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茵訪問鍾樂偉：花紙下的爛韓流

星期日WorkShop   2013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年初三赤口，金正恩以一記核試來跟大家開年；香港市民大眾嘻笑以待，「北韓又發癲喇喎！」鍾樂偉不這樣想，「外間的人當佢係癡線佬，其實只係你睇唔通佢諗乜。

北韓做任何事，背後有考慮有計算；一個咁弱的國家，能夠令到全世界買佢怕的美國都有所顧忌，是有點成就的。」

韓國軟文化 包裝呃咗你

從流行文化切入社會政治觀察，寫日本的有吳偉明、湯禎兆，寫中國的有李照興，韓國這一塊，我開始記住了鍾樂偉這名字。在萬眾追捧韓劇、少女時代、甚至《我們最幸福》都登上暢銷書榜的年頭，香港的大學裏仍未有韓國研究的專門學系。原本讀政治的鍾樂偉帶點拓荒者的心情一頭栽進這領域，常常撰文解讀韓國現象，在全城訕笑肥叔PSY舞步騎呢的時候，他分析江南風格所指何事；農心辛辣麵出事，他借機書寫這國家的即食麵文化歷史；還有金正恩手頭的HTC手機、南韓的廁所革命，生活化中見深度，「是有種使命感，真的想擴闊香港人去認識韓國的不同面向。香港好多人學韓文，好熟韓國影視音樂，好鍾意去韓國旅行，但有無興趣再知多些？」

跟大部分港人一樣，鍾樂偉對韓國的興趣源於其文化產品；正式鑽研下去，又在韓國生活過後他發現，那些叫人驚艷的文化創意和科技成就，只是最外層的花紙。「韓國政府好識包裝自己，令你覺得韓流好漂亮、好勁，社會好繁榮發達，但這只是其中一面，裏頭包着的保守腐化，有時爛得令人難以置信。你去旅行時只見到表面，內裏的腐爛你唔知，佢哋亦唔敢改變，因為要改變就要拆開張花紙，而韓國人是最重視外面人點睇佢的一個民族。」

南韓獨裁者叫Samsung

人們對北韓冷嘲熱諷，對南韓趨之若鶩，實則南韓某程度上跟北韓一樣獨裁，只是花紙包得比較靚。北韓的獨裁者叫金正恩，南韓的，叫Samsung。Galaxy手機好好用，「但香港人唔知道，每買一部，你花的錢都讓他們去進行貪污和政治游說。Samsung愈大，韓國社會愈單一」。

凌駕政府 對付異己如黑幫

在南韓遭到媒體封殺的《三星內幕》，中譯本上月出版，揭露這全國最大財閥，如何每年花百億計金錢收買政治人物和執法者，換取對其有利的政策和逃稅，甚至在會長李健熙被定罪後，總統李明博也可以「為了整體國家利益」給予特赦；南韓最主流的三份報紙都由三星贊助，對其惡行噤若寒蟬，巨大的財富令其勢力凌駕政府之上，無論換了哪個總統上台，三星都能籠絡和加以控制，「政府也會換屆，但三星總裁是幾代相傳，佢其實是一個帝國， 父傳子子傳孫，已經到第三代，跟北韓一樣封建。佢對付異己的手法，跟黑社會無分別，這本書的作者不斷被人恐嚇，安全受威脅，而對其他人佢就不斷用『掩口費』收買。」

拚命讀拚命做

應酬不能拒 有假不敢請

今日韓國年輕一代，在學時期除了吃飯睡覺就是拚命讀書，子女補習費成為韓國家庭的主要開支，但只有一半大學畢業生能實際能找到工作；投身社會後，待遇不公平不敢講，交際應酬不能拒絕，有假也不敢請，害怕被炒後無法再找到工作。韓國的自殺率在先進國家裏是第一名，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絕望，但無法動搖這制度，「好難反抗，財閥的體制已經大到所有人都是持份者。這次大選好多年輕人話要『經濟民主化』，大家都知道壟斷得太恐怖，但數十年來習慣了由財閥牽頭的發展模式，不知道推倒之後可以向咩方向發展，尤其『五十世代』，投票率高達九成，當中六成多支持朴槿惠，其父朴正熙就是當年扶植財閥的人嘛，朴的兄姊、妹夫全是財閥企業的總裁和關係密切人士，你好難想像佢會改變這體系。

科技似突破 文化仍保守

所以南韓的民主愈來愈變得虛有其表，社會經濟運作，企業、政府文化和做事方式，跟數十年前一樣，佢哋覺得這是國家的奠基石，唔敢推倒佢，雖然科技上好似好突破，但文化、身分價值上佢係好保守，不願變，我覺得這國家的人其實同北韓、內地無大分別的。」

握緊舊制度不願改變，源於害怕，「南北韓一樣，都有種好強烈的不安感。」鍾樂偉說起，自己對韓國產生興趣，約在九八、九九年間的第一波韓流，那是《我的野蠻女友》年代，之後就常看韓國電影；○二年剛進大學，日韓主辦世界盃，本身是球迷又沒時差，自然日日追看，「每次見到韓國隊比賽，全場人瘋狂吶喊，我覺得好amazing，點解佢哋會咁投入？佢哋的國歌就直接叫做『愛國歌』，點解佢哋會咁愛自己國家呢？我開始探索韓國歷史，才發現，過往百年間，韓國有一段很悲壯的民族經歷，每次以為有機會當家作主時，都會突然跌入一個很差的局面。明明只是中日打仗，中國輸了，卻是韓國變成殖民地，飽受壓迫；到二戰後日本帝國崩潰，以為可以獨立，又突然要南北分裂打內戰，其實無人想打仗的嘛，若不是美國和蘇聯背後角力，南北韓其時已經統一了。然後幾十年的分裂，兩地人民不能接觸交流，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南韓獨立後有股好強的向心力，佢知道這國家是好辛苦才建立的。而且朝鮮半島太外向形了，被中日、俄羅斯和美國勢力包圍，是好不安的。」

贏了速度 輸了人性

面對不安感，北韓追求國家強大，而他們對「強大」的定義是有多能夠威脅其他人，於是不斷以軍備武力挑釁別國、對內對外證明自己；南韓也是不斷要對人證明自己的國家，只是不取武力，而是瘋狂追逐經濟發展。「韓戰後國家一片頹垣敗瓦，深怕落後於國際形勢就會再被佔領和破壞，所以要盡最大努力在最短時間內趕上這差距。南韓在短短二十年間由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到現在金融繁盛，那種速度是驚人的。外國人經常用『（見圖1）』（音：Balli Balli）這詞彙來形容南韓，意思就是『快點快點！』你見Samsung不斷出電話，為要鬥贏美國，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invention有幾強，而是快，一兩年間從Note 1變2、Galaxy S1變3，要在速度上贏對方，不斷追趕國際潮流。但在這種速度至上的發展過程中，放棄晒各種人性和價值，暗瓦底好多社會問題無處理到，只要短期滿足，所以它是整容大國。你要在短時間內提升自信，最方便的就是變靚啲，抽脂、隆胸、整容，至於十年後會唔會走晒樣，佢唔關心。社會衡量一個人的方式也是很門面的，這方面好似內地，好重視在外人面前能展示幾多財富，著名牌、開靚車，將人生的價值建基於這堆物質。太講求生產力和物質生活，就不會用人性角度去感受他人，於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疏離，覺得所有事都要獨自面對，心靈嚴重脆弱。」

圖1

看北韓 要翻牆

在社會日益講求實際、自利的時候，南北韓統一便愈趨不可能，「人們已不願為一個『統一』的理想而犧牲，當你考慮到雙方經濟差距咁大，統一就意味南韓要付出代價去縮窄跟北韓的差距。南韓年輕人會覺得，我自己份工都未搞掂，點去救濟北韓人？」鍾樂偉直言對南北韓統一不抱任何樂觀想像，直到今天，南韓的國家安全法仍然生效，不可接觸北韓資訊和見北韓人，在南韓搜尋北韓的資料、想看勞動新聞和朝鮮中央通訊社等網站，會被封鎖，跟大陸的「敏感詞」一樣要翻牆才能瀏覽；早前有南韓年輕人在twitter上表示支持金正恩，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而判監，「政府覺得韓戰只是停戰，並未結束，在極度緊張的情况下唔應該講這些說話」。主張跟北韓對話合作、緩和局勢的人士會被指摘為親共、不愛國，保守派總統再次上台，兩韓人民合作的可能性幾近斷絕，「如果你打算統一， 無理由阻止兩國人民接觸的，中台都有來往啦。封鎖得愈耐，雙方誤解亦會愈深。而且因內戰分開的家庭，有些人已七八十歲，連親人最後一面都見不到，這些是應該凌駕於政治之上的人道考慮；但在南北韓之間，一切都是政治的。韓國人為何經常咁悲情，就是這國土上太多身不由己的事了。」

研究北南韓 易「踩地雷」

身處和平的香港，這種政治軍事的緊張關係對一般人來說非常陌生，但原來也沒想像中遙遠。鍾樂偉在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讀碩士，本想研究中國北韓關係，不料研究計劃書寫好了，來自北京學術界的朋友說這題目敏感，建議不要做，中大的老師也說曾經有舊生做中朝研究（編按：1988年的碩士生徐澤榮），被內地以泄露國家機密重判十三年監禁，鍾唯有改為研究歐洲援助組織對北韓的工作，現在澳洲悉尼大學的博士論文則關於北韓因素對歷屆南韓大選的影響。

盼設基地 支援「脫北者」

這些年來多次到南北韓做研究和短住，因着興趣和友儕網絡，親身接觸到幾名「脫北者」，面對面傾談的震撼力不是看書和紀錄片可比，「佢會講好多個人的、家庭的事情，感受佢當時的想法，你會諗，為何北韓要這樣對待自己的國民呢？」脫北者千辛萬苦離開，過境時固然兇險，到中國後可能被逮解回國勞改，或被蛇頭販賣，要賣淫和打黑工籌錢；就算成功持假護照上飛機抵達南韓，求得政治庇護，往後的生活仍面對連串適應問題、甚至被假扮脫北者的北韓間諜追殺，終身沒法逃離極權陰影。「認識了朋友的機構，基地在美加，透過義賣籌錢收買北韓邊境哨兵、安排蛇頭救北韓人出來，去年救了四十個北韓人，是歷來最少的，因為金正恩上台後揸得很緊。我在想幫他們在香港也設一個基地做這件事，既然香港人都咁有興趣睇《我們最幸福》，或者可以搞些文化活動籌錢，幫當地人離開這個地方。不過自己能量有限，要找一群人幫手，同埋我會有少少危機囉，北韓在香港都有領事館，可能搵人郁我，大陸亦都唔鍾意，好多在中國救人的南韓教會和NGO都被大陸政府blacklist，但佢哋都不斷搬竇，在極大的困難下繼續。」

既有危險，我問他這計劃是否適宜寫出來？鍾樂偉很豁然，「其實我無所謂的，反正都幾乎肯定會去做。這次核試後我對北韓的心態又不同了，國際社會只會加強經濟制裁北韓，人民生活只會愈來愈差，對這個政權我會理解，但不諒解，正常渠道已經幫不到，我們可以做的，只有拯救更多人出來。」

向上流，no way

一個財閥能如此坐大，是整個社會的共業。韓國人成功地營造出朝氣勃勃的形象，但內裏極度保守，社會處處講關係、階級、輩份，「在韓國，你高中時的成績已決定你將來一生會怎樣。主流的大公司，即財閥如三星、LG、現代，在三間名牌大學（首爾、高麗和延世大學，以其英文名的首個字母合稱『SKY』）有直接對口的學系去合作，若部門裏一直是某間大學的畢業生，佢會繼續請返同一學系的學生。好的大學、好的學系，學生未畢業已經收到聘書，在財閥公司工作，薪金可以是一般中小企的三倍，然後你在這些公司裏不斷晉升，收入差距跟一般人愈來愈大。韓國青年基本上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高中時一試定生死，入不到大學裏那個精英圈子，很難再向上流。而本身家底好、有錢補習的，當然更有機會在考試做得好，你的家族就永遠都在富裕階層，愈來愈少窮學生可以捱出頭來。」

係長輩就唔可以投訴

青年人的桎梏還遍佈日常生活中，鍾說起在南韓的第一次culture shock，「佢哋傳統的晚餐聚會是下午五點開始吃第一餐，飲完第一輪酒，八點左右轉場吃第二餐，十點又轉第三場，飲到半夜兩、三點，就算第二朝八點返工都係咁。有次同行有個女學生，轉到第三場時已經半夜，佢話住得太遠想返屋企，點知席上有個長輩突然發難話唔畀，個女仔要解釋好耐先走到，我以為事情解決啦，點知佢離開後要再打返電話跟那長輩繼續沙冧，後來我同佢講話我唔明，出來玩何必勉強，個女仔話唔係架，我怕得罪佢嘛。有長輩在場，你走先，佢覺得你唔尊重佢感受；長輩倒酒畀你，你唔鍾意都要飲。我試過問朋友，某教授教書好唔好，佢話ok，我話佢成日玩咁夜唔會有影響咩？佢話都會架，有時上堂遲了兩個鐘先到，但學生坐定定等佢，無人會投訴，佢哋覺得係長輩就唔可以投訴。這些我們覺得好咸豐年代的思想，對佢哋來說是入骨的文化。」

文 林茵

圖 盧翊銘

編輯 蔡曉彤

鍾樂偉 - 「你整？我都整！」——談韓國的整容產業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0月21日

【明報專訊】記得多年前曾經看過由韓國鬼才導演金基德的電影《慾望的謊容》，那不是像一般恐怖電影令人嘩然大叫的類型，而是一種從心而發、久久未能平復的不安和不寒而慄的音符伴隨着字幕散去一樣，令人反覆思量都未能理解為何整容會成為當下韓國社會的一種時尚風氣。

筆者近日重回首爾做研究工作，多年後再次回到韓國，發現不論在巴士抑或地鐵車廂裏碰到的女孩子，臉相都比幾年前碰到有傳統和典型韓國人面孔的比例愈來愈少，那些單眼皮、小眼睛、扁鼻子和高顴骨已經慢慢在韓國社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人工化與標致的標準面形，更化上千篇一律的妝，感覺就像走進一個以高舉同質化為美的高壓車廂，連與朋友相認的能力也被偷走了。

近日有關香港的「DR醫學美容集團」醫療事故，韓國的媒體也有輕輕帶過地報道，但大概是因為類似的「美白靜脈點滴療程」在韓國極為普遍，不少愛美少女都願意花上一百數十萬韓圜，為求令自己的臉變得更美更白。而且，一直以來，在韓國發生類似的整容事故也算屢見不鮮，但社會往往會把責任推諉在受害者「求美心切」之上，且不少受害人都不是在一些「正統」和合法的整容醫院裏做手術，加上在手術前簽署的合約，往往給予醫院極大的法律保護，所以受害人往往難以獲得社會同情與法律保障。

然而，近年韓國官方旅遊觀光公社卻以「美容旅遊」為宣傳賣點，吸引來自不同亞洲國家地區的愛美一族〔Vic：「不同」一詞在中文中有濫用亂用的趨勢，此處「不同亞洲國家地區」其實只需要寫「亞洲各地」即可〕，以旅遊為表、整容為實的短線遊，來到韓國享受一個從內到外，都能令你煥然一新的「重生假期」。據韓國官方統計，過去一年，以旅遊名義到韓國整容的人超過4萬，估計到2015年，數字會升至40萬，其中來自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的人最多。由於遠道到韓國整容的人的國籍種類愈來愈廣，首爾江南區政府已聘請了40多名特別翻譯代表協助溝通，有美容公司更特意招攬了懂華語、日語、英語或其他國家語言的員工，減低客人因擔心把自己的臉交託給一名語言不通、素未謀面醫生手上而卻步的利益損失，可想而知，整容業已成為韓國當下各類產業中，最具發展潛力的一個行業。

韓國人重新定義何謂「整容」

取一個較傳統的定義，凡此種種涉及改變面容基本輪廓的，一般都稱為整容，通常指臉部整形，包括割雙眼皮、墊下巴、隆鼻、嫩唇、做酒窩、種睫毛等。

但韓國多不會稱上述所有為「整容」，他們會區分「開刀」與「非開刀」兩大類。為澄清這種新定義，筆者曾求證於一名不想露面與公開身分、在韓國狎鷗亭整容公司工作的張姓中國員工，她跟我解釋：「一般而言，對韓國女生而言，若整容過程不涉及開刀的，他們都只會稱為『美容』或『簡單療程』，例如打瘦臉針、美白針或割雙眼皮等等；而那些要較複雜或需動上手術刀的『大動干戈』手術，例如磨骨、刮骨和磨下巴，甚至要改變臉形等，他們才會區分為整容手術的範疇。」她更表明：「近年韓國更把某些在面上稍作改動的小手術稱為『微整容』，明顯地是要把原有的『整容』與『美容』的定義重新劃分，希望大眾對『整容動輒要使用手術開刀』的接受和認可程度提高。」可想而知，韓國不少整容公司，為了取得更大利潤，不惜在媒體上大賣廣告，以明星為代言人，不斷把整容的定義改寫，並褒揚一些整容後「重獲新生」的個案，以求大眾降低對整容的道德防範。

整容風氣在韓國大行其道的程度直叫人嘩然。筆者跟另一名曾經接受過割雙眼皮手術的韓小姐傾談過，她說：「不少韓國少女，由於在高中時期要為了考大學而艱苦讀書，不少父母為獎勵她們的勤勞，都會在考試完畢後送上雙眼皮整容手術作禮物」。這種從家長灌輸給孩子「重視外表」的價值，將整容下了一個新定義：人們努力爭取的背後，都是希望有一張能勝過別人的面孔。

韓國整容「帝國」的建立

韓國整容「帝國」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早於1990年代初，韓國全國整形外科專業醫生人數還只有不到300人，但是2004年已經超過1500人。這些專業人士均受嚴格的醫學院訓練，畢業後再經過4至5年的整形專科訓練方可執業。首爾江南地區3個整容外科醫院集中的地區，被稱為「整容三大勝地」，那裏擁有超過900多間整容公司，有些大樓甚至擠了幾家診所，三四個招牌重重疊疊。狎鷗亭更是全韓國最有名的整形醫院集中地，地鐵站裏全是整形醫院的廣告。據估計，包括整容美容、化妝品以及減肥食品、健身俱樂部等在內，韓國的「美容產業」價值高達120億美元。

人才訓練嚴格，韓國的整容技術也日益先進，當中手術成功率高，每天吸引着幾千人走進整容醫院。一般而言，做顏面輪廓整形手術過去通常需要6個小時，而現在只需半個小時左右；而以前就算要做一項簡單的「雙眼皮」手術，也要花上一個小時，現在卻只是15至20分鐘左右的「美容服務」。這也是令整容風氣在韓國更加普及的主要原因。同時，普及化帶來價格大幅下調，根據韓小姐所講，在一些非法「雙眼皮醫務所」，他們沒有牌照替人做手術，但往往鋌而走險，所以收費也較便宜，大概只需500至600美元；而在一些有牌整容公司做雙眼皮手術，收費會較貴但安全，價錢大概1200至1600美元左右。豐儉由人，因而現在在韓國，女性平均每4個人就有1個人做過整容，而且她們也不會把雙眼皮手術稱為「整容」，只會理解為「美容」，所以現在不少韓國家長也會同意子女做這種「美容」服務。

韓國整容背後的文化解讀

女為悅己者容，女士都希望自己的臉可以比別人好看，更能吸引異性。然而韓國的整容事業，正正印證這種國民心態更趨極致的一面。今天，韓國的化妝品行業雖為韓國經濟帶來豐厚收益，但韓國女士卻並不滿足於化妝品只是簡單為面上「淘脂抹粉」的效果，因為韓國女性都已習慣每天化上妝才離家，沒有了自己的特點，她們選擇了整容這條為突顯與眾不同的手術整形之路。

然而，以一種更深入韓國文化底蘊，理解為何韓國女性特別喜歡以整容方式為自己帶來改變的文化現象，其實這與韓國的歷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韓國歷史研究中，多以「悲情」來涵蓋這個國家近100年的歷史，因為他們曾經歷過30多年的日本殖民地統治，後來二戰結束，以為可以一嘗獨立統一的滋味，但卻因一場冷戰把他們的國家一分為二，更以一場時達三年的韓戰，把一條「三八線」置在朝鮮半島上。兩場戰爭的破壞，為韓國經濟帶來史無前例的荒涼與蕭條。為捍衛國土安全不再受外敵入侵、為把國家經濟重新和盡快追上西方列強的發展列車，韓國在朴正熙的獨裁統治下，的而且確成功從昔日的落後農業國家，在短短20多年間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當中的驕人成績固然是有目共睹，但卻成就了一種必得「快」和「高速」的危機感，把怕被別人趕上的危機感，養成以快速手段達到目的的核心價值。若從這個角度分析，便不難理解為何韓國人愛以「短暫」和「極速」的心態對待整容一事，因為要外表在短時間內「變美」，最有效快速的方法便是整容。當然，這與韓國當下歷史有着一樣的宿命，就是國家發展犧牲了人權、自由和包容了貪污，而為了自己的面孔，付出了將來有機會毀容或扭曲了社會價值的文化代價。

此外，韓國人這種極崇拜西方人面孔輪廓的價值，也與西方殖民歷史有關係。根據Kim Taeyon一篇論文The Moving Eye: From Cold War Racial Subject to Middle Class Cosmopolitan, Korean Cosmetic Eyelid Surgery, 1955-2001曾經提到，當年首名在韓國引入整容技術的美國醫生Dr. Millard，原本是為協助韓戰生還者進行矯形手術而來，但後來他卻將韓國人面孔中的單眼皮理解為「懶惰」、「偷偷摸摸」和「不可信」，向韓國人大力灌輸單眼皮乃韓國落後西方的主要原因，這是他以「殖民者」身分「拯救」韓國的道德使命。不少韓國人因此而取信這種價值，認為單眼皮是原罪，必須用盡所有方法矯正，這也是成就了今天韓國人對雙眼皮趨之若鶩的文化原因。

筆者亦曾經以此問題，向一名在首爾咖啡廳工作的高先生查問過，他提出一種韓國女性心態現象，是促使韓國女性特別喜歡整容的原因，那就是「自信心」。他說：「韓國女性十分重視自信心，她們不是欠缺自信，而是想有更高的自信心。」同樣地，韓小姐也同意這觀點，「韓國女性愛上整容，一方面是在意別人眼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令自己自覺不同了，希望自我感覺更加良好」。這個角度，其實與韓國國家命運同出一轍。韓國在經過日本殖民、美國佔領和今天在不同軍事政治層面依然受美國極大支配（韓國軍事出兵權受美軍聯合支配），國家的自信心一直被各種力量壓抑，所以，時至今日，若有任何機會可以把韓國文化向外宣傳，國家機器、大企業（財閥）和人民也會一致配合，去製造韓國「英雄」，向西方賣弄韓國人的自信。近期PSY的Gangnam Style在韓國和西方社會瘋傳、Samsung企業與蘋果的競爭，也有着同一種文化意味。

當然，相比歷史文化因素，當下韓國就業嚴峻的競爭形勢，也是韓國女性選擇走上整容之路的另一原因。韓國大學十分多，每年畢業生多不勝數，求職市場競爭激烈，知名企業的新人報考與錄取比例達到1000：1，不少女性為求獲得一次面試機會，不惜花上無數金錢換取與眾不同的美貌。現在韓國的大企業，大部分依然奇怪地要求在求職申請表格上貼上近照，有些學生不但去整容，更有些拍照公司特意為照片「調校」一下，可想而知韓國當下社會對追求美的風氣，已達到外國人不可理喻的程度。

整容風氣成東亞現象

近年韓國官方旅遊觀光公社以「美容旅遊」為宣傳賣點，吸引來自不同亞洲國家地區女士前往整容，當中中國內地的市場成為韓國賺取外匯的重要收入來源。據韓國官方統計，單單今年十．一黃金周，有超過10萬名中國人赴韓旅遊，當中首爾江南地區的整容公司更因而爆滿。從韓國有關方面的數字得知，2011年韓國方面為赴韓整容的中國旅客發出了1073份簽證，總數較2010年上升了386%。隨着「韓流」旋風在中國勁吹，韓國的整容風潮也影響着中國。中國內地愈來愈多的人以旅遊名義赴韓整容，其中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30歲左右的白領女性為主。

筆者剛剛在韓國的朋友口中，聽到一個有關一名中國留學生在韓國整容的故事：她是一名來自江蘇的大學本科生，今個學期以交換生身分到韓國留學。然而，與其他同學不同，她一直對身邊新認識的韓國朋友不感興趣，沒有在韓國開電話，也沒有參與課堂討論的雅興，更連功課或考試也沒有完成。早兩星期前，由於韓國到「秋夕」（即中秋節）前後會放大概一個星期的假期，她就在這個星期失了蹤，放假後也未見蹤影，直至兩個星期後的某一上課天，她卻戴上了CAP帽、低着頭回來上課。身邊朋友也對這舊朋友的「新面孔」感好奇，起初大家也只留意到她的鼻子和額頭看起有點不同，但後來細心看，發現她的鼻角和額角還留有血絲的手術痕迹，方知道她原來去了整容。從朋友口中得知，她本來樣貌雖不算非常標致，但也不屬醜那一類，卻因為一直對韓國整容事業趨之若鶩而來到這裏，更老早與這邊大學一名曾經做過整容手術的師姐聯絡，待放假立刻去整容。可見整容這門生意，如今連夢想變得像韓國女星一般漂亮的中國留學生，也無法抗拒誘惑。

文 鍾樂偉

編輯 馮少榮

李祖喬、袁瑋熙、鍾樂偉 - 香港的「中國」觀念

星期日生活    2012年9月16日

【明報專訊】教育局長吳克儉指「作為中國人認識國家是天經地義」，彷彿「國家」從來沒有走進香港。可惜，這種看法缺乏學理支持，卻被不少跟學術界脫節、重視庸俗民族主義及政治宣傳的評論員大力吹捧。筆者希望藉本文引入些相關的學術討論，提供更多角度的理性思考，使中港關係不會被政治修辭術過分歪曲及騎劫。

香港本身有它的「國家」觀念；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香港自戰後至最近四川地震對內地的種種愛國捐助以及港人對國家政治發展的關注。但香港的「國家」觀念不同於大陸。此所以在一國的框架下，港人不可能輕易接受秦始皇式的書同文、車同軌，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制度上被強制融合統一。問題的出發點，不應是執著於港人心裏有否「國家」，而是思考香港有着怎樣的「國家」觀念，而它又跟特區政府所強加的「國家」觀念有何不同。其關鍵是如何理解在港英時代形成的香港文化以及相應的「中國」觀念。

香港為中國自由港非殖民地

在香港，「國家」極常被混亂地引用。正如中國研究學者Jonathan Unger指，「中國文化」、「中華民族」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雖有重疊之處，但明顯是意義不同的東西。文化是社群認同的生活方式，民族是在內憂外患下、須團結時才要強化的身分（例如領土被侵略），官方制度則往往因地方文化及勢力而異、從來非鐵板一塊的統一。在秦始皇式的民族主義史觀下，香港是被港英殖民者「洗腦」的、「不正宗」的「中國人」。但在香港文化中，中國文化與華人身分其實從來是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原因是香港在150年港英管治下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殖民地（如印度及非洲）。官民關係不僅僅是「殖民」與「被殖」的關係，也同時是「特許港口管理者」與「恐共者」的關係。

正如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副主任齊鵬飛指出，中共是故意把香港留給英人管理，以為社會主義中國賺取外匯與作地下外交之用。對中共治港政策有基本認識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一直是北京對港統戰政策。正是這條原則，1967年的「反英抗暴」/「六七暴動」才沒有解放軍南下解放香港，周恩來甚至批評香港及廣東的激進左派對國家不利。六十年代中蘇交惡，赫魯曉夫為反擊中共的反蘇修政策，兩次指摘中共作為反帝反殖的國家，為了利益而不收回香港非常虛偽。1972年，中國甚至主動向聯合國要求把港澳兩地從「殖民地」的名單中剔除。80年代孕育的「一國兩制」事實上也只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延續，而非鄧小平的發明（歷史學者曾銳生及朱益宜均指出這點）。香港成為華洋共處、開放的自由港，是毛鄧的對港政策所致。毛鄧時代的治理大陸政策故然截然不同，但二人的特殊治港政策，容許香港的「例外狀態」卻非常一致。在中共高層的政策觀念上，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配合中共認識和接觸西方文化的地下窗口。只有在最低層次的政策宣傳，「香港是邪惡的殖民地」才會被大力宣傳，製造港人的原罪。

香港精神：同舟共濟非同根同心

所以，香港文化跟大陸文化的差異並非一場西方入侵中國的歷史意外，而是中共政策的結果。正是這種中共默許的「例外狀態」，滋長了香港另類而紛陳的「國家」認同。香港的「中國」，是五十年代南來文人嘆失的文化中國，也是調景嶺親台眷村中失去的山河，是六七年愛國左派憧憬的紅色中國，是七十年代大學生認中關社下的神州大地。

正是作為中國自由港（而非僅僅是港英殖民地）的角色，香港雖走着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卻沒有經歷被殖民者「洗腦」的過程。港英雖有遏抑及干預香港社會的參政意識，但未有系統地灌輸對大英帝國的身分認同。少有港人會視自己為「英國人」。天朝主義式的、要強行同化的大國觀念認定港人在殖民政府洗腦下缺乏「中國」認同，事實卻是剛好相反——自戰後，香港民眾長期在金錢和物資上支援內地親友、迎接來港的大陸新移民、發起保釣運動、爭取中文法定地位，在在說明了港人的「中國」意識。更切身的經驗，是香港人在中、小學都要修讀中文、中史科和中化科。筆者們九七時才初中，非精英名校的學生，沒聽過何為英國大憲章運動，不知誰是克倫威爾，卻已跟老師同學一起讀最基本的唐詩宋詞、八國聯軍及日本侵華的歷史。進大學後，我們又會跟內地及海外華人同學分享香港電影與港台流行曲，足見香港文化根本是既跨國界、也可為大陸文化歡迎，是既海外、又大陸，是具有跨越國界的華語文化。在過往半個世紀，香港跟中國文化的距離本身十分彈性、也有充滿活力的交流，絕非書同文的政策所造成。這些基本事實是港人最切實的經驗，突顯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卻為狹窄而庸俗的國家史觀漠視。

近年，中港交流本身已十分緊密，香港人已很容易了解中國大陸的不同面向，更感受香港一部分傳統愛國主義者的脫節。視角多元，更反照書同文的荒謬。作為八十後的筆者在數年前還深感認識國情不足，但其後在香港的簡體字書店及大陸朋友身上，發現要接觸大陸的學術文化動態其實不難。香港讀者都知道，要了解多元豐富的「中國」，並不是每晚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整點新聞，而是讀韓寒、許知遠、看《城市畫報》、玩微博、甚至理解更學術的新左派與自由派爭論。「中華民族是有五千年歷史的炎黃子孫」這類香港傳統天朝主義者依然相信的迷思，即使在意識形態濃厚的內地學術界也已過時。大陸學者郭台輝在其刊於人民大學網站的論文中，展示了中文「民族」的觀念如何被清帝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從日本引入、並定義。大陸學者王超文的文章亦清楚指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類「血緣關係」是晚清期間由知識分子發明及大力宣傳的，之前各朝代的臣民並不必然要學習國語或強行接受一套標準教材。認為愛國教育有永恆、普世的歷史必然性，沒有歷史根據，只是部分民族主義者的幻想。

正是作為自由港，香港可看到最廣闊的世界，包括在其旁邊的大陸。香港不僅曾經有左派、國民黨的、以及民間的「中國」：除了大陸的、海外及南洋的華人，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族群，包括南亞社群、菲律賓、非洲社群。大陸與外國親友與旅客看香港文化，是為了升國旗還是重慶大廈而感動、從而發現香港文化的豐富，可想而知。正是其自由港的特質，其國家及「中國人」的觀念異於大陸。如果「延安精神」是為了革命而把黨組織置於最高；「民族精神」講求抽象的根、視幾千里外的孤島、太空、或其他城市鄉鎮為故土；那「獅子山下精神」不僅是資本家式的努力向上，也同時是一種因逃避中原戰亂而不問出身、重視真實鄰里的社群關係，在大陸邊緣的自由港口中講求「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關注身旁的鄰里與弱者。借前陣子教育學者曾榮光教授文章的話，關注本地社會現實的「同舟共濟」（而非痛哭流涕感恩鄉土的「同根同心」），才是香港的「國民」觀念。香港人的上一代為逃避中共而來，地方語言與國家觀念均不同，但忙於搵食、各自和平共處，不會以官方宣傳及鬥爭消滅文化差異（除非觸碰了殖民地管治的底線，如1956年的雙十暴動、1967年的六七暴動），而且再功利也總會在大是大非的問題站出來，所謂暴力最多也是搖搖鐵馬。香港人絕非殖民地的奴才，而是自由港的城市公民。

從冷戰思維到多元辯論

1995年，政協主席李瑞環以「紫砂茶壺論」比喻中國回收香港後的危機：一位老婦在巿場賣紫砂壺，顧客看到壺內有很多茶垢，得悉此為上百年的好壺，馬上花重金買下，並說過一會回來取。老婦一番好心，把茶壺洗乾淨，將所有茶垢去掉，客人回來一看便不要了。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聯辦主任姜恩柱也有名言「香港是本難讀的書」。香港之所以有價值，之所以難懂，是因為香港是自由、多元而紛雜的，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簡化。製造「愛國者vs.港英奴才」的敵我矛盾，輕看香港自有的「國家」觀念，不單不尊重香港獨有的歷史軌迹，亦不是教育下一代的良方。許多更有學理依據、更理性、更值得我們的孩子學習的知識，仍然有待我們深化、普及，這是筆者們的卑微願望。

文 李祖喬、袁瑋熙、鍾樂偉

青年學術界支持撤回國民教育方案後援會成員

編輯麥少菁

鍾樂偉 - 當流淚變成國家唯一語言

2011年12月25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我們認識李春姬是何許人，是因為她破天荒在報道新聞過程中因悲傷痛哭過度而暈倒。

然而在朝鮮裏，她只是二千萬一同流淚的陌生人而已。

整天望着直播中的朝鮮中央電視台畫面，不是播放着讚頌金正日將軍革命的豐功偉績和貢獻的頌揚歌曲，就是把一首首宣揚擁護金正日將軍千歲萬歲的詩詞激昂地朗讀出來。在沒有把台徽轉為黑白的情况下，電視畫面不斷出現着穿上一式一樣老土西服的韓國男人，女的穿著顏色單調的韓服，一張一張淚流滿面的臉孔，可以的話就以拍打自己來表達無盡深淵的傷痛，抑或在攝影機鏡頭面前呼天搶地地叫嚷「我們的父親金正日呀，你的離開叫我們怎麼辦？」就在這一刻，彷彿在這個國度裏，國家機器要狠狠地把一個獨立個體吞噬：哭泣聲成為國家唯一容許存在的聲音；舉國上下只能在掛上金正日生前向國民微笑的照片面下跪拜。「201112170830」，這是一組從今天起成為每一個朝鮮國民不能忘記的數字。

然而，在沒有排演的可能下，最令外界費解的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動作、每一滴眼淚，都好像可以恰如其分地從心而發熟練的演繹出來。此外在錦繡山紀念宮中圍走在金正日領袖已蓋着紅旗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金正日花」（Kimjongilia）的身軀旁一同參拜的政要、軍官和黨內要員，都好像機械人般集體地以同一步伐同一角度鞠躬。在這種集體主義下，每一滴也是為着死去的偉大領袖金正日而流，然而每滴淚珠流在每一張臉孔的淚痕背後，都好像在告訴我們，他們每一個都嘗試訴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那是真心單純地擁戴領袖而對其死訊感到震撼的表現與長期懼於恐怖極權手段下的本能反彈 。

1984的恐懼氛圍

奧維爾告訴我們，人身自由在獨裁政權控制到無孔不入不是奇聞。但朝鮮甚至連傷痛流淚的自主權也是牢牢地盡在一個從上而下控制的獨裁體制內，相信這是連《1984》也沒有想到的。朝鮮勞動黨會為每家每戶的悲傷反應記錄下來，以嚎啕大哭視為效忠政權的唯一指標，因而每一個人都只會爭取在鏡頭曝光面前聲嘶力竭地哭，擔心別人比自己的「感情」更強而被官員質疑忠誠。

筆者在朝鮮領袖金正日逝世後，以電郵方式聯絡了一位在澳洲認識的朝鮮變節人士。尹先生當初2000年從中朝邊境的渠道成功排除萬難最終逃到抵達自由世界南韓其後再轉到澳洲。由於今天在中澳兩地從事與朝鮮之間的礦產貿易投資工作，因工作敏感不便公開顯露自己身分。然而，從他的回覆中得知，他對當下朝鮮百姓對金正日逝世消息的反應沒有感到驚奇。因為當年當被告知金日成的死訊後，他的工作單位立刻通知他前去金日成的銅像前把內心深切的哀痛「表露」出來。就在那一刻，任憑他有多努力也不能逼出眼淚，只能以低頭掩面假扮流淚或以口水畫在臉上扮作淚水。此外，他更提起當年謠傳的一件事，當金日成死後，一位負責經濟研究的大學教授由於被發現哭不出淚來並忙於修理自己的單車，其後被黨以不尊敬領導人為罪名送往勞教所，他便知道自己不能在這個國度裏長期逗留。

Nothing to Envy 的造神運動

恐懼是單方面的硬手段。單純地擁戴源於國家宣傳對領導人的神化工作，配以隔絕外來資訊而無法作出對比，就正如Barbara Demick的著作書名《我們最幸福》（Nothing to Envy）一樣，平民已被國家機器蒙騙出一種狹窄的自滿感，才是朝鮮最鬼斧神工的國家藝術。

根據朝鮮的歷史書記載，當年金日成辭世，當時有過千隻仙鶴（在朝鮮中象徵永生）想接走領導人，可是，後來卻因為：「仙鶴不忍心接他升天，因為人民哭得肝腸寸斷，他們搥胸、叩地、扯髮。」「十天後上天派來的仙鶴，決定讓他在人間的天堂宮殿安息。」

另外，當年的政治宣傳部也為金日成死後編造了一個故事，內容是發生於朝鮮大同崗郊區，離平壤4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金日成紀念碑，就在他去世的那天，有幾千隻燕子飛到那裏向他鞠躬。經年累月後這些都成為朝鮮家傳戶曉的神話，從來無人敢於質疑和挑戰。

為了延續政權的神聖化，金正日被賦予製造神蹟的能力比父親更變本加厲。據史官記載，金正日當年出生於神聖的白頭山時，天上曾出現兩道彩虹，而且傳說他在山上的簡陋的木屋中出生，駐守該區的士兵忽然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正要發生，他們在樹上刻上數個字的標語，寫着：

「啊！朝鮮呀！白頭山明星誕生了！」

其後這棵樹成為大眾朝聖的地方。直至近年因有日本植物學家質疑該棵樹上的標語不可能在50年前刻下，因為那棵樹根本在那時不存在，朝鮮政府才把該區封閉起來不接受外界參觀。

神聖不可侵犯是建立神與人不同的基點，金正日的神聖之處更在於他如何保留他聲線的神秘性。從1970年代正式在朝鮮電視媒體出現，成為金日成悉心栽培的繼任人，到上星期六他在火車上去世為止，絕大部分的朝鮮百姓只曾在1992年慶祝朝鮮人民軍60周年的閱兵儀式中聽過他的聲音。當時，站在其父親身邊，金正日在金日成的講話後，向咪高峯說出至今在不少未有接觸過他的朝鮮百姓中的唯一一句說話（https://www.youtube.com）：「將榮譽給予英勇的朝鮮人民軍﹗」

為了使百姓歇斯底里地對金氏王朝有絕對心甘情願的擁戴，聲線成為政權最後的武器，鐵定要把領袖與人民徹頭徹尾的分隔起來，因為對人民來說，他就是神。

教育也是金正日牢牢控制的，根據Human Remolding in North Korea: 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一書的分析，朝鮮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在其99%的識字率大概得知一二。在朝鮮的教科書中，歌頌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課文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把金日成描繪為異於常人的課文，例如他能夠徒手撿出一顆石頭，往天空奮力一擲，結果把美國衛星砸下的驚人故事。

其實了解事實真相，特別是不少當年負責杜撰那些匪夷所思虛構故事的宣傳部官員，今天都已變節逃到韓國。然而對大部分仍蒙在鼓裏的平民百姓，這是人民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唯一接觸到的資訊。因為他們自少就被灌輸了國家領導人有天賦的超自然能力，政權透過麻醉人民的思想，隔絕與外界接觸來控制人民。再加上傳統儒家思想在朝鮮社會的重要地位，它強逼人民要絕對服從領導人，使到那些天方夜譚的故事他們也最終選擇相信接受。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可能你會問：如果我留在家中不外出，外人便不知道我有否在家中悼念？更可以假扮悲傷？尹先生告訴我，他曾經聽說過當年在金日成死後，有些卧病在牀的病人由於未能下牀外出到金日成的銅像前嚎哭悼念，後來被黨質疑其誠信並捉去到勞教所「再教育」。我便知道在官員眼中，哪怕你是真情抑或假意，你根本沒有逃避空間。

在朝鮮嚴密監控的社會裏，不單每家每戶必須以戶籍（Hojeok）向政府登記家中所有的資料，因為朝鮮要依此來確保糧食分配制度（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得以維持和阻止人民自由流動外，每一個人也被牢牢困守在國家個人登記系統中，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天別人會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因為你每天都要按國家斷定你家庭階級的工作（工廠生產、農業）準時向單位匯報。如果有一天你無故缺席了，不但你的直屬工作單位會向上級告發，你的鄰居也要小心翼翼地留意你的行蹤，因為如果最終被發現出任何違法行為，在朝鮮連坐法的社會中，你身邊每一個人也會被控告隱瞞國家懲處的。

不過根據尹先生的回覆中，他也提出這個真與假的比例也慢慢出現變化。他說：「對朝鮮平民而言，金日成是萬人景仰的偉大親切的革命家與父親，然而與金正日只是令人民一次又一次陷入饑荒的獨裁者而已。」在朝鮮宣傳部的油畫中，大概可以明白金日成與金正日的分野：金日成會走進群眾關心群眾，但金正日的擁戴只是因為他是金日成的兒子而已。我想這也是近年傳出朝鮮國內有零星反對金正日的原因。

吃不消那些濫情的對白，本已準備按下電視遙控器上的更換頻道制時，直播畫面出現了一個訪問：「國父兼親愛的領導人離世後，大批受創傷的靈魂聚集在一起。」

「他年紀這樣大，仍不辭勞苦為我們工作。現在他死了，我怎能隱藏我的傷痛。」

哭泣聲從來是只是讓人倍加傷感的載體，但原來在一個國度裏，舉國上下以統一的方式來表達別無兩樣的感情時，產生出的聲音只有令人感到更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