／譚蕙芸

插畫／吳浚匡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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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蕙芸 - 雙城比：新加坡大酒店──真係你想住嘅地方？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有一刻，我覺得新加坡是天堂。它的東岸公園有條延綿十多公里的單車徑，只需幾十港元，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錯的單車，沿着綠草如茵的海邊飛馳。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燒烤、玩滑板、緩步跑。政府規劃之貼心，令人讚歎。誇張點說，即使你閉着眼踩車也不會發生意外，因為行人、汽車、單車仔細分隔，稍有危險的地方都用油漆標誌。作為一個香港人，對於這種政府的細心關懷，真是有點「受寵若驚」。

我躺在樹蔭下，享受着海風。這一刻，我放鬆得很，我確信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城市」，即使這裏很僻靜，即使我一個單身女子，也不擔心有賊人，因為這裏是新加坡，罪犯要面對打籐甚至死刑。我想起《李光耀回憶錄》裏說過，嚴刑峻法讓城市變得安全，似乎幾有道理。我開始明白，點解這個比香港更小的島國，連年被選為「宜居城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危機四伏的單車徑，開始羨慕起新加坡來。

然而，我對新加坡的好感，卻止於此。

不少港人羨慕新加坡公屋，這裏有八成人住公屋，二百多萬港元便能擁有千尺，香港人聽到恨得牙癢癢。於是我到訪最出名的「豪宅組屋」Pinnacle@Duxton。七十歲的居民李伯，拖着小狗跟我談了一個小時。李伯說，他們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個戶口，裏面的錢要用在醫療、買屋和退休，加上他的成年兒子是嚴重傷殘人士，經濟壓力不小。令我意外是，不少星洲人反過來羨慕香港：「你們有最低工資、有失業綜援、公立醫院近乎免費，我們卻沒有」。

原來，新加坡也有窮人。曾著書研究星洲國民認同的澳洲麥覺理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Velayutham接受我的電郵訪問，他說，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企業管理、公共房屋做得不錯，常吸引外國專家來考察。然而，光鮮現代的房屋裏卻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單親媽媽、殘疾人士：「若你說新加坡成功，你要問這『傳奇』對哪種人最有利？這裏有不少百萬富翁、大量跨國公司，他們享受低稅率，但弱勢社群卻得到很少支援」。BBC去年報道，新加坡有逾十萬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窮富差距在先進國家中，僅次於香港。

「黨」給你房屋投它一票

令我隱隱不安是，執政黨身影出現得太頻繁，滲入生活每一角落。新加坡媒體人李慧敏在著作《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提到，自幼已認識「人民行動黨」，因為幼稚園也是黨設立的。在組屋我見過一間高掛PAP牌子（人民行動黨縮寫）的幼稚園，幼兒穿著校服，心口繡有該黨「閃電」標誌。幾歲大的小朋友，自小穿著政黨衣服上學，讓我覺得有點不妥。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幾十年主導新加坡，「政黨＝國家」是常態。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選舉特色是，國民認同建基於物質條件上，「黨」給你房屋、教育，國民就覺得要繼續投票給它，基本上，「國家」和「黨」是分不開的。

在新加坡國立博物館，剛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覽，前來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我細閱館內展示的幾百張卡片。我發現，這位「國父」在人民心中，並非留下什麼偉大的思想，而是建設了舒適的生活環境。一位Thulasy Ram寫道：「李總理你給了生活所需，食物和住屋，保障我們的安全。」一位Jasmine Ang寫道：「李總理你的傳奇是：乾淨的食水，建立組屋，讓路邊種滿翠綠的樹。」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是一種掛鈎在物質生活的「功利」關係。前總理吳作楝也曾公開表示，擔心國民與政府只講金唔講心，把新加坡當作「酒店」而不是一個「家」：「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run,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學者Velayutham指出，造成今日局面，和政府管治手法有關，因為政府鼓勵國民「被動享受福利」，不是成為「主動關注社會的公民」。

在新加坡，想關心社會，卻不跟隨執政黨主旋律會如何？我從市中心坐了一個小時巴士，去探望反對黨領袖徐順全，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誹謗至破產，並因示威入獄。當我按地址找到黨總部，一道木門上只有一個號碼。我問，為什麼門口連招牌也沒有，徐尷尬地說：「業主肯租這單位給我們，已好好心，但他卻說掛招牌出來不方便。」當PAP的標誌無處不在，反對黨連門牌也不敢掛。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幾十年來，執政的也是人民行動黨，徐的政黨打正旗號以「人權、自由」作號召，更被邊緣化，不少新加坡人說：「講西方的人權自由，新加坡人覺得太抽象，沒有共鳴。」

fine city「你肯定無人偷聽？」

某天我在餐廳吃東西，一位侍應大叔知道我來自香港，瞪大眼用Singlish說：「Hong Kong has a lot of 『蒲test聽』（protesting），very scary。」（香港有很多示威，很駭人）。新加坡人常把「害怕」掛在嘴邊。李光耀在自傳裏說，從日治時代裏見識到「嚴懲」、「讓人不寒而慄」是有效的統治手法（《李光耀回憶錄》上冊P.92）。我和新加坡人閒談，常感到一種焦慮。當談及政治，大家就變成驚弓之鳥，會東張西望，疑神疑鬼，神色緊張問：「你肯定無人偷聽？」

漸漸，我覺得小島空氣裏飄浮着一種詭異的鬱悶，我不認為新加坡人「本質上」如此，我更相信國民性格是學習回來。因為大家都知，在新加坡行差踏錯就會被罰。新加坡人自稱「fine city」（罰則之都），規管多多，不准吃香口膠不准夜晚在戶外飲酒。但更大問題是精神上的禁區。耶魯大學教授Jim Sleeper形容：「李光耀最出名是，用冗長細緻的『卡夫卡式』法律手段去阻礙言論自由。」就好像那條規劃得完善的單車徑一樣，國民在行為和思維上，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徑上，一有偏差不是被罰就會被批評為搞亂社會。

「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

一個新加坡中年漢看到香港雨傘運動的片段後，尷尬地苦笑，他承認，新加坡人覺得香港人「有點蠢」，明知無成果都去做，他反問我：「有乜用吖？在新加坡搞示威，通通go to jail。」老一輩都記得，八十年代，二十多社運人士在「光譜行動」中被指為「共產黨員」以國家安全法毋須審訊被拘捕；十年前，新加坡人在一個名為Sintercom的網頁評論時政，瀏覽人數多就被指為「政治媒體」需要登記，主事人唯有結束網站；近日，十六歲少年Amos Yee批評李光耀的視頻見光後轉眼便被拘捕。

在新加坡，唯一可以「合法示威」的地方芳林公園，這裏劃出了六千平方米的範圍，還豎立一個牌寫住「Speakers' Corner」。使用規矩也多：外國人不能參加，只限星洲居民使用，而且要事先申請。有人帶我去參觀，我看到這個只及維園足球場五分一面積的地方，忽然覺得香港原來尚算自由。相比起這細小的公園，我們還可以在大街大巷遊行。在新加坡，幾千人參加的已算是「大型示威」；當他們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中文大學曾舉行萬人罷課，均表現震驚。

在星洲的大學，讀「搵錢」的實用科目最熱門，星政府自知文科較弱，便邀請美國名牌「耶魯大學」來星設分校，主攻人文學科，卻惹來美國母校教授群起反對，擔心自由風氣不保，拖累「耶魯個招牌」。果然，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NUS成立只三年，校方擬在課堂播放一套關於星洲流亡異見人士的紀錄片To Singapore, with Love，但電影已被官方媒體發展局以「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全國禁播，學校一度向政府拿「批文」，然而導演陳彬彬卻不贊成大學「低調播放」，擔心此舉會營造一種「恍似有自由」的錯覺，最後Yale-NUS放棄播放該電影。

短片太多Singlish 遭禁播

不少學者指出，新加坡人連如何說話，也被規管。當地人說的英語例如「No good lah!」，被戲稱為「Singlish」，雖然文法不標準，但包含了華文及馬拉文影響，深富本土特色。有新加坡創作人以Singlish拍攝電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宣傳短片卻未能通過新加坡廣播管理局審查，被指為「過度使用Singlish」。學者Velayutham 指，星政府視Singlish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錯誤語文」，反映官方只考慮經濟利益，以工具思維打壓本土文化，讓新加坡人思維變得死板，缺乏創意。

Velayutham分析，「星洲人縱有不滿，但他們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認為一旦『在政治上開放就會令新加坡滅亡』。他們擔心會犧牲安逸生活，唯有犬儒地服從。當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國的示威，不會覺得是『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權利』，而是覺得有對社會有害，敬而遠之，於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覺悟和文化創意上的發展都被窒礙。」

去年底雨傘運動期間，Velayutham曾來港作學術交流，並去過金鐘和旺角佔領區考察，他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因為她是細小獨立的國家。基本上，除了曾經同是英國殖民地之外，香港和星洲沒什麼共通點。當你說要學習新加坡，你要知道她為『成功故事』付出了什麼代價。當新加坡走上『功利主義』和『對異見者零容忍』這條路，香港即使在九七回歸後，仍保持着抗爭精神。在新加坡，學生連在公共地方高舉示威牌都不敢；但在香港，我卻看到學生在佔領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和勇氣，令我印象深刻。」

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

未去新加坡之前，我好奇，不明白為何常有人說，「香港要學新加坡」，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評香港：「再爭拗下去，香港就會落後畀新加坡啦」。到訪彼邦之後，我反而覺得，香港有很多東西更可貴，是新加坡學也學不來的。新加坡雖然空氣清新，街道整潔，居所寬敞，但思想空間卻狹隘，精神領域令人窒息。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學新加坡的人說：放過香港吧，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

若香港真的學新加坡，已故「鬼才」黃霑鹹濕抵死的創作、許冠傑諷刺時弊的歌曲，周星馳的無厘頭演技，肯定沒法通過審查；若香港學新加坡，唱作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歌曲的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應該會坐牢了。如果香港學新加坡，大學就沒有集會，雨傘運動更是天方夜談。或許，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懷，事實上，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星洲化」，向傳媒發律師信、向學術自由開刀、有人說要立「國安法」。其實，那些「達官貴人」想香港向新加坡學習，潛台詞是，把我們困在「Maslow金字塔」最低層，給你一間組屋，你在裏面「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用物質塞住你個口，大家就不敢「渴望心中富有」，像新加坡人一樣，無奈也好、甘心情願也好，總之就要你閉嘴。

延伸閱讀

1.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 2007 Selvaraj Velayutham

2. Renaissance Singapor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2007 Kenneth Paul Tan

3. 《成長在李光耀時代》2014 李慧敏

4. 《李光耀回憶錄》上下冊1998、2000

文圖 譚蕙芸

編輯 蔡曉彤

譚蕙芸訪問廖啟智：死水翻不了波濤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廖啟智記得TVB對他的恩情，一九七九年藝員訓練班畢業後，不久就獲派電視劇《上海灘》重點角色，九十年代《歡樂滿東華》不乏他的亡命表演，最經典要數「穿高跟鞋踩鋼線」和「用喉嚨頂纓槍推郁小貨車」。九十年代中工作量更創紀錄，有一陣子，平均天天在公仔箱曝光半小時，連年「爆騷」讓他有條件養妻活兒。太太陳敏兒是訓練班青梅竹馬同學。智叔有今日，不能不歸功於TVB。

性格上，智叔為人低調，甚少在娛樂版投訴抱怨，更多是默默耕耘。大眾記得，早些年幼子文諾因血癌病逝，兩夫婦靠宗教力量互相扶持，好爸爸形象深入民心。在觀眾心裏，智叔就像他拍的外傭廣告一早已和我們「融入家中」。

然而，今次訪問，第一次接觸真人，才發現智叔內斂深沉，有點dark。不笑的時候，他那淺灰色眼珠望着你，嘴巴半張，像個洞悉世情的智者，又像個哀傷悲劇人物。導演爾冬陞說過，智叔眼神「凶狠非常」，筆者見證，裏面像個深海，時而波平如鏡，時而翻起暗湧。

筆者問一個問題，他思考良久，最長一次想了一分鐘（有聲帶為證），他不是迴避你，而是不願信口開河，在一分鐘裏，他瞇着眼，頭傾側，吃力從深處挖出最精準用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答案，缺少了「無綫」「政府」等主體語，但批評依然扔地有聲。有時他會說寓言故事，聽得人模稜兩可，但只要連同那豐富的形體演譯和千變萬化的眼神，你會明白他說什麼。

在這個脈絡裏，你知道，當他要批評自己前僱主，嘉許一個新玩家，智叔的話，句句肺腑。離開無綫多年，去年替王維基拍了一套劇，在新工作模式下，讓他重拾了久違的拍劇樂趣。今天，看到這個讓藝人有基本尊嚴，肯提升製作水平的老闆不獲發牌，智叔極度失望：「這次不發牌，是我演藝生涯的一件大事。我幾十年沒有享受過工作，現在有機會享受，忽然沒有了，還不大件事？」他更形容，現在發兩個牌，沒大幅改變電視生態：「一潭死水要加入活水才有生機，現在是在潭死水裏，加了兩滴水，泛起了兩個漣漪」。

發牌被阻，有人激憤得今天要上街。智叔不肯透露他會否參加，但哀莫大於心死：「一字咁淺（嘅發牌道理）都要上街，我寧可唔要（個牌）。」更實際的做法，智叔說，大家「唔好睇」某大台才是力量所在。

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一種集體絕望。王維基說香港公義已死，智叔說得更深入：「香港沒有公義？從來都沒有，只是以前它（當權者）會給你一個希望，𧨾你說有希望的，傻啦，有（希望）的，現在是連希望也要幻滅你……」說到這裏，智叔在筆者眼前耍了兩下魔法，尤如一個欺哄人的小丑，然後忽然變臉，放空眼神，以poker face木訥地說：「現實就係，無！」在昏黃的初秋夜，一陣無情風颳起，把樹葉紙張吹得亂作一團，筆者打了個冷震，眼前恍惚看到扼殺香港創意工業的死神。

「壟斷」出現 客觀現象

廖啟智出名謙虛。筆者致電邀約訪問，請他這位TVB老臣子又拍過王維基劇集的資深藝人，評一評新牌事件。智叔最初說：「我看法未必夠全面」，記者情急解釋，他才安慰：「我只是說自己經歷未必代表全面，但也願意跟你談。」到了約會時間，現於浸會大學教演戲的他下課後趕來，遲到五分鐘不忘道歉。記者上前跟他握手，他有點生硬，你可以感到一種害羞和慢熱，但骨子裏有一種誠懇。

入行三十多年，智叔是個「TVB傳奇」，自小在基層家庭長大，因親戚在大東電報局工作，家裏得以用便宜價安裝「麗的映聲」，在粵語長片裏看到童星馮寶寶，啟蒙他要做演員。中學畢業後，兩次投考無綫藝員訓練班才入圍。智叔常說，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高大靚仔」，但多年來在電視及電影機會不絕，兩次獲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智叔說，自己愛穩定，而無綫「樹大好遮蔭」，收入又不錯，一直沒動機外闖：「熟了制度，工作模式掌握到，人的自省能力會減低，（大台）沒競爭，偶然隔籬（亞視）咬一啖，我哋就醒一醒神，當隔籬台無嘢咬，我哋就繼續，叫對得住份人工。」智叔承認，演員也不敢進取：「要求太多，跟整個氣氛不夾。」智叔認為，不理無綫認不認，「壟斷」已經出現：「像賽跑一樣，跑道上只得我一個跑，『沒人跟到我，我為何發力？』所以，無論它是否承認壟斷，客觀現象是出現了。」

智叔在TVB服務二十五年，至二○○五年離開。他強調，和舊公司關係不錯，亦感激對方給予的工作機會。然而，外界一直報道他離巢主要為家庭（其幼子二○○三年患病），但今日智叔透露，當初離開，和舊公司管理手法也有關。

智叔形容，最初TVB成立，藝人大都是簽同一種合約：固定薪金，每月包十個「show」（一個show是半小時節目，即每月曝光五小時）。至九十年代中，合約種類變多，知名度低藝人出現不合理待遇：如只簽一個show卻被合約綁死一年，亦有藝人因出show不足，在下一期合約被追討：「有人覺得這些條款匪夷所思，或不合乎合約精神，但亦有人說：你可以不簽，但藝人有選擇嗎？」

智叔發現，公司氣氛有所改變：「以前覺得公司好溫暖，大家一齊打拼，而家（公司）建立了，開始同你計數，『不要跟我講感情』，甚至同事傾約，管理層說話和態度已經『公事公辦』，甚至出現『尖銳挑釁性字眼』，這個變化，令我向心力不強。」智叔形容，同事在負面情緒下工作，促使他於二○○五年離開。

部頭拍劇 綁死兩年

離巢兩年，一位相熟監製邀請他回TVB拍劇，以「部頭」形式接了一套劇，簽約前卻發現條文無理：一套只拍兩個月的劇，竟要綁死兩年，期間不可於其他免費電視台工作。智叔說，對方解釋「這是制度」「這是規定」，並不是針對他。智叔憤憤不平，「唔係嘛？我拍兩個月咋，拍完不就是拍完了嗎？」但也無奈接受，因為更悲哀是，爭取了自由身也沒用，事關另一個免費台亞視近乎沒製作，但智叔依然有氣：「我感受是不好的」。

智叔表面有點酷，卻掩蓋不住一個演員的高度敏感，訪問裏多次提及「感受」。他分析，無綫沒實質競爭，故此沒動機維持員工士氣，但叫他惋惜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創意工業，竟悄悄流失了「人味」，說到這裏，他聲線柔軟，但字字清晰：「最初入TVB一切都是新的，可以說不成熟，但很人性。當它成熟到一個階段，變成脫離了人味，它變成不需要顧及感受，但人往往需要一種感受。」

電視台沒「人性」可以去到幾盡？大台為了提升生產力，白天外景，晚間廠景，同一班演員早上六時開工，凌晨三時收工，每天只剩數小時回家冲涼睡眠，但人不是機器：「觀眾可以看到，畫面裏的演員好唔夠瞓，狀態跟劇情應有的不一樣」。藝人拍劇期間想有社交，想有正常生活，是一種「奢望」。

去年夏天，廖啟智參與王維基新公司的《警界線》製作，飾演一個亦正亦邪的卧底。電視界老臣子如他，像劉姥姥入了大觀園，首先是技術上的創新：全實景拍攝，兩部攝影機同步運作：「這些條件是『革命性』的，過往幾十年香港電視製作，沒人會想過用這些方法，是一種『奢望』。」

更可貴是，資深演員如廖啟智，數十年來首次覺得，「原來工作可以如此享受」。他形容，以前拍劇是在「精神體力極度壓縮」，現在是「有空間給演員入戲」：以前二十集拍兩個月，現在拍半年；以前每日工作十九小時，現在縮減至十二小時，當然，老闆給演員的支票大張了，花在製作的開支上升了：「除了頭幾年入行，慢慢已沒有享受過拍劇，這一次才有番。」怪不得，有人形容無綫叫「舊世界」，王維基開拓了「新世界」。

聽到這裏，筆者感到一陣悲涼，香港演員多年委曲求全，過着比「碼頭工人」更剝削的生活，還有人拿着「自由市場」作藉口，指藝人「自願」被剝削；亦有藝人把這種舊秩序「內化」，揚言感謝大台霸權，才能練就一口流利普通話回應其他電視台訪問。

筆者大學主修心理學，記得一個經典實驗，科學家把狗放在大箱裏，箱子一邊通電，只要狗躍過中間欄柵跳到另一邊，就可以免卻被電刺痛，研究發現，狗會不斷跳躍，即使氣來氣喘，心理依然健康。但若欄柵另一邊也是通電的，意味牠如何努力跳躍，一樣會被懲罰。最恐怖是，有一天，欄柵另一邊不再通電，狗也放棄再跳，只會伏在地上任電流刺痛。簡單說，這隻狗「認命了」。科學家說，人亦一樣，長時間發現努力白費，會產生一種後天養成的自我放棄心態（learned helplessness），現在政府的做法，如同關掉了創意工業工作者等待多年後的最後一扇逃生門，把業內最後一線生機也要滅絕。

人味流失 希望幻滅

智叔像個智者，一矢中的點出今次事件最令人擔心的事實：「希望的幻滅」。他承接了王維基所說，香港沒有了公義，卻更透徹地分析，公義或許從來也許沒有，但至少當權者會願意假裝，欺哄我們「有的有的，這世界有希望的」，但今次決定，如同把香港人僅有的希望也要消滅：「現實就是，無」。請智叔分析，事件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啟示。他像老僧入定，苦苦思索，良久才語帶相關地指，這次發牌決策，也反一種「無人味」的管治思維：「這次結果是，它不需要理會你的感受。」筆者追問，「它」是當權者？智叔沒否認，只慎重地重複：「它不會理會你感受囉。」

慎言的智叔，沒有落力稱許王維基，只是陳述客觀事實：在王維基治下，創作團隊過着較有尊嚴的生活，製作水平提升，藝人有空間可鑽研演技，觀眾多一個選擇。這不過是一個健康的自由市場裏應有的生態，六天之前，政府無情扼殺。智叔回憶，周二晚聽到港視失落牌照，愕然非常：「我腦海裏諗，唔係嘛！」對於政府不發牌的理據，連兩屆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廖啟智也看不明白蘇錦樑局長的戲碼。智叔幽默地道：「我真係理解不了，什麼叫一籃子（因素）？個籃幾大，裝什麼也不知道，我怎樣理解？我只是知道，（牌照）沒有。」

最大力量：關電視

智叔說，不想猜度背後原因，說愈想愈令人難過。自稱懦弱的他說，感到扭轉事態機會渺茫，今天會否上街，他形容自己「思考中」，更有點絕望地說：「一字咁淺嘅嘢，（政府）都做唔到，如果下下要上街才可得到，我寧願不要，你可以說我消極，但消極也是一種抗爭。」他反而認為，關電視是一種可行方法：「既然，大家看到這個現象，就用選擇權去選擇，我覺得最大的力量是「唔睇」……觀眾要醒覺，有些習性我們不一定要堅持。」

兩個新牌電盈和有線，不會主攻電視劇，坊間認為，未能改變一台獨大，智叔以寓言故事，形容電視行多年如「死水」，今次選擇性發牌，死水也翻不了波濤：「水唔郁係死水，有嘢郁才是活水，你看死水裏沒可能有太大生機，活水才能養生，生命才可以延續。現在（發兩個牌）只能說是在一潭死水裏，加咗兩滴水，產生了兩個漣漪。」

一場革命需要勇氣

訪問在戶外，由黃昏一直進行到入夜，一陣陣秋風吹來，加上智叔的悲觀看法，令人絕望。我哀問智叔，香港人如何還有希望？智叔忽然小人物上身，推說自己沒責任令香港人有希望。大家靜了片刻，他又於心不忍心，引述港視同事收到噩耗後，發給他的短訊，內容是：「這是一場革命，革命不一定成功；一定成功的革命，便不需要勇氣。」智叔解讀，若大家把這件事看成革命，就知道革命會失敗，會流血，有犧牲，雖然過程難受，但至少「勇於去革命的人，才可貴。」

不少演員擔心得罪「舊有秩序」。智叔笑言，近年已轉向以電影為主，亦已過了「無嘢做唔得」的階段，故不太擔心。這次和王維基以「部頭」形式合作，不獲發牌他最傷心的是作品沒法重見天日。問他是否被大台列入黑名單，智叔笑着問：「我怎知道？但在公開場合，它（無綫）不會訪問你。」

對於香港電視觀眾，智叔有什麼說話要說？這個擅長演譯深沉角色的實力派，還是勸勉大家要內觀，要自省，戒掉對一間電視台的情感依賴：「其實人是需要有感情依附，一路慢慢成長，我們要學會不帶感情，或至少設個界限，做觀眾也是。觀眾好想有感情寄託，奈何有時所託非人，我哋都要有所取捨。」訪問完畢，我們客氣地道別，他一轉身，沿着昏黃的街燈漸行漸遠。我想起《無間道2》，智叔飾演的黑道人物，殺人之後，旁邊有人在埋屍，他在荒野裏用口琴吹起一首《Auld Lang Syne》。

答

廖啟智，五十餘歲（筆者指着筆記簿的數字問他，他笑說「這和發牌有關係嗎？」，原來男演員都介意歲數），一九七九年無綫第八屆藝員訓練班學員，畢業後獲得《上海灘》丁力助手陳祥貴一角。二十五年來拍過六十多部劇集。二○○五年離開無綫，主力拍電影，六次被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以《籠民》（1999）及《証人》（2009）獲獎，去年參與拍攝王維基的《警界線》，現於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任講師。

問

譚蕙芸，三十餘歲，飲TVB電視奶水大，清楚記得智叔於1990年《歡樂滿東華》穿三吋高跟鞋踩鋼線，經典一幕，陳敏兒擔心得在後台流淚，攝影師不斷拍攝廖太表情，穿插在智叔表演之間。還記得，觀眾不但不反感，還覺真摯動人。長大後，讀碩士也是研究電視文化與香港人身分認同，今日也像智叔一樣，在大學教書。對於大台今日只剩「雞汁」、「BBQ大結局」和「煮碗麵你食」，不無難過。



文  譚蕙芸
圖  陳淑安
編輯 方曉盈

譚蕙芸 - 我們最幸福 順民心態澳門製造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9日

【明報專訊】兩周前，我登上了往澳門的水翼船。這次旅程有點不一樣，以前只會到食店，豬扒飽、燒乳豬、水蟹粥，通通今次要照去，順路經過葡式古蹟，還要扮文藝青年留影。但不同的是，這趟我特意要求澳門朋友增加兩個景點：立法會選舉票站及候選人競選總部。

我知道，這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政治考察」。澳門選舉在港人心中，除了千奇百趣疑似「賄選」手法（如派發印有候選人頭像的薯片，託兒所寄學生手冊給家長時夾着競選單張，包起酒樓任飲任食，出動電單車載員工投票）。然後，就只剩下鄉親派商人惡鬥民主老手的老掉牙戲碼。簡單一句，香港人「看不起」澳門選舉。

這一種「看不起」，是基於澳門政治局勢，整體比香港建制得多。香港廿三條引發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澳門廿三條卻在二○○九年悄悄通過。香港政改明年或會引發劍拔弩張的佔領中環；澳門去年完成的政改，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沒加，特首選舉基本上還是小圈子。澳門民主派也曾就政改掙扎過，搞了一場數千人的民間投票，但瞬間愛國陣營卻可急召十萬份意見書力撐，可見澳門反對派猶如螳臂當車。今次澳門選舉民主派敗陣，也窺見澳門建制勢力牢不可破。澳門的和諧似乎輸入了電腦程式，自動埋位，叫阿爺安心，叫隔鄰港人震驚。

與其說是震驚，更多是大惑不解。和內地不同，澳門人可自由閱覽香港傳媒，家家戶戶看香港電視新聞，而且原汁原味，不像內地遇到政治禁區會插播廣告。不少澳門的士司機收聽香港的電台；不少澳門人讀「反動」的《蘋果日報》。澳門人上facebook沒問題，不像內地要翻牆。但神奇地，澳門人大量飲用香港傳媒奶水，對民主抗爭信息似乎免疫。學者發現，澳門人不但比港人更愛國，亦較順從政府。我的澳門朋友多次說：「澳門人係怕事嘅。」學者也戲言，澳門猶如「半個解放區」。

我跟身邊的港人談這事，大家闊佬懶理，更形容「澳門跟大陸一樣吧！」我聽到這裏有點忐忑。明明只隔一小時船程，不少澳門人在港求學工作，收看一樣的傳媒，我不相信，香港人天生叛逆，澳門人基因裏就是和諧。我認為，當香港媒體聚焦討論澳門賄選、民主派失利這些表徵，不如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澳門這些疑似賄選，建制大勝的格局，即使不是澳門人主動選擇，也是澳門人默許的。我會問：為何澳門人如此馴服，接納這種社會現狀？

抱着這個疑惑，我赴澳兩次，參加了一個「選舉檢討會」，訪問了澳門民主派人士和多位年輕人，透過學者介紹閱讀相關文獻。我發現，澳門人的「順民性格」源遠流長。澳門公民意識乾涸，源自多年政治文化土壤貧瘠。原來，香港和澳門像孿生兒，同樣經歷殖民，走的路卻近乎相反。連串事件，一環扣一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比港人更馴服的澳門人。

（一）他們的「六七暴動」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港澳均發生群眾運動，結果卻相反。一九六七年在港人記憶是「土製菠蘿」滿地、商台廣播員林彬被燒死。港英政府成功鎮壓，定性事件為「暴動」，事後左派經歷低潮，港人一般覺得左派人士「搞搞陣」、「思想偏激」。

一九六七年前後，澳門同樣發生一場運動，卻是「反殖抗暴」勝利。一九六六年底，澳門華人因建校問題跟葡政府衝突，左派乘勢進行「反殖抗爭」，引發流血事件，八名華人死亡，是為「一二‧三事件」（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三日）。抗爭期間大量紅衛兵從內地準備入澳，反而中國政府不想於當時「收回澳門」，派解放軍鎮守邊界，再派廣東官員斡旋，最後葡國政府向澳門華人道歉，更賠款告終。自此澳門華人覺得「鬼佬唔夠華人鬥」、「祖國是保護華人的」。

（二）他們的「調景嶺」被消失

回歸前，十一和雙十兩天，香港街頭可見兩種旗幟，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香港社會互相制衡，勢均力敵。老一輩記得，調景嶺寮屋區未拆前，聚居了親國民黨人士，山頭還有「蔣總統萬歲」大字。

相反，澳門的親台勢力，早早被清洗。一九六○年代中「一二‧三事件」後，葡政府應愛國社團要求，把澳門境內國民黨員全部驅走。澳門「關前街」一帶至今有不少丟空舊樓，據老澳門說，是國民黨員敗走澳門時留下的，業權不明，現儼如死城。故此，數十年殖民澳門，親台勢力幾近消失，親北京陣營獨領風騷。

（三）他們沒有「陳日君」

港澳同為殖民地，有深厚教會傳統，兩地天主教徒佔人口比例相近（6-8%）。然而香港天主教較多涉及政治，如回歸前教區公開支持彭定康政改，「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常參與社會行動。回歸後，前主教陳日君多次論政，教區近日亦表示，若公義不彰顯，可接受如佔中等公民抗命。

相反，澳門天主教卻與中共關係友好。本身是修女亦是學者的梁潔芬分析，澳門教會自一九六○年代「一二‧三事件」後，因在事件裏受到左派人士衝擊，從此少涉足政治。到了一九八○十年代，澳門天主教主教獲邀為基本法草委，是唯一的宗教界代表；相反，香港這邊草委有佛教和基督教代表，唯獨沒天主教。梁潔芬形容，澳門教會傳統上和親中勢力關係「融洽」，相反香港教區偶與中共唱反調，教徒亦較多介入社會，擔當「社會良心及希望」的角色。

（四）他們沒有「黃之鋒」和「華叔」

被稱為「澳門社運女神」、本身為澳門小學教師的甘雪玲，今次替民主派助選，她留意道：「澳門年輕人收到傳單時眼神空洞，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她估計，香港通識教育培育了一批關注社會的年輕人，卻難以想像澳門會孕育出一個像黃之鋒這樣的學生。余振等學者亦發現，澳門中學生「愛國」程度高，對民主政治欠深入了解。

身為老師的甘雪玲解釋，澳門學校少談政治，即使有公民教育科，亦只談品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兩地教育界風氣也不同，香港教師工會如「教協」有數十年爭取民主傳統，相反，澳門九成學校是私校，老師要每年續約，工作欠保障，教師對社會議題敢怒不敢言。即使大學也缺乏自由開放風氣。二○○八年澳門推廿三條，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借澳門大學舉行論壇，主辦單位卻受壓取消活動。

（五）殖民政府的能力

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改善施政，吸納民間意見，設立廉政公署，推行免費教育。港人不一定要借助人脈，也可直接與政府部們接觸，辦理生活所需手續。但葡國政府行政效率低，貪污嚴重，加上沒推行葡文教育，華人生活遇上困難，需靠愛國社團「出頭」。余振等學者舉例，澳門以前民間嫁娶要放煙花，棺木要運回內地埋葬，也要靠社團向葡政府周旋才獲得批文。故此，澳人習慣左派社團「庇護」，到了選舉支持社團背景議員亦順理成章。

回歸後，香港經濟表現未如澳門，亦可能引發「港人抗爭，澳人順從」兩種心態。澳門民主派議員歐錦新和吳國昌均指，香港回歸後經濟一般，港青面對「下流社會」，薪金沒上升，更要住劏房，易生怨氣；相反，澳門回歸後因賭權開放，財源滾滾，二○○六年澳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首次超越香港，澳門人自覺「站起來」，濠江似乎進入了「盛世」，物質生活充裕，民主變得不重要。

澳門年輕人跟我說：「祖國對澳門很好，回歸後開放賭牌，又成功申請世遺，經濟大好，要比『衰到貼地』葡國佬好很多。」也有一說：「以前向葡政府申請證件拖很久，現在政府效率好，公務員『面色』（服務態度）也好了。」當香港青年懷念港英時代，高舉英國旗；澳門華人極少懷念葡萄牙，類似「港獨」或「本土自治」論述，難以在澳門生根。

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

在澳門土生土長，後赴香港讀大學，現於香港傳媒工作的L，跟我解釋「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她說，小時候在澳門只知努力讀書，對社會毫不關心：「六四，我覺得不關我事，好似旁觀者，覺得香港好煩。」即使澳門人大量收看香港傳媒，但大家總有辦法「視而不見」。

我問她，澳門人不抗爭，是害怕打壓嗎？她努力回憶：「連害怕也說不上，更接近是『沒感覺』。」L來港求學工作後漸漸發現自己開始認同香港價值，覺得澳門愈來愈陌生，心裏頗難受：「覺得自己兩邊不是人」。今次特意回澳門投票，結果民主派失利，很失望：「澳門如今『窮得只剩下錢』，跟北韓人活在極權下仍自覺『我們最幸福』的心態差不多。」

怕涉政治飯碗不保

澳門人怕涉足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飯碗不保。在澳門期間，不同場合有人認真問我：「為什麼戴耀廷不會因佔中丟掉教席？」「為何學校不向黃之鋒施壓？」聽到這些問題我訝異不已。問的人，一個是留學回來的澳門人，另一個也是知識分子。

原來，澳門是一個小城，數十萬人口，大家互相認識，行頭很窄，一旦因政治原因失工作，很難東家唔打打西家。近日活躍澳門政治的甘雪玲老師說，已感到學校給她壓力，有心理準備丟工作。我跟澳門人解釋，在香港若戴耀廷被解僱，黃之鋒無書讀，媒體必群起採訪。但澳門人說，若有人因參政被炒，犧牲會是靜悄悄的，因澳門主流傳媒不會報道。事實上，澳門傳媒噤聲，已不是新聞。余振等學者也發現，過去澳門選舉，傳媒會多點報道建制派，少點報道民主派。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近年他愈來愈難登上澳門主流媒體，有選民說：「今屆不投你，因為在傳媒看不到你，覺得你冇做嘢，我寧可投給陳明金。」

今次選舉傳媒寵兒，要數拉票招數甚有台灣味的「福建幫」生意人陳明金，其名單取下三席大勝，有人分析，財雄勢大商家有資源派禮物，且打「福建人」同鄉牌吸引新移民，香港應引以為鑑，並指向香港同樣龐大的新移民票源，以及建制派「蛇齋餅糉」攻勢，悲觀地預言：今日澳門，明日香港。

然而，我卻從澳門故事，看到港人更應堅持。相比澳門，香港幸運得多。我們有更廉潔的政府、更開放的傳媒、更有牙力的議會（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席少，權力亦不及香港）。連基本法，香港那一張也寫得較寬鬆。原來，澳門基本法條文上沒寫「普選」，香港基本法卻因當年草委爭取而寫入「最終達至普選」。可見，濠江的戰場更艱難，香港卻比澳門擁有更多有利爭取民主的籌碼：如廉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這些橋頭堡，港人未來必須捍衛，半寸不能讓。

港澳命運脣齒相依

澳門不是沒希望的。這次往澳門採訪遇到很多有心人，他們都是土生土長、有學歷的年輕人，寧可放棄賭場或政府工等高薪厚職，在小城涉足吃力不討好的政治，或幾個有心人搞獨立媒體，為的是對澳門的一份感情，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衝勁和希望。看到澳門朋友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着，香港人更沒藉口放棄。誠如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過：「香港二○一七年會否有真普選，不是澳門人能干預的。反而，香港二○一七政改的過程和結果，對澳門政改下一步，必有重大影響。」

作為一個港人，寫這篇文章我是膽怯的。無論做幾多訪問，讀幾多史料，我仍是一個外人，對澳門的理解或有偏差。然而，澳門同路人都希望我下筆，因為你們說過：「澳門人只能透過港媒『出口轉內銷』知道澳門消息」。作為香港記者，我有內疚，香港傳媒多年忽略了澳門，除了四年一次選舉，五一遊行看看有沒有亂象，平日濠江根本進入不了香港媒體的視角。我想說，香港遊客將來到訪澳門，水蟹粥是要吃的，角子老虎機可以繼續拉，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以澳門為家的六十萬人，和香港這邊七百萬人，有着唇齒相依的命運。

參考資料：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吳國昌《民主派‧濠江論政》
Moises Silva FernandesMacau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梁潔芬「非殖民地化：港澳天主教會的回應」

編輯 梁詠璋

譚蕙芸 - 以香港為家：移民，唔該先學做好公民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2日

【明報專訊】這陣子，移民成為「潮語」。政改不順、教育制度失靈、廉潔制度變樣、生活空間擠迫，香港人面對問題，第一樣嘢就提「移民」，似乎一走了之投奔西方文明就能海闊天空。這些論調聽在我這個曾經移民的過來人耳中，渾身不自在。

我在一九九五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後獨自回流香港。還記得，那些年，「回流移民」是「老土」的代名詞，我們錯失了香港經濟起飛，回港後要由基層職員做起，同輩卻已榮升經理。我習慣了加拿大生活節奏，行路慢吞吞，回港後被朋友訕笑：「乜你動作咁慢。」

忽然，移民由老土變時髦，香港人由看不起「加燦」（取笑加國移民用語）變成紛紛向我取經，向我請教移民資訊，令我哭笑不得。我想說，若你抱着逃避香港問題的心態移民，到了彼邦發覺別人所謂的文明社會原來如此，你又可能會跌入另一種失落的循環。

「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為了這話題，我聯絡了移民加國多年的舊朋友。這對夫婦未夠四十歲，少年時移民加拿大，在當地讀書工作結婚，沒生孩子。移民二十多年，偶爾回港探親。他們不願披露真名，着我叫他們「阿邦」和「阿珍」。隨着近年社交媒體興起，他們對加拿大本土以至香港政局均熱切關注。

阿珍形容，移民不是「把香港的屋企用保護罩包起來，整個移送加拿大」。關鍵是，加拿大社會安定，制度文明，但你有沒有深究，別人的制度為何穩定？別人的社會建基於人權民主，你又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舉個例子，聘請外傭。香港家庭四千元一個月，就請到一個外傭。加拿大呢？這裏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外傭即使跟你同住，每周只能工作四十八小時，月薪近港幣一萬元，額外工作要計OT錢。關鍵是，兩年後，她有權「和你一樣」申請入籍加拿大。如此條件，當地人甚少請外傭，會把孩子放到託兒所。試想，數年前公民黨在香港外傭「試爭取」居港權，香港人也喊打喊殺。阿珍批評，「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

阿珍一矢中的：「香港政局動盪，你想走；加拿大社會穩定，你想來。但有沒有想過，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加拿大奉行「福利主義」，薪俸稅連銷售稅，稅率高達五成，但對窮人和病人大幅補貼，看病不用錢。相反，「福利主義」被一些港人視為萬惡。但大家應知道，世上沒有幸福國度，不用國民付出卻任你享受。

移民顧問公司喜歡用「實用」思維，把「移民」推銷為生活質素提升，卻避談外國文化和價值，其實是一種「消費式」的移民論述：家長說，香港教育制度不濟，於是叫孩子移民，到孩子學習了西方思維，又擔心他們學了「性解放」「不懂得孝順」「處處跟父母爭取人權」（近年加拿大安省推中學教導同性戀議題，引起保守家長一陣騷動）；那邊廂，有人投訴香港蝸居太貴，到加拿大買了房子，又不肯按當地風俗綠化（市政府規定花園草地不能超於一定高度(??)，不能疏懶不剪草），又或者不根據政府規定，進行垃圾分類（有新移民把垃圾混雜扔掉門口，工人會以不合作態度「罷收」該桶垃圾）。

「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

阿邦笑說：「不要只看Instagram以為加拿大風光很美就想來。」阿珍說：「加拿大風光美因為有文明的人去保育。」畢竟，文明社會不是天跌下來，是由公民長年累月爭取而來。香港人若要移民，不能抱着Free Rider心態：「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阿珍說。

若你覺得香港社會運動是「搞事」，我告訴你，加拿大公民社會更成熟，抗爭是國民生活一部分。多倫多地鐵巴士司機，為爭取改善待遇，每幾年罷工一次，交通癱瘓，市民不會投訴。又好像，多倫多北一個近八十年歷史的天文台David Dunlop Observatory，內有一個在一九七○年代曾經發現黑洞的天文望遠鏡，其坐落地皮被地產商買下，計劃建數百大屋，怎知遇上保育界抗爭，爭拗七年，最後地產商同意保育該建築。不是很耳熟能詳嗎？工會罷工，反地產霸權，對香港人是「無謂爭拗」「搞亂經濟」，加拿大人卻習以為常。加拿大人早已看穿「發展是硬道理」這謊話，懂得追求人道和公義。

阿珍是個環保主義者，一直支持一個叫「綠黨」的弱勢政黨，這黨自八十年代創立，多年來一個議席也沒有，阿珍連續投票給此黨十二年，綠黨才產生第一位國會議員。阿珍和阿邦說：「有些人移民後不去積極engage（參與）主流社會和政治，只躲在小社區自我封閉，最後又『呻到樹葉都落』，覺得人哋唔包容你。但你有沒有做一些事，爭取別人包容？為何別人是主流？你自己不能創造主流？」

「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有些港人，把內地移民視為「蝗蟲」，以為避走他鄉就能「眼不見為乾淨」，是一大誤會。雖然今年頭六個月港人移民海外總數近四千，較上年同期增加8%，但相比湧往外國的中國內地移民，香港移民人數微不足道。據《南華早報》引述的數字，二○一二年移居溫哥華的內地人與港人比例是27:1，有近八千名內地人移民溫哥華，同期移居當地港人數目卻不到三百。如果你以為移民可避免接觸內地人，實太天真。事實上，加拿大主流社會近年的焦點討論，正是如何與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共處。例如在我居住的多倫多社區，個別內地移民涉把獨立屋改建為非法劏房出租，驚動鄰居報警。我花費一番唇舌，向這名移居加國多年的南美裔鄰居解釋，「香港」與「內地」背景的分別。但想深一層，香港人最初移民加國也鬧出很多亂子（例如在花園養生雞、燒臘店味道惹當地人反感、做生意瞞稅等），港人也花了多年才學懂做公民。

總的來說，若你明白加拿大社會制度，了解其價值觀，你嚮往這種文明，甘心付出代價，我百分百支持你移民。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個好公民，對你要移民的國家，甚至對人類福祉也有貢獻。相反，若你抱着一種「逃避心態」，因為不喜歡香港而移民，只祈求別國制度保障又不肯付出，其實是一種封建社會下的「臣民」心態，祈求天降「明君」，未能進化成現代社會積極主動的「公民」層次。阿珍指：「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阿邦曾經在非政府組織工作，被當地人關懷弱勢的觀念打動；阿珍曾因一宗小車禍，得到陌生人不計付出的支援：「我在這裏生活，看到公義公平，產生了一種正義感。我知道，坐喺度不會有改變，每一個人都要出一分力。」

所以，當香港人投訴香港太亂，嚷着移民；這對夫婦卻表示，正因為香港亂局，他們有可能回港支援社運。剛過去的夏天，我和阿珍阿邦於加拿大飯叙，首次聽到這個「回港撐社運」的想法，深感震撼。原來，近年阿珍迷上「網台」，阿邦也因社交媒體興起，更多接觸香港新聞和評論，自此便熱血沸騰地關注香港時局。

阿邦說，去年反國教，差點想坐飛機回港到公民廣場支援；阿珍也說，她渴望回港參與七一遊行：「又話五十年不變，但你看官員說話，離晒譜。香港已變，不是以前的香港，香港人畀人踩到上心口。」

我反問，香港愈亂，不更證明當年移民決定是對的，移了民的人不應額手稱興，還來關注香港？阿珍和阿邦異口同聲說，香港是他們長大的地方，「屋企被人搞垮」怎能無動於中？阿邦說：「就好像一間學校的舊生，見到母校有事，舊生都想站出來做點事。」阿珍更矢言：「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兩人認真地說，若佔領中環明年進行，會考慮回來參與。阿邦和阿珍說，以前香港移民回流，主要因為香港搵錢機會多，但今次推動他們回港卻是對香港的一份「使命感」。談到對香港爭取普選這一役，阿珍說：「路是人行出來的，得唔得都chur番一鋪（拼一回）先啦！」

我們透過Skype對話，說到這裏，我忍不住感嘆：「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才更加不願意離開。」阿邦語重心長說：「在這個關頭，簡直有使命感啦！」加拿大和香港時差剛好十二小時，談到這裏，已是香港正午，加拿大凌晨。我在想，香港這一刻，究竟正步向漫長的黑夜，還是黎明前的最後一抹陰霾？還待你和我和每一個香港公民，創造改寫歷史的可能。

文 譚蕙芸
編輯 梁詠璋

譚蕙芸 - 陳局長，請你爬上山來，我們談一談郊野公園這禁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15日

【明報專訊】這星期，我給陳局長搞得心緒不寧。周一，他在網誌說要發展郊野公園；周二，林超英斥這想法如「思想癌細胞」。說實在，回歸後政局荒唐，我已習以為常，但聽到政府要向郊野公園開刀，就如面對國教的家長，聽到有人要「搞我個仔」一樣，氣憤難平。

我對郊野公園有深厚感情。童年時，一家人常登山，我第一堂自然教育課，就是蹲在郊野公園小溪旁觀賞魚蝦，仰頭看天空盤旋的老鷹，在山徑上，跟隨母親認識植物，知道有一種紫色果實叫「山稔」，可吃，鮮甜無比。父親說，山徑叫「麥理浩」「衛奕信」，因港督們熱愛行山，隱約記得，我們曾經在郊野公園，跟在行山的某港督擦肩而過。

小小的心靈自此留下一種印象：英國人不壞，百姓不論貧富均可享美好環境，這叫做「德政」。長大後，每有空就登山，即可忘卻煩憂。我覺得，香港無論多烏煙瘴氣，郊野公園是我們的秘密花園，除了保育，還有一種心靈面向，提醒我們在中環價值之外，還有其他可能，郊野公園是香港人精神上逃逸的最後堡壘。我天真地以為「郊野公園」不能動，是一種港人默識。想不到被陳茂波挑戰了我的底線。但後來，我冷靜下來，我想知道，對郊野公園認識深厚的人怎樣想，於是相約一位舊朋友喝茶。她在政府做與郊野公園相關工作數十年，剛退休。她不希望透露真名，叫我們喚她作「無花果」。

無花果說，她看了陳茂波的網誌，氣憤得「差點要參加佔領中環」。一直甚少批評政府的她也動氣，覺得陳作為「發展局局長」，網誌中錯誤引導公眾，把郊野公園佔地寫成七成（後來更正為四成），連基本數字也搞錯，令人懷疑他對事情了解有多深。另外，她認為香港不是沒有地，為何要向保育價值較高的郊野公園打主意。我問：「那郊野公園是否不能碰，不能談？」出乎我意料，無花果說，「不是不能碰，不是不能談，但你提出的方案有多可行？」無花果指，郊野公園範圍「那條線不是死的」。事實上，文件顯示，近年郊野公園在擴大，自1995年先後有二千多公頃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新增地方佔總郊野公園面積約5%），如西貢灣仔和港島龍虎山，都是近年劃成的「新」郊野公園。可是，無花果問，即使願意割地，但郊野公園地勢險要，要搞大量基建才能住人，道路水管排污要走入郊野，可能性成疑。她又質疑，郊野公園地點偏遠，風景優美，社會是否會願意用這些優質土地興建公共房屋，解決低下階層需要，還是會興建一萬元一呎的低密度豪宅？

不能觸碰的禁忌

茶敘後，無花果電郵了幾份有關郊野公園的報告給我，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一直對郊野公園充滿浪漫想像的我，忽然以客觀態度，重新檢視它的美好醜。我發現一直忽略了的東西：郊野公園起源有政治原因：六七暴動後，政府想找地方給年輕人發泄精力，於是鼓勵青少年到郊野公園（或者我也是被「吸納」的年輕人，我去了看魚看蝦，便不去示威）。又例如：最初郊野公園的自然環境不甚了了，因山火或居民斬柴令山頭光了，政府把外來快生植物品種引入，變相影響本土生態。

最震撼莫過於，郊野公園風景漂亮，不一定等於具高生態價值。思匯智庫於2011年的報告Adaptive Governance for HK's Country Parks Network裏批評，殖民政府最初設立郊野公園，主要為保護水塘，於是郊野公園集中高山，但其他生態地區，如有多樣生物的濕地和平原，卻甚少劃為郊野公園。亦即，劃入郊野公園的土地，不一定等於生態價值高，沒劃入的，也不等於生態價值低。此一觀點對我來說頗震驚。我得承認，自己對郊野公園的偏愛以情感為主，非理性居多。你以前問我，點解呢撻地方係郊野公園，嗰撻地方唔係，我答唔到。我潛意識以為，郊野公園風光優美，自然有保育價值，卻是一種不求甚解和無知，間接令我心生一種「郊野公園神聖化」，不能觸碰的禁忌。

連功課都做不足 如何讓你陳茂波去談？

話說回來，當我了解了歷史和脈絡，也不反對「郊野公園是可以碰，是可以談」，問題是，讓你陳茂波去談，讓你去碰，似乎你也不懂得碰，不懂得談。

從陳局長網誌，我們看不到一種對環境保育的願景。毛澤東都說過，有調查才有發言權，陳局長連郊野公園佔地也寫錯，由四成寫成七成，已令人先失信心。半生守護郊野公園的無花果火都嚟埋：「這是水平的問題，是他做功課做得不夠？還是專登說錯，如果是專登說錯更是壞心腸。」進深一步，局長要去碰一個社會禁忌，卻沒勇氣帶領全民反思郊野公園規劃，缺乏一種政治家應有的願景和氣魄。如果陳局長說，郊野公園現時沒納入一些高生態價值區，就讓我們重新檢討郊野公園界線，把低生態價值地方建屋，再把被忽略的高生態價值地方重新納入郊野公園，或許，我會讚成也不定。

但說到底，現時陳局長態度曖昧，討論模糊不清。半生做郊野公園工作的無花果，看完陳的網誌，也搞不清楚他是想發展「法定郊野公園範圍」，還是公園以外的郊區。後來，發展局發言人更說，陳的言論「不代表政府立場。」這種又要講又沒承擔的態度，如何令人有信心，把珍貴的郊野公園資源，交託在這個政府手上？

筆者對待陳局長可算百般認真。他在網誌提到可考慮發展「大嶼山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於是請教無花果，大嶼山郊野公園內有否地方適合建屋？雖然我們都不知道局長所指的大嶼山那一部分，但姑且找來地圖，檢視2008年開幕的大嶼山北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卻發現大部分是險要斜坡，只有一小片平地在沙螺灣附近，問題是：「無路去到喎。」我倆隔着話筒滴汗。我們不是「不讓你碰」「不讓你談」郊野公園，但你可否告訴我們，是我們對你的計劃太認真，癡心錯付，還是你根本沒有細心思考就口輕輕講？

陳局長，經過了劏房和囤地風波，坦白說，我對你沒好感。但後來讀過你早年在雜誌的專訪，我體諒多了。我知道，你小時候窮，為改善家人生活，一日做兩份工，每晚只睡兩小時，兩年完成十二個專業試。對你來說，到郊野公園散心，或許太奢侈。

我城無價寶 破壞無彎轉

陳局長，你在訪問裏說，掙錢到最後，家人相繼因病離去，令你感嘆「窮半生往上爬，又如何？」陳局長，我想告訴你，和物質成就堆砌的高峰相比，大自然的雄山峻嶺更有永恆價值。過去，土地於你，或許只是一種等待增值的資產；但郊野公園對每年到訪的一千三百多萬人次香港人來說，是不能用錢衡量的無價寶，一旦破壞了，便難以逆轉。

陳局長，請你爬上香港郊野公園的高山，在這裏，你能撥開雲霧，更宏觀地看清事物。你會知道人類的渺小，你會看到社會發展除了建屋，還需要為市民帶來一種心靈的開闊和想像，你會看到，市民需要學懂對土地和大自然的關懷。陳局長，相信我們，當你爬上這座大自然的山，一切觀點會不一樣。在這裏，讓我為你用山水泡一壺茶，然後我們可以談一談，碰一碰郊野公園的禁忌。

文 譚蕙芸

譚蕙芸訪問莊安宜及徐佩瑩：從淚眼，瞥見主播的靈魂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2010年8月23日傍晚，時任有線電視新聞部總主播莊安宜，準備坐上主播台。這天，她中午已回到公司，和全港市民一樣關注當日的重點新聞：二十多名港人參加一個菲律賓旅行團，在馬尼拉遇上槍手，被挾持在旅遊巴上。事件從早到晚擾攘近十小時，天已漸黑，隱隱令人不安。

晚上七時的報道，由莊安宜獨自負責。畫面傳來菲律賓電視台的鏡頭，一架康泰旅遊巴停在黎剎公園，直至那一刻，仍有十五港人未獲自由。忽然，一個男子從車上奔走出來，身分不明，不久，莊安宜聽到耳機裏傳來控制室的指示：「莊安宜你鎮定一點，你看看菲律賓電視台左下角，紅色字，寫着Driver: All Hostages Killed，你現在可以講了」。此時，她才瞥見一直忽略的字幕，當她意識到句子意思後，腦海裏一片空白：「嘩，那一刻我講唔到呀，我無諗過吖嘛。」事件過了三年，今日回憶起來，莊安宜眼眶仍然濕潤。

她記得，當時嘗試開口，但沒法說完整句：「大家現在睇到菲律賓電視台畫面，根據菲律賓電視台講，旅遊巴的司機話，All Hostages Killed，即係旅遊巴上所有人質全部都……」說到這裏，莊安宜沒法說下去，腦海裏閃過一幕幕：她娘家是菲律賓華僑，自小和家人到當地探親，見識過菲律賓人民性格樂天，不是生性兇殘的民族，還以為事情會平安了結，怎會想到流血告終？但很快，她想到旅遊巴上有數名孩子，白天曾經從窗口探頭外望，他們若遇險，最後的光景會是如何？

「那時我忘了自己身在主播台上，只是覺得很難過，我也是一個母親，想到小孩在最後時刻的惶恐，最後的情景會如何，覺得很恐怖，我忘了自己在工作。」淚水缺堤而出，但又擔心哭聲會傳到咪高鋒裏，唯有強忍，但數分鐘沒法說話。幸好當時鏡頭沒有向着她，而是直播着菲律賓電視台畫面。莊安宜記得，畫面黑漆漆，正中有一架白色的巴士，偶爾傳來毛骨悚然的槍聲，和當地電視台錄下了現場的喧囂。她從沒想過，時間可以如此漫長。

不久，直播室的門打開，另一位主播王春媚靜靜走進來，遞上紙巾，接棒說話。兩人的耳機傳來上司打氣的說話：「你們做得好好，鎮定點，不要難過，慢慢講。」大伙兒抖擻精神，繼續工作，並強調全數人質被殺的消息仍未被證實。王春媚說，當時她的心情一樣激動，「但看到隔離同事已在喊，自己更加要堅持下去。」後來才知道，旅遊巴上仍有生還者，事件共造成八名人質死亡，二人重傷，當晚王春媚回到家裏，看到親人，淚腺也終於失守了。

近日，主播的眼淚成為城中熱話。年輕女主播報道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病危新聞，眼眶紅了，眨眼後一滴淚更在鏡頭前掉下來，畫面被網民和傳媒炒作，挖出了疑似主播爭上位的八卦消息，相關視頻一條動輒吸引數十萬點擊。然而，香港新聞史上主播哽咽事件，何止這樁，還有更多值得記下。

抹掉眼淚後，莊安宜繼續報道了三個小時新聞，至晚上十時，待馬尼拉人質事件告一段落才走下主播台。當晚她沒有立即離開辦公室，而是留在休息室發呆了半小時，還為自己的表現失準向上司道歉：「我覺得自己好核突，有點不好意思，在鏡頭前流淚是失儀，不夠專業。」結果沒人責備她。

「你不要把我當主播」

莊安宜有18年主播經驗，流淚事件發生在第15個年頭，亦是她整個主播生涯裏唯一一次，此後卻令她對主播工作改觀：「我一直以為自己知道主播工作是什麼，以為做好資料蒐集，流暢把新聞講述，就是一個好主播。我還以為自己做了這麼多年，技巧已經很純熟，恰到火位，拿揑得好好，但原來主播這件事不是講『拿揑』。」

「有人說，主播只有軀殼沒有靈魂，意思是她們只有美貌，我一直不同意，我以為有足夠準備工夫，主播便有了『靈魂』。但原來『靈魂』不只是講你對新聞有沒有足夠資料，原來所謂的『靈魂』，還有主播作為一個人，有人性在裏面。」

莊安宜說，事件令她衝破了一些心理關口，以前很關注化妝髮型，又要留意說話是否鏗鏘：「這次之後，我不再拘泥於『外殼』，不再着眼於說話哪裏要停頓，是否抑揚頓挫。主播的工作，應該和觀眾一同呼吸，像進入了新聞裏面。我覺得做回了自己，你不要把我當作主播，是莊安宜說話給你聽，隨着自己自然感覺而去。」

自然流露不是做作

莊安宜笑說，「喊也試過，有什麼不可以做？」所以從此「報道新聞感覺輕省了」。一次一位同事穿着雨衣，在滂沱大雨中狼狽地為一個節慶日子進行直播，半小時後再到直播環節，天氣放晴，記者換上了一套粉藍色西裝，莊忍不住在鏡頭前跟他說笑：「乜靚仔咗咁多？」男同事會心微笑，兩人的對話也活潑起來。「我以前不敢說這些話，擔心會被批評太粗俗，帶着好多包袱，好多框框，覺得幕前很多東西不可以被人見到，怎知令自己失去了人性。」

但莊安宜強調，容許自己隨新聞而自然流露，不等於「做作」。大家想起北韓報道方式，或一些地區的主播在鏡頭前誇張飲泣，還是難於接受。她說：「觀眾也是人，會分得清主播是真情還是假意，是做作還是自然。」

事實上，一些被譽為專業典範的主播，均曾在鏡頭前流露情緒。已故美國主播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1963年報道甘迺廸總統遇刺身亡，數度摘下眼鏡又戴上，以擦鼻等小動作掩飾濕潤的眼眶，事後仍被選為「美國最可信任的人」；九一一後，丹拉瑟（Dan Rather）接受David Letterman訪問，當場流淚，數千觀眾寄上支持信。克朗凱當時仍然在生，這樣評論丹拉瑟流淚：「I don't blame anybody for showing emotion on the air. I don't think I would trust a reporter, male or female, who didn't show any emotion.」（我不怪責任何人在鏡頭前顯露情緒。無論記者是男還是女，若他完全沒流露情感，我不會相信他。）

六四年代的撲克臉

1989年的六四事件，奠定香港一代記者的公信力。徐佩瑩當時在亞洲電視擔任主播已有兩年。六月四日凌晨開槍後，她通宵進行報道，現在回看舊片段，可見她穿着黑衣，以接近機械式語調，冷靜讀稿：「那時是很悲慟的感覺，要壓抑自己情緒，於是變了沒有表情。我告訴自己，你好唔開心，但要好機械咁完成任務。」直至放工後坐的士回家，她終於在車廂裏嘩啦嘩啦地流淚。她想起十日前，自己還在北京採訪，訪問過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還有無數擦肩而過的老百姓，表現文明有秩序，屠城之後，這些人生死未明：「放工後做回自己，可以哭個夠，但還是不敢哭到眼腫，以免影響翌日出鏡。」

六月四日傍晚六時，徐佩瑩回到主播台，耳邊傳來身在北京同事陳潤芝的長途電話報道。陳描述，當日早上她在北京飯店陽台，看到老百姓踩着單車走向軍隊，有點試探防線的意味。軍人衝出來開槍，一個早上共開了五次槍，每次二十發子彈，每次槍聲後，遠處有數人應聲倒地，說到這裏，陳潤芝在話筒裏哽咽，她原計劃說「今日是南京大屠殺後中國歷史最悲傷的一日」，卻因為情緒激動而沒法說完，只能簡化為「我們目擊的……是令人難過的鏡頭」。陳潤芝回憶，當時自己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想到藏身在酒店以外的同事安危，亦知道家人擔心自己，一時失控，過後還自責不夠專業，未能按捺情緒。

聽到陳潤芝在話筒裏抽泣，徐佩瑩在主播枱上再也忍不住，熱淚盈眶，眼濕濕的一剎，在鏡頭前出現了。幸好鏡頭立刻轉向拍檔伍國任，她趕緊仰起頭止住快要滴下的淚，咬緊牙關，繼續工作。事後回顧，徐始終覺得流淚不妥當，怪責自己未能冷靜，她相信，主播應該嚴肅才能取信於觀眾，情緒表達要減少，那年代主播甚至會拉起一張「撲克臉」（Poker Face），以免影響報道的客觀中立。

流淚的標準？

然而，徐佩瑩慶幸，沒有觀眾記得她曾經含淚：「那時，新聞部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喊過，分別是鏡頭前還是鏡頭後。當全港六百萬人有五百幾萬人都喊，我那一眶淚又好正常，怎會有人注意？」莊安宜也有類似感覺，菲律賓人質事件，掀動全港市民情緒，她在主播台上哽咽，除了討論區有幾個留言，沒有被廣泛談論：「當大家都被個新聞『攝咗入去』，誰還會有空談論我流淚呢？沒有人提起我流淚，才是對的，才是正常，因為大家關注新聞」，莊說。

兩人都同意，「主播有淚不輕彈」，但主播流淚會否損害專業形象，未必是定案。筆者認為，關鍵是，當一件新聞的重量，大得掀動全民情緒，主播盡力克制到最後仍然流下了眼淚，觀眾也不會苛責。似乎，主播流淚要看一個標準，究竟會分散了觀眾的注意力，還是令大家更關注那樁新聞？徐佩瑩說：「主播的最大功能是讓新聞入到觀眾的腦海裏，而你作為主播，做的事究竟會令人更關注新聞，還是更關注你自己？」

不搶新聞風頭

「主播不是代表自己一個人，她代表整個編輯室，你傳遞的訊息，糅合了新聞團隊全日工作的心血結晶。最好的主播應該是『隱形』的，觀眾不是看主播個人表演，若你喜歡個人表演，可以去投考節目主持，像鄭裕玲做電台清談節目，便可以很有個人風格。」徐佩瑩如今已退下新聞火線，但早年她仍服務於亞視新聞部時，曾於1994年因管理層禁播六四紀錄片，與另外五名記者集體請辭，被譽為「亞視六君子事件」。今日她談及新聞原則，仍然值得後輩參考。但徐笑說，自己「Old School」，奉行「老派理論」，在今日新聞娛樂化的趨勢下，可能不合時宜。

然而，兩年前才退下主播台，現為全職主婦專心湊女的莊安宜也認為，無論時代如何改變，主播也不應該搶了新聞的風頭：「新聞報道的重點不是主播，我常常覺得，若我報完新聞，大家去評頭品足，說主播的髮型衣服如何，是一種失敗，相反，沒人記得我穿什麼衣服，才是我的成功。」

回看六月尾小花流淚事件後，有傳媒推出12輯相關短片，炒作背後的「爭上位」傳聞，合共吸引300多萬次點擊；相反，同一平台推出的曼德拉病危消息，只吸引1.5萬次點擊。沒人知道，小花流淚的真正原因，或許是一時身體不適，或許是辦公室政治，但客觀事實是，她的一滴淚，沒有令人更關注曼德拉。

現在，徐佩瑩已轉到公共機構擔任傳訊工作。她以專業公關角度分析，認為300萬個點擊，追看小花流淚消息的市民，不出兩種動機，一，是去猜想事件是否如傳聞中那樣涉及辦公室政治；二，就是看看主播是否如大家所說般漂亮，但對新聞機構未必有增值效果：「娛樂圈的價值是，情願被人罵也是一種宣傳，但新聞部要有信譽、有誠信，和娛樂節目尺度不同。負面新聞或許有助短時間收視上升，長遠來說，（這個新聞部）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印象，未必有賺。」

譚蕙芸（問）

為大學新聞系講師，曾在有線電視擔任記者，與莊安宜、王春媚、徐佩瑩、陳潤芝（答）曾共事數年

文 譚蕙芸

圖 鄧宗弘

編輯 沈可媛

譚蕙芸 - 五餅二魚

評台   2013年6月25日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早上，我與戴耀廷再次相遇。今次，會面地點是他位於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我到訪過幾次，對這裡的陳設感到熟悉：從地板到天花的書櫃放滿了學術書，旁邊擺放了一枝木結他（他愛唱聖詩），還有，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這個又窄又長的房間盡頭有一個偌大的玻璃窗，甚少下窗簾。戴耀廷每次出現，背後都有一道強光襯托，有種宗教式像要高歌Alleluah的Aura（聖光）。

我靠窗坐下，回望他的頭殼。哎呀，乜少咗咁多頭髮，白髮也似乎多了。講個秘密給你知，我跟朋友私底下匿稱戴耀廷做「戴BB」（他也不知道的），部份是因為他的天真性格，也因為他的外表比實質年齡年輕，故此有這稱號，但現在戴BB已不再BB，「佬味」重了。

戴耀廷雖然不算「姿整」，但對外表有一定要求。跟長毛對談那張照片刊出，坊間一致讚賞，認為色調反差大，非常有型，戴卻投訴，太太指他衣服下的肚腩凸了出來。另一次，我跟他說，他在電視鏡頭下的樣子頗「殘」（疲累），他告訴我，太太已逼他做了一次面膜護理。

長毛 戴耀庭

我第一次遇見戴耀廷是五個月前，在今年二月初。還記得是個星期五下午，地點在沙田某商場的咖啡室。跟這個人訪談，第一個感覺是，他出奇地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筆者在學院工作，見識過學者總會有點心高氣傲，戴耀廷呢，不會因為你是一個小角色而看扁你。筆者問什麼問題，他不會被冒犯，還用心思考，給你答案。

舉一個例子，第一個訪問裏我問他，二○一○政改那次，民主黨與中聯辦談判後，拿回來的方案被人狠批「出賣香港人」。今次爭取真普選，群眾運動的代表若要走進密室跟中方談判，如何能避免被批評為「出賣佔中支持者」？

戴耀廷當時沒給我答案，我也早把事情拋諸腦後。想不到，他回去真的拼命思考，第二次碰面，跟余若薇對話時，他提出了以「商討日」解釋群眾授權問題。其後，戴耀廷幾次跟我說，「商討日是因為你的問題發展出來！」我感到很驚愕。我是誰？不過一個small potato記者，專業生涯向政客發問，已習慣被充耳不聞。由此可見，戴耀廷不會因人廢言，任何人的意見只要合理，他也聽得入耳。

筆者「行走江湖這麼久」，訪問對象有平民百姓也有政商巨賈，戴耀廷有一種純粹和天真的氣質。第一次訪問，我已聯想到，那種氣質源自他的宗教信仰。果然，隨後相處，更令我肯定這個觀察。

有人批評，和平佔中太宗教色彩了，在教會開記招，商討日也要像舉行崇拜般唱詩歌，有人聽到「愛與和平」四個字就要起雞皮疙瘩。大家要明白，戴耀廷本人就是一個虔誠基督徒，你要他擺脫宗教味道，那就不是完整的戴耀廷，而是一個假裝的戴耀廷。曾憲梓曾指控「戴耀廷搞佔中是因為想出名」，我覺得，曾老先生太不了解戴耀廷了，若有得選擇，他根本不會搞掂中。

舉個例，我在二月初訪問裏，問及他在和平佔中的角色，戴耀廷語氣肯定地說，不想做領袖，希望有其他人主理，他則擔任顧問或「軍師」。當時我感覺到，他對牽頭人角色是抗拒的。

怎知到三月底，隨着朱耀明和陳健民也「落水」，戴耀廷似乎漸漸進入發起人的角色。依我觀察，外界期望他能飾演一個說話圓滑，會「畀Bite」（供電視台剪輯使用的精簡發言）的領袖，他偏偏不是這樣。他是心裏相信，口裡就說出來，而且不會為討好傳媒而說漂亮話。亦因為這種性格，政治世界的人會覺得他太「口疏」；黃之鋒在對談裡，也忍不住取笑他「中伏」次數多，經常說錯話。

但我卻看到，鏡頭前和鏡頭後的戴耀廷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公眾人物裏極為罕見。戴耀廷在他撰寫的＜走過「佔中」的三個月＞一文裏說過：「與負責對談系列的譚蕙芸在一次對談專訪前，看到她為我準備好各樣事，我笑說我好像一個藝人，而她成為了我的經理人，對談系列好像變成『佔中飯局』。誠然，走在「佔中之旅」，我就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林前4：9）。」

我最初讀到這裏，有點不快。我以為，戴耀廷覺得他像個「演員」被我擺布。的確，有人看了這句，還怪罪筆者以傳媒力量介入了和平佔中的進程。我後來請教戴耀廷，這句話意思是甚麼？他解釋，「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意思指，他無所遮掩，一言一行讓世人觀看，這種展示不是為了俗世榮耀，而是謙卑下來，為神所使用。

這就是核心了。戴耀廷經常跟我說：「佔中的進程，快得連我自己也跟不上」。普通人聽完會覺得無稽：「你也跟不上，莫非別人跟得上？」這就是對他的誤解。他所說的是，自己從撰寫文章引發了關注，到現在擔任發起人，他在運動的一切言行，都不是「他自己」的意願，而是有超越自己的力量在主宰，而這個力量，就是他的上帝。

別誤會，我自己也是「教會逃兵」，沒有動機在這裏傳教。我更加明白，對沒信仰的人來說，得悉佔中的發起人看重信仰，或許有點不安。但我卻認為，正正因此令人心安。戴耀廷雖然不會時時刻刻在公眾場合高調談及自己的信仰，但從我長時間觀察所得，他的確視信仰為其生命的重心。我看到，任何一個以人性為考慮的平凡人，根本沒可能有膽量去觸碰刺中中共核心要害的一國兩制底下的普選議題。若一個人不是有比人性更高的使命，他老早應該回家與妻兒享受天倫之樂，或乖乖在院校留守高薪厚職。但我卻看到，戴耀廷自從沾上佔中這件事，他和他身邊的人，正為此付上了難以估計的代價。戴常笑說，只有「傻佬」才會搞佔中，就是這個意思。

明白了戴耀廷的動機與力量的來源，一切就變得明白。有人批評，和平佔中的宣傳「好老土」，因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不是門面功夫，所以宣傳方法有點樸拙；有人批評，發言人說話矛盾，因為他們希望讓大家平等發聲，故籌備商討日，不是以主事人發言為權威；有人批評，他們不懂得利用傳媒做勢，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啟蒙大家民主精神是什麼，而不是搞人氣泡沫。

不是說，和平佔中不需要改善。從我近距離觀察，佔中的確有不少缺點，可以做得更好（商討日忽然唱歌，筆者也嚇了一跳；佔中三子有時各說各話，大家都會疑惑；宣傳圖文不夠簡潔，基層未必明白）。但正因為戴耀廷看重「超越俗世的譽榮」，他能放下坊間的批評，心無旁鶩地做最重要的事。即使紛擾混亂，他仍能保持清心。他告訴我：「只要不是違背原則，我甚麼都可以放下，尤其是那種『覺得自己應該是怎樣一個人的想法』」。無謂的自尊，他可以不要。

戴耀廷提出佔中後，整個香港政界騷動起來，政治人物要不表態力撐，要不肉緊批評，沒人甘心冷待此議題。有一次我跟他打趣說：「戴耀廷，你現在就像一塊餅，大家爭相來搶，搶來或許為了咬一口，又或者只為扔到地上踩一腳」。戴苦笑，卻跟我發展這比喻。我說，或許這件餅更像聖經裏的「五餅二魚」，可以分給無窮無盡的人吃，像徵佔中人人也能感到「自己有份」，感到被尊重，大家都是持分者。戴很喜歡這比喻。

戴耀廷的確像一件餅，他甘心放下自我，不介意人人都來趁熱鬧，讓大家都咬他一口，所以，跟他親身碰過面的人，無論在觀點上如何跟戴爭論得面紅耳赤，都不能不被他的耐性和善意感化。接觸過戴耀廷本人的人，沒有人會指斥他有機心，最多會指他是個「天真的書生，太學術」。所以，隨着他跟泛民不同派系人物對話後，自二○一○年政改後引發的泛民割裂和衝突，似乎有迹像緩和下來。

然而，佔中每步路都艱巨。六月初，佔中舉行首場商討日，當時我在海外，透過視頻看直播，心情也是忐忑不安。坊間對於「商討日」感到陌生，有人擔心參加者小貓三兩，有人擔心到場市民會有不滿，有人擔心反對者搞亂秩序，有人批評向隨機抽樣的參加者派發一百元的做法。總的來說，社會裡對「商討日」work唔work充滿懷疑。但戴耀廷認為商討日是市民充權，民主精神的重要體現，故堅持推行。然而質疑和批評聲音不絕，有些更來自同路人，叫戴耀廷承受巨大壓力，商討日之前徹夜失眠。

事實証明，戴耀廷是對的。經過佔中三子和一眾義工努力下，商討日順利舉行。參加過的市民，不但認為經驗寶貴，不介意花了一個周日下午舟車勞頓，甚至願意捐出一百元車馬費，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的參加者都認同，參加過程中，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尊重，是一種陌生而美好的感覺。這就是戴一直所強調的「賦權」（Empowerment）。

好多人批評佔中，是基於不理解。我曾經問過戴耀廷：「對你來說，提升香港人民主精神，是否比爭取普選更重要？」他認為兩者沒有衝突。我卻看到，有優次的分別。若只想羸，只希望拿到普選制度，運動的走向就只需要增加支持度和人氣，與對手鬥大。但觀乎戴耀廷現在看重的工作，如籌備商討日，或與不同人以無窮耐性去溝通，似乎更希望香港人能明白，民主精神不只是一人一票這麼簡單，而是如何解決公共紛爭，尊重差異又達至真正和諧這個目標。

筆者要承認，未進行對話系列之初，我對民主的認知，和不少香港人一樣，流於表面和口號式。系列完結後我才發現，原來民主不只是四年一次投票，而是可以落實到生活上的一種精神。

我正職是大學講師，四月底，學期尾，最後一課乃同學進行小組簡報(Presentation)。由於我在溝通上的疏忽，同學對計分制度理解出現混淆，有人以為只需要出席一個課堂，有人以為要出席兩個課堂，但評分卻已進行了一半。這下出現了危機，班上同學認為評分方法不公，要求我解決。

我首先就自己的溝通疏忽，向同學致歉（我看到同學的臉上的訝異），然後，我做了以前肯定不會做的事，就是叫停課堂，請全班同學，一起提出解決方法。最初，眾說紛紜，爭持不下。一向性急的我，竟沒半點不耐煩（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還向同學分析不同解決方案的利弊。奇蹟出現了，約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從三個方案裏，漸漸理出一個方案。原來的紛爭，在商討之後，不需要投票，全班三十五人也能達至共識，大家都感到滿意。我跟同學這樣總結：「有不同意見，只需要慢慢傾，就能解決問題。一個班房是這樣，一個社會，就算在普選議題上，也一樣可以這樣傾。」我覺得，當天同學的簡報內容即使做得如何出色，也不及那十五分鐘的討論來得那麼有教育意義。

離開班房的路上，我思考了很久。回想以前，遇到類似情況，我一般的做法是，叫同學投票解決，卻發生過五十對五十的難堪情況，班房形勢更分裂；故此大部份時間還是以老師高高在上的位置，極權處理，我話事。現在回想，是我對民主不夠信心，而且處理手法不成熟，並不是「民主不是好東西」。

我的意識出現這種改變，和我連續跟戴耀廷合作了三個月，撰寫這個對話系列相信有關。我親眼目睹戴耀廷如何尊重每一個對話嘉賓；見證過他如何解釋民主精神不只是「鬥人多」，而是重視每一個人的發聲權，我想，我潛移默化被他改變了。這是我參與採訪之前，預料不到的事。

和平佔中好像好複雜，好像好學術。但其實，小至一個三十五人的班房，大至七百萬人的城市，我自己親身體會到，只要你用心聽，用心理解，民主精神，也可以實現在你和我的生活裏，就在此時此刻，不必等到二零一七。

本文為譚蕙芸、戴耀廷著《對話X佔領》一書的後記，由作者提供，原名為《五餅二魚（系列採訪後記）》，原文寫於2013年六月廿五日。

本書於書展發售，出版為明報出版社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老竇教仔仔教老竇 (黃之鋒)

教授爸爸遇上學生領袖

  

【明報專訊】黃之鋒看着戴耀廷，見到去年今日的自己。一介平民，看不過眼社會裏的不公義，不平則鳴，發聲後引起星火卻燎原，驚醒了大眾，燃亮了死氣沉沉的政治困局，繼而被傳媒追捧，平淡生活掀起翻天覆地轉變。去年公民廣場上，黃之鋒為應付排山倒海訪問而失聲，睡眠不足，極速消瘦。今日，戴耀廷也在努力適應鎂光燈生涯，瘦到雙下巴不見了，因缺睡長了一對眼袋。聽到之鋒談及一個社運領袖的「非人生活」，很有共鳴。

二人相同，豈止於此。坊間對兩人評價也似：性格跟年齡不符。十六歲的之鋒，在反國教一役，對梁振英伸出的手以鞠躬回應，對拍枱老師余綺華不亢不卑，反映這孩子心智成熟如成年人；同樣，四十八歲的戴耀廷，一個前途大好的大學教授，竟涉足連政治人物也知道九死一生的普選議題，單純為了提升全民民主意識。接觸過戴耀廷的人也形容：有沒有成年人這麼天真？

年少老成的之鋒，面對教授一樣「無面畀」，詞鋒銳利批評教授說十八歲以下要「見家長」是家長式思維，漠視學生公民身分；善良如戴教授也不客氣，搬出「兒童權利公約」，指兒童定義包括十八歲以下任何人，例如幼童，設限合乎法律和道德。戴澄清：「我沒說過『不准』，而是『不鼓勵』十八歲以下參加公民抗命部分，佔中還有支援工作可做。若十八歲以下學生要參加（公民抗命），至少家長要知情。若家長反對，學生繼續要去，我也阻不了。」

之鋒問，為何佔中的規矩，如十八歲、四十歲才可參加等說法，莫衷一是？又追問為何佔中程序如此複雜，令人混亂？之鋒認為，社運領袖需清楚向群眾溝通。戴解釋，他不想主導運動，希望淡化一種高高在上領袖角色，培養公民主動權。之鋒卻認為，權力下放到底還需要掌舵人：「去年反國教，我也很抗拒做領袖。但回看，當歷史給了你這個位置，就要認真做好佢。」戴耀廷其中一個兒子，年紀和之鋒相若。聽到這句話，戴的表情，像一個父親被兒子的話刺痛了一樣。

已是下午茶時間，兩人風塵僕僕到達快餐店。之鋒叫了洋葱圈凍咖啡；戴沒吃午餐，頻呼「肚餓」，點了漢堡薯條果汁，狼吞虎咽。兩人並肩吃着，有一句沒一句，偶爾互窒，像對拗氣父子。黃說，佔中熱潮如此下去，估計年底戴會登上雜誌成為「風雲人物」，戴苦笑：「未到年底我已經死咗。」黃又「潤」了戴一句：「我覺得戴耀廷慘過我，因為他講錯說話和『中伏』次數比我多。」戴詐傻扮懵，扮向之鋒討教：「那你是我的前輩，要向你學習」，還擺出拜師手勢，黃沒提防：「大鑊啦，你是否讓記者拍照？」戴保持着拜師姿勢，確定攝記拍下，才得戚地咬他的漢堡。

熱身過後，之鋒認真地問，一萬人選的普選方案，如何代表全港？戴說，方案最後會以電子公投，讓全港市民投票，拿廣泛授權。黃眼珠一轉，發現電子公投要登記身分證號碼，他未有成人身分證，提高聲線問：「呀！我想起一件事，電子公投我無得投票，怎辦？」戴接招，想了一想說，公投可加入十八歲以下組別，讓十一歲或以上擁有兒童身分證者也能參與，分析數據時分別列出。

之鋒坦言，「學民思潮預備大打政改這場仗，就如反國教這樣打」，但看到上周日戴耀廷說，接受由全民「選出」提名委員會，則不贊同。之鋒指，學民傾向全民「變成」提名委員會，一人一票提名特首，他明白可能需要改基本法：「我覺得有時未必可以好簡單說，中央給我們什麼plan，就跟住他的line逐個point去打。因為一開始你叫價太細，去到底線，個位幾嚴重吓。」

戴澄清，全民選提委的方案，是市民寄給他的建議，他認為原則上可接受，是「舉例言之」，非「他的方案」，亦非最終方案。因為最終方案須經商討日投票，不是由他說了算。「不能由一個人或政黨壟斷方案的制訂。不能先有方案，才叫大家參與佔中，這樣是上而下。」故此，學民也可以提方案，放在商討日公平競爭，但戴提醒，學民也要秉承民主精神，若選不上，學民也要「認數」。

之鋒再問，為何佔中只談二○一七特首選舉，避談二○二○立會選舉？又問：「大家對佔中概念太不同，有人覺得是佔領馬路，有人又說不是佔領馬路，最緊要入獄，究竟係乜？」戴耀廷指，這些問題要由「集體決定」，方法是透過兩次商討日。戴解釋，六月會舉行第一次商討日（DDay1），邀請五百至一千名相關團體人士，以十五人小組形式，討論「佔中要討論什麼問題」，最多人覺重要的問題便處理。第二次商討日DDay2會在DDay1之後幾個月舉行，到時社會已廣泛討論，DDay2再投票解答DDay1得出的問題。故此，佔中「應否爭取立會」、「應否癱瘓交通」等問題會由集體商議。

黃之鋒以為，舉行商討日只為找普選方案，聽到連「佔中是什麼」也要放在商討日研究，忍不住說：「社會運動這回事，不是程序1234567，大家覺得好亂，令人不想來參加。陳雲所說『離地中產』，的確有這種感覺。」之鋒去年經歷公民廣場，知道社運工作令人疲於奔命，擔心執行問題：「感覺是佔中三人組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個在上面brainstorm好了，交由民間組織去執行，那是什麼平起平坐？」

戴解釋，他不是「為程序而程序」，不是「離地」，是希望落實民主精神，因為爭取民主的過程，正正不能不民主：「要知道，跟不同人討論，你會發現你以為的共識不是共識。」「我們不接受（中央政府）決定，因其制度不公平，但若制度公平，出來的方案，我們就要接受。」他說，任何問題也可在DDay1提出，佔中三人組沒法主導。至於DDay1需要六十名調解員，正和港大民研鍾庭耀商討，有信心人手足夠。

近日普選論壇上，愛港力等撐政府組織「熱情」參與，令人擔心DDay秩序。戴披露，DDay1只讓受邀請團體參加，但會另外搞公聽會，讓反對者表達意見，更會同一時間舉行十場，戴說：「他們有多少人？若（每場）只有三個人就沒法擾亂秩序」。

話題轉入十八歲以下應否參加佔中。忙碌如戴耀廷，為今次對話預備充足，帶來黃之鋒四月二日於《明報》刊出的文章：「重回起點剖析佔中」，並事先用熒光筆highlight重點，還預備了一份「兒童權利公約」，一副戰鬥格，像要回答老師提問的積極學生。

黃之鋒以親身經驗說，他創辦學民思潮時只有十五歲，去年反國教「佔領」公民廣場，沒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屬非法集會，也是一種公民抗命。黃估計，佔領中環到最後，參加者裏有一定人數是學生，那戴耀廷最初堅持不讓未夠十八歲參加的規矩便沒意思。戴承認，到真正佔中現場，的確沒法阻止未成年人士進場，但強調，事前簽誓言書時，他有道德和法律責任不鼓勵未成年人士參加。兩人舌劍唇槍：

黃：到最後，沒簽誓言書的人也可入場，效力成疑。

戴：簽是有其意義。

黃：有意義，我buy信念囉，commitment囉，但不簽也可進來，最後整個場有一半是十八歲以下會怎樣？不是很好笑嗎？

戴：他可進來，不代表不用做之前程序。事實效果不是我希望的，和我不應要求一個理想安排是不同。就好像按交通燈過馬路的人不多，不等於要取消交通規則。

筆者：黃之鋒若你是戴耀廷，會讓十八歲以下簽誓言書？

黃：我會，戴教授說簽署儀式莊嚴，簽的人已足夠理解公民抗命是什麼。

戴：如果有個十歲說要簽，我怎做？

黃：即係咁，十歲嘅人會否簽呢？我唔相信會簽啦。

戴：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十八歲以下不只包括你，還包括十歲。公約還有個原則，要以「符合兒童不同階段接受能力」指導兒童行使權利，你（黃之鋒佔中）當然可以，但十歲可以嗎？

黃：若有個母親抱着幼兒來，你怎辦？

戴：家長陪同下，負責的是家長。但一個孩子獨自來，責任就在我。關鍵是十八歲以下，法律上很多決定不可做。不跟他家長談，可以做什麼？

黃：學民思潮很多成員參加遊行，家人也不贊成，最後小朋友決定自己出來行，因為覺得有選擇權。

戴：我當然同意小朋友決定，可能我會倒轉幫他說服家長，把家長也拉出來（參加佔中）也不定。

黃：你一講「見家長」，大家就想到學校拿成績表。

戴：我是家長，自然站在這位置想，這是我的局限。

黃：如果你沒法避免學生參加，與其用程序不讓他參加，不如勸他三思而後行。我覺得，應該任何年齡也可參加，讓他自己決定。

戴：我意思是，未去到中環現場那刻，當一個十八歲以下的人說要參加，我在能力範圍裏，應否按兒童權利公約精神處理？這不是所謂的家長式思維。

爭辯既面紅耳赤，亦笑位連連。激動處，戴瞪大眼拚命指着公約條文給之鋒看。之鋒沒好氣，望着手裏已喝光的凍咖啡，把玩吸管，又啜着杯裏由冰塊融化而成的水，按捺不住要駁嘴：「大佬，上court咩？！」戴樂在其中：「教法律的，當然跟足規矩做。」黃反駁：「你搞這事（佔中），都不跟規矩啦。」戴再反駁：「我們跟規矩，我們是『超越規矩』。」對於這位與他鬥嘴的小子，戴似乎頗賞識，忍不住問：「你想唔想讀law？」之鋒答：「唔想，亦讀唔來。」

黃之鋒建議，與其限制年輕人參加，不如籌備家長諮詢會，讓家長了解佔中。戴不反對，但強調，誓言書除了有「公民抗命」選項，另設「合法支援」選項，希望未成年人以這形式參加。但之鋒說，學民思潮對佔中立場是，若政府最終不接受民意，公民抗命是個可能。筆者反問，若學生留了案底，影響前途如何？之鋒說，首先認為當局不會拘捕所有人；其次，未成年和成年人一旦被拘捕，前途也會受影響。

筆者提出，去年反國教，學民派出學生絕食，三名絕食者足十八歲，如果學民思潮也怕被批評「利用未成年人」，卻反指佔中不准未成年人參加，有「雙重標準」之嫌。之鋒解釋，當時需要的絕食者人數不多，加上反國教時間緊迫，不想再節外生枝，才安排成年學生進行。但之鋒認為，佔中有充足時間討論，應開放給年輕人參加。筆者在此點多番追問，戴耀廷好言相勸：「你（筆者）和我加埋一百歲去挑戰一個十幾歲，是否不太好？」筆者即時自辯：「我把之鋒視為成年人來提問」，之鋒形容，筆者的說話要比戴耀廷的說話順耳得多，希望戴耀廷能明白年輕人，「調整一下心態」。

之鋒指，戴耀廷令人感混淆的言論，還有「四十歲才准參加佔中」。戴申冤，他不是「不准」四十歲以下人士參加，只是預計四十歲以上不會踴躍，才「鼓勵」中年人參加。之鋒覺得，戴在傳媒發言上可以做得更好：「大家覺得你作為一個意見領袖，為何成日轉立場，模稜兩可。」

戴解釋，自己不是「轉立場」，而是跟不同人討論後，吸收意見做修訂，承認運動發展得太快。戴亦強調，重視佔中過程對公民意識的開拓，故有意把自己「領袖」角色淡化：「過程裏我做回自己，而不是運動成功，我做不了自己……我認為，運動成功是參與者要對民主更有認識，不單只是爭取了民主制度。」戴指，自己身分是facilitator，不想做領袖，亦強調最終對普選方案有權否決的，是立法會拿着票的議員。

之鋒說：「中央不怕議員，他驚你（戴耀廷）之嘛……事實是，現在政治環境是，我和你的感染力，未必是一些所謂泛民大佬有的。」之鋒更以自己為例，指反國教時也強調想做「推動者」，不想做領袖，但發現，無論社運如何強調公民參與，如何重視由下以上，到真正運作，領袖還是要下很多決定：「去年很多人捧我做英雄，說『香港靠晒你』，我一聽到就想死。但又覺得，既然大家這麼欣賞你，更加要運用你的身分地位能力貢獻多點。」

之鋒語重心長：「當歷史賦予了你這個位置，你就要珍惜，認真做好佢。你想低調，想淡化自己，但我經驗是，做了這個位，就要揹起責任，逃不掉。」戴像個受傷的孩子，思索半晌，幽幽道：「係一個好唔想做的角色，好抗拒的角色。」之鋒安慰：「我一開始也不想，慢慢會習慣。」

佔中對話完結

不講究論資排輩，誰有理就可以服人，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

佔中對話系列至此，到了最後一集。事實上，對話名單裏一直有黃之鋒，是戴耀廷刻意將年輕的之鋒放在壓軸一集，讓系列以薪火相傳意味作結。有趣是，對話後我們發現，施和受的角色似乎互換了。筆者提起今集原意是「薪火相傳」，戴半開玩笑對之鋒說：「想不到，掉轉頭是你『傳』番畀我。」之鋒鼓勵道：「加油！『傳』咗畀你，有排捱呀。」一套公平的制度，不應該有一錘定音的「阿爺」，唯我獨尊的「教父」，永遠話事的「大佬」，就是父子之間，也可以平等對話。不講究論資排輩，誰有理就可以服人，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

文 譚蕙芸

協力 陳嘉文

攝 李澤彤

編輯 梁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