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 - 為什麼是曼德拉？

AGORA Taipei   2013年12月5日

曼德拉1988年的生日，從荷蘭寄到監獄的生日卡片多達17萬張。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的「朗讀曼德拉家書」活動，聚集25萬人。曼德拉的魔力其實是ANC為了運動需要所特意創造。可是，為什麼選擇曼德拉？

曼德拉1988年的生日前後，光是從荷蘭寄到監獄給曼德拉的生日卡片，就多達17萬張。這一年，「釋放曼德拉組織」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半小時的公開活動，內容是朗讀曼德拉從監獄寫給妻子的家書。結果當天來了25萬人。他在坐牢期間，獲得12個榮譽學位。他的相片出現在全世界的海報、運動衫、和明信片上。

一個被關在監獄裡二十多年的人，他的文字、聲音、相片、以及一切關於他的消息，都被政府禁止公開傳播，仍然成為運動的象徵。為什麼？雖然反抗運動的主要動力來自道德訴求，可是仍然需要殉道者，需要一個活生生的人做為運動的象徵。「非洲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領導階層，在1980年選擇了曼德拉為反抗的象徵；當時曼德拉已經在獄中十多年，幾乎已為外面的世界所遺忘。

為什麼選擇曼德拉？曼德拉具有何種特質，讓他的同志願意將他塑造為運動的象徵？

2009年11月，192個會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大會通過，將曼德拉的生日七月18日訂為「尼爾遜．曼德拉國際日」。聯合國秘書長班基文說，「曼德拉具體象徵了聯合國追求的最高價值。曼德拉先生的謙遜則反映了最高層次的領導。」前者指的是曼德拉的運動目標；後者是他的領導特質。兩者都是南非黑人抵抗運動選擇曼德拉做為象徵的原因。

偉大的修辭、求死的決心

曼德拉於1964年第二次被逮捕，以叛國罪名起訴。他在法庭所作的陳述，讓他成為世界性的人物。南非政府本來企圖透過這次審判，讓世界知道黑人運動的武裝暴力行動，也為白人的種族隔離體制辯護。可是曼德拉的陳述，卻將審判轉化為對種族隔離體制的道德譴責。

曼德拉的陳述詳細說明了他個人政治參與的歷程，他對英國「大憲章」、美國「人權法案」的心儀；他展現開放的心靈，願意摘取西方和東方文化中最好的部分。他也分析了種族壓迫對南非人民造成的痛苦，以及白人對民主的恐懼。更重要的是，曼德拉公開承認，曾經從事破壞活動，同時也是「非洲之茅」的創建者，並且直到被捕之前都在領導這個武裝部隊。曼德拉也為他的武裝路線辯護：在現行體制及白人的壓迫下，暴力不可避免。

最後，曼德拉放下講稿，眼睛對著法官唸出他已經牢記在心中的字句：

我一生都奉獻給非洲人的鬥爭。我曾經為了反抗白人的宰制而戰鬥，我也曾經為反抗黑人的宰制而戰鬥。我懷抱的理想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和諧地相處，所有人都有相等的機會。我希望為這個理想而活，也希望能成就這個理想。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也準備為這個理想而死。

During my lifetime I have dedicated myself to this struggle of the African people. I have fought against white domination, and I have fought against black domination.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l of a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rsons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It is an ideal which I hope to live for and to achieve. But if needs be, 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曼德拉說完之後坐下，整個法庭陷入靜默，長達半分鐘。旁聽席中然後發出細微的嘆息，有些婦女開始哭泣。第二天許多國際性報紙，都詳細報導了他長達四小時的陳述。

曼德拉當時確實準備為他的理想而死。在場旁聽的律師事後說，曼德拉的陳述，簡直就是在邀請法官將被告們判處死刑。事實上，曼德拉的律師讀過講稿之後，曾經要求曼德拉修改。可是為曼德拉拒絕。

法庭宣告判決前兩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英國和美國的棄權下通過決議，要求南非政府停止審判、特赦所有政治犯。倫敦大學選他為學生會主席；曼德拉曾在獄中參加倫敦大學的法律函授課程。（後來曼德拉在獄中的時候，被提名為象徵性的倫敦大學校長的候選人，得票第二高而沒有當選；最高票是英國女王的女兒。）

判決前一天，律師在牢房告訴曼德拉，法官次日宣判之前會依慣例先問第一位被告，即曼德拉：「如果你有理由認為法庭不應該判你死刑，請說出來。」曼德拉說，他準備告訴法庭：「如果你認為判我死刑就能摧毀解放運動，那你就錯了。我的死將會啟發更多人。」律師說，如果你這樣講，就不可能上訴。曼德拉說，如果判死刑，他不會上訴。另外兩位主要領導人也不打算上訴。他們認為，上訴會減損他們的道德高度，而且會讓支持者視為軟弱。

曼德拉後來在自傳中說，「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死刑。要真正準備好面對災難，你必須預期災難必定來臨。你不能一方面準備面對災難，一方面又心存僥倖、期待它不會來。」

單是優美的文字、偉大的修辭無法感動人。修辭感動人心的必要條件是，陳述者必須具備相同的內在。文字只是工具，陳述者的內在透過文字工具，引發了群眾深沈的內在，共同抵達心靈的高度，產生共鳴。

曼德拉感人的陳述，顯示他的修辭能力遠遠高出他那一代的黑人運動領導人。良好的修辭能力是政治領袖，特別是反對運動領袖，必須具備的條件。曼德的修辭能力後來也屢屢為他化解個人和運動的危機。

許多年後，南非政府宣告將釋放曼德拉，條件是曼德拉必須公開宣示放棄武力。這讓曼德拉陷入兩難。武裝組織「民族之茅」正是曼德拉所創建。「非洲議會」先前的主流路線一直是非暴力抗爭。在曼德拉對武裝革命的堅持下，「非洲議會」的領導階層妥協讓步：不禁止「非洲議會」的成員加入「非洲之茅」，可是「非洲議會」的公開路線仍然是非暴力。曼德拉雖然之前曾經積極參與、也領導非暴力運動。可是宣告非暴力路線不可能成功的，也是曼德拉。暴力行動正是曼德拉入獄的原因。

曼德拉入獄之前，曾經周遊非洲十多國家，尋求資助以建立武裝組織。曼德拉的最後一站是衣索比亞；他進入軍營接受軍事訓練。他學習製作炸彈和使用槍械，學習如何在移動中瞄準移動的目標，全副武裝3小時行軍26公里。他也閱讀克勞賽維茲的戰爭論、毛澤東的游擊戰略。曼德拉當時對武裝革命頗為嚮往；他被判刑之後，軍用飛機將他從北邊的約翰尼斯堡載往南端開普敦海邊的羅本島監獄，那是他第一次從空中俯視整塊美麗的國土。不過曼德拉看到的不是錦繡大地，而是某些適合從事游擊戰的地區。

世界輿論在1980年代已和6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武裝革命不再受到支持和仰慕。「非洲議會」這時已經因為武裝革命路線，失去許多國際友人和同情者的支持。而且也讓白人政府的武力鎮壓，獲得正當性。

可是曼德拉卻不能公開否定自己的過去，也不能公開宣告武裝路線的錯誤。如果他拒絕宣告放棄武力鬥爭，勢將失去全世界對他的道德支持，同時也將是白人政權的政治勝利，讓它過去數十年對黑人的武力鎮壓獲得正當性。

於是曼德拉透過女兒，在足球場的群眾大會上宣布：「只有自由人才能談判。囚犯無法訂立契約。」一個高明的政治修辭，用更高的道德原則迴避了兩難的選擇。其實，曼德拉不久之後在獄中主動寫信給白人政權的領導人，要求談判。後者沒有理睬，他繼續寫，至少寫了三次要求談判。這時他仍然不是自由人。在他長久的牢獄生活中，他也經常和獄方就囚犯的待遇展開談判。他所有的談判當然都不是為了自己。其中一次談判是釋放年老的同志，讓他們得以死在親人的身邊。

除了高明的修辭能力，曼德拉對南非遠景的主張也符合主流的道德價值。曼德拉雖然主張抵抗運動不可偏廢武裝革命，他的理念卻是所有種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南非共產黨一位白人中央委員於1955年起草「自由憲章」：「南非屬於居住於其上的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我們，南非的人民，白人和黑人─平等的同胞和兄弟，共同接受這份自由憲章。我們宣誓，將盡我們所有的力氣和勇氣，共同奮鬥，直到贏得民主。」。

當時「非洲議會」中許多人認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黑人奮鬥的目標是建立純黑人的南非。曼德拉不顧運動內部的激烈意見，寫文章支持「自由憲章」。他將「自由憲章」稱為「議會運動的燈塔，南非人民的啟示。」

曼德拉具有何種特質，讓他的同志們願意長期將他當成運動的象徵，即使他人長期在監獄之中，對外界的運動無法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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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 - 邪惡真的「庸常」嗎？

中國時報   2009年2月27日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激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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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專欄 - 《為愛朗讀》掀戰犯爭議
中國時報   2009 年 2 月 25 日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為愛朗讀》（The Reader）飾演一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