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 - 他拍了一齣自己不懂得的電影——對陳果拍《我城》的回應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3日

【明報專訊】陳果替目宿《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拍了西西的紀錄片，名曰《我城》，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率先推出，之前之後在訪問及映後座談陳果說了些極不恰當，也不符事實的話。朋友之間有強烈的反應，對影片也有意見，我如今稍作回應，因為善人可欺，結果愈欺愈甚，再啞忍即是失責。

拍攝之前西西和我並不認識陳果，拍完了再無聯絡，拍攝期間西西盡量配合。由陳果執導，是目宿的主意，拍攝前，西西囑我四處找來他的電影，《香港三部曲》、兩齣《妓女三部曲》、《細路祥》，等等，還有《人民公廁》。因此，是西西認識他多於他認識西西。

事前我有點憂慮，因為他的電影很市井、草根，這不單是口味，以至品味的問題，還有結構之類的毛病。他往往拿到好的材料、意象，到頭來糟蹋了。但西西對我表示，這也許可以撞擊出一些新東西，獨立製片，他未嘗不可以改進。我把資料給他，包括香港書展裏西西成為年度作家所有展出的材料、我拍下的短片、訪問對象的建議，等等，還提供小書房供他拍攝訪問。此外也提供一些西西朋友的聯絡電話，例如莫言。接受訪問的一些人，難道是因為他的原故嗎？台灣方面，目宿、洪範一定給他很大的幫忙。

我的角色是什麼呢？我是其中一個游說西西同意拍攝的人。西西年紀不輕，加上治療癌症的後遺症，近十年右手逐漸失靈，加上已不用電腦，要不是為了推廣毛熊、為正對瀕臨動物的視聽，她幾乎已息交絕遊，朋友都知道，基本上她對外聯絡都通過我這個老朋友。但她仍然讀書、寫作，也看電影；偶然也和談得來的朋友聚會。所以所有拍攝時間的安排，陳果都和我聯繫。後來，到了最後目宿寄給我們看第四剪，我才知道目宿「封」我一個「文學顧問」的銜頭。

他看了多少西西作品？

無論如何，既樂見其成，拍攝前我表示過歡迎陳果任何問題，儘管他從沒有問過。整個拍攝，沒有劇本，更從未與西西商量。材料他用了一些，不過，書必須他自己讀。西西的書差不多30本，當然很難要求都讀過，但拍攝人物紀錄片，尤其這人物是文學家，不認真看一些，怎說得過去？更重要的是態度問題。他在說話裏，一再主動帶出自己看了多少這人物的作品。多少？一本，另一次則說兩本，座談則說一本也沒有看過，理由是書太厚，很後現代，自己沒有時間（映後座談紀錄及其他各種訪問上網可見），前言不對後語，可知是順口開河。初聽是坦白，再說兩三遍就是自炫，是不尊重人，也不尊重這工作。難道以為拍一兩齣賣座的商業片的時間比其他寫作人的時間更寶貴？此片的投資者聽了又有什麼感想？就是看了兩本，也不過十五分一。電影人倘仍認為這種態度合情合理，並為之推波助瀾，我們的電影還有希望嗎？看他幾次解釋「我城」，就知道他甚至連《我城》的含意也不清楚。據吳世寧的採訪：

陳果在訪問說了好幾遍，「為什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西西《我城》也是我們的城──陳果拍西西，明報2015年3月27日）

不懂我城 不懂西西

近似的說話，還可見於其他的訪問，這可見是他頗為自得的想法。這好像要感謝他把我城的涵義延伸、拓闊。實則相反，這是收窄，更且誤導。通讀這書一遍，即知「我城」已包括「我們的城」，並不止於是「西西的城」，這個「我」，是小說裏的所有人，之所以用「我」，一如《我的喬治亞》，是對每個個體的肯定，對獨立人格的尊重，這是互為主體，並且，這又是在「我們」之前的謙遜。「我城」這詞已成典語，兩岸三地都有人用，不會變成我們的城。好作品總有超乎時間與空間的普通性。他其實拍了一齣他完全不明白卻又沒有虛心學習的電影。

陳果拍了一齣他不懂的電影，我再從片中及談話中各舉一例。其一，西西言談每喜自嘲，不認識她又不加深究當然不會了解。例如片中她談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她為電影公司編劇，電影公司只要她改編外國名劇，並不讓她創作，她於是說自己不適合寫劇本，因為不會寫對白，陳果於是自作聰明，據此論定她不會編劇才從此轉寫小說。他聽不懂那是指在「抄劇」的情况下她不會寫。她自己創作的後設小說《東城故事》不是寫成電影拍攝的分場？她同時寫的《寂寞之男》不是劇作？她不是參與早期實驗電影的浪潮，自己從新聞片拼貼出充滿創意的《銀河系》？她眾多的小說中不是有許多對白嗎？

說西西發脾氣 是中傷

其二，在映後座談中，導演輕佻地答觀眾的問題；紀錄片不必拍得深，土瓜灣又有多深？（香港電影節網頁：紀錄片可以有多深？2015年4月2日）西西固然大半生都在土瓜灣度過；長於斯，成於斯。她在土瓜灣寫作，還寫過許多與土瓜灣有關的作品。這裏並且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創校授業的地方。余英時在這裏大學畢業。牟宗三曾長居於此，他的一家之言，大部分就是在這地方思考的成果。這些名字如果聽不懂，至少不應該忘記這裏還有一所從中央宰牛的屠房改成藝術家和藝術團體駐場的牛棚藝術村。地區雖舊，卻充滿一種我城深厚的人文精神。

我可以多舉例子，但也夠了。最近朋友給我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30號（2015年4月）的陳果訪問，談拍攝《我城》的過程，訪者問他拍攝時有什麼趣事。他答：「有呀，西西在拍攝過程試過大發脾氣，說以後都不拍，不講了。」在訪問裏還一再強調西西生氣。不尊重人，只暴露了自己的無知；但說西西曾經大發脾氣，說以後都不拍，卻是中傷。拍攝從2012年6月至10月，西西工作的部分14次，另外兩次到東莞和廣州方所展覽毛熊、猿猴，東莞由目宿拍攝。還有一次，助手和我約定，素葉的朋友為拍攝搞了一次聚餐，這是西西三十多年來的社交生活，我還得游說素友出席，因為並非人人都喜歡出鏡，在某大酒店包了一個房間，結果他只派一個助理和攝影師來。所有拍攝，只除了其中一次因事，由適然代勞照料，其他我都在場。我可以證明西西從沒發脾氣，適然的一次也說並無不愉快。

突如其來的南生圍

而且，陳果沒有說明西西何以生氣，在什麼的情况下發大脾氣。這很重要，不然這是一面之詞的中傷。說不定，她真應該大發脾氣；她絕對有大發脾氣，拒絕再拍的權利。他不說明，我唯有加以註解這背後的真相。事情是這樣的，拍攝的第三天（我保留了所有拍攝的日誌），下午一時，陳果接了西西，一路乘車，途中才知要去南生圍。路途遙遠，我已知不妙；西西從沒到過這地方。在南生圍的渡頭坐定，讀書，並且由助理發問，受訪者都知道，那是大學剛畢業的助理替代導演讀書之故。而問題，對不起，都是惡補回來，而且忽然而來，鏡頭之下也不容怎樣思考。最大問題是，拍攝至傍晚六時，這是西西每天固定吃藥的時間，藥不在身上，她本來也要吃一點什麼控制血糖，但零食早吃光，血糖降低，這事可大可小。我四處張羅，幸好渡頭已打烊的一家小店願意替她弄一個杯麵。她回到土瓜灣已八時多。第二天，我就約來導演，在座還有西西，以及許迪鏘。我聲明以後拍攝不能多於四個小時、西西不是演員，並不演。迪鏘補充：也不要連續兩天拍攝。這些必須說清楚，這不是「講數」，因為並非討價還價，這是事前和目宿說過的，後悔沒有白紙黑字存照。生氣的反而是陳果，他說我「詐型」（「耍無賴」、「耍賴皮」），這句話我是相當介意的，因為西西不是他的僱員，我們並不欠他什麼。在場的西西沒置一言。陳果在訪問中仍認為去南生圍值得，因為南生圍被地產商買去，快失去了。但這與西西沒有關係，更不能罔顧老作家的健康。陳果有個人的政治社會議題，大可另行發揮，不必利用西西的紀錄片。

一齣要「演」的紀錄片

事後拍攝，果爾沒有超時，一直和洽。但仍不乏要西西演的場面，例如在照相店，例如在布幕前作狀周遊列國（刪去了，當時目宿監製也在場），西西照演如儀。西西一直充分合作。還有要她演的一場，只有這一場，她拒絕了。

陳果要求西西穿上長頸女子的毛熊衣服，我心想這可不得了，當場問西西：如果你不願意，就說出來。西西於是說不穿。幸好拒絕，試想想，三十三、四度的八月炎夏，要一個七十四歲的病患長者穿上只餘小孔呼吸的毛衣毛頭在街上行走，簡直是謀殺。我替那位年輕演員苦。或者，這些就是他的所謂「大發脾氣」吧。大毛熊在這裏那裏行走，這是他在訪問中說的「魔幻」？但途人只覺錯愕，大多不看一眼。再提點一句：這和他開場時貌作實錄的指示：「按平常那樣，不用管我」，就不調協。這片子病在太多的這個「我」。如今想想，西西要接受十多次各種初級文學水平的提問，其實表現了過人的耐性與寬容；她久已拒絕眾多有關她的文學寫作的訪問。你以為她還需要借陳果出風頭？不過答應了朋友，就盡力完成它，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好好學習。

回應至此，且留有餘地。這片子還是看得的，因為西西，她長期深居簡出，家居生活從未公開；她的創作多元化，有豐富的內容，只取其中兩三點已有可觀。下面是我對西西的發問：

何：陳果接受一本刊物訪問，訪者問他拍攝時有什麼趣事，他答你在拍攝時試過大發脾氣，說以後不拍了。我想問你，在拍攝的過程你曾否大發脾氣，說以後不拍了？

西：答案是沒有，不單沒有發脾氣，更沒有大發，也沒有說過以後不拍的話。如果說以後不拍，我就真的不會再拍。他以為這是有趣的事麼？我如今是否應該發一下脾氣，以便證明他說的是實情？

文 何福仁

編輯 屈曉彤

郭梓祺 - 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看陳果《我城》

評台   2015年4月13日

像他這樣的一個導演，其實是不適宜拍攝西西紀錄片的。上月底看《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陳果《我城》的首映，他在映後談的話使友人詫異。陳果說要跟西西道歉，拍完一整集，還未看完她任何一本小說，沒時間。我只想起《淮南子》的「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看完電影，我對他這不負責任的態度實不驚訝。聽他開場前出來笑說，今晚大家不是來看《紅Van二》，雖然很多人問他會否拍續集，已知不妙。有些觀眾在笑，但我的心中充滿隱憂──陳果一定以為大家都是因他進場的。

輕視受訪者

電影開頭拍攝西西在家中生活，還相安無事。鏡頭注視她的左手：洗米、按電掣、拿起電話叫外賣，因其右手已失活動能力，不便可想而知，而她本來還用右手提筆寫作。但到首次有作家出場談論西西著作，問題就來了，鏡頭運動多餘，構圖一次比一次嚇人。

拍攝陳智德和鄭樹森兩段，都機械而重複地倚仗推軌鏡頭。拍攝馬世芳時，攝影機不時搖晃，一度更退到樹蔭之後，遮擋他的臉龐。這種騷擾在拍攝謝曉虹時又再出現，場景是中文大學的天人合一亭，她面向左方說話，鏡頭的重心卻落在她身後數呎的水面，她只給壓在畫面的左下角。我覺得受訪者都被利用，陳果似不相信當人認真思考、妙問妙答時，表情變化可以很好看。我也懷疑他對談話的內容有多大興趣，抑或只擔心內容太正經，觀眾會悶，老想著如何移動鏡頭，看起來層出不窮。

輕視形式

輕視內容便賣弄形式，但反過來也是對形式的輕視，這是陳果拍攝西西最反諷之處。片中屢見手搖鏡頭、失焦再對焦、zoom in、時光倒流般的回帶片段，但用來無甚意義，更似只為方便，和免得平淡。陳果幾次把自己或拍攝隊伍用另一部機拍入戲中，又真為製造距離，對鏡頭自覺，還不過是自戀？

西西對藝術形式的自覺隱含於不同創作，林以亮於〈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曾仔細分析，寫〈感冒〉如何引用古今詩歌一段尤精扼，文章末段即以「相體裁衣」為西西之創作原則，代價卻是易使人覺得欠缺風格。但簡單點，重視形式這特質亦見於西西幾篇對談，譬如在〈童話小說〉便由她的短篇〈玻璃鞋〉說起，關心的是九七期限，卻用童話來寫，何福仁歸納說：「用一種愉快的語調來寫，形式本身也是一種諷刺。」西西這樣回應：「我比較喜歡用喜劇的效果，不大喜歡悲哀抑鬱的手法。寫小說，我希望能提供讀者一樣東西：新內容，或者新手法。現在的情況是，當悲劇太多，而且都這樣寫，我就想寫得快樂些，即使人們會以為我只是寫嘻嘻哈哈俏皮的東西。」所以，西西創作的語調和形式，都是對傳統和慣例的掙扎後之選擇，正如她在片末解釋，自己如何從存在主義小說的沉重，過渡到羅蘭巴特強調的樂趣。

穿插在片中那些香港舊社會的模型雖然精緻，捕捉西西在船上赫見大公仔走過時的驚喜也好看，但如果這代表了陳果對魔幻和童趣的理解，就真成了嘻嘻哈哈，根本誤會了西西。

輕視研究

西西作品展現的「童趣」，每每建基於對世界的好奇，以及探問後的認真研究。舉些淺例，《剪貼冊》和《拼圖遊戲》看似順手拈來的遊戲文章，實是對中外文化和藝術謙卑學習後的厚積薄發。《縫熊志》關乎手藝之餘，也是對中國傳統服飾的另類探索。《猿猴志》不止是猿猴圖鑑，從西西與何福仁穿插書中的對談可見，她對生物、演化、人與猿猴的關係等關注是多巨大，又下過幾多功夫理清問題。只有這樣，問題才可愈問愈精細，愈問愈開心。放在寫作當然一樣，《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固為引介外國作家，但何嘗不是西西借力於一流作家的讀書筆記？跳脫多變的寫作風格不是從天而降的，也非單單「童趣」所能概括。

陳果又有這種好奇和虛心嗎？他在映後談說，拍片前不認識西西(在報章訪問則說讀過一本，不知孰是)，是台灣片商找他，他才買西西的小說回家看，雖然拍完電影一本也未讀完。單是這點陳果已獨步天下，用行動和作品告訴我們，在香港做作家應得到多少尊重，香港的導演又有多尊重自己和行業。

何況西西的小說又不是《卡拉馬佐夫兄弟》，許迪鏘在戲中不就解釋過「素葉出版社」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資金緊絀，只能出版只有聊聊「數頁」的書，陳果卻說西西的書太厚。他說要向西西道歉如果是真誠的，回答觀眾提問時，就不會輕佻說：「不用那麼深入也可以拍到紀錄片，拍土瓜灣，可以有多深啊？」沒研究自難深刻，勤奮一點就是，卻沒理由反過來擁抱淺薄。所以我覺得電影《我城》的部份意義，正是在反諷中建立的。

對人和主題的關懷

陳果似乎以做門外漢為榮，問題是紀錄片著重的，始終是對人或某主題的關懷。現在看來，陳果偶能呈現西西的幽默，譬如她說希望寫信給法國導演而學法文，但轉校三四次，卻永遠停留在一年班。戲中剪接亦間有妙處，例如說到宋淇找西西當編劇後，她才發現不懂寫對白，鏡頭一轉，便跳到1968年的《窗》中，西西寫給謝賢和蕭芳芳一段文藝得滑稽的對白。

但整體而言，電影未免流於表面，明顯的例子是提到西西患癌時，只問那是否她人生中最難過的階段。陳果預備好跟她談生死問題嗎？那也不一定要悲苦沉重，還可能引出文化藝術如何教人看待死亡，並舉古今電影為例，一起用「開麥拉眼」看世界，有更切實的交流，不也是自己長進的良機嗎？我知道說說容易，拍起來就麻煩得多；我也不是要求陳果做何福仁，只是期望這電影可多走幾步，畢竟《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可接觸到很多不認識西西的觀眾，對比同系列拍攝台灣作家的六集，或陳安琪充滿誠意的《三生三世聶華苓》，或舒琪難度甚高的《想像：易文》，陳果的《我城》無疑是教人可惜的。

我喜歡西西的散文多於小說，有時也覺得《我城》太便宜就給人借題發揮。但陳果既引之為電影命名，對此宜有回應或探問。西西《我城》的寫法是避開宏大的歷史敍事，用細碎和充滿想像的方法說故事。陳果固然不必步趨，但他又怎樣處理「我城」這主題呢？片中插播舊日新聞片段、七一遊行、反國民教育示威、渣打馬拉松等，都嫌拼湊和傾向討好觀眾，略因循，不見獨特的觸覺或關懷。

想起來，陳果的首部電影《香港製造》跟西西的〈玻璃鞋〉一樣，都在回應香港在九七易手前後的抑壓，聚焦在幾個青年身上，有股在沉默中爆發的蠻勁；《細佬祥》雖偶嫌生硬，也至少具時代意義。《榴槤飄飄》更是他較圓熟而稍被低估的電影。往日得到的回報或許不多，但時至今日，陳果不也因香港之名而薄得名利嗎，何不想想用更好的作品回饋香港？

「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

瘂弦在片中說，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八十年代登陸台灣後，「像我這樣的一個……」一度成了流行句式。《我城》拍完了，陳果也不妨想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究竟意味什麼。西西不止有諧趣的一面，在廖偉棠《浮城述夢人》的訪問〈發明另一個地球〉中，她便有這段莊重的話：「我的理想讀者是，他要看過很多好小說，假如我那麼下功夫看這麼多小說自己再用心機寫出來，你要看我的小說也要勤奮一點，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你隨便翻翻當故事看，但一本小說哪裡好呢？你就看不出來。你看那麼多垃圾小說是沒有用的。我對讀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麼都不懂你就看《白髮阿娥》吧。」希望陳果能先讀完這本。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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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世紀版    2015年4月7日

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

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莫過於一個小孩子的笑和哭，因為當他笑的時候他是全心全意地笑，他哭的時候是全心全意地哭，彷彿這世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惹他笑和哭的東西佔據了他的命運。

我不記得是在里爾克還是在紀伯倫還是在泰戈爾那裏看到上面的這個意思，也許是我自己的發現罷。文學世界裏，往往也是這麼一種忘我忘他忘天地的哭笑最惹我珍愛，心嚮往之。西西的作品裏，常常有這樣一種純粹的超越性，勉強名之為「童心」，似乎還不盡其無限意。

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雖然陳果同時也是最世故的導演，但他身上的頑童性格與西西不謀而合，陳果未及西西的是他對香港世事的洞察尚未演變成智慧，而西西幾乎是從《像我這樣一個女子》開始就擁有這種高於世故的智慧，以至於《我城》需要刻意用拙筆去隱藏之。

「香港冇架啦……」

《我城》紀錄片裏不乏神來之筆，陳果像一個小學男生一樣討好小學女生西西，他讓她筆下的人物化身大玩偶突然出現在正在候船的她面前，她那驚喜把觀眾的心都融化了；他不惜自己化妝成小蜜蜂、整個攝製組扮成童話人物，包圍着一本正經實際忍不住笑的西西，讓她談作品裏的愛情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感激陳果，他做了我們想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雖然這是個壞同學，他在放映後坦承自己沒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書。

這些是會心一笑的溫馨時刻，難過時刻也有。除了西西嚴肅地（在成人眼裏是孩子氣地）控訴猿猴以及地球的被損害的那部分，對於我來說，最傷心的兩個時刻分別是：談到純文學的閱讀風氣的時候，西西決絕地吐出一句：「香港冇架啦……」雖然她指的是文學的理想讀者，但單獨聽來似乎是在宣判香港－－一個精神上的香港之死刑。另外就是西西穿過她家所在土瓜灣、紅磡那邊密集的自由行購物客回家的路，如此艱難，周圍那些本來也是她愛的同胞面孔如此恍惚如此麻木（沒有拍出來的是，在那些地方開設所謂免稅店專門坑騙遊客的香港人之嘴臉也同樣不堪），這是作家在我城現狀的一個隱喻。

與「香港冇架啦」相呼應的一句話，是大詩人瘂弦在回顧港台文學交流史之時慨嘆所道出：香港一度是台灣作家嚮往的文學自由港，「但是後來，香港漸漸閉塞，台灣後來居上」。這個閉塞，除了英殖與北大人的外來壓力，其實，香港人自身的保守和犬儒難辭其咎。香港嚴肅文學生存艱難，絕非香港作家不努力、不創造優秀作品，而是社會之功利心極重，不少讀者追求淺薄快感和速食實用，這就是所謂的「市場」，文學論斤両來賣，不俯就流行口味則被批判為離地、高高在上。

莫言與西西

電影也多次採訪了莫言，莫言和瘂弦實屬中台兩地最頂尖的作家了，他們對西西的激賞和對香港文學環境之惡劣的惋嘆同樣有之。莫言道：「西西，在小地方寫出了大作品。」還說：「八十年代我們來香港，常常讓她請我們吃飯，後來才知道她比我們還要清貧。」瘂弦說：「西西的書桌，是我見過作家最小的書桌，台灣任何一個作家的書桌都比她大。」其實這裏的「西西」可以置換成董啟章或其他一個在香港嚴肅寫作「沒市場」作品的詩人、作家。

然而，恰恰是處境最艱難的、以一己犧牲精神撐起香港文學之獨立豐盛的這些作家，在今日香港網絡上飽受攻擊。《我城》電影一結束，我打開手機，看到的就是又一波淺薄媒體接力而至的對所謂領取「文學綜援」的文學團體及作家的抹黑，此等妄語本可不理會，但接着看到的一篇聲明卻使我在看電影時一直忍住的眼淚掉了下來。被質疑的「水煮魚文化」及《字花》雜誌，為正視聽不得不做出剖腹自證清白式的聲明，文中一一列出文學雜誌工作者的薪酬，其低微令人不忍複述－－你可能想像今天香港，一個碩士畢業的前資深編輯擔任的行政總監，全職月薪只有一萬元嗎？

這些在抨擊者言中是騙取「文學綜援」的可憐人，實際上是香港最勇敢最無私的文學建設者，他們領着微薄的薪金、付出高強度的勞動，成就了一本放在中港台文壇當中都毫不遜色的雜誌《字花》，西西、鍾玲玲等前輩都會在此發表她們的新作－－這不只是惺惺相惜的支持，也是肯定他們的辦刊水準。《字花》的篳路藍縷，不難讓人想起《我城》電影中各位前輩回憶的《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艱辛。《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水準，絕不亞於之前生命力貌似更強的《中國學生周報》，而《中國學生周報》是有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的資金支持的－－這在今天的港式紅衛兵們看來是否也是「文學綜援」呢？《字花》依靠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微薄資助能走到今天，不至於像以前沒有資助的好雜誌一樣夭折，難道不是香港讀者之福嗎？

文學與市場

當然，按那些庸俗的市場決定論者的邏輯，只要不能「自力更生」的事物便沒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物質市場與精神「市場」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一本作為商品的書籍的暢銷絕不等同於它所承載的內容必屬佳品，市場受眾的素質往往決定了市場的健康程度，為何西西的作品要在台灣洪範出版？當然是因為鄰島的版稅和市場體現了對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尊重。我願意再強調一次，這批強迫香港作家「反省」的所謂「大眾」，為何從沒反省過自身的格調、品味與誠意？西西們嘔心瀝血的創作，豈是爾等靠搬弄幾句高登潮語的譁眾取寵者能「解構」的？

有人用魯迅先生語，說這是怯者憤怒抽刃向更弱者，我說不對，這分明是蒼蠅向勇士的嗡鳴。香港文學對這個城市的精神建設，是一股深而強勁的潛流，細細滲透到每個願意接受其滋潤的心靈中。今天所謂本土派，若不是四五十年前西西《我城》、也斯《雷聲與蟬鳴》等文學作品對本城的文化身分的確立認證，你們有何精神資本？他們大刀闊斧開拓觀念之荒野，可謂前無古人，「我城」二字如今深入人心，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唸之便會心微笑，雖然後者未必讀過西西《我城》。而假如你讀過，其中奧妙正如董啟章在電影裏所分析：「我」與「城」之間的關係獨立又相屬，離合出無數意義，假如你能虛心思考文學於現實香港挖掘的深意，你對「本土」的思考自然也能更深一層，而不僅是人云亦云和「熱血」、「╳衝」。

這樣的文學作品值不值得公帑資助？當然值得，本質上這不是資助，而是對精神勞動的基本回報，因為市場不健康未能合理回饋，藝術資助制度便來填補遺漏，有何不可？不過話說回來，香港文學作家獲取的藝術資助極其有限，而且只要有一點可能，我們都不去申請資助，把有限金額留給更有需要的年輕作家、澤及更多作者的計劃。

文學與理想

西西有出版社願意投資出版，而以我自己為例，我只有在二十六歲之前出版的詩集申請過最基本的出版資助，其後所有書都是出版社出資印刷。我最後一次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二○○八年寫作《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這本書恰恰能反擊所謂「受資助者必寫維穩文學」之說，其中詩作有撐保育、諷刺市建局的，有撐性工作者批判警權過濫的，有諷刺天朝盛世的……幾乎佔了全書一半，最後這本書由本地出版社KUBRICK出資出版，獲得了香港文學雙年獎。

西西四十歲左右開始全職寫作，最初生活全靠微薄的教師退休金；我三十歲開始全職寫作，每個月寫兩萬字以維持一個不低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收入，箇中甘苦自知。如果非要像「水煮魚」那樣羅列細節向不懷好意的人交代，我覺得並無意義，而且還變成了許驥文章所言的中國人鬥到最後就是鬥窮鬥慘。其實如何定義「慘」呢？一個創建了自己的文字世界的作家歸根到底是幸福的，一如我們在電影《我城》結尾中所見的西西，她在自己的世界－－陳果找來多個香港模型藝術家搭建的那個驚艷的縮微香港裏面從容款步，時而停下、微笑。

無欲則剛的香港作家，建構了像《我城》這樣一部部文學傑作，暗地裏記錄、重塑了一代代香港人的靈魂傳、心靈史。沒有《我城》的我城，在這些年的動盪中則難免迷失，走向虛妄。事實上，政權強力甚至洗腦教育都不能真正吞噬一個地方的精神，只要創造者繼續創造比權力更深刻的藝術，精神便生生不息。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台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野蠻夜歌》、《八尺雪意》、《半簿鬼語》等，攝影集《傘托邦》、《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等。

文／廖偉棠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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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7日

陳果讓西西在南生圍裏朗讀自己的文字，也藉此以影像記錄可能將作地產發展的南生圍。（相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西西患癌後愛上縫熊，一來這幫助她鍛煉雙手，二來她也從手做公仔的活動中找到新的創作方式。（相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明報專訊】在陳果拍攝西西的紀錄片《我城》裏，在一班學者作家的訪問片段之外——是戴着一頂紅色帽子的西西，有時談天說地，有時只是腼腆的笑；這個曾以充滿靈氣和期盼的文字影響無數文人的作家，已年逾七十，行走在喧鬧老區或陳舊小店之中，似乎不知如何自處，帶點不合時宜的困窘。本來只讀過一本西西小說的陳果，應台灣「在島嶼寫作」系列之邀拍攝西西，愈拍愈有感發現新大陸：「我真的對西西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又意外發現兩人原來有着不少共同處，比如說對我城的情感。

不過陳果執意把「我城」拉闊，把主題改成「我們的城」：「因為這除了是西西的城，也是我的城。」他說。

上年採訪過陳果談紅Van，還記得他滿懷自信的侃侃而談；今次他踏入不算熟悉的文學疆域，為台灣「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系列拍攝香港作家西西，大導氣勢頓減——似乎在紀錄片拍攝的主體面前，不得不謙卑。紀錄片《我城》以西西的代表作《我城》切入，借一眾學者作家之口表現西西作品的時代意義；又以西西的日常生活影像，以及童話般的魔幻場景淡出淡入，陳果希望交出的，是一部香港我城的近代史。拍攝緣由是這樣的——台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打算開拍第二輯，便邀請陳果拍攝西西。陳果看過第一輯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後很喜歡，於是便忙不迭的答應。「我以前只看過西西的一本小說。因為這個機緣我便重看她的作品，看過後有發現新大陸的感覺！香港竟然有這樣的一個作家，默默耕耘，一直寫嚴肅文學。從她的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到現在的發展，讀到香港切身的變化。」陳果說。

西西的沉靜與冷笑話

西西的《我城》以童趣筆觸寫出百業待興的七十年代，年輕人的樂觀活力；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任職遺體化妝師的女子灰沉絕望，對愛情不言憧憬。陳果接觸過西西本人後，也發現兩者的並存：「西西好沉靜，是孤獨的，不太跟人講話。但她有時幾活潑幽默，講很多冷笑話。」訪問過西西幾次，她對着鏡頭說的話也就愈來愈少，不願再談自己的作品。陳果無奈的笑道：「這點我都明白。有時有人問我我是怎樣拍電影的，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有時創作未必是出自本來的構思，而是當時一下的感覺，一時的衝動。」創作人拍攝創作人，自然有心神領會的地方。有趣的是，陳果與西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陳果在拍攝過程中發現不少共通處——他們皆從內地移民到港；西西年輕時曾幫龍剛導演寫劇本，而陳果還是文藝青年時，也曾「差一點」被拉到邵氏當編劇；還有，他們都對此城有着一份深厚之情。《我城》還加入了西西年輕時把新聞片段剪輯、配上音樂的《新聞系》實驗片片段，見證西西曾經的電影狂熱。

「跣佢一鑊」 見西西童心

西西素來行事低調，所以面對鏡頭時愈來愈寡言，也不算教人意外。但陳果慌了：「紀錄片就是要有嘢發生才好看。偏偏我們無嘢發生……」後來，西西連在鏡頭前朗讀自己的文字也不大願意。陳果便決定「製造事情」，拍攝西西自然流露的反應。西西患病後，為訓練雙手而縫製布偶小熊。她珍愛每一隻小熊，並為他們創造性格及故事，寫成《縫熊志》一書。陳果的攝製隊便把當中兩隻小熊化為「真人」，讓其中一隻在渡輪上與西西「相遇」，西西好不驚訝，好奇的伸手撫摸這個忽然變大、由自己親手創造的熊公仔。作家雖年逾七十，但真璞童心在此刻表露無遺。「我們特意『跣佢一鑊』的……西西的反應和感情好真，所以我們重看這一幕時也很感動。」陳果說。電影中的魔幻場景不止於此——兩隻熊公仔還會帶大家逛土瓜灣，以精細模型表現舊香港城景等。有人告訴他，紀錄片不應這樣拍的，但陳果聳聳肩，笑說：「你就當我不知者不罪吧。但是西西好活潑，像個頑童。我覺得要有不一樣的拍法，才可表現她這一點。」

重遊土瓜灣 到老照相館留影

陳果在訪問說了好幾遍，「為什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他發現，就如西西的作品從我城到浮城，由肥土鎮移至美麗大廈，所書寫的都是她所愛的香港；所以當他拍攝西西時，他不應只講西西的文學，也應拍攝這座城市的變遷以至變異，以及他自己對香港的情感。就如陳果一向的電影，「地方」在《我城》裏何等重要——許迪鏘和鄭樹森分別在果欄和牛棚裏談西西；陳果也帶西西到老舊照相館內拍照，回到居住多年的土瓜灣美利大廈，並走到陽光燦爛的南生圍。「我希望大家能通過我的鏡頭去感受我的香港。其實我拍這些地方，是因為我希望通過影像去保留它們，留下記憶。」但是邪門的是，陳果拍完照相館，照相館就閉門了；拍攝結幕一場的一家餐廳不久也轉了手。讓人心痛的是，西西住了大半生的社區，也成了內地客購物和集合上船觀光的地方，新開了珠寶店及朱古力禮品店。想到低調愛靜的西西每次回去居所，都得從穿越熙攘的人群和高舉着旗子的臂膀，就感到心痛。猶記得西西的《我城》裏，香港人紛紛走到山頭接濟偷渡來港的內地人，今天香港就頓變成天天上演資源爭奪及文化矛盾的戰場。「台灣那邊看了粗剪，說分不清哪些是陸客，哪些是香港人。所以我就補拍許多領隊高舉着旗子的畫面，哈哈……其實真的好慘，好騷擾，這也是香港人當下面對的問題。」陳果無奈的說。

西西不肯多談自己作品，陳果花心思哄她：「起碼這一場你一定要講點什麼，因為我們把你小說的世界都帶入來了。」這幕如何演繹，在此暫不劇透。但他們就選擇問了西西一條關於愛情的問題。在這裏，我們發現，原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真有其人，是西西確實認識的人；又知道，西西認為「對於愛情，是否喜歡了那事物、那個人，就不會改變？」鏡頭隨而淡出，西西變得愈來愈小，外面的城區景物也就愈來愈豐富；到底這是從西西身上所看到的投射，或是這是被城市景象所包圍的西西，也就說不清了。

編輯 蔡曉彤

美術 SIUKI

文：吳世寧

圖：陳淑安、香港國際電影節

陳果：最佩服西西韌力

【明報專訊】陳果說西西跟第一輯「他們在島嶼寫作」的作家的對比太大。「他們都風生水起，或者本來是富二代。對比之下，香港的作家太慘了。我想除了周夢蝶外， 西西是最窮的作家。」不知在哪看過，西西在舊居的書桌很小，她曾有好一段時間在廚房寫作，不少文人朋友知道都十分驚訝。但是作家生活恬淡，不在意名利；而讓陳果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西西的韌力。西西在《哀悼乳房》裏勇敢分享自己應對癌症的心路歷程，在《縫熊志》及《猿猴志》裏以手做布偶的方式繼續說故事——「她的手不大靈活，但這些公仔做得很美，手工很好。很厲害！」或許因此，近期多拍商業大片的陳果仍樂意拍攝這部相對小眾的紀錄片：「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計劃。我相信香港是個臥虎藏龍之地，香港可能有很多西西。大家又可透過此片多了解香港，無損失的，對吧？」

■《我城》是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備節目。場次如下：

社區放映會

日期：3月31日晚上7:15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正場放映

時間：4月2日下午2:00

地點：The Grand Cinema

西西 - 白老虎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日

想讀一本好小說？那麼，讀《白老虎》（The White Tiger）吧，作者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印度人。不錯，我們可要留意印度的小說家了。白老虎是一個比喻，講的是受命運掌控的可憐人。在印度，生為低種姓的人是不幸的，他們的一生，他們後代的一生，永遠只能做卑微低下的工作。雖然，印度獨立時，按甘地的要求，憲法規定了打破種姓等級，不能再有歧視。但現實是另一回事。此外還有排除在種姓之外的賤民，人數多達二億，佔總人口五分之一。這必然窒礙印度的發展。主人翁巴蘭的種姓稱哈外，階層最低，合該做糖果，住在黑暗區，那裏沒有明天，即使聰明、強壯、良善；即使想努力上進。巴蘭的父親是人力車伕，他要孩子受教育，可不久就肺癆死了。為了賺點錢幫補，兄長把巴蘭送到茶館做學徒。每天就是抹桌子、敲煤炭、學做甜點。

離家謀生，巴蘭開了眼界，勸服奶奶出資，讓他去學駕駛。學成後，他逐家求職，尤其山上那座黑色堡壘。這一次，他運氣好，堡主剛從英國回來，買了一輛新車，正需要司機。巴蘭的生活因此轉好了，穿上光鮮的制服，一日三餐，有瓦遮頭，還有不低的薪水。他寄錢還給奶奶。不過，家裏的經濟情況還是愈來愈壞，家人把一個姪子付託給他。在大城市裏穿梭，巴蘭成熟了，從司機的談話中，他了解三山五嶽的人物。開車時，他又聽到老闆們的對話，知道這家人如何致富，做的是什麼買賣。一天，他載老闆獨自出外，在僻靜的半途停了車，把老闆的頭砍了下來。

巴蘭從此變得很富有，改姓換名，搬到班加羅爾去，用掠奪來的錢，經營交通網絡、投資房地產。他如今只須坐在公司的總裁寶座上享受空調。唯一擔心的是，家鄉隨時會傳來滅門仇敵的噩耗。姪兒呢，在一所英國學校讀書，英語發音跟有錢人的孩子一樣。這是一個向既定的角色說不的人。小說的內容令人動容。獨立前，佛斯特的名著《印度之旅》，不乏同情被殖民者的人物，但畢竟是從外面寫進去，不脫旅客的心情，譬如那位老夫人自稱上帝無所不在，甚至也在印度，祂要我們愛護鄰居，要看看我們的愛有多深。這個上帝，可不是印度人的上帝。這書則是從內部寫出去，印度是他的主場，通過巴蘭的自述，我們看到印度獨立後的深層變化，呈現作者對印度傳統、發展的思考。至於技巧也有獨到，全書是巴蘭的七封信，寫給一位中國總理，這位總理將訪問印度，特別前往班加羅爾，認識當地的企業家。巴蘭為什麼要寫信呢？他說，他自己就是班加羅爾最成功的生意人，外包企業家的誕生、培養等等，由過來人自剖，不是適合不過麼？中國讀者，尤其讀出深意。

西西與何福仁談《芬尼根守靈夜》及喬伊斯

西西 - 芬尼根們醒來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11日

愛爾蘭人有首歌謠，名《芬尼根的守靈夜》，歌辭分五節，每節八句。一人唱完一節歌辭，眾人接着唱四句副歌。歌辭是說有位芬尼根紳士，酷愛喝酒，工作的時候，跌下梯子死了。眾人為他守夜，依循傳統，吃喝跳舞打架。喧鬧中一隻酒杯飛來，潑灑在床上的死者，他醒來，復活了。喬伊斯把這歌謠寫成一部深奧難讀的作品，如今中譯譯出了第一卷，譯者其志可嘉。大綱整理出來，可其中隱藏的意思還是密碼一般，因為字詞艱澀多變，許多都是作者自創、改造，或者外來語、擬聲，加上夢幻、意識流，以至自由聯想，至今許多仍未破解。例如，最明顯的：星期一是Moanday，星期二是Tearsday，星期三是Wailsday，星期四是Thirstday，星期五是Frightday，星期六是Shatterday，星期日是Senday。這種遊戲，效果是整個星期令人啼笑交集。上世紀三十年代很新鮮，只是如今用濫了。

小說的情調同樣充滿狂歡節的戲謔，嘻嘻哈哈，撇開專家煩瑣的考證，普通讀者仍然可以讀出樂趣。說是守靈，並不哀傷，反而嘻笑玩樂，趣事多多。經過這數十年後現代小說、電影之類的再教育，對書中的斷裂、離題、情節淡化、拼貼、顛覆、插科打諢、文字遊戲也就見怪不怪，喬伊斯原來是第一位後現代的大師。要是認識一點愛爾蘭的歷史文化、宗教與神話，對這本奇書當然會多一分同情的了解。

主角是開小酒館的夫婦，有一對孿生子，另有一女。人物很多，其實都是男女主角的多重化身，在不同的時代出現，是阿當夏娃，又是河流、樹木。這小說除了可閱，還可讀，因為充滿聲音：雷聲、雨聲、河流聲、洗衣聲，甚至小便聲。都是作者刻意營造，他打通了眼睛和耳朵。

小說分為四部，第一部份寫神話時代，從伊甸園流出的一條河寫起，流到都柏林，經過小酒館和西鳳凰公園的威靈頓紀念館。鳳凰有浴火重生之意，酒館老闆HCE（縮寫）顯然是那位芬尼根的再生。小說中威靈頓和拿破崙的戰役和歷史書上記的不同。在公園中，HCE犯了罪，罪名說法不同，仍被判入獄，還建了墓，但HCE失了蹤。子夜一隻老母雞在泥地挖出一封信，內容就是這小說的文本。小說第二部寫酒館打烊後，老闆喝光客人剩下的酒，上樓梯時跌下，死了。小說第三部講了螞蟻和蚱蜢的寓言。喬伊斯認同蚱蜢的態度。小說最後一部只有一章，天亮了主角復活。他會去找妻子女兒。妻子名字縮寫ALP，是都柏林一條河流。小說最後一個字是The，正好和小說第一個字riverrun連接，循環流淌。

書名Finnegans Wake的「芬尼根人」是眾數，指的是中世紀愛爾蘭新芬黨的抗暴英雄。書名第二字守靈，則兼指甦醒。喬伊斯花了十七年寫出這麼一部愛爾蘭史詩，豈無深意。


何福仁 - 喬伊斯話題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12日

接續喬伊斯《芬尼根守靈夜》的話題，中譯八千本一出即售罄，成為內地讀書界的新聞，以人口比例而言，並不算多，初版這個印數，看來也信心不大。書出得漂亮，編排極佳。問題在買了，不一定看，看，也未必會看完。這是小說史上最難看的書之一，或者是難看的書之最。難看的書當然不等於難寫，這要看是否有品味、創意。這書則難看也難寫，喬伊斯出版時自言會夠研究者忙上三十年。如今看來，未免保守。

記得上學時翻過他的《尤利西斯》，翻過罷了，因為要應考，翻過好一陣，加上一堆參考書，仍然不知所云，幸好考題可以選答，於是決定放棄。我想放棄的同學一定不少。那時還沒有蕭乾、文潔若的譯本。不過文學系裏開設這類經典，值得肯定，大學不讀經典，哪裏讀呢？至少逗引我去看喬伊斯的少作《都柏林人》、《一位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幾年前曾和一位中文系的榮休教授老師聊天，他感歎一個英國文學系畢業的學生，要是沒有讀過莎劇，我們會覺得不可思議，可是今天的中文系呢，學生可以專門選修實用的課程，完全避過詩經楚辭或者唐詩宋詞，仍然中文系畢業。如今是否更「求其所好」，並不以為要提供一個比較通盤的訓練，我不知道。當年上課，一位學長告訴我大考時選答《尤利西斯》，用句今天的濫調：迎難而上，而且上了就捨不得放手。本來三小時要答三題（抑或四題，我忘了），他只答了一題，自料凶多吉少，結果拿了個A，並得以留校深造。我也不知道，如今官僚主義橫行，是否還能變通破格選材？

《都柏林人》一書的細節已不復記憶，但喬伊斯通過各種人物呈現的都柏林，印象卻難以磨滅，鬱結、污穢，一個令人沮喪的鬼地方。不過作家總是愛之深責之切，喬伊斯二十多歲已移居蘇黎世，再不曾回去，可都柏林始終是他的寫作源泉，對當地的民族主義、宗教，感情複雜，愛恨交纏，並不能一刀切。《都柏林人》完稿後十年才能面世，因為出版商沒有興趣，曾遭退稿二十二次。

一位同事到過愛爾蘭，送我一個喬伊斯的塑像，我一直放在書架上。想來愛爾蘭共和國其實很了不起，人口不過四五百萬（北愛仍受英國管治，是少有的白人殖民地），人文藝術卻奇材輩出：王爾德、蕭伯納、葉慈、貝克特、希尼（Seamus Heaney）等大家，後五位都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而且絕無爭議。王爾德則過世時諾獎尚未設立。按人口比例計，堪稱世上得獎最多。此前，還有十七世紀寫《格列弗遊記》的斯威夫特。演《林肯》而史無前例三度取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的Daniel Day-Lewis，也是兼有英籍的愛爾蘭人。並非太多人知道，其父是大詩人Cecil Day-Lewis。

西西 - 人為動物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7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早晨，印度波帕爾（Bhopal）的美國化學工廠發生異氰酸甲酯氣體外洩事故，造成數千人死亡，許多年後仍有十數萬的居民受毒氣的後遺殘害。二十年後，印度作者英德拉．辛哈（Indra Sinha）把這件慘劇寫成小說：《據說，我曾是人類》（Animal's People），全書由一個「動物」錄音口述，再轉譯成英文。動物其實是一個十九歲青年，其他人一直當他是孩童，他沒有姓名，因為在災難事件早幾日誕生，成為孤兒，由法國教會孤兒院一名修女收養。他六歲時病毒發作，脊骨無法伸直，只能用雙手爬行，像狗，大家都叫他做動物，儘管人也不過是動物之一。他以北印度語Hindi講述，夾雜一些法文。

動物整天混跡街頭，行騙，到垃圾桶找食物，和別的流浪孤兒爭奪食物、爭霸地盤，和狗交朋友。有一天，一位好心人帶動物去見札法爾。札法爾是貧民窟的傳奇，以前是個大學生，當他聽到毒氣的事故，立刻退學，趕到災區，為民眾爭取權益，並把他們組織起來，聲討肇事的美國公司。整整二十年了，遭到恐嚇、毆打，被視為反動份子。但他並不退縮。貧民都擁戴他。札法爾僱用了動物。動物別無所長，卻有銳利的眼睛和靈敏的鼻子。動物的工作就是在貧民窟，在街頭、喫茶店活動，用眼看，用鼻嗅，發覺風吹草動，就向札法爾報告。他曾聽得當局計劃把鐵路附近的流浪民趕走，札法爾知道後發動群眾阻止了。

控告美國公司的官司糾纏多年，美國老闆一直不肯到來應審。災難發生時，主管馬上逃跑，不理工人，而遺留的毒劑污染土地，再流入井裡，污染食水，城裡的人都因此染病。總之草菅人命。考普爾民眾要求美國母公司賠償死者遺族、醫治病者、清理工廠。工廠一直廢置，沒人敢走近。札法爾帶領民眾遊行、示威，絕食，對抗勾結的官商。忽然，美國公司的律師團終於來到考普爾了，拜會省長、毒害援救局長等等，先打通各種關節。臨近開庭，有人問：要是權貴在難民面前變得又聾又啞又瞎，可怎麼辦呢？札法爾答：我們繼續戰鬥。

考普爾，名字是虛構的，卻真有所本，當年波帕爾的確發生一場史上最嚴重的工業災難，毒氣外洩，當場數千死亡，至今已過十多萬病故。這類事件，我們還會陌生嗎？在第三世界，財閥往往來自外國，可有些地方，根本就是同胞之間的迫害，加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助紂為虐。作者哈辛把事件轉化成小說，通過一位記者的採訪，由「動物」講述，角度是由下而上，不免滿口粗話，既寫實，又帶點魔幻。動物共錄音二十三卷，全書即是二十三章。印度，生活豐富，文化深厚，且受各種衝擊，英籍魯西迪之外，我相信會有大作家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