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 - 先做人，再做香港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

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

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

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

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

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

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

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

「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

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

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

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

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

「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

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

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

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

儀式與「公民宗教」

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

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

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

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

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

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

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

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

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其他觀點

毛來由：愛國華僑心態亡，香港國族意識興

陳雲（2016年5月29日）：安徒說的，是神學，不是人學。我們是先做某家族、某地方、某國、某文化區的人，之後才是反省這些成長背景，突破這些文化限制，做人，做一個超然視野的人。所謂明事理，學做人，而事理不是抽空的事理，是一時一地一國一家的事理。

六四悼念為什麼在香港搞出這麼大的麻煩來？是因為上一代好多人做穩了中國人，他們拖累了香港，他們不能轉化、歸化為香港人。這些中國人，用普世價值來為自己辯護（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但他們卻做穩了中國人。

陳雲（2016年5月28日）：民主 + 中國 = 賣港。這是五年來的教訓。

民主是一地一民之事，民主是建立命運共同體用的，即是建國用的。中國是中國人、大陸人的中國，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人走去建立民主中國，就顯示香港人與中國人是命運共同體，建的民主中國是包括香港在內的，那是兼併香港的民主中國。當這個中國比香港落後和貧窮，這些中國人一般比香港人粗野和橫蠻，你去建立的民主中國，就賠上了香港人的身家性命。

香港人大部分是華人，但香港人不是中國國民，我們在大陸沒有戶籍和國民權利，這是一國兩制規定了的。

在九七之前，香港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可以安心去關懷鄰近地區的華人政治慘劇，呼天搶地，叫什麼口號都可以，英國殖民政府會保護香港不受牽連。九七之後，香港的宗主國是中共，香港人必須自己區隔，不要牽涉入去，否則香港人的命運就如大陸人一樣——除非你甘心如此，但請你記住，其他香港人會被你牽連進去的。

故此，你是沒有自由出席支聯會那種六四愛國晚會的，你的出席，就是賣港，你會連累其他無辜的香港人，累街坊。我陳雲三年前已經這樣說，你可以任性地去維園晚會，但我會譴責你：你有罪，你累死香港。我三年前就是這樣責罵那些參加維園支聯會愛國晚會的庸眾。

要悼念，請區隔開愛中國、民主中國的觀念，你可以為鄰近華人社會的災難悼念，什麼形式都可以，但不要牽涉愛中國、民主中國這些危險觀念。我陳雲不怕敗選的，我不會討好你，我就是要譴責你。

陳雲（2016年5月29日）：六四與香港人的集體精神病。六四支聯會晚會，是個露天的精神病治療大會，而且提供的是偽治療（fake therapy），年年都要去複診，無了期。去維園參加晚會的香港人，是因為見了屠殺的即時衛星電視影片轉播（在當年是新科技），驚嚇過度、哀傷過度而要去接受集體治療。

明末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民國的南京大屠殺，俄式中國的大躍進、反右、文革，清初在新界地區的遷界令、日本皇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這些中國慘案、香港慘案，比起六四屠殺，更為慘烈，但香港人不關注，是因為六四是香港人在案發期間同時用電視轉播看到，口耳相傳，於是形成集體轟動效應。我們香港人當年希冀北京學生幫我們搞掉中共，令香港主權移交給一個民主中國、一個民主開明的鄧小平、趙紫陽統治的中國，但希冀落空了，得到的是血腥鎮壓，心靈在大起大落之後，香港人得了集體精神病，好似六合彩對錯了頭獎號碼那樣。那些去維園六四晚會的香港人，用民主中國來欺騙自己，將自己崇高化（self-glorification），但他們其實只是想送錢給大陸人幫香港人打倒共產黨，他們無法面對那個卑鄙自私的自己，於是一旦有人說他們不該去六四維園晚會，那個自我防衛機制（self-defence mechanism）開動了，就惱羞成怒！

六四晚會對於香港人，其實是心靈創傷的後遺症（trauma）。可惜的是，負責治療的支聯會是一群蠱惑醫生，他們每年叫病人去哭訴、燒衣紙（簽名上訴書）、點蠟燭和唱歌，之後交付診金（捐款），卻不去治療這些心靈創傷了的病人，還叫這群病人薪火相傳，將病傳給下一代，帶更多的病人來複診。

至於在尖沙咀等地舉辦的六四晚會，只是戒除中國情花毒的美沙酮戒毒所，是過渡時期的、低度設防的精神病院，好似葵芳那些，有社區接觸、形式開放，維園那種，是青山精神病院，高度設防、形式封閉。

我們城邦派要的，是香港建國，是建立香港自己的信仰（上帝古道）、文化（華夏及英國）、建國傳奇（大鵬金翅鳥）、國花（鳳凰木等）、紀念日（開埠日、重光日等）。在明年，我們正式告別六四，向香港建國邁進。

陳雲 - 賒數借糧，社區信用

三文治   2015年11月3日

舊日香港，店舖老闆經常容許街坊客人賒數。店舖的記賬簿只寫下客人的姓名和所欠金額，連電話、住址也不會記下，也不會核對對方的身份證。也有小孩自行到食店內買食物，老闆會記賬，甚至囑咐由小孩寫下所欠一元幾角的零碎銀碼，月底由父母到店付錢。客戶在糧油店、米舖、雜貨舖、士多所賒之數，月底出糧之後付錢給老闆，變成「無數」，即無拖無欠，從頭記賬。新界村鎮飼料行的賒數，甚至是幾個月後等待農作物收成或雞鴨賣出之後歸還。

以前的山村士多，也會向窮困街坊賖數。士多老闆會向窮困街坊送上麻包白米，然後留下賬單或記賬，待對方有錢時才付錢。除非戰亂，以前在和平時期，是不容許見到街坊餓死的，否則大家都丟臉。傳統華人的面子，就是指這些。街坊在自己眼前餓死，大家面目無光。

賒欠之別，差之千里。在店鋪賒了之後，定期之內未還，就變了欠。賒和欠看似一樣，但賒和欠的分別，在於欠是難以期待幾時歸還，而賒是定期歸還。今日那些食飯帶不夠錢，轉頭回家取錢或到街上按櫃員機付錢的，不叫賒數，叫「轉頭畀錢」。

除了賒數，往日民間還有自發組成的「供會」，這種小型民眾集資，供會者守諾依時供款，在供會日期滿後可取回資金或貨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不佳的人，每月收入只有百多元，要在中秋節買月餅送禮或自用，甚是吃力。當時的月餅會，容許以分期付款方式預先訂購月餅，供會者每月到店供款一次，餅店會在月餅卡上蓋印，供滿十二期，就可在中秋節前取餅一份。臘味會也採用類似做法，當時每月只需供幾元，歲晚就可以取到臘腸、臘鴨等回家過年。

另外一個歷史名詞，叫「借糧」，向老闆預支糧銀應急。往日生活艱難，打工的不幸遇上家人急病、喪親，需要額外金錢周轉，舊日社會講人情，老闆一般都會寬待，給員工預支薪金，甚至給予額外假期。

往日的賒數，是普遍的民間習慣，也是社區的信用制度（community credits），比起現代的信用卡，更加安全而長久，因為不必付出利息，而且賒數也保證小市民光顧本區小店，順便幫助小市民規劃生計，在日日見面的債主的道德監察之下，必須努力做工，月尾歸還欠款之後，就無幾多錢去賭博。好多我們對舊日社會的看法，是剛好相反的，好多人以為舊日社會結構簡單，但其實舊日社會結構異常複雜，有大量行會、宗親會、行動組織等互相督促，也互相欠對方人情，人情是無法計算清楚的、不可一筆勾銷的，於是只能長久保持往來的關係，甚至將關係延長到下一代。因為複雜、精密，才有信用。現今城市社會結構單一，而且交由政府及法律處理，無賴走了數，宣布公司破產就不必歸還了，酒樓僱主欠薪，也是宣布破產，由拍賣官處理後事，沒有人情債這回事了。

以前生活，是不必靠銀行的，甚至銀行戶口都無，這種生活，金融剝削是無從入手的。故此，實行金融資本主義剝削的政府，必須事先摧毀社區，令社區原有的社群和生活形態消失！要對抗，城邦自治是解決方法，要採取小主權的方式維繫地區自主權，例如，地區議會必須擁有執政權，恢復類似以前的市政局。故此，特區政府成立政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瓦解市政局，令地區無權，另外是取消底層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如學校）的長期聘用制度，變成一兩年的合約制，令社會失信。

陳雲 - 驅趕「水貨客」，永續社運人

三文治   2015年9月15日

我童年在粉嶺度過。在六七十年代，沙頭角邊界走私貨物的村民，都大大方方認自己是走私，不是叫自己是走水貨。我們口裏也說，某某叔公、伯娘靠走私為生，幫補家計。叫他們水貨佬，因為他們是香港本土人。這是我們包庇自己人，也是合理的。我不知道，現在的香港人中了什麼蠱毒，竟然叫那些跨境走私的大陸人做「水貨客」！大家必須知道，我們的傳媒如何放毒，令大家失去常性。

水貨是parallel imports，指不是經過生產商的總代理入口的貨物，要報關扣稅的。水貨客是parallel trader，例如那些因為各地產品推出日期不同，而繞過香港代理直接從日本和韓國等地，帶潮流貨來香港賣、滿足MK潮人的醒目商人。

走私，是smuggling啊！是為了逃避關稅或進口非法產品，那些貨品就是「走私貨」，例如未完税的香煙是「私煙」，不是「水貨煙」。走私是龐大走私集團操控的犯罪活動，有關人等就是「走私賊」。未定罪，當然不能叫「走私犯」，必須由政府通緝、定罪。叫公然方法的人做「賊」，是民間的看法，正如我們街頭被人強搶財物，會高呼「捉賊啊！」，而不是自作聰明依照法律指示，叫喊「喂啊！幫我截停可疑搶奪者，等待警察到場啊！」。即使是律師、法官在街頭被強搶，呼救的時候也是說「捉賊啊！打劫啊！」之類的。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將走私講成走水貨，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是將犯罪活動正名為合法行為。有賊來了村、入了城，你和本地居民一起打賊、趕賊，甚至捉賊，都是理直氣壯，無可質疑的。但你叫大陸的走私賊做水貨客，就提升了他們的地位。他們變成靈活走位、抵抗代理商剝削食水深的商界英雄！他們來香港，是振興獅子山精神，振興經濟。於是我們就要夾道歡迎，不可以趕客！

二Ο一五年九月六日在山水的光復上水行動，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自願放棄道德譴責的地位，將維護香港和中國法紀的驅趕行動，變成要求買水貨的大陸客人遵守一點香港公共秩序的善意規勸，等警方、親共嘍囉可以振振有詞地抵抗光復行動。這樣，驅趕走私賊的行動，就變成每個星期日都可以做的永續社運。

講「走私賊」，譴責走私賊走私漏稅、是貪污犯罪團伙，連同包庇走私賊的權貴也是共犯，驅趕行動就成功了，沒有人夠膽擋在你的前面。傳媒也不敢訪問這群「走私賊」會不會因此不再來港購物，權貴也不夠膽說出「走私賊被驅趕，打擊香港經濟」之類的話，警察也不敢再拘捕協助捉賊的良好市民。但這樣做，就沒法做到永續社運，不能夠次次出來領功勞了。

然則，城邦派對於盟友是寬鬆的，沒所謂。當然，你要跨過你的心理障礙，就是那些走私賊之所以犯罪，是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法（走私漏稅及賄賂海關），其次是犯了香港的國法（打黑工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及從事集團式跨境走私活動）。如果你不承認這兩個國家那些仍是合理的法律，那麼就只能當他們是「客」，這樣的話，你就是國際主義的左膠了。左膠參與光復行動，我也是支持的。雖然你以為自己是港獨派、舉米字旗的歸英派，但你最終只是國際主義的左膠而已。

謝孟謙 - 士人——讀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之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

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

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

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

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

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

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

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

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

「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

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

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

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

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

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

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

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

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

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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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四之三／平民——讀陳雲、甄小慧《殖民地美學》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明報專訊】 近年上街，常見遊行隊伍揚起「龍獅旗」，正是勇武衝陣的本土派。幾年前陳雲寫下城邦論，鼓動本土思潮，港中區隔，不謀獨立，但求劃清權界——他說香港是城邦。皇皇香港，那一面龍獅旗繼承英殖時期香港政府徽號，到底什麼意思？搬用這一記符號，用心何在？陳雲與甄小慧近著《殖民地美學》，圖文並茂，淺述殖民時代符號，漫談香港島前朝建築。書名題曰「美學」，不為眷戀舊日美好，而是兼備欣賞批判，唯美唯學。享受視覺觀感，欣賞線條結構，是為「美」；然後理解設計歷史背景，即物感懷，方為「美學」。那一面龍獅旗，那一牆殖民建築，皆為舊物，而對照今昔，我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也失了什麼。

本土派現在高舉的「龍獅旗」，本為港英政府戰後徽號，中間一面盾牌，左右龍獅拱衛，龍為中華，雄獅代表英國。另有一隻小獅子直立盾上，手握明珠，象徵管治權力。盾牌上畫有帆船兩艘，並與龍獅置在山丘之上，就此合成徽號，自然教人想起香港開埠航海通商，太平山上曾為英人居住統治，龍獅兩相照，飛龍育我中華，獅子高貴勇猛，中西文化交匯此地。如此堪作一城徽號，多少往事，凡人一目了然，符號足可比興歷史舊事，有其美，也不失其義。

飛龍圖騰也見於香港義勇軍軍徽，活現雙龍頂冠（書本封面），下書拉丁文「Nulli Secundus in Oriente (second to none in the Orient)」，意為冠絕東方，展示軍威。龍獅旗與義勇軍軍徽皆有龍騰，港英政府雖為外來政權，管治香港也懂得傳承華夏文化。

《殖民地美學》書中論道：「然則中華民國的國徽、軍徽，中共的國徽、軍徽都沒有傳統神獸（龜、鳳、龍、麟），可見這些所謂新中國政權，是離地的境外殖民者，在文化保存方面，這兩個反華政權劣迹斑斑，比不上英國殖民統治香港。」

現在香港徽號怎麼了？筆者想起洋紫荊圖案，特區區徽不見往日神獸，只見一旋抽氣扇團團而轉，標識那一朵洋紫荊，對稱過甚，面面俱一，望之只覺無情，斷絕生機。再看看金紫荊廣場那座金身雕塑，花瓣半開不合，盛放無期……洋紫荊本是野外混種而成，本身不能自然繁殖，不育無嗣，今作市花寓意，似有不祥。一城徽號舉足輕重，選擇設計即物作圖，該當細心思量，但九七之後，圖章不如往日精緻。

往日精緻，大概因為港英戰前曾有明確管治意識。英人初到小島，倚靠英王威望治理華人，所以紋章圖案與建築設計力求顯現威嚴，教百姓臣服，才可劃地而治。洋人安放界石與銅像，雕飾建築重塑古典，嘗以大英帝國聲望統治海外治領。開埠早期，港府在上中下三環劃定維多利亞城，行使現代城市管理，後以界石為記，散落港島各處，標示城市範圍。中國大陸所見界石多為長方立體，而維城界石則是方尖形，異於新界鄉野石碑，頂部呈金字塔，就如古時日晷報時器，投影時間。觀其方尖神秘感，昭示一地管治權威。殖民時期好多設計也刻意配上權威象徵，例如舊最高法院大樓（即舊立法會）有圓拱屋頂，亦見迴廊圓柱工整排列（三軍司令官邸也有）。平民在街上步行而過，望見大樓形似聖殿，頓覺皇權在上，莊嚴不容侵犯。

香港徽號 龍獅拱衛

戰前英人治港，華洋分隔，華人眾多而英人少數，遂以殖民權威折服本地人。是故維多利亞城建築講究華美，瓊樓雕飾，各處可見王室銅像，確立威信。那尊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戰時丟失，重光後奉還香港，安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現址。認真看看，女王手握權杖與地球，雄獅在旁，座台墊高，眾生抬頭仰望，正是君臨香港之意。英國人征服清廷，然後管治香港，於是建成權威建築與銅像，告訴平民：我們是來管治你的。九七主權易手，英人出走，港人本應當家作主，高度自治。但現在誰主我城？不知道，而本來稱作「港督府」的元首住處，現在叫「禮賓府」……你說誰作賓客誰作主？今日香港主體意識薄弱，早有遠因。

舊時平民不甚過問主權誰屬，現在也少理誰人當家作主，吾民主體意識薄弱，大概與戰後英國國策有些關係。二戰後英國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政府難再仰賴王權治眾，港英政府卸掉昔日權貴形象，篤行務實官僚行政，避開政治意識爭辯。戰後政府放下王權冠冕，清拆象徵權威的古典建築，替以樸實無華的官署大樓。時至七十年代末，中環一帶古典建築盡皆拆毁（舊立法會除外），中央郵局、香港會、美利樓也相繼消失，維多利亞城湮滅，換來方正樸實的現代建築。

戰後建築 平易近人

你如何形容政府舊總部西座？既似屋邨學校，也像社區中心，親近平民，內有公務員餐廳，只要打聲招呼說約了朋友，即可進入總部。附近叢林草莽雜亂，雖有園丁打理，也任得野花樹木隨緣生長，全無官威氣象，平易近人。其他建築，如新大會堂、中環街市、舊天星碼頭（已拆）等，也秉承現代功能主義，別無額外裝飾，稜角分明。政府建築與平民建築相似，官民一家，力求實用清明，減省奢華雕琢，如此社會精神值得傳承。

但古典建築盡去無存，舊日雕欄玉砌不再，政府也容易丟失管治威信。《殖民地美學》書中寫道：「（新大會堂）方正挺立，好像脫去王朝華麗袍服，穿上黑色西裝的紳士……英國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放下了維多利亞王朝舒服的權威外衣，披上功能主義的現代西裝，就要抖擻精神，精進服務。一個官僚坐上了類似大會堂裏面那種建築物，是膽戰心驚的，因為毫無外物可以幫助自己建立權威，必須靠自己的本領。」殖民威權不再，平民不知效忠誰家，只信靠官僚行政主導，不復關心主權問題，不與爭辯，種下今日大眾政治冷感的禍根。

往日官署建築親民，收起管治威信，雖有其弊，也不隔絕官民溝通，平民匆匆路過中環鬧市，從不覺舊總部阻礙步行。現在新總部「門常開」那管褲子獨立金鐘，中空大門，北風呼呼而過，雙腿虛弱無力，不覺可靠堅實。廣場圍起鐵欄，禁止平民往來，官民生死相隔，此生不見一面，威望無從樹立。返照舊物，可以知道這個城市失去了什麼。

我們追撫殖民往昔，既要欣賞其美，也要批判弊處。港英政府嘗以王室威望治眾，戰後革新治領，卸下威權，理性行政，親民可嘉，但因此丟失威望，只奉官僚行政，不認真看待主權意識，吾民此後也不問政事。陳雲與甄小慧寫成《殖民地美學》，不為戀殖，復見平民觀賞舊物心境：「（殖民時代建築）有它輝煌和動人的一面，但也埋藏了今日的危機。我們欣賞的時候，該懷着這種心情吧。故此，（書中）照片是彩色影的，但本書用了黑白的排版。」

不為戀殖 復見平民

黑白照片，光影實在，毋庸眷戀舊日精彩。筆者猜想，書中敘述「維多利亞女王」、「英王佐治六世」等，寫「王」而不取「皇」，大概因為作者視之為前朝往事，皇權已逝，平民不再留戀（宋朝遺民敬立「宋『王』臺」亦如是，免犯元朝忌諱）。但願本土派揚起「龍獅旗」，不為歸英戀殖，而為平民開道，立足當下。我們緬懷舊事，既欣賞也批判，醒悟以往得失，然後放下過去殖民包袱，自信自力。景仰前朝建築，該知道英王權威一早離去，今日官僚不復理性，吾等平民必須奮發精進，熱心問事論政，此後不做冷漠順民。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陳雲 - 日本軍妓，必也正名

三文治   2015年8月18日

台灣課程綱要改革爭議之中，有政客和學生認為有部分「慰安婦」是自願的，備受社會批評。喪失國魂的台灣，只能寄託鄰國日本。各位不要嘲笑他們，一個國家喪失了國魂，就會變成這樣子的卑鄙無恥下流，而且還以為自己好合乎潮流，好trendy，好有開放理性、多元文化的樣子。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方從中國大陸、朝鮮、台灣、韓國等地，強徵婦女供日軍淫辱。這些婦女，在日本的文書上稱為「慰安婦」。「慰安婦」日語發音為「Y An Fu」，英文一般譯為comfort women。慰安，有慰勞安撫之意。《詩經．大雅．烝民》：「以慰其心」，句下有鄭玄箋：「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慰安婦」有婦女慰勞士兵，出外遠征的含義，是日本政府、軍方採用的一個委婉、正面的名詞。如果這些勞軍的婦女，全部都是日本的貴族女子、武士家眷，就可以叫「慰安婦」。或得罪講句，如果全部都是天皇的親戚，身先士卒，慰勞日軍，叫「慰安婦」，她們當之無愧。如果是日本平民，也不可稱為「慰安婦」。

然而，日本皇軍的「慰安婦」，都是被日軍強徵入營的亞洲婦女，實質是色慾奴，在歷史上，應叫軍妓。軍妓本身有壓迫、不義的含義。故此，任何歷史描述，如果用上「慰安婦」一詞，都必須加上引號，以表明那是日本軍方的宣稱，同時加上註腳，說明此乃日本皇軍之聲稱或稱號。（馬家輝先生於在二OO七年在《明報》「筆陣」專欄已指出採用「慰安婦」一詞，要加上引號及詮釋。）如果不加引號，是當作平常的日用語言、日用詞彙來使用，就是被日本殖民，或被日本洗腦的顯示。

國共政府追討戰爭賠償時，也用了「慰安婦」一詞。《論語．子路》：「子曰：『必也正名乎！』」國與國之爭，或者政治之中，好多時是在於名詞的運用。名詞可以扭曲看法，「慰安婦」一詞講得多，真會出現部分台灣學生所說「慰安婦」未必是被逼，而可能很喜歡去慰安的講法。故此，即使是追討賠償，也要辨正名義，使名實相符，以彰正義。

中國政府、台灣政府或將來的香港政府，可以不接受日本這個講法，甚至要求對方談及這事時，或在和平協議或者賠償協議中，要求正名為軍妓，不可以採用「慰安婦」一詞。國際爭議、日本法庭或國際法庭，亦必須採用軍妓一詞。等於納粹黨在國際法庭屠殺猶太人，但在國際法庭，指稱猶太人，一定要用「猶太人」一詞，不可用「人類的罪惡」、「卑賤民族」、「人類的渣滓」等當時納粹黨的詞彙。

漢日字典是華人地區出版，如果將來的中國政府夠強硬或正義，應該要求日本人正名。即使日本寫自己歷史也好，也要加回引號，說明這是皇軍時期的稱呼。這有助於對日本國民的歷史教育，是為他們好。即使日本寫自己的歷史時，一如以往，用「慰安婦」一詞，但華夏寫自己的歷史時，就必會加上引號，或正名為軍妓。

早於二〇一二年七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示美國國務院，官方文件提及「comfort women」(「慰安婦」)，一律改為「enforced sex slaves」。[1]今日你看到國民黨的課綱要將「慰安婦」修改為「婦女被強迫做慰安婦」，就知道國民黨政府是一班蠢人、賣國賊——儘管他們還需爭議，賣的是哪個國。

[1] "Clinton says 'comfort women' should be referred to as 'enforced sex slaves'", Japan Today, 11 July, 2012. http://www.japantoday.com/category/politics/view/clinton-says-comfort-women-should-be-referred-to-as-enforced-sex-slaves

陳雲 - 香港應與中國締結中華邦聯

紐約時報   2015年6月14日

原文：A Federation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紐約時報中文網譯文：大陆可与香港建立“中华联邦”

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近來再度激發爭論。本週稍後，香港立法會將表決中國政府提出的選舉方案。該方案極富爭議，觸發去年秋天的「雨傘運動」，導致香港數個主要社區長期為抗爭者佔領。

中國政府提議香港特首候選人要由當局操控的提名委員會預先篩選。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這種審查制度摧毀了北京對香港人的承諾：香港特首將由普選產生。

北京訴諸「一國兩制」來替其立場辯解：示意香港有獨特之處，但又假裝香港不過是大陸屬下的一個直轄市。但是，香港與大陸的兩套制度差異太大，無法同屬一國；兩者的關係必須重新界定。

英國1997年將香港交給北京時，香港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超過150年。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經歷了短暫的民國統治，以及較長時間的共產政權統治。大陸除了經歷諸多政治變遷外，還摒棄了正統宗教習俗、正體中文，以及古雅的地方華語，例如粵語。但是，在香港，這些文化資產得到保存，甚至獲得滋養。

香港政權易手近二十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遠非只是趣緻的地方差異：兩套文化其實是競逐華人身份代表地位的對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文化，香港現今的文化不但比較現代，而且更接近真正的華人特質，也就是更植根於古老的華夏傳統。

這種情況加上香港已經享有相對自主權，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雖然香港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它實際上更像與大陸締結邦聯關係的一個實體。事實上，香港與中國大陸未來正是應該這樣互相看待：大家都是正式的中華邦聯中的平等成員，而這邦聯的成員還包括澳門和台灣。

香港的獨特之處與英國的殖民統治大有關係。1925-1926年，廣州爆發長期罷工，事件在香港吸引了超過25萬名支持者。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認識到，防禦型愛國主義（defensive patriotism）可能促使香港人與他們在大陸的華人同胞聯繫起來。為避免這種情況，金文泰引進政策，培育本地傳統文化──例如聘請前清官員和學者（他們在中華民國變成了過氣人物），到香港新設的官校和大學教授中文經典。

共產黨1949年控制中國之後，香港這種文化復興政策變得更加明顯。除英語外，香港的殖民政府在官方場合傾向使用粵語（而非普通話、客家話或潮州話），將粵語從市井語言提升至學校語言，然後更在法院和議會使用。當局也保存華人宗教和傳統習俗，向外國遊客宣傳它們代表古老的中國。

在此同時，大陸人口大量湧入香港。根據某些統計，1945至1953年間，香港人口從約60萬增至逾200萬，並且隨著共產中國推行集體化政策而繼續增長。相當一部分逃往香港的難民來自上海、寧波、北京和天津，而這些城市當年在商業、教育、藝術和大眾娛樂方面比香港前衛。他們為香港非常傳統的廣東文化引入現代性，而他們也發現，香港的新聞自由和大致開放的文化是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的安全港。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中國人大逃港產生的經濟衝擊大致平息之後，族群混集在香港孕育出獨特的文化產品，例如功夫片。

這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以及香港在英治期間取得的實然自治權，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獲得承認和保護；該聲明界定了香港1997年政權移交的條件和香港此後50年的地位。《中英聯合聲明》要求為香港制定《基本法》，這是香港的準憲法，將「一國兩制」這概念化為法律條文，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但是，「一國兩制」名不副實，是一種公開的計謀。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獲正式承認為一個國家，在聯合國有席位，甚至在安理會有否決權，但它配不上「人民共和國」這名稱。這個國家沒有民主，憲政只是名義上的，而且不保障人權。它試圖建立一個單一中國文化的民族共和國，但這種嘗試已脫離常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說是一個有實質內容的共和國，不如說是一個表達願望的概念：它是中國共產黨推銷的一個政治構想，是一種控制手段和賦予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反而香港有國家的若干特徵。香港有自己的護照、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貨幣儲備、自己的海關制度，以及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些國際機構，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視香港為獨立的成員，與中國並無從屬關係。連北京有時也將香港當成另一個國家：中國大陸有關投資的法律將香港投資者視為外資，中國政府的年度統計也將來自香港的投資視為外資。

文藝復興時期的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是建構現代歐洲國家的基礎，同樣道理，香港現今的準國家狀態最好是理解為通往中華邦聯的過渡狀態。

這構想並非表面看來那麼不切實際。香港是中國歷史上首個藉著與北京締結契約（《基本法》）、得到重大自治權的地方政府。不過，這契約2047年便將屆滿，而香港和中國很快將必須為此後的安排重新談判。香港的經濟活力有賴穩定和可預測的投資環境，而許多按揭和財務安排為期長達30年；也就是說，這些契約的基本變數最遲必須在2017年確定。

北京不會簡單地替《基本法》續期：按照當局的原本構想，50年的期限是一種試驗期。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不能在2047年全面接管香港。近年來，北京半公開、半秘密地日益控制香港的高官、資本、地產、主流傳媒和大學行政機關。但它不能毫無保留地控制香港，因為這會破壞香港的關鍵信譽：法治之下暢順運作的國際金融中心。

北京目前不願授予香港更多民主自由，因為它害怕這會鼓勵香港人有朝一日要求徹底的自主。因此，與其繼續在民主問題上僵持不下，還不如直接處理根本的主權問題，而建立正式的中華邦聯，將能解除北京失去香港的擔憂：中國將不會因為香港獨立而失去這地方。

主權問題解決之後，各方便能比較冷靜地討論中華邦聯各成員適合什麼政治制度。屆時這種辯論涉及的利害將小一些，而香港將有較大的機會得到合適的民主制度。

建立中華邦聯對中國也是好事。它能幫助北京解決香港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台灣問題。而因為邦聯中各成員可以有自己的管治制度，香港邁向民主不代表大陸也必須邁向民主。容許香港按照香港人的意願發展，也有助中國政府維持中國大陸的既有制度。

（陳雲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復興會創辦人；翻譯：Vic）

李怡 - 言論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6日

撐政府、維護公權力、支持執法的言論，與言論自由無關，否則北韓、中共國就是全世界最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了。即使是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意義都是鼓勵人民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廣泛討論，俾能使政府受監督；新聞自由作為第四權，它的主要功能更在於「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最蓬勃的時期，社會沉默大多數未必支持這兩個運動，可能大部份人還是喜歡穩定與繁榮，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趨向一直是批評政府施政、爭取黑人平權和反對介入越戰泥淖深陷；你不能說總統的聲音、支持政府的聲音是言論自由，因為這種言論是施政權力的一部份。

法國《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襲擊，於是人民上街說「我們都是查理」；艾未未、李旺陽受迫害，於是香港人喊出「我們都是艾未未」「我們都是李旺陽」。言論自由一定站在無權者、弱勢的一方。文明社會不會有任何新聞團體參加支持政府言論的所謂「示威」，若有聲音說「我們都是梁振英」，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2010年6月15日

幾個星期以來，港府高層的政制改革宣傳，無事找事，滑稽荒誕。政府明知方案無法說服泛民議員，便轉而遊說市民，以本傷人，賣廣告、鬥大聲，吩咐友好路人列隊呵護和鼓掌，爛戲連場，真難為了民建聯的支持者。

最可笑的，是司長局長代替民政處的庶務員，在商場派傳單，拿咪當街高叫，秘訪民居，一群手握大權的司局級官員，猶如在野派在街頭叫陣。最搞笑的一幕，是特首傚法街頭競選的風格，叫支持者拍掌，蓋過抗議青年的噓聲，並說支持政改方案的人佔大多數。

弱勢者應享較多自由

官員也只是叫喊口號和單方面宣傳，並無與市民交談，更不與異議者對話。遇到民眾高聲抗議，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竟然扮斯文，說辯論不是鬥大聲。有論者看了高官被抗議者弄得抱頭鼠竄而同情政府的處境，譴責示威青年欺「官」太甚的，認為即使反對有理，也應該保持風度，不應亂叫亂罵。

也有哀嘆社民連及其支持者做壞榜樣，令政府中人也照學，以致泥沙俱下，香港政壇一貫的溫柔惇厚，和平理性，一去不返云云。更有人說，特首是用苦肉計，扮演被欺壓的官員，博取市民同情。

假若可以坐而論道，以理服人，甚至以選票定奪，在野者斷不會喧鬧亂來的，大庭廣眾罵人，是情緒勞動，很累人的，在眾多警察的面前辱罵官員和阻攔拉扯，在香港的司法環境下，也有很大的刑法風險。香港在野派的激進作風，是制度迫出來的，假若在野的反對派不如此激烈反應，政府便可用和平理性、民眾共識、諮詢程序、維護市場自由等口實，通過頗多剝奪人民權利和侵犯人民財產的法案。政府在和平理性的形式之下，實踐的是掠奪和壓榨。

跟隨目前政府定下的理性原則，是不合理的，並不能維護正義。

官民雙方，在位與在野，都遵守理性的（rational）程序議事，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或者政府起碼顧全民意而不欺壓弱勢，方可得出合理的（reasonable）結果。倘若政府仗勢欺人，弱勢者是毋須遵守理性程序或和平作風的，否則無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

在位者應要克制權力

良好的政治作風，是得勢者克制權力，並寬容在野者運用若干失禮的抗爭方法。目前的香港政府，是得勢者不克制權力，反而動用一切政府資源宣傳自己，壓迫在野黨，迫害異議者，又要求在野者克己復禮，肅靜迴避，由得政府濫用權力。這種所謂理性，合理嗎？異議者遵從這些理性，抗爭還有前景可言嗎？

當年台灣的民進黨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萬年國會，不惜在議會打鬧，用的自由原則，就是異議者的自由。香港一般人被政府迷惑過久，並不認識這個自由原則。我遊學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生會的行政樓位於一所紅磚老屋，命名羅莎．盧森堡之居（Rosa-Luxemburg-Haus），以紀念德國共產黨的始創人羅莎．盧森堡女士。壁上掛了她的名言：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 （英文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dissenters），「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這是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異議者格言。

自由不止是程序，也是內容與效果。異議者應比當權者享有更寬更廣的自由，而當權者也應有風度，默認此不平等的自由原則。當權者佔有行政機關和宣傳機器，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論述，是故，當權者只有宣傳和對話之權，並不配享有言論自由。

理性是要堅持得到結果

在當權者的授命之下叫囂的「憤青」，領取社團每人二百元使費津貼的示威者，食飽土共海鮮餐之後上街遊行的人，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有些土共叫香港的青年示威者做紅衛兵，可謂荒謬之極。紅衛兵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民間鷹犬，香港的青年示威者，是毫無組織保護和支援的平民百姓。

要名正言順地稱呼香港的抗爭者是紅衞兵，必須中共滅亡，代之以另一發號施令的臨時革命政府。這種願景，大概是很多罵香港青年是紅衞兵的土共朝思暮想的吧？

理性是邏輯辯論，陳述證據，但理性並不止於辯論，而是要達到理性的效果。正義的人不止要與違反公義的人辯論，企圖說服不義之人去惡從善，在當他們冥頑不靈的時候，也要採取必要的抗爭手法，停止奸黨作惡肆虐。

公義的仲裁者不存在的時候，例如在無憲政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正義司法力量無法彰顯的黑暗角落、在無政府的亂世，理性是要由主體（subject）自我實現（self-realize）的，這就是一般人在史書或俠義傳奇讀到的行俠仗義，或者在現代社會見到的公民抗命甚至人民革命。理性不彰，正義摧折，人民有起義以創製憲法之權，重新建立理性與自由的社會。這是很多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

寬忍抗爭，更要監察抗爭

理性不止於遵守文明禮法的規則，也包括要遏止不義與爭取理性的效果。這是香港人必須建立的自由與理性的哲理。

在殖民統治的後期，香港人不須苦心思考這些哲理，因為中英雙方有冷戰權力的恐怖平衡，而港英也克制權力，港英也受到英國議會監察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輿論制衡。

今日香港人必須放棄思想的惰性，思考自由與理性的哲理，並以之制定抗爭者的行事原則與道德。當在位者不尊重理性辯論的結果，甚至逃避理性辯論而發動統治機器愚弄人民，摧折正義的時候，抗爭者是毋須並且是不應依循理性程序的。

我們應該寬忍抗爭者用更為自由的方式抗爭，直至建立一個尊重理性辯論結果和自我克制權力的政府為止。

為了防止抗爭者濫用自由，正義市民更須積極參與，傳媒也要密切監察，彰顯輿論和人民的力量，令抗爭不至於脫離理性，也令不義的政府及早屈服，縮短失禮的時間。

陳雲 - 神龜入海，聚散有時

轉角   am730   2015年4月27日

太平山石龜登上山頂，香港就會陸沉，這是香港家喻戶曉的本土傳說，歷來坊間流傳版本甚多，一九四一年友聯出版社出版的《香港百年》 亦有收入，也許是最古老的版本。

按書中所記，傳說香港的島嶼相連而成一脈，香港島乃龍脈之一點，即龍首。龍身時隱時現，龍現身，所以有香港，但再過若干年，龍會隱身，潛伏水底，到時香港及附近島嶼都會沉沒，香港末日。某日，有道人警告香港之龍有甦動之態，香港末日將至，並指太平山腰有一靈龜，每年向上爬行一米。當靈龜到達山頂之時，就是香港陸沉之日，叫眾人好自為之。

古老傳說，變出兩個版本。一向上爬，一向下爬。靈龜每年向上爬，爬得愈高，香港經濟愈差，到達山頂時，香港經濟就會崩潰。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有傳中共為要保住香港經濟命脈，找來高人破局。先砍去靈龜的頭，再用測量躉壓住龜身。靈龜無首，不再向上爬。然後將之引向海邊，鎖在海岸上，遙望對岸的龜蛋。靈龜鎖岸，就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對岸的龜蛋，就是太空館。太平山靈龜的真身，是山頂盧吉道附近的山邊巨石。以前龜背凸起，龜首向上，有向前爬行之勢。形似龜首的石頭現已不知所終，未知是否和中共破局的傳聞有關。

另一說法是靈龜自山腰一直爬向海邊，每年一寸，當靈龜入海，代表香港氣數已盡。更有說會展新翼就是靈龜登陸，當靈龜游到對岸，帶走九龍的龜蛋，香港就正式完蛋。後來會展擴建，新翼之側多了塊地，靈龜擱淺，不能下海，故此又保多一陣。

香港陸沉是警世傳說、末世預言，提醒都市繁華，總有定數，不能永續，不能久享。面對未知的定數，有人惶惶終日，心有掛礙。有人醉生夢死，追求永恆解脫。有人知道壽命有限，離世在即，便建築大佛寺，卻日日剝削窮人，錙銖必較，分毫必爭。那座佛寺成全了剝削，成為在世的罪孽。即使地球暖化，北極融冰而令香港陸沉，仍有一千幾百年時間。「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做好香港眼前的事，為現世的香港同胞謀一點幸福，總比玩風水、建佛寺來得緊要。繁華終會一筆勾銷，但繁華的時候，香港竟然在調查之中接近全世界最不快樂的地方，繁華又有何用？

龜入大海，後會無期。《轉角》專欄今日了結。以文會友，聚散有時。專欄寫了四年有多，我年事已高，也該休養生息。承蒙讀者過去切磋砥礪，共醉雅事，謹此致謝。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前面有落，小生有禮

三文治   2015年4月1日

《論語》開頭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那個「有朋」的「有」字，就是虛詞，用來開聲或陪襯，後面是「遠方」，前面單寫一個「朋」字不對稱，故此用「有朋」。前句的「學」與「習」，則是單字對單字。由單字相對遞進到雙字相對，讀來琅琅上口。

虛詞在語法學上指無實義，只能做句法結構的工具詞，且不能單獨成句。例如「有」字，是先秦時期所用的虛詞。《尚書．堯典》：「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有」古同「又」，用於整數與餘數之間，顯示附加的數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即是三百六十六日，這是古代的記數法。孔子自述，講到自己十五歲，就說「十有五」：「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日我們一般用簡單的記數法，除非是老氣橫秋，故作驚人，例如說「老夫今年七十有五」之類。

香港的廣東口語保存了一些古文虛詞和古雅用語，是香港寶貴的文化存留。這個古雅的「有」字，在廣東口語保存了，用到如今。請人家指教自己，會講「有何見教」或「有何賜教」，顯示自己謙虛受教之意。香港小巴並無停車定點，只要不是禁止上落車的車路禁區，都可落車。落車前會揚聲呼叫「前面轉彎有落」、「路口有落」、「巴士站有落」之類，示意司機停車。香港人搭小巴，有時願意負責同行朋友的車費，會在朋友下車時，跟司機說「有數」，表示自己稍後會支付兩人的車費，朋友就可以逕自下車。不過現在搭小巴用八達通付費，人人上車「嘟一嘟」，已經沒甚麼機會講「有數」了。至於「有落」，頗多專線小巴（綠色小巴）都有定點落車位，怕開口講「有落」的宅男、毒男都不怕搭小巴了。這些口語中的「有」字，都是古文虛詞。

「有」也是語氣詞，作用是帶出後面的實詞，令語氣溫婉，顯得溫文爾雅。有人到訪公司或家中，請客人入內相見的客套話，是「有請」。《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裡邊道：『有請。』」

「有」也是客氣之敬語。在宴會或活動中，請某某嘉賓上台致辭，會說「有請某某嘉賓上台」。感謝人家勞煩操心，是「有心」。感謝他人代自己做事，有所勞累，客氣話是「有勞」（北方話可講「有勞了」），如《水滸傳．第三十三回》：「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以前人們見面時，會互相時鞠躬、拱手，說「先生有禮」、「公子有禮」、「有幸相會」等。舊日官話的回敬，就是「小生這廂有禮了」、「小女子這廂有禮」。「有禮」原是嫻習禮法之意，往昔用作客氣之敬語。現代人見面則少講「有禮」、「有幸」，只講一聲「Hi」，欠身、點頭、握手全欠奉。

朝代名、族名，也用「有」字帶起，如「有夏」、「有清」、「有唐一代」，這是置於名詞前的詞綴，用作調和音節，如我們寫書法史，可以寫「有唐一代，書家輩出」。古文講究字詞對稱、音調鏗鏘，即使如《韓非子．五蠹》提及苗族，為了襯詞，也加上「有」字：「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

陳雲 - 洋官漢名，平治漢民

三文治   2015年3月24日

古人說：「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傳統華人相信佳名雅號可以令人事事順利，一生好運，因此取名講究意思吉利，字形美觀，音調協和，避免不雅諧音，免遭好事之徒取笑。例如以前某粵語片新馬師曾飾演紈絝子弟蕭懷雅，其名慕古，豈料名字聽入鄉村阿婆耳中，變成燒壞瓦，即是在瓦窰燒瓦片的時候將一窰瓦片都燒壞了，極不吉利。

華夏雅言，遍及西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很多香港總督都有漢化的中文名字，主要由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一九九六年改組為法定語文事務署）和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公署等官方機構負責構思。譯名以粵語為準，詞義務求雅馴，故亦可以視為廣東雅言。

早期的英國官員和總督，不大接觸華人，除非本人精通漢文（如金文泰總督），否則一般譯名從便，但也有滿洲貴族的漢名風格，例如德輔、彌敦、卜力、寶靈、盧吉等。戰後港府銳意親民，漢名就精雕細琢，古意盎然。不論是套入滿洲王公大臣之名，還是用漢人士族之名，都可見英國政府刻意模仿華人王朝之風，便利統治。

總督之漢文譯名，以金文泰最為雅馴，也最為淺白；戴麟趾最瑰麗，也最艱深；楊慕琦最似君子；柏立基、羅富國、麥理浩似前清華人進士；彭定康最為家常。譯名受到原名限制，例如Sir　Edward　Youde，即使他本人精通漢文，也只能譯為尤德。

戰後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是英國人，我知道的，他當香港總督的時候，正是我的童年。然而，我要到二十幾歲才知道金文泰是英國人。在電視的校際問答比賽，聽到金文泰中學的名字，還以為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是華籍的善長仁翁，而不知道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總督，任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那時孫中山北伐的年代。

金文泰名如其人，精通中文。泰有順適如意、命運亨通之意。泰也是《易經》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坤上，乃天地交而二氣通之象，吉也。德輔二字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行為符合道德，可出明君。貝璐和楊慕琦都是取名於美玉。羅富國，寓意民富國強，富國安民 。戴麟趾出自《詩經‧周南》，有後代良善興盛之意。「麟之趾」篇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關睢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周文王子孫繁衍，後人用麟趾呈祥來恭賀人家添丁。

也有港督因名字犯諱而要正名的。衛奕信出任港督之前，被派往香港大學修習中文，中文名魏德巍，獲老師贈對聯「德者當以道為本，巍峻應有穩定基」。任命為港督後，有人認為魏和巍二字，諧音「偽」和「危」，字裏藏鬼，乃「雙鬼拍門」，巍字更是山下千八女鬼，大不吉利，因此上任前改名衛奕信，取「保衛」、「信任」和「神采奕奕」之意。改名一事由香港和倫敦同時宣佈，可見殖民政府鄭重其事。 　當年衛奕信總督改名之事，乃殖民地一時佳話。

陳雲 - 拜文昌，尊師道

轉角   am730   2015年03月16日

夏曆二月三日是文昌帝君寶誕(今年西曆三月二十二日)。傳說文昌帝君名張亞子，遷居於四川梓潼縣，當地人敬其品德，建廟祭祀，成為梓潼神。元代加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後稱「文昌帝君」，掌管文運、功名、仕途、祿籍。

孔子是聖人，但不是神道。昔日的書院、私塾懸掛孔聖人行教圖，設神位崇祀文昌帝君，世家大族建文昌塔，以保佑族人考取功名。屏山鄧氏興建的文昌塔聚星樓，矗立位置昔日是屏山河口，臨水而建，以塔為筆，以水為墨，承接青山的地理，可興功名，中科舉。屏山鄧氏在明、清兩代功名顯達。可惜風水也有期限，後來政府開闢天水圍新市鎮，堵截屏山河，填封池塘，河水乾涸，變成現在有筆無墨的敗局。

近年香港復興學童拜文昌的習俗。在文昌誕或開學前，父母帶孩子去供奉文昌帝君的廟宇，供品、毛筆、書本放在壇前，上香向神靈祈願。供品有蔥、芹菜、竹筍，寓意聰明、勤學和順利，黃色生果寓意金榜題名，糕和粽諧音高中。用紅紙包裹祭祀蔬菜一圈，寓意吉利和尊敬。拜祭後蔬菜拿回家煮食，討個意頭。至於不可和雞蛋或圓形的食物同吃，以免考得零分，是後來添加的禁忌。

有廟宇在文昌誕日舉行開筆古禮。以四枝新毛筆參拜文昌帝君，然後由學生用毛筆寫上學業進步、進德修業之類的祝願。善信也可以用毛筆在香爐上順時針方向繞三圈，溫火開光。在家中開筆的，可向流年文昌星飛臨的方位，擺放祭品、毛筆，點燃香火，向神靈祈願。

道教勸善典籍《文昌帝君陰騭文》記文昌帝君訓誡士子「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騭粵音「質」，默默布施，不予人知，叫做陰騭，也作陰德。拜文昌，祈求孩子通文墨，長見識，當然是好。但仍不及接通神明，心存善念，點滴善緣，積成大德，上感蒼天，下修自身。此所謂天人之教。接通天地之仁心，才可以承受父母師長之教，這是神道設教的道理。

祭祀文昌是借神道來尊文教、尊師道。父母送孩子入學之前，稟告文昌帝君，之後帶孩子往私塾拜師，將孩子交到老師手上，然後離校，一切拜託。不像現在家長，要提心吊膽，提防學校教了甚麼毒害兒童的內容，也要時刻檢查老師是否虧待孩子；有些嫌棄老師給的功課不夠繁重，有些慨嘆孩子功課連家長都不會做。沒有拜師禮的年代，天下無信，就是這樣。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立春憶舊，日新又新

轉角   am730   2015年02月09日

今年立春，是二月四日，上午十一點五十八分開始，即為乙未年戊寅月辛亥日，羊年至。農諺云：「立春落雨透清明」、「雷不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立春日，香港也無風雨也無雷，今年正是好時年。

《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立春，就是春天開始，生機湧現，乃二十四節氣之首，客家人稱立春為「高春」，以示尊重。「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依次而數，單為「節氣」，簡稱「節」，多在月初；雙為「中氣」，簡稱「氣」，多在月中，合稱「節氣」。地球繞日而轉，一年三百六十度，古人將之分為二十四份，每份十五度，即一個節氣。節氣日子每年不同，是因為十五天的循環，實際會有幾小時的差異。每年陽曆二月四日或五日，太陽到達黃經三百一十五度，就是立春之日。夏曆是陰陽合曆，立春是按照陽曆計算的。

迎春接福，朝廷民間各有習俗。《禮記‧月令》記載，王朝時代，立春之日，天子會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於東郊，為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祈福；返朝後，會犒賞大臣，並命令宰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宋代，立春前一天，會把泥土做的春牛抬進宮殿，給皇帝御覽；立春日早上，宰臣以下入朝稱賀，近臣內官用五色絲杖鞭牛，謂之「鞭春」。清代則有「拜春」之禮：「立春日為春朝，士庶交相慶賀，謂之『拜春』。粉為丸，祀神供先，其儀亞於歲朝，埒於冬至。」(清顧祿《清嘉錄‧拜春》)

往昔農戶會從田園將耕牛接回家中，給予一餐熱穀麩，酬謝平日食草的耕牛，也令牠來年勤力。此外，是食春菜、雞蛋。《四時寶鏡》記載：「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菜盤』。」食春菜、春餅，謂之「咬春」。春菜，是蘿蔔、芹菜之類的耐寒冬季蔬菜，象徵長青。春餅，又稱荷葉餅，是燙麵薄餅，大如團扇，小如碗碟，包裹肉絲和蔬菜，捲成筒狀，從頭食到尾，寓意「有頭有尾」。早餐可食一枚水煮雞蛋，雞蛋俗稱雞春，象徵長春不老。

今年立春，在書房貼了兩款出自周朝經典《易經》的揮春：進德修業，革故鼎新，用以勉勵自己，自強不息，日新又新。傳統風俗，貫通天人關係、家庭倫理和風土飲食。傳承舊俗，是恢復天人感應，守護精致生活，使人不致丟失本性。貼揮春、食春菜、食雞蛋，是今日仍可以做的風俗。復興舊俗，享受人生，今年看了，明年就做。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馮睎乾 - 「國師」的common sense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5日

陳雲最近在專欄說：「香港社會一直翻譯英文的common sense做『常識』，是誤導的翻譯，常識是common knowledge，不是common sense！」他認為正確譯法是「常理、公道」。陳先生是大學中文教授，著有《執正中文》，於大眾可算中文權威，然而以上幾句已經有三個錯。首先，「常識」不是「香港社會」的翻譯，是通行譯法，大概是日語外來詞。第二，「識」可解「知識」，但不限於此。《說文》：「識，常也。一曰知也。」段玉裁注：「常當為意，草書常意相似。意者，志也。志者，心所之也。心之所存謂之意。」用現代說法，「識」是人的意識活動及其內容。這定義雖比「知識」寬，還未夠完備。劉知幾說「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這裏「識」就指良好的判斷、理解和眼界。陳雲將「常識」局限於知識，顯然對「識」字欠缺常識，且簡化「識」的涵義來批評「常識」這譯法，也犯了「稻草人謬誤」。

那麼common sense僅譯為「常理、公道」又對嗎？陳雲彷彿追本溯源地說：「英文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德文用語較為嚴謹或冗贅，是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達的人情事理。」拉丁文德文在港不是常識，用來掉書袋頗能壓場，但我湊巧是拉丁希臘文業餘教師，德語也略識之無，不妨插兩句嘴。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是希臘文koine aisthesis或koinos nous的翻譯，前者阿里士多德專用來描述「五官經驗的綜合能力」，後者指「人所共有的理智」。我們說的common sense當然是後者。由希臘文譯來的sensus communis有至少三個用法。第一泛指「理智」，如斐德羅（Phaedrus）在寓言詩寫道，狐狸看見一副悲劇面具，發現它很美，卻沒有腦，寓意是命運給予一些人名聲地位，卻「奪去他們的理智」（sensum communem abstulit）。第二是指「社群意識」或「交際常識」。第三指「大眾意見」，回譯為希臘文則是endoxa。不難發現，第二、三個用法已偏離了希臘文原義。照陳雲的邏輯，sensus communis大概也屬「誤導的翻譯」。那德文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又是什麼呢？直譯就是「健全的理智」。舉一個較有趣的例：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用過這個詞，批評數百年來的「常識」（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和道德都跟君主制相協而非相悖。換言之，「常識」於馬克思是維穩工具。

可見「常識」一詞由古希臘輪迴過來，可褒可貶，既指知識，也指理性（法語bon sens由笛卡兒開始已偏重此義），更可指公論，涵義隨文理變化，民日用而不知。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說，讀書就是為了知道things hid and barr'd from common sense（朱生豪譯作：我們常識所不能窺察的事情）。網上號稱國師的陳雲常叫批評他的人「落地獄」，我不恐懼，只想誠心勸他多讀書，不要淪為一副悲劇面具就好了。

陳雲 - 鑑貌辨色，互為因果

轉角   am730   2015年01月05日

今日選舉議員與元首，看社會名聲與儀表談吐。往昔漢朝選舉官員，也看鄉議、郡望與儀表，然則負責看的不是平民，而是太守，即是地方首長。太守舉薦之後，由朝廷考試。太守也要擔保人才賢良，否則要受處分。這是隋唐科舉之前選任官員之法。

東漢末年，流民遍野，戶籍散亂，鄉議不全，朝廷又在用人之際，鑒別人物成為一時風氣。漢末許劭好品評人物，每月初一之日，品評人物，稱為「月旦評」。許劭評曹操「子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也」，成為一時佳話，也是一語成讖。又評孔融「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漢魏之際，劉邵著《人物志》，詳列鑒別人物之理與法。《人物志．九徵》云：「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此乃陰陽五行用於相學之初。

相術始於漢代，後來分開兩途，一曰文士派，二曰江湖派。文士派承襲古人識鑒之法，近代以曾國藩《冰鑑》為集大成。江湖派就是宋之麻衣相法，明之柳莊相法。

合股從商、取錄學生、招攬人才，乃至嫁娶兒女，都須面見，觀人說話是否有條不紊，前文後理是否一致；態度是否老成；應對之心是機巧還是詭詐。曾國藩相術口訣：「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言語中。」「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相人，鑑其「言」行舉止，是言先行；可見相人最重要的，「全在言語中」。《冰鑑》與其說是相學，不如說是用人之術。

士大夫縱橫天下，閱人無數，也有失手之處。即使賢良如孔子，也錯識學生。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荀子．非相》說，禹跛腳難行，湯半身偏枯，夏桀、殷紂兩位暴君，卻身高貌美，可見觀人之貌，不如觀人之行。然而，世間就是以貌取人，即使今日服務業社會、科技社會，男子追求身高體健，女子不求生育，卻要豐乳肥臀。面相、體相與內在機能無關，頭大未必腦大，腦大未必明智，不過大家面對陌生人，無可依靠，只能鑑貌辨色，才令到江湖術士，有口飯吃。相術失準，便說句「十清一濁」、美中不足之類，胡混過去。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香港社會一直譯錯 Common Sense

三文治   2014年12月23日

香港社會的大問題，是缺乏common sense（常理、公道），甚至連這個英文詞也一直錯誤翻譯為「常識」。一個族群的common sense，是代代相傳的處事之道，一旦傳承斷裂，或上一代的人思想中毒，社會的common sense就會消失。例如老一輩香港人中了民國與中共的「中國情花毒」（中國的國家主義）、中年香港人中了泛民和教會的「和理非非」毒。在英國殖民官走了之後，香港的老年華人和中年華人掌握了社會權力，年輕一代就被犧牲了。

英文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德文用語較為嚴謹或冗贅，是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達的人情事理。華夏在漢代以來，有兩千年大帝國歷史，非常之有common sense，故此中文的common sense是「人之常情」，簡稱「常理」、「公道」，或民間口語的「講一下道理」、「評一下道理」的「道理」，都是指common sense。香港社會一直翻譯英文的common sense做「常識」，是誤導的翻譯，常識是common knowledge，不是common sense！中文的情、理有別，卻是互通的，日常用語有所謂人情道理、道理人情，情中有理，理中有情。Common sense的sense是道、理、情，但不是知識或意識！

勤力讀書，研究院進修，並不能增加你的common sense；讀書不得其法，反而遠離common sense，好似某些泛民、左膠、耶穌教會狂徒。常理也不一定是源自公義判斷或社會正義，公義需要道德推斷的，常理只是人之常情。例如一個國家或地區，接收外來移民或旅客，總有一個限度，這不需要公義的推斷，只是人之常情。學者用公義去推斷常理，例如考慮移民政策的時候，過分用包容弱勢、救助共產暴政的犧牲者為正義推斷，反而容易令社會遠離常理。

判別正義與常理，需要一個哲學家。《呂氏春秋．察微篇》有一段記述孔子與弟子的社會正義辯論。魯國有一條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見到同胞遭遇不幸，淪落為奴隸，只要能夠把這些人贖回來，令國人恢復自由身，就可以從國庫獲得金錢補償和獎勵。孔子的學生子貢，把魯國人從外國贖回來，但認為是義之所在，自己也不缺錢用，於是不向國庫領取金錢。孔子教訓子貢「賜（端木賜，即子貢），你錯了！聖人做的事，可用來改變民風世俗，教導可以傳授給百姓，不僅僅是有利於自己的行為。現在魯國富的人少，窮的多，向國家領取補償金，對你沒有任何損失；但不領取補償金，魯國往後就沒有人再去贖回自己遇難的國人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謝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興地說：「魯國人從此一定會勇於救落水者了。」這是講理的一方面。

孔子另一個著名故事，是講情的一方面。《論語．子路》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攘是輕微的盜竊。「直躬者」，「直」是「行為正直的人」的意思，「躬」是「躬行」的意思。（一說「直躬者」是「正直的，名叫躬的人」）。葉公認為，正直的人是守法的，父親偷羊，兒子會依照國法，指證父親。孔子認為自己家鄉（鄉黨）的正直很不同，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這樣才是正直的人。孔子不是說國人不該服從國法，而是說人倫的自然理性高於國家的正義理性。孔子想講的是人的情理，如果某個社會高舉父子的人倫不及國法，那麼國家就超越家庭，社會遭受政治獨裁，個人失去家族庇蔭，社會以理殺人。當然，現代法律的做法是不鼓吹父子互相舉報，法庭也不輕易接受家庭成員之間的舉證，避過法理與人倫的鬥爭。

英文的Common sense源自英國社會的理性與人情，可惜這樣重要的翻譯都一直弄錯了！說來真令人感慨。我和同事正在編輯的《經典啟蒙讀本（二集）》，裡面有民間智慧格言集，例如《增廣賢文》，我會寫一段序言介紹，目的就是補回香港社會的常理與人情。


Vic：非常有意思的觀點。

英文字典一般如何解釋common sense，可看：http://www.onelook.com/?w=common+sense&ls=a

維基百科的英文解釋：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on_sense

陳雲 - 術數與直覺力

am730   轉角   2014年12月15日

直立是頂天立地。這成語的重點在頂天，不在立地。立地是理所當然的，難道你可以離地？好多生物都是立地，用四個、六個、八個支撐點落在地上或浮在水上，軀幹與活動的平面成一水平線，走動的時候就在水平線上波動而行。這是蟲的行進方式。於人類看來，這是可憐的境況。

人類的能力來自直立，直立行走，每一步都是向前跌倒及向後退回的緊張平衡，需要更靈巧的肌肉控制及神經系統。直立令脊骨受苦，但令人類因而釋放了一雙製作工具的手，而且可以有三個維度的視力，可以長時間及全角度抬頭看天，可以思考如何從天那裡取得能力。這是知識的來源。

知識除了來自觀察和經驗，也來自直覺。例如直覺某處即將有危險，山崩、洪水、猛獸，或直覺某個族人不可靠，笑裡藏刀，下一步就用弓箭射我，推我落懸崖。更遠的直覺，是今年大旱，穀物失收，或者部落將受到襲擊而滅族，男的被殺，女的被俘。或者直覺自己今年的運氣差，不如去遠行，看看投靠親戚的部落能否轉運。

直覺就是一下子跳到結論，jump to conclusion。於是人類有占卜。占卜其實就是將直覺得到的結論，重新演算，用模糊的符號(象徵物)來代表，用數字序列來推算演變的過程。用黃道十二宮、八八六十四卦、十二天干與十地支，排列來算。期間訴諸神靈，也有脫離神靈的。但神靈的膜拜和祈禱過程，也只不過是緩解這個從直覺跳到結論的凶險。一句話，取得時間，buy time，新的消息來了，再作判斷。事緩則圓，占卜的人，一般做事不衝動。

直接接觸神靈的人，得到神諭，滿懷自信，是不占卜的。他們是先知、英雄或天子。那些有點靈感，但模模糊糊，半信半疑，卻又無法接觸神靈的人，例如巫師、術士，才去占卜。他們有時為自己占卜，有時為別人占卜。為別人占卜的時候，術士的「神」就是那個付錢的客人，因為客人會告訴身世，確定術士的判斷。

華夏的術數，為何用陰陽五行的分類、天干地支的序號及「氣」這個好似無所不包的詞？這些就是將直覺力用符號象徵、數字推理。用「氣」這個模糊詞，就是安頓好直覺。

現今的江湖術士、新紀元之類，將氣變成能量、磁場、電波之類的現代科學觀念，可以量度的精確觀念，就是不明白術數是甚麼。不明白都可以謀生嗎？可以的。你幾時見得炒股炒樓的人明白股票是甚麼，土地價值是甚麼？明白了，你就好似先知或天子一樣，不夠膽用天下蒼生來做買賣。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回塘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四)

2010年5月21日

人會回塘，語言也會回塘。人回塘是智力倒退，語言回塘，是思想簡化。回塘乃民間俗語，難於考據。此語廣府話及客家話皆有，一說是「回堂」，老人癡呆，家人不敢任其外出，只能留在堂內，與兒孫一道玩樂，返老還童，謂之「老回堂」，亦稱「老懵懂」。另一說是「回塘」，乃養魚戶之言。魚苗與大魚，各有魚塘隔開，以免大魚食細魚，魚苗過大塘之後，便可餵大魚飼料，所謂「魚不過塘不肥」。也有魚苗過了大塘，食豐富飼料，依然養不大，要退回小魚塘的。養魚戶笑稱「回塘」。

中文是早熟語言

然則，回塘只是嘲笑之語，幾條魚苗過塘之後養不大，夾在大魚之中，養魚者怎會發現？即使發現了，撈回魚苗塘又有何用？考證民間俗語，到頭來，「得啖笑」而已。

考證文雅語言，卻是哭笑不得。父輩哲睿，子孫不堪重擔，於是多有頑劣反叛，放浪形骸者。文字早熟，子孫也會衰頹。中國在先秦兩漢已有璀璨文字，見諸典籍，令後世汗顏，不肖者只好視而不見，以夷為師。近世中文之零落，大抵可作如是觀之。英文在進化期間，丟失很多中古英語的格式語法，比起德文法文，英文易學，然而論到語法簡單，依然不及中文，中文是世上進化得最徹底的語言，幾乎可以說是早熟型的超級語文。早在漢代，中文已擺脫多音節語詞及形式語法的趨向，脫去很多格式語法的限制。擺脫格式語法限制之後，漢字隨之定型，開展出其他替代的功能來，令表達力更為強盛。也由於語法與字形配合，只須認得字義，即使是先秦兩漢的文章，毋須太多註譯，一看便懂。

中學會考，慘被取代

例如中文沒了眾數（plural number）的s，便用實詞代替眾數，英文的國家country變為countries，中文不一定是「眾多國家」或者「國家們」，而是平義的各國、諸國，有蔑視意味的、不瞄一眼的萬國、萬邦（如唐代的萬邦來朝），有警惕意味的、歷歷在目的列國、甚至列強（如晚清時期的列國入侵）。同樣，中文沒了被動式（passive voice），不一定凡事都說「被」（be），而是有幸福意味的蒙、獲，中性的由、受、告、見，意味不幸的被、挨（捱）、遭、罹等。

可惜，今日的中文，返回蒙昧原始了。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坐西鐵往屯門，車廂播出港府教育局宣傳，說「原有的中學會考將會被新高中文憑試取代」，再說新的高中文憑試多好多好，之前卻用了個「被」字，出爾反爾，言不由衷，彷彿官府要為末代中學會考之廢除而鳴冤叫屈。中性的講法，書寫或口語，都可以用「原有的中學會考將由新高中文憑試取代」。那個「由」字，於教育局諸君，也許太古老了，怎不及一個「被」字時髦？

仿效英文，中文返古

西風東漸，五四時代之後，中國文人提倡用西洋語法來規範白話中文，以致引入許多源自英文的語法虛詞。今日，中文變化多端的虛詞，被西化的語法虛詞取代了，國人不說列國、各國，而說眾多國家，甚至國家們；不說「香港有購物天堂之稱譽」，而說「香港被稱為購物天堂」。中文「返古」了，某些形式語法的功能恢復過來，變成英文在中國的A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迅速展開識字教育及知識啟蒙，也方便傳遞西洋學問，文人提倡「我手寫我口」，然則見諸文字，其實是「以中國之手，寫西洋之口」。如北方口語「我期待着」、「你有着不一樣的經驗」、「這意味着」、「你照着辦」，並非與英文的-ing等同，「着」字是虛詞，也有些實意，化為書面文字，有的要保留，有的要轉化，並不一定都要寫「着」。真的要寫事態進行，也不一定要用「着」字，可以用語態副詞此刻、之際、正在、刻在等等，代替機械的、來自-ing的西化詞「着」。

又如那個副詞「地」字，是來自英文的副詞尾綴-ly。北方口語「你要好好的做人」，明清白話小說會寫為「你要好好的做人」。「的」與「地」，都讀輕聲的di，表示商量的、減去權威的語氣襯詞而已，並無實義。書面寫為「你要好好做人」，損失的只是語氣，意思無損。白話文運動之後，便硬性規定將此語氣詞變為副詞尾綴的「地」字，「好好地」的那個「地」字，擺脫不得，中文成了英文的A貨了。

最近在中文系當老師，有位內地來港修課的學生，品評香港報紙專欄的「三及第」文章，獻上一句：「倪匡的專欄文字往往不按常規地出牌」，不禁莞爾。句如長蛇，西而不化，又囿於流俗比喻（「不按牌理出牌」）。化為中文，自是從容：「倪匡行文，不依定則，常有出格之語」。

同理，中文的「是」，也不是英文的is。我不願意，我是不願意，我是不願意的。三句意思相同，語氣不同。「是」乃語氣詞，並非語法詞。

廢了動詞思考力

內地天災頻仍，義工回港之後，報紙便充斥「分享災難經歷」之語。分有分享、分擔、分攤，述有講述、憶述、述說，這些都顧不上了，只是將share的動詞漢化，固定為「分享」。原本分享的構詞重心在「享」而不在「分」，西化之後，重心在「分」，享字無義，於是好事壞事都可以「分」了。英文廢了中文動詞的武功。反之，在market share一類的名詞，報紙仍懂得分辨，是「市場佔有」，而非「市場分享」。動詞廢武功，只留名詞辨識力，是近年中文的大病患。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四

陳雲 - 非物質 (香港文字學．三十二)

2010年2月19日

過年燒炮仗，舞獅子舞麒麟，小孩穿紅着綠討利市，大人祭祀拜年說恭喜，往日的大人先生，叫依循舊俗，謙稱未能免俗，今日的學術潮語，稱之為「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出一分力」了。月前的「反高鐵」運動，除了造就「八十後」與「激青」的標籤，還造就了「非物質」一詞。何解英文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無形的文化傳承），翻譯中文之後，竟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聰明笨伯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道德經》曰：「返者，道之動也」。復古更化，返本開新，乃中國古人面對新事物的態度，西方人面對新鮮事物或名詞，也是返回希臘羅馬與希伯萊的老傳統去思索的。高中的物理學，至今念念不忘。月前在報章讀到「非物質」及「後物質」，初看還以為是粒子物理學的名詞，類似物質（matter）、反物質（anti-matter）的衍生詞。後物質價值，返譯英文，回敬洋人，就是non-material value，有同義反覆（tautology）之感。個人價值或精神追求、心靈嚮往，就是超乎物質的。超乎物質，何不說「超物質」，而要說「非物質」呢？

英文的intangible，乃觸摸不到的事，無形無相之事，《易經．繫辭上傳》泛稱之為「道」：「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看不見的、聽不到的、摸不着的，《道德經》各有專門名詞論述：「視而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某些中國學者面對西文或西學，卻是詞窮理屈，往往以直譯、音譯或曲譯了事。也許政府懼怕「無形文化遺產」一詞哲理過甚，使民眾想入非非，忽而民智大開，便用偽科學意味的「非物質」來曲譯了。彼等以為，「物質」容易明白，「非物質」便可解也。彼等不知，形容詞一般可以對稱，名詞則往往有非對稱（asymmetric）的現象。例如，合乎人道的生活，形容詞叫人道的（human）生活環境，不合乎人道的生活環境，叫「非人生活」（non-human living condition），這是互相對稱，各自可解的。然而「生命」可解，「非生命」則不可解。「死亡」確實可知，可以由醫生開具證明，然則「非死亡」是何物，天曉得了。不死（non-death）是否就是永生（ever living），容顏不老是否青春常駐，這不是宗教或美容的命題，而是語言迷霧。

物質有先後乎？

說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起碼有個先後次序，差可望文生義。資本主義社會崇尚生產力與企業精神，大量生產的商品，滿足物質需求，加上政府的福利保障，人有閑心追求更高層次的文化需求或心靈滿足，例如個體自由發展、生活方式的選擇多元化、社會寬容、社群共融等等。所謂「後物質主義」，是由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家朗奴．英高赫德（Ronald Inglehart）《寧靜革命——西方民眾的價值變遷與政治風格》（一九七七）一書提出 。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 values）之興起，英高赫德提出兩個假設：「稀缺」（scarcity）與「社化」。物質有所匱乏，面對稀缺，人會先去追求物欲滿足，但人的基本價值觀亦會受到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初期的生活背景與歷史經驗所左右，在仁義與物欲之間不斷反覆，至成年前期以後，經歷長期的社會化過程（「社化」），核心價值觀念方始建立。踏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富裕，福利充裕，此時成長的兒童受到自由、平等、選擇多元及品味鑒賞的教育影響，長大之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己希冀美好的生活環境和文化享受，也寄望別人可以保有其美善生活。即使不幸是在職貧窮的「月光族」 ，囊橐無餘，也寄望別人可以安居樂業，特別是在鄉郊和舊區生活的貧民，可以享有目前僅存的生活資源，不致被政府或地產商用發展經濟的借口所侵吞。

心物不二

英高赫德的後物質論繼承自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階層論」（Need Hierarchy Theory），認為諸種需求有其次序與高低之分，滿足了低層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之後，人始會追求較高層次的美藝、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然則，這些都是成長理論之假設而已。如同管仲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只是法家之言，並非至理。吾國繁榮之後，正是倉廩實而鄙禮義，衣食足而寡廉恥。衣食足夠與否，覺悟的人都是知榮辱的；不覺悟的人，衣食愈足，愈不知廉恥，反而驕奢淫逸，無惡不作。 物質愈豐裕，覺悟的人享有餘裕，實踐更多的精神需求；物質不足，覺悟的人也可自得其樂。物質空乏，身陷險境，覺悟的人也不會向俗世或強權屈服，反而會以身殉道，孔子最愛惜的兩位弟子，顏回和子路，就是以身殉道的。

道德覺醒，不分貧富。真正享受物質生活者，「一簞食，一瓢飲」，也自得其樂。不懂得享受生活，美酒佳餚，一樣食不知味。心靈寄託與物質享受，乃一體之兩面，不必強行分拆，區別先後。港府某些蠶蟲師爺，以為用物質誘惑或世俗娛樂便可將青年抗爭者拉回所謂主流社會，支持所謂經濟發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解說為何新的一代會有精神需求，會將精神需求宣之於口、付諸行動，只能說香港很多人已經參悟物欲，有了精神覺醒，也可喜可賀也。古今聖賢，摩頂放踵，遊走天下，有教無類，不就是為了培養靈性覺醒的下一代麼？

翻譯與文化歧視

「非物質」價值，消滅了精神。「精神價值」是見得人的堂皇之詞，吾人毋須諱言，用「非物質」來遮掩。將追求美善的精神價值放上政治抗爭的議程，並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搶佔道德高地」。精神價值，心靈安樂，是出得大庭廣眾的政治議題。翻譯往往包藏禍心，有文化歧視，聯合國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當中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國人應該堂堂正正將之翻譯為「無形文化傳承」或「無形文化遺產」。連西人都可以接受intangible這個字的懸念，難道中國人就天生低智兼賤格、物質主義到底，不敢碰觸無形之事麼？

香港文字學．三十二

陳雲 - 熊抱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

2010年1月21日

熊出沒注意。 北極熊在氣候暖化之下，數目急劇下降；香港的熊卻愈來愈多，身型愈長愈大，而且善解上意，支持社會和諧，還可以在東亞運動會擁抱劉翔。東亞運動會無聲落幕，除了浪費公帑和苛待運動員之外，還留下一篇主辦公司的曠世新聞稿，由港府代發，證明港官唯上是視，奴性十足焉。

劃時代新聞稿

東亞運動會（香港）有限公司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發出新聞稿，標題是「劉翔穩操勝券衛冕成功」，標題寫劉翔「穩操勝券」卻又「衞冕」，重複累贅，偏愛之心，唯恐不及。內文更是如詩如畫，猶如文學頌歌，撰稿人彷彿是劉翔的代言人，絲毫不像是官方新聞稿。本文乃港府文風衰變之標誌，值得全文引述，再行評論：

「他眼中流露出鋼鐵般的堅定意志，緊盯着一百一十米終點。

他踏上喜歡的三號線道，拉鬆繃緊的肌肉、左右轉動頸部、活動身體，整裝待發。

他無視兩旁的選手，擴音系統響起，聽到劉翔的名字時，即報以微笑和揮手。

劉翔接着從起跑器做出最後的練習動作……一切準備就緒。

此刻，他進入自己的世界。將軍澳運動場的看台座無虛席，各人屏息以待。場外四周的高樓大廈，家家戶戶的窗前站着熱情的擁護者，默默守候，捕捉偶像的身影。

遠處熙來攘往的交通，也無法分散他的注意力。突然間，廣播聲音響起……

他立刻就位，如箭在弦……

一如最近的戰況，劉翔起步時便已領先。他如常拔起強而有力的左腿跨過欄架，拚力前衝，從第一個欄架起已遙遙領先。他不敢鬆懈，像一頭獵豹繼續狂奔，直至跨過第十個欄架才收步。

劉翔輕鬆地跑到終點，以13.66秒首名衝線，為明年多項重要賽事及倫敦奧運作出一場成功的預演。

欄王綻放笑容，接受觀眾的雷動掌聲及熱烈歡呼。四周環抱的高樓大廈猶如熊抱這位中國體壇巨星，高舉雙手向他喝采致敬。

對他來說，這次勝仗可謂意義重大，證明了他已康復過來，走出他在北京奧運的夢魘。

一如既往，他向在場觀眾致意，盤算着未來路向。明年他將出戰更多賽事，但他瞄準的目標是倫敦奧運，證明自己已走出陰霾，在田徑壇稱雄爭霸。」
公然踐踏fairplay精神

上述新聞稿，除了肉麻骨痹，也是侮辱主辦城市的人格。競技精神，首重fairplay，港府成立公司主辦東亞運動會，必須公平對待各地代表，新聞稿猶如粉絲頌歌，港府豈能代為發布？即使這是大陸傳媒文體的歪風，香港也須敬謝不敏，不應任其侮辱香港的。港府如此作為，可謂奴顏婢膝，不知自愛。

通篇浮詞濫語，除了首名衝線和全程紀錄13.66秒之外，其餘全屬臆測，毫無資訊價值，若該稿由中國或香港的田徑總會發出，則情有可原；由主辦當局發出，只提中國代表劉翔，其他與會者隻字不提，就未免目中無人了。修辭以誇飾為主，比喻為次。誇飾多是用同義複詞，例如「鋼鐵般的堅定意志」，又鋼鐵又堅定，「不敢鬆懈」又「繼續狂奔」。「雷動掌聲」及「熱烈歡呼」是一對同義複詞，結尾的「稱雄爭霸」又是一對。

眼見他樓塌了

劉翔如「一頭獵豹繼續狂奔」，獵豹是合適的比喻，但「繼續」則是虛詞，應該刪去。「欄王」抵達終點之後，綻放笑容，「四周環抱的高樓大廈猶如熊抱這位中國體壇巨星，高舉雙手向他喝采致敬」，誇張之外，也十分恐怖。運動場的所在地將軍澳確有高樓大廈，然而卻是千篇一律，不見有什麼熱情風格，可以將之擬人化。至於高樓大廈環抱賽跑英雄，又可高舉雙手向他致敬，不知是自作多情，還是受到日出康城（Lohas Park）的樓盤廣告影響了。

香港的樓市確是食人的熊，但高樓什麼時候會抱人呢？不就是塌下來的時候了。「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紅樓夢》的土樓可以隨歲月而塌倒，香港的堅固高樓要塌下，用身軀熊抱人，恐怕是難見的地震，土崩瓦解了。大陸人為了讚譽領袖或領袖嘉許的國家英雄，顧不得友邦顏面，顧不得死人塌樓，這是共產中國的優良傳統了。

折辱友邦

十二月十二日的新聞稿，標題是「劉翔以十三秒六六『征服』全港」，也是溢美之詞，還有不少征戰的火藥味：「中國欄王劉翔昨日在男子一百一十米跨欄摘冠，表現出色，盡顯王者風範，令人不禁想起兩千年前凱撒大帝領軍時的豪言壯語——『vene vidi vici』，意謂：『我來、我見、我征服』。」

金融海嘯之後，處於成熟經濟階段的西方國家陷入衰退，中國恰好仍在經濟成長期，猛增的經濟總量，使中共不再在揶揄和撩弄之下忍辱，而是露出憤怒與高傲。我在二○○○年五月九日於本報文化版撰文 ，指出中國大陸正走向納粹主義。瀰漫大陸人民心內的九大元素：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衝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畢業青年就業困難。這九大因素就是納粹德國成長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現在可在中國大陸看見其發機。中文譯為納粹主義的，原名「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簡稱Nazi，是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極致。以目前中共的經濟性質和國家意識形態而言，已經進入「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社會主義」相信民族實力，相信國家權威，不相信普世公義。

納粹主義最愛借助體育競技，揚威耀武。二○○八年的北京奧運，納粹中國初試啼聲，東亞運動會的新聞稿，益加盛氣凌人。中共不再是跌跌撞撞的熊貓出場，而是真正的野熊現身。難怪近來國際社會都要「熊出沒注意」了。

納粹黨之下，男人是雄偉的，女人則是母性的。至於郭晶晶，描寫得有氣魄但嬌柔內斂：「跳水動作變化多端，稍一不慎，入水時便水花四濺，但這意外閃失甚少發生在跳水皇后郭晶晶身上……面對大批媒體的追訪及拍照，性格內斂、靦腆害羞的她都只報以微笑，但已光芒四射……」——〈郭晶晶續寫跳水傳奇〉（十二月十三日）。最後一篇主辦當局的新聞稿，是〈五星紅旗稱霸東亞運〉。如此風度主辦運動會，也有友邦應邀而來，真是自討沒趣也。

香港傳媒當劉翔是人

至於香港的傳媒，也報道盛況，卻充滿人味。如《蘋果日報》十二月十二日的標題是〈劉翔旋風。奪冠後說：很難再破世績〉，樸實無華。描寫劉翔，寫他不但跨欄技術精湛，「冧 Fans」招數同樣高超，揮手、跳舞、拋公仔……也誠實記錄了他隨後在記者會上的運動員心迹：「（再）打破世界紀錄，很難很難。」離場時在車上更不斷回顧，向記者微笑。來捧場的小市民，則寫了從事文職、現年二十六歲的楊小姐以及三十五歲的譚先生，特別請假觀戰，並於早上六時到場霸佔終點附近座位。

運動員不是什麼征服者、國家英雄或人民模範，而首先是一個人。然而，也只有在正常的社會，人才是人，而不是神或鬼。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