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訪問李照興：被幸福的十三億心跳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0月21日

【明報專訊】躍起之後

勢須下落

而今問題在

你如何去平伏那心跳？

反國民教育運動在公民廣場解散那天，有人用李天命這首新詩比喻運動前路。我卻想到咱們親愛的「強國」。李照興的新書《燃後中國》留下很強的視覺效果。他說由申奧成功開始，中國進入蜜月期，直至二○○九年春節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一場由違法煙花引起的大火，標誌着中國這場煙火正式爆破，燦爛過後，灰燼隨風向四方飛散。而今問題在，如何平伏那十三億看煙花群眾的心跳？李照興之前就住在中央電視台大樓旁的公寓，這場煙火，由盛至衰，他都看在眼內。

全球都爭着說中國。但城鄉差距，十三億人，少數民族……中國不是鐵板一塊，這個故事，不容易說。李照興二○○四年北上，八年來穿梭廣州、上海、北京，他無意說盡整個中國。「我的觀察對象是七十和八十後，北京和上海新冒起的中產階級。」他以flaneur和城市觀察者自稱，無意說農村故事，「一九八○年代，我還是學生，已經在旅途上觀察中國鄉土和貧窮問題。近年間中再看，不幸發現這二十年來鄉土變化其實不大。最經典的是安東尼奧尼一九七二年的紀錄片《中國》，那些農村問題今日還在，時間彷彿停留在四十年前」。

廿一世紀焦點在北京

「相反過去十年城市無論軟件和硬件變化翻天覆地。建築物最visible，拆舊樓，建古靈精怪的新樓。物質豐盛，中產階級冒起，他們的價值觀如何改變？我想知他們的人生追求是什麼。由集體主義過渡至個人主義，這場劇變之下產生大量有意思的故事，而且這場劇變極度濃縮。開國一九四九年至七九年變化其實不大，改革開放後變化固然大，但一九九○年代後開始真正全面向世界開放，城市更新改造，這個過程蘊含巨大的能量，漩渦般把我捲進去，展開一場冒險。」

二○○九年出版的《潮爆中國》，據非正式不科學的肉眼統計，銷量應該很不錯。當時梁文道賜序，題為「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說到香港曾經在華文世界的文化圈領先，近年威風不再，引起不少迴響，說他投共，為自己北上搵錢開脫。李照興八年來穿梭北京上海廣州，是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一員，「我不喜歡北京，但沒想過回港。我有被虐狂，享受被虐待的感覺」。

雖然喜歡城市，我卻少到內地大城市。夏天短留北京，已經被那十線行車的馬路、廣闊無邊的廣場嚇怕，新北京城為戰略意義而建，決不是人類日常活動的規模，更不用提那些霸氣十足的的士司機。我真不明白為何李照興可以在京滬穗過八年，「其實真係辛苦。北京跟Jane Jacobs定下的好城市準則完全相反。Jane Jacobs不是說最理想的街道，闊度應該讓對面馬路的人可以跟對方打招呼嗎？每個地鐵站間步行應該只需十五分鐘。北京絕非如此。北京由地理、交通到天氣，我都不喜歡」。

「北京對我而言就像亞馬遜森林，不宜生存，好多猛獸，好多森林規則，但裏面好多奇珍異物，雖然絕不宜居，卻充滿未知的可能性。北京人口是全中國最多元化，內地北漂都湧到北京，不同人口交流碰撞；很多音樂、電影活動都在這裏發生，令我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同類人。這裏的國際化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講中文溝通，不是英語化，這對我這種在香港英語化社會長大的人衝擊很大。巴黎是十九世紀的世界焦點，二十世紀是紐約，廿一世紀就是北京。我相信我正身處世界焦點大都會。」

中產階級欠缺安全感

至於那些喜歡拒載、粗聲粗氣、又不認得路的的士司機，李照興自有一套辦法應付這些零服務態度的「北京爺們」：「所以我住在三里屯village，返工、見朋友、傾合作，全部都在三里屯village三條街之內搞掂，就不用坐的士，不用過十線行車的馬路囉！港人要在北京住下來，必須有自己一套對策。一旦找到自己的niche就會好享受，因為除了免除心態負累，更找到同路人，生活輕鬆得多。我想用中國人可以理解的語言，但又並非傳統中國角度去記錄這些劇變下的故事。在北京生活，好玩聽起來太輕鬆，但的確是享受，樂於接受種種不便。」

陳冠中的反烏托邦小說《盛世》，描繪二○一三年全中國瀰漫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幸福感。中國物質豐盛，社會氣氛比從前開放是事實，如陳冠中月初在一場公開講座所言，中國人擁有95％的自由，只要你肯放棄餘下的5％，大可生活得非常幸福。李照興卻對這個說法打上問號。

「我認識一班中產，他們雖然有錢，飲紅酒食好嘢，可是總被不安全感籠罩着。食物不安全，身體不安全，路上的車無車牌無保險，即使有車牌出事後，又有人跳出來說自己的父親是權貴；在香港有事可以找警察，在內地有事難道找公安？公安會否插贓嫁禍？跟對方同流合污？住間屋用料又差，行天橋又會倒塌，種種不安全感之下難道人還會覺得幸福？如果有一點幸福感，只是因為共產黨曾經給你地獄。上一輩曾經經歷苦難，進步繁榮得來不易，大家需要和諧，以和諧為藉口壓制變動，所謂幸福感的迷思就是如此形成。」

一場派對全城扮亢奮

重讀二○○八年出版的《潮爆中國》，隱約感到《燃後中國》不及前作樂觀。《潮爆中國》花了不少篇幅寫中產飲酒食蟹如何品味人生，寫時尚和當代藝術市場；《燃後中國》寫中國處於變革的十字路口，結語一章更驚人：中國人處於一種Living diaspora，因為不安全感，雖然明明住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卻處於被流散的狀態。《燃後中國》捕捉的是李照興自己，也將他的失望投射到北京上。

「二○○四年六月九日我到北京工作，當時公寓正在今天中央電視台的地盤旁，感到全城正在蘊藏一股巨大能量，北京人充滿希望。當時社會瀰漫着一片樂觀情緒，拆樓咪拆囉，因為新樓一定更好；哪怕新建築其實毫不順眼，都不打緊，因為將來一定更好。」

「直到二○○九年春節CCTV旁即將完工的酒店起火。CCTV是大國崛起象徵，北京市民不是該很認同國家崛起嗎？但一班百姓雀躍地穿睡衣踢拖落去睇，見到這個中國新地標起火居然幸災樂禍。北京申奧成功的確興奮，可是人們慢慢發現奧運其實與我無關，只是一場中國政府的大龍鳳。近年中國到處找機會展示成就，但這些成就根本不被當地人承認。一幢電視台，並非代表資訊自由，而是資訊箝制、官方的俗套，是金錢、權力的象徵，用天價請國際級建築師，但北京市民根本不能享受。這種幸福其實是壓抑。這套說法不只關於CCTV，甚至通用於奧運前後大國崛起的幸福感，藉由這場大火一次過爆出來。所以爆出來的犬儒、反諷，根本不值得意外。中國人正參加一場party，全城扮亢奮，但誰都沒有踢爆。」

新一代尖子非改革力量

由沉醉於盛事到食花生，他說，他見證着中國人「被幸福」的過程，「高鐵最緊要快，不是因為中國人要咁快，只因為快才是世上最牛B，以全球最快鐵路向世界證明中國有幾勁，高鐵這種宣傳效果較實際效益更重要。中國人坐上一班由共產黨駕駛的高鐵，你好似有say，可以決定往哪裏去，腳下好似有路軌，但根本不確定是否安全，高鐵以高速甚至超速行駛。全中國人就是被乘客，司機好似在帶領，理論上應該安全，但你不知司機技術如何，又不知開往哪裏，可是車窗鎖死，不能跳車；難聽點就像劫機，不能反抗，一反抗就機毁人亡，比不反抗死得更慘，唯有繼續坐定定。」

近來跟一些內地尖子大學生和學者接觸，發現他們無論思想多開放，總逃不出「歷史長河論」。由六四到貪污，他們不怕主動跟你講，因為結論總是「這些問題我們都知道，可是你看看近二十年，問題已經逐漸改善，這些在歷史長河當中只是沙石，在共產黨領導下這些問題一定會慢慢解決」。李照興對內地新一代尖子也不抱期望，「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又怎會是改革社會結構的進步力量？加上單孩政策，父母期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繼承主流價值觀的壓力更大，沒有反叛和邊緣的能力。大家似乎把期望放在體制內的太子黨，他們受過自由教育，嘗試辦媒體、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可悲的是依然要依賴體制帶來改變，甚至說不上是變革，只是又慢又微小的改變而已。」

「中國唯一可以參考的是台灣解嚴和民主過程，但這牽涉了一正一反的力量。有些人提到蔣經國的貢獻，從建制內瓦解極權，但這必須要有持續由民間發起的抗爭，如美麗島以來，形成民間訴求和社會氛圍，配合建制釋放權力，才能達成台灣案例。但在內地，建制內並沒有既具視野又有權力的領導人，可以一個人說了算；民間之內，在警察國家治下，不能成立反對黨，只容許沒有組織的群眾，零散表達對個別事件不滿。台灣經驗的兩個主要條件，中國全都欠奉，我真的看不見中國變革的基本因素。」

中國尚處於蠻荒年代

李照興在內地隔岸看着香港的排外意識興起，他覺得過火，「我們要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區分。很多人對中央政府和自由行不滿，但我們不要局限於小香港心態。在多元化、生活形態等方面，中國有很多非常inspiring的例子。例如一些不完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模式，這些先鋒、創意只有在中國才能實現。大家應該親身上路，並非指要讚嘆大好山河，只有親身接觸鄉村的人，聽一般百姓講生活，講理想，中國空間大，理想主義可能性也大，這是中國的另一面向。我們口中的蝗蟲或掃名牌的自由行，只是以偏概全的中國人。香港人和大陸人其實面對共同敵人，敵人的名字叫野蠻。當下是一場文明與野蠻之戰，文明一方代表國際化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包括擁抱公義、價值傳承等；中國正處於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大國，現在中國並非所謂五千年歷史，現代中國由一九七九年開始，還不夠四十年，尚處於蠻荒年代。」

問：何雪瑩

非常喜歡城市的香港八十後，雖然明知世界所有奇觀都在中國（或阿聯酋）發生，但被北京的巨大城市scale和高級商場內的臭廁所嚇怕，一直不嚮往踏足北京。訪問時聽到李照興說享受住在世界焦點大都會時非常興奮，終於聽到有人跟她想法一樣，可惜她心中的世界焦點大都會始終不是北京上海。

答：李照興

「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其中一員。擅寫影評，城市觀察，當過記者，二○○四年受邀任職內地《周末畫報》，跟多名香港文化人齊齊以內地為基地。二○○八年出版的《潮爆中國》，據訪問者非正式不科學肉眼統計應該幾好賣。近年特別關注城市觀察，他說，內地只有普及文化的文本分析，暫時未有城市觀察者或flaneur。

文 何雪瑩

李照興 - 政府向香港人的宣戰──香港人的回應

2012年9月6日   資料來源

從政府高官的強硬態度，到紅色或染紅媒體的抹黑警告，情況顯示，史無前例地，香港政府已經向自己的市民宣戰，它竟然要挑戰香港賴以自豪的普世文明價值，向學童灌輸指鹿為馬的觀念，偏頗的資料（將導致偏頗的價值判斷），媚俗的情感教育（昆德拉式：學生看見國旗升起或奪得金牌而落淚，人們因見到孩子們的落淚──噢，孩子多愛國啊！──而受感染落淚。第二種眼淚又比第一種媚俗。）試圖倒模思想之外，更批量生產感情。很難不叫人適時地想起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的片段：學童排隊，墮進機器被攪成肉醬。

於是，已經是時候展開最決定性的抗爭。

不發聲，不反抗，不義與謊言就會變成他朝的必然。這可能是香港可以繼續仍是那個我們所愛的香港的最後機會。要更宏觀地理解這次抗爭，說得準確一點，其實不僅是國民教育的爭議，也是真實與謊言的對抗，它更是文明與野蠻的爭戰──沒有理由，真的毫無理由，一個社會的發展，是從相對的開明民主自由，倒退到保守專制極權的，這跟世界總體的民主自由呼聲與進化背道而馳。在強烈的民意要求下，政府依然無動於衷，也只有野蠻的政府可以做得出。

所以，今天香港做的，不是抵抗國民教育（此詞不能按字面解，策略上，我們要團結「不反對國民教育但反對如今此種實施手法及教材」的一群戰友），不是抗共，而是防範本來已經擁有的文明常態，有可能突然的消失泯滅。在那種謊言的教育裏，它要求我們成為愚蠢的共犯，又或者口不對心的背書者。

不少評論指出，國民教育不是不可以，但現在問題是：不怕香港人不會用自己的一套去理解，說所謂香港因資訊自由，可通過別的途徑去undo現版本國教引來的毒素──但在正式學府中實施，把這些偏頗教育載進教科書，則有把擬用教材中的帶觀點性說法(??)，變成「正統真理」的問題──香港民間向來對待中國雖也有偏左的觀點，但那除少部份左派學校實行外，不會列為正統論述，或所謂官方版本的「真理」。這引至的不幸將會是：家長如何一方面向兒童灌輸各種書本得來的智慧，另一方面又要undo這些教材中的謊言？

為何一個已達相當文明程度的社會要往倒退的腳步走？倒過來接受一套這樣的文明、知識及美學？（對，於我而言，孩子日後若要個個紅蘋果一樣對着紅旗流淚或歡笑，都是美學問題──我們當然不會忘記那批社會主義式現實主義的宣傳畫。）並且一步步發展出如大陸一樣的心態：大家其實都不相信，但表面上還是做足相信的樣子。

以上我相信已是反國民教育陣營以及認同此抗爭的香港人之基本共識，恕我又重複一遍。但有共識還是不夠。抗爭需要策略與目標，無論我們多渴望參與其中抱團取暖，這都只能是一場必須要有效率地達至成果的爭戰。再強調，這是一場爭戰，人們如果決定了參與，就不是為了要輸而來的，我們就是要勝出這場鬥爭。於是，良好有效的戰略無比重要。經過茉莉花革命，不少論述革命及其可行策略的書，有新有舊，陸續出版，當中有些抗爭策略的實戰啟發，我試圖整合其中給大家分享。這些竟見，能用則用，有啟發就最好，不然，也可作為參考，以廣見聞。

政府的想法

了解你的對手。政府遲遲不讓步，是因為它致命的自負，它以為香港市民的這場抗爭不會持久，尤如佔據中環的行動，最終只變為無關痛癢的小露營。開學一個禮拜，人就會散去。官員這樣想。它試圖用拖字決來消解民眾的熱誠。另一方面，它還沿用非常過時的批鬥手法，試圖拉出「黑手」，制造輿論，以為消解「黑手」的影響力就可息事寧人。

為什麼政府的想法會是錯的

但這個想法證明是錯的，除了因為政府低估了民眾對國民教育的反對聲浪，更重要是它完全錯誤地理解今時今日的社交網絡革命的基礎（這個真與人無尤，確是政府跟不上時代的表現，因為從中東到北非，社交網絡在新一輪革命中所擔演的角色有目共睹，極權政府沒法把握它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具規模的民眾運動，已並非來自個別焦點的領袖去引領，學民思潮也好，教協也好，都不過是當中的元素，更重要的是，通過facebook溝通及表態的同人都知道，有無數個組群在發揮影響力，學界、創作界、專業人士、社會活躍份子、平日的宅男也好，總之是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他們同時作出聲援的呼籲，這呼籲是跨界別及地區的，它形成了抗爭理論中的power block──並非經常結聯在一起的實則團體，但一遇到有共同的敵人或抗爭目標，它們即時組合，像變形金剛一樣，從各自分散變成團結統一前赴後繼的強大力量。你根本猜不到它的領導是誰，正如網絡上有無數聲援的團體聲音。這股力量是執政者難以克服的，因為它根本沒有單一源頭，沒有嚴謹組織，但機動出擊，成就大事。最重要是，它們擁有力量是因為真正得到廣泛的人民認同。

抗爭策略

由此，在政府拒絕回應，在除撤科外並無任何商量餘地下，反國民教育行動人士，只能通過具體的擴大行動來達到成果。這種效果是必須通過有影響力的行動來達致。所謂不合作運動的延伸，就是不止於局部的不合作，而是通過認同者的合作默契來達至不合作的功效。

我說的是：應包括逐步升級的罷課及社會不合作運動。

罷課，最該響應並投入的應是大學生界別──為了我們的弟妹，理應這樣，且不該是象徵式的９．１１半天。大學生向來該是這種社會運動的中堅，今天大學生的相對缺席（未開學難以組織？），是香港大學生應反省的一個事實。相對中小學生相對受家庭管制的身不由己，大學生有更大的自主性，理應自發支持，全港範圍的罷課預警（未開學也可作出警示），以示有志者的團結。

中小學的罷課，未必是不用學生上課，而是有志的教師應用罷課的時間與學生進行有啟發的公民教育──例如解釋為什麼要罷課這課題本身。

不合作運動其實是包括跨界別有志者的合作，在那著名的馬丁路德金率領的蒙哥馬利巴士杯葛運動中，其啟示是什麼呢？那就是當杯葛或不合作運動展開，社會各界有志之士應作出身體力行支持。在那次民權運動中，黑人杯葛坐巴士，而有志者則自願提供免費接載去支持那些已步行得太累的黑人兄弟。他們寧願以疲累的腳根，以代替疲累的靈魂。

換位思考，香港的士司機大佬可以進行罷載，但提供免費接載到達廣場支援的朋友，良心商店可進行罷市，但向廣場供應持續抗爭的精神及食物養份（水、食物以至書本），制造廣場上的深夜食堂書堂。更多歌手可以出席現場打氣（現在除明哥外，下一批歌手有誰和應？林夕wyman是否真合作來首Can we talk?）。這當中一定會涉及短期部份香港人的不便，大家要諒解，但可換來長遠的文明持續。

成立有效社交網絡組群

以幾次所謂facebook/twitter revolution的經驗，社交網絡的即時動員及指導性非常明顯。首先它可以不同興趣組來形式，結聚有相同志向的不同組群，各自發功。

它也減少了舊世代革命焦點領袖的單一危險性，那就是，令政府了解到，抗爭的不是一個可見有形的反對派頭目，而根本是一班不記名的，只不過是有共同抱負的幕後行動者，他們共同維修(??)並更新最新現場情況、政府的回應，並有效地作出調配資源及組織對抗行動，準確掌握現場及社會形勢，隨即作出對應，把抗爭變得更實在而有效。

面對民間的壓倒性聲音，政府其實應作出明智決定。說回頭，政府其實留有後路，現前線做醜人的是林鄭，梁振英還未直接表態，只含糊其詞。良好意願是：留了這張牌給梁振英──搖身一變，他可以成為一個順應民意的特首。

李照興 - 站在新聞理想這邊

2011年9月18日

【明報專訊】大家都說芮成鋼之時，我卻看到中國新聞生態發展之快速與危機。

中國新聞跳級發展

繼去年「代表」亞洲向奧巴馬提問後（當時奧巴馬本意是想當地韓國記者發問），這名年輕的央視偶像派記者又在幾天前的達沃斯論壇上向駱家輝發出了被廣受傳閱的提問：「大使先生，聽說您是坐經濟艙來的，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錢？」不論答案怎樣，答問雙方都好有默契似的得到想要的東西。駱家輝得到機會，再一次重申美國官員出差的交通規格，而芮成鋼這邊，一樣得到他作為中國新一代狂傲代言人身分的確認，在國際採訪事務上，代表中國傳媒發聲（他上次的甜頭是有雜誌封面把他的頭對住奧巴馬的頭，兩者形成對等關係）。較少人想到的是，中國新聞界緣何快速的由古板的政治宣傳變成嘩眾取寵的sound-bite作秀。看來，美國新聞界花上超過兩百年而來的發展，從新聞理念的根基式確立到遭遇各式批判再到娛樂化的進程，中國這方面卻不需經過當中的細節過程（如對客觀報道的質疑與討論），已直接去到娛樂至死的境界。在這新聞風骨飄搖的年頭，我們更需要保持清醒，不要讓噪音打擾新聞道德的最基本價值。

傳媒人立足點走向兩極

這周，中國媒體上，不是社會要聞成主角，而是新聞從業者成為風高浪尖上的箭靶。芮成鋼本身成為了新聞（或笑話），正如報道採訪郭美美，甚至為她拍時尚照的媒體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從芮成鋼到郭美美，似乎都說着一件事：在這摸石過河的新聞自由開放初階（我們不能用全開放自由來形容這階段，但比起過往，現在可出現的報道空間的確多了，只能以初階來形容這趨勢），由於過往從業人員對公認的新聞操守缺乏訓練，出現的情况是，大家只能通過實際的新聞事件與經驗，去探索傳媒應走之道。學校多有教，也沒有上司指引。這種探索過程是驚險且付出大代價的。因為大家的立足點極端不一致，黨員、富經驗上司、年輕記者，每人對於新聞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理解全不同，基本上沒有一種對新聞價值觀的跨世代而持之以恒的共識理念看法。

潛台詞不要學習美國

這就帶到美國新聞價值這全民普遍共識理念與中國國情的分別。美國價值有一磐石底線作一切討論的基礎，就是《第一修正案》，確保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配合新聞媒體的落實，形成追求真相的權利得到保障。因有這基礎共識，一直在有時走偏了的日子（如反共運動中），社會以至媒體也會自我修正。那就是說，被世人高舉的美式新聞自由，今天當然可以批判，但批判之時其實是肯定了它，因為在言論自由無底線的基礎上，才可對這基礎批判。所以，縱使美國新聞也經歷它自身的黑暗低潮，從碎片化、過分視覺化、戰時淪為政府喉舌，到近20年的被批評為大集團市場壟斷，乃至娛樂至死——可是美國新聞價值還是當今世上最讓人有所依從的基石參照。今天，中國內批評美式新聞價值的人，往往卻只抓着晚近對美國媒體的批判來做文章，論點大約就是：看，美國新聞也不過如是，哪個媒體不為自身國家服務，哪裏有絕對新聞自由，潛台詞就是：不要學習美國。這種論調再配合中國國情論，成為反對媒體自由查探中國各種黑幕的擋箭牌。

中國記者孤身作戰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媒體生態正進行着一段快速突變，即由控制嚴格的中央處理通發稿，媒體為黨宣傳服務，一步步走向地方自主、運作商業化，以至報道手法仿效美國記者明星制的道路。媒體從事員，因為媒體市場（多得廣告的繁榮）的發達，供應量不夠，大量沒有起碼記者訓練的記者入職，構成一獨特現象。就算有受訓練的，也不能期望他們所學是普世價值的那套。那就是說，新一代的媒體業者，可以說是沒有一套新聞報道價值準則。中國新聞系學的不是西方的自由派，過往是對媒體作為政治宣傳的功能的肯定，到今天，則更多是媒體與市場的合謀。換句話說，新聞理想在中國縱然存在，可是它不是一個普國價值，而只是少數具獨立思考能力及抱負者的獨特苦行式使命。他們值得尊敬，因為他們面對的審查、採訪阻撓、各級壓力，不足為外人道。就算花長時間調查新聞，分分鐘都可以在刊出前被抽，有甚者是出了街後刊物被全數回收。這除了反映個別行內人的艱巨事業生涯，其實也道出了核心，即他們的戰爭為什麼是個人的戰爭而不是普國價值與個別特權力量的抗爭？為什麼有志向的新聞記者會覺得孤立無援？對，這是場個人戰爭，沒有全民的支持，難免吃虧。他顯得勢孤力弱，感覺社會都不站在自己那邊。因為新聞價值觀，實要建基於全民的價值觀，一個國家的正確價值觀。

從無到有，中國正處於一種新聞價值觀與報道手法的重新確立階段。在此處境下，一些個別的案例就無可避免作為教材。地震或動車意外等突發事件，訓練並衝擊着報道社會新聞的限制。針對新聞明星的批評，從另一角度揭示他們的不足與未夠專業，也帶出更多可以跟進的調查式新聞。芮成鋼的提問首先被李承鵬戲謔，並且是一句有理的提問：「希望我的偶像芮成鋼可以問中國官員：你們坐頭等艙，是否在提醒欠了人民很多錢。」這其實是因為對駱家輝簡便出行的關注，轉化成民間對內地公費出差的質問。因為媒體及公眾開始時多問一句多想一步，一些敏感新聞事件才被戮破。

力量渺小屢敗屢戰

譬如對天價公費出差的質問，後續就有了好些媒體對花80萬人民幣20餘天巡查組公費到窮鄉考察的調查報道。芮成鋼這樣後生勇氣的記者，可以追問的也有限，他的知識面也有限，甚至只流於矯揉造作，可是有意思的媒體人卻懂得抓着這些民間情緒去讓民情站在自己那邊，為揭發不公造就共識的支持。

但顯然，每到執行層面，媒體也隨時感應到自己力量的渺小。間或有爆出某些官員的黑幕，消息來源更多是因為權鬥的關係，常常是權力者通過媒體借刀殺人而非作為一正義行動的曝光。或者，可對某地方官某個集團開火，而大部分時間，一些莫測高深的黑洞，就連電筒也照不進幾步。情况就如郭美美事件都那麼久了，當所有目光焦點都放在郭美美本身，卻再沒人真的去碰紅十字會與更上層面的中國慈善團體財政問題。這未必是因為新聞業者沒有那份調查真相的信念，而是因為以實情來論，中國的調查情况和阻礙力遠遠比我們想像中大得多。中國同業就只能屢敗屢戰，並在這種爭戰的過程中繼續強化並向公眾普及這新聞理念。同樣面對愈來愈相似的新聞調查壓力阻礙，香港新聞同業最需要的是兩樣東西，一是對言論自由與新聞理念作為文明標準義無反顧的堅持，二就是普羅香港市民對此價值觀的共識支持，一起站在新聞理想這邊。

文 李照興

編輯 廖穎琪

李照興 - 香港未來可怕的孩子

2011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擬引入香港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在一片情緒化與簡化的討論中，很快就變成投共洗腦與抗共開明的對立。但其實，有比這過分簡化的解讀以外的可能性。可以這麼說，讓學生學習國民教育，確實存在着兩種極端的後果。往好方面想，對中國基本資料的認知，確能填補香港人向來對中國的知識性無知。許多人連中國的省份、中國的國旗為何也搞不清，這些中立知識的介紹，有其基本常識掌握的必需。但若往最壞的方向推論，後果也相當嚴重。

如果按照擬訂的國民教育內容作為必修必考學科，基於當中不單涉及純常識的材料，亦有關於價值觀的判斷，而這些判斷，說實話，並得不到香港乃至世界文明社會的認同，如果一旦實施，誓將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社會文化災難。它可怕之處是把香港相對仍享有的自由思想空間，從小孩子開始就連根拔起，更恐怖的是，這亦必引致一種在中國已流行的惡劣教育方法蔓延。孩子自此，不敢講真話。只會被虛假的口號感動，甚至連不愛國的自由也沒有（讓我們容許一個人在不犯法的情况下，絕對有不愛國的自由）。同時間，他亦不敢走在群眾的對立面，要面對群眾，他只有事先張揚的和議。這不是向來重視自由、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文化所認同的，從來不是，也絕不應該是。

學愛國修辭 習慣言不由衷

看到國民教育的課程設計與評分準則，那個我們常常講的中國小學教育例子又要重複一遍﹕在小學作文中，學生被要求寫一篇學校郊外遊記，當孩子寫了個類似依依不捨夕陽無限的結尾後，老師卻認為學生大有問題，趕緊要召見學生教育一下。因為是班上集體郊遊啊，自然是朝氣勃勃，不會有淡淡哀愁出現啊。所有孩子都應像夏天裏的蘋果一樣，紅着笑臉，歡歡喜喜的因着國家的好教養而踏上光明的歸途才對。

當我看着那些新聞稿時，我就想到這個小學生的文章。這些範本文章，最搶我眼球的也正是那些一定要有的輔助詞語﹕「完成」前，一定是「勝利」，做任何事首先「圍繞在以誰誰為核心的理論下」。這種可笑的修辭，不單構成一種語言用字的限制，想像空間的減少，更嚴重的是代表了一種不經大腦言不由衷的習慣。從此，大家養成的教育就變成﹕大家都清楚這樣說是交代而已，沒有人——甚至是自己也不相信。這是一種可怖的教育，造就的將會是可怕的孩子。

事實上，政治課在中國教育制度中並不新鮮。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家常便飯，中國各城都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設立，看在一般人眼中，當然沒有錯。但這其實不過是過於泛泛的見解與未經推敲的觀念偷換。面對個別的情况，我們只能探究其確切的本質，才不至被欠理據的反駁誤導。這其實也是獨立思考的體現。而事實上，這擬設的國民教育確存在着不少問題。

首先，愛國教育所教授的歷史及歷史觀誓必有爭議，如果權力出真理的話，那當然意味着，這情况下的愛國主義教育，只能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歷史的書寫偏袒共產黨的版本將成趨勢，而這跟香港人向來認知的歷史版本將有出入，歷史的說法同時意味價值觀的判斷，如果以中共的歷史觀來教育下一代，後果可想而知（反駁這觀點的論據通常是﹕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版本的愛國教育，所以為什麼中國要推行自己的愛國教育就不妥。回答﹕愛國教育沒有什麼真要反對的，我們反對的是盲目與教條化的愛國。而且以美國為例，對於立國戰爭到南北戰爭的正義性，在教育界都不斷有討論質疑。問題是美國的愛國教育容許有相反的意見存在。在一個連上Google與facebook都被禁止或阻撓的國度，單一的愛國教育就顯得危險。）這點涉及的是真相認知的問題。

最大的媚俗

其次，是美學與文字的問題。這套教育的用語將無可避免流於口號化、媚俗化。所有堂皇偉大的口號，到最後只用以掩蓋口號背後的空空餘也。在那許多認同、感動、國歌、站起來諸如此類的濫調之下，我們看到媚俗的種子。在這裏自然不用再提，顯然是昆德拉描述得最精準的形容﹕最大的媚俗不是看了在草地上奔跑的小孩而感動流淚，而是當看到所有人都為這一幕而流淚時，我因而也無可避免感動起來。這套宣傳教育用的詞是媚俗的，它要所有中國人為其他中國人拿金牌上太空而興奮、為日本人美國人對中國有什麼不軌的行為而痛罵；它不容許對自身的批判，那怕是出於對自己國家最大的愛才挺身而出的人，都會因為被視為不愛國而遭粗暴對待。在美國，偉大的對美國自身的批判者，會成為眾所敬佩的學者。可能是喬姆斯基，可以是蘇珊桑塔格。但中國的喬姆斯基桑塔格們會遭收監。

放下個人尊嚴 成為集體

最嚴重後果，其實不在這些，而在作為一個人，一個在這種教育之下長大的孩子，只能是一個只懂跟從大眾的平庸而可悲的人。因為在他年少時，他就學懂不依照自己的感受表態。他早早習慣了要跟從大多數人那一套說法。他也太適應了不要反對反抗的態度。就是說，他不僅是個順民或愚民，要做到這點，他首先要放下的，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人的尊嚴，變成集體。

當了解到這些成長教育背景，我就完全不奇怪，當討論到艾未未、反美、維權等新聞時，中國已成年的一代，往往回答一些令我驚訝的答案。他們會說，我不清楚這件事，但政府所作的決定，大抵不會錯。或者，當有論者說出中國的老好傳統文化反而是在日本保存得最好時，就有人跳出來說你不愛國。再或者會有﹕看到《關雲長》改編得不太尊重「歷史」，就有人跑出來說，廣電局應立法禁止胡亂改編歷史人物——這樣的謬論。

回歸近十四年，我從來沒有這樣驚嚇過。我從不以為香港的什麼特質會真的消失於一刻。我們曾以為香港的身分記憶會被抹去，可幸總有人跳出來保育地標與集體記憶。我們曾以為香港電影會消失，可新的作品其實在延續與蛻變中不斷尋找港產片的新出路。可當看着這課程大綱，我就想到它是來真的了，它要的是香港的命根，是朝着無防備的孩童入手，自小培養他們成為可怕的孩子。

如果落實，它的災難在於﹕以香港人務實的性格，這種要計分評成績的課程學習，好快就會被香港的家長及學生適應。為求及格或高分，對這些媚俗背誦如流，就算是不相信，但都會考得高分。而這種空洞的背誦卻比不及格更令人心寒。法國形容「壞孩子」，enfant terrible，說的是打破常規別創一格敢於挑戰傳統的異見之子。中國或未來香港的孩子，卻只能是媚俗的同流者。這結局是最冷酷的。

我只能說，如果這真的落實成中小學的教育的話，香港的父母們，真是時候考慮把孩子送出外國了。

李照興 - 皮鞋奶、鎘米與傳媒責任

2011年2月20日

【明報專訊】上周江蘇响水謠傳化工廠爆炸，萬人冒雪逃跑時荒謬地死了四名村民。可是後續記者問村民，以後如何對待這些爆炸疑雲。得到的答案是﹕「再聽傳言還會逃跑」。

同期，《新世紀》周刊登出「鎘米殺機」，曝光南方米當中有一成含鎘量超標（鎘主要在肝、腎積累，不會自然消失，長期的話人體將會出現鎘中毒症狀，損壞腎功能，導致人體骨骼新陳代謝受阻）。繼而再有浙江金華晨園「皮革奶」09年的新聞近日重新再炒熱，指製奶商用經化學污染的舊皮鞋煉製皮革水解蛋白滲進奶品。

可過兩天，主流媒體上卻充斥諸如「農業部﹕去年未抽檢出皮革奶」這樣的標題。在國內再搜一下皮革奶或鎘米殺機的關鍵詞的話，許多連接都登不上了。

當局對米與奶質量「謠言」的重視，可以想像，因兩者都是中國最廣泛流傳的日常食品，引起恐慌不得了。可民間就像响水的村民一樣，寧願相信。但是不吃不行，吃又不行。繼奶粉要過香港澳門買，難道米與奶有朝一天也同一命運？

「當皮鞋成為牛奶」

雖說今次皮革奶事件已算舊聞，而製奶商在金華，可知情人講，皮革奶從來不是新事物。2007年就已經驚動領導層打壓過一次。可就是打極打不完。專家對水解蛋白還是有一個客觀的澄清﹕不是所有提煉的水解蛋白都是問題，譬如以新鮮的牛皮、豬皮提煉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劑是可以的，今次問題的重點是﹕如果用未經衛生處理的皮來作原料，甚至是經化工污染的皮鞋角來製奶，那就當然不行。

為什會這樣做？看來一切都是成本問題。明顯廢料再循環成本低得多。

送禮佳品 家庭訂戶二十萬

這和全中國龐大的奶品市場中劇烈競爭有關。曾經受委託研究一個奶產品的促銷方法，得到一個市場的總體印象：現中國全國性奶業三大龍頭是蒙牛、伊利和光明。奶品曾經是政府宣傳提升人民健康質素的飲品，確保奶品供應的健康形象，也是一種間接的國家形象。而訂牛奶一直是社會中受鼓勵的行為。單就上海而言，訂購新鮮牛奶每天送到家門的訂戶就有二十萬。高銷售期是春節、中秋節這些送禮節日，這與香港的習慣非常不一樣。

奶品可算是一種國民飲料，同時造就奶商的暴利。專家分析，一盒賣六七元的奶（算相當貴，一般應是四元），成本應只有五毛。自從三聚氰氨的新聞曝光後，奶業銷售大受打擊。而地方小型品牌反而成了對大品牌不信任的另一選擇。出事的金華晨園就是地方小企業。今次事故因有「深喉」爆料才曝光，而奇怪的是，自三聚氰氨事件後為何對奶品的檢定，仍沒有一個更嚴格的規管？如果不是因有深喉，這情况還要維持多久？

製造者明知這是不道德甚至是有害人體的污染材料，為何還是要做？

這問題跟南方米的情况近似，現有的檢測機制，似乎沒法得到令人安心的控制與保證。反而要通過媒體不斷的曝光監察，生產者與消費者才得知問題的嚴重性。媒體熱議，生產者可能會稍為收歛，可風聲過去的話，何時死灰復燃就無人知了。如果說奶的問題是暴利促發，是個別生產商的事件，那鎘米的因由則更為結構性。因為它涉及到土地運用、廠址管理、土壤環境等多項問題。一般而言，電鍍廠把高污染量廢料排放到附近河流，農民以污水灌溉土壤，毒物鍊就如此一步步到達米糧及食用人之口胃。

那農民自己沒理由不知道。《新世紀》的記者就解釋﹕「有三方面原因﹕第一，農民確實不富裕，賣掉污染的米，再買回乾淨的米，中間差價挺大的，所以他們一般吃自己的米。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信息不足導致他們對污染的認識不夠。第三，信息不對稱，很多百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污染，不知道自己的稻米被污染。」

社會的奴隸：愚民毒民

就是說，都是因為窮。而窮在中國，會窮到沒底線。因為窮不僅是指欠錢財，而是知識與道德觀都一窮二白。知識與道德的窮才讓人最害怕，教人認為這國家無可藥救。但又是什麼令國民成為愚民毒民？

帕慕克在小說《白色城堡》中對一個城市的美醜有這樣看法﹕一個城市是否美麗，取決於你是城市的主人還是城市的奴隸。從《東方早報》揭三聚氰氨事件，《新世紀》重視鎘米毒害，《都市快報》及網絡對皮鞋奶的跟進關注，又或者更遠的《南方都市報》對於SARS的搶先報道，都證明並指向一個事實，只有知情與監察才是確保人民生活質素的最有效武器。它質疑、反問、深挖，逼着當局去作出改變。這許多有毒食品被揭發的現象背後，有一個更重要的信息帶出﹕媒體的監察與持續行動是推動社會演進的最重要力量。是不公事實的曝光才激發人們思索﹕對啊，我們不應是這樣生活的。人民應份是社會的主人而非奴隸。

P.S. 胡舒立之前的《財經》和今天的《新世紀》周刊，《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或更多國內其他抱相同媒體理想的敢言採編們，曾一度或正在如履薄冰地嘗試以講真話及負起傳媒最基本的價值觀去改變這個國家。有時遇挫，但邊戰邊進。在此引述程益中最近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番話，說明公民及媒體不要自我設限，才是從奴隸愚民走向公民的第一步。

「一個報人的反思——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選段（該講話對現國內媒體環境有到位記述，建議參看）﹕

「這裏我要特別強調﹕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遠遠大於我們已經使用的言說空間。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5條明確規定了中國公民依法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國憲法和法律沒有公開禁止言論自由，那麼我們的自由還是在那裏的，倘若我們不使用、不爭取，那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幾次由海外歸國過關時，海關要查扣我帶的圖書，我都要質問他們憑什麼？有哪條法律規定公民可看什麼書、不可看什麼書？是誰有什麼權力決定別人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

指出還是不指出是愛？

「對促進所在地區的繁榮和幸福負責。我敢說，作為矮子中的高個子，廣州差不多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我又敢說，廣州之所以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重要一條就是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這些敢於說真話、講真相、監督政府、為民請命的報紙。總會有人說我們報紙污蔑廣州的大好形勢、損害了廣州的形象，但弔詭的是，正是我們的報紙，為這個地區贏得了好聲譽和好形象，我們污蔑廣州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同樣的，太多的媒體每天都在對當局和當地歌功頌德，但最終結果又怎麼樣呢？朝鮮的媒體說過自己一句壞話嗎？怎麼朝鮮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劇？再舉一例，當年《南方都市報》對深圳也差不多堅持了『以負面報道為主』的方針。後來南方都市報讓我談當年報道深圳是怎麼想的，我說打個比方﹕ 你如果愛一個美女，看到她臉上有污漬，是指出來還是不指出來更愛她呢？我矯情地說一聲，《南方都市報》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愛一個地方，參與地方的建設，對城市繁榮和公眾幸福負責。」

李照興 - 一個不存在的和平獎得獎者

2010年10月10日

【明報專訊】2010年10月1日和10月10之間的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劉曉波——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這個可算國際上最受尊重，顯示了道德勇氣、正義感和嘗試追求人類最大幸福的獎項，（首次？）落在中國人身上（之前達喇獲獎是否算是首個中國人獲獎？），卻得到一如預料的荒謬對待。「長時期非暴力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這幾個字是如此簡單，但變成中文，就一如得獎者的名字一樣，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在得獎人自己的國家，沒有官方報道，劉曉波的名字連出現在短訊、微博都不行。得獎數分鐘之內，大家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傳播這件事，劉曉波的名字，仍只能以「劉老師」、Liu、「一個被囚禁者（116°46′E ，39°92′N）」（引廖偉棠詩句）的各種心照不宣的方式出現。為了避過審查，網民發外電新聞的截屏圖象互相通報，像中國大地從來沒出現過這個人。

大家在猜估，明天（周六）的中國媒體將要如何報道這新聞？抑或，大家都不需要大眾媒體去告知此事。哈維爾寫過「無權者的權力」——最有力量的可不是如他這樣的領導抗爭的人物，而是每個無名者無權者，認識到自己擁有的力量。劉曉波獲獎將會是一次漫長的民權精神滲透，短期內未必有實質效果，但作為這樣一個權威的獎項，歷史在載，以後要教育人民，我們都不能繞過劉曉波的名字。這才是真理愈辯愈明，他說過、做過什麼？他為什麼要坐牢？你得要交出能說服人民的說法。

官方要如何報道反應？網絡上立即出了一則如下的調侃，是網民替官方發言人的擬稿﹕

「事實證明，挪貝爾何平獎已經成為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將這一直以來充滿爭議的獎項頒發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是非常欠考慮的魯莽決策。我方希望借此機會正告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人權』問題攻擊中國是不得人心的，必將受到中國人民的譴責，受到歷史的唾棄。」——當中的「挪貝爾何平獎」是故意這樣寫，免得被網絡警察刪除。

雙面刀

在精神上我們是高興的，不過熟知國情的人也言，這其實何止是中國的悲劇，也是一種雙面刀，因為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用當今中國的流行語，有把劉曉波「捧殺」的效果。和平獎於國際背景上有宣傳得獎者與其正義抗爭的意義，但以中國政府的往績，卻是包拗頸，國際助力愈大，它自身的抗體則愈強，尤其是現在中國自以為強大，更加容易跟國際壓力對着幹，諾貝爾獎能否成為中國本土的民主改革動力，甚至是否能幫助劉曉波或是更多的民權維權志士早點出獄，都是問號。唯一可肯定是﹕在國際宣傳上，中國總算出了一個仍在獄中的和平獎得主，在國際政治層面，於更多對中國國情無認識的人來說，這等同中國也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與昂山素姬，無疑是一種象徵動力。但若把事情看得過分簡化，就難免跌入浪漫化的幻想中。

國際輿論把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經哈維爾的捧殺後，化成中國版的《七七憲章》來理解，加上劉曉波仍在獄中，世間就更有站在道德高地為可憐的異見人士打氣的亢奮感。這點在宣揚及爭取國際支持方面，當會起積極作用，因為西方民主民權運動往往需要一個人作符號。無論是甘地、馬丁路德金、圖圖主教、曼德拉，這串名單最終的獲勝，都成了一種示範文本，像說着歷史的進程將重複。

不過哈維爾或國際的評估只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如果根據這捷克《七七憲章》的模式，中國的民主發展歷史將來或會是這樣﹕1989年北京就如1968年的布拉格，《零八憲章》就是《七七憲章》，劉曉波就是哈維爾，《七七憲章》出現後多年，捷克共產黨跨台，《零八憲章》之後的中國路會否一樣？

這種比較似乎沒有看到歷史發展與中國國情的不同，浪漫化了一種異見反對派的影響力。事實上，當年的《七七憲章》背景及訴求，乃至它給整個捷克社會的影響力，跟中國的《零八憲章》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在一個小國滲透全面的影響，它用理據向當時的捷克政府發出最有力的改革甚至是挑戰訴求，對當時統治階層提出最嚴厲批判並呼籲變革，以憲章的形式讓全國知識分子與人民聯成一線製造大共識大同盟，成為一股滲至社會各階層的壯大聲勢，繼承布拉格之春的自由風，民間反應熱烈。捷克民智覺醒，可謂繼承布拉格之春的開花，後啟天鵝絨革命的種子。

等一個歷史的巧合

但《零八憲章》似乎未有這樣廣泛影響力（雖然這無損我們同樣支持它），記得出台的時候，也僅流傳在知識分子及媒體人或廣義上的具社會意識的中國少數人士圈子。它甚至乎沒激發出討論爭辯之前就被禁制流傳。社會未來得及反應，星星之光就滅於微時。中國民主運動，亦從講政治改革的宏觀方向，走往更為「事件式」的抗爭，即出現零散的因個別事件而引發的維權抗爭，從胡佳到譚作人這些名人，到個別因拆遷、不公正司法裁決等的個人案件式維權。

相對捷克或南非的例子，發生在中國的，是較沒組織的個人抗爭。政府的僅有的鬆動在於，如果那不公正不涉及中央政權，在某些情况下，維權還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千萬記住，維權人士就不要動員、組織去動搖中央政府。更不要找出個民權鬥士出來認頭。亦即說，政治抗爭在中國要變得更有技巧，是一種像微絲血管式的微小權力滲透與反作用（可以說是傅柯式吧），它不集中，源自基層，彈性組合，按情况突然冒出，卻又可隨時疏散。從網絡虛擬空間又適時落實到具體的城市散步（國內稱遊行為散步）。

這種特殊中國民主抗爭進程，好處是各自發功，不會被中央長期針對。壞處可能是過度分散，不能結聚成一股真正影響管治階層的對抗力量，也談不上影響政制改革。但裏應外合從來需要有一位得國際認可的符號領袖，得到民間與世界的支持是外在力，就看體制內如何見機鬆綁。或者，都在等一個時機，一個歷史的巧合或玩笑。

有些社會運動由一個偉大的領袖去帶頭步行，倡讀宣言——像馬丁路德金的演辭與杯葛運動。那需要一個諾貝爾的加冕。有些社會運動，則出自一些無從計算的小事，卻剛好碰着社會的觸發點，成就改進——像上世紀有一天，那位叫Rosa Parks的黑人女子如果不是突然累得厲害想多休息，只想一直坐在巴士上原只給白人的座位。看似小事，但其實外面世界一直在等着這種小事件的觸發。

李照興 - 開在血汗國度的工廠

2010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在郭台銘特別重視查察下，不到一天，依然繼續有員工自殺，富士康的事件顯然並不尋常。死亡、壓抑、謠言、勞資矛盾、階級對立、血汗工廠，種種多汁的報道元素，亦足夠令國內傳媒與微博評論百花齊放月旦一番。

這兩天未經證實的傳聞或引出的熱烈討論還包括﹕有人爆料，「廠內有大哥聚賭放債，脅迫工人，造成工人走投無路」；是執行的中下管理層濫用職權執着雞毛當令箭管理過度；也有評論甚至說成是台灣高層普遍對內地工人的歧視；有人呼籲溫家寶介入調查，相反意見認為民間工廠事故都要勞煩總理即問題更大。

在種種評論中最被傳揚的一句概括性評語是﹕富士康不是一家血汗工廠，它是開在血汗國度的一家工廠。

顯然，這被視為魔咒的連串事故，已不可作為單獨某一工廠的個別事件。

它揭示了現中國高速發展下的兩個極待改變的訴求﹕在企業系統而言，怎樣的管理，什麼樣的透明度，才是可應用到全國的標準？富士康事件可能做到一件好事——最好的結果是引發對勞動者待遇的一個明確規定，作為全國的規範準則。簡單而言，就是企業和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另方面，它敲問着一個更人本的問題﹕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到底要什麼？

綜合現已公開的各頻道信息，可以作一合理的評論，正如周四《明報》所言，從種種工作環境及福利的標準看來，富士康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血汗工廠（如果我們理解血汗工廠為一種剝削基本人權的奴隸式勞動基地，生產環境惡劣，工資可恥，甚至管理層對於勞動者的暴力壓迫，員工連基本的生存權及人權也未能得到）。連串事件發生後，廠方用盡了方法，包括成立覆蓋所有員工的心理互助小組，讓員工交流互慰，又招聘百多名心理諮詢專家組成專家小組，甚至從香港引進心理分析軟件，計劃把所有宿舍樓下裝防護棚。又如直接提高待遇，計劃下月工資普遍增10%到15%。最後一着，還請來五台山高僧作法。如此種種，比對起中國更多別的公司，廠方可說已有相當良心，嘗試用盡辦法解決問題。但為何不幸事件仍繼續？

甚至乎，富士康已帶出一個我稱為「富士康疑難」的命題﹕現代化的管理，不差的待遇，為何不能令員工買單？

最高的效率 最少的干擾

像富士康這樣的廠城式社區，我倒有經歷。走進過上萬人的別的廠區（可想像富士康上數十萬人規模的複雜性），一反我們對混雜廠房的印象，我所見到的，是整齊光鮮的排排廠廈。園區有足夠的戶外空間，但通常都空無一人。為了維持管理及生產的高效，時間表的管理至為重要，那意味着，在開工的時間，工人要付出最大的功效，生產最多的製品。最少的干擾。工作時工作，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平時門禁森嚴，不容外出，基本上是一個給你起碼溫飽食宿工作的集中營。

我觀察到這種把員工變成流水生產線上螺絲釘的非人性管理，最大問題體現在禁止或起碼是不鼓勵員工之間交談及熟絡。要知道來廠區工作的，多來自鄉村，過往鄉間的親切人鄰關係忽然沒有了，又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交通不便消費不起），感覺上就是一個人進入一個眾人各不相識的孤島。所有人的心理情緒壓抑可能共通，但這個也沒機會跟旁邊的人分享。

我見過的國內廠區員工宿舍，環境以國內水平不算太差。小小一室可能是八個人住，都是上下格牀，很多大學的學生宿舍也是如此（通常是四個牀位）。不過據報道，輪班同更及同部隊中的工友不會被編進同一宿舍，這刻意的隔絕工友間友誼建立的制度，我認為是其中的禍首。

過往還是工廠製造業時期的香港，有所謂工廠妹工廠王子的文化，在工廠車間聽電台點唱，彼此還有講有笑，工友變成自己的家人。無論是小型山寨廠還是中規模的廠房，形成了香港一個個小型新家庭的樣子，工友於假日參加海浴旅行團，齊齊結伴遊山玩水，男歡女愛，建立家庭，感覺辛勞後的幸福價值。但國內遠方來打工的工友，多抱賺錢回鄉的心態，不期望在新城落地生根，手機的普及讓他們更習慣打電話回家多過跟工友交談。不過人工低微，平均大約一千多一點（富士康這價錢高於其他國內工廠水平），做五個月不花錢才夠買一部iPhone。做新城市人的夢想落空，但又不能衣錦還鄉。

無法做新城市人 無法衣錦還鄉

至於工人自己亦不會因工作而有光榮感。他們是代工廠生產線上的，比器材更不值錢的勞動力，他們所以存在，不因他們過人的手工藝，而在於他們可隨時被替換及轉換工作手勢，在於製品潮流五時花六時變（多得我們頻頻換手機），不值得廠方製造統一機器去長期生產同一產品，廉價的低技術工人，隨時彈性轉換手勢，今天貼膠膜，明天上螺絲，毫無技能價值，只有效率價值，這才是他們的存在價值。他們就是代工廠的一件組件。代工廠不是創意工場，只是按圖加工，不重創意。他們可能生產很多蘋果富想像力的產品，但他們不是蘋果員工也不是諾基亞員工。他們不能分享這些魅力型領袖及創意企業品牌的光榮感。

在人性的層面上，這類廠城的問題是﹕通過現代主義式的高效淨化管理（那些明淨廠房空間的確令我想到柯布西耶的建築），證實解決不了中國來自農村的工人的那種前現代心靈需求。員工的心靈如廠區中的寬闊車道空白。

至於中國企業教訓的層面，大家不禁要問的是﹕連富士康的相對好待遇都出事，其他沒公開的真正血汗工廠豈不是問題更大？富士康事件被高度關注，它台商的背景有大影響。起碼它透明度比較高（又是相對而言），它引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套高效但同時又維護到工人福利的設廠政策。可能涉及到日後立法規定工作條件的發展。工時及工薪是多少？工作環境的管理該如何？對員工工作期內及工作以外生活的控制尺度？如何監管中低層管理人員不至濫權？有沒有透明的申訴機制或有效的情緒管理服務？最重要是如何真正回歸人性，讓員工之間自由去疏導情緒聯誼友情互相扶持？

引起注意 以死拿回尊嚴

博客上的一則說法﹕「某個富士康跳樓員工（哈工大畢業的那個）在跳樓前一天的聊天紀錄。那個所謂的聊天紀錄裏，該員工和他的同學說他被懷疑偷了東西，後被非法搜身、搜房，還被保衛科的某主任毆打。他實在受不了這種侮辱……」這話的背後信息顯然易見﹕尊嚴。

最後要說的是﹕死法有很多種，選擇跳樓，往往是出於明志，拿回尊嚴。是故意吸引人的注意，在無別的選擇下，發表自己的宣言。處於種種不公的對待或情緒打擊下，他們申訴無門，或情感無處傾訴，已無處可逃。看到這點，再聯繫到近期別的砍兒童案，就會有深刻啟發。公義、公開、公正——在這血汗國度被嚴重扭曲了，所有可能的合理反抗被滅聲了，所有可能的情感被遏止了。走投無路，只能鳴冤陪葬。

李照興 - 調侃另類國慶遊行

潮爆中國專欄 2009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一輪國慶花車檢閱大巡遊，看着那人海方陣，特寫的熱情面孔。氣慨激昂的音樂，情感迫爆與人體迫滿，催生一種強迫的感動。是無法不讓人動容，無法不讓人像要與這個國家融成一體的樣子。

這情况，透過影像剪輯傳來，感召、誘使、吸引、迷惑，歷史上也許只有一個近似的對應，就是1934年萊尼．裏芬斯塔爾拍的《意志的勝利》。在這時候，不保留一點距離，整個人就會迷幻過去，被影像、進軍與氣氛所惑，以為世界真的那麼美好。影像傳來，我們的確處身一種最大的kitsch之中。在kitsch的國度，如果看了這些動人的景像，你不跟全中國人民共同感動差不多要哭出淚來，你就不太像樣了。

這種偉大的畫面，正好是近年中國崛起論的縮影，它其實是一種誤讀偏讀的結果，最主要表現為對三方面的偏讀﹕第一，只跟過去比較；第二，只看城市與高端發展；第三，只看數字及硬實力（GDP迷思）。可像我們這種解構之徒，有興趣的總是影像中沒說出的東西，總是在主文本的邊緣尋找樂趣，保持距離。這樣的一場大戲，硬來作對抗式閱讀，你準氣壞腦袋。如果太犬儒覺得事不關己，又太過軟皮蛇。還好有第三條路，叫調侃進取主義，一面反諷調侃，開它的玩笑，講有骨反話，惡搞一番，在談笑又認真之間，進取謀求變革。於是調侃進取主義者，有了自己想像版本的另類國慶遊行。

最近國內知識分子圈流傳一篇福山的訪談，被編／偏讀成「看見中國的奇蹟後，連福山都要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的意思。中國模式要成為西方自由民主以外的成功制式嗎？福山原意是這樣嗎？——面對這些只看好只報好事的呈現，我們可以如何反閱讀並反向詮釋？如果用抗爭式反向詮釋，結果可能會被氣死——因為每次都不會有結果，聲音不會被聽見。如果像更多的人一樣採取犬儒的態度，一於反諷到底，事不關己，又會過於輕佻。在重與輕之間，我們或許走出第三條路，一種積極的調侃主義——面對瘋狂的荒謬信息，保持清醒及調皮的態度，但又適時保有積極進取敵退我進的策略。就是這種態度，讓人可度過遊行與及以愛國之名掩蓋的政治歌頌。再具體而言，面對國慶的大進軍，對抗式閱讀會走出來反遊行或不合作。犬儒者會一切事不關己般像看大戲。調侃進取主義者會自己創一個另類大遊行創想自娛自樂，並從中帶出信息。以自己版本的故事來對抗極權下來的偏讀大敘事。

偏譯 將成未來傷害基因

對中國發展的種種刻意唱好式偏讀，正好反映在最近對福山新作政治正確式的誤讀中。事緣，九月份日本《中央公論》發表了福山的訪談《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經國內新華網編譯並網上流傳後，得出了一個頗讓留意事件者感意外的結論，那就是「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着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這句如出自福山手筆，可是對他本人有名的「歷史終結」說法的最大否定。所謂的中國模式，真的改變了西方自由民主系統作為歷史終站模式的過往定論嗎？

幸好學者劉擎對原文作出徹底比較，證明流傳的是一個偏讀偏解的版本，比如討論中國印度模式時，福山原文是﹕「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只是面向上面即共產黨和黨中央，而非面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人民。」但中國版編譯就變成﹕「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說起來，「編譯」算是一個中國傳媒中特有的名堂，其實質運作是，收集不同外媒的資料，翻譯並編匯成文，過程中各取所需，不付轉載費成了習慣，更重要的是方便地「譯」出了一個想當然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正確結論。

近來對於中國成就的誇大也是一種編（偏）譯結果，當然我們都不容否認數字上或具體國力的提升，個別地區的繁榮，不過官方對其他地區其他階層刻意迴避則造成不全面的世界觀。而這倒過來將要成為未來的傷害基因。

調侃一番 促進改變

調侃進取主義首先是一種氣量，敢於去接受現中國存在的不平及人民的不滿，而非像現在壓根兒目空一切否定問題的存在。後者方法包括將反對聲音一率和諧掉，把不雅落後移到看不見的地方。而認識到醜陋及不和諧的存在，又要如何面對？要用荒謬對抗荒謬。

故此，調侃進取主義者在調侃之餘，其實是用心良苦地以調笑之間談論國家大事，用諷喻來督促社會改變。它不是犬儒，而是仍有極濃的改變社會的進取意向。面對國慶，他們未必選擇逃離，而是想盡方法調侃一番。於是有了自己版本的遊行內容。這些幻想出來的遊行，有些政治不正確，是傾向波兒式（是出城那位，不是崖上那個）的幽默。是笑完之後發人心省，或起碼叫人不要看了人山人海船堅炮利就真的自我感覺偉大。調侃進取者會說，遊行隊伍應可加進如下元素﹕

■上訪者方陣

上訪者現象當然是新中國特色，各省各地苦主代表每年每月上京和諧表達意見，已經成為新中國民主發聲的重要現象。他們不辭勞苦，日夜兼程，到京風餐露宿，未能入住各地駐京辦，但駐京辦會密切對待「關心」他們。如果由各地上訪者組成團隊演出，說不定也充滿和諧意義。

■上海塌樓花車

如果要選新中國今年最具代表性建築奇蹟，當然不是鳥巢，而是上海橫着來倒下的整幢樓房，可稱世界八大建築新奇蹟，論造型論大小論倒下之後的完整度，都是世間罕有，做成花車更是長度適中慰為奇觀。

■四川豆腐樓

由四川人用真正軟綿山水豆腐搭建真實大小的一家四口三房兩廳經濟適用房作為花車，亦堪稱是四川一絕吧。

■國足武術團體操

中國功夫又怎能在巡遊中缺少。因為中國人愛和平，從不主動派兵出外，國際人士只能有限知道咱們chinese kungfu之威水，而近年最能反映中國功夫硬實力並真正跟老外打起上來的，不是軍隊不是葉問，而是在英國有實戰經驗之中國國家足球隊。所以國足於巡遊上演為國爭光也理所當然。

至於話明60周年，當然要有60年以來代表性群衆運動，包括﹕

■50年代鬥地主口號rap住唱。60至70年代忠字舞千人大字報少不了。

■80年代上海特產倒賣，一邊學周立波式步法叫「打樁摸子」集體操也是一大特色。

另類巡遊項目創想眾多不能盡錄，部分過激過於黑色就不曝光了。

總結而言，看戲看文，沒有說出的，永遠比說出的更有意思，它曝露了文本更深層的意思。而沒說出，總有沒說的原因，而且進取者會憑此想像更多。就如看《建國大業》看到最後，共產黨建國第一屆那麼多黨外人士參與，強調是得到全民及各種政治理念廣泛支持，但回看60年後的今天，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當年全國差不多真的不設防，同心慶祝一個國家誕生，今天又為什麼連搞個生日都搞到氣氛壓抑，要慎防自己人民到如此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