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來源：廖亦武臉書

六四將至，貼一篇12年前的舊訪問，長達12000字。2008年此篇被選入《底層》英文選本《吆屍人》。由於《吆屍人》的暢銷，並被轉譯成近30種文字，「吳國鋒之死」也在西方廣為人知：......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採訪緣起

約大半年前，我隨劉曉波去拜訪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蔣培坤，臨近告別，丁老師寫了一張小卡片遞給我，說：「你能抽空去看看這對夫婦嗎？要不，打個電話也可以。你們是同鄉。」

我沒有鄉土觀念，卻覺得應該不負所托，去了解一下這對在六四屠殺中痛失愛子的父母近況，給丁老師一個回覆。返成都後，我三次撥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電話，卻沒人接，於是就耽擱了下來。

光陰悠忽，轉眼就幾個月。這期間，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訪了若干冤案；還經歷了又一次婚變，又一次逃亡，已疲憊不堪，可丁老師的囑托始終壓在心裏。為了釋懷，我於2005年5月17日又打兩次電話，終於聽到了吳定富先生的聲音！地道的新津方言。當他知道我是丁老師的朋友時，即盛情歡迎「去家裏坐坐」，還一再詢問丁蔣二位老師的身體好不好？最近出門方便否？

我支支吾吾，卻敲定了訪問時間。

在丁蔣兩位老師編纂的《見證屠殺》的書裏，吳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證詞，並配有兒子吳國鋒慘遭殺害的遺照——我反復地端詳，憤怒竟如十六年前那般新鮮。而窗外高樓林立，日影昏沈，飯粒似的人群被商業時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淩晨，我三十一歲，正在家裏朗誦詩歌《大屠殺》；可在北京街頭，一個叫吳國鋒的不滿二十一歲的大學生，僅僅因為記錄歷史的熱情而連中數彈……

一顆流星劃過天穹，人們大約不會去追究十六年前的流星是否與眼下的一樣？

2005年5月19日上午11點，我行色匆匆，搭一輛破舊客車，從成都西門出發，於下午兩點抵達新津車站。花三元錢雇一輛人力三輪，穿越半個城鎮，就攏五津鎮模範街嘉寧公寓。我左顧右盼，尋找「A幢4單元4號」；兩扇鏽鐵門內，四個髒兮兮的婦人正打麻將，見了我，竟邊搓牌邊齊刷刷地轉臉。其中一戴紅袖章的胖大嫂喝問：「找哪個？」

我不予理睬，徑直登單元樓梯；待胖大嫂起身追趕，我已上了二樓。一個大鼻頭男人笑著俯下身子：「老威？」

我習慣性微笑點頭。接著，頭發斑白的天安門母親宋秀玲也出門相迎。

我眼前是一個日趨頹敗的家庭，四壁徒然，舊家具和舊人在其中無比黯淡。然而迎門之處，夭者吳國鋒的黑白照片卻格外鮮明，那眼鏡片裏永恆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激發我對如夢人生的陣陣追憶。正發楞，吳父卻請我落坐，上茶畢，我唐突地問：「可以採訪嗎？」

「丁老師的朋友，可以，」 吳父揉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況且，兒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滅了，沒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錄音機。吳父又說：「我們在幾年前，就站出來接受過海外電臺的採訪，不過時間太倉促。你算第一個登門來訪者，不知從何說起呢？」

「從小時候說起。」

「太耗時間了。」

「放開講，有的是時間。」

此時，樓外傳來一波波孩子們的喧嘩。「下課了，」吳母喃喃道，「吳國鋒在這後面上過小學，他的班主任至今還沒退休呢。」

正文

吳定富：我們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在丁子霖和蔣培坤編著的《見證屠殺》裏，我讀到過你們一小段文字——這種回憶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記錄痛苦，人家講不下去的事，我還煞費心機地挖。

吳定富：我們老了，又死了兒子，所以不用你挖，我們也願意講。至於怎麽講得透，老威你有經驗，就開個頭吧。

老威：盡可能完整一些。

吳定富：那我按時間順序，從小往大說。吳國鋒這娃兒，從小聰明，被他爺爺奶奶當作掌上明珠，他爺爺雖然是拉板車的，卻有些文化，經常把孫兒帶在身邊，一筆一劃，在墻上寫字教他，吳國鋒反應快，記性好，幾歲就看得出是個讀書郎。

老威：你們家幾個孩子？

吳定富：三個。老大女兒，吳國鋒是老二，他上小學就考第一名。由於我們家在新津土生土長，幾代都是勞動人民，家庭負擔重，所以沒有條件去嬌慣娃娃。

我生於1942年，國鋒媽媽生於1944年，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沒想到，日子就這麽一直艱難下來了。政權更叠，似乎有那麽點朦朧的盼頭，我們卻在該長身體的時候餓肚子，窮得沒錢上學。我在1960年初中畢業，還做過社會青年，隨後分配工作，當街道企業的采購員，而國鋒媽媽一直是家庭婦女。

老威：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資？

吳定富：我月工資三十來塊，國鋒媽媽在家做些小手工，比如縫個衣扣，鎖個邊，一天能掙幾毛錢。全家收入加起來，不過四十塊，卻要填五張嘴巴。計劃經濟時代，沒其它生財之道，只好一家人掰著指頭過。一分一厘都要算，連衣褲也是大的穿不得，補上破洞，小的接過來穿。值得安慰的是，吳國鋒聰明，爭氣，年年三好學生，學習成績一直是前幾名，深受老師和同學稱贊。

老威：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

吳定富：由於經濟負擔過重，吳國鋒初中快畢業時，我就勸他考中專，這樣就能提前參加工作，得到鐵飯碗。沒想到這娃兒有心計，表面滿口答應，私底下卻與幾個同窗好友約定，打死不讀中專！就這樣，他以優異的成績升高中，我的盤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沒辦法。本來大女兒成績也好，考中專拿飯碗很穩當，結果一家人出於「深謀遠慮」，讓她繼續讀，以為考大學沒問題，結果卻「竹籃打水一場空」，滿大街是名落孫山的高中生，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閑飯。

兒女都大了，走一個算一個吧，我們倆口身體都不好，這輩子就認命了。可國鋒這娃娃把生米煮成熟飯，做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硬撐起。好在1980年代中期，社會允許自謀生路了，國鋒他媽就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些日常小零碎，貼補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飯、洗衣、照顧娃娃們的起居。還憂心忡忡地給吳國鋒敲警鐘。這時他已成近視眼，我就說：「眼鏡哎，你只能背水一戰了，萬一考不上大學，哪個單位肯要你這個書呆子！」

吳國鋒懂事，不頂嘴，還安慰我：「老漢，你放心嘛。」

我說：「你在班裡的成績最多算個中上，咋個叫我放心嘛。」

他說：「老漢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學習過於拔尖，老師和同學都會天天盯死你，太累了，沒功夫耍。所以嘛，能過得去就行了。」

我懷疑他吹牛，他卻認真了：「我每科都搞得懂，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終考個前三名給你洗洗眼睛。」結果，就真拿到前三名。

老威：做兒子的比父母還沈穩，前途不可限量哦。

吳定富：我們這代父母被政治折騰來折騰去，整個被報廢了，就希望兒女有出息；有時希望過頭了，就顯得癡傻。高中三年，關鍵之關鍵，我們這頭含辛茹苦，他那頭卻心裏有數。到高考前夕，上強化班了，他仍然該學的時候學，該玩的時候玩，弄得我們提心吊膽。有一天，竟然有三門課的老師通知吳國鋒，他可以不上課復習了。我們還以為出啥子事，就立馬找校方，可任課老師卻出面安慰：「老吳，你還擔心個啥？這三門課，你兒子早就精通了，與其讓他在課堂上浪費時間，不如讓他回家養足精神，好趕考。」

1986的夏天，考期到，炎熱無比，考場裡中暑了不少考生。而國鋒很輕松。頭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飯擺上桌，就迫不及待問考得如何？他懶洋洋回答：「不理想。」我心裏咯噔一沈，但為了不影響他繼續作戰的情緒，還強作笑顏說：「沒關系，抓緊休息，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熱，許多父母都在考場外立等，揮汗如雨。我們差點把心臟病急出來了，國鋒卻視而不見，你要多嘴，他就始終回答：「不理想。」我徹夜失眠，還要做飯，搞衛生，腦神經都要繃斷了。

老威：你還去單位上班麽？

吳定富：早就請了假。當時，全國統考是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啊，考上就雞犬沾光，落榜就鳳凰掉毛。所以當熬完最後一場，我終於忍不住沖兒子叫：「國鋒！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還是回答：「不理想，有道題沒做完。」

我心剎那涼到底，不禁埋怨：「咋個搞起的？！你不曉得爸爸負擔有多重？」可話音未落，國鋒卻笑瞇瞇的，站在桌邊打包票：「老漢你著啥子急，不是吹牛皮，我考不起，這世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考不起！」

我一楞：「此話當真？」

他斬釘切鐵：「當真！」

我松口氣，立即換幅笑臉：「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現在該逍遙了，你想咋個耍，就吱個聲。」

他笑道：「我與同學們約好，輪番在每一家辦招待，自己慰勞自己。」

我也笑道：「好的，輪到我們家，你開個口，爸給錢。」

他說：「我需要幾十塊。」

我說：「給你一百塊。」老實話，這輩子我從來沒這麽大方過，當時的一百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了。

他大喜過望，又得寸進尺：「還有個條件，我辦招待那天，你們統統出門，把家裡騰出來。」

我説好嘛。於是輪到那天，我們帶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崍走親戚，直到夜深才回家。我不曉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歡的，因為屋子已經收拾得幹幹凈凈。他媽說：「國鋒從小能幹，肯定親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見旮旯裏有一大堆啤酒瓶，曉得他們還「違禁」了——因為在平時，我們的要求極其嚴格，除了看書學習，一律不準看電視，不準東遊西逛，喝啤酒更是妄想。

又隔個把星期，國鋒的分數查到了，平均總分91.5，為新津縣本年度高考狀元！全家欣喜若狂，遠舍近鄰也上門祝賀；又過十來天，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

我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吳氏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首位狀元啊！我當時認為，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徹底改變。

國鋒自己動手托運行李，我借了單位的車，親自送他去成都火車北站。人山人海，我們排了幾個小時的長隊，可興奮啊。

老威：那是1986年秋天吧？

吳定富：對，他十八歲，考取了人大的經濟管理系。國鋒生活能力強，人緣好，很快就適應了北京的生活，還當選為副班長。我們每月給他寄一百元生活費。他媽媽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會也越來越開放，有盼頭了。入學第二年，他交了個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東北長春人，父母都是醫學教授。開頭我們回信表示反對，怕影響學習；但吳國鋒性子犟，我們拗不過，當他又來信，説要陪女朋友回東北，見未來的嶽父母時，我們只好又匯去充足路費。

老威：這照片上的姑娘蠻秀氣，看樣子，他們正在熱戀。

吳定富：這姑娘要求進步，還入了黨。吳國鋒暑假曾把她帶回新津，我們見他們如膠似膝，也放心了。當然，吳國鋒後來不在了，人家年紀輕輕，不得不重新選擇。她留校了，迫於壓力，面對血腥真相，也只得閉嘴。

總之，那時的國鋒朝氣蓬勃，他的一舉一動也牽動著我們。可1986年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應該是1989年。

吳定富：對，1989年！他4月寫的家信，這是自去北京以來最長的信，用詩人的語言，描述了天安門悼念胡耀邦的情況，集會、口號、標語、悼文等等。他周圍的同學、老師幾乎都介入了。我當即回信，表達了父母的擔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要沾政治的邊。憑直覺，我們曉得與專制政府對著幹，沒好果子吃。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反右、饑荒、文革，膽子被整小了。吳國鋒身處北京，熱血沸騰，當然不同意我們的世故。父子倆通了四、五封信，達不成一致，可我還是滿足他的懇求，兩個月中給他匯了一千元錢，當時這是一筆巨款。

老威：你兒子正處於「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年齡和關口，手中錢多是很危險的。

吳定富：我在信中一再規勸：「共產黨殘暴！整死人從來沒償過命啊！」可吳國鋒畢竟是個涉世不深的娃娃，他聽不進去，也不願跟我們爭辯，後來就幹脆不回信了。出事後我才曉得，他要一千元錢，是為了買一臺好相機去記錄歷史，留下些珍貴的鏡頭給後代。

老威：你兒子算得上「天之驕子」，在那種時代風氣下，他非常有遠見。

吳定富：我們像熱鍋螞蟻，在家裏熬著，天天瞪著電視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裏，李鵬狗雜種把學潮定性為動亂；接著又是遊行、絕食、下跪、請願、對話、戒嚴，部隊也開始調動了。我沈不住氣，幾乎要往北京跑了——卻終於在5月31日，接到了國鋒電報，內容是：「我準備回家，沒有路費。」

當時我還不曉得他買了相機，有些疑惑。可仍然電匯去兩百元錢，比較放心地坐在家裏等候。吳國鋒一直沒回來。那幾天，事態翻天覆地變化，我們卻盡量朝好的方向猜測：比如戒嚴了，坦克都朝天安門開了，我們還以為，只是嚇唬一下，把他們趕回校園。

我的體質差，那些天焦慮過度，就患了面神經癱瘓，天天去醫院針灸。6月8日上午，我感覺病情減輕，就坐在門坎上曬太陽，這時新津縣五津鎮政府來人通知我去談話。我穿過一條街，剛跨進政府大門，當官就劈頭蓋臉：「吳定富，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你曉得麽？」

我一下子懵了：「你說啥子？」

當官的又重復：「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

我回答：「不清楚。」

當官的咳嗽幾聲，就一字一頓地宣布：「我代表政府，正式通知，你兒子吳國鋒已經死亡！」

我腦殼一片空白，只覺得另一個聲音用我的嘴巴在問：「真的？假的？」

對方板著面孔回答：「我們接到北京專電，你兒子真的死了。」

我的身體軟得像面條，要癱下去，但還是強撐著：「還有啥子要通知？」

對方又補充道：「詳情尚不清楚。政府決定，明天我們替你們買票，並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北京料理後事，並領回你兒子的骨灰。」

我隨口應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來，虛汗直淌。掙扎一會兒，才從椅子上起身。當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門裡，急忙來扶，我推開他說：「我不要你們送！又不是上刑場，我走得動。」

我搖搖晃晃，過街回家，汽車喇叭響得特別遙遠。一進門，我就靠住墻喘氣，淚水和汗水嘩嘩下來，把襯衣都濕透了。老伴見狀，過來牽住問：「你咋個了？」我不禁哭出聲；她又連問幾聲：「死老漢，你咋個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氣吼叫：「國鋒死了！」

只聽得撲通一響，老伴已倒地，怎麽搶救也醒不了。她就這麽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轉來，滿眼垂淚，不吃不喝，只一聲聲喊：「國鋒，你咋舍得丟下我們哦！」

6月9號一早，政府就把兩張火車票送上門，原說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此時也不見他的影子……

老威：變卦了吧？

吳定富：小地方當官的膽小，怕犯錯誤，就幹脆溜了。

老威：我打斷一下。你們接到國鋒最後的信是5月31號嗎？

吳定富：是的。

老威：沒有一點不祥預感？

吳定富：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李鵬狗雜種發布了戒嚴令，部隊分幾路進城，我們也沒想到要屠殺。假的！全是鬼話！啥子「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秩序」，我還認為大不了就抓幾個人，如果吳國鋒運氣不好，撞上了，學生的身份也會從輕發落；更嚴重一點就是判刑，勞改回來還是我們的兒子嘛——我經歷過政治運動，這也不丟臉。所以，六四鎮壓我們還蒙在鼓裏……

老威：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吳定富：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產黨封鎖消息，我們就兩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們從別的渠道得到過兒子下落麽？

吳定富：6月8號下午，我們接到吳國鋒乾姐姐吳國房發來的電報，稱「國鋒遇難」。吳國房是江蘇人，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讀書，比吳國鋒大一歲。她6月4號就得到乾弟弟的噩耗，可那幾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嚴部隊卡斷了所有的通訊。她報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約了一位新津籍同學，冒險坐火車溜到徐州，才發出電報。

長話短說，6月9號下午，我們乘火車趕往北京，因為悲傷，兩天一夜沒吃飯，只靠一點水維持著。北京接站的是人大經濟管理系的張副書記，這位女同志簡單地問了我們路上的情況，就沈默了。接著把我們安頓到人大招待所，叮囑好好休息，第二天談正事。

次日上午，系裡書記和副書記都出面，向我們解釋六四淩晨情況。書記說，他們曾挨個學生寢室打招呼，千叮萬囑，外頭開槍了，大家別出門；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許在宿舍打牌、搓麻將。書記還說，吳國鋒是個老實娃娃，那幾天腳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滿口答應不外出，可我們一轉背，他就擰起照相機，發瘋一般沖出樓，騎上自行車跑了。

此時我們才明白，寄出的一千多元巨款，都被吳國鋒用來「記錄歷史」了。從胡耀邦逝世開始，他用嶄新的海鷗相機拍了幾百幅學潮圖片，其中有一沓就壓在枕頭下。我們整理他的床鋪和遺物，除了工具書、換洗衣褲和照片，只發現一枚五分硬幣和十斤全國糧票。

老威：你兒子當時沒在天安門？

吳定富：五月下旬，北京本地大學生幾乎回校，但從全國各地依舊源源不斷湧入聲援學潮大軍，每天聚集天安門。據國鋒同行者李XX說，他們一起逃出校園不久，兩人就跑散了。李XX遇見黑壓壓的軍隊，追著他開槍，喪魂落魄之際，他拐進一條巷子，東竄西竄才回校。而國鋒卻下落不明。

老威：你兒子出事在什麽地方？

吳定富：西單附近（宋秀玲插話——坦克和步兵已沿著長安街開過來，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號的，扔石塊的，擋路的，不管什麽人，一律格殺勿論。國鋒剛好挎著相機，當場就被殺害了，連自行車都壓扁了。屠夫們過去後，他才被老百姓擡起來，送到郵電部醫院）。老威你來看這些照片，我們再三要求把國鋒遺體運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復不行，稱是中央命令，遇難者一律就地火化。於是我們說，吳國鋒還有爺爺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運回遺體作最後告別，也得讓我們拍幾張照片帶回去，有個交待。系上經過商量，答復可以，但是必須嚴守秘密，不能借此損害國家形象（宋秀玲插話——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老威：一項醫學研究成果證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機的作用，能在駭然遭遇不幸時，攝下劊子手的映像。如果雙手握住刺刀的國鋒當時圓瞪雙眼的話……

吳定富：這娃娃死不瞑目啊。

老威：原諒我的饒舌，請繼續講吧。

吳定富：在北京期間，校方派了四個同學陪伴我們，輪番勸慰。12號去醫院整理遺體，先是由專人清洗血汙，然後換衣服。我們按老家傳統習俗，替國鋒裹了一身從家裏帶來的素白。

老威：這有什麽講究？

吳定富：因為國鋒沒結婚，沒後代，還是孝子孝孫，所以著一身素白，表示純潔無暇。13號上午，我們就在醫院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吳國鋒在京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運來，爐子紅通通的，24小時不間斷。這兒早已接到上峰緊急通知，身份為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永動機。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擡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麽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成為緊銷貨，我們剛攏時，還有好幾十，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象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要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老威：這火葬場成鬧市了。

吳定富：我們耗幾個鐘頭，領到骨灰，就趕快離開了。16號乘火車，18號回到新津，在家裏搭起靈堂，親戚朋友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祭奠。不料剛滿三天，鎮政府就來人，規勸拆靈堂；我拒絕，他就說：「這兩天，鄉下的泥腿子幹部要進城，聽上面傳達鄧小平對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鄉巴佬就一根筋，懂個雞巴，他們一見你的靈堂與中央精神起沖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會退，咋辦呢？」於是我遲疑了一下，答應拆除街面的延伸部分，但屋內主祭靈堂不拆，因為國鋒的許多同學正在趕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靈堂沒了，但國鋒骨灰一直保存在家裏。原來我們想，六四不平反，亡靈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國鋒弟弟也死了，我們在萬念俱灰之中，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合葬在對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這麽年輕就死？

吳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兒子，非常懂事。見有遠大抱負的哥哥沒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重擔，每天起早貪黑。原打算掙點錢，讓全家人過得寬裕點，精神的創傷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積勞成疾，患上尿毒癥。這一下，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積蓄都是杯水車薪；連丁老師和海外募捐的幾千塊都搭進去，毫無起色。

國鋒是幾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吳的這一脈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壓的奶奶，得知孫兒噩耗就中風了，老年癡呆癥接著來，吃喝拉撒全沒感覺。他的爺爺奶奶均於2002年去世。他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九個月九十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最鐘愛的孫兒遇難，想不通——終於在老伴撒手塵寰後，兩次自殺。先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被發現；後又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折騰半個多月，臨死還連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2002年，吳家連辦三起喪事。目前，我的大女兒下崗，拖了兩個女娃，日子相當艱辛；幺兒夭折，他的農村媳婦跑了，丟一個幾歲孫女給我們養；而國鋒媽媽自十幾年前聞噩耗跌倒後，腦袋受創，留下頭疼的後遺癥，引起視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家務活了。

老威：那家裏只剩你一個健康人？

吳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嚴重吧？

吳定富：腎臟癌。

老威：什麽？！

吳定富：我幺兒患上尿毒癥不久，我就發現腰部凸一個包，經常痛；可當時為了籌款救娃娃，顧不了許多。拖一年余，幺兒死了，心空了，才發覺這個包已經長大，足有兩公分。前年不得不動手術，把右邊的腎臟割了。

老威：腎臟癌有啥癥狀？

吳定富：經常尿血，甚至尿不動，堵塞了，身體整個垮掉。那次動手術，一打麻藥，我就不曉得了（宋秀玲插話——我一直守在旁邊，開完刀，醫生把切下來的腎遞給我看，形狀像豬腰子。不過豬腰子一劃開是光滑的，紋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爛了，裏頭亂七八糟）。刀一開，馬上感覺輕松。現在我不能幹重活，只能慢慢養。貴重的藥吃不起，就一幅幅撿中藥；買些便宜的幹靈芝，瓣碎了泡茶喝——這一次，把家裏最後一筆積蓄，四千元錢花光了。老威你看——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長。

我們眼下太窮了，每月不過一兩百元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供她讀書——因為她是吳家最後一點希望，算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盡管如此，老威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子霖老師。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十六年了，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後記

從吳家出來，已近傍晚，殘陽如血，染紅了半邊天際，猶如正在臨盆中的母親。我匆匆趕往車站，購票上車，天上的血色變紫了，接著，變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層薄灰的桌子上回放錄音，手邊有一份舊報紙，我下意識地邊聽邊拿過來看，卻見報上正在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作家。

凱爾泰茲十四歲就被納粹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奇跡般生還，當過記者，當過兵。退伍後失業，就和妻子蝸居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僅二十五平方米的單間公寓內，堅持寫作達三十五年；可時運不濟，他在美國等地出版的書銷量很少。小說《沒有命運》出版十年只銷售了三千五百本，而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更慘，在得諾獎前只售出一千六百本——以下是這部不朽之作的只鱗片爪——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

「不！」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不！」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麽艱難，盡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麽，可是那個

「不！」是那樣一個

「不！」不是那種猶太人似的「不！」，那個「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對這個字的確像我對這個字本性的不確定一樣，這個

「不！」只是一個

「不！」我說。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頂的談話是什麽後果。讓我們想象一下，這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這個孩子聽說了什麽而尖叫：「我不想當猶太人！」……猶太人意味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也意味著猶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個人的父親，註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從這段文字推斷，凱爾泰茲沒有孩子；在這次墮胎之後，他再也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茲永遠記得，一個十四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裏，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註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錄音機裏，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顫動著情不自禁的笑。後來，這個叫吳國鋒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他被殺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絕望無盡頭，如果把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茲，孩子就不會生下來，免得在二十一年後夭亡。

再如果，把凱爾泰茲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免得一思想就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擡不起頭。

「不！不！」

可在「不」過之後，我又陽奉陰違地說「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獄大半年後，我的孩子出生了——這是不情願的，本來我不想要這個孩子——眼下她已十五歲，可我與她在一起的總時間不超過一個月。

「不！」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的命運是什麽，天啊，我不願再聽到茍延殘喘的父母追憶遇難孩子的幸福童年，笑聲和淚水我都不願再聽到。天啊，不！

我關掉了錄音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

蔡子強 - 守護記憶 為免靈魂灰飛煙滅

2014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前些時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丁美洲魔幻小說大師馬奎斯逝世。

維護真相的孤獨吶喊

記得30年前，當我還在念大學時，也曾讀過其經典巨著《百年孤寂》。小說的詳細內容大都忘掉，唯獨仍有印象的，是以下一個情節：

故事說到主角家族的一位後人，曾親眼目睹一場示威遭血腥鎮壓，後來更演變成一場大屠殺，死亡數以千計。他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從此之後，他立誓要為此作見證，把鎮壓的殘暴真相公之於天下，為此四處奔走控訴，可惜的是，沒有太多人理會，因為政府和軍方的毁屍滅迹工作做得太好，迅速而徹底，歷史課本也無記載，令所有人都不相信這是事實，只剩他一人在孤獨吶喊。

到今天依然記得，是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明白到，歷史可以是由當權者所建構的，他們想消滅抵抗，就會先消滅記憶。

有人認為這是魔幻小說裏的天方夜譚，但馬奎斯卻說自己寫的都是拉丁美洲的百年悲情和苦難，而我卻想說，這又豈止拉丁美洲？

要想消滅抵抗，就先消滅記憶

若干年後，我又讀上另一部小說，那是在共產政權年代便流亡法國的捷克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笑忘書》。

這部小說開宗明義以「笑」與「忘」作為主題，書中第六部〈天使〉，更集中談記憶與遺忘的問題。

當中有一段說到，捷克新的共產政權上台，要消滅這個國家的記憶，首先做的，便是放逐當地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等。被政權所放逐，雙目失明的歷史學家赫布（Hubl），悲慟的說：「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記憶，毁滅它的書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新寫書，重新製造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這個民族便會開始忘掉它的過去和現在，那麼外面的世界要把它遺忘就更快不過了。」

當獨裁者在台上高喊「孩子，你們就是國家的未來」的時候，其實他真正的意思，並不是真的要把社稷交託給他們，而只不過是，他會將人民和民智逐步逐步推向幼年化發展。孩子的最大特徵，就是他們並沒有太多的記憶。

因此，米蘭昆德拉在這本小說中，透過異見人士麥瑞克（Mirek）的口，道出一句擲地有聲的不朽名句：「人與強權的抗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遺忘，讓人活得像微風般輕盈

《笑忘書》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美麗的塔美娜（Tamina），一直思念她那被共產政權迫害而流亡國外，最後客死異鄉的丈夫，她當初竭力想抗拒遺忘，希望留住對亡夫的寶貴回憶，但丈夫的形象卻在她腦海裏日趨模糊，這讓她感到絕望和痛苦。她不斷想找回一疊信件和日記，一疊記錄了夫婦兩人往事，載滿了兩人回憶的信件和日記，並期望從中梳理出自己對丈夫的記憶，但卻功敗垂成。

直到一天，一個年輕男人走來找她，並說，如果她真的想遠離一切痛苦，訣竅便是把記憶放下，並請她跟隨自己到另一處地方：「那裏沒有悔恨，一切都沒有重量，像微風一樣輕盈。」結果，塔美娜選擇了跟隨這名男人走了。

她來到一個小島，在這個小島上只有孩子（沒有記憶的人？），她感到：「在這一刻，她的丈夫既不在記憶裏，也不在思念中存在，因此，她既不感到壓抑，也不感到悔恨。」從此，她更與孩子，陷入激烈的性愛活動當中，「她重新閉上眼睛，體會着肉體的快樂。有生以來，她這是第一次在靈魂遠去的時候，享受肉體的快感。她的靈魂既沒有想像什麼，也沒有記憶什麼，早已悄悄地地離開了那間屋子」。

遺忘，也讓人失去了力量

但隨着時間的過去，重複使一切歡樂和快感都失去了光采，亦沒有幫助她抓住靈魂。最後，她決定游水離開這個小島。但當她跳進水裏後，才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拚命划水，她都已經無法離開這個小島了，最終更只能往下沉，並無聲無息的在水中湮沒。

於是，我看到原本如斯美麗的一位佳人，就在這樣的一個遺忘之島上，在縱慾的麻醉中，慢慢凋零，到一天驀然覺醒，想擺脫這種狀態，卻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失去了力量，只能往下沉淪，無聲無息的湮沒。

回憶，帶來撕心裂肺的痛楚

近日，在有線電視的新聞報道中，看到他們訪問張先玲，她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戒嚴部隊槍殺、手無寸鐵的19歲學生王楠之母親。

這位白髮蒼蒼的「天安門母親」，在鏡頭前，也整理着一大疊的信件和稿件，她說這是兒子死後，其同學和朋友寫下，對他的悼念和追憶。每次當她翻閱這疊信件和稿件時，她都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但也從中，她得悉兒子不為她所知的一面，從而梳理對兒子的記憶。

本來在這個經濟騰飛，「大國崛起」，物質氾濫，舉國一片歌舞昇平的年代，只要張先玲和其他的「天安門母親」，願意遺忘，願意放下記憶，她們就可以與其他沒有記憶的人一樣，一起沉醉在一場物慾的狂歡當中。如果沒有了記憶，也許她們真的能夠活得像微風一樣輕盈。

但這些「天安門母親」最後卻沒有揀上如塔美娜所揀的路，她們選擇了守護記憶。

不覺氣餒，因為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

在當年高壓的恐怖氣氛當中，她們仍然努力四出搜尋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經歷，整理成書，為的是她們要為六四守護記憶。在尋訪過程中，張先玲說她們頂風冒雨走過多少大街小巷，就是酷暑嚴寒，就是吃閉門羹，就是甚至被人推出門外，也不能擋住她們的腳步。過程中，她不覺得屈辱，也不覺得氣餒，因為，她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有的是作為一個母親和公民的責任。

她說，這麼多年來，通過與其他母親一起抗爭的經歷，她的心靈在痛苦中煎熬，但意志卻在錘煉中堅強，思想也在打壓中成熟，她和其他人一起在抗爭中成長。她們已經艱難的走過了這麼多年，前面的路也許很長，也許更坎坷，也許看不到正義的陽光，但仍然會無怨無悔地走下去。

從中，我們看到一群美麗的母親，那是曠日持久的堅持，讓她們變得愈來愈美麗；那是她們的拒絕遺忘，守護記憶，鑄造出母愛的偉大和不朽，鑄造出正義和良知。

回憶定義了自己

以研究記憶與政治出名的旅美德國學者Andreas Huyssen，曾經在《Twilight Memories》一書中寫過：

「追憶塑造我們與過去的關連，而我們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自己。作為個人與社會，我們都需要藉着過去來建構和定位今天自己的身分，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

另一位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則在《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一書中說：

「否認過去，表面上是樂觀和向前看，但仔細一想，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一種無法面對未來之絕望和可悲。」

神州大地上獨一無二的香港

今天是六四25周年，25年來，同樣是無怨無悔的支聯會和其義工、仍然沒忘初衷的媒體和記者，以及維園晚會上的點點燭光，一直拒絕遺忘，守護記憶。我們應該多謝他們，就是他們25年來漫長的堅持，讓香港沒有變成一個遺忘之島，從中也鑄造了在神州大地上，一個獨一無二的香港。

後記：他們也在守護記憶

1989年那一年，我剛進入中大研究院，在那春夏之交，我沒有隨同我的那些中大同窗前赴北京，為的是答應過老師，在本科畢業離開學運的崗位後，是時候修心養性，好好讀一下書了，結果北京那一邊事態的發展，卻急轉直下，譜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不能置身其中，不能說不是自己的一個遺憾。

25年過去，那些昔日的同窗，今天他們有些已為人師，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是管理階層，有些更成了媒體高層，但他們仍然沒忘初衷，還把當年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記錄成《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 ……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一書，由中大學生會出版，為守護六四記憶，盡一點綿力。

（#本文的稿費將捐贈給天安門母親和支聯會，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Vic - 六四廿五年，未愈的傷痛

2014年6月1日

轉眼間，八九民運已是25年前的事。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從懵懂少年踏入混沌中年，但想起六四屠殺仍然極易流淚，整個人就像被巨大的悲傷壓倒，情況有點像陳映真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第一段所寫的：

「兩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時間，方才讀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記。我的弟弟康雄死後的一段時間裡，甚至於到了婚後的幾個月內，每當我展讀我的弟弟的日記時，都會叫我哭啊哭啊的毫無辦法。我看見他雅拙的字體，立刻就看見這細瘦而蒼白的少年，對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著，無名的悲哀便頓時掩蓋了我。於是，我就哭著哭著，怎麼也不能讀完它們了。」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傷痛太過overwhelming，25年來我不曾好好寫下自己的六四感想。（當然，事實應該是我的寫作能力太不濟了。）

六四屠殺發生時，我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六四屠殺的歷史意義，尤其是它對中國和香港的歷史意義，我是隨後才逐漸認識的。而我的感受，也隨著這種認識加深而益發濃烈。五、六年後，我讀大學時，某次交英文功課，有點莫名其妙地寫了一大段自己有關六四的感受，主要是表達自己對香港若干社會精英積極依附、支持屠殺人民的中共政權之強烈憤慨。這種憤慨到今天其實並未改變，只是人間妖怪見多了，不會再像當年那麼激憤。

近年有些人指出，香港人當年支持北京民運，其實是出於一種自私和投機心態，希望利用大陸的民運解救自己，以免九七之後香港落入專制政權手上。或許確實有些香港人是這樣，但我認為當年大部分港人支持北京民運，絕對是出於赤誠之心，希望中國能成為自由民主的美好國家。

六四屠殺徹底粉碎了我們這種善良願望。這場屠殺和25年來從未停止的鎮壓（不要忘記李旺陽是2012年才遇害的），幾乎完全摧毀了中國人的良知良能，禍及香港，而且可能將禍及台灣。了解六四屠殺、良知未泯的中國人，精神莫不嚴重受創，年復一年承受著巨大的傷痛。

在我看來，六四的冤屈一日不得昭雪，中國人便始終是個恥辱的身份。以道德淪亡的「中國模式」為榮，更是恥辱之最。

-----------------

六四評論摘錄：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撲簌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韭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

──安裕周記：又為斯民哭健兒，明報，2007年6月3日

只要仍有人堅持悼念，這城市就不致於徹底沉淪，就像耶和華答應阿伯拉罕，所多瑪城中，只要還有五十個，四十個……甚至只要有十個義人，這城市就可不必被毀滅。每年在維園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朋友，就是香港的義人。

──倪匡：哀悼，香港蘋果日報，2008年7月5日

我痛，故我在。淚流披面，通徹心脾。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是大部分香港人目睹及見證之事。忠良被朝廷遺棄以至殘殺，王朝時代斑斑可見，然則殘殺之後，幸存者仍受迫害，不得昭雪，國史無所記載，學子一無所知，如此暴政，古之所前無。

──陳雲：包袱，信報，2009年6月4日

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明報 2009年6月4日、5日

判斷安放神像是否違反政治中立，確是需要政治眼光和政治判斷的，然而這是必須的判斷，不能因此而質疑此種判斷因涉及政治而反對其執行。然而，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不論校方或論者，都假設處置民主女神像，有政治中立的原則可循。實則是不適用。面對六四屠殺或憲政民主，知情的人只能歸邊，無法中立。大學當權的教授都是知情之人，視乎價值觀念和政治立場，只能同情六四民運的殉難者或譴責他們是暴徒，能夠如何中立而不表示意見呢？他們平日有權沉默，但逼得要表示意見的時候，他們如何可以中立呢？

──陳雲：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信報，2010年6月8日

My advice（我的建議）：不要give up（放棄），一直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別忘了對方人家那麼可怕，其實他也心虛。權貴把錢都運到海外去，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要跑到美國去讀書哈佛，不念北大？內地孕婦都來香港產子，為什麼？就說明就是沒有安全感。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沒有安全感。共產黨為什麼花那麼多錢去壓制大陸的網絡？因為他怕。他怕中國老百姓，也怕香港。他看上去很可怕，其實他是心虛，所以有人提出正義、公平、說真話，這些普世價值，繼續說的話，這個力量比他們就力量大。最後他們在真理面前，他們過不下去。要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別以為自己沒有辦法。要看到自己的soft power（軟實力）。

──陸潔玲訪問林培瑞：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明報，2014年6月1日

陸潔玲訪問林培瑞：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1日

【明報專訊】25年都過去了，還記憶着「八九年的歷史」，到底還有沒有意義？今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還是不是要去？應該放下包袱重新上路，才是正途嗎？還是要把焦點放在「六四有沒有死過人？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才算屠殺？」的爭抝上。最近訪港的美國普林頓大學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六四的意義不在數字上！」

在中大前兩天的一個論壇上，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簡潔有力的展開了他自己對六四所帶來對於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他不止一次的提到六四的意義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不止是一個中國問題，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六四對於每一個當時的香港人甚或未出生的九十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他的六四故事

當我一開始問他此時此刻對25年前發生的事有什麼感受？這名和我促膝而坐、思想敏銳的著名學者停頓了半分鐘，一時間沒有答上話。然後他慢慢的說：「在記憶裏頭是很近的。當時shocked（震動）的感覺過去了，可是這個事情好像還是發生在前幾天，非常relevant（相關的）。」他回過神來，又侃侃而談。「這是情感上的。理智上，六四在中國的歷史上，甚至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個很重要的轉折點，為了這個原因，我們研究六四是很重要的。」他指出六四屠殺嚴重摧毁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當權者為鞏固其管治，建立了新的公共價值，包括物質主義、經濟奇蹟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取代了六十年代的「理想社會主義」。

八九影響了我們香港這一代人，除了150萬人上街、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共籌得1300萬港元等等之外，還有很多社區、個人自發的小故事。總之大家都見證了事件，有道德的責任，希望幫上一點忙。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就湊合10多個朋友，匆忙的組成了「關注民運人士委員會」，去新華社行動要求釋放民運人士。我們認為只是悼念是不足夠的，想更多人關心那些可能連名字也沒有的民運人士，就自行印製了單張、書籤在支聯會的集會上派發。其中在書籤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的理想，及為此而置個人前途於道外的精神活出來」。對於89年剛好在北京的林培瑞教授來說，他又怎樣看？

「八九對我的影響相當大，因為他影響到人，不單中國人，是人的價值觀的底層。你說不說真話，你要不要正義，你要不要公平，你要不要把坦克、機關槍來殺那些為了正義而示威的年輕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又非常深的一個問題。不管是中國人，哪一個地方的人看也沒有分別，都一樣，這是不對的。」

八九以後林培瑞教授就一直介入中國民主人權的運動裏。「但我的原則是不主動做任何事情，正如那天我對方勵之和李淑嫻說過一樣：你有什麼需要幫忙，你告訴我。」他憶述25年前送方勵之夫婦到美國大使館，依然如在昨日。「六四那天的中午，我到方勵之家裏，其實沒有打算帶他去什麼地方。我看他們尤其是李淑嫻那麼激動，那麼怕，為了他丈夫怕，我說了一句：我能幫什麼忙，你告訴我。4個小時以後就接到電話要我幫忙。我當時毫不考慮，他們是人我們都是人，我當然幫忙。好像你看到人掉進井裏，去扶他一把讓他不掉井，那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很多人說我是英雄，亦有人說我是絕對的壞人，干涉內政，這兩種說法我都不認同，因為我覺得是很普通的、很直覺的。」

自六四以後，他覺得他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種特別親切的感覺，「他們也感覺我很親切，大家都感到對方很親切。例如騰彪這些維權律師，這也是我生活很大的轉變」。提到他幫忙把零八憲章翻譯為英文，他談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的笑着說起初沒有回覆，再收到電郵催促，才仔細看了內容。「我一看是相當重要的文章，後來又跟他們通過了幾個電話，確認了一些內容」。他不記得是誰電郵給他，應該是早期起草的群體，他解釋劉曉波是後期才加入的。我問到他當時有沒有考慮後果，他告訴我早就放棄了這個考慮。因為1996年以後，他已經無法拿到大陸的簽證。「對外國人來說，最大的懲罰是不讓你進去。這個懲罰下了刀之後，我反而更自由」。然後他很瀟灑又風趣的補上了一句：「死豬不怕開水燙！我都是死豬了，還怕開水嗎？」他說外國學者受最大的壓力，有一種陰影。「他們有時會說我太confrontational（對抗的）。我和白夏是只說真話，管他簽證不簽證」。後來他又告訴我他也是受人所託，現正在翻譯方勵之的自傳。

無權勢者的力量

六四後的第五天，他從北京跑到香港來。他也感覺到，香港老百姓、媒體以至整個社會非常shocked（受震動），電視上在不停地聯播，他的感覺是香港老百姓所受到的shock（震動）和他當時在北京所感受的差不多，是很深的，所以他認為25年後香港許多人跟他一樣還深刻記得這個事情是很自然的。

他提到也許25年後，香港也有人接受了共產黨那種拜金主義。但若要問全球哪一個地方記得六四、記得最清楚，他認為那是香港。西方都沒有，都忘記了。至於中國國內，受害的人當然記得，但他們不能表達，只好壓到心靈的底層裏頭。上一代知道的也不會跟孩子說，因為怕影響他們的前途！因而在中國那個記憶慢慢的被壓制下去。所以香港是很重要的，他提到過幾天在維園的candlelight service（燭光晚會）是非常重要的。「前幾年我曾經在大陸網上看過一段影片，沒有提及六四、也沒有說明是維園，沒有加任何文字，只是在傳發，發到中國很多地方，所以香港的活動是很重要的，對於全球也是很重要的」。

談到香港面對中國政權的打壓，他認為民主在古今中外，都是面對極權主義。民主無論在歐洲、在哪裏都是老百姓爭出來的結果。當中要面對極權的壓力，那是正常的。香港有機會作為一個民主的示範。「因為你們可以抗爭，慢慢的改變他（共產黨）。改變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下個再下個月的佔領中環，這也是個例子。前幾年反對23條。香港一直push（推動）是有作用的。」我問他如果香港人已經很失望或者失去信心，可以怎樣堅持下去？

My advice（我的建議）：不要give up（放棄），一直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別忘了對方人家那麼可怕，其實他也心虛。權貴把錢都運到海外去，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要跑到美國去讀書哈佛，不念北大？內地孕婦都來香港產子，為什麼？就說明就是沒有安全感。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沒有安全感。共產黨為什麼花那麼多錢去壓制大陸的網絡？因為他怕。他怕中國老百姓，也怕香港。他看上去很可怕，其實他是心虛，所以有人提出正義、公平、說真話，這些普世價值，繼續說的話，這個力量比他們就力量大。最後他們在真理面前，他們過不下去。要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別以為自己沒有辦法。要看到自己的soft power（軟實力）。

文學、文化、政治

談到他是教文學的，現正在台灣做有關相聲歷史的研究。他就笑着解釋是兩個人講調皮話那種。他對文學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五四是文學又是政治。「我很反對西方的一種看法，認為有一種純藝術，其實是離開了社會、離開了價值觀，那是假的研究。魯迅藝術好嗎？語言漂亮嗎？他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前途、價值觀嗎？我的所謂政治不是狹義的政治，我的所謂政治，不是支持或反對那一個黨，我對政治的理解是價值和社會。老舍也是個例子。比較不碰政治的張愛玲，對社會價值觀也有說法。廣義政治的關心，文學是這樣的一回事。毛澤東是想利用文學，用文學做一個工具，去達到政治目標，這個我反對。一個名副其實的作家關不關心政治？你很難找一個不關心政治的好作家，古今中外如是。你的社會公不公正、你的社會說不說真話，這是我認為廣義的政治。劉賓雁、魯迅、張賢亮都關心。從這個角度看，文學和政治就是同一個東西，融為一體。」

他談到他的一門科Literary Response to Disasters and Repression（災難與鎮壓的文學反應），是研究文學如何回應人為的災害。「我會談南京屠殺、大躍進、大飢荒，文革之後的災難。例如張賢亮他自己在勞改營好多年，他描寫那種飢餓、受苦、沒有性生活、他的心理描寫很細緻的、很真實的。我覺得他受到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的一部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原名《854號囚犯》，這部小說以作者自己的勞改營生活為素材寫成的。可他沒有走索忍尼辛的一步，對整個馬列的否決。他一直到現在都在國內，1950年代長大，是很富有的家族。社會主義一來，他很真誠的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他有一個負罪感，他跟劉賓雁、王若水，那一代都是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他描寫勞改營的苦難，另一方面，並沒有拋棄社會主義的價值。我認為有一種split psychology（分裂的心理）。我非常羨慕的劉賓雁先生，雖然他被流亡海外，他一直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他羨慕東歐那種，如捷克，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現在共產黨的是『假的社會主義』。是說語言遊戲，社會主義的語言。我談六四最多是在正常的課堂裏，我沒有開一個演講系列。我都是用massacre屠殺，我不說是事件或風波，不管在什麼場合上，我堅持用屠殺，不讓步。」

不過他認為與大陸學生溝通很重要，不要把他們當敵人。在台灣他也遇到，他認為有50至60 %的陸生表面上認同共產黨的一套，但他們心裏自己明白。所以要對話，不要成為敵人。回應他們說把包袱放下的最好方法就是問清楚，那是代表他自己還是共產黨的看法。如果他答你是個人的看法，「那麼如果明天黨改變立場要平反六四，你會不會不贊成黨，請他們放下包袱？」談到這裏他是很督定的相信人最底層還是有正義感的。他也認為民主制度是造成穩定的，唯有極權才會引起混亂、暴力。

什麼人問答

答：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著名漢學家，1970年代乒乓外交時擔任中文翻譯，後來一直在中國研究中國文學，1989年6月5日曾親自把方勵之夫婦送到美國大使館避難。1996年，列入中國拒絕入境黑名單。《中國六四真相》的英文編輯之一，2009年把《零八憲章》譯成英文，在西方媒體刊登。

問：陸潔玲，社工，曾支援天台居民抗爭，現在是理大專上學院應用社會科學課程主任，其中一個學科要求同學蒐集資料討論八九民運，把六四事件滲入教學，覺得可以帶來一代又一代的覺醒。

2014年5月12日，林培瑞先生在台灣大學 (Vic攝)

文 陸潔玲

圖 黃志東

編輯 麥少菁

羅婉婷律師的證詞：警察對學生施暴

資料來源：台灣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5日

我今年27歲，政大法律系及法研所畢業，執業2年，當反服貿抗議學運開始，我就預想到學生會面臨法律問題，當顧立雄律師號召組成義務律師團，自己也希望能提供專業幫助學生，於是決然加入。

323當天晚上義務律師團在天成飯店旁的咖啡廳開會，突然得知學生攻進行政院後，我當下決定與其他20多名律師前往現場，當時聽到有學生被逮捕，為確認學生安全，並協助檢警偵訊而進入行政院內，我們與警方溝通要見被逮學生，但僵持了1個多小時才看到他們。

等待過程中，就算我是律師，也不能對外聯絡，也被限制不能自由離開，連女律師想上廁所都只能一次進去一位，難道，2位女律師就能手牽手推翻政府嗎？太好笑了。

當我看到被逮捕的學生，就知道他們被警察打過，但警方當時表示沒有逮捕，也沒限制人身自由，還可以「上廁所」不算限制人身自由，但限制離開難道沒限制人身自由嗎？直到隔天早上這些學生仍被留置。

在行政院內，我們先跟學生溝通並說明受訊問時該注意的事情，並與學生一起乾坐著。到了隔天凌晨零時許，我發現窗外警力集結，個個全副武裝，學生開始害怕，我也沒看過那麼大的場面，此時，聽到非常激烈的尖叫聲，於是與在場的律師到外面看看有無需要幫助。

一到外面，我親眼看的場景也是媒體沒報導過的，我看的是學生被兩個警察架著，架出來後，就在靠近走道處被往外丟，有的頭撞倒地上、有的肩膀撞倒地上，個個都站不起來，警察還說不要擋路、不要再裝了，這還算好，還有警察拉著同學衣領，勒住脖子，連拖帶拉，甚至還有直接拖腳，幾乎每個學生都是頭破血流。

我們看到這麼慘忍的場景都嚇到了，於是請警察不要再拖了，也不要「丟」了，但警方根本不理我，最後演變到我們與警察搶人的局面，只要警方一拖人或丟人，我們就趕快接過來，避免學生受傷程度擴大，學生們不是頭破血流，就是眼睛淤清、四肢受傷，情況非常慘。

尤其是女生，我真的不忍心，都是一邊發抖、一邊大哭，連我問她們身體狀況，有沒有需要幫忙，她們都無法回答我，整個都恍神了，有學生說警察打人時，警察情緒更高漲，再繼續推擠拉扯，我因為穿律師袍，警察不敢怎麼樣，於是就抱著她們保護她們出去。

當學生被送出去，我看到的是學生都被打到受傷，還嚇傻了！有的小腿被打到骨折，有的腿軟，無法往前走，只要一停下來就被警察罵，被推擠，我們只好架著他們往外送，還有一位社會人士被抬出來時已無意識，2位男律師抬出來後，警方竟還對這位民眾說不要裝了，不要擋路，我們請警方找擔架，他們竟然沒準備，太離譜了。

後來，媒體記者都被趕出去後，尖叫聲也越來越可怕，警方則開始大喊「部隊前進」，隨後衝進來，受傷情況更嚴重，經與警方溝通勸學生回到立法院，當學生願意自己走出來時，因為腿發麻無法立刻前進，警察又拉扯，親眼發生我面前的是，警察1人夾1邊，另名警察直接踹，我只想到盡量拉過來，後來，其他律師來支援，我們就盡力就用律師袍保護他們，抱著他們，我們都是架著同學保護他們。

當時有女同學問我：「我坐在那裏警察為何要打我？」我當時很無力，無法回她這個問題，也有學生跟我說：「媒體被趕出去後，警察就團團圍住，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沒反抗時再拖出去。」我也親眼看到警察踹拉同學，所以很多學生受傷。

我後來抱著女同學出去後，警方就不讓我進去，就算我表明要幫學生陪訊，警方反嗆我妨害公務，就算同學大喊讓律師進去，警察還是不理，後來我知道也有位女律師被警察架出來，我真的不解警察為何有權架律師出來，有權不讓律師進去，甚至有一位男民眾大喊他太太懷孕，警察也不理。

為何我的律師袍有血，因為我是雙手抱著，護著學生，才會沾到血，情況就是這樣，因為他們無法走路，只有抱著、架著帶他們出去。我被擋在外面後，直到清晨5時許，我到(行政院)前門後，眼睜睜看到的是「人間煉獄」，學生肉身擋住灑水車而受傷，許多學生躺在地上昏迷，我大喊「醫生在哪？」很難想像我在「台灣的府院特區」， 彷彿就是戰地，到處都是受傷的同學。（張欽／整理報導）

相關資料：
警察打人影片
管碧玲公布影片 破壞行政院公物的是警察

王志元 - 漂流的去處

世紀版．學運現場〈我被警察重重摔下〉

明報   2014年3月27日

我，和我的學姐，還有一位好友，靜坐在行政院裏，前有鎮暴警察據守門口，後有約40名制服警察擋在通往行政院二樓的樓梯口。

靜坐人群中，似乎是幹部的學生有條有理地指導着我們該如何在媒體前創造自己的畫面，畢竟從佔領立法院以來，媒體的不實抹黑，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我驚訝於學生幹部的行動力，這些學生至少都比我小五歲以上，但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在這場抗爭中面對的是什麼。佔領台灣最高行政機關，每個人都知道這一晚會比前幾日在立法院前的狀况惡劣許多，但他們還是相當冷靜地思索如何表達得自己的訴求。

趁着空檔，我上前問幾個帶領大家的學生，是來自於哪個社運學生團體。學生回答我：「我不是，我只是前幾天上來台北參與抗爭，接着今天跟大家一起過來這裏而已。」接連問了幾個，都是相同的答案。這太讓我驚訝，這些毫無背景的學生竟然能在這種處境下，還自動自發地安撫眾人，指揮眾人下一步動作。他們多數從沒參加過社會運動，這是他們第一次抗爭經驗。

不願再失敗一次

學生們開始傳遞紙條，留下彼此連絡方式，亦要求眾人在手上寫下緊急聯絡人的連絡方法。場外「警察後退」的聲音愈來愈大，臉書上關於強制驅離的消息，以及場外流血衝突的事件也愈來愈多。像是一場噩夢，我開始不確定今晚我會遭遇怎樣的對待。

接近凌晨4點的時候，警方開始有動作了。制服警察開始將在場的媒體趕出行政院大門外，接着一群帶着白頭盔，拿着盾牌的鎮暴警察擋在門口；兩邊側門開始湧進身著黑色防暴衣、手持警棍，裝扮像是電影Robocop一樣的特殊部隊站到了我們前面。我不懂，在場的都只是學生，我們到行政院後所坐的只有靜坐，為什麼政府要用這樣的警力來對待我們。

靜坐眾人緊緊依靠在一起，雙手在背後緊緊拉着，口裏不斷呼叫着口號。有人聽見嗎？警察冷冷地看着我們。他們說：「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是的，這個政府願意給我們一次承認失敗的機會。他們靠着草率的決議與蠻橫的做法，和始終覬覦着我們的大國，簽訂了影響着我們未來至深的貿易條款。但他們說：「再給你們一次機會。」好像，好像我們還有得選擇一樣。選擇逃離，選擇安於現况，選擇在資本主義與政客利益交換下，無法翻身的沉淪。

我們在警察面前朝後躺下，手仍緊緊拉着彼此。黑色裝備的警察走到我面前，他說：「不要抵抗，配合一點，拉你你就自己起來。」我沒有回話，閉上眼睛，感到無止盡的悲傷。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極少數真正可稱得上是一個「人」的時刻，但我感到悲傷，誰逼得我得用這樣的方式證明？

警察有力，一把將我拉飛到空中。懸浮的時刻，我是自由的。雖然下一秒，我知道我就要重重摔下。我不知道我將要被帶往哪裏，就像這一個晚上的台灣，至今無人可預見我們在暴力冲刷之後，漂流的去處。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漂流的去處」）

相關資料：警察施暴 頭破血流

3月24日，被施暴警察拿警棍打到頭破血流的林老師

揭旺陽死 戰友朱承志控顛覆

拒改口支持官方「自殺論」

2012年8月10日

Vic：「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所作所為，一再令人無言。

--------------

【明報專訊】發起調查「六四鐵漢」李旺陽死亡真相的內地維權人士，一個接一個被湖南當局懲處。內地維權網披露，繼民主人士肖勇被判勞改18個月後，發布第一手李旺陽死亡圖片的朱承志，也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拘捕。內地維權者引述其家人指出，當局要求朱承志改口支持官方的「李旺陽自殺論」，但估計會遭倔強的朱承志拒絕。

李旺陽與朱承志

支聯會批評，湖南正在中央默許下展開一場大清算，反映當局心虛，預料有更多人被株連。

當日發布「被自殺」圖片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後，其62歲好友朱承志於第一時間發布「被自殺」的現場圖片，觸發本港萬計市民遊行聯署要求當局交代真相。

朱承志、黃麗紅、尹正安、肖勇等多名內地維權人士曾組織「李旺陽被自殺真相調查委員會」，要求由獨立專業人士驗屍後，紛紛被當局軟禁或拘留，記者連日無法撥通他們的手機。其中，朱承志自今年6月被行政拘留10日後，又被進一步刑事拘留至今。

維權網刊公安逮捕通知

內地維權網昨日發布一張疑是湖南邵陽市公安局發出的「逮捕通知書」，該文件內容指朱承志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邵陽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於2012年7月25日由該局執行逮捕，現羈押在邵陽市看守所。本報昨致電邵陽市公安和新聞辦人員，對方均未接聽電話。

王荔蕻：朱拒推翻質疑恐判刑

北京維權人士王荔蕻近月一直跟朱承志的家人聯繫，她表示逮捕令「是真的」。據王了解，當局若只要求朱承志簽「保證書」，承諾不再為李旺陽事件發聲，則還有希望放人，「但情况並非這樣，他們是要朱承志把自己說過的話扳過來，寫到他們滿意為止！」王荔蕻指當局要求朱承志改口推翻自己對李旺陽「被自殺」的質疑，改而支持官方「李旺陽是自殺」的說法，「老朱很倔，他不會同意的」，因此她擔心朱可能會被判刑。

李卓人：短期內發起遊行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批評說﹕「朱承志追尋李旺陽死因，拍幾張相片，卻變成顛覆國家，這個國家是如此心虛，十三億分之一國民的死亡真相會動搖政權嗎？這更反映湖南的所謂驗屍調查是站不住腳。」李卓人指湖南正主導發起一場對維權人士的大報復行動，「中央放手不管，就是默認其所作所為」。他說，支聯會將於短期內發起遊行到中聯辦，要求釋放肖勇、朱承志等維權人士。

內地維權界仿效「自由光誠」行動，設立了「自由承志」網站聲援；肖勇被勞改後，其父精神恍惚，肖妻被迫辭掉工作照顧兒子，網民又呼籲給肖家捐款。


百萬礦主蒙冤 踏上維權路

【明報專訊】來自雲南的朱承志原為錳礦礦主，一度擁百萬元資產，其後遭拍檔侵吞礦場，更被「惡人先告狀」，法院判他敗訴，上訪再遭拘禁，自此踏上維權之路。朱承志在網上組織民間維權運動，包括聲援揭破公安姦殺民女的「福州三網友」，又不時冒險到醫院探望近乎失聰失明的同鄉兼同窗「六四鐵漢」李旺陽，並協助香港媒體為李作生前唯一一次專訪，如今自己卻身陷囹圄。

進京上訪 被押40天

朱承志早年與友人合資在雲南經營錳礦場，豈料其後被新加入的拍檔施計奪去礦場，對方更搶先入稟法院狀告朱承志，結果朱被判敗訴，多年資產化為烏有。他多次向公安廳投訴均不獲受理，只好進京上訪，卻遭關押40天。

62歲的他之後決定為弱勢發聲，曾組織聲援因揭發福建公安姦殺女子案反被控「誣告陷害罪」的「福州三網友」、逃出軟禁的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以及北京「維權媽媽」王荔蕻等。

因六四事件兩次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入獄21年的李旺陽去年甫獲釋，朱承志已不時秘密到醫院探訪，一直盤算帶他到北京治療。當李旺陽今年6月「被自殺」後，他趕赴現場拍下短片和照片，更公開向當局提出「被自殺」的質疑，惟不久即被拘禁。

李旺陽親友下落

六四廿三年祭：李怡 - 年輕人的奮起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6月5日

「沒錯，我們累了。但別忘記，當權者何嘗不累？正義，總是站在能堅持的一方。請看昂山、甘地，他們有誰是十年八載就能改變社會氣候呢？即使我們改變不了國家，我們的下一代會繼續的。」這一段昨天在〈蘋論〉網頁的讀者留言，被昨晚維園的燭光見證了。為一個歷史事件每年數以十萬計人群集會悼念、提出相同的訴求，持續23年，累不累呀？記憶中的這個事件不會模糊嗎？每年參加同樣的活動沒有彈性疲乏嗎？

當初積極參與這活動的人群，有的可能真是累了，有的更是離開人世，但這個每年的燭光集會不僅仍然進行，而且從2009年開始，人數更從十多年來的4、5萬人，飆升到15萬人，達到甚至超過屠城的翌年──1990年。今年更超去年達到18萬人。這是香港人創造的一個人類活動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應該可以入健力士大全了。甚麼原因？燭光集會上許多年輕的臉提供了答案。支聯會多年前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但相傳不會有人數激增的「躍進」，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從這幾年的許多事實看到，這個國家的掌權者是殺害年輕一代並摧毀中國未來的統治集團。

早幾天是中國兒童節，年輕作家韓寒在他的博客中，寫他近年看中國新聞的「一個最深的感受：這個國家最對不起的其實就是兒童。從計劃生育到三聚氰胺，從嫖宿幼女到克拉瑪依，從食品安全到應試教育，從小悅悅到校車……無論城市，無論山區，這個號稱正在盛世的國家一直沒有能夠給予兒童足夠的庇護，就連出個天災，最倒楣的也是在校舍裏念書的孩子。」為甚麼中國盡是有關傷害兒童的新聞？因為這是23年前發生的一場殺孩子的六四慘劇所延伸的惡果。孩子是人類的未來，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毛說的是事實，但他只是說得漂亮，實際上他最會利用年輕人去達到他的權力慾望。只不過，中共過去不會否定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的，一個政權絕不可以自己毀掉自己的未來，直到89年的六四。

六四的槍聲伴隨掌權者的叫囂：不惜再殺20萬，換來20年穩定。接下來的新聞除了韓寒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血汗工廠的童工，山西的黑窯童奴，劣質奶粉造成的大頭娃娃，地震中豆腐渣校園學童，還有接連不斷的校園屠殺到延綿不絕地打工青年們的跳樓自殺……這一切，都是六四殺害年輕人的結果和延續。因為當掌權者不再珍惜年輕人的生命，以屠殺孩子換來自己權力的「穩定」，那麼政權和社會也就不會保護孩子。六四無疑是毀滅中國年輕人的標記。

統治集團的掌權者只顧自己的權力，這23年他們以斂財和把財產、家人轉移國外為職志。他們又不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把權力魔掌伸向香港。中國的年輕人敢怒而不敢言。香港的年輕人奮起了，這是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原因。

中國的政治現實難令人樂觀，香港的政治也漸被中共的專權政治蠶食了。老一輩的民主大佬李柱銘退下後，接棒的中生代不成氣候，支持民主的市民無所適從。昨日有留言說：「含淚到維園的人，祇有雙重含淚。」但年輕人永遠是我們的希望，他們愛真理、擁正義，不怕苛政猛於虎。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的，不是如狼似虎的政權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是昨夜那感動全世界的燭光。

六四廿三年祭：安裕周記 - 人民不會忘記

2012年6月3日

【明報專訊】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着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着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着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着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着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况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着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迹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六四廿三年祭：陶傑 - 燭夜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6月1日

燭光之夜又來臨了，這一年，請自由行的中國同胞繞過廣東道，到維多利亞公園來，與香港人在一起。

這一年，你的來臨，比以往許多年更重要，因為連中國總理也看到了，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政局倒退，走進了一條狹窄的死巷。

三月的成都，五月的陳光誠，連手上有槍的人，也要跑進美國領事館去逃避恐懼；連雙目失明的人，也要一步一血印掙扎摸索光明。這個時候，你還好意思到廣東道的 LV買手袋？

人是有點良知底線的吧？二十三年了，香港有許多人選擇了失憶、冷漠，或者背叛，但更多的香港人還是堅持了清醒，捍衞着尊嚴。

尤其在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而令人惶惑的時刻。燭光滙聚成金黃的海洋，燭光不是子彈，但我們堅信良心可以抵禦獸性。

燭光不一定能把這個國家帶出死胡同，但燭光再一次照亮了周遭的牆壁和絕境。這一夜，連仰望星空的那個孤獨的領袖，在他唏噓的淚影裏，最需要南國蒼海之間的一片淚燭，給他一點暖意和力量。

不是要求「平反」什麼，而是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拒絕遺忘。不但沒有遺忘那一夜長安街上的血跡，也沒有遺忘更早時「文革」迫害的兩千萬亡魂，也沒有遺忘四千萬餓死的饑鬼，也沒有遺忘「反右」的迫害，以及更早時「鎮壓」掉的七百萬生靈。

更沒有遺忘那具今日仍尊崇在水晶棺裏的一具死而未全僵的罪魁。一點燭光，即是向罪孽的反抗，對墮落的救贖，雖然很微弱，但卻很強大。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請你過來，坐在一起，顯示片刻良知的暖意與人性的光輝。香港這個城市已經沒剩下多少可以向世界自傲，向人類交卷，告訴子孫：在一個荒謬錯亂的時世，尚有我們默默的做一個人，在太陽昇起之前，用燭光迎接黎明，請一起來，這一夜，有你也有我。

星期日現場：農民起義 (烏坎)

2011年12月18日

【明報專訊】「打倒貪官」！「還我耕地」！「血債血償」！

這是在烏坎村內，上至老邁村民，年輕壯丁，下至婦孺幼童每天都高喊着的口號。村民口中除了怒吼的言詞外，還有含着淚水的眼神，也充滿了怨恨和哀痛。

儘管汕尾當局嚴格限制內地媒體報道烏坎村事件，但仍無法阻止村民把公安封村消息通過網絡及僑居外地的親友對外發放；外國記者突破封鎖成功入村採訪，近千人跪地哀求希望真相報道，彷彿當下只有境外記者是他們的救星，事實上受屈村民向記者下跪求助情景不是沒有見過，只是近千人下跪哀求，估計任何一位到場的「良心記者」無不動容。

正是這場由村民與官商博弈對流形成「烏坎風暴」，把已經極缺誠信的中國政府，吹得更體無完膚，進一步把地方官吏的極權暴力政治揭示給外國「欣賞」。

由今年九月，村代表薛錦波與村民發起的對抗官商勾結，爭取討回被私下賣走的數萬畝農地，示威、抗議原是有序進行，公安克制，然而，政府又再實施秋後算帳的一貫伎倆，三個月後武力攻村，施放催淚彈，動用黑勢力挾走薛錦波，短短三兩日，正值壯年的薛錦波被指猝死，而後禁止家人驗屍，十餘大漢監控着家屬禁止其拍照，繼而通過官方指定媒體發放採訪內容，包括採訪同囚的目擊證人指死者薛錦波死於自然，再訪問自己安排的法醫解釋驗屍結果無可疑，這一記爭取話語權的工夫確是做了，可惜仍無法令尋求真相的外媒相信。

反觀村民這一方，自發組織抗爭隊伍，冒着被捕風險帶外媒入村，讓記者親身看見村內真實情况，隨意讓記者自由採訪並沿路保護，甚至有外國記者基於安全理由無法離開烏坎村，村民亦主動開放居室和讓出棉被給記者暫時棲身，儘管封村下糧食欠缺，村民依然為記者煮上獨特的潮汕粥和簡便飯餐，讓他們有足夠精神去採訪。為了讓前來採訪的記者即時把消息發布，有村民開放互聯網絡，提供WIFI連線，外國攝影記者每拍到一定的照片時，就在「無線網路中心」內傳送照片。試問這難道不是更得「人心」麼？

為保護農地而抗爭

老村民張大叔（化名）帶記者到傍海的草地，遙指遠處的海面，「以前村民早上出海捕魚，下午回來務農，腳下這片土地非常肥沃，不用灌溉，稻田已能長至人高，畝產千斤，但現在已被填成一片平地，農民想種田也無田可耕」。張大叔邊說邊嘆氣，他埋怨村內的惡官，自行私賣土地，村民敢怒不敢言，「這舊房子是ＸＸ副書記，他把房子前的空地佔為己有，然後找人鋪了水泥，把原來的行人道堵了，村民要另外繞行」。張大叔繼續道出村民忍在心裏的怨氣，他說﹕「若不是薛錦波如此不明不白死了，村民也不一定那麼決心與貪官惡霸對着幹，實在是官逼民反！烏坎村民世代在這裏生活，只為保着自己的田地，若然農地一一被私下賣走，錢也分毫沒有，將來子孫如何過日子？」

抗爭手法漸趨成熟

官民抗爭，在內地已非什麼新鮮事，然而這次事件，着實帶來一些新的視野。

烏坎村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卻也天生悍性，素來「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就是指海陸豐一帶的村民，生性剛烈，遇到外族干犯時，往往齊心協力對付。諷刺的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海豐、陸豐縣蘇維埃政府」就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在陸豐建立，領導者彭湃被中共推崇為農民運動英雄，卻不料時移世易，這裏的鄉親又再走上了抗爭之路。

自從十二月防暴特警武力攻局勢急轉直下之後，村民在短時間內組成一支「抗暴隊」，在多個村口用樹木石塊設成路障，防止公安車挺進，然而村民也沒有把寬闊的行車道堵塞，以避免當局有藉口指村民非法堵塞交通，每個村口路障除了有小孩和婦女日夜輪流站崗守望以外，亦有年輕壯丁把關，壯丁手持對講機，與其他村口的守望者不時通話，並接受村內「指揮部」的詢問匯報。在進村的其他小路，防禦工作絕不鬆懈，進村小路狹窄，村民把兩旁樹木砍下來橫卧着，用自制的釘板插放在路障前，又在小路上挖了坑道，足以把企圖進村公安車輪呔卡死在坑道內。村民又自備長棍，由年輕男子把持着，這樣的防禦網，一般只為「打工交差」的而沒有配備槍械彈藥的公安派出所警員來說，確是起到震懾作用。

有村民告訴記者﹕汕尾地區過往發生不少警民衝突，最嚴重的要算○五年紅海灣東州鎮事件，當年村民抗議政府徵地建發電廠，村民用漁炮反抗防捕警察又堵塞路口，給當局大有藉口開槍鎮壓，這次他們學乖了，既不堵公路也不用火藥裝備。

在村內，平常用作演大戲的戲台成為聲討貪官講台，村代表不時向村民透過揚聲器宣讀政府公布的公稿內容，每當提及村民受煽動、呼籲首領投降等內容時，村民都以憤怒的表情、高舉握緊的拳頭高聲抗議。

教下代非暴力抗爭

薛錦波之死，一石擊起千重浪，村民醒覺地方政府的貪腐無可救藥，唯有自救，在面對政府單方面指摘村民非法組織集會、勾結境外勢力的指控，他們一方面以最不暴力的合理手段來抵禦防暴公安入村搜捕，一方面不斷向村民灌輸民主選舉意識，村民說，四十多年來從沒有自己的選舉，他們的訴求正是現今全國基層的呼喚。

另一方面，村民亦用不同方法，把消息告知外地親友，然後不斷在微博、推特上發布，雖然微博上的網監竭力地刪走相關消息和相片，但每當刪走一段時，可能已出現另外五段消息，使網管疲於奔命。

在面對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和武裝力量去對付烏坎村民，村民的武器，看來只有「齊心」，只有「傳播真相」，只有「呼籲中央政府介入」，然而，這些「武器」能否阻止鎮壓，能否換來屬於祖祖輩輩的土地？筆者比較悲觀，總擔心事件恐怕仍以流血收場，或待外媒減少關注後，公安逐一搜捕，再安加罪狀，這就是現今的暴力政權。

文、圖東邪西毒（twitter: @gzdxxd）

明報社評 - 警察執行政治任務 香港就會變質毀壞

2011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國家領導人來港訪問時，一些人舉行示威活動，向領導人表達不同訴求的情况，不單體現基本法規定的港人基本權利，也是量度「一國兩制」實施良窳的觀察點。過去，當局應對這類示威活動，以人民內部矛盾取態體待示威者，但是副總理李克強訪港，警方從人力部署、封鎖範圍的廣度和深度，強力鎮壓示威者等做法，已經大大超過保護政要的需要，使人看到警方以敵我矛盾來對付示威者的操作。警方這個轉變的影響尚待觀察，但是若警方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只有一個結果，就是：香港會變質，「一國兩制」最核心的內涵——法治與人權，將會蕩然無存。

示威本屬人民內部矛盾
竟變異為敵我矛盾

近年，警隊對於示威遊行和一些活動，逐漸施加更強力管制，有團體統計過，前任警務處長鄧竟成今年1月退休，他4年任內，警方至少拘捕了105名參與示威遊行的市民，其中19人在中聯辦門外示威時被捕；至於去年六四前夕，支聯會在時代廣場擺放新民主女神像，警方以依法辦事為由，一度搬走女神像，這些事例，說明港人的基本權利，有逐步被收緊徵狀，警隊則成為收緊權利的執行先鋒。

今次李克強訪港，警方出動十分之一警力約3000人，名為保護政要安全，從現場操作所見，實質打壓示威者，其中李克強出席的港大百周年慶典活動，警方對付示威學生所採取堅壁清野手段，是回歸以來僅見。示威學生不但被阻截距離會場陸佑堂百米之遙，而在梁銶琚樓後樓梯，警方對一名身穿「平反六四」T恤學生所採取強力制止行動，顯示現場警員要把示威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決心。

港大舉行慶典之時，大批警員在校園外堵截包括學生的示威者，校園內則警員密佈，使這座香港最高學府，活像被警隊接管和封鎖了，大學黌宮乃莊嚴之地，豈容警隊任意施為？港大校方未能自覺維持校園的獨立性，對學生表達意見而被警員鎮壓，竟然不挺身維護，顯示校方接近權力而亢奮，有點忘乎所以。

事態引起反彈之後，校方與當局就「封校」行動各說各話，相互推諉。校方表示無能力應付國家領導人到訪所需的保安級別和規格，由警方在校園內作出部署及調動，保安局長李少光則說「提供保安的是學校方面，警方只是協助」。這個保安主次，並非什麼「見仁見智」的模稜兩可說法可以抹去，這是原則性問題，若要重建人們對港大還有脊樑的信任和信心，港大校方有必要如實披露警方基於甚麼進駐校園？事前是否知道警方會強力鎮壓學生示威活動等？校方應明確交代，否則難以釋除公眾的質疑。

警隊若淪為政治打壓工具
香港將淪為警察城市

至於其他示威者，例如在麗港城穿著「平反六四」T恤而被抬走的居民，示威常客的七人車被截停，警員奪去車匙開走車輛檢查等，使港人熟悉的公安幹警對付人民的伎倆，突然在香港出現，給「香港警隊公安化」提供註腳。香港警隊一直以專業、高效自傲，但是專業高效見諸擾民和打壓示威者，壓制示威自由、表達自由，則這樣的警隊，並非港人熟悉的警隊，只是淪為當權者的政治打壓工具而已。

今日，記者協會組織遊行到警察總部，反映這次李克強訪港，對警方安排的不滿。今次採訪安排，與歷次領導人訪港比較，最不利記者的採訪工作，不但採訪區遠離，就算經過電子儀器安全檢查，有記者被警員要求打開銀包、數鈔票，逐張翻閱記者收存的各方人士名片等，這種做法，以往沒有，實質上侵犯了個人私隱，警隊自我擴權到這個程度，使人擔心個人基本權利，會受到進一步侵損。所以，警方就此必須交代。

今次警方的保安措施，還有一個第一次，就是近距離監控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政府為李克強安排的歡迎晚宴，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出席，民主派議員本已被安排距離李克強較遠的座位，當局在約20名民主派議員座位後面，還派一名「西裝友」站崗，要隨時「應變」的部署，甚為明顯。民主派議員進場時，都要經過安全檢查，不曉得當局還害怕什麼，另外，這種站崗監視做法，其實十分不禮貌，對應邀出席晚宴的人，固然被弄得尷尬，主人家且慢自鳴得意，這樣也只會換來小器之名。

警方這次保安部署，從人力、具體安排到實際操作，都顯得過當，徹頭徹尾踰乎保護李克強安全之所需，而實際效果則是限制了市民的示威自由、表達自由，限制了記者的採訪自由。另外，警方在那3日，使香港變得宛如「警察城市」，其陣勢和手段，瀰漫着白色恐怖的肅殺之氣，使人不寒而慄。

警務處長曾偉雄今年1月履新時，以其鷹派形象，被經常示威者認定他不會寬待示威者，今次曾偉雄就保護國家領導人初試啼聲，果然「不同凡響」，但是大力鎮壓示威，得失如何計算，且待事態發展。曾偉雄接任一哥時，我們曾經發表社評，寄望「鷹派曾偉雄」不宜在鎮壓示威體現出來，應該體現在強硬對付黑社會、嚴打犯罪分子，保護市民生命財產。8個多月來，曾偉雄在掃黑和維護治安方面，是有成績的；但是他今次打壓示威者不遺餘力，則是錯誤的做法。

報道五則：港警變公安 英年變垃圾

Vic：我們抗議地產霸權，唐英年說：「唔問下自己點解做唔到李家誠？」香港的人權與自由淪落到跟大陸一樣的水準，港警變公安，我們批評當局侵犯港人的言論、示威與新聞自由，唐英年說：「I think that is completely rubbish.」
大家認清楚唐先生的真面目了嗎？抑或「超然於政治」的溫和香港中產人士覺得，唐先生說得好？
至於范婦人，你的話反映你完全是鄉愿的德之賊。告訴你，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陳雲文章）！

報導1（明報頭版頭條） 唐英年：完全垃圾
回應警方侵犯言論自由批評 2011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警方處理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被指過嚴，三名疑似特首熱門人選包括政務司長唐英年、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及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先後開腔力挺警方，唐英年直斥有關違反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批評「完全是垃圾」（completely rubbish）。范太認為，警方阻撓示威者去路，是希望給予李克強好印象，冀港人顧全大局，「不要將自由用得太過緊要」。

三疑似特首候選人齊撐警

李克強訪港期間，示威區設在遠處、有市民因穿上六四T恤被警方抬走、有高叫口號的港大學生被「禁錮」梯間。唐英年昨日回應記者提問時，否認政府刻意打壓示威者，令李克強聽不到反對聲音，並說政府有必要在政要訪問香港時，保持政要的訪問順利，政府完全尊重傳媒的採訪自由，表示李克強每場活動都有安排傳媒採訪，「既有畫面亦都有內容的背景」。

事實上，李克強在港出席的20場活動，不足一半供記者採訪，而採訪歡迎晚宴，亦只能在酒店房間看電視直播；其餘活動，記者只能透過政府新聞處發出的新聞稿及短片，了解活動情况。

記者昨日以英語追問，有批評指有關保安安排違反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唐英年不認同批評，以英語嚴辭指摘有關批評「完全是垃圾」（I think that is completely rubbish that we have violated civil rights, nor have we violated freedom of speech, because every single activity of the Vice-Premier has been covered by the media.）

范徐麗泰﹕勿將自由用得太緊要

出席同一活動的范徐麗泰亦不認同警方濫權，她認為，在麗港城穿上六四T恤的男子，是有意識地穿上上衣吸引注意，「以往都不希望中央來的領導會看到這些場面」，認為警方今次的做法可能未臻完善，但希望港人明白他們是想給李克強一個良好印象。

范太表示，李克強今次訪港，宣布了多項長遠經濟措施，她希望港人「顧全大局」、「不要將自由用得太過緊要」：「大家不滿意的事，作為政府應盡量想辦法解決，但不表示要讓一個中央來的賓客面對示威」。她又說，過去以人大代表身分視察內地省份時，對方亦只安排他們看最好的東西，「示威……其實無論看不看到，不是大家說得那麼嚴重，不是這樣就會無自由」。
范太不認為港府為討好領導人而抹煞「一國兩制」，「這只是對領導人的保護及禮節，待客之道與『一國兩制』並無關係，請大家不要上綱上線」。

梁振英﹕領導人訪西方 保安同樣嚴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昨早在港台節目表示，他沒有參與港大的活動，對當中的保安細節安排也不太清楚，但每當有國家級領導人或要員訪港，警方都會先會根據情報，安排保安工作，「我相信本港警方的判斷能力，也不會無故動用大量人手」。他又說，中國領導人若到西方的大城市訪問，當地的保安工作同樣為相當嚴密。


報導2
收起笑容 爭中央信任
【明報專訊】下屆特首，中央到底屬意較有親和力的唐英年，還是手腕較強的梁振英？看來還未有定調，不過，對大熱門唐英年來說，親和力的另一邊，就是坊間質疑他手段不夠強硬、做事不夠果斷。剛巧唐英年昨日爆出「垃圾論」，用詞比起近日保安局長李少光、警務處長曾偉雄還要狠，莫非唐英年想證明自己也能「硬起來」？

唐營認為，唐英年昨日只是如常回應記者的提問，「I think that is completely rubbish」（我認為，這完全是垃圾）， 僅表達唐英年不認同言論或採訪自由遭侵蝕的說法，認為傳媒毋須刻意放大，大做文章。

不過，若重溫唐英年一開始以中文回應傳媒類似的提問時，他採用官方口徑，例如「我們完全尊重傳媒的採訪自由」、「我對我們警隊的專業評估和專業處理是有信心的」等，這些四平八穩、政治正確的回應，唐英年只須以英文重複回答，就根本毫無風險，但唐英年卻無端提出「垃圾論」，若不是一時口快的失言，便不能怪人猜想他是有心營造強硬言論，傳媒的敏感亦不無道理。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分析，唐英年是政務司長，較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或全國人大常范徐麗泰多一個「包袱」，尤其唐最大的優勢是擁有公務員團隊的支持，「好多人睇住這位上司，究竟會否撐自己」，因此唐英年以較強硬的語言支持近日警方的保安安排是有原因。

收起笑容、提出「垃圾論」的同時，究竟會否贏得中央對其能力的信任，還是進退失據、連原先的優點也輸掉，這應是唐營要細心考量的。未來數天，社會輿論對「垃圾論」的反應，相信是唐英年部署特首選舉的重要參考。

報導3
警或觸犯基本法
學者﹕示威者可索償
【明報專訊】《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認為，警方連日處理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限制示威者表達意見的自由，有可能觸犯第27條，更稱示威者有理據向警方索償。
警應協助表達意見自由

陳文敏指出，早年的「梁國雄案」（即梁國雄阻塞東隧抗議加價，被控阻街，最後推翻控罪一案）明確說明，警方的職責，是協助示威者行使表達意見的自由，而非施加限制；而當日在麗港城穿上六四T恤的男子，以及在港大示威的學生，當日均與李克強距離甚遠，難對李構成威脅，但警方仍加以阻撓，「你要保護政要，都要與市民的自由權利找個平衡點」。陳文敏表示，警方今次的處理手法，有可能違反《基本法》，力促警方檢討。[Vic：各位看到嗎，等香港司法也與中國融合、接軌，還有誰替香港人的人權與自由主持公道？不要以為有事的只是示威者與異見人士，司法獨立淪喪，無人能倖免。]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質疑，警務處長曾偉雄日前指示威者的言論自由不可凌駕政要安全的說法，更是弄錯基本概念。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認為，警方今次處理示威的手法「完全超出保安需要」，他批評唐英年的「垃圾論」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港人的言論及採訪自由，「他不了解基本法第27條，對市民的權利無執著、無承擔。如果他是以這心態從政，還想更上一層樓，這真令港人擔憂」。


報導4
抗議干預新聞自由
記協今遊行 終點警察總部
【明報專訊】近月警方多番阻撓記者採訪，包括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3日期間，驅趕在街上正常採訪的記者，又對記者作不合理搜查，香港記者協會今日將從金鐘新政府總部遊行至警察總部抗議。表明參與的團體，包括攝影記者協會及部分傳媒機構工會。

正在北京的保安局長李少光表示，就警察對記者搜身方面，新聞自由跟政要的保安好像存在矛盾，當局會研究現時所拿揑的平衡，是否一個最好的平衡。

記協﹕警權無限擴張

記協副主席孔雪怡表示，連日收到大量新聞界同業投訴，包括不滿警方設置採訪區過遠，記者被搜身、推撞、阻礙拍攝等，新聞界感到非常憤怒及難以理解。

記協指出，過去一個月來，傳媒在多宗採訪活動中，都遭到警方無理阻撓；在李克強訪港時，警權無限擴張，警察淪為公安，在街上肆意驅趕正常採訪的記者，對記者作出不合理的搜查，甚至在傳媒拍攝警察強行抬走市民期間遮擋鏡頭，阻止記者拍攝。記協認為，警察濫權手段嚴重干預香港新聞自由，妨礙傳媒監察政府，剝削市民知情權，對此深表憤怒。

另外，民主黨10多名成員昨遊行至政府總部，抗議警務處長曾偉雄違反《基本法》，打壓港人言論自由，要求警方檢討，在保護政要的安全時，亦須尊重市民表達意見和記者自由採訪的權利，要求曾偉雄公開道歉。

報導5
穿六四衫被抬漢 稱女兒被警恐嚇
【明報專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日前到訪藍田麗港城期間，屋苑住客黃健穿上「平反六四」T恤示威被抬走，事後被揭2006年因衝燈拒交罰款而被「通緝」，昨上庭認罪後被罰款500元及支付300元訟費了事。他在庭外表示不滿警方行動，指事件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又指警員以「恐嚇」語氣斥責其稚女（見另稿）。

衝燈被「通緝」 昨罰款800元

黃健在庭外表示，日前被警方粗暴對待，且對方從未表露身分，令他深感不公，遂到投訴警察課投訴，豈料反被揭發於2006年3月時，因在太子道西近聯合道衝紅燈過馬路被檢控，至今仍未交罰款。他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認罪。裁判官質疑當時已有專人將傳票送遞到其家中，他亦有親自簽收，但黃表示不記得。他終被罰款500元及支付訟費300元。

指進入「保安核心區」

黃在庭外憶述日前被抬走時情况，斥當日「制服」他的4名穿西裝人士由始至終均沒表露身分，故不知對方是否警員，但對方稱他已進入「保安核心區」，「我只係睇熱鬧，樓下好多師奶在拍手歡迎，她們不是麗港城居民。我只想表達我與她們不是同一類人，才穿那件衣服（六四T恤）落去」。

指屋苑保安阻友到訪 憂無法北上

黃坦言擔心日後生活，「出街都會多留心，經常會望後面。我家人亦擔心我們日後不能回內地」。黃又指近日有朋友來訪，屋苑的保安卻諸多阻撓，「他登記我朋友的身分證，又說『記者採訪就唔得』；我帶朋友上家，保安又會跟上樓，甚至我關上家門後，他們也會在門外徘徊」。若情况持續，他將向屋苑有關部門投訴。

對於事後生活受影響，他仍表示不後悔當日行動，並認為維權人士所吃的苦遠比他多。被問到下次會否同樣穿起六四T恤、舉起標語示威，他沉默良久，思考後說：「今次是好事，因為畀大家見到真相。」

他對中央領導人訪港表示歡迎，「我都屬香港一分子，點解要咁對我？唔通來港只為睇拍手的人？」對於是次警方出動數名大漢抬走他，他指不反對警方執法，「但要跟程序、跟法律，要尊重人權」。他認為警方視他為「刺客」，聲稱為政要安全要制服他，是對他的抹黑。

警﹕知唔知你爸著乜衫？

【明報專訊】黃健指事發當日，警員不但將他推到一角，更向其稚女「出言不遜」，以「恐嚇」語氣責斥「知唔知你爸爸幾離譜呀？」、「知唔知佢著乜衫呀？」。

女反駁：買番嚟唔著做乜

黃表示，女兒當日見父親被人推撞，即欲走上前，身穿西裝的警員卻問她：「知唔知你爸爸做乜事？知唔知佢幾離譜呀？」稚女不明所以，但警員續說：「知唔知佢著乜衫呀？」當時女兒即反駁：「衫買番嚟唔係著要嚟做乜呀？」卻換來對方斥責：「你細路女識乜嘢！」

黃坦言感到女兒被恐嚇，惟當時他亦「自身難保」，更遑論照顧女兒。女兒其後又曾向警方出示麗港城的住戶證，企圖為父親解決困局，卻被警方質疑住戶證的真偽。[Vic：欺負細路女，流氓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