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在法院的頒令下要撤離匯豐總行地下廣場的日子。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行動發源地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美國，其運動的聲勢、規模和受公眾及媒體關注的程度均有下降趨勢。這是否表示困擾着全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的威脅已逐漸解除，一切快要雨過天晴？
對於以上問題，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全球金融危機的威脅根本並未解除，歐美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財赤及國債是天文數字，實體經濟復蘇仍是遙遙無期。而隨着全球唯一餘下來的經濟火車頭中國的經濟也開始放緩，亞洲區的資產泡沫揮之不去，新一輪和更嚴重的危機爆發風險反而在不斷增加。不過，自由市場今次面臨的真正和最致命的危機，是在理論和價值之上，甚至是一場學術上的危機（intellectual
crisis）。一度聲稱可以解釋現實及給人類帶來幸福生活的自由市場模式，似乎一夜之間失去法力。它不但不能有效解釋如今所出現的問題，更把人類帶入了一個黑暗深淵。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上，一句主要的口號是「我們是99%」，反映在一個完全跟從自由放任市場的模式下，所出現的只是由社會上最有權力的1%的人，壟斷了大部分的資源，其餘99%的人只能面對貧困和受苦。不少學者，當中不乏經濟學家，已不斷走出來，指出由始至終自由市場只是一個從不存在的迷思，甚至是1%的人為了鞏固和合理化有利自己的社會秩序，而建立的論述或謊言。
要了解有關自由市場的失敗、局限和不足的討論，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年的多本著作，均極具參考價值和啟發性。他和一般對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批評者不同，他的言論更有權威性，因此對盲目和無條件地接受自由市場的教條主義就更具破壞力，突顯其如何缺乏說服力及脫離現實。
政府與市場互補不足
斯蒂格利茨的權威，主要來自他本身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並且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更難得的是，他絕非像不少現今的經濟學家一般，只躲在大學象牙塔內閉門造車，沉迷於一些自我想像出來的數理化模型，相反，他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真正達到經世致用的境界。
自由市場可有效運作假設
根本不存在現實世界
早在他著有的公共財務教科書中（註一），已指出沒有政府參與及有效監管的自由市場只存在於理論的層面，而非現實之中，絕大部分有效運作和健康增長的經濟體系，也是奉行政府與市場互補不足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在2009年出版，分析2008年金融海嘯成因的《Freefall》（直墮）一書中（註二），斯蒂格利茨指出金融海嘯之所以出現，正正源於把本來只出現在理論和虛構層面的自由市場，毫無保留地推至現實當中。由於很多自由市場可以有效運作的假設，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世界，對99%的人來說，結果出現的不是更多競爭所帶來的更多選擇和更美好的生活，而是企業的壟斷和暴利，社會變得更不公義、貧富懸殊及缺乏上流的機會。
他的最新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不公平的代價）更可以被視為向硬推自由市場這迷思與騙局而自肥的1%所下的戰書。書中揭示了很多駭人的數據，顯示不平等的問題已到了水深火熱的程度。在美國，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是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差的水平。在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居然擁有全國超過三分之一財富，而Wal-Mart（沃爾瑪）6個承繼人的財富，竟然是全國最底下三成人的財富的總和。更諷刺的是，不平等的現象並未有因2008年的危機而轉勢，反而使引致危機的1%的人變得更富有。在2010年，這1%的人佔去了新增收入的93%。
不平等源於不公義制度
不平等源於一個不公義、沒有平等機會的制度。1%的人利用自由市場的迷思，建立一個由他們操控和壟斷的制度。正如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不公義的制度把經濟和政治的權力結合，製造種種有利1%的政策和遊戲規則，並且滲透至傳媒和教育之上，使99%的人相信自由市場的迷思，甘心接受他們面前的最差，已是在現實世界中可以做到的最好，對不公義麻木。
有評論者把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樣經常把自由市場批評至體無完膚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Paul
Krugman（克魯明），視為主張政府干預的左派和凱恩斯主義學者。這一種分類是有誤導和危險的，因為它把現時有關自由市場的爭論和反思，淪為難分對錯的意識形態之爭，忽略了整個學術討論的真正意義，是要找出誰的理論與模型最能有效解釋現實和改善世界。
亦有評論認為他保守，因為他仍主要着重加強政府在經濟上的監管和責任，並未完全放棄市場的角色。這一評論所忽視的是斯蒂格利茨在這時代背景下的貢獻。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作為共同的敵人下，打破缺口，釋放想像空間，似乎是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用回斯蒂格利茨自己的語言，他主要是想證明自由市場外的另一個世界的可行性（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非否定有比自己所提出的建議更理想的世界的存在的可能性。
在美國一個如此成熟的民主體制，也可以讓1%的人高高在上，如此壟斷社會上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和資源，在沒有民主體制的香港，其前景更顯得不樂觀。要避免比現時更極端和更荒謬的分配不均的情况在香港發生，除了要加快香港的政治改革外，同等需要的是思維上的更新，思想空間的擴闊，走出自由經濟的迷思，對於其他自由市場外同樣可行和更公義的模式，有更多的討論和想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Stiglitz, Joseph.（2000）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3rd ed. New York:
Norton.
2. Stiglitz, Joseph. （2009）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NY: Penguin.
3. Stiglitz, Joseph.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Y: Norton.
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葉家興 - 金融創新 向下沉淪
2010年04月26日 台灣蘋果日報 Vic：你真的認為「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嗎？我希望是這樣，但事實恐非如此。不出數年，短視健忘的人們，大概又將要高盛（或類似的頂級金融機構）當作神那樣膜拜了。這麼講不是誇張，現今這年代，全球盛行的宗教叫做「經濟發展至上論」，而高盛標榜的，不正是「Our Work Enables Growth」嗎？兩手空空、不事生產，大玩虛擬的金融買賣，就不但能「enable growth」，自己還能賺得荷包腫脹，這種本事不是很神嗎？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批評：「說到底，金融體系的關鍵功能包括風險控管、資本配置，以及壓低交易成本。但我們的金融體系沒有一樣做得到：業者製造風險、資本管理不善，而且造成龐大的交易成本--在本次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業盈利佔企業總盈利約40%（Vic：別忘了，金融業的盈利就是非金融業的成本；金融業越賺錢，非金融業付出的成本越沉重）。金融業還導致人力資本錯置：美國優秀的年輕人抵擋不了輕鬆賺大錢的誘惑，大批加入金融業。當中一些傑出人才若流向其他領域，大有可能以真正的發明或創新促進社會進步。」
1999年2月15日，《時代雜誌》封面是Greenspan, Rubin & Summers，近代史上三大金融蠱惑仔被捧為「救世的英雄」。當年正是這三位先生堅持政府不必監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種下日後華爾街胡搞亂來的禍根。Greenspan執掌美國央行，負有責無旁貸的金融監管責任，卻始終認為政府監管一些高風險金融活動是不可行的；並且一直認為央行沒有能力控管資產泡沫，貨幣政策因此不應考慮資產價格。他因此不負責任地長期維持偏低的利率，讓金融體系內充斥廉價資金，為資產泡沫與金融投機推波助瀾，製造「不理性的榮景」。
近數十年來，世上無本生利、賺錢能力最強的其中一個行業叫做投資銀行。這行業除了賺錢，什麼都沒生產出來，卻為社會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家衣冠楚楚，但盡做些爾虞我詐的勾當，將自己的財富建築在別人的損失上。但社會大眾鄙視這些人嗎？不是的，大部人只是對他們無比豐厚的薪酬與獎金艷羨不已，視他們為成功人士的榜樣而已。
我們將金融炒賣視為可稱羡的正業，將掠奪社會財富的銀行家視為天之驕子，而責無旁貸的政治領袖卻犬儒冷漠、冥頑不靈，這樣的世界又怎能不沉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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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決定到香港開始學術生涯。離開前，向幾位移民到美國的長輩報告動向，其中一位居住紐約的親戚，電話裡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怎麼不去高盛？」
上一代華人移民努力培養子女進入美國名校，認為融入美國社會的最好方法，不是當醫生、律師，就是進入華爾街。這位長輩的子女分別從哈佛醫學院和史丹福法學院畢業，在波士頓和紐約當醫師和律師。在他們眼裡，擅長文科的當律師，擅長理科的當醫師，擅長金融的到華爾街是天經地義的選擇，而華爾街頂尖的公司當然是高盛。
10年過去了，飽受科網股泡沫、房地產泡沫、石油泡沫折磨的美國人開始對華爾街失去敬意，這位事業有成的長輩也不例外。現在如果再遇到私人銀行家向他推銷結構型投資商品，他會敬而遠之，回以「Don't Goldman Sachs me！」意即是說：「別再拿金融創新的幌子來詐騙我的錢。」
金融海嘯後數百萬失去工作的人們難以理解，為什麼一些買房的人無力支付貸款，竟會釀成百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原本是用來規避風險、穩定經濟秩序的金融創新，怎麼搖身變為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成了系統風險的來源？
放大系統風險來源
美國證監會前周五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指控可能回答了許多人心裡的疑惑。原來有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並幾乎摧毀了為該產品提供擔保的保險巨人AIG。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最近承認，錯誤地採納兩位前財長的主張，毋須特別監管衍生工具的透明度，因為這些昂貴和精密的產品，只有小部分人會購買這些產品，而他們不需要額外保障。言下之意，衍生工具只是企業和少數富人彼此之間的零和遊戲。
然而，次級房貸相關的衍生產品，讓大型金融機構產生鉅額虧損。其中美國的AIG、德國的IKB銀行、英國的RBS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
美國證監會起訴高盛之後，英、德兩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先後開始進行對高盛的調查，而幾家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也表示，要研究交易裡是否存在誤導以及資訊披露不明，考慮對高盛提出求償訴訟。
高盛案件何去何從？到底只是冰山一角，未來即將引爆更多的詐欺訴訟？或只是金融市場的小漣漪，很快高盛就會與證監會和解，從而將一切紛擾劃下句點？樂觀和悲觀的理由都有，恐怕一時之間難以論斷。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在許多人眼裡，包括我那位移民美國的親戚在內，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
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留下了一句經典名言：「貪婪是好事。」時代雖然不同，人心卻亙古不變。當時的情節仍然生動刻畫今日的華爾街。為了金錢而出賣靈魂的金童，以更厲害的金融創新為武器，造成更大規模的殺傷力。
少數人的貪婪，犧牲了多數人的經濟福祉。無論高盛是否打贏官司，人們對金融創新的思考與監管的要求，絕對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2009年7月10日 星期五
《房子惹的禍》書摘
書名：房子惹的禍—金融海嘯起因、分析、終結出版社：繁星多媒體
出版日期：2009年7月3日
原文書名：The Credit Crunch - Housing Bubbles,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作者：Graham Turner
此書重點在剖析全球化經濟模式與房市泡沫間的關係，作者為英國一位經濟分析師。以下摘自第一章引言前幾段，已概括了本書主要論點。作者強烈抨擊企業主導全球化經濟模式，過度投資，無所不用其極地壓低勞工薪酬，而政府則鼓勵民眾借錢置產與消費，藉資產泡沫維持表面繁榮。在芸芸議論金融海嘯的著作中，如此強力呼籲加強保障勞工權益的書恐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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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深陷經濟危機。房地產市場正經歷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指標住宅價格2007年第四季跌幅高達17.5%（以年率計）。在部分地區，賤價求售的賣家甚至打出高達50%的折扣。房貸違約率創紀錄新高，光是2008年一年即可能有超過200萬戶家庭失去房子，顯示資本主義制度面臨戰後最大考驗。信貸衝擊波及所有工業國家。英國以空前規模的負債撐起十年的經濟榮景，現在一切正打回原形；西班牙、愛爾蘭以至整個歐元區的房市正逐步崩盤；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長達十八年的通縮夢魘亦未露曙光。
多年來的全球化模式以不受約束的市場機制為基礎，終於闖出大禍。房市泡沫並非監管疏失導致的單純意外，而是不惜代價持續擴展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強大的企業勢力主導了經濟擴張的模式，公司盈利得以暴增。國民所得流向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大，遭犧牲的是勞工收入。薪水不敷支用，消費信貸應運而生，空前的借貸短期內似乎解決了一切問題。執政者吹起房市泡沫，製造表面繁榮以求延續政權。民眾被慫恿借錢消費，目的是確保經濟成長達成目標。
美國房市急挫，英國則遭遇1878年以來首見的銀行擠兌，主流財經媒體因此閉門尋找代罪羔羊，選擇性抨擊監管機構、中央銀行，以及部分明顯較為冒失的銀行經營者，指責他們未盡審慎經營的職責。辱罵這些罪人慰藉了狀似無辜的其他人，令他們不必因為未能識破陷阱--藉不斷增加負債來刺激經濟成長，終有付出慘重代價的一天--而自責難過。
輿論不提負債暴增的根本原因。評論者不敢觸及此議題，擔心因此暴露了自己信奉的經濟理論充滿矛盾與謬誤。他們的論調是：貪心是好事，問題只是少數人有點衝過頭了。懲治這些害群之馬，殺雞以儆猴，然後讓派對重新開始吧。
是的，政府以前也曾拯救過金融市場，這一次又何必自尋煩惱、那麼認真檢討危機的成因呢？那太痛苦了，會迫使大家面對殘酷的現實：社會太不公平，資產泡沫由此而生。財富分配日益懸殊，無疑會導致房價暴漲劇跌。若想擺脫這種毀滅性的經濟動盪，我們就得承認，自由貿易應有限度，而且所得分配必須公平一些。
但是，維護現狀的力量巨大，具實質意義的政策改革方案乏人問津，遑論推動。網路泡沫爆破亦僅促成監管上的小修小補與少數象徵性的罰則，很快我們就推動了新一波的投機潮來刺激經濟成長。在政府的贊許下，許多國家的央行放鬆管制，促成債務暴增至空前高位。
因政府放任企業壓低薪資成本，刺激資產升值成了西方工業國家維持經濟成長的必要手段。本世紀初科技股崩盤後，消費者積極借錢消費、負債激增帶動經濟復甦，對此幾乎所有政府皆樂觀其成。信貸交易暴增，各式工具如MBS（房貸抵押證券）、CDO（債務擔保證券）、CDS（信貸違約交換）與SIV（結構式投資工具）盛況空前，令銀行業者得以對懵懂溫馴的公眾隱瞞無可避免的風險，當時也看不到有哪些政府反對這種發展。
財富幻覺
事實上，房價上漲在現代社會有非凡的象徵意義，代表著財富與成就。人們總覺得，房價大漲時，所有人的景況都變得更好--彷彿負債同時增加也沒有關係，彷彿房地產升值是零和遊戲也沒有關係。整體而言，社會其實無法因為房價上漲而獲益--階梯上的人所獲得的利益，只能由越來越多根本上不了階梯的人來埋單。
當人們沉醉於財富增加的幻覺時，房市泡沫的確能短暫提振經濟成長。而鼓吹自由貿易、盈利至上的政府，無不樂於製造這種迷人的幻覺。是的，許多政府的確仰賴這種財富幻覺，它們都希望擁有房屋的民眾不要去想債台高築的潛在禍患。你看英國新工黨如何吹噓政績：「連續十年的GDP成長，三百年來最長的榮景。」這等於告訴選民，經濟成長比什麼都重要，而房價急升是因為經濟強勁與供不應求。1980年代未，日本也曾流行類似說法：負債創新高不要緊，因為資產價格正節節高升，資產負債表只看資產就可以了。十八年後，日本仍在為此災難性的謬誤付出代價。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辜朝明 - 《總體經濟的聖杯》精華摘錄
2009年5月30日
辜朝明著作《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2008年面世。作者長期擔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對日本1990年起綿延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有切身體會，此書被譽為是對這場大衰退最具份量的分析。
作者2009年3月增撰第八章「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剖析金融危機之最新動向。繁體中文版《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2009年5月25日出版，領先收錄新增章節。
以下為精華摘錄。
有關世界經濟模式的必要調整：
長期而言，各國應學會及時駕馭資產價格泡沫，以免經濟受金融資本主義的奇技淫巧蹂躪。如第六章所言，這可能需要政府有更積極的作為，當民間儲蓄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由當局加以吸收運用。畢竟資產泡沫代價慘重，收拾爛攤子所費的公帑遠遠超過泡沫過程中部分人的得益。此外，各國亦應致力糾正國際貿易失衡的現象。對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貿易盈餘國而言，這意味著結束過去五十年來行之有效的倚賴對美出口的成長模式。取而代之的，必須是以內需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讓經濟發展惠澤本國民眾，而不只是出口滿足外國消費者。
這些任務無比艱鉅，但全球經濟正迫切需要新方向，現在正是起步的最佳時機。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結語)
有關次貸問題：
鉅資湧入衝垮了次貸市場的原有規範，授信標準可恥地全面敗壞，連信用評等機構的操守也不例外。房貸證券化盛行令許多房貸發放機構更肆意妄為，放款時重量不重質，因為風險可透過貸款證券化轉移出去。這些劣質房貸在證券化過程中被拆開，搭配其他金融工具後包裝成各種房貸衍生證券，賣給全球投資人。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一節)
有關信評機構：
信評公司給予源自次級貸款的有毒證券極高的評等，我們或許應追究它們的責任。就此而言，我覺得類似香煙盒標示的警告可能有效：
警告：次貸危機證明，此信評公司的評等有時毫無價值。忠告投資人，投資決策不應完全倚賴此公司提供的評等。
若信評公司發表的聲明或報告，未來五十年都必須加上這種警告，或許它們對自己的工作會更謙卑審慎一些。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第六節)
有關結構改革與媒體人：
媒體工作者則是另一種人。許多媒體人提倡結構改革，是希望改變舊有的經濟結構。他們為日本經濟描繪出一個理想願景，然後陶醉於神一般的優越感中。美國與英國的媒體人似乎特別熱衷扮演上帝，為政府設定結構改革的「正確方案」。但拿出真金白銀投資的基金經理人則沒有時間作這種自我陶醉，他們得不斷基於市場現實審慎決定買賣。因此，他們不會想投資在一個以不切實際的結構改革動搖自身根基的國家。
(第二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特徵，結語)
有關中國第四代領導人：
但中國當前的第四代領導人並非經民主選舉產生，亦未參與革命，而且在經濟上也未取得重大成就。因此，他們持續面對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這使得他們極度謹慎，不敢冒險。
若領導人有鄧小平的魅力與成就，他可以輕易決定調整匯率或稅率10%，證實行不通的話再回調5%。但這種錯誤不是當前任何一位領導人承擔得起的。某中國高官曾對我表示：「中國老百姓不認為我們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認為我們只是運氣好，適當時間出現在適當場合，讓鄧小平看上眼後得到提拔而已。」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二節)
有關「直昇機貨幣」（helicopter money）：
多年來，包括柏南克與傳利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因為即使出現最壞狀況，當局只要出動直昇機大灑鈔票，必然可以扭轉經濟頹勢。雖然「直昇機貨幣」此詞常被提起--許多時候是被草率使用，但這種做法能否達致理想效果極為可疑。
理由很簡單：直昇機貨幣論者幾乎總是從消費者--商品與服務的購買者--的角度出發，少有想到商品供應者。商品與服務銷售者對直昇機貨幣的即時反應一定是關門不做生意，或是要求顧客以靠得住的外幣付款。天上掉下來的鈔票之真正價值沒人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商品銷售者是不可能接受顧客以這種鈔票交換實實在在的商品的。結果是，全國的商品關門不做生意，經濟隨即崩潰。
(第四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的貨幣、匯率與財政政策，第一節)
有關「力挽狂瀾者沒有成為英雄」：
更不幸的是，正如有人曾說過的，阻止危機出現的人成不了英雄。在好萊塢世界裡，英雄是在危機已經爆發、傷亡枕藉後拯救數以百計人命並痛懲歹徒之人。但如果一個智者事先識破眼前的危險，並將災難消弭於無形，故事即很難講得動聽，電影拍不出來，也不會有英雄--危機不全面爆發，就不會有英雄。
日本經歷十五年的衰退期都未曾爆發全面的經濟災難。但在從未掌握問題核心的媒體眼中，政府耗費140兆日圓的鉅資，看來卻毫無作用。媒體因此扭曲事實，暗示政府浪費了這筆巨資，引發公眾對公共工程計劃的抗議。的確，如果有更具社會效益的項目，非必要的道路不應修建；但重點是，過去十五年間的財政支出--包括用在修建道路與其他公共工程上的經費--令日本得以避過後果可能極為慘重、GDP持續萎縮的緊縮漩渦。
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總統胡佛卓爾不凡，提倡現在稱為「結構改革」的政策。胡佛當年認為，股市崩跌、股票投機客蒙受慘重損失，並非足以促使政府增加支出的理由。在政府無所作為下，美國經濟墜入緊縮漩渦：不到四年GNP即萎縮46%、全國失業率升至25%，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掙扎求存，受苦民眾的數目遠遠超過股市投機客。日本方面，企業急於減債（導致儲蓄過剩）造成的緊縮缺口在自民黨政客的「肉桶式」財政政策下得以弭平，大衰退因此免於惡化成另一場大蕭條。
(第一章 - 日本的經濟衰退，第三節)
2009年3月25日 星期三
盧子健 - 良心——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
2009年3月25日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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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球經濟衰退，至少也有一點好處，使人們看到市場的局限性。教條和極端的自由經濟主義，終於步入黃昏。
經濟衰退，使人們看到政府的重要性，現在世界各地政府都成了挽救經濟的動力。其實真正挽救經濟的不應該只是政府，而是集體。刺激經濟的力量來自集體。純粹以私利為槓桿的「市場」在經濟衰退時是軟弱無力，個人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拓展公共經濟環節，才為整體經濟帶來生氣。
近日，在政府和集體以外，我們又多發現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重要支柱﹕良心。
美國國際集團的花紅風波，在美國引起了激烈反應。奧巴馬總統高調譴責拿取花紅的美國國際集團高層，不少國會議員跟進立法狙擊這些高層。有人會認為這些只是政治姿態，也有人會認為如果美國國際集團高層拿取花紅是合約所規範，就不適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越權過問。
這些評論忽略了的一點就是﹕良心。
我們想一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早就要宣布破產。在這種景況下，美國國際集團根本就不會有資金向其高層職員派花紅，不管這些職員是否真的表現優異，也不管他們的花紅是否在合約內早已訂明。
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時，並沒有同時嚴格管制資金的流向，堵塞公帑公為私用的漏洞，因而可能為部分人提供了可以鑽的法律空子。可是，有法律空子就要去鑽嗎？有良心的人會這樣做嗎？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把公帑投放在這些沒有良心的企業呢？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良心似乎是很抽象的東西，因此有些人會忽略其重要性。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
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
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這跟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需要依靠政府和集體來建設公共資產一樣。
最近香港發生了多宗藥物安全和質量事故。政府的監管制度和執行情況引起極多批評。衛生署長在回應時說﹕廠家要有社會責任，良心製藥，否則多聘多少官員巡查監察也解決不了問題。
生產者有良心，不等於不用監管。不用說世界上始終有沒有良心的人，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也會犯錯誤。政府在一些事務上有監管之責，是不能以良心來淡化的。
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是，如果真的有很多沒有良心的生產者，單靠政府也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正因如此，有時譴責沒有良心的企業比譴責政府更重要。近年由於特區政府失誤多、施政積弱，有負面事故時每每成為眾矢之的。大家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在細節上、在戰術上來說並沒有錯。可是，如果公民社會把所有問題的責任都放在政府身上，在戰略上可能放棄了社會道德規範這個重要戰場，並不明智。
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進步的意識總是需要公民社會來推動，因為社會的上層(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大資本家)和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是不會太熱心，自然對進步的意識亦不會太熱心。
因此，公民社會不單要推動政府政策轉變，亦需要推動移風易俗。如前所述，良心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的浪漫理想。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在歐洲，公民社會和非政府團體多年都致力動員社會大眾，以個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力量以抗衡自由市場內的所謂無形之手，抗衡社會上有權勢者和大資本家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壟斷優勢。這是一個推動社會發展的長期持續工程。
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平均良心和誠信水平亦較高。這點並非偶然。良心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金融海嘯讓我們反省這條支持的重要性，亦是公民社會鞏固這條支柱的契機！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09年3月21日 星期六
Richard Layard - 追求沒那麼自私的資本主義
2009年3月21日
【明報專訊】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評論
作者：Richard Layar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儘管過去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然而自1950年代開始，我們的「快樂」卻沒有同步增加。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作大量的犧牲，尤其不應犧牲快樂的最主要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工作、社群。過去我們已為著「效率」、「生產力」而犧牲得太多。
為「效率」「生產力」犧牲太多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犧牲了我們的價值。1960年代，60%的成人表示他們有信心「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今天這數字在英美都已跌至30%。這份信心的失落除了對於銀行業的失望之外，其實在家庭(離婚大增)、在遊戲場所(你可以相信的朋友已減少)、在工作環境(同事之間競爭愈烈)都出現。
我們愈來愈視「個人利益」為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動機，而且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為能夠獲得最多個人利益的途徑。這其實通常是有違生產力的，而且通常無法帶來快樂的工作環境，因為對身分的競爭是一個零和的遊戲。相反，我們需要一個能真正帶來正面增長的社會。人這種動物是自私與慷慨的結合體；但普遍而言我們感覺良好是因為我們幫助了別人，而不是踐踏了別人。
我們的社會已充斥太多個人主義，太多競爭，卻沒有充足的共同目的。我們推崇成功、地位，並且輕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不過，北歐人卻能夠將具效率的經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相結合─北歐人的互信是全球之冠！
要發展一個建基於信任的社會，我們應從學校開始，讓孩子們明白一個最高貴的生命是減少世上的哀痛並帶來快樂─這原則在商業社會同樣適用。我們應專注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的事，而不是只著眼在紙上盈利。所有的專業─包括媒體、廣告、商業─都應有清晰、專業的道德操守，而業內的人亦應緊守。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減低個人主義、一個導向更大社會責任的潮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潮流，而這個呼喊通常在黑暗的期間才會發出，就如30年代的北歐。
我們應該做的起碼有3點：
1.學校應加強推廣人的價值；
2.成年人也應重整生命中重要的東西──現代的快樂調查可有助達此目標；
3.經濟學家應選用一個更現實的模式，量度人們如何會快樂以及市場如何有效運作。
至於大學商學院所教授的3個概念亦應重整：
1.過去我們著重「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現在這概念已失去信譽；
2.有關「代理人」理論─即以高額獎金作鼓勵才可令代理人展現最佳一面，這說法已導致太多效果為本的開支，並削弱了單單由完成工作而來的滿足感，以及引起同事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3.「不斷轉變」的說法是自利的顧問公司所推崇的，但這說法其實無視人們對於穩定的追求。
我們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需要一個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令我們可以信賴身邊人的資本主義。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By Richard Layard
FT, March 10, 2009
What is progres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e current crisi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ind an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Anglo-Saxon Enlightenment, progress means the reduction of misery and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It does not mean wealth creation or innovation, which are sometimes useful instruments but never the final goal. So we should stop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where the qua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criterion. Provided we pay ourselves in line with our productivity, we can choose whatever lifestyle is best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hat would that involv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despite massive wealth creation, happiness has not risen since the 1950s in the US or Britain or (over a shorter period) in western Germany. No researcher questions these facts. So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goal for which we should make large sacrific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at home, at work and in the community. We have sacrificed too many of these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ost of all we have sacrificed our values. In the 1960s, 60 per 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believe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oday the figure is 30 per cent, in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The fall in trustworthy behaviour is clear in the banking sector but can also be seen in family life (more break-ups), in the playground (fewer friends you can trust) and in the workplac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eagues).
Increasingly, we treat private interest as the only motivation on which we can rel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s the way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is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does not generally produce a happy workplace since competition for status is a zero-sum game. Instead, we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positive-sum activities. Humans are a mix of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but generally feel better working to help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o do each other down.
Our society has become too individualistic, with too much rivalry and not enough common purpose. We idolise success and status and thus undermine our mutual respect. But countries vary in this regard, and the Scandinavians have managed to combine effective economies with much greater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the greatest levels of trust (and happiness) of 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society based on trust we have to start in school, if not earlier. Children should learn that the noblest life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the least misery and the mos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his rule should apply also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ople should do work t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does not just make paper profits. And all professions – including journalism, advertising and business – should have a clear,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doctors form the group most respected in our society – they have a code that is enforced and everyone knows it.
So we need a trend away from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oward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a cultural trend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or the next 150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the next 50. So a trend can change and it is often in bad times (such as the 1930s in Scandinavia) that people decide to seek a more co-operative lifestyle.
I have written a book about how to do this and there is room here for three points only. First we should use our schools to promote a better value system – the recent Good Childhood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UK Children’s Society was full of ideas about how to do this. Second, adults should reappraise their priorities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Recent events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this and modern happiness research can help find answers. Third, economists shoul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model of what makes humans happy and what makes markets function.
Three ideas taught in business schools have much to answer for. One is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now clearly discredited. The second is “principal agent” theory, which says the agents will perform best under high-powered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led to excessiv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which has often undermined the motive to work well for the sake of doing a good job and introduced unnecessary tension among colleagues. Finally, there is the macho philosophy of “continuous change”, promoted by self-interested consulting companies, which disregards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 for stability –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gains that are often not realised.
We do not want communism – as research shows,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least happy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efficient. But we do need a more humane brand of capitalism, based not only on better regulation but on better values.
Values matter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our theories. We do not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Darwinian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Beyond subsistence, the best experience any society can provide is the feeling that other people are on your side. That is the kind of capitalism we want.
Lord Layard i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He has written ‘Happiness’ (2005) and co-authored ‘A Good Childhood’ (2009)
【明報專訊】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評論
作者：Richard Layar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儘管過去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然而自1950年代開始，我們的「快樂」卻沒有同步增加。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作大量的犧牲，尤其不應犧牲快樂的最主要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工作、社群。過去我們已為著「效率」、「生產力」而犧牲得太多。
為「效率」「生產力」犧牲太多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犧牲了我們的價值。1960年代，60%的成人表示他們有信心「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今天這數字在英美都已跌至30%。這份信心的失落除了對於銀行業的失望之外，其實在家庭(離婚大增)、在遊戲場所(你可以相信的朋友已減少)、在工作環境(同事之間競爭愈烈)都出現。
我們愈來愈視「個人利益」為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動機，而且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為能夠獲得最多個人利益的途徑。這其實通常是有違生產力的，而且通常無法帶來快樂的工作環境，因為對身分的競爭是一個零和的遊戲。相反，我們需要一個能真正帶來正面增長的社會。人這種動物是自私與慷慨的結合體；但普遍而言我們感覺良好是因為我們幫助了別人，而不是踐踏了別人。
我們的社會已充斥太多個人主義，太多競爭，卻沒有充足的共同目的。我們推崇成功、地位，並且輕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不過，北歐人卻能夠將具效率的經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相結合─北歐人的互信是全球之冠！
要發展一個建基於信任的社會，我們應從學校開始，讓孩子們明白一個最高貴的生命是減少世上的哀痛並帶來快樂─這原則在商業社會同樣適用。我們應專注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的事，而不是只著眼在紙上盈利。所有的專業─包括媒體、廣告、商業─都應有清晰、專業的道德操守，而業內的人亦應緊守。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減低個人主義、一個導向更大社會責任的潮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潮流，而這個呼喊通常在黑暗的期間才會發出，就如30年代的北歐。
我們應該做的起碼有3點：
1.學校應加強推廣人的價值；
2.成年人也應重整生命中重要的東西──現代的快樂調查可有助達此目標；
3.經濟學家應選用一個更現實的模式，量度人們如何會快樂以及市場如何有效運作。
至於大學商學院所教授的3個概念亦應重整：
1.過去我們著重「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現在這概念已失去信譽；
2.有關「代理人」理論─即以高額獎金作鼓勵才可令代理人展現最佳一面，這說法已導致太多效果為本的開支，並削弱了單單由完成工作而來的滿足感，以及引起同事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3.「不斷轉變」的說法是自利的顧問公司所推崇的，但這說法其實無視人們對於穩定的追求。
我們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需要一個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令我們可以信賴身邊人的資本主義。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By Richard Layard
FT, March 10, 2009
What is progres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e current crisi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ind an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Anglo-Saxon Enlightenment, progress means the reduction of misery and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It does not mean wealth creation or innovation, which are sometimes useful instruments but never the final goal. So we should stop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where the qua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criterion. Provided we pay ourselves in line with our productivity, we can choose whatever lifestyle is best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hat would that involv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despite massive wealth creation, happiness has not risen since the 1950s in the US or Britain or (over a shorter period) in western Germany. No researcher questions these facts. So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goal for which we should make large sacrific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at home, at work and in the community. We have sacrificed too many of these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ost of all we have sacrificed our values. In the 1960s, 60 per 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believe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oday the figure is 30 per cent, in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The fall in trustworthy behaviour is clear in the banking sector but can also be seen in family life (more break-ups), in the playground (fewer friends you can trust) and in the workplac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eagues).
Increasingly, we treat private interest as the only motivation on which we can rel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s the way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is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does not generally produce a happy workplace since competition for status is a zero-sum game. Instead, we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positive-sum activities. Humans are a mix of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but generally feel better working to help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o do each other down.
Our society has become too individualistic, with too much rivalry and not enough common purpose. We idolise success and status and thus undermine our mutual respect. But countries vary in this regard, and the Scandinavians have managed to combine effective economies with much greater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the greatest levels of trust (and happiness) of 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society based on trust we have to start in school, if not earlier. Children should learn that the noblest life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the least misery and the mos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his rule should apply also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ople should do work t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does not just make paper profits. And all professions – including journalism, advertising and business – should have a clear,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doctors form the group most respected in our society – they have a code that is enforced and everyone knows it.
So we need a trend away from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oward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a cultural trend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or the next 150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the next 50. So a trend can change and it is often in bad times (such as the 1930s in Scandinavia) that people decide to seek a more co-operative lifestyle.
I have written a book about how to do this and there is room here for three points only. First we should use our schools to promote a better value system – the recent Good Childhood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UK Children’s Society was full of ideas about how to do this. Second, adults should reappraise their priorities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Recent events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this and modern happiness research can help find answers. Third, economists shoul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model of what makes humans happy and what makes markets function.
Three ideas taught in business schools have much to answer for. One is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now clearly discredited. The second is “principal agent” theory, which says the agents will perform best under high-powered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led to excessiv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which has often undermined the motive to work well for the sake of doing a good job and introduced unnecessary tension among colleagues. Finally, there is the macho philosophy of “continuous change”, promoted by self-interested consulting companies, which disregards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 for stability –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gains that are often not realised.
We do not want communism – as research shows,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least happy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efficient. But we do need a more humane brand of capitalism, based not only on better regulation but on better values.
Values matter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our theories. We do not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Darwinian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Beyond subsistence, the best experience any society can provide is the feeling that other people are on your side. That is the kind of capitalism we want.
Lord Layard i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He has written ‘Happiness’ (2005) and co-authored ‘A Good Childhood’ (2009)
2009年2月6日 星期五
邵新明 - The Death of Trust
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中文摘譯版在後面)
Sin-ming Shaw - The Death of Trust
Sin-ming Shaw is a private investor and former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 Feb 2009
BANGKOK - A friend recently asked a seemingly naïve question: "What is money? How do I know I can trust that it is worth what it says it is worth?" We learn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that money i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why do we accept that? Banknotes are just pieces of paper with a number attached to them.
We believe in banknotes because we collectively decid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when it says that 100 is 100, not 10 or 50. Money, therefore, is about trust, without which no society can function.
Just as we obey our leaders' orders to fight and die because we trust their judgment, we entrust our careers and our money to those who run Citigroup and Goldman Sachs and other such banks, because we believe their leaders will be fair to their employees and clients, and honorable in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We do not grow up wishing to work for crooks and liars.
Once that trust breaks, bad things happen. Money ceases to have credibility. Leaders become figures of contempt or worse.
As I write, inflation in Zimbabwe has reached an unimaginable (if not unpronounceable) level of more than 500 quintillion per cent. One quintillion is one million trillion. A year ago, inflation was "only" 100,000%.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rust vanishes.
Fortunately, Zimbabwe is not a country of real consequence for world stability. But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China in the 1940's were. One opted for Hitler and the other for Mao Zedong to restore trust. So the risks are clear.
Are we now seeing an erosion of trust in America 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irst warning sign surfaced in 2001, with the bankruptcy of En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fraudulent accounts were certified by Arthur Andersen. Now, India's Satyam, audited b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s found to be missing billions in cash.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best auditors, can we continue to trust chartered accountants?
Bond rating agencies have issued misleading ratings on companies in questionable health. Will we ever again be able to trust a triple A rating issued by, say, Moody's?
Banks have been holding our money for safekeeping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Florentines invented the practice.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founded in 1727, when laissez-faire philosopher Adam Smith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has just become a socialist state-owned-enterprise thanks to the bank's incompetent leaders, who acquired over-priced banks filled with toxic assets.
Citicorp, Bank of America, Goldman Sachs, Merrill Lynch, and other symbols of "excellence" all would have collapsed but for public bailouts. And yet for decades we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managing those firms were much smarter than we were.
We grew up admiring leaders such as Robert Rubin, John Thain, and Henry Paulson. Rubin, a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and ex-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presided over the collapse of Citigroup while taking home $150 million in bonuses. Should he really have been rewarded at all for his "performance"? Just this week, the technically bankrupt Citigroup's senior executives were about to buy a new $50 million luxury French jet for themselves, until the White House stopped it.
Thain, also a former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helped himself and his Merrill Lynch staff to $4 billion in bonus payments even after he had to sell the firm to Bank of America to save it from bankruptcy. After he was caught spending $1.2 million, even as Merrill Lynch disintegrated, to decorate his new office, Bank of America had to fire him to placate growing revulsion over Wall Street's out-of-control culture of entitlement.
Paulson, the outgoing Treasury Secretary and another Goldman Sachs veteran, left a loophole in his rescue package big enough for a truck to drive through. That loophole allowed his forme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n Wall Street to pay themselves billion-dollar bonuses while keeping those firms afloat with taxpayers' money.
The universities these men attended - Harvard and Yale for Rubin; MIT and Harvard for Thain; Dartmouth and Harvard for Paulson - have been magnets for the world's finest young minds. The rest of us though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could instill the wisdom, insight, and character of which we all wished we had more.
Perhaps parents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re-examine their often obsessive craving for these "name-brand" universities, pushing their children as if an Ivy League degree was an end in itself. Now we know that Wall Street's titans were never all that smart, and certainly not very ethical, for they failed the only test that counts. All of the firms they led collapsed, and were saved only by money from those who could never get a senior job on Wall Street or a place at Harvard.
These Wall Street princes were smarter in one way, however: they managed to pocket a fortune while the rest of us are stuck with the mess they left behind. Bernard Madoff who hailed from down-market part of New York City and attended a middling university will spend time behind bars, but none of the titans of Wall Street with blue-chip pedigree will ever do so.
History has not been kind to societies that lose trust in the integrity of their leaders and institutions. We need to save our economic system from its abusers, or els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邵新明 - 信任的消亡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2月5日
普林斯頓大學前訪問學者
一位朋友最近問了一個似乎很天真的問題：「甚麼是貨幣？我怎麼知道該不該相信它是否真抵得上票面價值？」我們在經濟學導論中學過貨幣是交換的介質。但我們為甚麼接受這種說法？紙幣充其量不過是上面標有數字的紙張而已。
我們相信紙幣，因為政府說一百是一百，而不是十或五十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決定信任政府。因此，貨幣的本質就是信任，缺少了這種信任，社會就將陷入癱瘓境地。
正如我們因為信任領袖的判斷而遵從他們的命令去作戰和獻身一樣，我們也把自己的前途和財富託付給了花旗集團、高盛和其他此類銀行的經營者，理由是我們相信它們的領導者能公平地對待員工和客戶，並能在自身的商業行為中遵從誠實守信的原則。
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就會出現問題。貨幣不再具有公信力。領導者成為被輕視的對象，甚至比這更低。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津巴布韋每年的通貨膨脹已經令人無法想像（如果不是無法表達）地超過了五百億億倍。而就在一年以前，通貨膨脹還「只有」百分之十萬。這就是信任消失所導致的惡果。
幸運的是，津巴布韋不能真正影響到世界的穩定。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和中國卻可以。它們一個選擇了希特拉、另一個選擇了毛澤東來重新恢復信任。這裡面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是否看到美國和英國的信任正在遭受侵蝕？
如果不是公共援助計劃，花旗公司、美國銀行、高盛、美林和其他「傑出企業」的代表本來都應該破產倒閉。但幾十年來我們卻一直認為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比我們聰明得多。
我們懷著對羅伯特魯賓、約翰塞恩和亨利保爾森等領導人物的崇敬之情長大。魯賓曾任職美國財政部長和高盛主席，花旗集團在他的管理下倒閉，而他卻把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獎金裝進自己的口袋裡。陷入技術破產的花旗集團高管們更要為自己購買一架新的價值五千萬美元的法國豪華噴氣飛機，直到這種做法被白宮制止。
塞恩也曾擔任高盛總裁一職，即使在他被迫把公司賣給美國銀行以避免破產的命運之後，他還幫助自己及其美林員工拿到了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獎勵。他在美林陷入解體的時候仍被爆耗費一百二十萬美元裝修自己的新辦公室，致使美國銀行不得不將其開除。
卸任財長保爾森也曾經在高盛供職，他在救援計劃中留下的漏洞大得足以讓卡車通過。那個漏洞允許他以前在華爾街的同事和密友可以為自己發放十億美元獎金，同時用納稅人的錢維持公司繼續運營下去。
這些人上過的大學──魯賓的哈佛和耶魯、塞恩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保爾森的達特茅斯和哈佛──一直以來都扮演著吸引世界頂尖青年的磁石角色。我們都相信這些大學能賦予學生洞察力和智慧。
也許全世界的家長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對這些「名牌」大學的迷戀。現在我們知道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
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歷史對那些領袖和機構已經失去民眾信任的社會歷來是無情的。我們需要從擅權者手中挽救經濟體系，否則必定會自食其果。
ProjectSyndicate，2009
Sin-ming Shaw - The Death of Trust
Sin-ming Shaw is a private investor and former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 Feb 2009
BANGKOK - A friend recently asked a seemingly naïve question: "What is money? How do I know I can trust that it is worth what it says it is worth?" We learn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that money i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why do we accept that? Banknotes are just pieces of paper with a number attached to them.
We believe in banknotes because we collectively decid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when it says that 100 is 100, not 10 or 50. Money, therefore, is about trust, without which no society can function.
Just as we obey our leaders' orders to fight and die because we trust their judgment, we entrust our careers and our money to those who run Citigroup and Goldman Sachs and other such banks, because we believe their leaders will be fair to their employees and clients, and honorable in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We do not grow up wishing to work for crooks and liars.
Once that trust breaks, bad things happen. Money ceases to have credibility. Leaders become figures of contempt or worse.
As I write, inflation in Zimbabwe has reached an unimaginable (if not unpronounceable) level of more than 500 quintillion per cent. One quintillion is one million trillion. A year ago, inflation was "only" 100,000%.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rust vanishes.
Fortunately, Zimbabwe is not a country of real consequence for world stability. But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China in the 1940's were. One opted for Hitler and the other for Mao Zedong to restore trust. So the risks are clear.
Are we now seeing an erosion of trust in America 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irst warning sign surfaced in 2001, with the bankruptcy of En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fraudulent accounts were certified by Arthur Andersen. Now, India's Satyam, audited b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s found to be missing billions in cash.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best auditors, can we continue to trust chartered accountants?
Bond rating agencies have issued misleading ratings on companies in questionable health. Will we ever again be able to trust a triple A rating issued by, say, Moody's?
Banks have been holding our money for safekeeping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Florentines invented the practice.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founded in 1727, when laissez-faire philosopher Adam Smith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has just become a socialist state-owned-enterprise thanks to the bank's incompetent leaders, who acquired over-priced banks filled with toxic assets.
Citicorp, Bank of America, Goldman Sachs, Merrill Lynch, and other symbols of "excellence" all would have collapsed but for public bailouts. And yet for decades we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managing those firms were much smarter than we were.
We grew up admiring leaders such as Robert Rubin, John Thain, and Henry Paulson. Rubin, a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and ex-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presided over the collapse of Citigroup while taking home $150 million in bonuses. Should he really have been rewarded at all for his "performance"? Just this week, the technically bankrupt Citigroup's senior executives were about to buy a new $50 million luxury French jet for themselves, until the White House stopped it.
Thain, also a former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helped himself and his Merrill Lynch staff to $4 billion in bonus payments even after he had to sell the firm to Bank of America to save it from bankruptcy. After he was caught spending $1.2 million, even as Merrill Lynch disintegrated, to decorate his new office, Bank of America had to fire him to placate growing revulsion over Wall Street's out-of-control culture of entitlement.
Paulson, the outgoing Treasury Secretary and another Goldman Sachs veteran, left a loophole in his rescue package big enough for a truck to drive through. That loophole allowed his forme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n Wall Street to pay themselves billion-dollar bonuses while keeping those firms afloat with taxpayers' money.
The universities these men attended - Harvard and Yale for Rubin; MIT and Harvard for Thain; Dartmouth and Harvard for Paulson - have been magnets for the world's finest young minds. The rest of us though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could instill the wisdom, insight, and character of which we all wished we had more.
Perhaps parents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re-examine their often obsessive craving for these "name-brand" universities, pushing their children as if an Ivy League degree was an end in itself. Now we know that Wall Street's titans were never all that smart, and certainly not very ethical, for they failed the only test that counts. All of the firms they led collapsed, and were saved only by money from those who could never get a senior job on Wall Street or a place at Harvard.
These Wall Street princes were smarter in one way, however: they managed to pocket a fortune while the rest of us are stuck with the mess they left behind. Bernard Madoff who hailed from down-market part of New York City and attended a middling university will spend time behind bars, but none of the titans of Wall Street with blue-chip pedigree will ever do so.
History has not been kind to societies that lose trust in the integrity of their leaders and institutions. We need to save our economic system from its abusers, or els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邵新明 - 信任的消亡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2月5日
普林斯頓大學前訪問學者
一位朋友最近問了一個似乎很天真的問題：「甚麼是貨幣？我怎麼知道該不該相信它是否真抵得上票面價值？」我們在經濟學導論中學過貨幣是交換的介質。但我們為甚麼接受這種說法？紙幣充其量不過是上面標有數字的紙張而已。
我們相信紙幣，因為政府說一百是一百，而不是十或五十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決定信任政府。因此，貨幣的本質就是信任，缺少了這種信任，社會就將陷入癱瘓境地。
正如我們因為信任領袖的判斷而遵從他們的命令去作戰和獻身一樣，我們也把自己的前途和財富託付給了花旗集團、高盛和其他此類銀行的經營者，理由是我們相信它們的領導者能公平地對待員工和客戶，並能在自身的商業行為中遵從誠實守信的原則。
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就會出現問題。貨幣不再具有公信力。領導者成為被輕視的對象，甚至比這更低。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津巴布韋每年的通貨膨脹已經令人無法想像（如果不是無法表達）地超過了五百億億倍。而就在一年以前，通貨膨脹還「只有」百分之十萬。這就是信任消失所導致的惡果。
幸運的是，津巴布韋不能真正影響到世界的穩定。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和中國卻可以。它們一個選擇了希特拉、另一個選擇了毛澤東來重新恢復信任。這裡面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是否看到美國和英國的信任正在遭受侵蝕？
如果不是公共援助計劃，花旗公司、美國銀行、高盛、美林和其他「傑出企業」的代表本來都應該破產倒閉。但幾十年來我們卻一直認為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比我們聰明得多。
我們懷著對羅伯特魯賓、約翰塞恩和亨利保爾森等領導人物的崇敬之情長大。魯賓曾任職美國財政部長和高盛主席，花旗集團在他的管理下倒閉，而他卻把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獎金裝進自己的口袋裡。陷入技術破產的花旗集團高管們更要為自己購買一架新的價值五千萬美元的法國豪華噴氣飛機，直到這種做法被白宮制止。
塞恩也曾擔任高盛總裁一職，即使在他被迫把公司賣給美國銀行以避免破產的命運之後，他還幫助自己及其美林員工拿到了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獎勵。他在美林陷入解體的時候仍被爆耗費一百二十萬美元裝修自己的新辦公室，致使美國銀行不得不將其開除。
卸任財長保爾森也曾經在高盛供職，他在救援計劃中留下的漏洞大得足以讓卡車通過。那個漏洞允許他以前在華爾街的同事和密友可以為自己發放十億美元獎金，同時用納稅人的錢維持公司繼續運營下去。
這些人上過的大學──魯賓的哈佛和耶魯、塞恩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保爾森的達特茅斯和哈佛──一直以來都扮演著吸引世界頂尖青年的磁石角色。我們都相信這些大學能賦予學生洞察力和智慧。
也許全世界的家長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對這些「名牌」大學的迷戀。現在我們知道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
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歷史對那些領袖和機構已經失去民眾信任的社會歷來是無情的。我們需要從擅權者手中挽救經濟體系，否則必定會自食其果。
ProjectSyndicate，2009
2009年1月16日 星期五
梁振英 -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
明報 2009年1月9日、1月16日
我們這一代人，大大拉高了生產力，造成物質上的豐足，這算是我們對你們的貢獻。不過，我們這代人建基於貪婪、縱慾和短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後患無窮，很值得大家青少年警惕﹕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偏差，對物質的崇尚走火入魔，對自然環境資源濫用濫採濫伐濫捕濫糟蹋，我們給你們留下不少後遺症，凡此種種，大家青年朋友要醒覺，我們兩代人要共同彌補。
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簡單地說﹕未來30年，人類的行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探索﹕(1)一如過去的30年，人類的生產力將繼續提高，我們如果不增加消耗，如何處理「過剩」的生產力？(2)過去30年，全世界都鼓吹生活質量，崇尚消費性休閒，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
我認為汲取西方國家過度消費的教訓，未來30年，大家應該在已有的經濟基礎上，將部分生產力從生產和消耗向可持續發展轉移。舉一個簡單例子﹕有機耕種沒有公害，但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錢高幾倍，如果我們真有過剩的消費力，青年朋友是否應該考慮﹕用較高的購買力促使農業進一步向有機耕種轉移，而不是將較高的購買力用作暴飲暴食和浪費食物？回收和正當處理舊電器的成本是否應該算在電器的原始生產成本之內，消費者在不停購買和更新電器時是否應該預付這種後續成本？今天我們說產能過剩，消費力高，造成嚴重虛耗，只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模式並不完整，當中沒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本。
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我們對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應該有3個要求，在循環再造、再用以外，還要減少。金融海嘯暴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歐美人民近年的極端消費。一些西方人的消費態度出問題，工作態度同時惡化。我經常去英國，30年前，不少人詬病英國人懶散，如今舊病復發，過度縮減工時之餘，酒店機場公共交通服務欠佳，託詞借故曠工時有所聞。
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中庸勤儉樸實的遺傳因子。歷史說明我們沒有，我們有的只是文化，文化不靠血統，要靠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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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大家從傳媒報道和家長口中，大概知道金融海嘯源自美國，在歐洲擴大，對世界經濟和香港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世界經濟正面臨二次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考驗。我們生活在香港，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我經常出外公幹，知道亞洲其他地方的情況比香港壞得多，英美更是一片愁雲慘霧。
金融海嘯和癡肥有什麼關係？
共同成因：對物質和生活的態度
前幾天，英國政府剛剛啟動了耗資8億港元的宣傳計劃，喚醒英國人，要注意日益嚴重的癡肥問題。據專家估計，假如英國人不扭轉飲食習慣，40年後，全國將有九成兒童有癡肥問題，並因此罹患糖尿病和心臟血管病等疾病。
金融海嘯和癡肥有什麼關係？兩件事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有一個共同成因，就是西方人近年對物質和生活的態度。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用「漁樵耕讀」四個字概括了生活的物質和精神內涵﹕自己打魚，自己採柴，自己耕種，有了生存的條件，再讀點書，吸收知識，修心養性，就有了豐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飛躍發展，其中一個體現是物質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為豐盛。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人類的生產力，這段歷史，課本中有介紹。過去幾十年，由於科技發展和大規模使用機械、化肥和農藥，人類的生產力再次得到突破性的提升，物質供應的充裕，史無前例，部分社會更出現嚴重過剩現象。
今天說起來，大家青年朋友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四五十年前，也就是我這代人成長的年頭，香港有不少家庭買不起新鮮的肉食，因此路邊街市經常有小販擺賣前一晚酒樓筵席剩下的燒味。那個年頭，中小學生上課穿的校服，就是最好的衣服，因此不少學生穿著校服去參加親友的飲宴。腳上的皮鞋、膠鞋，只要不破爛，日子就算過得可以，青年人不會要家長買名牌球鞋，那時候不要說香港，連美國人也沒有名牌球鞋這回事。大家青少年朋友今天看電視台播的40年前拍的「粵語長片」，會發現演員都是身材瘦削，全身沒有多餘的脂肪，「波叔」梁醒波已經是最豐滿的一位；黑白片年代的英美演員也一樣。沒有人需要減肥，更沒有人付錢參加減肥療程。大多數家長不必催勸小朋友吃飯，因為那時候的青少年不愁吃剩，只愁吃不飽。
今天香港不少餐廳都賣自助餐，自助餐的普及，也只是近30年的事。餐廳賣自助餐，因為食材大規模生產，價格低廉，佔經營總成本的比例低，因此以量和種類作招徠。新加坡政府近年不斷規勸人民吃自助餐的時候，不要浪費食物，也曾經有餐廳設立罰則，對吃剩碟中食物的顧客罰款。新加坡、香港、大陸、台灣和歐美的人民吃自助餐的縱慾和貪婪，不僅浪費食物，更說明近幾十年人和物質關係的變化。
在香港一類的經濟發達社會，食物浪費的問題很嚴重，原因主要是食材價格低，而價格低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為了達到低成本、大量和高速生產的目的，不擇手段，罔顧公害，罔顧健康。我們為了以低價滿足口舌之慾，活雞活海產的養殖、運輸和販賣手法，很值得質疑；我們用大量化肥農藥種糧食和蔬果的方法、濫捕魚類的手法，也很值得質疑。
說起貪婪，大家的家中有多少東西買而不用？有多少東西用過一兩次就束之高閣？有多少東西因為上面印上名牌子的商標，你多付了一兩倍價錢？有多少東西可以循環再用而不用，變成堆填區的垃圾？
物質主義破壞大自然
遺禍後代須補救
近幾十年，由於生產力有了爆炸性發展，發達國家的商品產量遠遠高於生活需要，產量高於需要，商人就要想盡辦法催谷和誘使消費者消費，要打動消費者的虛榮心，以高價錢買入名牌產品作炫耀之用。因此促銷手法層出不窮，電台報紙雜誌的商品廣告鋪天蓋地不在話下，街道上、公園裏，甚至音樂廳和運動場，我們都擺脫不了商品的形象和促銷廣告。
商人大力促銷商品，消費者買入超出自己需要的商品，這裏面有一個前提﹕消費者要有較大的購買力。如果消費者的購買力跟不上，哪怎樣消費？答案是借錢消費。怎樣借錢消費？答案是信用卡。信用卡的普及也是近30年的事。月中「碌卡」，月底不還清卡數，拖拖拉拉幾個月，甚至「卡數疊卡數」就是借錢消費。
用信用卡借錢消費，表面上很正常，不過，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信用卡，大家青年朋友會不會向財務公司申請個人高息貸款買音響設備、電腦或者最新款的手機？大概不會。但是我們知道，性質上，碌卡和向財務公司借錢消費沒有區別。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卡數出問題的，都不是因為基本生活開支造成問題，用信用卡借錢買的，都是「唔等使」的居多。
前幾天，台灣報紙報道﹕美國一家銀行和全國700所大學和校友組織有發卡協議，銀行從大學取得學生的姓名和地址，促銷信用卡。「美國公共利益研究組織」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大學生擁有超過一張信用卡，平均每人欠債兩萬港元。青年學生以至全社會，用信用卡先使未來錢，在西方已經成為一種風尚。美國人平均每人有6張卡，過去10年美國人未償還的卡數增加70%，英國增加兩倍半。這種超額消費現象，竟然發生在消費品價格低廉的年代，可知虛耗浪費的嚴重。經濟泡沫爆破，美國信用卡債務將成為金融海嘯下一波衝擊的源頭。
美英等國人民「使大咗」，最嚴重和最明顯的，是不該買屋的人用「次按」買屋，不該買大屋的人用「次按」買大屋，引發次按危機，這是超額消費的又一惡果。興高采烈消費的同時，英美等國不思進取，競爭力下降，美國的汽車業日暮途窮，航空業瀕臨破產，美國的對外貿易連年大額逆差，而且不斷攀升，過去10年，逆差額增加7倍。人民是創造歷史的最大力量，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的消費高於收入，高於生產，英明睿智的領導人也無計可施，這個國家的基石就這樣一塊一塊被挖走，歷史就這樣拐彎。
以上說的生產力高於需要，和放任性消費的新現象，都是出現在過去30年間。我們這一代人，大大拉高了生產力，造成物質上的豐足，這算是我們對你們的貢獻。不過，我們這代人建基於貪婪、縱慾和短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後患無窮，很值得大家青少年警惕﹕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偏差，對物質的崇尚走火入魔，對自然環境資源濫用濫採濫伐濫捕濫糟蹋，我們給你們留下不少後遺症，凡此種種，大家青年朋友要醒覺，我們兩代人要共同彌補。
梁振英 -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下）
【明報專訊】我們這兩代人相隔大概30年。30年時間相當長，只要認清目標，可以做成的事不少。過去30年，我們這代人算是做了點事，世界的和平事業取得較大發展，經濟民生民主和民權比前大有進步。
過去30年，我們這代人也犯了一些錯誤﹕容許消費主義氾濫，造成眼前的金融海嘯，資源虛耗、環境破壞和其他嚴重的公害。這些錯誤，我們這一代不能不交代。
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
金融海嘯加速歷史的拐彎。未來30年，世界的變化會更快更大，你們有不少做大事做好事的機會和條件。兩個月前，美國發表了一份題為《2025年世界大趨勢》的報告(長100頁，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大家可以下載參考。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定的規律和趨勢，因此有一定的可測性，青年朋友更需要知道﹕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簡單地說﹕未來30年，人類的行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探索﹕(1)一如過去的30年，人類的生產力將繼續提高，我們如果不增加消耗，如何處理「過剩」的生產力？(2)過去30年，全世界都鼓吹生活質量，崇尚消費性休閒，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
首先，我們要處理「過剩」的生產力，增加消耗是否唯一辦法？
我認為汲取西方國家過度消費的教訓，未來30年，大家應該在已有的經濟基礎上，將部分生產力從生產和消耗向可持續發展轉移。大家在無公害生產、消費和減廢減排的關係上做好調整，30年時間足夠有餘。
中國人有兩句話，很有哲理﹕一是「衣食足，知榮辱」；二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香港超過小康，中國大陸接近小康，中國人應該和世界人民共同想想「榮辱」問題和「兼濟天下」的問題。今天我們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極大程度地滿足了衣食住行等需要，甚至容許我們縱慾和浪費，近年，大家開始認識到﹕這些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隱含相當重大的社會成本，早晚要償還。
大家青年朋友經常飲用樽裝飲料，膠樽「用完就掉」，30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30年前只有玻璃樽，買樽裝飲料要付按金，「回樽」時取回按金。近年我們棄置大量空膠樽，造成環境問題。我們既然有過剩生產力，是否應該用部分過剩生產力做好棄置膠樽的善後工作？30年前我們也沒有原裝進口的飲料，因為運費高，當時運費高是因為我們開發煤礦和油田的成本相對較高。今天我們大規模開採煤礦油田，環境成本高，但能源的市場價格相對低，因為不包括環境成本，消費者的消費力因此相對提高，不少飲料原裝由海外用船運來，而海上運輸是大氣污染和溫室氣體的一個主要源頭，既然我們有較高的生產力和消費力，這些高出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應該放在哪裏？
另一個簡單例子﹕有機耕種沒有公害，但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錢高幾倍，如果我們真有過剩的消費力，青年朋友是否應該考慮﹕用較高的購買力促使農業進一步向有機耕種轉移，而不是將較高的購買力用作暴飲暴食和浪費食物？
幾個月前，我在香港大學講通識教育課，談可持續發展。我向同學們提一個假設﹕如果兩輛巴士同時到站，一輛是普通巴士，票價10元；另一輛是人類技術可以生產出最環保的巴士，成本較高，你願意付多少票價？大家有點茫然。我請青年朋友開始想這個問題，因為這類問題的答案將要決定我們如何分配我們的消費力。
最近我在日本訪問，參觀了一間家庭電器回收廠。這家工廠專門回收電視、冷氣機、洗衣機和雪櫃4種家庭電器。日本的消費者在買新電器時，要付幾百港元給電器商，將舊電器收回，然後交給回收廠處理。回收廠將各種不同牌子、不同型號的電器拆除，把有害物質如水銀和鉛，以及其他物質如銅、鐵、塑膠等分別回收。整個過程成本相當高，因此成本效益相當低。回收和正當處理舊電器的成本是否應該算在電器的原始生產成本之內，消費者在不停購買和更新電器時是否應該預付這種後續成本？今天我們說產能過剩，消費力高，造成嚴重虛耗，只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模式並不完整，當中沒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本。
我現在談談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最近世界各地都有人希望以消費刺激經濟，大家應該知道，這只是救急行為，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要靠生產和累積。生產就是工作，累積就是儲蓄。一個社會過度消費，低度儲蓄，社會投資減少，競爭力必然下降；個人投資(儲蓄)減少，經濟一有波動，連基本生活也出問題。就是美國這樣強大、天然資源這樣充沛的國家也不能倖免。
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我們對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應該有3個要求，在循環再造、再用以外，還要減少。金融海嘯暴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歐美人民近年的極端消費﹕過去10年，美國的信用卡未償還貸款增加七成，英國更增加兩倍半，兩國的增加幅度遠遠高於人口和物價的增長幅度，清楚說明過度消費問題的嚴重性。
利息是忍慾錢
累積是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不應為了消費而消費，我們要累積在滿足生活以外的剩餘。個人和社會的累積，對日後的進一步發展，仍然是重要的積極因素。如果年利率10厘，甲乙同齡，甲在20歲開始每年儲蓄1元，乙在30歲才開始，兩人到50歲時，甲的積蓄是乙的3倍，這就是利息的作用。有人叫利息做「忍慾錢」，這三個字確實可圈可點。過去十年，日本的經濟呆滯，英美經濟暢旺，但東京市容比倫敦和紐約好得多，金融海嘯後，日本人民比英美人民心裏踏實得多，因為日本人有儲蓄，日本社會有積累。
一些西方人的消費態度出問題，工作態度同時惡化。我經常去英國，30年前，不少人詬病英國人懶散，如今舊病復發，過度縮減工時之餘，酒店機場公共交通服務欠佳，託詞借故曠工時有所聞。
金融海嘯教訓很清楚、很深刻、也很簡單。未來30年，世界重新洗牌，作為中國人的新一代，大家的台階高，機會很好，但大家要積極進取，好好掌握，同時要警惕西方人在處理生產、消費和累積關係的重大錯誤。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中庸勤儉樸實的遺傳因子。歷史說明我們沒有，我們有的只是文化，文化不靠血統，要靠傳授。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向大家做點解說，希望對大家有參考價值。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我們這一代人，大大拉高了生產力，造成物質上的豐足，這算是我們對你們的貢獻。不過，我們這代人建基於貪婪、縱慾和短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後患無窮，很值得大家青少年警惕﹕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偏差，對物質的崇尚走火入魔，對自然環境資源濫用濫採濫伐濫捕濫糟蹋，我們給你們留下不少後遺症，凡此種種，大家青年朋友要醒覺，我們兩代人要共同彌補。
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簡單地說﹕未來30年，人類的行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探索﹕(1)一如過去的30年，人類的生產力將繼續提高，我們如果不增加消耗，如何處理「過剩」的生產力？(2)過去30年，全世界都鼓吹生活質量，崇尚消費性休閒，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
我認為汲取西方國家過度消費的教訓，未來30年，大家應該在已有的經濟基礎上，將部分生產力從生產和消耗向可持續發展轉移。舉一個簡單例子﹕有機耕種沒有公害，但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錢高幾倍，如果我們真有過剩的消費力，青年朋友是否應該考慮﹕用較高的購買力促使農業進一步向有機耕種轉移，而不是將較高的購買力用作暴飲暴食和浪費食物？回收和正當處理舊電器的成本是否應該算在電器的原始生產成本之內，消費者在不停購買和更新電器時是否應該預付這種後續成本？今天我們說產能過剩，消費力高，造成嚴重虛耗，只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模式並不完整，當中沒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本。
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我們對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應該有3個要求，在循環再造、再用以外，還要減少。金融海嘯暴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歐美人民近年的極端消費。一些西方人的消費態度出問題，工作態度同時惡化。我經常去英國，30年前，不少人詬病英國人懶散，如今舊病復發，過度縮減工時之餘，酒店機場公共交通服務欠佳，託詞借故曠工時有所聞。
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中庸勤儉樸實的遺傳因子。歷史說明我們沒有，我們有的只是文化，文化不靠血統，要靠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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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大家從傳媒報道和家長口中，大概知道金融海嘯源自美國，在歐洲擴大，對世界經濟和香港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世界經濟正面臨二次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考驗。我們生活在香港，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我經常出外公幹，知道亞洲其他地方的情況比香港壞得多，英美更是一片愁雲慘霧。
金融海嘯和癡肥有什麼關係？
共同成因：對物質和生活的態度
前幾天，英國政府剛剛啟動了耗資8億港元的宣傳計劃，喚醒英國人，要注意日益嚴重的癡肥問題。據專家估計，假如英國人不扭轉飲食習慣，40年後，全國將有九成兒童有癡肥問題，並因此罹患糖尿病和心臟血管病等疾病。
金融海嘯和癡肥有什麼關係？兩件事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有一個共同成因，就是西方人近年對物質和生活的態度。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用「漁樵耕讀」四個字概括了生活的物質和精神內涵﹕自己打魚，自己採柴，自己耕種，有了生存的條件，再讀點書，吸收知識，修心養性，就有了豐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飛躍發展，其中一個體現是物質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為豐盛。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人類的生產力，這段歷史，課本中有介紹。過去幾十年，由於科技發展和大規模使用機械、化肥和農藥，人類的生產力再次得到突破性的提升，物質供應的充裕，史無前例，部分社會更出現嚴重過剩現象。
今天說起來，大家青年朋友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四五十年前，也就是我這代人成長的年頭，香港有不少家庭買不起新鮮的肉食，因此路邊街市經常有小販擺賣前一晚酒樓筵席剩下的燒味。那個年頭，中小學生上課穿的校服，就是最好的衣服，因此不少學生穿著校服去參加親友的飲宴。腳上的皮鞋、膠鞋，只要不破爛，日子就算過得可以，青年人不會要家長買名牌球鞋，那時候不要說香港，連美國人也沒有名牌球鞋這回事。大家青少年朋友今天看電視台播的40年前拍的「粵語長片」，會發現演員都是身材瘦削，全身沒有多餘的脂肪，「波叔」梁醒波已經是最豐滿的一位；黑白片年代的英美演員也一樣。沒有人需要減肥，更沒有人付錢參加減肥療程。大多數家長不必催勸小朋友吃飯，因為那時候的青少年不愁吃剩，只愁吃不飽。
今天香港不少餐廳都賣自助餐，自助餐的普及，也只是近30年的事。餐廳賣自助餐，因為食材大規模生產，價格低廉，佔經營總成本的比例低，因此以量和種類作招徠。新加坡政府近年不斷規勸人民吃自助餐的時候，不要浪費食物，也曾經有餐廳設立罰則，對吃剩碟中食物的顧客罰款。新加坡、香港、大陸、台灣和歐美的人民吃自助餐的縱慾和貪婪，不僅浪費食物，更說明近幾十年人和物質關係的變化。
在香港一類的經濟發達社會，食物浪費的問題很嚴重，原因主要是食材價格低，而價格低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為了達到低成本、大量和高速生產的目的，不擇手段，罔顧公害，罔顧健康。我們為了以低價滿足口舌之慾，活雞活海產的養殖、運輸和販賣手法，很值得質疑；我們用大量化肥農藥種糧食和蔬果的方法、濫捕魚類的手法，也很值得質疑。
說起貪婪，大家的家中有多少東西買而不用？有多少東西用過一兩次就束之高閣？有多少東西因為上面印上名牌子的商標，你多付了一兩倍價錢？有多少東西可以循環再用而不用，變成堆填區的垃圾？
物質主義破壞大自然
遺禍後代須補救
近幾十年，由於生產力有了爆炸性發展，發達國家的商品產量遠遠高於生活需要，產量高於需要，商人就要想盡辦法催谷和誘使消費者消費，要打動消費者的虛榮心，以高價錢買入名牌產品作炫耀之用。因此促銷手法層出不窮，電台報紙雜誌的商品廣告鋪天蓋地不在話下，街道上、公園裏，甚至音樂廳和運動場，我們都擺脫不了商品的形象和促銷廣告。
商人大力促銷商品，消費者買入超出自己需要的商品，這裏面有一個前提﹕消費者要有較大的購買力。如果消費者的購買力跟不上，哪怎樣消費？答案是借錢消費。怎樣借錢消費？答案是信用卡。信用卡的普及也是近30年的事。月中「碌卡」，月底不還清卡數，拖拖拉拉幾個月，甚至「卡數疊卡數」就是借錢消費。
用信用卡借錢消費，表面上很正常，不過，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信用卡，大家青年朋友會不會向財務公司申請個人高息貸款買音響設備、電腦或者最新款的手機？大概不會。但是我們知道，性質上，碌卡和向財務公司借錢消費沒有區別。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卡數出問題的，都不是因為基本生活開支造成問題，用信用卡借錢買的，都是「唔等使」的居多。
前幾天，台灣報紙報道﹕美國一家銀行和全國700所大學和校友組織有發卡協議，銀行從大學取得學生的姓名和地址，促銷信用卡。「美國公共利益研究組織」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大學生擁有超過一張信用卡，平均每人欠債兩萬港元。青年學生以至全社會，用信用卡先使未來錢，在西方已經成為一種風尚。美國人平均每人有6張卡，過去10年美國人未償還的卡數增加70%，英國增加兩倍半。這種超額消費現象，竟然發生在消費品價格低廉的年代，可知虛耗浪費的嚴重。經濟泡沫爆破，美國信用卡債務將成為金融海嘯下一波衝擊的源頭。
美英等國人民「使大咗」，最嚴重和最明顯的，是不該買屋的人用「次按」買屋，不該買大屋的人用「次按」買大屋，引發次按危機，這是超額消費的又一惡果。興高采烈消費的同時，英美等國不思進取，競爭力下降，美國的汽車業日暮途窮，航空業瀕臨破產，美國的對外貿易連年大額逆差，而且不斷攀升，過去10年，逆差額增加7倍。人民是創造歷史的最大力量，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的消費高於收入，高於生產，英明睿智的領導人也無計可施，這個國家的基石就這樣一塊一塊被挖走，歷史就這樣拐彎。
以上說的生產力高於需要，和放任性消費的新現象，都是出現在過去30年間。我們這一代人，大大拉高了生產力，造成物質上的豐足，這算是我們對你們的貢獻。不過，我們這代人建基於貪婪、縱慾和短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後患無窮，很值得大家青少年警惕﹕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偏差，對物質的崇尚走火入魔，對自然環境資源濫用濫採濫伐濫捕濫糟蹋，我們給你們留下不少後遺症，凡此種種，大家青年朋友要醒覺，我們兩代人要共同彌補。
梁振英 -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下）
【明報專訊】我們這兩代人相隔大概30年。30年時間相當長，只要認清目標，可以做成的事不少。過去30年，我們這代人算是做了點事，世界的和平事業取得較大發展，經濟民生民主和民權比前大有進步。
過去30年，我們這代人也犯了一些錯誤﹕容許消費主義氾濫，造成眼前的金融海嘯，資源虛耗、環境破壞和其他嚴重的公害。這些錯誤，我們這一代不能不交代。
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
金融海嘯加速歷史的拐彎。未來30年，世界的變化會更快更大，你們有不少做大事做好事的機會和條件。兩個月前，美國發表了一份題為《2025年世界大趨勢》的報告(長100頁，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大家可以下載參考。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定的規律和趨勢，因此有一定的可測性，青年朋友更需要知道﹕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簡單地說﹕未來30年，人類的行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探索﹕(1)一如過去的30年，人類的生產力將繼續提高，我們如果不增加消耗，如何處理「過剩」的生產力？(2)過去30年，全世界都鼓吹生活質量，崇尚消費性休閒，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
首先，我們要處理「過剩」的生產力，增加消耗是否唯一辦法？
我認為汲取西方國家過度消費的教訓，未來30年，大家應該在已有的經濟基礎上，將部分生產力從生產和消耗向可持續發展轉移。大家在無公害生產、消費和減廢減排的關係上做好調整，30年時間足夠有餘。
中國人有兩句話，很有哲理﹕一是「衣食足，知榮辱」；二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香港超過小康，中國大陸接近小康，中國人應該和世界人民共同想想「榮辱」問題和「兼濟天下」的問題。今天我們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極大程度地滿足了衣食住行等需要，甚至容許我們縱慾和浪費，近年，大家開始認識到﹕這些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隱含相當重大的社會成本，早晚要償還。
大家青年朋友經常飲用樽裝飲料，膠樽「用完就掉」，30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30年前只有玻璃樽，買樽裝飲料要付按金，「回樽」時取回按金。近年我們棄置大量空膠樽，造成環境問題。我們既然有過剩生產力，是否應該用部分過剩生產力做好棄置膠樽的善後工作？30年前我們也沒有原裝進口的飲料，因為運費高，當時運費高是因為我們開發煤礦和油田的成本相對較高。今天我們大規模開採煤礦油田，環境成本高，但能源的市場價格相對低，因為不包括環境成本，消費者的消費力因此相對提高，不少飲料原裝由海外用船運來，而海上運輸是大氣污染和溫室氣體的一個主要源頭，既然我們有較高的生產力和消費力，這些高出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應該放在哪裏？
另一個簡單例子﹕有機耕種沒有公害，但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錢高幾倍，如果我們真有過剩的消費力，青年朋友是否應該考慮﹕用較高的購買力促使農業進一步向有機耕種轉移，而不是將較高的購買力用作暴飲暴食和浪費食物？
幾個月前，我在香港大學講通識教育課，談可持續發展。我向同學們提一個假設﹕如果兩輛巴士同時到站，一輛是普通巴士，票價10元；另一輛是人類技術可以生產出最環保的巴士，成本較高，你願意付多少票價？大家有點茫然。我請青年朋友開始想這個問題，因為這類問題的答案將要決定我們如何分配我們的消費力。
最近我在日本訪問，參觀了一間家庭電器回收廠。這家工廠專門回收電視、冷氣機、洗衣機和雪櫃4種家庭電器。日本的消費者在買新電器時，要付幾百港元給電器商，將舊電器收回，然後交給回收廠處理。回收廠將各種不同牌子、不同型號的電器拆除，把有害物質如水銀和鉛，以及其他物質如銅、鐵、塑膠等分別回收。整個過程成本相當高，因此成本效益相當低。回收和正當處理舊電器的成本是否應該算在電器的原始生產成本之內，消費者在不停購買和更新電器時是否應該預付這種後續成本？今天我們說產能過剩，消費力高，造成嚴重虛耗，只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模式並不完整，當中沒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本。
我現在談談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最近世界各地都有人希望以消費刺激經濟，大家應該知道，這只是救急行為，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要靠生產和累積。生產就是工作，累積就是儲蓄。一個社會過度消費，低度儲蓄，社會投資減少，競爭力必然下降；個人投資(儲蓄)減少，經濟一有波動，連基本生活也出問題。就是美國這樣強大、天然資源這樣充沛的國家也不能倖免。
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我們對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應該有3個要求，在循環再造、再用以外，還要減少。金融海嘯暴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歐美人民近年的極端消費﹕過去10年，美國的信用卡未償還貸款增加七成，英國更增加兩倍半，兩國的增加幅度遠遠高於人口和物價的增長幅度，清楚說明過度消費問題的嚴重性。
利息是忍慾錢
累積是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不應為了消費而消費，我們要累積在滿足生活以外的剩餘。個人和社會的累積，對日後的進一步發展，仍然是重要的積極因素。如果年利率10厘，甲乙同齡，甲在20歲開始每年儲蓄1元，乙在30歲才開始，兩人到50歲時，甲的積蓄是乙的3倍，這就是利息的作用。有人叫利息做「忍慾錢」，這三個字確實可圈可點。過去十年，日本的經濟呆滯，英美經濟暢旺，但東京市容比倫敦和紐約好得多，金融海嘯後，日本人民比英美人民心裏踏實得多，因為日本人有儲蓄，日本社會有積累。
一些西方人的消費態度出問題，工作態度同時惡化。我經常去英國，30年前，不少人詬病英國人懶散，如今舊病復發，過度縮減工時之餘，酒店機場公共交通服務欠佳，託詞借故曠工時有所聞。
金融海嘯教訓很清楚、很深刻、也很簡單。未來30年，世界重新洗牌，作為中國人的新一代，大家的台階高，機會很好，但大家要積極進取，好好掌握，同時要警惕西方人在處理生產、消費和累積關係的重大錯誤。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中庸勤儉樸實的遺傳因子。歷史說明我們沒有，我們有的只是文化，文化不靠血統，要靠傳授。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向大家做點解說，希望對大家有參考價值。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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