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 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2016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意識呈「井噴」現象，不少打着「本土」旗號的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回歸人心未歸」的說法一時間又掛在不少人的嘴邊。其中，本土政團都是以年輕人為主，而且一個比一個激進，甚至有人標榜要「香港獨立」、「自決」。究竟為什麼回歸以後，港人反而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年輕人更有抵制、抗拒的情緒？坊間有不少流行說法，本文希望從長期趨勢入手，嘗試解開「人心背離」之謎。

中大和港大的民調機構都有對身分認同問題作長期追蹤研究。雖然有建制和內地人士對這類調查頗不以為然，認為調查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偽命題，是自設陷阱、自找麻煩，不過，個人認為這些調查，雖然有其局限，但對幫助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卻有莫大裨益。另一方面，幸好有這些調查數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香港人心與中國漸遠之謎。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分認同的「本土化」集中在年輕一代。附圖是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每年4月與10月的長期調查作成，以「當談到你的身分時，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這問題，來量度「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註）。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身分認同近期的急挫，集中在30歲之下的年輕人（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成年人）。30歲或之上的中年、老年層，雖然在佔中之後的中國認同都有下降趨勢，但和年輕人「插水」般情况還是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如果我們細心審視數據長期趨勢，會發覺在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較大的人士也一樣。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港人對中國，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感覺都在不斷改善。在SARS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推行自由行、CEPA等優惠政策，協助香港經濟復蘇，再加上歷任總理的朱鎔基、溫家寶的形象親民，國家經濟也蒸蒸日上，港人的認同感也大增。

港人非「天然獨」 受事件政策媒體影響

轉折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同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僅僅過半（51％），也是歷年最低。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再到了「反國教」（2012年下半年）之後，就更屢見新低。2015年10月最新數據是在30歲以下受訪者當中，「香港人」佔79.1％，「中國人」只有11.3％！不光是中大的數據，港大民調中心的結果也是大致相似。

回顧過去10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分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6至20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希望說明的是，建制派毋須過分悲觀，本土派也不能過分樂觀，誤認本土思潮會從此在港成為雷打不動的主流，但應該小心尋找身分認同逆轉的原因和條件。如果我們確認了2008年是重要轉折點，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就可能變得不太重要。這裏我舉3個例子。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在2009年才開始推行，而且認同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其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信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為何2008年是轉折點？

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在很多有關青年人「本土轉向」的流行論述再加驗證、討論，因為未能「對症」，就不能「下藥」。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都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信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愈避而不談，年輕人愈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的時候，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依此思路，我們也可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是北京奧運年，在8月份，全港都在為中國（和香港）的健兒打氣。而在同年5月份，四川發生大地震，也觸動了很多港人的感情，我們也捐助了一筆頗大的款項到災區。就算是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高峰。但正當港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的時候，卻又爆出了多件在香港被廣泛報道的負面新聞，如因「豆腐渣」工程引起的傷亡，和救災過程的一連串醜聞事件。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將兩者相提並論，指「體育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

所以，香港青年人抗拒中國，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甚至就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變成了「邪惡帝國」，對她愈離愈遠。

全面、正確地了解年輕人轉向本土的心路歷程，我們才有機會令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發展出一種健康的中國想像來面對中國。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註：透過結構性問卷量度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必須留意問題設計對受訪者回應的重大影響，詳細分析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刊於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127至142頁（www.chunghwabook.com.hk/Index/book_detail?id=1683，試讀）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趙永佳 - 「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本文相關參考材料詳列於edufrontline.blogspot.hk）

文 趙永佳

編輯 林越慧

趙永佳 - 面對躁動青春，「大人」們可以做什麼？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青春就是煩惱，是現代社會的特徵。念社會學的人都知道，在傳統社會，成長大多數時候都只不過是按照既定的路徑進行，與生俱來的個人、家族身分往往會決定青年人的生命歷程。那個年代，生涯不用規劃，因為是早早已由身邊的「大人們」決定。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每個年輕人，無論出身、地位、性別，在成長的某個階段，都會為種種原因而煩惱不堪。在現今香港，更有一群年輕人不但覺得要為自身的前途而籌謀，也更「先天下之憂而憂」，在為香港的前途而抗爭。面對我們身邊因為各種原因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我們這些已到年紀的「大人」，又有什麼可以做，來為他們分憂解惑？

首先，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認識他們感到不安、不滿的原因。早前建制拋出了一套我稱之為「上位論」的論述，來解釋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指青年人是因為向上社會流動受到阻窒而投向反建制運動，也有指是通識科把他們「教壞」了，令他們變得偏執與對現實不滿。這些片面與似是而非的觀點，不但無助我們充分認識當前運動的成因，更讓青年人進一步肯定大人們不了解他們，也沒有誠意來和他們溝通。

說青年人不是因為自身「上位」問題而參與社會運動，並不等於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沒有問題。他們現今在就業、居住、社交、婚姻、教育、社會保障等生活面向所面對的挑戰，都比我們年輕時複雜得多，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至獨立自主。他們有擇業的「自由」，但也有失業或長期待業的風險。同樣，他們有擇偶的自由，但卻不斷有「結婚難」之嘆。我們這些大人，不能以我們的成長經驗來量度現在的年輕人，因為我們成長在可能是香港最好的時代，「遍地黃金」，我們其實不應該貿然說：「我們都可以怎樣、什麼，為什麼他們不可以？」

理解青年處境 才能分憂

遠的不說，以我為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博士到手，回港之後是「人揀工」，找到教席之後，幾乎就是鐵飯碗。反觀今天的青年學者，無論是土博士、洋博士，若果要在香港學院謀生，往往要接受極不穩定，和並不理想的僱用條件，有很多更變成「漂流講師」，以兼職及短期合約謀生。要為青年人分憂，我想必須先要認清他們的處境與我們的不同，方有對話的可能。

大人們通過理解、認識青年人的處境，方可能在這社會充滿着怨氣、撕裂的當兒，為青年人們分點憂。佔領運動到了今天，也是時候反思、整理、再出發。每一個年紀稍長者，都應該好好地和身邊或認識的青年人好好的談一談，聽聽他們的心聲，也應分享你對這次運動或當前形勢的看法。我們不可以存心抹殺他們的思考，但也不要「盲從」他們「一往無前」的判斷。如果你真的和他們志同道合，那就應該站出來作他們的前鋒、中堅、後援，不要讓他們孤軍作戰。不過，如果你和他們有不同意見，現在就更是時候「開心見誠」和年輕人們交換意見。他們若要留在現場，我們應該「挑戰」他們，拿出除了「爭一口氣」的目標與計算。又如若他們決定撤退，也應和他們一起思考以後應怎麼辦。如果年輕人們現在的訴求只是要對話，「大人們」為什麼不能先退一步，反而巍然不動，冷眼以待？

跟沉默大多數談談

當然，我們也不應忘記，參與了運動的青年人畢竟只是少數，有更多的他們的同齡人，其實並沒有走上街頭。選擇了保持「冷靜」的青年人，他們究竟是因為抱有不同的價值觀，考慮到手段與目的的關係，還是因為「哀莫大於心死」，因為種種原因對政治產生冷感，覺得自己無力改變現狀？對於這群沉默大多數，我們也應該和他們好好談談，向他們討教，請他們分享採取了不同行動的原因，和他們對香港前途的立場與看法。

不論青年人關注的是個人的煩惱（private troubles），還是公眾的議題（public issues），都是他們合理的選擇。我們不能，也不應對他們妄加褒貶，否定他們的選擇。反而應該「憂他們之所憂」，了解他們最感困惑的生活面向。他們當然可能是對香港政局苦無出路已感到沮喪，但他們也絕對可能是因工作性質、待遇覺得士氣受挫，也不能排除他們可能覺得人生旅途上，沒有友輩或親密好友同行是最大挫折。

助建立「上位」階梯

我輩「上年紀」人士，在不同組織、單位、企業中都有機會是「在上位」者。我們的「手下」，都應該有不少在力爭上游的年輕人。當然年輕人並非要「乞求」我們的同情與優惠，他們也往往有能力改寫遊戲規則，創出自己的一片天。不過，更多的年輕人不管是因為個人條件或際遇問題，還是無可奈何地在現有制度中打滾，在夾縫中求生存。對於這些兢兢業業、奮發向上的「後輩」，我們應該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為他們創造條件，製造一個能讓他們發揮所長、讓工作成果得到合理回報的機會。我們也應自省，這樣做並非是施恩於年輕人，而是我們知道，每一個組織，都是只有在充分調動年輕人的積極性，令他們感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才會把生產力最大化。就以大學為例，我們在招攬大批「廉價」教研人員的同時，也應該建立一條階梯，提供資源與機會讓他們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上位」到更佳的工作崗位或「跳槽」到條件更好的學院。

作為父母、師長的「大人」們，我們的「天職」本來就是要作年輕人的聆聽者、「啦啦隊」、「人生教練」與「麻煩終結者」。作為「上年紀」人士，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煩惱，例如五十過後的我們都無可避免地要開始盤算退休後的生活，在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面前，我們也有和職位相應的工作壓力，時間亦往往絕不夠用。不過，就算我們多忙碌，若有青年人來找我們求救、求助，甚至只是交換意見，我們也應能盡量把一點時間放在他們的事情上，不應和公立醫院「睇街症」一樣盡快把他們打發了事。

我身邊的年輕人，有像我大兒一樣在掙扎要平衡學業與最愛的足球運動（更要面對傷患的困擾）；有像老二般在生涯規劃中未能找到方向；有如Joycie般在學業與照顧家庭之間，要兩面兼顧；有如Michael般在社運與個人前途間徘徊；也有像Kathy一樣在運動中因為與友儕們持不同態度而承受極大壓力。這種種「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都是實實在在地於生命歷程中，令他們感到焦慮與不安。我們不一定能為他們解決問題，但如他們需要一雙聆聽的耳朵時，我們是否能放下手上的事情，聽一聽他們的心事？也有些時候，我們打一通電話，寫一封電郵，又或者只憑個人的經驗，也可以為他們提供到一點幫助或有用的資訊。能為年輕人所用，這又何樂不為？「後佔領期」更有不少年輕人從「前線」「復員」歸來，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協助他們收拾心情，重新投入「平常」（不一定是正常）的生活。

將青年煩惱扣連「大時代」

最後，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整篇文章都沒有談到怎樣改變社會，反而強調個人作為，是否有點脫線？這裏我其實是受到美國社會學家Christian Smith等2011年所著的Lost in Transition一書所啟發。書中談到了一系列現今青年人所面對的問題。他們高舉社會學大師C. Wright Mills的旗幟「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希望把青年人的個人煩惱與他們的身處的「大時代」扣連，來理解他們的處境。

本書令我有兩點感悟。首先，大量有關青年成長的研究都指出，青年成長的過程是否順利，很多時都取決於他們和成年人世界的關係。他們愈多和成年人有深入接觸，成長的「問題」愈較輕微。反之，如果青年人的身邊只是有同齡人，結果就往往未如人意。因此，成年人要多關心青少年，是老生常談，但也有科學根據。其次，在結論中他們指出，要徹底解決「青年問題」不容易，就算在美國這一民主社會，也沒有立竿見影的良方。而且社會制度變革曠日良久，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我輩大人對造成今天香港的困局，有我們的責任，當然也應尋求社會改革、制度變遷，以求根治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們對身邊的年輕人們眼前的種種煩惱，也應分一點心，嘗試了解他們生活上的問題，甚至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這篇文章，是我這個六十後社會學人在這個躁動的大時代之下的一點感言，希望和認識的，也和不認識的年輕人們分享。

文 趙永佳

編輯 蕭麗雯

趙永佳 - 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科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運動」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4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4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的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誤導之嫌。

年輕人的尺度是正常民主社會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的為了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及格）。

班長也要全民投票，特首呢？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罪魁禍首」是公民教育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無法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的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學會思辨求證，立場自然正確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證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文 趙永佳
編輯 孫賢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