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訪問李立峯：社交媒體動員佔領？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民研達人李立峯（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有說佔領運動至今已呈疲態，儘管運動能走到此已經很不容易，但不論如何詮釋，參與佔領的人數下降是一運動走向其中一種（但非唯一）的客觀呈現。

當中反佔領陣營也許領略了暴力清場只會招致反效果，除了動員民間和商業團體以禁制令形式「清場」，更希望挾民意制民意。幾多成人支持佔領？

幾多人支持退場？反對佔領的比支持多幾多？

不論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都喜歡為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大做文章，不是在facebook分享多幾篇區家麟的鴻文，貼多幾條警察使用暴力的片，就能感染一班「藍絲帶」，爭取支持？

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九七年本科畢業，○三年從美國念博士回港，兩個年份都遇上了香港社會的轉捩點。

新聞自由自是他離不開的本業，同時多年來致力研究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方式。

社交媒體對於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參與的影響，自然是他其中一個研究題目。

電視動員力更大？

新媒體的力量不單是媒體焦點，亦是一股學術風潮。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研究。由伊朗二○○九年總統大選引起的示威浪潮被稱為「推特革命」，到後來的埃及等地，學者其中一個不解的是，為何在政治氣氛高壓、政權看不見之手伸張全國的威權國家，依然能爆發出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將數十年的政權推翻。其中一些學者的着眼點就是社交媒體的連結和動員能力。

李立峯卻反而如此評論社交媒體的作用：「當然不是如此一面倒地重要！其實學術圈也要趕潮流，當研究一個題目這麼多年，突然間有個新面向，大家當然會比較趨之若騖。其實沒有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一樣會發生。」李立峯的研究團隊十月初在佔領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佔領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團隊成員鄧鍵一發表的文章〈誰動員群眾？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作用〉引用這項結果，打破我們的既有固有想法，928過後在金鐘街頭塞爆的人潮，大部分都不是受社交媒體動員，而是電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後有研究指出電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並稱之為public screen：當公共領域討論推崇理性、共識、文明和有實質內容的對話，public screen重視的是影像、視覺震撼、異見、混雜和喧嘩。催淚彈的官能震撼在電視上直播入屋，把不少人推上街頭，造成十月初金鐘的人山人海。

邊看邊鬧

李立峯在九月和十一月進行關於政改和佔領運動的電話調查亦傾向支持以上的結論。「無論在佔領前後，依然有67.5%市民將TVB列為主要資訊來源。這跟你信不信TVB，是否認為它是是但但無關係。」這似乎確認了大眾一邊看TVB一邊鬧的傳統智慧。其他傳統媒體的變化不大，只有有線電視和Now TV各上升了5%左右，這種上升可能跟直播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在形勢緊張之時無間斷地直播現場情况有關，但不過是10至15%的水平。李立峯笑着引用一個個人例子：「我們在十一月做了一個關於佔領支持和反對度的民調，大概是三成支持，七成反對，出街後收到很多人鬧，兩邊都有，兩邊都說他們身邊的人都是一面倒支持佔領，或者一面倒反對佔領。但同期我的同事做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調查，明明對中國的認同跌至低點，又無畀人鬧。我們一問才發現原因，因為他們沒有開記者招待會！上TVB六點半新聞依然好有意義的。」

社交媒體 只能影響一群人？

既然facebook沒有生產內容，李立峯認為各自的facebook資訊內容很視乎身邊朋友是誰。「每個人的facebook都是由朋友策展的。如果你的朋友有區家麟陳惜姿譚蕙芸，咁你個facebook咪好睇囉。有次老婆睇我的facebook就大叫，乜你個faecbook精彩咁多！不是社交媒體無用，而是它只能影響一群人。」

說服姨媽姑姐 還是要面對面

搶佔網上輿論已成兵家必爭之地，連習大大都說互聯網是主要意識形態戰場，一些親建制的時事評論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自然不是怪事。但一方面在數量上，原來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如想像中大，那麼本質上它是否能促進公共事務討論甚至說服異見者？李立峯認為兩方面要爭取中間派支持，既然七成人靠睇TVB靠社交媒體並不夠。那不如拍二十分鐘《鏗鏘集》仲好？「可能是的，不過前提都係要觀眾睇，又要視乎在哪個電視台播放。」

李立峯不是否認社交媒體的作用。「新媒體在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的確很有用，但對深度討論甚至說服別人作用可能有限。」然而回歸基本步，這不是新媒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人本來溝通模式的局限性。「社交媒體只是科技應用，不是人際關係本身。」望一望facebook上幾百人的朋友清單，真正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兩成。「這是weak ties的限制。」無論線上線下，weak ties只能傳播資訊，「甚至幫手搵工都會有用。但說到要深入討論，甚至說服意見不同者必須回歸strong ties。」即是說要說服你的姨媽姑姐好友，就不是靠社交媒體還是面對面的問題，重要的是彼此的關係有多信任。

思考如何跟異見者溝通

無論線上線下，溝通有效與否都跟人性息息相關，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溝通成本才能減低，事事爭執很煩人。而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種選擇性（selective exposure）便更加放大。「大家計一計自己facebook的朋友，有幾多黃絲帶幾多藍絲帶？可能當中有幾個朋友是異見者，但當一班人走在一起，他們很自然就會收聲，於是異見不同亦會變成意見一致。」事實上這種selective exposure的問題在傳統媒體也有。但無論你有多討厭佔中，當一份報紙以「佔中」作頭版，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可是今天在社交媒體，你可以揀追縱個別報章甚至題材的信息，可以unfollow更新，可以隱藏notifications，甚至unfriend，無眼屎乾淨盲。但現實生活上你要真的跟一個異見朋友絕交這件事相當激烈。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影響下人們遇上異見的機會更少。

從線上走到現實參與者

現在網上好多「鍵盤戰士」，到底線上的政治參與是否能轉化成線下政治參與，讓鍵戰多行一步？李立峯認為是可能的，「可是我擔心社交媒體令兩邊激進派高估自己的支持度。」李立峯的觀察是網上大家說話比較自由。「例如我有個博士學生，平時見面傻吓傻吓，但係睇佢facebook，以為佢係陳雲弟子。」他笑說。「社交媒體發言沒有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又沒有指定聽眾，沒有那麼介意有沒有即時反應，大家說話會比較放。」這種社交媒體的言論落差本來不是新鮮事，可是如果將社交媒體當成是公共討論的重要平台時，卻跟公共討論的原意可能有點相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正正是為了尋求共識。

拆解facebook 使用和政治參與

李立峯和鄧鍵一去年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嘗試進一步拆解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將使用facebook的習慣仔細分成更多variables，認真研究如何使用facebook才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variable便是使用者的朋友清單上有沒有意見領袖（如評論員、社運分子等）。過去的傳播理論都強調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有說新媒體下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圈子內的意見領袖，傳統的意見領袖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下跌。他們的研究則重申社交媒體內，都是要靠黃之鋒和何韻詩。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不是不夠資訊，而是太多資訊。早在一九八四年互聯網普及社交媒體出現之前，Doris Graber教授便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Processing the News。副題我記得很清楚：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以往傳統媒體會有一班『專業』的新聞人幫你過濾資訊，有多專業則視乎你個人有多喜歡他們。」社交媒體沒有了這班人，不代表我們能完全掌握資訊來源。「你班朋友幫手策展你的facebook」，同時也某程度上幫你在茫茫資訊海中尋找生路。「有一次我們有篇文突然有五百個share，好開心，一望就發現，原來係因為陳健民幫我們share了。」我自己的例子則是，有次何韻詩share我篇文，即刻衝上四萬個like。

支持反對 數字背後的迷思

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他跟同事發表「香港與民意政治發展」調查，十一月十六日發表後，報章引用數據說，支持佔領者由十月的37.8%下降至十一月的33.9%，反對者由35.5％上升至43.5%，67.4％認為應該全面撤退。李立峯說，當時幾乎所有報章都一面倒把數字解釋成「民意逆轉」，七成人認為該退場，他自己則有另一種理解。

「支持者由十月至十一月下跌3％，其實不算多；加上佔領發生前支持度一般都在30％左右，所以其實支持度算是平穩。至於反對者上升8％，但社會上本來就是有一大班人不支持佔領，而沒有太大意見的亦會傾向不支持。民調和量性調查有趣的地方在此，數字出來了，但如何理解詮釋仍有很多空間。」分析量性調查的數字，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脈絡，甚至輔以質性研究。細看數字，反對佔領的人數其實跟支持退場的差不多。「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是問支持佔領的三成幾人是否贊成退場。」

不少人都拿七成人支持退場的數字大做文章。李立峯則脫離量性研究者的角色思考。「社運領袖其實沒有道德責任跟從民意，但有策略性考慮民意的必要。」我點頭同意，老實說，哪會有一場挑戰status quo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跟隨大多數民意去開展一場社運的話，那歷史上的運動幾乎所有都不用搞了。社運領袖跟信念做事，但要以民意測試自己的信念，如果民意不在我這邊，就要說服大家支持我。」

預示局勢走向有局限

李立峯做了民意調查多年，並深諳民調在預示局勢走向的局限性。「預測力是或然率的一種，但或然率是一件事發生愈多次才能預測得準。正如打乒乓球，如果兩者強弱懸殊，那打二十一分勝比打三分賽制的可預測度一定更高、更準，因為打三分制只要偷兩次雞就贏了。但社會事件是不會重複的，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長河，每件事也只有一次。正如你患絕症，醫生告訴你手術成功機會有七成，是因為臨牀做了幾千次成功率有七成，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死就死，不會有幾千條命做幾千次手術。雨傘運動不會重複，要爆就爆，之前也不會預計到。」或者政改也一樣，一鋪過，贏就贏，拎到乜就乜，不會在同一情况下重複N次，「而且香港特別難預測的，美國最多咪兩黨制。」民主制度建設本來就是為了減低不確定性。

運動爆發以來，一直有很多局勢預測和「吹風」幾時清場之類。我的一個深刻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在人的能動性前只能謙卑，幾乎絕大部分的形勢預測到頭來都是場空，正如周保松所言，社會科學應做的至少是理解。如果社交媒體在建立群體的社會資本上，能團結同道者（bonding）的作用比為異見者之間搭橋樑（bridging）的作用更大，除了share幾條片幾篇新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線上線下跟異見者溝通，而非盲信社交媒體的影響，畢竟無論什麼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了人性和理解。

（這篇訪問得以完成，除了感謝李立峯教授受訪，也要感謝鄧鍵一先生鼎力相助。）

文 何雪瑩

圖 黃志東

編輯 蔡曉彤

何雪瑩訪問曾金燕：看不見的控制，說清楚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訪問曾金燕是我的主意。

編輯說做個人物訪問，談談當下香港社會形勢。

近幾個月這些訪問從來不缺。

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再重複訪問學者，我想找的是兩種人：一是普通不過卻有代表性的尋常百姓，二是並非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看他們會否旁觀者更清。

我想起來港兩年攻讀博士的曾金燕。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也許並不理解我們的對手共產黨的招數和套路。

金燕和前伴侶胡佳長年在內地，堅持維權抗爭運動，每天跟國安、國保和國家機器的暴力發生第一身的角力，她的看法也許對大家有啟發。

維族學者囚終身 判給誰看？

訪問是在星期三黃昏進行，那時罷課進行了一半，學聯還未佔領添美道和公民廣場。我見到金燕時，她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每次見面個子瘦小的她都充滿巨大的能量，我無法將Twitter上控訴國安如何干擾她女兒日常生活、車被刑事毁壞的推文，跟眼前的女子連在一起。

上周維吾爾人伊力哈木被判終身監禁，全球嘩然。這樣一個多次公開講反對分裂國家的溫和維族人被判分裂罪，難怪有國際媒體說中共在製造中國版的曼德拉。我跟金燕談起伊力哈木，我說，此時伊力哈木重判，讓我無法不想起近來中共也屢次在香港強調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金燕說：「有種說法是（伊力哈木的）判刑不是判當事人，而是判給別人看？尤其這個時間是判給誰看呢？」她頓了一頓，看着我。

「當然也有人說只是他們（當局）沒有想那麼多，從維族人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判分裂罪裏他算是輕的。如果是所謂的正常水平，是死刑，已經以法律的名義處死了這麼多。許多當事人沒有律師，沒有見家人，判刑都不知道。從他們（當局）的角度對伊力哈木已經是寬容了。」

暴力與非暴力

「伊力哈木在日常生活裏是個很溫和、很有生活趣味的人，他一直努力跟漢族朋友溝通，是個很難得可以維漢溝通的橋樑。他自己身上就體現出這種融合，他骨子裏是維族人，也接受了（漢文化的）高等教育，很懂漢人文化，很懂我們。像他這樣理性溫和的人都要判刑，即是說逼迫大家要用暴力了，這是最糟糕的情况。紀錄片《對話》裏附有小片段，有對伊力哈木的採訪。我們在和導演及王力雄等人的交流過程中，都擔憂一種趨勢，即使伊力哈木這樣溫和的人，在維族的群體裏也日益變成邊緣。當更多的維族民眾失去耐心，不相信政府政策，（而政府也一直欺騙公眾）；當人們失去對非暴力的信心，愈來愈多人有考慮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期待更激烈的暴力和衝突，激起民眾的憤怒，進而激起全民反抗。其實香港的激進本土派一些人的想法裏也有相通的地方，一些人失去耐心，希望事態惡化、暴力衝突出現並變得嚴重，激起人們的憤怒，激起全民暴力反抗。」

中央對西藏新疆政策 香港的預示？

有些人說香港面臨新疆化、西藏化，金燕對這樣的類比很謹慎。「我不能簡單把香港、新疆和西藏做類比，但是在一個極權、後極權的語境裏，當局處理地方事務的方法很多共通的地方。尤其最近當局更加直接明顯地對話語體系的控制，宣傳的架勢，對媒體的控制，對公民社會的破壞，包括很多對微小日常生活的破壞，對自由社會的共識和默契的破壞愈來愈深。將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跟對西藏、新疆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私人空間 個人尊嚴

關於自由社會裏共識被破壞，日常生活受影響，「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大家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般在香港大家對私人空間都很敏感，就算在人很多的地方也會有私人空間，在公共地方也有私人空間被尊重的感受，譬如說在很擠的巴士或地鐵上，也會保留我的空間。如很多大陸人過來，這種僅有、微小的私人空間也會被破壞。三個人坐的椅子會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擠過來，他們不會認為肉體跟皮膚接觸是一種冒犯，人這麼多，so what？Who cares？但是我覺得這種微小的東西是在不斷的變化。這種東西就更深層次。你可以說他們只是質樸地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資源，可另外一方面它源自於一種文化：無視公共空間裏對個體的尊重，無視社會約定俗成的契約，為貪圖小的便利／利益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這種文化擴散在每一個地方，它很可怕，在公司、行政系統、做事情時，沒有涇渭分明的程序，邊界不斷被模糊化，為了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否信仰共產主義，入黨，配合黨的要求和工作，或者凡事以人情關係為先。以後廉政公署會有很多案子要查，——如果廉政公署還在的話。日常生活私人空間，個人的尊嚴、感覺不停地被打破，推到邊緣，這種改變很細微，但是很直接。中共作為執政黨，還沒有學會尊重本土性。新疆、西藏沒有接受現代自由法治的薰陶，而香港有這段歷史，他們不可類比，但另一方面是可以類比。因為他們面臨的是個主權為上的後極權政權。而大一統在大陸，哪怕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都是極其普遍，受歡迎的，認為是priority。」

香港東西生長出來，很強大

金燕剛開始學廣東話，她說自己談不上有資格評論香港，但也覺得要為香港做一點事。「過去兩年我切實感受到香港本土性的生長和強大。我們看到獨立媒體、主場新聞，都做得很好的。而我以為自己做的工作和研究是面向大陸的，可比如在研究會的紀錄片放映中，我們與香港本土的聯繫慢慢建立起來，自己也成為香港本土的一部分。」

「去飲」的日子，只餘倒數幾天，不斷面對四方八面的批評，如拖延太久錯失時機，「和理非非」等，當然少不了說根本不會有用，無情的共產黨絲毫不會動搖。金燕也許比很多香港人，對佔中都欣賞、理解得多。

觀察佔中罷課 佩服組織理性

「我是蠻佩服佔中、罷課這些公民社會活動，當然有人批評他們錯過了很多機會、拖延。一場社會運動，有很多偶然性，這些突變當然有可能帶來好的變化。但在後極權國家，它面臨極大的風險。那麼多的對話、準備、社會動員，表面上是拖延時機，拉低士氣，但實際上也是非常好的過濾過程。本來鼓起士氣是很好的，但一鼓作氣佔中了、抗議了、遊行了、絕食了，甚至死人了，北京政府依舊無反應，之後怎麼辨？這些學生的組織、理性、自我控制的能力都顯示出來了，幫助我學習理解香港社運。批評佔中拖延的人，不懂政治是協商是個過程，示威的目的是要讓對方談判，而不是真的要打人造成傷害。」

一些批評也說這些抗爭手法沒用，或者只滿足於留於自我安慰的階段性勝利。金燕認為反思什麼是「沒用」，是香港社會很大的挑戰。「香港是個實用至上的社會。抗爭跟紀錄片、藝術和藝術一樣，過程重於結果，形式就是內容。因為當你的對手是強大的、有沒什麼可以直接制約的軍事力量，而且可以不遵守現代文明規則，你真的是不自量力，那為何還要做？」

紀錄片製造改變的可能

「在香港這種高度運轉的商業社會，什麼東西都需要目的和直接的結果。很多人不了解你做一件『無用』的事情有什麼意義。聲稱『罷課又不能改變結果』。首先，結果真的是不能改變嗎？一場抗爭可能真的不能馬上改變人大的法律條文規定，但是這個過程重要，這個不是實用可以解釋的。沒有了抗爭，整個社會更快速下滑，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結果。從我們做紀錄片來說，從來不要預設故事發展，你在做的每一次，改變已經產生。六個月的拍攝期，也許頭三個月的research pitch很多都不會用上，但好的導演了解你拍攝對象的社會關係，身體語言，去決定這個故事的發展。回到罷課和佔中，在這個過程沒有辦法設計一個框架，你要容許更多的可能性，讓普通的公眾主導，讓沒有權的人能集合起來製造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創造出新的形式。沒有這個過程，下一個歷史的起點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在中國做社會運動，談什麼『結果』，你有媒體新聞自由嗎，有結社自由嗎？用這個框架來看什麼都沒有意義。」

The care of self 自由尊嚴

金燕研究紀錄片，我看到的是作為媽媽、紀錄片研究者和維權分子，三者如何貫穿她的價值觀和思考問題的視角。她說與其討論大框架，她更關注的是The care of self。「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自由要爭得自由，有自由要學會如何行使自由。你的命運難道是任人（專制政黨、傳統文化或者是資本力量）擺佈的命運？我們要更切實討論中港跟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關係，在這個時代如何安身立命，建立自己跟後極權的關係，過得有自由有尊嚴，不受它約束。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話題。」

恐懼感被放大 精神人格萎縮

「我跟一個朋友聊天，她是社運分子也是知識分子，我們都是媽媽，面臨的是每天日常的選擇，包括你上不上街抗議，上街誰照顧孩子。奶粉脫銷引發的抗議和討論也很奇怪。很多人很直接進入香港和中共政府的話語體系，不是真正為自己說話，而是成為大的地緣政治鬥爭夾縫之中一個偏離主題的東西。這是我一直思考的方法。」

「在香港我不喜歡有些視頻新聞，因為裏面個體是沒有尊嚴的，它是一個被塑造、操弄、批評的對象，沒有主體性。正如吳文光年初在藝術中心的工作坊裏說的，應亮在立法會門口的民主課堂裏也提過，如果我們年輕人，每個回家了解自己家庭的移民史、偷渡史、難民史，去跟老人對話，理解逃出來的人對中共的看法，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擁護中共，是因為他認為中共已經比以前好很多，還是因為恐懼中共變得更糟糕而不敢有所作為？如果每個人都能放慢步調，跟長輩形成影像對話，這是個無比有力的抗爭，很好的家庭宗族政治衝突的緩解和創傷治療。最後會形成一種共識，在民主自由議題上，大家更勇敢一點，更有擔當一點，更往前走一點。恐懼會讓精神人格萎縮。我不想簡單的談論中共有多可怕，很可怕，真的是很可怕，他真的要幹時沒人可以鬥得過，因為他可以不擇手段。但當人的恐懼感被放大，他的精神人格萎縮了，這才是我最擔心的。重要的不是看得見的控制，而是看不見的控制，所以要把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說明白。」

面對極權管治 堅忍冷靜抗爭

我嘗試記錄跟金燕的這段對話時，心卻在添馬艦政府總部的學生身上。他們堅持了一星期，星期五晚留守政總外，這個抗命時代之下，我們需要的堅持豈止一星期，而是如金燕般巨大溫柔的能量，才能對抗十年、二十年，才能不為抗爭的「沒用」泄氣，才能以溝通完成世代、家人、朋友間的政治創傷治療。我們在學生中看到了堅忍和冷靜，面對極權統治，除了溫柔、堅持和智慧，我們別無他法；也不要忘了在大家身上彼此取暖，正如我每一次跟大陸的維權人士見面，每一次看見學生的行動，也彷彿注滿了能量。只有大家結合起來，看透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並將抗命跟日常結合起來，我們才能不為所動地一起走下去。

文 何雪瑩

圖 陳淑安

編輯 蔡曉彤

何雪瑩、袁瑋熙訪問吳介民：亞細亞的雙生孤兒——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30日

【明報專訊】訪問於上周日下午在台北喜來登酒店咖啡廳進行，離立法院只有一街之隔。酒店富麗堂皇， 自助餐繼續爆滿。西門町和東區人潮依舊，售貨員的打扮提醒我們當今最流行的男生髮型是金秀賢頭。看着街上型男索女，我們心裏想：「當立法院內學生們一星期沒睡好，街上的人在想什麼？」逃離這場反服貿運動，其實唔難。我們帶着疑惑從立法院一路走來，斜陽映照臉上，初春微風送爽，是台北難得的好天氣。人群午後重返佔領範圍，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慢慢鋪滿青澀的臉孔。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呷一口咖啡，對兩個來自香港的絕望八十後說：「台灣跟香港一樣面對北京以商圍政的局面，我們從香港身上學到很多。」

從「反分裂國家法」

到「跨海峽政商聯盟」

這次服貿爭議，源自2013年6月海基會、海協會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早於2010年簽訂ECFA，但吳介民說，要理解ECFA和服貿，須把時間推回到2005年3月。當時，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十條條文都針對台獨，除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因此「不受外國勢力干涉」，更列明在三個情况下，包括當「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中國將會採取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一個月後，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訪問團到中國，下飛機時他說：「 我六十年前到過南京。相隔這麼久，有相逢恨晚的感覺。」國民黨橫越大江大海六十年後首次正式回到大陸，時間卻「剛巧」與這部反台獨法重疊。

一年後，連戰率團到京城參加國共經貿論壇。除了政界，還有不少台灣商界重量級人馬隨行，如中信金控的辜濂松、裕隆集團的嚴凱泰，亦不乏綠營企業家，如長榮創辦人張榮發兒子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等，統戰味道濃郁，國共第三次合作之說也自此不脛而走。直至現在，連戰一共出入中國大陸十六次，是台灣政治人物之最，隨團人數更近千人。

吳介民把這些在國共合作下獲得特殊利益的台灣權貴和家族稱為「跨海峽政商聯盟」，郭台銘的鴻海、王雪紅的宏達電、蔡衍明的旺旺，以及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都是典型例子。由中小企起家的政商集團，其中不少早在90年代已西進中國大陸，倚其廉價勞動力設置生產線，並乘中國崛起之勢晉身全球產業分工下不可或缺的一員。它們總部在台灣，生產線在大陸，市場在全世界，因此不能用傳統的台資、中資來界定。它們既是台資、又是中資，穿梭海峽，左右逢源。台商在大陸接受地方政府在稅務、土地、環保政策上的便利，但久而久之，這些優惠卻與「國策」連成一線，成為北京推動「兩岸整合」的獎勵。讓利的另一面即是控制：昨天給你減稅，今天可以告你逃稅；今天讓你通過環保檢查，明天可以勒令你即時停產。

以商圍政

更複雜的是，台資一踏足大陸便難以回頭，因為拉動台資橫渡海峽的，不只是中共黨國資本，同時也是全球化。「在台灣，所謂全球化和跟經濟中國化是個雙螺旋過程，攪在一塊。這就是台灣的麻煩。」麻煩在哪裏？「這又跟北京的政治意圖有關。台灣整個金融業合起來，還比不上中國工商銀行。當台灣金融業被中國整個吸進去，以後台商可能借不了錢，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掐你。這事早就發生了。」

吳介民問我們有沒有聽過奇美事件。奇美是台灣一家老牌塑膠生產商，涉獵多個行業，90年代末進入大陸投資電子業，廠設江蘇鎮江。老董事長許文龍一直是台灣大資本家中的本土大將。 2004年地方政府以環保理由禁止奇美取道長江運送化學品，一度令奇美考慮在鎮江關廠。「許文龍寫了個文告登在報紙， 等於是『悔改書』。從此奇美淡出政治領域。2012年總統大選前三周連續13天有財團輪流出來挺九二共識，其中一個就是奇美的新董事長。」另一個轉向的企業是Hello Kitty航班經營者。「長榮航空在90年代成立國策中心，現在叫國策研究院，最早是挺李登輝，站在民主改革這邊。等到要跟中國發展航空業，現在獲得巨大利益，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轉向了。」

翻查資料，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2004年以頭版刊出「不歡迎在大陸賺錢，又支持台獨」，文章點名有台獨傾向的許文龍。許文龍2005年的「退休感言」是這樣寫的：「 我支持陳水扁並不是支持台獨，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都很關注。我覺得有了這個講話和法律，我們心裏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時間是3月26日，「反分裂國家法」面世後十二天。

許文龍的「悔過」提醒我們經濟和政治從來緊扣，彼此牽扯。吳介民指出，中共正是利用這些政商關係作為左右台灣內政的槓桿， 「以商圍政」，以「白蟻效應」侵蝕台灣民主根基。

服貿對台灣經濟有多大利益

撇開中國因素不談，經濟利益能否成為壓倒性支持服貿的理由，是這次抗爭另一爭議所在。根據協議，中國對台灣開放項目為80項，而台灣則開放64項。有論者指出，中國開放的項目比台灣多，而且中國開放潛力產業，台灣開放的是夕陽產業，表面看來中國此舉是讓利。

然而多項分析均指出，服貿的經濟效益並未必如想像般。先別說服貿預期只會帶來0.03% GDP增長，中國對台企開放既有限制且不對等。台資進入中國，不是要跟陸資成立合資或合作企業，就是要限制台商出資比率，不然就是把經營範圍限在福建，反而中資進入台灣則大多可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以印刷業為例，業界憂慮服貿將吸引國營背景、財力雄厚的中資企業來台低價競爭，並以印刷、出版、發行等一條龍方式衝擊台灣中下游產業鏈，長久可以掌握台灣一定程度的文化主導權。相反，台灣印刷業到中國經營受嚴格管制，除非申請準印證、書號及刊號，否則不能涉獵出版或發行。借用前國策顧問、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的一句話，就好像「大陸用巡弋飛彈作戰，台灣卻只能打地面戰」。即使「中共讓利說」成立，受惠的頂多只是金融、電訊等行業的大資本家，一般百姓未必能分一杯羹。

當台灣經濟轉型

遇上中國經濟轉型

服貿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急急簽就服貿協議，會否令台灣社會錯過思考台灣產業轉型的機會？會否令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而放棄以台灣為本位的經濟思考？十年前香港正是犯了同一個錯誤。我們來台灣，為的是要泡文青咖啡店、逛小販林立的夜市…這些小本經營、以人性化服務留住客人都是香港消失的一道風景。我們曾有機會產業轉型，不再過分依賴金融地產，卻因2003年經濟低迷下簽了CEPA而斷送。自由行揮軍北下，香港從此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收下這份「大禮」十年來，銅鑼灣、尖沙嘴「土豪化」成為自由行樂土，金舖、藥房、化妝品店遍地開花，老店卻一家家消失，書店由三樓搬上七樓乃至轉型賣奶粉。直至近年本土意識抬頭才驚覺CEPA和中港融合下令香港對中國市場過分依賴， 錯過了曇花一現的轉型機會。這份「大禮」原來是糖衣毒藥。

吳介民說台灣完全一樣。「台灣80年代中以後生產成本提高，資本往東南亞跟中國移動，新的產業就是電子業，之後電子業又移到中國去。台灣現在面對另一波的產業轉型，可是這要有個缺口。中國市場允諾你只要加入就可以獲得很多機會，當你有這樣的信心，你就不會去想台灣自己可以做什麼產業轉型，這種依賴心態在很多資本集團都已經呈現出來。可是有人算過，陸客團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很少，因為它一條龍經營，很多利益都被港資中資賺走啦，港資背後又可能是中資。帶來的是什麼？人潮、環境破壞。你們現在到日月潭， 就知道已經完蛋了。」

然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卻是避開台灣產業提升這個關鍵問題，貿貿然把台灣嵌入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寄望在中國由外貿出口主導轉為促進內需的過程分一杯羹。今天中國生產成本上升，在大陸設廠以後出口往外地的誘因大減；台商今天進入中國，承着的卻是這一波嵌入中國發展內需市場的浪潮。「嵌入內銷市場所觸及的『關係政治』（guanxi politics），比投資外銷深得多。中國的國內市場，壟斷和尋租是常態，外來資本進入中國市場要完全依賴政商關係。」

馬英九在急什麼？

既然服貿對台灣經濟算不上一塊肥肉，馬英九為何急着以各種黑箱作業手段讓它盡快通過？ 吳介民認為連戰首次訪華，就預示了台灣可能走到這一步。「2005年的國台辦新聞發布會的公布就是國共合作的議定書，2008年馬英九上台馬上執行它，中共策略改變，武鬥放着備用，但先以經濟大規模收買吸納的政策，把台灣吸進去。」今年中共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兩岸關係時的一句「兩岸一家親」就反映了這個脈絡。

「你看新華社的報道，對馬英九的態度就好像『兒皇帝』。馬英九背着議定書的包袱上台，可是如果他相信兩岸一家親，那就不是包袱。馬英九那麼急着簽服貿，之後就是國貿，台灣跟中國就變成一個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議）， 形成大中華經濟體。他急着要開馬習會，服貿協議就是伴手禮，他要在剩下兩年的任期把制度都設定好，即使民進黨執政也逃離不了這個一中架構 。貨貿、服貿、互設辦事處，搞下去就變香港了。」

台港公民社會協作

去年暑假我們到台灣旅行，恰巧遇上洪仲丘事件引發的十萬人的靜坐，將一些感想和訪談寫成三篇關於台灣和香港本土化的文章。自此之後，我們常說要突破香港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國際媒體間疾呼，連結各地公民社會，即使在國與國之間的現實政治無法左右大局，仍希望在民間社會中尋求支持。此後我們投書英語媒體述說一國兩制旁落，但還是經常懷疑，這種跨國公民社會連結說易行難，是否過分理想化之餘，效果也不明顯？吳介民在台灣提倡「第三種中國想像」，希望台灣對中國理解能超越「經濟機會論」和「大國威脅論」的二元。「任何跨國公民社會的協作都很困難。很多國家內部公民社會成熟很慢，還能怎樣跨國協作？可是當你把分析層次提高，可能發現問題不能只從自己的角度看。」

「台灣和香港同時面對中國威權政治跟版圖擴張的野心造成的歷史大波動，更應該加強交流反抗經驗。如果我們沒有從香港學習，就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在發生這件事（服貿協議）；如果我們沒有考察香港媒體變化原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旺中（旺旺中時）。 我們跟香港公民社會取經，學習你們怎樣被吸納，怎樣反抗，哪些有力，哪些無力。所以你看得出來反服貿在某個程度上是從香港學到教訓所做的反抗。從北京角度他這次踢到鐵板，這說明很多事情不如北京的劇本，不是通過國共平台後便能為所欲為。跨國串連很難，可是你不得不做，也不能害怕做。 他就是要恐嚇你，他愈不喜歡的事你愈做，他就怕你。」香港和台灣活在專制大國崛起的陰影下，國際地位雖不如烏克蘭，一對「亞細亞的孤兒」能做的也不只是在風中哭泣。

台灣很佩服香港

吳介民向我們了解香港情况， 請我們介紹一些理解香港的關鍵人物。我們說，這次反服貿運動讓香港人很羞愧， 台灣學生們衝進去，組織、文宣成熟有效。「今天香港，明天台灣」的說法，連香港人也複製開去。「我們很佩服香港，反國教是一群高中生搞出來的，規模那麼大，而且真的把國教擋下來，這是多大的成就！香港不需要沮喪。我們從香港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兩個半桶水的社會科學學生陷於「結構決定論」的難題。以外在因素思考社會問題，總是逃不出個體難以改變大環境的籠牢，再多的反抗似乎只是徒勞無功。吳介民的話如當頭棒喝。「我們分析要有結構觀點，但行動要加上個體介入。如果完全按照結構決定論，從過去世界體系的依賴理論去看，香港台灣投降就好了。但有趣的是你看過去台灣的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公民社會和自由派的媒體學者去反媒體巨獸，旺旺可能今天就吃下有線電視網絡獲得更大的壟斷。壹傳媒也沒有賣給紅色商人。如果什麼都沒有做，局面肯定完全不一樣。」

Hong Kong, Yes!

這星期聽立法院內外學生、學者等人的演講， 讀他們的文章，總是強烈感到他們對台灣這片土地有種悲情的執着。也許這大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由外來威權政府壓迫本土，走過白色恐怖，為「亞細亞的孤兒」的身分悲鳴過後，特別珍惜以鮮血爭取得來的民主開放社會。原住民以天籟唱出「人和土地連結」，教授將「正義論」課堂搬到街頭，學者述說他們二十年前在外國求學時，台灣研究和台灣人身分不受重視，今天他們站在台上帶領群眾高喊「Taiwan, Yes！」，這些場面在香港不曾見過。立法院議場內，學運領袖林飛帆身後掛着「我愛台灣」，在香港除了愛港力，幾乎沒有聽過任何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公開說愛香港。這種表達放在香港，香港人也許會嫌矯情骨痺。

有香港人在台灣舉起標語說，「歡迎台灣人在香港的屍體踩過去」，我們讀來只覺一陣鼻酸。這陣子身邊的香港朋友都在談移民，談得最興起的也許包括我們兩個，對香港的結構問題以至欠缺政治醒覺的香港人徹底死心。也許是樣本問題，但在台灣匆匆數天，沒聽過任何人說要移民，說移民的總是香港人。吳介民送給我們的不只是深入批判的分析，還有堅持抗爭的提醒。「民主和政治科學要做的，不正是提高人們的政治覺醒嗎？分析不能忽略結構，行動則重視個體介入。」暗自決定今天開始，除了說話要學台灣人般「肉麻」，不忘以溫軟的「哦」字作尾音，也不能忘記，香港是生是死，說到底只是取決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問：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希望有天寫出香港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何雪瑩

着力城市研究，近來間中往大陸跑，更肯定台北是華語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答：吳介民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歷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90年代初深入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考察。研究興趣為中國社會變遷。

文 何雪瑩、袁瑋熙

編輯 沈可媛

何雪瑩 - 特拉維夫——活在當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以色列特拉維夫天朗氣清得沒話說。高大有型的工程師Shay領着我沿海灘散步。「為什麼你會寒冬天來特拉維夫？遊客都是夏天來特拉維夫游水曬太陽。」其實，冬天的地中海陽光一樣明媚，而且我這個港女在耶路撒冷和希伯倫看過那麼多沉重的歷史和政治後，的確需要放肆享樂一番。由耶路撒冷到特拉維夫不過一個小時車程，卻恍如兩個國度。

和西岸恍如兩個國度

耶路撒冷地理上還屬於約旦河西岸，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住在一起卻沒有共處。阿拉伯區和猶太人區域有一條不成文的楚河漢界，我頂多只在猶太區的街市看見包頭巾的伊斯蘭婦女，卻甚少見到猶太人在喧鬧的阿拉伯區穿梭。遊人到耶路撒冷都是為了古城，為了追隨耶穌的腳步，或參觀伊斯蘭和猶太勝地，聆聽超過三千年的宗教衝突，卻甚少留意舊城圍牆以外的耶路撒冷。

如果耶路撒冷讓我們得知過去，那特拉維夫必然是關於活在當下。特拉維夫1909年才由一片沙地發展起來。今天高樓大廈林立，到處都是露天茶座和精緻餐廳，特色小店叫銀包血流成河，走在街上男女打扮入時。我開始明白，一個住在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情况毫不關心也不出奇。

Shay知道我到過拉姆安拉和希伯倫等西岸城市，非常驚訝。「除了當兵那幾年外，我完全沒有去過西岸，對我們而言那邊太危險。」其實那不過兩小時車程。

「不是每個以色列人都喜歡談政治，不過我OK。」我稍稍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其實我覺得西岸並不危險。

Haredim——奉教旨不上班領福利

他想了想。「其實我覺得以色列最大的敵人，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伊朗，而是自己。」此話怎說？「你走在耶路撒冷街上，是否經常見到那些帶高帽，穿西裝，留長長落腮鬍的男人？」我點點頭，來到特拉維夫，這些人幾乎絕迹。「他們是非常保守的猶太教徒（Ultra Orthodox Jews，希伯來語為Haredim），他們不上班，領社會福利，生六、七個是閒事！這對我們納稅人太不公平。」想不到這裏竟然也有「蝗蟲」。

在經常感到「生存危機」的以色列，無論男女，18歲都要服兵役，男的3年，女的短1年。只有Haredim不用。「你知道原因嗎？他們說服兵役妨礙他們24小時讀經！而且軍隊裏男女混在一起，又有女性教官，不符合教義。」猶太教讀的是Torah（譯作《摩西五經》或《托拉》）。「男性Haredim失業率很高。」那是找不到工作，還是不願找？「兩樣也對。他們讀的是宗教學校（yeshiva），課程絕大部分時間都是鑽研Torah，不教數學和科學，更別說電腦。哪個僱主會請他們？即使他們搵工，求職信和履歷表是手寫在傳真紙上，僱主想要他們的電郵地址，他們才不知道什麼是電郵！而且他們也不願工作，因為工作也會妨礙讀經，在職場會被世俗不符教義的生活同化。」Haredim有他們的獨特手機Kosherphone，只能打電話不能發信息。早前有猶太教拉比（Rabbi）就將科技和互聯網的壞處比作武器，讓人容易接收世俗信息，睇鹹網。近來有機構推出Kosher智能手機，它的Kosher之處在於不能任意上網瀏覽，但起碼能收發信息和電郵。Kosher智能手機只能瀏覽拉比許可的程式和網頁，如約睇醫生或讀經程式。

「在Haredim家庭，男性沒有現代職場需要的常識和技能，整天躲在家裏讀經；老婆出外工作掙錢，回家還要做家務。根據Torah他們不避孕，生十個八個是閒事。於是這些家庭靠着老婆的微薄收入，領社會津貼，你說對我們這些每天工作12小時的中產是否很不公平？」

拿破崙帶來了什麼？

冬日地中海的陽光照得人特別溫暖。我們來到三千年歷史的港口雅法（Jaffa），今天港口已不復當年，古城卻仍優雅。眼前是個跟我差不多高的人形公仔。Shay說：「這就是拿破崙，他曾登陸雅法，帶來的除了軍隊還有黑死病。」

拿破崙為猶太人曾做過一點好事。當時歐洲普遍有反猶情緒，猶太人因為信奉猶太教被基督教主導的歐洲國家壓迫，他們聚居在猶太貧民居內，求職和生活都受限制。據說拿破崙認為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友愛」的理想不能把猶太人排拒在外，1791年國家議會宣布給予猶太人平等公民權利，自由不再受限。可是這種「解放」卻引起了部分猶太教徒反抗，他們擔心一旦進入世俗化社會就會被同化，這種堅持不問世事、與社會保持距離、以讀經為生活中心的Haredim群體慢慢形成。

消滅反猶情緒反危及立國之本

直至1948年以色列立國，開國首相Ben Gurion考慮到數以萬計猶太教學者在二戰期間的大屠殺幾乎被消滅淨盡，為了保存猶太教的血脈，Ben Gurion決定給予僅餘的400名18歲以上的Haredim特權免於服兵役，條件是他們必須全職讀書，不能工作。今天Haredim佔以色列750萬人口近一成，以他們早婚、一個最少生五個的效率，有研究報告估計到2040年，Haredim和阿拉伯兒童將會佔適齡小學生多達78％，2050年Haredim將會佔以色列總人口多達兩成。Shay說：「我們以色列人都視Ben Gurion為國父，可是他萬萬想不到，當初他給予Haredim這些特權，今天將會傷害他自己親手定立的以色列立國之本。」

我們走進Rothschild大道上一家小屋。猶太人生意頭腦好是眾所周知的事，在歐洲富可敵國的猶太Rothschild家族不少成員都是猶太復興主義者（Zionist）。小屋門口插着兩支以色列大衛星國旗，要不是Shay提醒我，我也不會發現這就是Independence Hall。就在英國管治以色列期限屆滿前一天，1948年5月14日，Ben Gurion及臨時議會成員在特拉維夫美術館宣讀《以色列立國宣言》。無論說是美術館抑或今天改建成Independence Hall，這小屋說好聽一點是低調樸素，說白一點就是不起眼或者寒酸，尤其是在以色列這個民族主義從未缺席的新興國家。

年輕一代對故鄉的莫名情感

旅遊巴把一群衣著入時的年輕人送進Independence Hall，不過80人左右便擠滿整個大堂，原來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青年，參加免費猶太復興主義考察團到以色列遊覽。我沾上他們的光擠在其中，聽着Ben Gurion1948年的獨立宣言和以色列國歌，青年們喃喃跟着唱起來，叫我這個對民族主義無甚好感的冷感香港青年直發抖。他們今天在美加英澳過着優渥的生活，歷史上對猶太人根深柢固的歧視在這些英語國家已不復再，是什麼讓他們對這個遙遠的國度有着莫名其妙的情感連結？他們有否想過以色列憲法寫明以色列是個猶太國家（Jewishstate），究竟是指血緣抑或宗教？

Shay繼續說：「這些Haredim近年正提倡男女各用一條行人路，巴士分男女車廂，反對女性出現在商品廣告上。因為他們人口愈來愈多，一些大公司真的妥協，在Haredim社區不再掛上以女人為主角的廣告。連一些泳池也開始禁止男女白天一起游水。你看他們想把以色列變成另類塔利班嗎？」

人多好辦事，這句話在以色列政治也尤其合適。以色列行類似英國的議會制，政黨林立，國會120席往往有10個以上政黨瓜分，大多情况下沒有任何政黨獲得過半數議席，為了組成聯合政府，歷屆政府都愛求助於Haredim政黨。由1977年起只有兩屆聯合政府沒有向Haredim政黨伸出援手，Haredim政黨國會議員不時佔據重要政府部門的副部長職位。Haredim政黨也是執政黨比較好合作的對象，他們需要的只是給予Haredim更多失業、房屋和教育補貼，好讓他們繼續專注讀經，於是在聯合政府有求之下，Haredim繼續享受各種特權。

這樣的情况下，Shay這些世俗化的專業人士豈能袖手旁觀？我們走到Shenkin Street一家裝修前衛的咖啡店。「特拉維夫人有句諺語。如果有人終日只顧購物喝咖啡買衫扮靚不理世事，我們就會說他住在Shenkin Street。」這條街就是如此小資。可是以色列中產終於開始搬離Shenkin Street。

「世俗中產」政黨影響力抬頭

現屆聯合政府內沒有任何Haredim政黨，去年1月以色列大選，2012年才成立的政黨Yesh Atid平地一聲雷，首次參選便獲得19席，成為第二大黨，他們打着「世俗中產」政黨的旗號，爭取Shay的支持。「黨主席Yair Lapid本身是電視節目名嘴，常被選為以色列最性感男性。去年更多次被選為最有影響力的猶太人。」Shay以色誘法鼓勵我多讀YeshAtid黨的資料。以色列國會終於開始一步步討論讓Haredi重新融入社會，去年正式討論要求他們服兵役。Yair Lapid堅持他的根本原則是每人需共同承擔國家包袱，不能讓中產太辛苦，他堅持在兵役一事不會退讓，若不能達成協議立法強制全民服兵役，Yesh Atid黨將會不惜退出聯合政府，令現屆倒台。目前立法已進入最後階段，以軍亦準備逐步迎接更多Haredim服兵役，為他們度身訂做兵役計劃。

我跟Shay說得最多的一句是：「天呀，這裏跟耶路撒冷真是兩個世界。」特拉維夫又名The Bubble，除了間中哈馬斯或真主黨的飛彈瞄準特拉維夫，在這恍如天堂般的派對城市，我願忘卻政治和民族衝突。Shay搖搖頭。「巴勒斯坦、哈馬斯、真主黨抑或伊朗的威脅我未必感受到，可是這些Haredim正威脅以色列自由、世俗化、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的立國基本和民族身分。」想起以色列在已發展國家名列前矛的堅尼系數、打工仔瘋狂加班、精打細算而且轉數高的生意頭腦，突然眼前現代化玻璃幕牆摩天大廈，叫我恍如回到香港的金鐘。

文、圖 何雪瑩

編輯 胡可欣

何雪瑩 - 本同氣連枝難獨善其身──論新舊媒體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本星期是「媒體周」，Facebook被《明報》事件和邵逸夫之死徹底洗版。如果說邵逸夫之死標誌無綫的衰落，《明報》撤換總編風波則再次敲響新聞自由的喪鐘。讀到一些言論，說《明報》的陷落早就有迹可尋，一早已變成「投共梁粉報」，死不足惜；而且新媒體湧現，百花齊放，新媒體取代傳統媒體只是時間問題，故不必為《明報》之事過分緊張，甚至死不足惜，一雞死自會換來一雞鳴。我跟大家一樣，一星期才買一次報紙，上網佔每天一半時間，可是今日或五年後傳統媒體倒下，新媒體能趕上填補空位嗎？

細想一下才知道，這個根本是個徹底的偽命題。香港讀者讀外國報紙十居其九都是讀網上版，然而當有一天《紐約時報》宣布不再出報紙，全面改由網上發放，它到底是傳統或是新媒體？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分野不只是互聯網如此簡單。近年愈來愈多只透過網上平台發放資訊的網站，如大家熟悉的《主場新聞》、《獨立媒體》，還有成立不久的《852郵報》、《巴士底報》等，不勝枚舉。互聯網出現讓成立媒體的門檻降低，不用買印刷機不用起錄影廠，已經可以發放信息，讓更多長期受主流媒體忽略的群體和議題得以曝光人前，這是新媒體的一大特點。

市場模式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

可是隨着報紙銷量下降，傳統大報也積極改革爭奪互聯網這一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衛報》（Guardian）在開拓網上發放新聞的可能性特別積極，網頁已不再只是印刷報紙的附屬品，不但可以隨時更新，發放音樂、影片等，還有很多內容是網上獨家。這種趨勢名為media convergence。傳播學者Henry Jenkins一針見血地指出，media convergence不應被視為新媒體一次過取代傳統媒體，而是不同媒體形式和平台多向互動的持續過程。其他學者如Burnettand Marshall亦將media convergence解釋為將媒體平台之間的界線消解融合過程。

讀者對傳統媒體諸多不滿，認為傳統媒體依附權貴，容易淪為政治和商業工具，沒有做好第四權的角色。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市場模式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媒體依靠廣告收入，可是一旦報道針對大財團，廣告隨時抽起。《明報》多宗揭露上市公司和地產商醜聞的報道便令他們損失逾八位數字的廣告收入。這就是新聞業的奇怪之處，一般行業做得好會賺錢，可是新聞行業做得好即是得罪有錢人，廣告費減少。媒體雖是第四權，但市場模式運作下也是一盤生意，止蝕位在哪是一門學問；嚴肅新聞也不會討好讀者，於是出現新聞娛樂化，公眾興趣比公眾利益重要。今時今日辦報不賺錢，香港媒體老闆全部都是做其他生意發達再辦報；加上在香港這個獨特情况下，媒體老闆幾乎全部都在大陸有生意，這就成為政治操控的另一來源。另一方面，做宣傳和發放資訊也需要錢，政府和大財團比一般人有資金之餘，也因為著名的hierarchy of credibility，媒體發放的新聞自也以「影響大多數人的」政府和商界消息為主。所以你我去年宵買花不是新聞，梁振英行年宵買花而且不要找回來的零錢才是新聞。

偵查報道新媒體道盡局限

以上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任何媒體研究一年級生也能說得頭頭是道。關鍵問題是新媒體能免於以上所述的結構性問題嗎？以互聯網為唯一發放平台的新媒體亦是在市場邏輯下運作，即使老闆不求賺錢，員工也要出糧。本地的《主場新聞》等同樣在開拓廣告收入，關於政府和商界的資訊也從不會少，因為這些始終是「影響社會大多數」的事情。事實上，「新媒體」也從不掩飾他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目前本地和外國極大多數的新媒體人手有限，不能以傳統媒體採訪新聞，於是每天讀報、長開電視電台新聞，轉載傳統媒體的內容並addvalue是他們的恆常動作。如果傳統媒體今日倒下，新媒體新聞來源必受影響。

偵查報道是每間報館的基石，直指權貴要害，影響社會走向。可是做好一單驚天動地的偵查新聞需要的時間要年月計算，記者花上幾個月甚至一年埋首文件故紙堆，反覆推敲，需要極大的人力物力。目前絕大部分新媒體人手較少，還未有這樣的成績（由此可見，沒有金主的香港獨立媒體於2011年的美孚屏風樓調查報道是如此用心、難得）。香港的新媒體喜以美國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為楷模，但ProPublica卻是專注於偵查報道的新媒體。他們於2010年的偵查報道獲普立茲獎，2011年獲普立茲獎全國報道大獎，共有四十多名記者，全部專注於偵查報道。他們短短的自我介紹，道盡了傳統和新媒體的局限：

「雖然網上世界資訊平台的數目和種類愈來愈多，但只有很少致力於原創報道。觀點百花齊放，但觀點需基於事實，而事實來源卻愈來愈少。前者是好事，後者卻是個社會問題。相較其他新聞種類，偵查報道需要大量時間和人力，而且很多時候不符成本效益：有些故事一開始以為很有價值，但隨着偵查發現原來沒有想像中重要，甚至根本是虛構，不能刊登。是以很多新聞機構將調查報道視為一種奢侈品，經濟不景時可以放棄。很多新聞機構本來有好的偵查記者，卻因時間和金錢限制需要他們處理其他日常新聞，不能專注於偵查報道。」

網媒未找到可行商業模式

ProPublica辦得有聲有色，然而他們卻非常重視如傳統媒體的合作。2010年一篇關於卡特里娜颶風後，長者病人在護老院離奇死亡的報道獲普立茲獎，這篇報道同時刊於《紐約時報周刊》。ProPublica的記者亦會與傳統媒體記者合作處理偵查報道。英國《衛報》去年以斯諾登爆料揚名立萬，ProPublica在這單敏感的年度新聞亦與《衛報》合作無間。

ProPublica成立短短五年便有如此成績，跟其他網上新聞媒體相比他們的「水源」絕對充足。ProPublica的最大金主是借貸公司Golden West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行政總裁Herbet Sandler夫婦，他們成立的基金和其他幾個基金是ProPublica的「大水喉」，大到可以支付行政主席57萬美元的年薪。ProPublica是非牟利機構，沒有廣告收入，媒體顧問AlanMutter曾說，如果要將美國新聞業轉為非牟利模式，每年需要880億美元捐款才能維持目前美國傳統媒體的工作質量。如果非牟利模式不盡樂觀，那網上廣告又如何？目前英美傳統媒體努力開發網站收入，網上廣告收入顯著上升，但還遠遠不足夠維持報紙運作。《衛報》積極改善網站，堅持不收費但以其他方式爭取收入，《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採取不同模式的收費方式，但無論如何，業界還未為全力轉戰網上版找到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

2014年外國新聞界都在期待一件重大事件：eBay創辦人Pierre Omidyar注資2.5億美元創辦First Look Media，開宗明義是專注調查報道的新媒體，並邀得主理斯諾登新聞的《衛報》前「博客」Glenn Greenwald及其他偵查報道大將加盟。目前外界對FirstLookMedia所知不多，只知由牟利的科技公司和非牟利的媒體公司組成，但已經足夠業界放長雙眼留意發展。只因事先張揚加盟的都是一向對美國國家安全部門開火最力的偵查記者，而且以Omidyar的85億美元財產，只要他願意，才不怕跟廣告商對着幹。連老店《華盛頓郵報》也被亞馬遜創辦人Jeffrey Bezos收購了。但無論First Look Media、ProPublica抑或香港以刊登評論為主的《主場新聞》背後，看來都依靠一名只會付錢不會干預編採又有新聞遠見的所謂「良心商人」；無論新舊媒體，都在等待一名只問付出不問回報的金主降臨。互聯網沒有為這個問題提供完滿解答。

所有新舊媒體的共享資產

以上所說的是目前情况，即使新媒體今天不能立刻擔大旗，新媒體取代舊媒體是否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我每天沉迷Facebook、長開網上新聞網站，但目前新聞行業遇到的危機，並無任何能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媒體不論新舊都面對的根本問題大多類似。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定義難以完全二分，傳統媒體是新媒體的新聞來源（sources of news），運作和功能也是互相補足，哪有新媒體（或其讀者）看着傳統媒體陷落而訕笑之理？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為免「呃稿費」也許不應再重複，但《明報》換總編輯事關重大，我唯有無恥地在這裏重複一次：新聞自由不是記者的個人財物，也不是獨立存在於每個傳統機構，是新舊媒體和所有人的共享資產。你也許說你早已離棄《明報》，改讀其他勇敢抗共報或新媒體，但當新聞機構一個個倒下，連近年多番出產重要偵查新聞的《明報》也守不下去，你以為你追捧的反梁抗共媒體能獨善其身嗎？

編輯 梁詠璋

何雪瑩 - 城市誌﹕書寫城市——倫敦人說倫敦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9日

【明報專訊】作為一個迷戀城市的人，總希望書寫城市。然而愈迷戀她卻愈猶豫不敢下筆。你知道城市之所以為城市在於其複雜：四方八面的人背負不同知識、背景向城市進發。傳統人文地理學如此告訴我們，人們從農村往城市生活，為的是尋找生存和生活的希望，抓着一線機會，從此改變人生。然而活在香港這個令人喘不過氣的城市，籠罩着我們的似乎是絕望多於希望。城市的偉大在於其複雜多樣，愈偉大的城市愈難書寫。

在這個全球城市互相競爭的年代，從來不乏野心勃勃意圖一錘定音想為城市定調之人。香港旅發局網站首頁是從港島高處俯瞰的維港兩岸夜景，佐以亞洲國際都會的標語。我在香港人喜歡視之為假想敵（或羨慕對象）的新加坡旅遊局官方網站漫無目的瀏覽，開宗明義的「About Singapore」一小段一百個英文字，強調的是新加坡的優質生活環境和其多種族文化背景，配相竟是新加坡的公共房屋！

可是以城市為家的人都不難發現這種官方論述背後的權力網。問問身邊朋友過去一年曾經幾多次有閒情上山頂觀賞聞名於世的夜景，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如何以公共房屋作為籠絡和懲罰選民的手段。這些官方打造的城市印象不時脫離本地人的實際生活。曾經有民間力量嘗試以蛋撻菠蘿油茶餐廳抗衡官方論述，這當然不是壞事，問題是任何的一套「論述」亦無法脫離單元的問題。城市的優勢正在於其多元、多變和對世界潮流的改變的適應力。我們能如何定義和書寫城市？

倫敦外來者寫出最佳旅遊指南

來自加拿大的作家Craig Taylor，十年前定居倫敦。當他的簽證到期回到溫哥華，他才發現自己不能忍受坐在加拿大的家裏，每天為朋友提供倫敦旅遊貼士，毅然重回這個當之無愧的國際都會，花五年時間為這個城市寫書。倫敦作為工業革命之首和日不落帝國的首都，傳世的城市書寫已經太多。由狄更斯筆下十九世紀毒霧彌漫、藏污納垢的世界都會，到Peter Ackroyd多次書寫倫敦的前世今生，世人對倫敦從不陌生。Peter Ackroyd這名深愛倫敦的歷史學家二○○○年出版的London：The Biography生動地跳脫出政治歷史書寫的「大論述」，實踐倫敦多面睇：由童年的歷史、靜默的歷史、Cockney口音歷史都被他生動地呈現紙上。

CraigTaylor作為外來者，在書中的序言已謙虛表示無意超越PeterAckroyd的成就。然而他寫下的倫敦傳記卻悄悄躋身遊客遊倫敦的最佳指南。網站Londonist選它為過往最少十年關於倫敦最好的書，英國各大報章書評對它評價極高。說穿了這本書其實只是倫敦人的口述歷史，沒有要為倫敦歸納出驚世理論的學術野心，可是當城市書寫和社會學回歸最基本，其力量竟然是如此震撼人心。

隨處可見的都是倫敦人

Craig Taylor走遍倫敦32區域訪問超過200人。有些訪問花好幾個月約，最後只胡扯了幾分鐘便談不下去；更多的是聊上好幾小時不願完場，消耗掉兩部錄音機和300粒電池，結晶品是九十五萬字的訪談紀錄。最後被收錄進四百頁的書中只有八十個訪問。以Londoners為題目的書首要任務當然是為倫敦人定下條件。Craig Taylor在前言中說了這麼一個小故事：一個周末下午Craig Taylor跟英國反移民右翼政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一名宣傳人員在充滿文藝情調的豪宅區Hampstead的購物大道上喝茶。他這麼說：「真正的倫敦人已經絕種，外國人不可能成為倫敦人。」接着他向作者娓娓道來當年他父親如何從塞浦路斯一路逃到倫敦的驚心動魄故事，和抵埗後倫敦人如何以熱情幫他適應新城市。大都會的魅力既然正在於其容納百川的胸襟，Craig Taylor這名外國人也為倫敦人下了一個似乎有等於無的定義：「所有每天在倫敦隨處可見的都是倫敦人：擠巴士的、在超級市場排隊的。不論他們從何而來、因何而來，他們笑着、追趕着、搶免費報、掃地、喝酒、擠過扶手電梯上靠右企的人們趕地鐵的，這些都是倫敦人。倫敦從不停止，永遠流動，這是個關於動詞的城市。」

既然城市屬於動態，我們為城市拍下的照片只能凝住一刻美好，瞬間變成永恆。八十八個書中受訪者來自不同行業和不同國籍，Craig Taylor有意避開那些言詞華麗的政客和知名人士，尋訪最尋常的倫敦人。他們當中有機師、美容店東主、來自伊朗尋求政治庇護者、養蜂者、地鐵播報員、巴士站站長、街市的蔬菜供應商、來自巴基斯坦的外匯投資者、對冲基金經理、失物認領處職員。你想得出的都有。

倫敦人各個故事構建大城市

我無法一一細數每位受訪者說過的話，因為那都是如此獨特和無法歸類，只記得每翻一頁讀下一位倫敦人的說話，我都彷彿進入別人全新的生命，以全新視覺觀看這個我以為並不陌生的倫敦。《泰晤士報》作者Ocean King說閱讀此書他所知道關於倫敦人的故事，比他居住倫敦四十年加起來的總和還多。這話令我想起政治理論家Benedict Anderson筆下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人們終其一生根本不可能認識國族內的所有人，可是人卻會以為有一群人跟自己屬於同一國族，所以國族這個共同體注定是想像出來，同時傳媒的興起亦有份協助大家想像下去，有了廣泛傳播，人們才知道那些素未謀面的「同胞」大抵過着怎樣的生活。可是大眾傳媒下的受眾往往亦被歸納成面目模糊的「公眾」和「公民」，Londoners這種口述歷史才讓我們對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過着怎樣的生活瞥見一鱗半爪。我忍不住一頁頁翻閱下去，Craig Taylor記述的每位倫敦人的生活都讓我目眩神迷。要不是由養蜂人解說，誰能想像一隻蜜蜂在倫敦鬧市的飛行路線？我開始以為如果大城市也是一種共同體（community），這種想像的共同體不止建基於「同」，更重要的是異。國族的共同體的可能建基於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等疑假似真的urbanmyths，可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當倫敦這個國際大都會超過三分之一人口出生於英國以外，這種「異」、這種大家跟我都不一樣的感覺才是大城市的基礎。

口述歷史本身就有價值

Craig Taylor說對他而言，倫敦的各項數字、甚至建築和地理環境都是歷史，不及人的生活重要。我們當然能說出建築、地理、歷史、政治這些大環境如何影響人的生活，但他這話背後的精神亦不難理解。口述歷史在社會學發展佔一席位，一般認為重要的工夫是如何將這些零碎、個人的故事如何跟大環境、大歷史、大理論結合起來。記錄口述歷史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吳俊雄博士曾經說過一番話讓我非常深刻，大抵是他也曾經以為唯有跟結構拉上關係，個體的故事才有意義，可是近年他開始覺得，也許不一定要將故事整理出什麼大道理來，口述歷史本身就有價值。父母都不是喜歡跟孩子說故事嗎？

雖然書架上很多書未讀，這本書我卻忍不住不時重看。學習社會科學總因為對人在現代性的處境和一些原則問題特別關心，現實卻逼使我們天天面對失望。上周參加了一個讀書會，以兩位社會學家對現代性生存狀况分析的短篇為題材。每次埋首閱讀社科「大理論」往往為前人洞悉世界發展的眼光驚歎，可是當理論把社會上一個個獨立個體壓平成千人一面的分析對象，無力感間或湧上心頭。此時我總會拈來Londoners，它彷彿是一帖給社會科學生的清泉，時刻提醒我社會科學本來由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生活構成，學習欣賞這些獨立個體在一眾社會學大師思考的現代性災難下，如何努力地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因為「小人物」、「小故事」、「大理論」才有意義。

書名：Londoners: The Days and Nights of London Now, As Told by Those Who Love It, Hate It, Live It, Left It and Long for It

by Craig Taylor

編輯 顏澤蓉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台灣本土與民主的發展之路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8月，台北，攝氏38度。台北正上演兩日三夜的大型音樂節野台開唱，一眾外國巨星級搖滾樂隊和台灣獨立樂隊濟濟一堂，樂迷如我們一早準備好朝聖。野台音樂節第二天卻遇上台灣25萬名「白衫軍」為一個在兵役中枉死的青年上街討回公道。就在凱特格蘭大道八月飛霜的早上，我們在南港，遇上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博士。

近年不少香港人都眼紅台灣種種：美食、台妹、書店、流行音樂，眼見對岸立委毆打的「非理性」民主土壤，竟孕育出一場端正的雙英大戰（蔡英文和馬英九），還把我們這邊廂醜陋不堪的雙英大戰（梁振英和唐英年）完全比下去。我們羨慕台灣在中共的影響下還能保持一點點獨立性的同時，也必須理解台灣今天相對健康的發展是本土化和民主化雙軌並行的果實。反觀香港具政治意味身分認同才剛萌芽，卻遇上民主過程被北京嚴重窒礙，當香港民主化和本土化不能並肩而行，未來等待我們的到底是如台灣般穩定發展的民主體制，抑或是任由族群摩擦加劇的假民主？專研台灣民族主義的吳叡人隔岸看香港的本土主義，也跟我們一起遙想台灣本土和民主的發展脈絡對香港有何啟發。

為何香港「本土」沒帶來民主？

台灣和香港民主經驗的對比是我們苦思的問題。雖然兩地歷史軌迹迥異，但都經歷長時間殖民，同樣有着久遠的中華文化、得益於殖民主義引入的現代制度，亦受到崛起中的中國進逼和控制。但講起民主和本土，台灣似乎比較「幸運」，這裏的本土意識（作為台灣人）推動了1980年代民主化，而民主化倒過來又加速政治體制本土化，兩者相輔相成。但為什麼香港這邊不一樣？香港人一直說粵語，公務員制度高度本地化，本土文化、電影、音樂也從不失禮，也沒有多少人會抗拒自己是香港人的身分。香港理應很「本土」才是，但為何沒有帶來民主？

吳叡人指出台灣的「本土」並非新事，而是百年來地緣政治下一點一滴的產物。台灣島嶼長期位處不同殖民帝國的邊緣，受強權壓迫，從日本殖民時代到戰後國民黨政權一直如是，令「台灣人」漸成一股抵抗強權的力量。「192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已出現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不是李登輝發明的，香港現在說的本土比台灣遲了幾十年。當然，那時的台灣人所指模糊，基本以漢人為主，霧社事件後才將原住民納入台灣人概念。台灣漢族因着各種因素，有的往東南亞發展，有的留在台灣產生本地認同，慢慢與原住民結合。」

台灣民族主義 源於自救

台灣這種本土，很早就是一種與中國割裂、以台灣為共同體的論述，吳叡人講述的這種情况，似乎跟香港的中國情懷有出入。「跟香港不一樣，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20世紀初，台灣的林獻堂與林幼春跟梁啟超見面，請祖國幫台灣脫離日本，梁說no way，你們自己搞。中國當時自顧不暇，日本也把台灣跟中國分得很開，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1930年代台灣本土除了要求民主外，文化上還發展出文化本土主義，用台語創造文字、鄉土文學，受到日本人遏制。另一方面，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的同時又沒有給予充分的公民權，間接造就了台灣人的認同。 」結果「台灣人」的概念雖然不清晰，卻衍生了一浪接一浪抵抗他者的身分運動。「第一波是1920年代，他者是日本；第二波是1950年代起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種對中國絕望，另一種反國民黨，選擇跟中共合作。後來到1970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又是第三波的本土主義，這群人有意識地繼承以前的本土意識。為了對抗國民黨把日治時期的東西拿出來，一下子成了黃金時代，因為日治下台灣精英已經接觸到全世界，這跟香港一樣啊。好像二二八時，台灣有很多武裝隊伍唱日本軍歌拿日本旗，跟香港現在很像！」他說，民族形成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共同意識建構。「台灣人一開始也不知道什麼是台灣人」，建立命運共同體要一步步緩慢地走過來。

香港慢了幾十年

吳叡人的話，讓我們立刻聯想到香港眼底下的本土意識，其實很像台灣上世紀走過的路。不同的是香港慢了好多年。英殖民模式遠比日本和國民黨「聰明」，英國人實行「善治」，對本土文化盡量放手不管，例如不打壓粵語、以行政吸納政治減低管治成本等，相對自由地容許多元本土的生成。「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下，本土沒有明顯的壓迫，也就產生不了悲情和明確的身分認同，結果香港人停留在模糊的文化認同，衍生不了明確的政治身分，即使60年代曾一度冒出港獨，也只是曇花一現。香港人身分走向政治化是相當新近的現象，這種身分認同是在一方面英國離開香港、另一方面中共以國族作為統治手段底下逼迫出來的，這些我們都可以在天星皇后保育、反高鐵、反國教等找到端倪。近年冒起的港獨、城邦自治、戀殖、甚至「港人港地」等，其實都可視為本土趨向政治化的反射。提出港獨不一定要獨立，它只是以此作為抗爭符號，藉此建構一種對抗中國的港人身分。有香港人高舉龍獅旗，吳叡人並不感到意外：「這種歷史意識非常重要，民族建構需要族譜。你要知道從哪裏來，才知道要往哪裏去。」如是理解，香港的本土運動，才剛剛起步。

香港一方面比台灣簡單，另一方面比台灣複雜。台灣久歷多國殖民，外省、本省、原住民關係盤結， 族群對抗更一度成為撕裂台灣的政治力量；香港有少數族裔、新移民問題，但主體還是多元華人社會，族群矛盾不如台灣嚴重。然而香港的困境是難以與中國全面切割，政治上難以抵禦中共在明在暗的控制，經濟上難以排拒紅色資本，情感上也難以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因此在外來政權的威脅下，香港人難以達至民族自決。本土運動舉步艱難，我們不時疑惑關懷本土是否也包括中國內地的人權民主？有時甚至搞不清楚，究竟我們的命運共同體，是香港，抑或是整個中國大陸。

港人身分認同走向政治化才剛起步不久，跟大陸人的碰撞愈來愈多：自由行、奶粉、雙非、孕婦牀位、學位等無不影響日常生活，有些人厭惡大陸人只是正常不過的條件反射，問題是這種情緒將轉化成什麼行動和政治力量？有論者擔心吹捧本土、民族會帶來族群仇恨，走向民粹甚至法西斯，有違普世價值。但吳叡人認為，這種仇恨政治在台灣也曾出現，不過只是過渡階段，不必過分擔心，但民間要以普世價值監察本土主義，成為「進步本土」。更重要的，是依賴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規範躁動不安的民族情緒。

「所有民族主義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它跟自由主義的關係是什麼。Isaiah Berlin提出liberal nationalism，當兩者衝突時，是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優先？對於進步民族主義者而言，兩者可以並存。」吳叡人聽說陳雲某些言論似有排外之嫌，把他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讀了一遍。

這階段矯枉必須過正

「我認為陳雲提倡的只是過渡，這個階段矯枉必須過正，他故意這樣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他目前是香港優先，不是說人權不重要，事實上在政治哲學也有討論分配正義有沒有可能在全人類之間實現，還是只是特定範圍。英國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支持公民民族主義，社會福利必須限制在一個有邊界的社群之內。我認為香港會慢慢形成一種混合主張，台灣現在就有了，我這一派自稱為進步本土主義，簡單而言就是以普世監察本土（universalism checks nativism）。我是獨派，但我認為台灣不能用民族主義蓋過一切，陳水扁就是這樣子，我們這一批人就出來叫他下台，於是我們被一批深綠的民進黨支持者稱為背叛民族主義，但對我們來說，這是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一種辯證。台灣的經驗可以讓香港參考，以目前看起來香港民族主義已在發展了。人權和本土的討論開始，慢慢會形成進步和保守的本土。」

吳叡人認為台灣是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 ，而這過程不能複製19世紀民族國家「由上而下、以國家暴力抹除差異」的方法，必須由下而上，透過民主、自由、人權、多元、分配正義、公民社會創造政治正當性，從而鞏固台灣「共同體」。過程中「本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80年代台灣民主化正是本土力量被納入政治體系的過程。吳叡人的「進步本土」正是要回應民族主義的同時具備進步和封閉的兩面性，如後期的民進黨偏離當年反對運動下的開放、進步，走向故步自封，「民族」被置於「民主」之前。因此他認為民族主義必須有民主的制約和轉化，才能避免走向歧路。「進步本土」是台灣地緣政治下的產物，也是唯一出路。

普世與本土 非水火不容

吳叡人口中的「進步本土」放諸香港，似乎對應了早前陳允中博士提出的「開放本土」，遂以區分他稱之為的「土著本土」，前者主張普世價值，後者強調本土利益。但若依照吳叡人的思路，普世和本土其實並非水火不容，香港要發展一套有道德承擔同時有現實面向的本土論述，當務之急是理順它們的關係，他說的「普世牽制本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舉例說，當我們談普世價值必定要保障自由民主，但不一定要追求無國界、無限度開放邊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正如我們不需要以香港的有限資源，比如奶粉，分配給內地人。普世價值也切忌空談，單談普世並不能消解實實在在的仇恨情緒，必須透過政治制度體現出來。如果目前的族群矛盾源於資源分配問題（如奶粉、學位、孕婦牀位、單程證、雙非等），我們只有提出一套既符合普世價值（而非世界主義）又維護本土利益的政治經濟藍圖，才能和現時當權者和激進本土的論述競爭。另一方面，本土亦不可能只流於感性、空泛和仇恨的情緒，它必須依賴一套完整堅實的政治經濟論述，套用吳叡人的用詞就是世俗化。當中重要的一環，是認識（或建立）香港在地緣政治下的經濟優勢及抗爭本錢，並組成影子政府準備執政，藉此打破社運長期處於被動回應的狀態。當然，「本土」的建構過程複雜，內容從不確定。香港人是一個種族（ethnic）或是公民（civic）概念？是否包括居港7年的外傭？所謂本土利益是什麼？對於本土資源分配的意義有多大？這些都有待大家解答。

給一點時間 本土主義變主流

但有些事情卻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如果我們意識到健康的民主體制對排解族群矛盾的重要，北京對香港民主的制約將會令香港未來更悲觀。吳叡人認為再給一點時間，本土主義在香港會變成主流。「如果中共在香港大量移民，就會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非常激烈。」其實這種大量移民已經在香港上演。「西藏跟新疆不是這樣子嗎？把漢人移到西藏就產生了族群衝突，原本並沒有這麼激烈的衝突。這是一種控制方式，把香港中國化，但這只會激起更激烈的香港本土主義。現在已經這麼多摩擦，不就是二二八前的狀况嗎？」

當香港人愈抗拒，北京加倍高壓，香港人就愈反彈。如果2017年我們得到的還是有篩選的假民主，族群矛盾將會愈演愈烈， 仇恨情緒一發不可收拾。雖說民主與否港人也許只能被動地等待北京大發慈悲，但至少港人能做的是全力上街爭取民主之餘，泛民、社運、本土派和公民社會必須能夠提出一套兼具道德和利益面向的政治經濟論述，黏合成有社會基礎的政治同盟，以抗衡北京分而治之的管治手段。

從吳叡人位於中研院的辦公室趕回野台開唱，剛好趕得及欣賞台灣獨立樂團Tizzy Bac的演出。他們毫不畏懼譴責馬政府在苗栗縣大埔的武力拆遷，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野台開唱除了7個舞台樂團不停接力演出外，更有不少壓力團體擺檔宣傳。最後一晚我們欣賞台東布農族歌手巴奈的演出，禁不住淚流披面：她的歌聲流露出對土地的自豪和熱愛。跌跌撞撞過後，台灣的民主和本土並足而行，吳叡人說這種勇於表達，不再高呼「我討厭政治」的社會風氣，證明台灣的本土精神比想像中深厚。我們羨慕台灣政治相對正常化的今天，卻不忘馬政府施政荒謬有時跟689同出一轍。吳叡人提醒東亞面對的問題有相類似之處：整個中國沿海、日本和台灣都受核電威脅，亞洲公民社會既立足於本土，應當連結起來互相支援，才能真正體現以普世價值制衡本土主義的進步本土。

問

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喜歡台灣美食、台灣人和大陸樂隊「萬能青年旅店」。

何雪瑩

4個月內三訪台灣，喜歡台灣電視節目、流行音樂、獨立音樂和大陸樂隊「萬能青年旅店」。

答

吳叡人

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於芝加哥大學修讀政治科學博士，專攻台灣民族主義，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

文／圖 袁瑋熙 何雪瑩

編輯 葉雨舟

何雪瑩 - 審議式民主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9日

【明報專訊】文章刊出這天，正值上千人在香港大學參與佔領中環的首場商討日。請1000人先讀一堆文章才出席一整天的討論，討論的更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這種正經八百的主題，這幾場商討日比萬人佔領中環的場面還更魔幻。戴耀廷說商討日本身才是整個佔領中環運動的真正「核彈」，因為商討日着眼的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深入香港的政治文化。

戴耀廷的商討日參考自兩名美國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S. Fishkin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人們喜歡說香港人政治冷感，除了每年春秋二祭上街，甚少主動參與深度政治討論。有些人甚至以港人政治冷感、政治參與低落來說明香港還未適合推行民主。這說法除了忽視現時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設計如何讓普羅大眾對政治感到無力，其實即使在有民主的西方國家，政黨和學者亦面對公眾不願參與公共事務的困境。

選民投票前未必細想各黨立場

極大部分民主政制的國會奉行代議民主。選民在定期選舉投下票值相等的選票，選出代議士參與決定國家事務。可是這種民主有也有缺陷，選民每四或五年才投一次票，中間他們將參與政治的公民責任交到代議士手上。這種程序上的民主只是民主政制的必要和基本條件，決不是完美狀態。現實是大部分人甚少花時間在履行公民職責，專業政客霸佔政治舞台，不同的壓力團體和社運分子為特定議題大聲疾呼奔走，但大部分人樂於以「食花生」的態度旁觀政治，即使他們投票亦不一定仔細思考過主要政黨在不同議題上的分別。

政治學者當然希望選民能更實質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可是他們明白全民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只出現在古希臘的城邦，在幅員廣大，人口以千萬計的現代政體並不可行（連古希臘的民主政體亦排除女人和奴隸）。

美國大選審議日助選民深思熟慮

兩學者提出Deliberation Day並非希望完全扭轉代議民主，選民不必逐個議題討論。但他們提出每次美國總統選舉前舉行兩次審議日，讓選民能在投票前更深思熟慮誰才是更能代表他們的總統，在代議士的挑選過程中加入審議元素。

戴耀廷為佔領中環運動設計的商討日並非完全照抄美國版本，因為兩者的目的徹底不同：美國本身已是民主政體，商討日過程為選民分組選出他們最想問兩黨總統候選人的議題，由政黨的地方代表代他們黨的候選人代答，既可讓政黨地方組織有更多上陣訓練機會，更能透過地方組織向總統候選人傳達選民最關注的議題是什麼。香港佔領中環的商議日只是幼兒班，經過三日商討日只是想決定一個為大眾所接受的民主方案。

候選人電視辯論 觀眾即席發問

兩位美國學者希望利用每次大選前非常矚目的候選人電視辯論，雖然電視辯論都有現場觀眾，但一般市民不一定能就他們關心的議題向總統候選人發問。上屆美國總統選舉就被批雖然全球暖化危機迫在眉睫，但三場電視辯論兩黨候選人提及這個詞語的次數是零！美國的反恐政策擾攘多時，出兵中東，辯論也沒有觸及阿富汗這個爛攤子，主要還是繞着經濟問題打轉。

陽光下審議 保密環境下投票

學者提出每屆總統選舉年借用兩日公眾假期，全國分兩批放假參與商討日。商討日由早上9時開始，選民自願參加，聚首一堂觀看電視辯論現場直播。10時半辯論完結，選民分成15個人一組，發表他們對電視辯論的意見和提出問題，並選出一名組長主持討論。每人可獲5分鐘發言，並總結成一條他們認為應該向黨地方代表查詢的問題。最後每組收取小組內的所有問題，並以投票決定哪些問題最值得問並按優先順序排列。下午約30多個15人小組合體成500人大組，由一名富經驗的人士擔任主持人，主持人抽出每組的問題名單，讓小組發問其名單上第一順序的問題，由兩名黨地方代表作答。最後參加者回到早上的15人小組，總結整天經驗和地方代表的表現。

現代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以保障選民投票意向不會受外來壓力影響。但兩位學者認為審議過程反而要透明開放。十八世紀中英國政治哲學家J S Mill大力反對不記名投票。他認為不記名投票會讓選民有錯覺，以為選票只是為他們帶來快樂的一種商品，並不神聖；他們不會思考如何投票才對國家最有利，只會從一己私利出發，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只會着眼如何為選民爭取私利，公民應該為公共利益制約私利的意義將會消失。後來為了更重要的選舉平等原則，當投票權擴大至草根階層，為了保障他們的選舉意願不被僱主左右，方採用不記名投票。兩位學者認為這種考慮雖然非常重要，但J S Mill的擔憂依然有道理。如果19世紀的少數人公開投票太精英主義，忽略草根階層的投票自主，20世紀的投票把公共決策矮化成未經深思熟慮的個人決定，學者提出的是兩個階段的民主制度：先讓審議在陽光下進行，思考後讓個人在保密環境下投票。

犧牲個人時間 車馬費意義大

審議民主面對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大部分人沒興趣甚至沒能力參與公共討論。學者提出兩點反駁，其中一點正是早前戴耀廷惹來極大非議的車馬費。美國學者提出的車馬費多達150美元，遠比戴提出的100港元高，甚至比98年美國人均日薪105美元高。學者認為這筆錢的意義非常重大，現實上人們犧牲自己的私人睡覺和玩樂時間來參與審議，父母甚至為了參加審議請保母照顧孩子。雖然參與公共事務是公民責任，但他們認為草根階層一向難以較少時間參與公事時務的，一筆可觀的津貼代表美國對平等公民參與的重視，實際上也讓基層能更認真看待公民責任。

更多了解可改變看法

沒有民主的香港政府喜歡做民意調查，一般民意調查只是問問題，作者Fishkin的團隊多年來進行審議式民調。首先隨機抽樣問問題，再即時邀請受訪者於周末參與小組討論，參與者事先須閱讀資料才能參與討論。學者統計參加者對公共事務看法在審議前後的改變。學者發現不少參加者因為對議題有更多了解而改變看法，而且對不同問題的意見變得更一致，減少自相矛盾。而且這沒有任何年齡、收入或職業階層明顯不懂得參與審議，各階層審議前後的觀點改變沒有根本上的明顯分別；而且事後逾7成參加者認為審議過程非常有意義。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審議，大部分人都不視審議為苦。

不少人說起佔領中環，都奇怪一向文質彬彬的戴耀廷為何突然如此激進。觀乎口號如愛與和平、行動如在中環靜坐、目標如商討一套廣為大眾接受又合乎國際定義的普選方案，其實佔領中環一點也不激。反而是被譏笑為書生味濃、有點理想主義的商討日才是最大野心最激的部分，它要改變的是政治冷感和被動、由上而下的公共決策，將審議文化帶入公共討論，是香港政治參與文代的一次重要實驗。

文 何雪瑩

編輯 顏澤蓉

何雪瑩訪問梅英東：再見，老北京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26日

【明報專訊】在台北遇上梅英東（Michael Meyer）時，正值台北市中心華光社區的拆遷問題鬧得沸騰，那是一場比喜帖街更荒謬的都市重建鬧劇。Michael引用了20世紀初法籍建築大師柯比意的一番話：「只要大家討論要拆掉一座充滿病菌的破爛老房子時，你就能聽見他們跑出來哭哭啼啼……可能這些先生太太們沒事做，走訪一下貧民窟，為了顯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裝模作樣爬上搖搖欲墜的樓梯，無法忘懷一件心儀的鐵藝裝飾……當然，如果你問這些整日忙於寫論文和指導公共意見的懷舊者住在哪裏，答案肯定是電梯公寓，不然就是花園別墅。」梅英東為北京胡同着迷，柯比意這番話猶如當頭棒喝。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於是昂藏六呎、來自加州的美國人在胡同租下小房間，要為胡同著書立說。

「城鎮就是工具，住家就是機器。」柯比意這樣說。他認為要將巴黎的中世紀建築統統拆掉，以無數每幢可住逾2000人的「方形盒子」取代之，所有商店都搬進大廈；房子愈集中愈好，街道愈闊愈好，建築物遠離街道。大師的城市構想並沒有徹底實現，但今天老北京正慢慢向這個方向發展。Michael說，倫敦17世紀被大火破壞，華沙、柏林被戰火摧毀，現在一些大城市卻被自己人摧毀，北京是其中之一。

95年大學畢業後，Michael收拾行裝，加入和平團志工（Peace Corps Volunteers），到四川內江做義工。97年他來到北京，跟古城一見鍾情。「現在回想起來，假如我由美國一下子搬到北京，我準會討厭她。」在鄉下生活兩年後，大城市對於25歲的靈魂，一切都是如此絢爛美好。以自行車穿梭800年歷史的老北京，在迷宮般的胡同裏盡情迷路，發掘不在旅遊指南上的秘密去處，他認定身在北京是他的幸運。「人定會愛上25歲時身處的城市。剛從大學畢業，打第一份工，掙來的薪水只屬於自己，跟情人陷入熱戀。」

外國志工對北京一見傾心

不過他迷戀的老北京，已經離他而去。「就在我住在胡同的三年間，常到的餃子店和書店，一間接一間消失。我問街坊他們搬到哪去，沒人說得上。我和老婆當年約會的地方已經消失不見。」胡同被拆，他才想去研究它的前世今生。「我想找一本關於胡同的書，卻找不到。於是我決定，自己寫一本。」

他打第一通電話查詢租四合院的詳情，原來房子剛好前一天被列為清拆對象，這令他更決心要住進胡同裏。最後他在前門附近的大柵欄114條胡同中，選了一條，在一間四合院的房間住了兩年。大柵欄不到一平方公里，跟梵蒂岡相若，梵蒂岡人口約800人，大柵欄住了57000人，其中包括一名外國人。

「我幻想中的胡同生活，就是乘涼、喝茶。」很快現實生活把美好想像徹底粉碎。房間沒有暖氣，公共廁所離房子五分鐘路程。寒冬夜人有三急，從被窩爬起來太殘忍，他就在房間尿在膠樽裏；第二天清早待鄰居老寡婦一走，快手打開門，把「方便」倒在水溝裏。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小秘密。「隔兩個星期我會騎車到王府井，那裏有間五星級酒店的地庫有個隱世豪華廁所，報紙毛巾統統齊全，我就在那裏洗頭。」想痛快洗澡，請到澡堂。

一覺醒來「拆」字在門外

古蹟拆一幢少一幢，知識分子都為保育胡同奔走。在《消失的老北京》一書，可見的只有作者細緻的觀察，卻感覺不到身為老外的他如何將胡同生活浪漫化。「我不會說我熱愛胡同生活，但可以確定的是，生活在胡同內，一切都如此人性化。無時無刻都能聽見街坊聊天，你知道你是社區生活的一部分。」美國都市學家JaneJacobs說在好社區中，每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非常同意。我在胡同小學教英文，住在胡同，無論上課下課我都是梅老師。同學可以隨時來敲門。」Michael有意識地避免把胡同生活寫得太浪漫。「現實是有些居民因為房子沒有暖氣，不敢生孩子；老婆婆擔心一旦生病，胡同太窄救護車駛不進來。我只是個過客，我厭倦了胡同生活，可以立即訂機票返美國。居民卻沒有選擇。」

書中Michael戲分不重，透過他跟「房東」老寡婦、收廢物的「廢品王」和同事朱老師的互動和他們的故事，我們看見了胡同生活的真實一面。他們的房子跟其他胡同和四合院一樣，隨時一覺醒來，外牆被髹上白色的「拆」字，以圓圈把「拆」字圈起來，看上去如此大剌剌地詭異無情。「有些台灣記者問我為何不加入保育分子行列？如果政府見到老外跟居民一起開會，居民一定輸！不過很明顯，我反對拆胡同。」

57000名居民，肯定有些人樂見胡同被拆搬新屋。「幾乎所有30歲以下的年輕人都在期待一覺醒來白色的拆字就寫在他們家的牆上。當你告訴小孩他們要搬走、轉校，孩子會哭上半天，因為老師和同學都沒有了，可是他們很快可以適應。對於老一輩而言他們根本不願走，他們一輩子都住在胡同裏。胡同生活就是他們的身分，而且他們要『接地氣』，對豪華現代的十層樓高洋房毫不心動！」

規劃巴黎以人為本

Michael不是「保育原教旨主義者」。書中他將其他城市的都市重建經驗跟北京對照，嘗試找一條出路。19世紀侯斯曼男爵獲拿破崙三世授權，改造巴黎面貌。今天我們看到的巴黎正是出自他手，雖然遊客都驚歎巴黎的美，但他當年將馬路拉直拉闊三倍，確立巴黎城市街區系統，建地標、拆舊樓、建公園計劃被當時的巴黎人大力批評。其獨裁專制跟今天北京無異。但Michael認為侯斯曼計劃有其可取之處：「巴黎路雖闊，但當時汽車還未盛行，寬闊而綠意盎然的行人道成了行人最好的公共空間，巴黎人可享受步行樂趣。今天北京道路設計以汽車優先，馬路太闊，常看見老婆婆過馬路過到一半就轉紅燈，困在車來車往的路中央不知所措。」雖然老北京大部分被劃為歷史文化保護區，實際上天壇、故宮和中南海已佔了絕大部分。「北京人根本不會付80元人民幣進故宮，對北京人來說那是沒有生命的古蹟！」真正有生命的是冬天故宮外的護城河。冰點溫度令遊人卻步，故宮回復寧靜，市民就在結了冰的河面上打冰上曲棍球。但今天在政府的管理下已不復見。

「更重要的是當年侯斯曼雖然獨裁，他卻依然四處奔走，向巴黎民眾解釋計劃的好處；可是北京除了口裏猛唸『明天會更好』，根本沒人拿出實質證據說服居民都市重建所為何事。我不時想如果我是北京政府官員，我會把1920年代後海的照片拿出來，告訴民眾我們要把後海當年的面貌重現，以前那裏根本是消閒場所，大家去喝酒消遣，和現在一樣，只是由1949年開始變成住宅區！」

「無形之手」毁掉胡同

至於誰是破壞胡同的罪魁禍首？書中把它稱作「無形之手」。事實上Michael真的不知道在施政欠缺透明度的中國，到底是誰在把這些有價值的東西統統拆掉。它應該是全球資本主義下一股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但確實的名字根本說不上。「這是個沒有真面目的制度。好處就是榮辱與共，沒有一個人要為事情負全責」，可以確定的無形之手一定包括有錢人。「我訪問了大發展商SOHO的CEO張欣。」畢業於劍橋大學的張欣以英國口音對他娓娓道來她在前門胡同的美好回憶。「張欣很有魅力，我走出SOHO總部，覺得她真是個好人，正如大家都說小布殊本人亦是魅力十足。前門大街重建後成為虛假的電影布景，張欣說SOHO是在拯救北京，前門大街如果不是由她們開發的話將更加可怕。」

數星期前Michael在美國一間富有寄宿中學向中學生演講，學生都聽得津津有味。演講後兩位中國老師上前對他說：「你應該多談新北京，寫本老北京的書。」[Vic：寫本「新北京」的書？]即使不願遷出胡同的老太太也不明白為何外國遊客喜歡到胡同拍照，以嘲笑他們的落後為樂，甚至擔心自己舒服的家會在外國人面前丟臉。Michael明白，沒有人想以殘舊落後一面示人。無論張欣抑或無形之手背後的官僚，也許的確深信把胡同拆掉追趕現代化是一件毫無疑問的好事。

800年歷史的老北京正在努力追趕現代化的火車，希望從落後西方一百年的「劣勢」反敗為勝。這彷彿是不能避免的歷史發展階段，巴黎也曾迷信「拆」，幸運的是他們保留足夠的舊，才儲滿今天源源不絕的底氣。可是北京的保留似乎遠比發展慢，結果將會如何，是很簡單的加減算術。可是胡同拆一條少一條，有些事情不能逆轉。Michael認為當北京人繼續迷信新等於好，覺醒也在慢慢發生。

「10年前根本不會有人知道誰是老舍。直到老舍的遺孀把故居改成博物館，人們才知道這位大作家，博物館也是全城唯一展示文化大革命的地方。10年前也沒有人知道誰是梁思成，直到王軍出版《城記》，介紹梁思成如何保護老北京，今天梁思成的照片出現在小學生課本上。」他也看到香港和台北對保育的態度慢慢改變。「我在台北的酒店在大安森林公園附近，我真喜歡那公園。可是台大學生笑我，公園正是20年前當台北市政府拆眷村建的，如果你當時在台北想必你一定加入抗爭行列。」

回來的與回不來的

在胡同生活兩年多，最後他厭倦「熱鬧」，飛到倫敦才能專心完成著作，否則老寡婦鄰居會每天清晨開門叫他起牀，學生天天拍門跟他問功課。「如果你住慣就不當一回事，但我住了兩年有時都會覺得夠了。」這種生活公共性正是Jane Jacobs所推崇的一體兩面。「我到過Jane Jacobs在紐約的故居，她的房子有二樓，可以站在樓上觀看城市生活而不受騷擾！」書中其中一章名為貧民窟的非貧化。在政府宣傳中胡同是蘊藏罪惡、治安不靖的貧民窟，理應取締。事實上胡同只是基層社區而非貧民窟，而且安全得很，家長都放心讓小孩到處跑。「一開始你覺得在街上坐一整天的大叔在盯着你看，後來才發現他們其實自己在忙。」北京新建的住宅區，每隔十步抬頭可見閉路電視，他覺得這種居高臨下的監視，才是真正的沒有私隱，比隨時破門請他吃餃子叫他起牀的老婦鄰居更煩人。

Michael Meyer親歷老北京如何為奧運作準備。雖然他喜歡的書店和餐廳早已不知所終，但北京有種「自我復原能力」。「被逼遷的麵檔東主一家，收攤後被迫回鄉下，一年後又回來了；Walmart在傳統市場前開業，街市看似經營不下去，但一兩年後又是熙來攘往。」他研究並走訪多個城市的保育政策，除了肯定讓居民參與是必要之事，他亦認為保育從沒有劃一答案。當全球都為中國的經濟奇蹟目眩神迷，由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到Michael Meyer的《消失的老北京》，他們以外國人半抽離的視角、細緻的記事，描劃出中國社會在變與不變之間的矛盾，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撞擊下的進退為谷。在無形之手下，市場還會回來，胡同和一些美好的人或事可能一去不復返。

文 何雪瑩

編輯 沈可媛

何雪瑩 - 政府vs.傳媒——不見血的謀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無事亂翻書，遺害之一可能是想像力太豐富。

知道梁振英發律師信指控練乙錚誹謗，第一個反應是一個毫無認受性的特首在太歲頭上動刀，與政治自殺無異，畢竟練乙錚先生是全城數一數二的時事評論員。第二個反應是，香港似乎決心向「假想敵」新加坡和超級大國俄羅斯看齊。

練先生為人樂觀，認為今次只是例外，不會陸續有來，我們希望如此。若先例一開，這不只是威脅新聞自由，是政府向傳媒、知識分子和政治反對陣營宣戰。這場戰爭早在俄羅斯揭開戰幔。

蘇聯解體逾20年，「真理報」喉舌式新聞自由名義上結束。90年代葉利欽在歷史上可能會以開明自由改革者留名，部分要多得普京今日的蛋人政治，秘密警察由KGB易名為FSB但還是秘密警察，何况堂堂大國的總統是秘密警察的前頭目。

俄羅斯——警察玩心理

英國左派大報《衛報》記者Luke Harding2007年接手駐莫斯科記者一職。2010年7月《衛報》、《紐約時報》及德國《明鏡》全球獨家報道「維基解密」90,000個軍事檔案，其中不少是美國駐各國外交官和白宮之間的軍事紀錄。2010年下半年，LukeHarding都留在倫敦協助整理與俄羅斯有關的檔案。直至2011年1月完成飛返俄羅斯，在莫斯科機場被拒入境，成為冷戰結束後首位被驅逐出境的外國記者。

LukeHarding知道他沒有犯法，被逐出境唯一原因是他的報道一直讓克里姆林宮中人看不順眼。而讓人家看不順眼也不是第一天的事。在莫斯科3年間他每天跟秘密警察搏鬥，縱使《Luke Harding：Mafia State: How one reporter became an enemy of the brutal new Russia》全書涵蓋貪污、出兵格魯吉亞、申辦冬季奧運、寡頭巨富（Oligarchs）等俄羅斯數之不盡的黑暗面，全書的縱貫線是秘密警察跟他玩的心理戰。

數不清多少次，Luke Harding跟家人回家發現明顯家裏曾遭人闖入：明明關好的窗被打開、鬧鐘被調校深夜多次響起、電腦上與家人合照的熒幕保護被剷除、鍵盤抹得一塵不染。一次遠行回來，Luke Harding發現二樓窗戶打開，明顯地不由大門進去破解四道門鎖，根本不能上樓開窗，防盜系統不停作響。第二天他請人維修，維修員檢查後驚訝地報告，全屋每部防盜裝置的所有電池都被拆去，共14塊電池之多。

秘密警察的心理戰有時還帶點幽默。有天他發現牀邊放着一本不屬於他們一家的二手俄文書，書名為《Love, Freedom and Aloneness: A New Vision of Relating》。作者是一名為Osho的印度已故性愛大師。他不熟悉這位作者，把書留下的人很貼心幫他在第十章插了片書籤，第十章的標題是：男女的內在結合才有高潮。Luke Harding不禁失笑，秘密警察為他留下一本性愛秘笈，準是裝了監視器，覺得他牀上表現不佳，好心幫他一把。當此事成為了他跟俄羅斯友的茶餘飯後的最佳話題，他才知道在被監視目標的睡房留下色情雜誌和影帶，自蘇聯時代已是不尋常中的尋常技倆。

這種表面上無傷大雅的心理戰無非要讓記者精神崩潰乖乖離開俄羅斯。俄羅斯的記者、人權分子和反對派卻沒有那麼好運，有不傷筋骨全身而退的選擇。普京2000年當選總統後（04年連任，08年任總理），2000年至2011年普京手握大權12年來共39名記者被殺。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以披露俄羅斯在車臣惡行贏得世人尊敬的Anna Politkovskaya曾接獲多次死亡恐嚇，2006年10月被殺手在她莫斯科住宅梯間槍殺，身中四槍。Mafia State書中其中一章記錄了作者身邊的人權分子和記者朋友接二連三離奇被殺。先是09年1月Anna Politkovskaya的好友、人權律師兼記者Stanislav Markelov，前來拯救他的記者同事Anastasia Baburova亦當場被槍殺。在Markelov的葬禮上Luke Harding跟車臣人權分子Natalia Estemirova討論誰是真兇，答案根本不證自明。半年後Luke Harding接到《衛報》編輯電話，請他到車臣一趟，首都格羅茲尼傳出Estermlrova被謀殺。

在俄羅斯說新聞自由是笑話一樁。《經濟學人》駐中東歐記者Edward Lucas的著作《The New Cold War》指出，國家電視台是全國九成人口的主要新聞消息來源。電視台每天大部分時間播放娛樂節目，新聞編輯每天接聽來自克里姆林宮的電話，餘下少許air time用來播放克里姆林宮指定的官方說法新聞。批評政府不是不可以，你可以批評地方官員甚至總理梅德韋杰夫，但普京總統的威名可是一條汗毛也動不得。俄羅斯傳媒中最敢言的首推一周出版兩次的報紙Novaya Gazeta，00至09年間共有6名作者或記者被殺，包括上述的Anna Politkovskaya、Stanislav Markelov和Anastasia Baburova。

說暗殺好像太遙遠。去年7月俄羅斯國會通過將誹謗案刑事化，此舉引來國際社會批評為言論自由大倒退。說是大倒退還不夠準確，因為2011年末俄羅斯才剛將誹謗非刑事化，不足半年U-turn。近年俄羅斯兩宗高調的誹謗案都跟前莫斯科市長Yury Luzhkov有關。Luke Harding形容Luzhkov為「一般俄羅斯人都認定他牽涉非常嚴重的貪污和有組織罪行」，根據維基解密美國大使館把他說成是貪污金字塔的頂端。09年國會議員Vladimir Zhirinovsky在電視節目上指Luzhkov市長是貪污源頭，阻礙國家發展，Luzhkov控告誹謗，要求賠償其非金錢損失350萬盧布，2010年法院判他勝訴，大人有大量的只判罰100萬盧布，其中一半付給市政府（！！！）。09年Luzhkov市長控告民望不低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Boris Nemtsov，指他出版的小冊子內容控告涉誹謗，並要求法院頒令Nemtsov撤回6段有問題的句子，最後法院只要求撤回以下一句：「對大多數莫斯科人而言，貪污早已滲進莫斯科政府每個階層早已不是秘密。Luzhkov市長及伉儷正是最佳示範。」原來Luzhkov從政17年間勝出的誹謗案竟多達50宗！

新加坡——嚴厲誹謗法

俄羅斯一直是國際人權和新聞自由組織的眼中釘。香港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剛聰明得多，他們不殺人，南洋理工大學傳理及資訊系教授Cherian George形容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招數為不見血的謀殺。沒人否認新加坡新聞自由非常有限，記者不能自由採訪報道，卻從未聽過有記者被迫害。Cherian George認為這種低調不見血的控制手段反而令國際社會少關注，不會激發激烈的反抗情緒，人民行動黨對傳媒的控制才能更長久。其中一招正是其極度嚴厲的誹謗法。

1995年李光耀控告《國際先驅論壇報》記者John Vinocur誹謗勝訴，法官判詞指Vinocur報道三位司長牽涉獨裁和貪污，「直接打擊政府核心和管治威信」，認為法庭有責任保護行政機關，如果政府沒有道德力量難以管治。李光耀更大言不慚說市民很易聽信流言，一旦影響信心新加坡就會滅亡。新加坡政府以誹謗控告傳媒、反對黨和選舉對手一直多不勝數。新加坡法官的判詞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懷，什麼法庭應該協助行政機關施政的爛調子，忽略了三權分立的重要性；李光耀這種新加坡一亂就死的rhetoric更是老土不堪，直到90年代末期還以馬來西亞的威脅來恐嚇人民，根據人民行動黨的思維，恐怕1000年後新加坡還是每天告訴公民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建立開放社會。

港大法學系教授戴耀廷上月曾出金句：「明明自己有個靚老婆，點解要自閹？」此言用來形容香港的法治精神重要性最好不過。英美普通法案例早已澄清當權者無權控告誹謗。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加上1964年《紐約時報》被控誹謗無罪的案例，為美國新聞自由打下幾乎是免死金牌。英國案例簡單直接。93年英國打比郡控告《泰晤士報》誹謗敗訴，法官判詞寫道：「政府跟的私人企業不同，不論是否由民選產生的政府機關都應該開放予公眾無限度的監察批評，任何民事誹謗訴訟一定無可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有些一般平民有的權利，政府卻無權行使。由於市政府必定有政黨聯繫，所以攻擊任何政府機構必然會影響個人聲譽，如果任何個人聲譽因此受損他可以自行興訟，也可在議會或其他場合公開抗辯。」

香港——要與星俄看齊？

如果說梁振英也是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固然有權興訟，這個說法明顯忽略很多重點。首先法治第一重點是用來限制政府權力，行政長官則明顯是政府一部分。林鄭月娥說特首以個人身分處理，但由律師行發出的律師信寫明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而且2月7日梁振英透過政府新聞處表示接納那個道歉對象不是他的道歉。到底梁振英的律師信是以個人名義抑或行政長官身分發出已經夠混淆，但更重要的是練先生文章亦是衝着他的管治和競選正當性而來，而非私人生活，為了避嫌和公眾監察，大抵除了家庭等的私生活以外行政長官根本沒有餘下多少個人身分。行政長官作為政府最高話事人，手執大量社會資源，跟一個平民百姓的權力絕不可比，大可以公開聲明等方式抗辯。尤其是一向被人視為狡猾、城府深、專制的梁振英，以律師信對付練先生在政治上與自殺無疑，若非發癲則應該是他的敵我分明的專橫本性露出的狐狸尾巴。

這個希望與倫敦紐約齊名的所謂國際城市，本來有着傲人的法治水平和言論自由，現有意向這兩方面惡名昭著的俄羅斯和新加坡競爭，怎知今夕是何年。練先生多年來文章邏輯嚴謹，情理通達，絕無道歉之理。謹向練先生致敬。

文 何雪瑩

編輯 方曉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