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 - 特朗普當選的兩個謎團

2016年11月15日

【明報文章】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令一直預測希拉里會勝出甚至大勝的主流媒體、民調機構和學者社群感到極度震驚。特朗普是美國史上第一個未擔任過任何公職或軍職而當選的總統，他一直以來對各種公共議題的立場更是反反覆覆，一時支持婦女墮胎權一時反對，一時是民主黨金主，一時又是共和黨最右翼。特朗普當選令很多人抓頭問：他就任後到底會做什麼？他是怎樣違反一切專家公認的常理而贏得大選的？

特朗普就任後會做什麼？

這兩個謎團其實不是那麼難解。特朗普當選後做什麼、會違反什麼競選承諾，早就有迹可循。他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和將非法拉美移民全部集中出來驅逐出境的政策，根本無法實行，恐怕最後只能變成收緊審批與加緊清查的行政措施。至於他曾主張不會再負擔國際盟友的防務，應該也會隨着共和黨一直主張增加軍費、軍備、軍力的新保守主義大老，如Randy Forbes、John Bolton和Newt Gingrich等一一入局主導新政府外交政策而被束之高閣。

特朗普競選時提出的執政首100日行動綱領，乃是由他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草擬，很大部分是共和黨主流的「聖誕禮物清單」，沒有太多驚奇。這個清單包括委任右傾終身法官進入聯邦最高法院讓法院變得更保守、向中產和富人減稅、取消奧巴馬的同志平權行政指令、向傳統能源業的投資項目開綠燈、拆毁奧巴馬醫改、與各貿易伙伴重新談判貿易協議、聯邦政府大舉投資建設和改善基建等。

行動綱領中，與其他國家重議貿易協議這項，牽涉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結果比較難預期。推倒奧巴馬醫改，需要通過共和黨控制簡單多數但沒有免於拉布（filibuster-proof）絕大多數的國會，也是十分困難。到最後特朗普政府一定會實行，也是他在半夜勝利演說唯一提及的具體政策，便是由政府推動大規模的基建工程，修橋築路、創造就業。他這樣一講，道瓊斯指數夜期便立即由跌轉升，之後的3個交易日，道指即違反事前專家們說特朗普當選美股會大崩盤的預測，連日上升，衝到歷史高位。

我在大選前，已經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將大大增加政府開支與介入，代表小政府右翼已被大政府右翼取代。由聯邦政府砸錢大搞基建創就業，是典型的凱恩斯大政府政策。奧巴馬2009年剛上任時也提倡過拼基建振經濟，但被國會共和黨成功阻擋。在這次選舉，希拉里的政綱也有聯邦政府在未來5年動用2750億美元投資基建的項目。特朗普政綱的建議基建開支，則是10年1萬億美元，規模比希的幾乎大一倍。現在共和黨控制國會，一定會合作通過特的基建方案，難怪英國《金融時報》在選後分析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即預測美國的「財政自制時代已經結束」（the era of fiscal restraint is over）。

特朗普為何能勝選？

特朗普就任後會做什麼，其實沒有那麼不可測。他的勝選，又是不是真的那麼不可思議呢？為何所有民調結果，都可以錯得那麼離譜？

上兩次大選投共和黨的「紅州」，固然在這次選舉中響應特朗普對「白種怒漢」的呼喚，更熱心地投共和黨。佛羅里達州一直搖擺，最後雖然投向特朗普，但特的得票與希拉里其實十分接近。真正令希拉里大熱倒灶的，其實是以往一向傾向投民主黨的中西部工業區，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甚至是橫跨東部與中西部的賓夕法尼亞州，最後投向特朗普。

選前民調幾乎全部都顯示希拉里將會在這些州輕易勝出，這乃是媒體專家斷言希拉里必勝無疑的基礎，結果她將這幾個州全輸掉。理解這幾個州為何從藍轉紅、從民主黨票倉轉投特朗普，乃是理解這次「特朗普驚奇」的關鍵。

選後不少分析發現，令這幾個州從藍轉紅的關鍵，是多個在上兩次或一次選舉都高比數投奧巴馬的所謂「奧巴馬要塞」（Obama strongholds），這次都轉向特朗普。

老工業區由藍轉紅

這些「奧巴馬要塞」，很多都是傳統工業區，近20年慘受廠序外移威脅，變成失業遍野。特朗普的反自由貿易綱領，包括取消北美自貿協定、停止推動環太平洋伙伴貿易協定、對中國大加關稅等，對這些地區的選民無疑十分吸引。相反，北美自貿協定和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都是由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完成。在這些工業老區，「克林頓」這個名字一早已經與「自由貿易」等同。希拉里在競選時不斷將自己包裝成反對自由貿易的樣子，但她在當議員和國務卿時支持自由貿易立場，實在難以抹去。難怪這次選舉的各個票站調查均顯示，工會家庭選民和低收入工人階級選民這次投希拉里的比例比2012年投奧巴馬低，投特朗普的比例則比2012年投共和黨羅姆尼的高。

當年票投以「推動改變局外人」包裝的左翼奧巴馬，感到失望後這次投同以「推動改變局外人」包裝的右翼特朗普的所謂「奧巴馬——特朗普選民」（Obama-Trump voters），可能沒有很多。但選舉日因為覺得希拉里投不下手而留在家裏的肯定有不少。民主黨初選時，很多大工會的地方分部都支持反對自由貿易的桑德斯，但一直與民主黨建制過從甚密的全國工會領導，卻急不及待地推薦希拉里，當時引起不少會員不滿。這些工人在選舉日有多少真的出來票投希拉里，實在成疑。

如果「奧巴馬——特朗普選民」因為怕被標籤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而羞於向調查員承認自己將會投特朗普，改為說自己還未決定或會投希拉里，完全可以理解；受訪時說會出來投票給希拉里，最後覺得投不下沒有出來投票的，應該也為數不少。這個現象，或者可以解釋為何幾乎所有民調都無法發現作為民主黨票倉的中西部老工業區正在投向特朗普。

從上述的發現和推論來看，這次特朗普當選，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可思議。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近30年來都以推動自由貿易為綱。共和黨在初選中內爆，很不情願地推了個反對自由貿易的右翼狂人出來做候選人，結果乘着中西部地區反自由貿易的浪潮爆冷當選。民主黨被迫下野之後，怎樣將這些工人階級票搶回來，必然是未來幾年黨內路線大辯論、大調整的主軸。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孔誥烽 - 香港作為一個問題

2016年8月22日

【明報文章】「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

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

「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

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

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

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

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

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

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

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

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

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

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

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

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孔誥烽 - 告別大不列顛

2016年7月4日

【明報文章】英國脫歐派在公投勝出，引發全球金融動盪。英國脫歐的長遠影響是什麼？沒有人說得準，因為一切還取決於一連串懸而未決的問題。選民大比數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已經準備再次舉行獨立公投。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獨派以44.7%對55.3%無功而返。現在英國脫歐，蘇格蘭人希望通過脫英留歐，獨立成功機會大增。而英國正式脫歐之後，英國與歐洲將維持怎樣的經貿關係、英國和歐洲的資本和產品能否仍以低門檻進入對方市場，更是未知。

英國脫歐不是黑天鵝事件

很多人說英國脫歐是無人預期得到的「黑天鵝事件」。但細看一下，其實又不是完全無迹可尋。在臨公投前，支持退歐的民意飈升。移民人權工作者、國會議員Jo Cox在公投一星期前被疑似右翼瘋漢射殺。不少人以為這會為留歐派吸引更多同情票，但槍擊後的民調竟然顯示退歐民意不跌反升。

在這脫歐派來勢洶洶、兩派叮噹馬頭的情况下，留歐支持者一定會空群出來投票，一票都不能少；相反，脫歐支持者因為要求激烈地打破現狀，引來巨變與不確定，稍有猶豫就不會出來投票或改投留歐。在這上坡劣勢之下，脫歐仍能以52%對48%勝出，不能說沒有說服力，即使再投，結果恐怕也會是一樣。那些說「投脫歐選民以為脫歐不會過才會這樣投」者，都只是無法接受現實自欺欺人而已。說年輕人都支持留歐、只有老人支持脫歐，更是無視年輕人是投票率最低一群的現實。

脫歐派勝出，其實反映了一個英國自198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很多人預計脫歐不會勝出，只是低估了這個大趨勢而已。年初《經濟學人》已經刊文，說脫歐公投，其實就是全球化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並預測在歐洲一體化下增長強勁的地區將傾向留歐，受自由貿易逼迫的傳統工業區則會投脫歐為主。如你看看公投結果的地圖，會發現這個預測基本正確，只是支持留歐的自由貿易得益區，除了要以歐洲抗衡倫敦爭取更大自主權的蘇格蘭之外，就幾乎只得倫敦及其周邊地區。這次公投結果，體現了英國的貿易自由化受害者，遠多於受益者。

新自由主義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

這個「倫敦vs.全英倫」的格局，起源自戴卓爾夫人1979年上台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戴卓爾夫人的政策，包括將政府經營的煤礦私有化、取消工業補貼、開放自由貿易、緊縮政府開支，同時進行名為「大爆炸」的金融業規管大鬆綁。這造成煤礦、造船廠、鋼廠和其他大工廠大規模倒閉，失業遍野。而福利被裁，更令工人階級家庭的生計雪上加霜。獲得更大自由的倫敦金融業，則愈做愈大，使倫敦成為與紐約並立的全球頂級金融中心。

自戴卓爾時代起，英國中央政府的財經社會政策，全面向倫敦傾斜。整個中央政府，彷彿成為只服務倫敦、不再理會倫敦以外地區的中央政府。這個轉化，催生了「英國即倫敦、倫敦即英國」的格局。都市地理學理論家Neil Brenner稱之為「國家政權的尺度轉化」（rescaling of statehood）。這個新格局使倫敦以外地區成為寸草不生的廢土。樂隊Pink Floyd 在1983年推出的大碟The Final Cut其中一首「The Post War Dream」，對戴卓爾時代工人階級社區的絕望景况有很傳神的描寫：

If it wasn't for the nips being so good at building ships
（如果不是日本仔那麼會造船）
The yards would still be open on the Clyde
（克萊德河邊的造船廠應該還未倒閉）
And it can't be much fun for them beneath the rising sun with all their kids committing suicide
（而他們在上升的太陽下不會有什麼樂趣，因為他們的孩子都在自殺）
What have we don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Maggie(戴卓爾夫人)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What have we done to England
（我們對英倫做了什麼？）
Should we shout should we scream
（我們要叫喊嗎？）
"What happened to the post war dream？"
（「戰後的夢想怎麼了？」）
Oh Maggi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
（啊Maggie Maggie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撕裂英國的3股力量

支持蘇格蘭獨立的左翼民族主義理論家Tom Nairn曾指出，戴卓爾時代的這種倫敦化政策，加上潛伏200多年的族群文化矛盾和英國君主立憲制的落後反動，乃是蘇格蘭民族主義崛起的底蘊。勢如破竹的蘇獨運動認為既然中央政府只管倫敦金融，蘇格蘭人便應乾脆脫離英國再造國家、復興工業和重建福利體制。這是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建國希望政治。

英倫的傳統工人階級無法有獨立建國的願景，他們只能期待工黨回朝，逆轉戴卓爾時代的政策。但1990年代工黨在貝理雅之下全面向右轉，與保守黨只顧倫敦的金融化和自由市場政策趨同。之後歐盟東擴，東歐移民大舉移入英倫，成為低薪服務業的生力軍。傳統工人階級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沒有最絕望，只有更絕望。在「伊頓公學——牛劍——倫敦金融區——國會——唐寧街」一條龍的精英建制眼中，這些「失敗者」都是可有可無可隨時置換的廢人。這些深感被整個建制出賣的中年低下層，便是這次脫歐運動的中堅。

脫歐公投之後，英國建制紛紛攻擊支持脫歐的選民，罵他們瘋狂不理性，被民粹右翼排外法西斯政客操控愚弄搞出大災難。但這些選民真的那麼不理性嗎？大家在講的，是誰的理性？

從倫敦圈精英的理性來看，脫歐當然不理性，因為加速歐洲一體化，讓倫敦鞏固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成為美國、中國等地資本進入歐洲的橋頭堡，絕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這卻不是倫敦以外絕望一群的理性。對後者來說，生活早到谷底，不能再差到哪裏去。他們投票支持脫歐，就算無法改善自身處境，但若能為踩在自己頭上、蔑視自己的建制精英帶來巨大損失，讓他們驚慌嘶叫，也絕對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動。這是「你不讓我翻身，我便與你玉石俱焚」的絕望政治。

蘇格蘭脫英留歐、英格蘭大部分地區支持脫歐，和倫敦支持留歐，代表的分別是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改革釋放出來的希望政治、絕望政治與新自由主義政治。英國在這3股錯綜複雜的力量拉扯下撕裂甚至瓦解，恐怕會愈來愈難避免。

延伸閱讀：
（1）Tom Nairn. 2003.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Common Ground.
（2）Neil Brenner. 2004.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練乙錚先生的說法有所不同（閱讀全文）：

//英國退盟，其實不是歐洲成立聯盟的基本概念不好或者退盟派的宣傳太卑鄙太有效而人民太蠢所導致的，也不是左翼人士說的全球化有問題、低下階層對跨國公司榨取利益導致99%與1%之爭反彈引起的。究其原因，其實就是「過猶不及」闖的禍。一國之內，過分的階層之間的利益再分配，無論怎樣崇高堂皇，終歸要失敗，像共產主義那樣屢試不爽；那何況是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

孔誥烽 - 一國一制好

2016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港獨議題被炒熱，激進派和建制派都在大範圍談論，蔚為奇觀。

當年民主派在「0371」大遊行之後爭取「07/08雙普選」，北京即指摘這是「要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港獨帽子一出，民主派好學生便被嚇到臉青口唇白，紛紛剖白自己的愛國心。到了今天北京再拋出港獨帽子，被扣帽子的激進年輕人竟表示感到榮幸。建制派恐嚇說談一下港獨都觸犯叛亂罪，不知從哪裏爆出來的香港民族黨，竟呼籲當局「從速拘控」，說他們將「奉陪到底，為促成憲政危機略盡綿力」。知名網民中出羊子，則揚言要到警署為自己的港獨言論自綁自首。結果當局至今還未拉人，令不少「花生友」感到失望。

港獨思潮為何難成主流

親建制的香港研究協會最近進行調查，隨機訪問了1000多名18歲或以上香港人，發現支持港獨的竟有14%。這當然不是多數。但港獨一直是禁忌，現在有相等於100多萬人支持，令人震驚。接下來的問題，是這股力量會繼續擴大成為主流嗎？這14%會付諸行動嗎？

建制派說香港經濟高度依賴中國，港獨會帶來災難，所以不會成為氣候。但在當下全球化相互依賴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自給自足。瑞士、盧森堡、新加坡等小國的對外依存度，絕對不下於香港。這個「經濟不自足無法獨立」論，十分牽強。

其實真正讓港獨難成主流的瓶頸，是港獨將為香港的軍事防務處境帶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難以發生，就算發生也會受到很多香港人抗拒。

亞洲的獨立小國如南韓、新加坡和泰國，均實行強制兵役，並配以美國因為其地緣政治重要性與歷史因素而提供的可靠軍事保護。台灣在中華民國框架下，一早已建立了強制兵役加美軍保護的防務安排，所以台獨運動，在爭取公投修憲完成獨立國家建構時，不用面對防務安排巨變這一心理關口。其獨立意識，也能較易從極端少數發展成主流。

反觀香港，若港獨要從主張發展成具體操作，便一定要面對獨立後將要建立何種防務體制的現實問題。大家一想到強制兵役，恐怕會對港獨產生排斥；要爭取美國提供軍事保護，亦是難度極高。

那麼港獨是不是肯定不可能發生呢？我又不敢說得那麼絕對。港獨要來時便會來，你不想要它也會自己來。當年拉脫維亞、土庫曼、烏茲別克等地脫離蘇聯獨立，其實都不是當地獨立運動爭取的結果。當年蘇共中央一出事，這些地方的蘇共精英便自行宣布獨立，再尋求西方保護。只要時機一到，作為中央鷹犬的共黨地方一把手變身獨立建國之父，絕無難度。以古鑑今，中共如果擔心激進團體搞港獨，倒不如把放在香港的代理人、自己人、「新香港人」看緊一點比較實際。

逆向思維：不想獨立可爭取一國一制

港獨運動難成主流，香港的自治與自由又每况愈下，其實大家不妨解放思想，運用逆向思維，想想若爭取北京乾脆取消一國兩制，實行「一國一制」，會不會對香港人更有利。

2003年以來香港的「一國」慢慢大於「兩制」，已是公認的事實。2012年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集會示威結社自由、法治廉潔加速倒退，高官特權、學界包庇造假貪腐、昂貴馬虎的工程，亦逐漸與大陸看齊。23條再來，也是早晚之事。

現在香港的「兩制」，差不多只剩下對中國權貴精英有利的部分。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上月底的一個財經論壇，便表示不缺錢的中國仍然很需要香港的一國兩制，因為香港要為中國做大事，首要的一件是：

「幫助中國國民財富實現全球配置…… 一些『勇敢的人們』已經開始將資產直接投資海外，但絕大多數中國投資者還暫時沒有能力直接『闖世界』。與此同時，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仍須對資本外流進行管制，我們若能加快發展類似滬港通和深港通這種安全、可控的互聯互通模式，把世界帶到中國門口的香港……中國就會再次通過香港找到開放和繁榮的捷徑。」

李的講話，應該是針對香港對中國整體發展的用處。但我們將香港的這個角色，與巴拿馬文件披露的那些將肉體與財富都搬來香港再跑到外國的「勇敢的人們」放在一起來看，便知道這實際上是什麼一回事。對港人的日常生活來說，這個「兩制」的後果，就是中國權貴及其子女湧來香港炒樓購物讀書工作獲得港人身分在各個領域取代香港人，即所謂的「人口換血」，或是王永平聽到的「中國需要一國兩制的香港，但不需要今天的香港人，想走的悉隨尊便」。

簡言之，「兩制」的好處，主要為中國權貴享用。香港的本土人，不單要面對一國化自由消失的惡果，還要承受「兩制」引來中國熱錢人流的副作用，如經濟泡沫化和存活空間被擠壓。香港人如不願爭取「兩國兩制」，何不趁自己還未被完全換走之時，想辦法讓香港進入「一國一制」？試想像，一旦香港的護照與資金貨物進出管制與大陸看齊，還會有那麼多權貴想移民來成為「新香港人」，將財富都調來香港嗎？還會有那麼多港貨走私嗎？困擾大家多年的港中矛盾，不也就解決了嗎？

爭取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現在香港「兩制」的維持，除了靠北京的政策，還靠美國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在認證香港高度自治的基礎上於國際條約、簽證、進出口管制、金融規管等領域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開來。其他主要國家的對港政策，也是參考美國的做法。在這個體制之下，中國的精英拿到香港人身分或將財富運了來香港，便等於到了外國，通行全球。因此若要爭取「一國一制」，大家向北京爭取也不夠，還要爭取美國政府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將香港與中國大陸一視同仁呢。

當然，上述建議，實屬狂想。但香港人一向最欠想像力，正處在十字路口摸索前路出紅海的香港人，現正最需要想像力。既然權貴們連港獨武裝起義都想像得出來，我們再想像多一些，腦震盪一下，那又如何？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勇武本土派崛起 然後呢？

2016年3月7日

【明報專訊】年初一一場「魚蛋革命」，令本來寂寂無聞、在衝突中被捕的立法會新東補選參選人、本土民主前線的港大學生梁天琦聲名大噪，最終以高票落選，意義非同小可。

激進本土論述的演化

梁的競選綱領，打正港獨旗號，而且明言勇武抗爭無底線。這樣激進的路線，面對保守的香港選民，本應是幾百票也拿不到的。選舉前政府禁止寄梁的宣傳品給選民，所有親泛民的主流媒體，更是鋪天蓋地打出「票投梁天琦便等於投給民建聯周浩鼎」的宣傳。在此劣勢下，一個月前還無人認識的梁，竟然有超過6萬6選民支持，得到15%選票，搞到遍地眼鏡碎和毒硫酸。

香港政治光譜中的激進派力量，自2008年社民連崛起，在政治綱領上其實與傳統泛民分別不大，都是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爭取香港真普選。在抗爭上他們比較進取，但總離不開在鏡頭前「做騷丟路姆西」之類。2011年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真自治、中華聯邦制，到港大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主張公投自決和獨立建國，在論述上已經完全脫離香港泛民的框架。在抗爭手法上陳雲一直提出勇武抗爭，但具體所指是什麼並不清楚。到了2014年佔領旺角時的盾牌攻防，再到年初一的旺角大戰，勇武抗爭才有了實例。

我一直從美國觀察，看到本土思潮已經凝結成一股政治力量，在年輕人和一直不滿老泛民的中老年人中間蔓延，大有重複當年台灣反對運動中本土派擠開左翼統派之勢。但在香港的泛民社運圈精英，卻一直蔑視這個力量。新東補選前夕，提出「雷動計劃」泛民選舉大協調的民主派教授，竟然預測本土派只得幾千票。「長毛」在為公民黨楊岳橋站台時，更是沒有捧楊而只是一味攻擊梁天琦。結果梁天琦贏得佔15%的6萬6000票，已拋離2012年「新東票王」長毛佔10%的4萬8000票。

學界的範式轉移

傳統泛民和社運界的傲慢讓他們無法理解本土勇武派崛起的大潮。這股潮流之強勁，其實在早前媒體較少注意的各大學退聯公投和中大學生會選舉，已露端倪。2014年的佔領運動時，傾向勇武抗爭，深受城邦論、民族論影響的年輕人，在旺角發展了佔領區，建教堂、蓋關帝廟，屢次以盾牌頭盔抵擋黑幫警察的進擊。部分本土勇武派，則多次嘗試攻佔龍和道。他們對於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與泛民多次嘗試解散旺角佔領區和拖勇武抗爭者後腿，呼籲大家不要去龍和道和旺角，感到強烈不滿。

佔領期間的這些本土勇武派，不少是大學生。他們認為學聯在佔領期間的表現，不是一時失職，而是學聯長期深受大中華思想影響，時刻害怕激怒中共、迂腐固守「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教條等更深層問題的體現。他們覺得學聯高高在上不察前線抗爭同學取向，一味想通過「大台」自上而下地指揮，乃是學聯在「火紅年代」形成時抄襲中共的列寧先鋒黨組織形態的結果。

各大學的退聯派，在2015年紛紛組織退聯組，推動所在院校通過學生公投退出學聯。這些在大學學生會系統外的自發學生，被不少傳統學運「老鬼」譏笑為不懂大局亂搞，或抹黑他們受中共指使破壞學運。一位前中大學生會和學聯著名高幹，甚至公然侮辱退聯同學是「垃×圾」。結果港大同學首先成功舉辦和通過退聯公投，跟着浸大、理大、城大都相繼通過退出學聯。主導香港學運半個世紀的學聯，就此失去半壁江山。

2016年初，中大學生會選舉打破年年都是一莊憑信任票當選的慣例，出現了兩莊競選之局。當中「煥然」莊的候選會長曾有公民黨背景，另一個「星火」莊的會長，則是新興本土派網媒《輔仁媒體》的作者。「星火」在選舉時打出中大飯堂難食因為傳統左翼學生僵化地抗拒飲食集團，和大學本地生與大陸生資源分配不公等議題。「星火」更有候選莊員在年初一的旺角大衝突中被捕。「星火」莊背離中大學生會的意識形態傳統，很多人最初都認為必輸無疑。農曆年假後投票結束，本土莊竟然以六四之比擊敗對莊。開出來的票箱，幾乎全部都是「星火」壓倒「煥然」。醫學院宿舍的票箱，更見「星火」54對5的大勝。

當論述凝結成實力

傳統社運泛民和學者，一直都譏笑從陳雲《香港城邦論》到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的激進本土論述為怪誕空想，斷定這些論述只能吸引在網上發泄的「廢青毒男」（他們明顯是沒有把眾多本土派才女放在眼內）。早前有台灣著名學者在學術會議表達對《香港民族論》的同情理解，更被香港同行圍攻批評。

退聯運動的成功和中大學生會本土莊大勝，以實實在在的選票顯示，不同流派的本土論述，已經成為年輕人中間的主流意識。港大和中大學生會會長，加上即將組黨的學民思潮，更先後表示認同港獨選項。這些學界新發展，其範式轉移的意義，不下於當年學運國粹派倒台。

學界的巨變只是前奏。無論你喜不喜歡，勇武本土意識，已經進一步物質化成橫飛的磚頭，更吸收到可能足以在9月立法會選舉一區取得1到2席的15%選票。或許你認為15%只是少數。但歷史的變局，往往就是由充滿能量的少數帶動。1789年法國無懼給路易十六鎮壓藉口、支持攻打巴士底監獄的民眾，恐怕不到10%。當年民進黨剛起時，不怕激怒國民黨、不理對岸中共最高興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也只有20%左右。

已經崛起的本土力量，將會把香港帶到更好的時代，抑或是更壞的時代？我不知道，只知道航向未知，總比步入確定的死亡吸引。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中國盛衰與美元周期

2016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新年伊始，中國經濟噩耗不斷，中國股市兩度跌愈7%觸發熔斷機制全日停市。離岸在岸人民幣更是跌不停。去年8月人民幣貶值之後，中國官方說是一次過貶值，9月習近平訪美時在與奧巴馬的聯合記者會中，說「長期而言，不存在人民幣貶值的基礎」。但言猶在耳，人民幣在去年年底開始再大舉貶值，跌勢比8月更兇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去年7月在《紐約時報》題為〈沒穿衣的皇帝〉的專欄文章稱，中國金融波動最致命的，不是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是有關部門「暴力救市」藥石亂投，折損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公信力。如果說7月的暴力救市是折損公信力，那麼最高領導人說不會貶值又大貶，最近熔斷機制啓動幾天又取消，說禁止國企高層減持命令將鬆綁又不鬆綁，就簡直是摧毁公信力了。

順風順水 財金官員人人變天才

多年來中國經濟在高增長時期，中共管理經濟的公信力一直增加。西方出版講中國財經官僚多厲害多高瞻遠矚觀點千篇一律的專書，比食譜還多。在這個「東方賢人」幻影下，中國政府推出任何經濟政策，很多論者閉着眼也能稱讚是天才絕頂極有遠見的謀略。

但你再看深一層，便知道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到2010年的高速增長，其實並非因為中共發明了什麼絕頂聰明的新經濟模式，而是由美國在「911」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下大量苦無出路的過剩資本流向中國帶動。2001年起外資進入中國和中國出口業的興旺帶來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在不斷增加的外儲支持下，中國政府便可安心大印人民幣刺激經濟，讓地方政府與國企不斷借款蓋鋼廠、興煤礦、鋪公路、造高鐵、建高樓。全球過剩資本流入中國有如天降橫財；中國財金官員，不論有無能力，都頓時成了能點石成金的天才，人人都是「神童輝」。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風暴，美國聯儲局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印美元救經濟，西方金融大行為了挽留恐懼資產市場的客人，便與財經媒體和學院經濟學家吹起「中國經濟奇蹟無敵無限」的口水泡，推出各種中國概念金融產品吸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的游資大增，中共便跟着加大力度放水刺激經濟。水源不斷，放出來的水被用來蓋已經過剩的鋼廠、一完工便因為安全問題被迫大降速的「高」鐵、沒有人住的鬼城，甚至滲了一些出去成為無數的澳門賭場泥碼和大媽的LV袋，也無所謂了。

鴻運當頭，加上西方白人別有用心的吹捧奉承，多沒能力的庸碌官僚，看起來都像天才。在這順風順水的環境下，一個「吹牛——資本流入——高增長——吹牛」的良性循環便成形。

經濟轉勢 庸碌原形畢露

但國有三衰六旺，好運也有盡頭時。2012年之後美國經濟復蘇，美國結束量化寬鬆進入加息周期的預期出現，美元也開始轉強。同一時間中國因為長期實行國有銀行放債推動建設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與國企均負債纍纍，開始引起國際市場關注。但放水放上了癮，便很難一時改變。去年中國經濟的整體債務，仍以超過13%的速度增長。同時工資上漲、基建飽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引起實體經濟增長放緩，就算我們相信官方數據沒有水分，7%的GDP增長，也遠低於債務增長。結果就是整體負債佔國民經濟比例大增，現在已經超過250%。根據外國經驗，這樣規模和高速增長的負債佔經濟比例，只可能有兩種結果：不是企業大規模倒閉撇帳危及銀行體系，便是政府不顧一切用財政資源挽救企業，令政府陷入財政困難和相關企業成為勉強生存毫無活力的喪屍。

中國經濟減速、美元美息回升，導致國際過剩資本流入中國造就繁榮的循環逆轉，中國國內的資本，產生離開中國轉投美元資產的衝動。資本出走，乃是近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的底蘊。如果我們再看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便會驚覺中國外儲在2014年夏天到達4萬億美元的頂峰後便一直下降，到2015年12月底，已經累計減少了17%。這顯示北京一直在燒外儲來挺人幣。若沒有犧牲外儲，人幣便下跌得更厲害。這個趨勢持續，中共遲早會陷入兩難：如放手讓人幣自由下滑，演變成雪崩式貶值，近年累積了大量美元外債的國企將會破產；如繼續干預挺幣值，外匯儲備便會加速蒸發，到蒸乾的一天來臨，更大的經濟災難便無可避免。中國巨大外儲，令中國能在國際社會財大氣粗，讓全世界都進入「不是中國照顧便早完蛋」的可憐狀態。但若外儲一旦消散，中國便打回原形，「底氣」、「軟實力」、「話語權」都不要再說了。

一個「信心潰散——撤資——經濟下滑——信心潰散」的下行循環，於焉形成。面對這個惡浪，本來看來多英明的神童，都很容易變成狂躁失控的怪人。

發展中國家的捧殺周期

這個周期轉換，用中共的語言來說，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這乃是更長時段美元周期的一部分，之前也有不少前車之鑑。1970年代美元下滑，美元資金向世界流竄，變成流進拉美等地的低息貸款，推動拉美發展的黃金10年。1979年開始美元在聯儲局激烈加息下重回升軌，資金回流美國，拉美等地便由盛轉衰，陷入債務危機。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下滑，美元資本又流到墨西哥、日本、東亞等地，吹起了這些地方的資產泡沫，到1994年華府重回強美元政策，資金又回流美國，引發1994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和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起格林斯潘轉向貨幣寬鬆令美元長期貶值，資金便開始大規模流向中國。2012年後美息、美元準備轉向，大有歷史又再重演的勢頭（見圖）。

回顧先例，被這個美元周期捧完又殺的經濟體，有的一沉不起，有的強勢復元。中國在過去15年被推捧到高崖，現在開始下墮，最後結果會怎樣？這就要看中國在盛世時累積了什麼樣的業了。

延伸閱讀：

Ho-fung Hung（2015）.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vestment: Dollar disruption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4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沒有中國照顧 美國過得更好

熱血時報   2015年11月4日

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美債最大持有國。之後很多中國與美國的評論員都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主，一旦中國拋售美債，便會引致美國利率飆升、政府赤字無法填補，到時美國便真的完蛋了。這是很多強國憤青近年覺得中國已成世界霸主，在外可以橫行無忌的一個源頭。

但是中國今年開始大規模拋售美債，挽救人民幣幣值。很多遇到幣值貶值壓力的新興國家如俄羅斯和巴西，也被迫拋售美債，但美國並無隨着完蛋。相反，美國經濟繼續復蘇，美國利息繼續低行。最諷刺的是世界市場對美債的整體需求不降反升，十分強勁，美債價格一直上漲，令十三億人都震驚了。事實勝於雄辯：美國不靠中國買美債，2008年之後出現的美國依賴中國論，實屬空談。

之前10年中國大舉買美債，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而不是相反。2008年後，不少人預計中國會失去對美元的信心，早晚會拋售美債。2009年底，美國財政局錄得中國減持美債，引起金融市場揣測中國開始放棄美債，一時出現小恐慌。當時英國《衛報》訪問我，我說中國一日未改變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一日不會減持美債，大家不用擔心。報道刊出後，有覺得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隨時拖垮美元霸權的朋友，私下抱怨我為何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威力。

但幾個月後，美國財政局調查顯示，中國其實從未減持美債，只是將部分原本直接從美國購入的美債，轉為通過倫敦金融機構代為購入。如將後者計算在內，中國所持美債，其實有增無減。接着幾年的發展，繼續證明我的預測正確：中國所持美債，從2008年9月的6,182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7月的12,770億美元，增長超過一倍。同一時期中國官員不斷向美國官員擺出大款霸氣，常常威脅要減持美債，其實只是誤導不明狀況者的煙幕。

中國一直增持美債，不是因為中國要無私地幫助美國，而是因為中國對美債的毒癮太深，難以自拔。在中國出口導向工業下，美國與歐洲是中國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與歐美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區的貿易，均錄得不斷擴大的逆差。中國由亞洲、非洲、中東、南美、澳洲輸入的原材料、機械產品和電子零件，價值遠超過中國向它們出口的成品。中國出口到美國，當然賺美元。由於中國始終不信歐元，所以它對歐洲的出口，結帳也是主要用美元的。

中國對歐美的巨大順差讓巨額美元流進中國人民銀行手裏，中國人行除了將這些美元投資在流動性龐大和相對穩定的美債市場之外，實在沒有多少其他選擇。中國一直說要將人民幣國際化，減少以美元結算出口。但這在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之前，都難有多大進展。

很多分析師不理解中國的美債毒癮有多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便開始預測美國經濟的失衡和泡沫化會導致中國減持美債，令美元利息飆升。但就算在美國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中國仍繼續增購美債，變相幫助美國維持低利率，致使相信這些預測的投機者蒙受嚴重損失。

例如經濟學家 Lawrence Summers 就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期，哈佛大學基金便通過對沖操作豪賭利率將會飆升。但金融危機後利率不升反降，最終迫哈佛在2009年底以十億美元的慘痛損失離場。校內不少建設中的項目，也因此被迫中途停工。這個將哈佛身家敗走一大截的指控，在 Summers 仍在競逐聯儲局主席時，再度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

美國聯儲局在2008年後的持續量寬，令它終於追上中國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至2013年2月，聯儲局的未到期美債佔有率，已達百分之15，中國則是緊追其後，佔百分之12。現在中國遇上資金外逃，出口下滑，人民幣貶值壓力嚴重，人民銀行只好變賣手上美元資產「托人仔」。但這兩年新興經濟滑坡，美元上升，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投資者紛紛跑到美債市場避險，美債需求大增。中國會不會繼續買美債、會不會拋售美債，已經無關宏旨。

（原文刊於第三十五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10月31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熱血時報網站連結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11-04-2015/26655

周日話題：從革新論看香港前途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香港革新論》出版後，身邊很多朋友大惑不解，有人疑惑方志恒為何會變了本土派、有人慨嘆方志恒不再溫和變得激進、有人甚至猜測方志恒要組黨云云。

其實我和一班朋友在「8‧31人大決定」後組織讀書會，經一年時間醞釀後寫成《香港革新論》一書，只為嘗試解答一個問題：在後政改時代，如果我們不願意投降、如果我們不希望移民、如果我們不甘於沉默，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從佔領運動到否決政改，民主運動陷入前所未見的「論述真空」，一方面是舊有民主論述幾近崩潰（溫和溝通路線固然被「8‧31人大決定」壓垮，激進抗爭路線也因佔領運動未見成效而泄氣），另一方面則是本土意識全面抬頭（令民主派傳統的中國想像和港陸關係論述備受挑戰），主流泛民（不論政黨還是社運組織）在雙重衝擊下，日漸失去帶領群眾的政治論述力、願景和氣魄。我們在書中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作為民主運動的短、中和長期綱領，目的正是要拋磚引玉、嘗試回應當前的「論述真空」。

承蒙〈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的不棄，提供寶貴版位刊登《香港革新論》書評，我於是碌爆人情卡，找來了多位來自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名家友好撰文。而我找各位友好寫書評時，特別囑咐毋須客氣盡情批判，目的是希望以《香港革新論》為引子，刺激大家思考和討論香港前途。只有讓更多不同的觀點互相碰撞激蕩，香港人才能盡快走出「論述真空」，重新團結起來「為香港前途而戰」。——文、策劃__方志恒（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革新論》與香港主權論述爭議 ／文__孔誥烽

方志恒博士是現今香港研究領域中最傑出的年輕學者。他有關香港政商勾結的論文，早成經典。現在方博士聯合多位溫和泛民背景的年輕人共同出版《香港革新論》，看來是要建立一個溫和的本土論述。如果戰鬥格的陳雲「城邦論」與港大學苑的「民族論」是重口味的深焙咖啡，那麼與人為善的《革新論》便算是為大家提供一個淺焙口味新選擇的嘗試。

香港本土論述多樣化，可喜可賀。《革新論》提出的香港遠景，有的創新（如重新連接南洋世界、港式雙首長制）、有的來自其他論者（如2047年後的永續自治），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希望各路本土派和傳統泛民能重視和積極回應《革新論》，一同深化論述。

主權論述問題

深化論述，必須要坦誠的辯論。《革新論》十分謙厚，沒有正面批判各種香港論述。但現在很多有關香港前途的爭議，是革新論者們今後怎避也避不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爭論，便是方興未艾的香港主權論述問題。

《革新論》否定北京的天朝主義，要確保香港的永續自治，不會有人反對。但北京的天朝主義，不只是某派京官的隨機強硬措辭與手法，背後還有一套完整的法學理論。這套理論，具體體現在學者強世功著《中國香港》一書和他參與草擬、北京在2014年6月推出的香港白皮書之中。

強的香港論應用了不少納粹法學家斯密特（Carl Schmitt）的法西斯主權概念。這種觀點認為一國兩制的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香港的自治乃北京單方面的恩賜。北京對港主權，不限形式上的擁有，還包括對港的絕對控制和香港人的絕對效忠。中共直接操弄香港的各個領域、推行洗腦教育、時刻進行敵我鬥爭，乃是天經地義。

「主體」向法理本體提升

泛民長期被困於大中國意識之中，對於中共香港主權論述的法西斯化，毫無招架之力，除懇切呼籲中共尊重高度自治承諾之外，也無別的姿態了。近年有學者在自由主義和現實政治的框架下探索另途的香港主權論述，例如沈旭暉提出香港在中國主權下享有「次主權」論、陳雲提出香港享有「實然主權」論、《民族論》作者與練乙錚等提出的香港自決權問題，都有意無意地為雨傘革命前後的「重訂基本法」主張和「延續一國兩制到2047年之後」主張提供理論基礎，讓「香港主體」從虛浮的價值觀念向實在的法理本體提升。

這些有關香港主權的論述，對中共來說有如洪水猛獸，在宗主腳下顫顫驚驚的暮年泛民，當然不敢去碰。但《革新論》的年輕人在後續討論中，將避不開這個問題。他們怎樣回應有關爭議，將決定《革新論》在芸芸本土論述之中，終會是一杯香醇醒神的淺焙咖啡，抑或是一杯去掉了咖啡因的咖啡。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 ／文__梁繼平

去年八月，中共人大公布「八三一框架」，令舊世代抱持具大一統民族主義、期望與北京進行良性互動的「民主回歸」夢正式告吹。然而，雨傘運動未能如港人所願帶來普選，香港民主運動似乎隨即失去方向、目標與行動綱領。此時，方博士與一眾年輕學人及政界人士所編寫的《香港革新論》，正好為處於重整階段的公民社會帶來新一波的思辯。

《革新論》期望突破「民主回歸論」及「獨立建國論」兩種想像，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之綱領。筆者在此不詳述書中內容及其對2047年第二次前途談判的看法，集中分析《革新論》能對香港民主運動短期內帶來的啟示。

「普世價值vs.本土利益」

首先，此書吸納並重整近年興起的本土思潮，論證香港人以「在地核心價值」互相維繫、培養出「主體意識」，具有「自治共同體」的政治地位。此書一方面擺脫了部分本土論述中的原生論或排外色彩，另一方面則嘗試排解與社運左翼有關「普世價值vs.本土利益」的多年爭論，此兩舉均令大眾更易掌握到本土論述中高舉獨特公民價值的面向。筆者認為，在新一波民主運動下的參政及議政團，可積極吸收當中的溫和本土論述，將之融入自己的政治宣傳及議會修辭（parliamentary rhetoric），並轉化成實質的政策倡議，加速本土意識的傳播及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

另外，此書提出「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民間自治與民主運動的想像，激發不同領域的公民建立群眾組織及聯合陣線，在各類專業界別及地區層面對抗政權的政治操控。另外，作者更建議公民透過「群眾集資」或「群體外包」等創新方式促成社區行動。筆者認為這非因香港難以在短期內落實體制民主化，我們就消極地將群眾視線轉移至社區；反因我們了解到國家的主權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分散、多層次、甚至是可轉化的」，此才令公民有機會在不同層面去反制國家的權力延伸，創造自我管治的可能。筆者亦認為，由於未來兩三年內香港難以再爆發大型的街頭運動，公民應把握這段時間去組織群眾、建立網絡及宣傳理念，有助培養日後的動員基礎。

發揮「以小制大」的策略

最後，此書強調了香港需具備區域視野，發揮「以小制大」的策略。書中提及的第一種區域視野，是保持香港作為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之比較優勢，積極配合如「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策略，但香港如何能像新加坡或瑞士一樣，在國際關係上左右逢源，則是未知之數。第二種的區域視野，則是與台灣、馬來、新加坡及澳門等地區聯合的華南視野，除了書中提及透過影視輸出香港文化之外，筆者認為香港可更積極與華南地區的公民社會進行交流，建立抵抗威權中國的跨境公民網絡，例如筆者日前到訪同受「中國因素」影響的台灣時，發現台灣社會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深感興趣，而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或對中國「以商制政」的研究，又可以豐富香港公民社會的知識。

作為《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的筆者，深信社會需要出現激進論述，例如敢於直接挑戰中國官方民族主義、提倡公投自決的「香港民族主義」，以顛覆傳統的政治秩序、擴闊論述光譜並增加弱勢一方的談判籌碼。但筆者同時認為，部分較溫和的主張亦有其策略性意義，有助爭取更廣泛群眾的支持，及增加談判桌上另一方去讓步的誘因，而《香港革新論》則是在溫和論述中，值得香港人留意和討論的作品。

■由自覺自主走向自決自治 ／文__戴耀廷

方志恒與一眾年輕學者在「8．31決定」之後，告別以前的「溫和」路線，痛定思痛，反思自省，最近提出了一套新的論述，為香港前途嘗試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他們用「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12字來作為他們這套新論述的綱領。

也是在《白皮書》、「8．31決定」及「6．18立會否決政改方案」後，我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同樣進行了一次深度的思考，以另一條進路，就是國際法下香港人民享有自決權去實行自治，得出與他們相近的方向及策略。當中或有不盡相同，但應能互相補足。我也用8個字來總結我的想法：「自覺、自主、自決、自治」。

自覺

「自覺」就是香港人覺醒大家是同屬一個有別於其他人的群體，分享着相同的歷史傳統，使用共通的語言，擁抱共同的文化價值及意識。所構成的一種只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令我們對這群體產生了獨有及強烈的身分認同。我們自覺大家同屬一個可以稱為「香港人民」的群體。這就是方志恒他們所說的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但從「香港人民」構成的歷史看，構成的最主要元素並非一些以與生俱來特質如種族或膚色，而是一套在香港社會經過多年形成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這想法與方志恒他們提出以「公民價值論」來建構香港人的「主體性」，是異典同工。因為居住在香港這地域上，無論他的種族、出生地、方言是什麼，只要願意分享那相同的歷史傳統，學習那共通的語言，及擁抱那共同的文化價值及意識，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成為這「香港人民」的成員，因此這身分認同是開放的。

自主

「自主」是指「香港人民」有了「自覺」後，還要有堅定的決心，以持續的行動在香港社會內鞏固、開拓及建構「香港人民」的意識。這些行動包括成立非官方的平衡管治機制（如民間商討、社會約章、民間全民投票、社區公民參與等）。這些行動一方面能強化「香港人民」的意識，另一方面可建立起「香港人民」的自治能力。這與方志恒他們所說的「革新保港」、「民間自治」和「在地抗爭」不謀而合。

自決

有了「自覺」和「自主」為基礎，「自決」就是要爭取國際社會承認「香港人民」具備享有國際法下「人民自決權」的資格。自決權有外部及內部兩方面。外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決定自己與其他人類群體的外部關係，內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如何做出這決定。

自決權也有兩個特點。首先，自決權是一項群體的權利，所以涉及群體未來的政治地位的決定（外部自決權），要由群體的所有成員透過一套民主的程序（如公投）來共同作出。另外，自決權是一項持續的權利，因此在選擇了什麼政治地位後，仍需要有民主的程序讓「人民」的所有成員，平等地參與決定如何發展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內部自決權）。這是自決權與民主管治的關係。

而國際法近年的發展，大部分「人民」在行使外部自決權時，都不是選擇成為獨立的國家，而是在一個與他們有關連的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這是因為地域自治較能同時平衡主權維護國領土完整，和讓「人民」能在最大程度上維持其獨特的身分認同的需要。一項新的權利也因而在國際法中逐漸形成中，就是自治的權利。

自治

「自治」就是「香港人民」在行使外部自決權時，可以決定成為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自治地區。但這按國際標準而設定的自治，與《白皮書》下的自治存在根本的分別，就是什麼才是自治權的源頭。按自決權和自治的權利而擁有的自治，是「香港人民」因其「自覺」、「自主」和「自決」而固有的權利，並非如《白皮書》上所說是由中央政府賦予才可以享有。

現有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只要能確認及體現得到「香港人民」真正的自治權利，尤其是「香港人民」的內部自決權（民主管治）能實際實踐得到，那也不需要再演繹或修改。但若「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際操作未能真正尊重「香港人民」的自治權利，那麼就必須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香港人民」與中國政府重新談判，建立一個能真正尊重「香港人民」自治權利的自治體制。

方志恒及一眾年輕學者以更長遠的目光去準備香港面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提出重新制訂一個能充分體現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新憲法，並透過全民投票機制，來給予新憲法正當性，以「永續自治」。上述有關「香港人民」的自決權及自治的權利的論述，我相信能為他們提供另一理論基礎。

在「後雨傘時代」，我們需要新的思維去引領「自覺、自主」的「香港人民」走一條「自決、自治」的路。方志恒及一眾年輕學者，正正在最適當的時候，為香港注入一套能開闢出一條新道路的新論述。

■仍需把中港互動放上議程 ／文__呂大樂

「後佔領運動」的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政治悶局的狀態：行動遠遠超前於思想的準備，而當前者未能帶來預期的效果時，由組織者到參與者均不知如何面對後續的問題。繼續高呼「莫忘初衷」是可以的，可是如何將此轉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這卻是令他們頭痛的問題。將整場運動理解為一次「人民覺醒」（因此未有取得具體的政治成果也沒有什麼所謂）亦未嘗不可，不過日後怎樣將思想上的覺醒轉化為政治及社會訴求，這並不容易處理。在目前這個「後佔領運動」的處境裏，跟很多社會運動的經驗一樣，激情過後，仍舊需要回到思考「怎麼辦？」的老問題。

《香港革新論》一書的二十四位年青作者，認真的進行反思，大膽拋出了二十二個課題（包括全書綱領和後記）供關心香港政治的讀者探討，如何在這個悶局之中尋找「革新保港，民主自治」的新的出路，這需要智慧的同時，亦需要勇氣。而他們要處理的（儘管並未有很清楚和直接的表明），是兩個大問題——何謂香港的主體？怎樣具體地操作這個主體的概念？坦白說，《香港革新論》一書並未有全面地回答上述兩大問題（而我們作為讀者或者也不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之大，實非一兩本書的篇幅之內可以全面處理的。但能夠將問題提出來，已經相當不簡單了。

未見深入討論面對北京之策

這二十四位作者的意見與分析，並非完全一致。但當中一個共通的問題是，對於如何在現實政治中面對北京，並未有深入的討論（袁彌昌和房吉祥的兩篇是例外）。我不認為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任何探討香港前景的討論，很難想像可以不將中港互動這個題目放到最為中心的位置。在迴避了中港互動這個重要因素的情况下，一切關於香港主體、自主、自治（意思應該是高度自主的自行治理）的討論，都變得只是一種主觀期望，而不是在思考很實在的、可以具體操作的政治運作模式。

主體自治議題 討論勢遇阻撓

這就是說，談香港主體性——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方面——很難抽離於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背景。這不是一個個人喜歡與否，又或者單純是民族主義與否的問題，而是兩者實實在在的存在各方面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已不再只是雙方心照不宣的共識，而是正式的中央政府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單方面假設對方會「適可而止」、為了大家之間長遠和諧的關係而「留有餘地」，明顯地是一廂情願，甚至是脫離現實。今天，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太願意正視如何跟內地相處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的主觀喜惡而自動消失。而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裏，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只會愈來愈大。我所指的中國因素跟國家的國際地位、經濟影響力沒有直接關係；九七回歸之後，整個生態環境已起了變化。中港兩地往來早已由以前單邊傾斜變為雙向流動，香港需要重新認識來自內地的規模效應。至於香港社會內部亦發生了轉變。抗衡反對派的團體、行動愈來愈有組織化的趨勢，除了受到物質激勵的刺激外，這還真的可以發展為一門取得和鞏固利益的事業。由於利益格局起了變化，一定會有更多人投身其中。所以，就算不主動出擊，但求「革新保港」，對手也會找上門來，不會讓主體、自治等題目可以隨隨便便的在社會上討論。這並不是我會想見到的情况，但中港互動必然出現。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中港互動呢？這是一個難題。香港整個社會從回歸之前到今天對此仍欠一套完整的論述，而要求作者們立即對此有一套看法，可能是有點兒不公平。但可以想像，到他們再深入討論之時，不能避免要將這個問題放上議程，並且要把它視為最核心的課題，而不可左右而言他，輕輕帶過便算。——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編輯/方曉盈、蔡曉彤、孫志超

孔誥烽 - 南海一旦開戰 誰最高興？

2015年6月8日

【明報專訊】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海域大規模填海造島、美軍又在造島工程附近頻繁偵測，引發南海局勢緊張。有人甚至說美中很可能會為此開戰。

美國讓香港在香港政策法下於簽證、貿易、金融等領域享有比中國大陸優惠的待遇，除了靠美國國務院定期考核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另外一個條件，便是美國海軍艦艇能時常進入香港停靠補給。如果美中在南海爆發戰爭，香港絕對難以置身事外。一旦開戰，香港人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能保持中立嗎？到時若有以左翼進步人士面貌出現的中共人員動員大家到美國領事館外示威，香港人要響應嗎？

美國害怕與中國衝突嗎？

這些問題很難有速成答案。但美中開戰的機會，到底有多大？

中國不少官方知識分子，現在都相信美國是一個沒落中的強權，美國企業都依靠中國貿易。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想法更見主導。不少人認為中國已可以擺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原則，在亞太事務上更進取地挑戰美國，確立中國的亞洲霸主地位。

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國學術、政策討論欠自由的環境下，這種能令領導和人民感覺良好的觀點在回音谷中自我共鳴，成為唯一的主流意見。北京今天大概相信，中國在南海大規模造島，美國及其亞洲盟國一定會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確立「有效管理」，假以時日，那些地區便自然成為無爭議的中國領海了。

但美國真的會礙於經濟利益不敢與中國硬碰嗎？中國自1972年起，一直在亞太地緣政治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等方面，扮演美國好幫手的角色。1970年代中國幫助在越南失利的美國壓制蘇聯勢力在亞洲擴張。1980年代以後，中國開放和釋放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出口加工區，令美國企業通過工序外移激烈降低成本成為可能。

美國依賴中國，但中共也十分依賴美國。1990年代其實是中共存亡的一個分水嶺。在1989年和蘇聯、東歐共產黨倒台之後，西方不少人認為要對中國經濟圍堵；中共在圍堵下倒台後，美國的財團便可以長驅直進。中共當時十分慌張，於是便主動進行更激烈的自由市場改革，歡迎美資長驅直進，換取美國撤除封殺。這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深化改革的背景。

中共保命與華府傾中的1990年代

克林頓上台後回應中國的激烈改革，提出「Engage China」的政策：主張只要與中國多做生意，便能為中國帶來政治改變。當時的江澤民政府，開始邀請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參與國企改革，讓它們將大國企煎皮拆骨，帶去紐約、香港等地上市，從中漁利。美國的寡頭金融資本在中國如魚得水，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傾中政策的經濟基石。

中共通過靠攏華爾街保命的思路，在朱鎔基1993年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表露無遺。當時中國正經歷過熱、貿赤和財赤惡化的三重經濟危機。朱在安撫參與會議的全國各地領導人時說：

「美國很多大公司的董事長從去年以來都訪問過中國。美國一個很大的投資銀行，叫摩根士丹利，要把60%的資金投入亞洲，特別是投入中國，這對推動香港股市起了很大作用。我現在講這些，是要說明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朱鎔基講話實錄》，I， 384頁）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亦是從1990年代中開始。北京在1994進行一次過的人民幣貶值改革，加上一系列的補貼出口業政策，中國便完全嵌進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國用其不斷膨脹的貿易盈餘投資美債，令美元成為支持人民幣供應高速增長的本位幣。這乃是中國銀行體系在過去20年不斷放水「谷」經濟，人民幣也不會像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一樣面對崩盤危機的底蘊。

中共得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而得以保住政權，而美國企業則分享到巨大的中國崛起紅利。在這個美中共生關係之中，中共高幹將財產家人轉移到美國，美國財團高薪聘請太子黨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入場券，一直是公開的秘密。

中國奇蹟終結 華府對中政策逆轉

這個共生關係，在過去5年出現急速變化。美資在中國日益受到羽翼漸豐的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擠壓，再加上工資猛漲，令它們在中國投資的效益下降。去年《經濟學人》在「中國失去魅力」的報道中引用美國通用電氣CEO Jeffrey Immelt說「中國很大，但很困難；其他地方一樣大，但沒那麽困難。」可說是一葉知秋。

2013年之後，美國經濟穩定復蘇、邁向能源自足、美元重回上升軌迹、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同時中國經濟滑坡，以美國為市場的出口工業，於是加速離開中國而在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重建供應鏈。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開始減少。這個經濟變化，正在削弱華府親中派的物質基礎，我在《明報》2013年9月〈美國親華和反華力量逆轉〉一文，早已論及。

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相繼拘捕被指為中國盜取商業和高科技機密的中國教授，美國證監交易委員會又高調調查摩根大通聘請中共太子黨的貪腐指控，更特別針對王岐山，可說是美國對中政策轉向強硬的體現。

美中衝突對美國的經濟成本在下降。而美國自冷戰到反恐時代，都是靠提供安全保護傘向盟友敲詐經濟利益。若美國任由其亞洲新舊朋友如越南和菲律賓被中國擠壓而坐視不理，亞洲各國難免會對美國失去信心，愈走愈遠，甚至影響到「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的談判。到時美國的經濟利益損失，將會更大。

在軍事層面，中國1949年後的歷次邊界戰爭，都是依賴人海戰術的陸地戰，解放軍的海上作戰經驗十分缺乏。去年中國在西沙設鑽油台，在遇到越南大規模反中抗議與暴動之後，也無奈將鑽油台撤走。說美國很怕與中國發生衝突，只是夜行吹哨，自欺欺人。中國近年不斷吹噓海上軍力提升，如果華府有人很樂於通過實戰來測試一下中國的海戰實力，反而毫不出奇。

中國當下在各個領域，都是鷹派當道。北京繼續在南海擺出強硬姿態，最後與愈來愈不怕與中國衝突的美國擦槍走火，似乎是十分可能的發展。對於這個可能的變局，香港將要如何應對，香港人可是沒有怠於思考的本錢。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孔誥烽 - 中共是最大的自決派

2015年2月2日

【明報專訊】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拋棄了英國人講政策、做實事的傳統，改以毛主席在中共黨大會作政治報告的風格，挑動意識形態爭論，批判港大《學苑》「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鼓吹港獨。事後梁愛詩說「香港從無主權所以不存在自決」。馮煒光則建議民主派議員多讀歷史。左派報章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在此意識形態爭論的大風大浪之中，或者我們也應該響應建制派的呼籲，多學習黨和國家的歷史，多了解國情。我在去年6月於《明報》這個欄目的文章，指出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和實行聯邦制，乃是列寧國家建設理論的支柱。那麼當年事事以俄為師的中共，到底是怎樣看「自決」的呢？

中共曾支持少數民族獨立建國

只要你看看中共的歷史文獻，便會發現當年中共在很長時間都在追隨蘇聯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1924年，蒙古的革命黨在蘇聯支持下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脫離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和各地軍閥，均不予承認，唯獨剛成立的中共視蒙古獨立建國為少數民族行使民族分離自決權的範例。1928年於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更正式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

後來中共在井岡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在1934年的憲法大綱，便有「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的著名條文。

中共支持分離自決權，不止於講的層次，還以真槍實彈幫助少數民族獨立建國。例如紅軍在長征期間，便曾鼓動今為四川甘孜藏區的進步政教精英組織軍隊和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國（波巴即「藏人」的意思）。

1936年，在五世格達活佛領導下舉行的波巴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宣言，便明確表示：

千餘年前，我們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加普帝國……這個帝國獨立300多年，卒被中國漢族皇帝千謀百計的征服了……（漢族）毁我們的神教，佔我們的田地，搶我們的財產，挖我們的金礦，姦污我們的婦女……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忍受就是滅亡！大會認為：要想永遠解除這些痛苦，只有全體波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來獨立，只有永遠脫離蔣介石漢官、軍閥及一切侵略者的統治而自由而獨立。我們的旗幟是「波巴獨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興番滅蔣」！

到了今天，格達活佛仍為中共敬仰。現在甘孜便有一座「朱德總司令與五世格達活佛紀念館」，裏面有一座由江澤民題字的朱德與格達活佛促膝長談的銅像。

一建政便變臉

中共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到1949年建政前夕都沒有改變。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原文中，便表明「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有關段落在1949年之後的版本被刪走）。最近有中共黨史專家更發現，在1948年底到1949年8月中由周恩來主導草擬，毛澤東批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前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多個草案，均保留了「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治自決權」和中國行自由聯邦制的條款。

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後，中共對少數民族自決權的立場，便忽然出現180度的轉變。中共中央在1949年10月5日發給第二野戰前委的一份電報，即指示不要再提民族自決權：

「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强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曾强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强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强調，中華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團結……」

這不能說得再白了：當初提出少數民族自決權，就是要騙少數民族支持中共推翻國民黨，現在目的已達，還不走數？

民族問題框架下的香港問題

那麼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跟香港有何關係？雖然香港人口大多是漢族華人，但中共其實一直都將香港問題放在民族問題的框架之中思考。大陸出版有關民族問題的入門書、教科書，很多都包括港澳台問題的章節。1981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在解釋何為「一國兩制」時，便曾明言這源自1951至59年中共在與達賴喇嘛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的西藏政策：

可以研究一下我們對西藏的解決辦法。我們對西藏問題，同達賴曾達成協議，我們那時答應達賴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西藏不進行改革。我們是遵守這個諾言的。我們完全按照這樣去做了，一直到1959年達賴自己叛國，逃跑到外國為止。

最近中共的香港白皮書重新解釋一國兩制，說香港的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而是「單一制下」的地方自治，就是要將香港納入「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體系。到底香港的自治要被閹割到什麼程度，中共才會高興？我們只要看看大陸那些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狀况，自然便會心中有數。

人大8‧31決議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曾驚嚇表示，「中央是香港最大民主派」。從中共1949年之前支持少數民族自決獨立的歷史來看，中共原來曾經也是最大的自決派。它在1949年後忽然反對邊地的民族自決權，並非理論上和原則上的反對，而是一種撕毁承諾的行為。如果你再追問，為何堂堂大黨會不守信諾至此？那就真的不要再說了。

參考書目
杜玉芳 〈祖國統一的路徑抉擇——「西藏模式」的形成及影響〉《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1年第2期
陳揚勇〈《共同綱領》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兼談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
唯色〈被利用的格達活佛〉2011年10月5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0/blog-post_05.html）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佔領啓示錄

2014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自從旺角佔領區成功清場之後，整個佔領運動就像泄了氣的氣球。金鐘佔領區的終結，似乎只是時間和何種方式的問題。佔領行將結束，在這個低迷時刻，我們該開始總結這兩個多月的佔領帶來的啓示。

「階段性勝利」論的破產

從9月28日催淚彈激發佔領運動開始，泛民和佔中便一直呼籲大家撤退。不少佔領者都無視甚至嘲笑他們的呼籲。兩個多月來佔領者覺得最煩躁的，應該是勸退者一面呼籲撤出，一面卻不斷散播「人心已經改變」、「其實已經成功了」的阿Q式謊言。例如10月初情勢最緊張時，便有民主派學者說「希望學生明白早前的佔領行動已非常成功，讓大眾關注民主的程度到達史無前例的高峰」，勸大家盡快離開街頭。

從佔領者的角度看，在政府於普選問題上沒有讓步、也沒有人問責下台的情况下撤出，便是失敗。將失敗說成是勝利的精神戰勝法，或者可讓大家感受好些，但長遠來說卻對香港反對運動帶來極大壞影響。

1997年之後從爭取2007/08普選、反高鐵、反東北收地等，社運民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爭取不到要爭取的東西，阻止不到反對的東西，便是失敗。「階段性勝利」論不能將失敗變成成功，卻能令毫無戰績的老鬼以長勝將軍姿態不斷向初生之犢指指點點。近年每次出現新的抗爭事件，總有歷代沒成功爭取過什麼的老運動甚至政黨人物空群而出，佔據大台。情况就像每次有年輕人出來搞新公司，總有一堆以前生意失敗的叔叔嬸嬸來七嘴八舌，甚至接管董事會，向新意念潑冷水，讓新公司繼續用老鬼們試過證明不行的方法經營。反觀台灣，你哪時見過領有真正歷史戰功的野百合老學運或「老黨外」出來對野草莓、反媒體壟斷、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指手劃腳，警告他們不要做這做那？

佔領為何失敗？

他日佔領區被清空時，請大家不要再重複「階段性勝利」的謊言了。勇敢承認失敗，才能帶來認真的檢討。失敗乃成功之母，「階段性勝利」論，卻是不斷失敗之父。

這次佔領運動為何失敗？這個要參與過佔領的人才能解答。「評台」上星期刊出了一篇作者署名「大陸匿名網友」、題為〈雙學too naive，是時候認清現實〉的文章，在不少香港網上討論社群引起極大共鳴。文中提到：

「從9‧28到催淚彈引發20萬人上街，再到10‧2日學聯號召包圍特首辦，是運動的最好的時機，可是當時學聯面對梁的對話請求，選擇了同意對話……在20萬人的高潮期，有人要衝擊特首府，組織者還在和理非非進行勸阻……」

這種質疑雙學在民氣最盛時錯過了升級良機導致運動失敗的觀點，在年輕人中間十分普遍。同時在上星期，有佔中領導忽然出來「爆料」，說學聯在10月初放棄升級，是因為他們這些前輩阻止；多得他們制止升級，香港才避免了一場屠城云云。

這兩種觀點誰是誰非，佔領者會自行判斷。但大家好像忘記了，佔領初起時，莫講升級，連維持佔領的基本格局也十分困難。當時對佔領區危害最大的，並非政府的鎮壓機器，而是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糾察到處試圖拆路障，也有與泛民友好的社運人士去各佔領區呼籲大家讓路給緊急車輛通過、或搞莫名其妙的拆路障投票。

若我們拒絕陰謀論，我們只好猜想在反對運動裏那麼熱中於瓦解佔領於萌芽狀態的朋友，是真心害怕中共好強大好可怕，抗爭超出它容忍的範圍便會引發香港大屠殺。10月初學聯要求梁振英下台並要脅要圍堵政府時，佔中領導和泛民學者即含淚警告，若學生一意孤行，將有好可怕的事情發生。當時對當權者開槍的恐懼，在經歷過八九六四的老人中間，的確是十分巨大的。

北京露出底牌

現在指摘當時要制止學生的朋友是膽小和另有目的，未免是事後孔明。10月初時民氣的確正盛，但同時沒有人敢保證中共會不會下令開槍。結果佔領兩個多月來，起初有關北京下了不可死人讓特區自行解決佔領的傳言，被證明是準確的。對於持久佔領，當權者除了使用警棍、黑幫、拘捕、禁制令之外，並無開槍。就算到了旺角暴力清場後雙學在11月30日升級，示威者真的嘗試圍堵和衝擊政府佔領龍和道時，警方也沒有開槍。

示威群衆行動升級之後，一向態度強硬的《環球時報》，反而在12月2日刊出題為〈如果香港社會能容忍亂、內地何需急〉的社論，表示就算香港佔領長期化也沒所謂，呼籲「內地社會輕易不可動出動駐港部隊『平息動亂』的念頭。只要一國兩制在，這樣做就不是治本的辦法」。

這次佔領運動為港人帶來的最重要啓示，便是中共亮出了不會讓八九六四在香港重演的底牌。1989年中共能成功開槍並鎮壓學生，鄧小平的元老權威是決定性因素，鄧小平之後，中共已經沒有人有同等權威可以下這種隨時引發中共分裂甚至倒台的高風險命令。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中共面對各地激烈至攻陷政府大樓、殺官、打砸搶燒的暴力抗爭，也鮮有開槍鎮壓。

可以想像佔領結束之後，建制對示威者、媒體、學術界、網絡世界等的鎮壓與報復，將會恐怖地升級。但經歷過兩個多月的佔領和警察、暴徒暴打之後的年輕人，恐怕不會就此罷休。以後每逢過年過節人潮聚集之時，從平安夜到除夕倒數到元旦遊行到六四到七一，警察都要成為驚弓之鳥。任何導火線，都可能導致大規模起義再次出現。佔領運動，打破了「階段性勝利」的自慰謊言和六四陰影。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看來只是全面抗命時代的序曲而已。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要求政府承諾以全民公決政改作為結束佔領的條件——致學聯學民書

本地新聞   2014年10月4日

作者：孔誥烽（旅美香港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行文之時，旺角暴民的破壞與佔領義士的反制仍未結束，學聯已經擱置與政府對話。

梁振英政府在擺出對話姿勢之後，黑社會暴民便立刻出動，而且這兩天網上和街上流言四起。土共使用鎮暴隊無功而返，他們現在的策略，再清楚不過：假裝要對話換取時間，以黑社會和五毛令運動瓦解，使民眾因為怕亂而開始對運動產生懷疑。

同時中共媒體連日放出不能收回人大決議、讓梁振英下台的信息，林鄭和土共也不斷重申。可以預期，怎樣對話，他們都不可能會在這兩條綫退讓。現在學聯擱置對話，佔領人士將會遇到巨大壓力。要將行動和對政府壓力升級有大風險。什麼也不做，佔領很可能會在黑道五毛破壞下自然流失。在沒有任何成果下散水，更是對人民意志的重大打擊，前功盡廢。

在這個困難局面之下，請容許我建議佔領者和學聯、學民朋友，認真考慮向政府提出以下單一要求：

若政府承諾政改方案將交予全民公投表決，而公投的具體安排，由政府與包括學界的各派人士組成的委員會議定，則全港九佔領行動，將立刻解散。

這個提議，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這不涉及中共有關人大決議和梁振英不下台的底綫；政府不答應，運動持續和升級，責任便全在政府身上。

二、爭取到重要政治發展由全港選民公決的先例與制度，意義比梁下台更大（他早晚下台，但不是現在）。

三、經歷過這次雨遮革命，香港和香港人已經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場香港意識的革命。若佔領能在爭取到具體和意義重大的成果下結束，香港人將擺脫恐懼「一定鎮壓」的失敗主義六四情結。以後要再動員群眾，將會更為容易。

四、政府若答應，佔領結束，運動便能無縫轉型為反假普選政改的民意動員宣傳戰。因為第三，大家不用太過擔心政府方案會在公投中通過。風險比民主派内鬼投贊成票低。

五、通過公投確保否決假普選政改後，爭取真普選真自治的民主運動便能從新上路，信心滿滿地開打爭取撤回人大決議的持久戰。

六、開出公投換佔領的條件，那些說佔領是少數人騎劫全香港的說法，便不攻自破。用公投決定政改，跟以本地議會決定政改的程序在主權原則上沒有根本分別，所以不怕港獨指控。公投不同的，只是能更直接地體現全體港人意見。

這場佔領運動，對香港有劃時代的意義。成功，香港便能重生。失敗，香港便會慢慢在無聲中死去。大家都不想看到運動無功而散，甚至以悲劇告終。希望前綫諸君能放下門派之見，認真考慮商討這個建議，希望大家以「告別失敗，給成功一個機會」作為最大的公約數。

孔誥烽 - 伊拉克、蘇格蘭與分離自決權

2014年6月23日

【明報專訊】伊拉克局勢危急，由少數遜尼派組成的「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勢如破竹，從北到南攻陷多城，直撲巴格達，誓要推翻多數什葉派政府。一直離心的北部庫爾德族，趁亂擴大自治走向獨立。南部什葉派恐懼ISIS建立遜尼派專政，急急請求同屬什葉派的伊朗派兵支援。這樣發展下去，伊拉克解體，波及鄰國，引發區域大戰，實在不足為奇。

暴力解體，還是和平分家？

伊拉克在美軍撤出後解體引發區域戰爭，其實在小布殊執政後期已有人警告過。當時美國不少有識之士，包括現任副總統拜登，其實都理解伊拉克亂局，不止是阿蓋達搞事那麽簡單，而與伊拉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特殊歷史有關。他們認為伊國解體難以避免，所以美國在還對局勢有一定影響力時，應該有秩序地將伊拉克分解成北部庫爾德為多數、中部遜尼派為多數和南部什葉派為多數的3個自治邦甚至獨立國家。但當時華府擔心這會帶來中東各國的分裂風，所以並未認真考慮建議。

今天的伊拉克在20世紀前，乃為鄂圖曼帝國的3個自治省：庫爾德人的Mosul、遜尼派的Baghdad 和什葉派的Basra ，互不從屬。鄂圖曼帝國崩潰後，3區全劃為英國勢力範圍。倫敦將3區合併成伊拉克，並扶植遜尼派君主，一面聽從英國指令，一面鐵腕治國。少數遜尼派鐵腕治伊的格局，一直延續到侯賽因獨裁政權。

3個語言文化和歷史背景千差萬別的族群，被高壓圈在同一國家之內達一個世紀；表面和平之下，是仇恨的積累。美軍在2003年推翻了侯賽因並解散他的遜尼派軍隊之後，3個族群間的衝突，即一發不可收拾。這種威權體制強行將不同文化族群綁成單一民族國家，族群矛盾在中央威權轉弱時引發族群廝殺的例子，從南斯拉夫、東帝汶到蘇丹，比比皆是。

勉強湊合民族國家中少數族群的分離主義，就算在民主體制下，也難避免。例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分離主義與Catalan分離主義運動，並未在1980年代的民主化後減弱。於1707年據說是自願地與英格蘭組成聯合王國的蘇格蘭，其獨立身分與分離訴求，300多年來並未減退。2011年蘇格蘭獨派更在當地議會選舉大勝，組織多數政府並發動獨立公投。一個最新民調顯示，支持獨立的民意不斷上升，支持與反對者，已達43%對46%。如大不列顛在今年9月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中逃過解體厄運，蘇格蘭也將獲得更大自治權。

蘇格蘭與英格蘭結成一國的歷史長達3世紀，比新疆與台灣等地自清中葉起受北京控制的時間還長。可見「自古以來神聖領土」的講法，是何等空洞。

從蘇共到中共的分離自決權理論

20世紀初各國的共產黨人，多視大一統民族國家乃資產階級壓迫的工具，所以都支持少數族群的分離自決權。列寧在1916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中，即提出通過保護分離自決權而建立聯邦的構想：

民族自決權從政治意義上來講，只是一種獨立權，即在政治上同壓迫民族自由分離的權利。具體說來，這種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來鼓動分離、鼓動實行分離的民族通過全民投票來解決分離問題。因此，這種要求並不等於分離、分散、成立小國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徹底表現。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同分離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實際上要求分離的願望也就愈少愈弱……與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聯邦制。

蘇聯成立之後，不論蘇共怎樣鎮壓加盟共和國，各加盟國在名義上和法理上，仍享有自決獨立的主權。1991年蘇共一倒台，各加盟國即行使自決權利，從蘇聯分離。大俄沙文主義者如普京認為這是一場地緣政治災難，但蘇聯相對和平地分家，與1990年代世界其他地區的腥風血雨比較，不得不說是一項奇蹟。

清帝國瓦解後，中國民族主義者要在歷史文化語言錯綜複雜的前清屬民中，建立一個單一民族身分認同，一直是一個巨大挑戰。中共在建黨初期，承襲了列寧的民族分離自決權理論，在1931年井岡山時期訂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保證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後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於1936年的一次對話中，更指出台灣也有這個自決權利：

「（我們）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福爾摩沙（台灣）。（Edgar Snow. 1968. Red Star Over China. Grove Press. P. 110）」

中國「單一制下區域自治」體系的壓力鍋

中共在內戰節節勝利的1940年代末，忽然放棄了蘇式的聯邦理論，而轉向「單一制下的區域自治」體制。這種地方自治視為中央恩賜，隨時可予收回的自治觀，即是最近香港白皮書嘗試推翻《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自治的界定，並重新詮釋香港自治的依據。

中共為何在1940年代末忽然從蘇式聯邦體制轉向「單一制下區域自治」制，有待考證（這可能與防範新疆等邊區行使自決權投向蘇聯有關）。在這個體制之下，幅員廣大、族群複雜的中國在中央政權強大時，的確能保持表面的平和。但每當中央政權出現危機或權威減弱時，積累多時的族群矛盾，往往會忽然噴發，造成流血衝突。對新疆、西藏等邊區有深入研究的北京漢族知識分子王力雄，便一直擔心中國一旦進入急速的政治轉型，邊區將會爆發激烈的族群廝殺。

基於自由意志的結合，才能幸福；能結不能離、家長指腹為婚式的結合，則往往是悲劇之源。要在承認區域分離自決權的前提下維持聯合、要和平地分手，抑或要在高壓的和平下積累將來撕裂的痛苦，乃是東西方各龐複民族國家難以逃避的抉擇。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什麼是中國人？

2014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一位女星針對大家不滿自由行湧港衝擊本地民情風俗，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所以應該包容。 有人甚至念出「內地香港同祖共宗」的神秘宗法咒語來企圖消融港中矛盾。但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國家民族？這些恐怕是近年本土爭論的雙方比較少深思的。

前一陣子英國歷史學泰斗Eric Hobsbawm辭世，很多朋友都提起他的經典《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指出歐洲19世紀興起的國家民族身分，乃由民族主義者想像建構而來，當中沒有任何固定不變的基礎。國族由想像而來，但想像的標準可以是什麼？現代中華民族想像的建構，又是怎樣從清帝國崩解後的瓦礫中冒起的？

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的起源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歷史社會學家Rogers Brubaker 的《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必不可少。Brubaker認為，歐洲在告別皇權之後兩種界定國民身分的主要原則，乃是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屬地主義（Jus Soli）原則——即在一國疆域內出生，或在疆域內居留一定年期、融入該地主流文化，便能獲國民身分；和以血脈為基礎的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原則——即以父母血統決定國民身分。

19世紀法國與德國國民身分的形成，乃是這兩種原則的典型。法國在大革命之後，國家精英以大革命代表的俗世價值，即「自由、平等、博愛」作為界定法國國民的標準。任何生於法國土地，或是移居法國並認同這一普世價值者，均可成為法國人。這便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原型。

同時期德語精英的民族主義運動，嘗試將分散於歐洲各處的德語社群聚合起來，建構統一的新民族國家。在此脈絡下，德國民族主義者即發展出以血統為標準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觀：只要父母是德國人，無論你生在何方，都是德國人；反之，若父母不是德國人，就算你生在德國境內，也不是德國人。

19世紀末，部分德國知識分子企圖建立一個比較開放的、以文化為標準的德國認同，即不論血緣，只要同化成講德語和信奉新教，便能成為德國人。但當時很多波蘭農民移居到德國東部，在政府與民間的多番嘗試下，仍堅持講波語和維持天主教信仰，結果導致德國知識精英（包括現代社會學之父韋伯）放棄同化東部移民，甚至支持驅趕波蘭移民，回到以血緣定義身分的封閉民族認同。德國的民族主義不斷倒向純淨血統的神話，最終引致納粹的雅利安人理論，其餘的已是歷史。

從大漢排滿到五族共和

中國在20世紀出現的民族主義，其對中國的界定，一直在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之間搖擺。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批受西方思潮影響、試圖建構現代中國國民認同的革命分子如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並與信奉反清復明的地下會黨緊密合作。他們建構出來的中國觀，基本上是一種大漢族的排滿意識。這種漢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造成辛亥革命成功後，全國各地出現漢人屠殺滿人的事件。這些悲劇當然已被官方史掩蓋起來。

但將中國人等同漢人，令民國早期的政治精英無法理直氣壯地繼承包括東北、蒙古、西藏、新疆等非漢人地區的清帝國版圖。因此在革命成功後，民族主義者皆從漢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轉向五族共和的主張。但怎樣將漢滿蒙回藏講成同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成了一個論述上的難題。於是國民黨提出了血統歸一的種族民族主義神話，虛構出一個血緣單一的中華民族。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即在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中，表明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大宗族，少數民族都是通過與漢族進行「累世的婚姻」而成為「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

當時中共將蔣的這種以血脈宗族界定中華民族的觀念批判為封建法西斯。而中共則模仿蘇聯的民族理論，建構出各民族人民平等自由地聯合成新中國、共同從帝國主義與封建壓迫解放出來的公民民族主義觀。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即承諾「幫助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毛澤東的這個承諾十分開明進步。至於這位20世紀走數王後來怎樣走數，已是眾所周知。

飄忽不定的中國認同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官方揚棄左翼革命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述。各地爭相復興民國時期的種族民族主義觀，重新抬出「炎黃子孫」的概念，甚至大搞黃帝崇拜。這種以追溯至遠古的神秘血緣定義中國人的觀念，對於香港很多開口閉口「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大中華主義者來說，好像十分理所當然。但這種種族民族主義，就算在中國官方，也不是沒有爭議。例如常常在民族問題上為政府出謀獻策的北大教授馬戎，便曾提醒：

少數族群中有不少人認為歷史上的「炎黃」只是中原漢人的祖先，其他少數族群另有自己的祖先……有些少數民族的古代傳說以其他動物為自己群體的圖騰，並不承認自己是「龍的傳人」。所以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於「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稱之為「中華共祖」、「華夏共祖」是非常不妥的。以各級政府出面官方舉辦對「黃帝」、「炎帝」、孔子等的大規模祭祀活動，也許是無知或是無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體現出漢人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十分不妥而且客觀效果不好……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也會造成損害。

由此可見，1911年之後百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人，仍是爭論不休的題目。若再加入美國、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一併考慮，問題便變得更為複雜。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召喚你我時，我們不妨帶引對方進入一場思辨之旅，反問：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至少我們也可以用港女的氣勢回應：「你自己仲有咁多嘢未搞清楚，咪嚟煩我啦！」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Rogers Brubake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馬戎 2010，〈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與「黃帝崇拜」的族群狹隘性〉，《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孔誥烽 - 以公投及否決權體現港人意志

2013年12月16日

【明報專訊】政改諮詢和人口政策諮詢，關係到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和未來中港融合下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也關係到北京能否將香港納入完全掌控之中。香港的民主派與民間社會怎樣回應，將是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存亡的關鍵。

政改、人口諮詢 關係兩制自治存亡

當初香港主權移交大局已定，香港人心惶惶，大部分精英與中產階級已經準備棄港逃生。在此局面下，北京唯有許下普選承諾，將香港在殖民地後期的法治自由體制保存，才避免1997年收回一個空城死城的困境。北京風光地收回香港主權之後，立刻面對怎樣兌現香港普選承諾的難題。這個題之所以難，是因為《基本法》的普選願景在1997年之後一直為反對運動提供一個理直氣壯的抗爭焦點，北京愈拖延，反對運動便愈激進化。而西方國家，不論它們是否真的關心香港普選，亦可以繼續以香港普選議題作為他們與北京交涉的一步棋。

北京不能赤裸撕毁普選承諾，便只好退而求其次，炮製它能完全掌握結果的「普選」。而炮製這種「普選」，板斧只有兩道：一是模仿中國1980年代以來由黨委提名，再交村民投票的所謂農村基層民主，設計一個北京決定候選人、結果萬無一失的假民主選舉；二是慢慢滲沙子，改變原有香港人口構成，植入北京較有能力影響投票取向的新選民，溝淡在1997年之前發展出抗京意識的原有住民及其下一代。

若這個從提名到投票都能被北京掌握的政治、人口改革完成，北京對香港的接收工作便真的大功告成。若改革得到立法機關內民主派的授權，以後香港的反對運動便難有繼續抗爭的凝聚點，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的關心，也再無介入點。這個「普選」體制，便將固定封存，直到2047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說現在同時由林鄭月娥負責的政改諮詢和人口政策諮詢，乃是關係香港自治與一國兩制存亡的諮詢，實不為過。因為篇幅所限，這裏只能談政改，等以後有機會再論人口政策諮詢。

佔中與公民提名論 成功施壓

反對派在年初提出佔領中環，增加民主派的談判籌碼，一開始便令北京如坐針氈，要在社會各界動員所有可以動員的輿論力量反制，證明佔中在給與北京壓力這個目標上，的確奏效。原來不少主流民主派傾向接受北京提名委員會，只想爭取民主派人士可以在提委會內獲提名，入閘參加普選，堅持公民直接提名的，絕無僅有。但後來學民思潮提出堅持公民提名，主動向各大民主派政黨挑機，堅持公民提名才成為民主派至少在表面上的共識。在公民抗命的手段和公民提名的訴求上，民主派總算沒有出現諮詢一開始便防線大崩潰的局面。佔中與學民的朋友，功不可沒。

有關佔中與公民提名，當然還有很多值得爭議的細節，例如為何當初何俊仁說願意以自己辭職發動全港各區均有票站、以全港選民為基數、衡量投票結果有客觀標準的變相公投現在消失了，改為投票結果很受街站數目與分佈影響、衡量投票結果較主觀的民間電子公投？要再商討多少次才算商討夠？繼名人飯局和Occupyccino佔中咖啡之後，還需要再整多少色水，才能算籌夠錢？佔中時要不要綁手？是用麻繩、尼龍繩，抑或手扣？公民提名，是像台灣那樣蒐集夠一定數目選民簽名便能自動成為候選人，抑或是有足夠人數簽名的候選人只能有資格參加泛民初選的間接公民提名？

在這些細節之外，這次在反對陣營內的政改討論，好像還很少聽到有關民主派關鍵否決權的討論。在歷次立會選舉，維持民主派三分之一議席關鍵否決權，一直是民主派選戰的重點目標。2005年民主派否決了政改，也迫使北京提出2017/2020普選的確切時間表。2010年民主黨在其他民主派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與北京談判，通過了政改，令民主派的否決權破功，即在2012年選舉遭到選民懲罰。但在這次政改討論中，民主派中人好像沒有多提以否決權作為跟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和拉倒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他們心底裏已經接受北京的最後方案無論怎樣也好過無，不能否決？抑或是上次民主黨私下談判之後，民主派已經不再相信泛民可以團結一致無人倒戈？

假普選不如拉倒

在市場議價的首要原則，在於讓對方知道你有價錢不好便轉頭離開的準備。若對方知道你不論怎樣也不想空手而回，基本已是不用談。在這次政改，若民主派能運用否決權拉倒假普選方案，讓2017特首選舉辦法原地踏步，那麼民主運動，起碼還有將抗爭升級的空間，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民主進程，還有繼續關注的理由。

就算民主派這次沒有多談拉倒，我們也看到建制派心裏頗有顧忌。例如李飛訪港之後，親建制的陳弘毅教授便恐嚇，如今次政改方案未能通過，2017年未能落實普選特首，「可能2047年都冇普選，普選立法會亦遙遙無期」，呼籲泛民勿「孤注一擲」。但問題是，若通過的是假普選，那麼與繼續原地踏步，又有什麼分別？唯一的分別，便是後者將令反對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政府管治會更困難，北京要承擔沒有履行普選承諾的責任。

以往西方學界政界很多講述中共談判策略的經典著作，均一再強調，中共談判，總是原則先行，若對方接受了它提出的原則前提，目的已達。這個談判特色，在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以及民主派歷次與中共的政改議價中，不斷得到證實。這次政改展開諮詢之前，北京提出無中生有的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原則，基本上又是故技重施。

在北京的原則面前，為何民主派不能以拉倒政改、佔中真做、抗爭持續升級為後盾，以公投彰顯出來的港人意志為依歸，向北京提出自己的原則？泛民諸公諸婆，到底還有無勇氣與氣度，承諾絕不脫隊私下與北京談判，並明確宣示若原則不達，便不惜拉倒呢？

相反，若民主派一開始便抱着不願意拉倒的態度，那麼佔中、公投等，其實已不用多談。一旦假普選方案於立法會在民主派沒有運用否決權的情况下通過，則香港直至2047的大局已定。香港的民主運動，也可說氣數已盡了。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訪問黃毓民：但開風氣不為師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3日

【明報專訊】這十年來香港激進力量的聲音日益壯大。二○○八年，被主流媒體封殺的罵人王黃毓民代表社會民主連線出戰立法會以高票當選。自此以後的二○一○年五區公投、社民連分裂黃毓民等帶領支持者促成人民力量的誕生、二○一一年區選人力追擊民主黨、二○一二年立會拉布、立會選舉人力打正激進本土民主派大旗勇奪三席等政壇事變，全部都與黃毓民有關。

梁家傑曾呼籲泛民要與「黃毓民主義」切割，曾鈺成也說議會出現「黃毓民現象」。一個政治人物能成為「主義」與「現象」，上升到托洛斯基和厄爾尼諾的高度，在香港恐怕只有黃毓民一人。

最近黃毓民單方面宣布退出人民力量。一說認為黃的出走，源於某位在輿論和財力上均一直支持人力的網台老闆，不滿黃交了他不喜歡的新朋友（包括一位本土理論大師和一位新紮多媒體奇才），導致人力不少成員給壓力黃，希望他與這些新朋友絕交。黃現在雖不隸屬任何政治團體，但他的下一步怎樣走，肯定仍會是影響正處十字路口的香港政局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在上周回港，立刻帶着滿腹疑問，跑到黃在立法會大樓的辦公室問個究竟。

孔：孔誥烽 黃：黃毓民

言論空間漸失 激進力量奮起

孔：你現在不隸屬任何政治組織，是覺得孤獨了，還是自由了？

黃：我一直都孤獨，沒什麽朋友……李敖以前有一句話是樹敵為樂、交友為苦，對我們年輕時的啓發，是做公共事務、做傳媒，就是樹敵為樂、交友為苦。如果你寫評論，這個打電話來說不要罵太兇，那個打電話來說遷就一下，就沒有什麽好寫。我做了幾十年傳媒，什麽都做過，記者、編輯。要保持言論獨立，就一定是沒有朋友。

孔：從八十年代到現在，你觀察到香港媒體生態有何變化？

黃：八十年代大家關心香港前途，一下子出了很多評論人。林行止與查先生寫的《明報》社論，都很有分量。那時報紙的評論、社論是很有地位的。我也在《快報》每日寫一個講兩岸政治的專欄，叫黑白集，筆名黃道，後來也寫《快報》社論。

那時我們最擔心的，便是傳媒的發展，所以我才在一九九六年搞《癲狗日報》，試探回歸後言論空間的底線。一九九七年之後看到有些自我審查的情况出現，有些刊物停刊。比較有震撼力的是李怡的《九十年代》停刊。

我自己耳聞目睹的是，共產黨在九七年之前對媒體管理人和老闆的統戰，已經大部分成功，你有何辦法不就範？

孔：那你和大班封咪，算是很具指標性的事件。

黃：對。那時主要是我和大班在二○○三年天天叫人七一上街倒董、反二十三條。之後我便被商台封咪。一九九七年之前中共是用軟性的統戰方法，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共產黨改變對港政策，在政治局設立港澳小組。從那一日起，言論空間變一直收縮。

孔：是不是因為言論空間消失，所以決定要參政？

黃：我這個人一直沒有什麽計劃，大部分時間都是做傳媒。二○○四年封咪之後，離開了香港七、八個月，回來已經沒主流媒體找我。

二○○五年我太太開牛肉麵檔。我賣麵時一些離開了民主黨的少壯派，如陳偉業、陶君行等來找我，他們還有阿牛、長毛等要成立社民連，找我加入。我當時百無聊賴想，為何香港那麽右的社會，不能有一個在政治光譜左一點，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結果這個中間偏左的政治力量真的成形。社民連在二○○六年十月成立。我們在二○○八年立法會選舉拿到三席，十五萬票。但跟着便分裂，分裂的主因是我跟大嚿（陳偉業）與陶對民主黨的立場南轅北轍，毛哥（梁國雄）這位老人家又無可無不可，於是便分裂。但分裂便像細胞分裂，催生了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現在不算分裂，而只是我離開。人力也不是一個政黨，是由幾個組織結成的選舉聯盟。我本來沒打算再組黨，但大嚿說退出了社民連的幾百人像無主孤魂。政改之後選民力量提出向民主黨票債票償，我覺得很好，正是我們需要的。當時前綫因為劉慧卿加入了民主黨，也需要重組，於是前社民連加前綫，加選民力量，加泛藍，便成了人力。我當時剛好在搞普羅政治學苑（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便以普羅的名義加入。

普羅政治學苑的大計

孔：普羅是在社民連時代已經出現的？

黃：最早的構想是社民連要搞個黨校。但後來因為分裂沒搞成。但我在社民連後，自己的規劃是不會再搞政黨。就算是人力政黨化，我最多是這個政黨的一員，代表它參選，成為它的一個icon，選舉去撐場，我無問題，但我一定不會參加組織工作，因為我要專心辦學，搞好普羅、搞好MyRadio網台，這是我未來十年八年要做的事情。

在籌劃普羅時發生了很多事，我要打官司，亦有很多人事紛擾，所以拖到今年年底才可開課。我也要擴大MyRadio網台，今年七一我們會首次宣傳這個網台的主張：「本土、民主、反共」。

孔：所以網台、教育、出書會並行？

黃：對。我在議會工作，當然會盡力做，繼續發炮駡人。但做好文宣論述很重要。激進政治力量，組織動員的資源不多，所以一定要靠文宣論述。在社民連時代和人力時代的兩個立法會選舉，我們都是文宣取勝。在社民連時代，我提出的口號是「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到去年就是出了「偽民主派賣港實錄」小冊子，印了十幾萬本，整個選舉主軸就是狙擊民主黨。很多人覺得文宣沒用，這是錯的。

孔：但以後的文宣論述，會跟什麽政治力量結合？

黃：我們的口號是「本土、民主、反共」。每個關鍵詞都會有相應的論述。本土論述，陳雲的當然最完整，雖然我不是全部都同意。我們有陳雲做MyRadio的《本土論壇》節目，我們也準備在每個星期六做文化沙龍，找人做公開講座，如本土電影、本土文學。我自己最有興趣的是本土報業史。我們也會搞一些班，主要是培養人才，有些是較practical的，如企業培訓班，教授PR、溝通、媒體的班。另外亦有一個一年課程，給年輕人學習政治理論，學習香港現有的政治光譜、生態。課程亦會包括公共政策研究、媒體生態、地區工作，還有選舉時的campaign management，最後一部分是溝通技巧。一共七個範疇。由於我們已不屬任何政治組織，所以這個不會是黨校，而是有教無類，公開招生，學生也要經過我們面試。

激進力量與佔中

孔：香港的激進力量，過去幾年有無因為多次的分裂而變弱？

黃：有人說過去的分裂，像細胞分裂。看數據激進派是沒有變弱。社民連分裂後好像變弱，剩毛哥一人，雖然嚴格來說他們應該還有一兩人有機會選得上。但看數據，二○○八年社民連拿十五萬票。二○一二年，人力拿十七萬、差不多十八萬票，加社民連的總得票，有二十七萬，比起○八年，整個激進派增加了十二萬票。哪個政黨派別的增長有那麽大？現在年輕人投票愈來愈多，十八至二十五歲組群投給激進派的，超過一半。五十歲以上的，則投給民主黨民建聯佔多數，所以我對整個進步民主力量的前景，是十分樂觀的。

我不擔心激進派的發展。但有很理解政治的熟朋友說，我常常想在激進政治組織搞黨內民主化和制度化不對。各地的激進政治組織，都不能黨內民主化，要靠一個魅力型領袖，沒有這種人便會潰散。但這種人通常一定獨裁。所以我很「大鑊」，因為我獨裁無膽，民主又無能，所以搞成這樣。

但這不等於我過去做的都白費，所謂但開風氣不為師。現在已有兩個激進力量「社民連和人力」，講得難聽一點，都是我生出來的。我阿Q一點講，我鼓動風潮，已經完成責任，以後看他們造化，不關我事。我以前做電台時鼓吹的東西，我全都在自己做議員時做到了，搞了公投、也拉了布。

孔：你怎樣看最近有關政改和佔中的討論？

黃：我們先不要那麽早做判斷，但可以看看現有的事實，根據這些事實推測未來的發展。第一，你們說佔中是要累積跟共產黨談判的籌碼，即是最後一定還是要談判。第二，你們說政改要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接受提名委員會。佔中和真普聯，都只提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不談二○一六年的立會選舉，那麽搞什麽？對於激進派來說，還有什麽參與的空間？

整個佔中，都是要排除激進派。像上一次商討日，見到的都是熟口熟面的社運團體和泛民。這些人過去做了幾十年，有辦給你看。這次不同的，是有三個頭上有道德光環的出來搞，不是政客。這樣搞，可能會為泛民在二○一六年的選舉敗部復活製造基礎。但上次選舉，民主派其實沒有大敗，如你看得票，大敗的是民主黨。公投派如人力、公民黨是大勝。另外勝利的范國威、張超雄等，全部都是相對激進的。

孔：那激進派應該怎樣面對政改與佔中？

黃：我現在不知道人力、社民連的取態，這是很關鍵的。我自己就沒有什麽影響力，我主要退居論述與訓練，不會有太多參與。主要看這兩個政團取態。也要看今年七一。今年的氣氛跟○三七一有點像，當年倒董，現在倒梁。但今年七一好像沒有什麽訴求，民陣不敢公開打出打倒港共政權梁振英下台的口號，就沒有什麼意思。我會去擺街站，派單張，我的支持者會去遊行。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

孔：你很熟識台灣，台灣成功的民主化、本土化經驗，香港有什麽可以借鑑？

黃：民主化與本土化，必然結合。任何政權，都要在地的人民授權。沒有這個授權，便是外來政權。國民黨的政權，本來是外來政權，通過民主化便變成在地政權。他們有中華民國憲法，但裏面的增修條款，已經將中華民國主權限於台澎金馬地區。

我們提「全民制憲，重新立約」，被視為破壞基本法的革命主張。但這是我們一定要有的理想：回歸本土，由香港人重定、修改基本法。就算是退一步、退到底線，就是人大修改基本法，方向要按照香港人的意願去修改。這也是回歸本土，也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範疇內。你說不成，但不成為何人大可以關起門釋法？人大一紙便改了基本法，從三部曲變五步曲。我要說的是，只要民意壓力夠大，共產黨又無法承受這個壓力，便能改，這個不是烏托邦。

從八○年代草擬基本法到現在，民主派的訴求，都是一直在後退。現在他們提的方案比當年雙查方案還差。現在他們退而求其次，底線可能只求有一個泛民入場選特首便成。

當然現在不可以過早論佔中的成敗。無可否認，戴教授的agenda setting，和鼓動風潮是正面的。他帶起大家關注政改，也令建制派惶恐不安，要想辦法應變，這個作用是達到的，這個要給他credit。

孔：那麽你是否有可能參加佔中？

黃：要再看看，我是很想參加的。

孔：那應該找他們邀請你參加商討日。

黃：但我害怕我一出現便會起哄。

孔：哈哈哈，是你的仇家起哄，還是你的支持者起哄？

黃：都有，我一去場面便失控，必然的，這是我的經驗。但問題不在這裏。我去的話為了什麽？如果訴求不一樣，你去搞局，沒意思。所以還要在看。

問到這裏，毓民也趕着要去看眼科醫生。對於他以後的去向，亦只好耐心觀察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仍在政壇，仍未心灰意冷，香港政局，便不愁沒衝擊和刺激。

答

黃毓民，現任立法會議員，普羅政治學苑創辦人。也是資深傳媒人，曾在多份報紙擔任過記者、版主和專欄作者，並任教於珠海書院新聞系。九十年代因主持電視節目《龍門陣》猛力批評時政和恨鐵不成鋼的民主派而爆紅，後來創立《癲狗日報》、在商台開咪，挑戰九七年後的香港言論自由底線，結果在二○○四年被封咪趕絕。二○○八年參選立法會，高票當選，開始從政，成為激進民主派的一個領頭人物。

問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著有Prote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ions, Riots, and Petitions in Mid-Qing China、《浮誇中華：大國雄起與香港主體的前世今生》等書。身在美帝心在香江，喜愛法國咖啡，亦熟悉法國的社會歷史理論，是終極離地的好高級中產。矢志促進香港的進步本土力量壯大，待他日香港達成城邦自治，便功成身退，老懷安慰地落地獄。

文 孔誥烽
攝 葉家豪
編輯 梁詠璋

孔誥烽 - 中國重建天朝秩序的願望與現實

2013年6月17日

【明報專訊】中日就釣魚台／尖閣列島主權問題頻頻擦槍，中國官媒和一些軍方強硬派人士，近來偶爾會提出不單釣魚台是中國的，就連日本的沖繩島也是中國的論調。例如《人民日報》便在5月8日發表題為〈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的評論文章，指出「不僅台灣及其附屬諸島（包括釣魚島列嶼）、澎湖列島要回歸中國，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引起日本強烈抗議。

中日對峙下的沖繩400年

沖繩列島在19世紀被日本兼併前，一直以琉球王國的方式存在，向明清時期的中華帝國進貢。若大家接受古代時向中國進貢過便算是中國領土，後果將會十分嚴重，因為在明清時代或更早以前向中國朝貢過的藩屬，還包括韓國（朝鮮）、越南（安南）、泰國（暹羅）等。難道中國又要聲稱這些國家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又要收回去？

當然，沖繩有它自己特有的歷史。在它被併入日本之後，要求擺脫日本而獨立的聲音一直沒有消散。19世紀與20世紀初，東京對新併入的沖繩徵收重稅，又強迫當地住民放棄原來的琉球語和本土風俗，與日本本島同化。太平洋戰爭後期，沖繩曾是美日進行殘酷持久血戰之地。戰後沖繩，歸美軍管治。1972年美國將沖繩交還日本之後，島上仍駐有大批美軍，不時發生美軍騷擾當地居民、強暴婦女的事件。有沖繩人視沖繩為美日雙重殖民地，主張沖繩獨立，不難理解。

但沖繩有人謀求獨立，卻從未見有人要求「回歸中國」。古代的琉球王國，縱使自明代起便朝貢中國，但在1600年左右日本結束戰國時代，統一於德川幕府之後，琉球也同時進貢日本。琉球人一直與中日兩國友好，在兩個強權之間取得平衡，維持獨立。

沖繩的處境雖獨特，卻是幾百年來東亞小國求獨立求生存的寫照。在19世紀之前，中國在東亞獨大，建立起被日本知名漢學家濱下武志稱為朝貢貿易體系的國際秩序。亞洲小國帶貢品進入中國，中國朝廷會以更貴重禮品回贈。而進貢團的隨行商人，亦會開展與中國的貿易圖利。這個體系之中，富裕的中國給進貢國經濟實利，換取進貢國俯首稱臣。這個可說是小國以自主和尊嚴換取物質利益的制度。

在這個朝貢貿易體系之中，中國朝廷常常介入進貢國的內政。例如在1770年代，越南西山阮氏三兄弟發動農民起義，推翻了向清朝進貢的黎氏皇朝，建立新政權，驅趕境內漢族商人、以越南語取代中文成官方語言、分配田地給無地農民，排斥清帝國。乾隆在1780年代遣旗兵攻越，輔助黎氏復位。但在阮氏新王朝的頑強抵抗下，清廷輔助黎朝復位失敗，但連年的軍事壓力，卻迫使阮氏向清朝稱臣。阮王在1790年親自到北京進貢並慶祝乾隆80大壽，乾隆於是冊封阮氏為新安南國王。

中華朝貢貿易體系的起落

16世紀開始，部分東亞小國開始富強，想擺脫中國宰制而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朝貢體系，因此與中國頻生衝突。1590年代，剛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將軍出兵朝鮮，企圖以朝鮮為據點進攻明帝國，建立一個新的東亞帝國。明朝雖已開始衰落，卻仍擊退豐臣秀吉。中日戰爭之後德川家康在1600年代於江戶（今日東京）建立全國政權，並在1630年代開始鎖國。德川幕府鎖國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要制止白銀流失到中國，並拒中國製品於門外，使日本手工業得到足夠空間進行進口替代式的發展。日本自江戶時代起不再進貢中國，同時向琉球納貢，建立一個小型朝貢體系。東北亞海域，因此成為中華朝貢體系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日本退出中華朝貢體系後，這個體系也在東南亞開始遇到挑戰。17世紀初，當明朝疲於抵抗滿洲人之時，在東南亞日益強大的越南開始向柬埔寨納貢，像日本向琉球納貢一樣，建立自己的小朝貢體系，跟同樣日益強大的泰國爭奪對柬埔寨的控制。中國面對慢慢不受中國控制的東南亞政局，也只能隻眼開隻眼閉。

19世紀末日本成功完成工業化，正式吞併琉球，改為由東京直接管治的沖繩縣。日本跟着殖民台灣和朝鮮半島等，建立後來被稱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取代分崩離析的中華中心朝貢貿易體系。二戰後的美日聯盟，承接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在海洋地區的版圖。區內相繼崛起的經濟體包括南韓（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均在經濟上受日本領導，政治軍事上受美國保護。東亞的冷戰體制，基本上是海洋與大陸的對立。海洋東亞受美日主導，中國的影響力，則被鎖在亞洲內陸。

中國有能力挑戰美日海洋秩序嗎？

1990年代起，中國經濟崛起，要化經濟實力為政治軍事實力、重奪東亞霸主地位的呼聲，也日漸明顯。中共積極追逐艦隊的擴張與升級，焦急地想要打破美日西太平洋島鏈封鎖的企圖心，十分明顯。而中國體制內鷹派的「沖繩屬中論」，加上愈來愈多中國知識分子提出要復興「天下體系」、「中華王道」等傳統國際關係觀，則透視出中國要重建在19世紀徹底崩潰的朝貢貿易體系的欲望。

但是解放軍建軍以來從未打過一場海戰，它在1979年對越戰爭後，便再無實戰經驗（在1989年射殺平民當然不算）。劉少奇之子、解放軍上將劉源近來對鷹派的對日兇狠講話頻頻潑冷水，公開表示軍隊的腐敗問題，已有影響戰力的危機。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大校亦在去年底出版專著，表示「解放軍最大危險和頭號對手是腐敗」。中國是否有足夠軍力衝擊美日主導下的東亞海洋秩序，實在是一個大疑問。

從前的中華朝貢貿易體系，奠基於各國對中國儒家政治觀念與制度的仰慕。現在中國對東亞其他國家欠缺文化領導力。這些國家有拉攏美國抗衡中國的選擇，有的更以自己的民主制度與人權價值傲視專制中國。在軟、硬實力皆欠壓倒優勢的前提下，部分中國精英重建天朝威勢的夢想，恐怕還只能是一場綺夢。

孔誥烽 - 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

主場新聞   2013年6月3日

六四晚會爭論，起源於「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當初口號一公開，網上立刻起哄。如果沒有這個口號，本土派人士怎樣呼籲杯葛晚會，都一定成不了議題。我們本應該借這個口號爭議，好好反思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和香港人以後應該怎樣面對六四的歷史。但一些朋友卻好像無興趣討論這些問題，反而對「本土派」大興問罪之師，可說是「kill the messenger」之擧，有如以爲將告訴你有病的醫生殺死便能痊愈一樣。

忠君愛國的毒霧

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舉起愛國旗幟，就像古代士人要向皇帝進言，一定強調自己「忠君愛國」、沒有逆反篡位之心一樣。學運剛開始時三名學生高舉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哀求領導人接見，這表現出的，正是這種情懷。但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從岳飛到屈原到袁崇煥，無論你怎麽表忠，皇帝看你不順眼你就是逆反，你就要含冤被殺或自殺。忠臣死後，懷念他的百姓士人，例牌會定時悼念，甚至上疏要求皇帝平反。

這種哭哭啼啼的、等待和哀求天降明君的戲碼，千百年來不斷重復。1989年6月4日淩晨以「孩子」自居，苦求「祖國母親」聆聽的年輕人被虐殺，之後支聯會帶領港人每年集體表達哀慟、要求「平反六四」，可説是這種忠君愛國悲劇的現代翻版。

當年學生運動當中，當然也有反對這種擺脫不了皇權意識的請願方式的聲音。例如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當時在電視鏡頭前毫不客氣地狠批在人民大會堂跪地痛哭的同學，問他們是在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爲何要跪求？

而64屠城剛發生後，香港群情洶湧，6月7日的罷工、罷課、罷市三罷行動如箭在弦。若當時三罷得以開展，便等如是將香港人目睹北京市民被殘殺的悲痛，導引成本土起義的怒火。當時香港的回歸倒數剛啓動，基本法進入最後定稿階段，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後制度安排與民主化進程的關鍵時刻。三罷起義挾著一百萬人上街的氣勢，就算不能改變97大限，也肯定能對當時基本法的最後定案發揮及時的影響。

我們今天可能忘記了64鎮壓後的中共是多麼虛怯、在國際上多麽孤立、在1989年下半年東歐骨牌開始倒下時，中共是多麼的害怕。當時香港就是唯一能幫助中共打破孤立的窗口 — 還記得無綫袁志偉笑咪咪地爲李鵬做了64後首個境外媒體訪問嗎？還記得東亞的李國寶奮身以真金白銀幫助中資銀行化解擠提危機嗎？當年這些因帶來的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

支聯會的原罪

在1989-1990年中共的惶恐和香港對中共突破國際封鎖的特殊戰略價值的前提下，若本土起義得以成局、民主派提出97年全面實行普選等要求，中共是很可能會妥協的。若做不出這個效果，當時的港英政府，也絕對不敢鎮壓。這對港人可說是一場只能贏、不會輸，最差都是打平的完美賭局。但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支聯會在三罷前夕匆匆以旺角出現零聲騷亂、我們至今無法證實的有中共特務潛入香港要搞事（是又怎麽樣？）等不明不白的理由，取消了三罷，香港人連試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三罷被取消，香港人便白白錯過了影響97後政治狀況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機。1989年春天香港積累起來的巨大群眾力量，一下子被瓦解。1990年4月4日，一個極其保守的基本法定稿在人大通過，裏面的第二十三條條文，甚至比1989年2月第二稿的版本更爲嚴苛，將本來已經刪走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字眼重新加入，更加進禁止香港政治團體與外國團體有聯系的字句。

8964後東歐共黨不敢開槍鎮壓群衆，締造了民主革命的奇跡。8964後香港民主派領導人主動繳械，令香港人錯失起義良機，連在極反動的基本法版本通過之時，也完全無力抵抗。89民運本來為香港帶來的抗爭精神，被當時的支聯會壓了下去。香港市民沒有欠支聯會，而支聯會卻欠了香港市民，背負取消三罷抗爭的原罪。在以後的悼念集會中，市民只能被動地寄希望於蒼天有眼、忠良之士有日終得到昭雪平反，像中國歷代屁民六月吃粽悼念屈原般。整個事情，忽然變得十分中國，彌漫著一片懦弱自欺的忠君愛國毒霧。

當然，89之後，香港不是沒有先進之士對這種只有哀慟而沒有戰鬥的悼念儀式很有意見。1991年我入讀中文大學時，學生會、學生報的學長學姐便告訴我們，8964的精神，其實是「民主不是身外事、具體實踐生活中」。之後幾年，我們參加支聯會的活動，都不會跟著喊「平反六四」，熬過了越來越形式化的六四燭光晚會之後，都會跟其他大專的同學、四五行動等集合去新華社抗議，衝擊由警方鐵馬架起的無理防綫，企圖走近新華社，挑戰警權。我們也投入香港本土各地的基層抗爭。如當年參加荃灣與金輪天台屋抗爭的社工和同學，很多都是受到六四洗禮，是很有意識地將六四的抗爭精神實踐在香港本土。

在1990年代，對當時我們這些為97主權移交而十分焦慮的熱血年輕人來説，8964的精神，並非「愛國」，而是本土抗爭。在97年之後，這種抗爭精神，在不少悼念六四的活動中，仍然存在，例如之前的港大國殤支柱事件與保衛民主女神像事件。但畢竟這些抗爭都不是主流，無法改變支聯會悼念的儀式化和忠君愛國化。

六四不止是中國人的事情

今年的「愛國愛民」口號，「愛國」固然令人聼來生厭。喬曉陽當年挑起「愛國爭論」否決07/08雙普選，一眾天真民主派人士真的參加這個無中生有的「爭論」，正經八百地討論愛國的真定義。但這種「愛國」觀念，就像以前的「忠君」觀念一樣，是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的，當權者認為你愛國你便愛，他認爲你不愛便不愛，你認真理會它便中伏了。而「愛民」，則是更為不知所謂。是誰在愛民？如果是一般民衆愛民，那便是自愛、是相互間的博愛。說愛民，便令人聯想到以前皇帝和士人居高臨下的「愛民如子」。一邊要求平反、一邊說愛民，體現出來的，是一個既卑躬屈膝又精英傲慢的儒家忠臣潛意識。

「愛國愛民」口號，與香港民情脫節，現在連作爲運動主體的天安門母親也批評，可說是支聯會從未有過的大危機。支聯會將口號拿了下來，希望他們能認真反思爲何這個口號當初能出現、背後是一種什麽心態、為何他們可以撐那麽久、和爲何會出現侮辱丁子霖的鬧劇，千萬不要只歸咎於「個別人的偶然失誤」或「有人有心整死支聯會」，以爲急速切割和道歉後，便可當沒事發生過。

六四是中共對人類犯下的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與盧旺達、南非種族隔離、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等性質相同。香港是今天仍有一定自由的對這個罪行的直接、深入的見證人，有責任每年提醒世界有這樣的一個罪行曾經發生 — 現在要遺忘的，不單是中共與中國屁民，還有要跟中國做生意的各國權貴和怕其中國關係受損的各國知識分子。

我們要悼念六四，為的是要延續89年的抗爭精神，要在全世界帶頭給中國志士爭取轉型正義的事業，給與支援，而不是爲了有意無意地幫助北京誘使我們接受「愛國」這頭特洛伊木馬。這是任何一位香港人在考慮今年以何種方式悼念六四時，必須要正視的。 

Vic：我也同意，香港人要堅持悼念六四，但香港人如果認為，每年有那麼一日，到維園點起蠟燭，悼念烈士，彰顯良知，就是延續了民運，那實在是太自欺欺人。陳雲說「支聯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維穩組織」，你可能無法接受，話陳雲係癲佬，但你想想二十多年來，支聯會到底有何作為？支聯會就像一間殯儀館，每年只做一單case，就是維園六四晚會，如此而已。香港人就只懂得將民主運動寄望於一間殯儀館？識字的人，好好看看安徒這篇文章〈六四24：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問問自己：對於爭取民主，Are we serious？

孔誥烽 - 糟蹋學術自主 後果堪虞

2013年1月28日

【明報專訊】政府中策組宣布要從研究資助局收回2000萬公共政策研究的審批權，引起學界巨大反彈，學者聯署反對。這事件一度引起媒體高度關注，但或許是因為最近特區政府將香港核心價值舊世界打個稀巴爛的壯舉實在太多，這議題好像還未引起持續的關注討論。

事實上，這絕非單一事件，而很可能是梁政府要重新界定政權與學術關係的一環。在中策組宣布要收回撥款權後不久，有媒體報道中策組將介入香港大學的校長遴選，屬意本地學者出任校長，防止較難駕馭的外國學者出任。在差不多時間，又有報道指政府曾嘗試硬推梁振英心腹進入負責分配大學撥款的教資會當委員。

將這些事態串聯起來，我們便能看到香港學界既有獨立性被政治權力加速蠶食的勢頭。在去年3月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不久，中央政策組前顧問和香港健筆練乙錚先生，即在一次雜誌訪問中警告，新政府身負多個任務，當中除了整頓公務員、法律界、警隊和傳媒之外，還有收拾學術界。

香港學術界一直奉行國際公認標準

香港的學術界，一直是國際學術體系的一分子，其運作一直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學界不少重大決定，均是根據學術自主的原則，通過同行間的互相評審（peer review）而作出。例如學者草擬研究計劃提交研資局申請經費，當局便會挑選熟悉有關領域的學者評審，再根據評審人的意見作出撥款決定。香港出版的學術期刊，編委決定刊出投稿與否，亦是根據同行互審的原則。而大學遴選校長，則慣常是由有關大學的遴選委員會根據院校發展的需要作出決定。這些程序運作多年以來，當然會有種種不足，但有關怎樣改善的討論，均不會超出學術界自主的共識。

針對學界反對中策組收回審批權，中策組的其中一個回應，是研資局過去邀請評審計劃書的外地學者，並不了解香港實際情况，但如這個真是嚴重問題，那麼讓研資局在審議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時，多找甚至只找本地學者進行評審即可解決，並不能以此作為廢除整個同行評審程序的理據。

歸根到柢，中策組收回公共政策研究經費審批權、企圖介入大學遴選校長，與1997年後特首與中聯辦官員多次批評或介入學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一樣，體現出政權對學術自主逐步升級的踐踏。

學術自主與同行互審的原則，有如新聞界的編輯自主原則一樣，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學術界獨立性的喪失對社會的危害，絕對不下於新聞自由的喪失。

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地的知識活動，皆向權貴問責。歐洲知識學術活動相對於政治權力的自主性，與「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疾病起源於身體器官失靈而非神力或魔力」，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一樣，乃是很多代知識分子通過與教廷與朝廷抗爭而得來的。到了19世紀，學術活動的獨立自主原則，首先在深受康德自由與理性觀念薰陶的德語區，制度化成獨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德國的研究型大學，成為歐美和各後進國學術發展的典範。至20世紀中，同行互相評審的機制，亦已確立為科學方法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

德國學術自主從有到無的歷史悲劇

在大家對這個學術自主規範習以為常的地方，大眾或者不會意覺其重要性。在這個規範從來未有穩定地確立過的地方如中國，我們也難具體說出這個規範有何好處，但從這個規範被攻擊以至取消的歷史經驗，可讓我們看到這個規範從有到無，後果可以多嚴重。

例如德國在20世紀初民族主義高漲，日益膨脹的國家權力，愈來愈積極地伸入大學體制之中。教授的任用與研究計劃的審批日漸集中在政府官僚之中，而培養國家統一觀念以及將「帝國的敵人」（Reichsfeinde）——包括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同性戀者等——排除出公共生活之外，則取代培育自由理性公民，成為大學運作的宗旨。在這種氣氛下，各種人文和自然科學的研究，皆慢慢喪失19世紀時活潑多姿的性格，而與德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配合。屬於自由派的社會學巨匠韋伯，也曾在1908年投訴，「在德國的所謂科學的自由，其實只存在於政治力量所容許的範圍以內」。

政治控制大學成為常態，對當時德國的第一個打擊，便是一流科學家、思想家等持續流失到外國。另外，愈來愈多學者大搞未研究先有結論的偽科學，製造大量政治正確和以客觀科學包裝的歪理，例如德國人源自優越亞利安人種的理論，與國族間的競爭是物種競爭的延續、你不宰制或消滅他族便會被滅絕的國際關係理論等。此等偽科學理論，因為德國學術界曾經有過的公信力而毒害更深。這些「研究」與德國至上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互為強化，最後將德國引向一個什麼悲劇，應該不用我多講。

中共建政之後，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整頓知識分子，將民國時期曇花一現、仍未扎根的自主學風扼殺。到了今天，大陸學界已經有不少單位嘗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規範，如期刊的同行互審制度與升遷的客觀標準等。不過中國學界仍受到黨國體制的框限，所以離真正的與國際接軌，仍然很遠。

香港因為英治後期的種種因緣際會，得以建立一套國際化的學術體制，此乃香港其中一項得來不易的競爭優勢，但當中國學界在困難重重之中仍嘗試國際化之際，特區政府卻要糟蹋香港學界原來十分國際化的典章制度，企圖將學術界大陸化成一切要仰政權鼻息的局面。在這種思維與行為之下，梁振英說要將香港建成國際性的區域教育樞紐，恐怕只能是另一個白日夢。停滯就是落後，落後便會被淘汰。現在梁班子不單令我們停滯，還使我們倒退，香港的前景，可能會比被淘汰更慘。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Charles McClelland 1980.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Wolf 2011 [1944]. Higher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or Education for World Conquest. Routledge.

孔誥烽 - 美國大選：奧巴馬新政府的中國難題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美國大選與中共十八大幾乎同時舉行。渴求民主的中國網民，難免要比較一下中美選舉領導人的方式。網上流傳一個講法，十分尖銳地指出奧巴馬一共取得超過6000萬票連任4年，中國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則是一票也拿不到，便鐵定成為未來十年的中國領導人，而且在選舉之前已經知道結果。

這種講法，可說是十分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香港的美國總領事館，還竟然找了過百名香港學生玩模擬投票選美國總統，其動機不知是要讓年輕人體會、幻想一下香港成為美國第51州，還是要諷刺中國人教育水平太低，還未到有資格普選的地步呢？

充滿尊嚴和榮耀的中國領導，何不以眼還眼，也在十八大舉行期間邀請美國學生到中國大使館玩玩模擬靜聽領導人政治報告，拍手舉手，體現「較優越」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民主？說不定這樣可以掀起美國政商精英移民中國的新高潮，奧巴馬的兩個小女兒，也要爭着去中國留學、移民，然後將老爸的秘密財富轉移到中國去呢！

不過美國與中國產生領導人的方法誰較優越、美國與中國領導人誰更有合法性的問題，一般都只是學者憤青爭論不休的題材，通常都不會影響到中美關係的發展。那麼奧巴馬成功連任，美國的中國政策會否如坊間眾多評論所說，不會出現任何變化？奧巴馬當選比羅姆尼當選，對於中國來說，是比較好還是比較壞？

民主共和兩黨的中國共識

這次美國大選選情雖然激烈，奧巴馬與羅姆尼在財政稅務、醫療保健、規管金融界等議題上均拚命強調自己與對手的主張南轅北轍。但在中國問題上，他們其實十分一致，一同指摘中國政府操控匯率、補貼企業，搶奪美國人飯碗，樂此不疲地攻擊對方對中國太軟弱。

每次美國大選，候選人都會高聲批評中國，但在選後，當選人又會看經濟利益分上，與中國修好。但在這次大選，反中國的議題被放在更中心的位置，更成為兩方幾個密集播放的競選廣告的主題。

無獨有偶，美國國會一個包括民主、共和兩黨議員的委員會，在大選進入最後關頭的10月中發表報告，指控中國兩個特大科技企業華為和ZTE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主張嚴控這兩家公司的產品和資金登美。

美國政界左右派對中國愈來愈有要動真格的態勢，竟然驚動了政壇親中元老基辛格。基老的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多年來幫不少美國大企業打通中國人脈，在中美經濟整合的大潮中獲利良多。他在10月初一個講座上炮轟兩名總統候選人不懂中國，說他們敵視中國，只會傷害美國利益，連自己所屬的共和黨候選人也不留情面。

基老氣急敗壞地想制止華府的反中情緒上升，其實於事無補，因為這種情緒背後，乃是美國企業利益結構的變化。美國政商精英對中國好感漸失，怪不得人；此乃中國自身的經貿政策所致。

親中、反中力量的經濟基礎

自從中國在1980年代開放經濟後，不少美國企業，從造飛機到種玉米的，不是已經在中美貿易中開始嘗到甜頭，便是估算到中國將會是它們的巨大市場。受這些企業的說客影響的華府中人，輕易壓倒反中反共的力量。

1989年六四鎮壓後，華府首次出現反北京聲音壓倒親北京聲音的局面。但後來克林頓政府，卻提出可以通過與中國做生意鼓勵中國接受新觀念，從而改善人權的理論。現在回頭看，這個理論當然十分荒謬。但這個論調當年卻為美國政府遺忘六四、改善中美關係、讓商界加速湧進中國提供了重要掩護。中國也是在此掩護下，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

美國大小企業湧入中國後，無不因中國經濟起飛而生意蒸蒸日上。這些企業中的佼佼者，如蘋果、微軟、通用汽車等，已經結成一個主張繼續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利益集團，並積極以財力左右華府政客對中國的態度。

不過這種狀况，在近幾年開始發生變化。不少本來在中國如魚得水的美國企業，相繼投訴生意難做，不是遇上合伙中國企業盜用技術，然後另起爐灶成為自己競爭者，便遇到各級政府在審批、規管等過程中的選擇性、歧視性執法。有些公司的運作，甚至遇到來歷不明的嚴重破壞。Google中國因其主機遇到神秘黑客的猛烈攻擊而被迫在2010年撤離中國；重慶當局以Walmart將一般肉類標籤成有機肉類為由，強迫它關閉13間分店和逮捕其兩名員工，只是眾多例子中較受注目的兩個。

吃虧企業逼奧巴馬對華更強硬

美貨和美資在中國處境惡化，與中國大型國營企業坐大，得勢不饒人有關。經過過去十多年的轉軌改制後，不少大國企已經徹底放棄以往提供全民就業、為員工提供社會保障等社會功能，轉變成純以利潤為本的巨無霸。它們的生產力和創新力，很多時候都不特別出眾，但卻能憑政府或明或暗的財政、行政和政策支援，使勁擴張。美資在中國市場受到擠壓，其實與中國民營企業近幾年受到這些大國企擠壓（即所謂的「國進民退」），如出一轍。

2011年初胡錦濤訪美，在白宮與奧巴馬會談時，奧巴馬竟然沒有多提匯率、人權等老問題，反而重點提醒中國要遵守各種經貿協議承諾，確保美資和美貨在中國受到公平對待。華府挑起這個新爭議，明顯是受到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美資企業的壓力。或許有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大債主，所以美國對華強硬不起來，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早在3年前已曾斷言，美國根本不用害怕中國減持美債，因為中國不買美債，美國政府也可以通過量化寬鬆和依靠逃離歐元區的避險資金消化美債；相反中國減持美債，將令人民幣升值，幫助美國減少貿易赤字。最近兩年的發展，證實了Krugman的說法。

過去二十多年，大舉進入中國的美資企業，分享到中國經濟起飛的紅利，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內親中力量的經濟基礎。但隨着美資在中國吃虧愈來愈多，再加上中國經濟減速和美資回流美國等新趨勢，華府親中力量看來已經開始減弱。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初期，對中國十分禮貌客氣，但在其第一任後期，卻在國企補貼、亞太防衛、匯率等問題上對中國愈來愈兇狠。奧巴馬在未來4年，會否繼續對華愈加強硬的轉變，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文 孔誥烽

編輯 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