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 - 先做人，再做香港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

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

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

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

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

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

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

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

「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

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

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

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

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

「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

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

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

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

儀式與「公民宗教」

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

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

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

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

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

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

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

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

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其他觀點

毛來由：愛國華僑心態亡，香港國族意識興

陳雲（2016年5月29日）：安徒說的，是神學，不是人學。我們是先做某家族、某地方、某國、某文化區的人，之後才是反省這些成長背景，突破這些文化限制，做人，做一個超然視野的人。所謂明事理，學做人，而事理不是抽空的事理，是一時一地一國一家的事理。

六四悼念為什麼在香港搞出這麼大的麻煩來？是因為上一代好多人做穩了中國人，他們拖累了香港，他們不能轉化、歸化為香港人。這些中國人，用普世價值來為自己辯護（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但他們卻做穩了中國人。

陳雲（2016年5月28日）：民主 + 中國 = 賣港。這是五年來的教訓。

民主是一地一民之事，民主是建立命運共同體用的，即是建國用的。中國是中國人、大陸人的中國，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人走去建立民主中國，就顯示香港人與中國人是命運共同體，建的民主中國是包括香港在內的，那是兼併香港的民主中國。當這個中國比香港落後和貧窮，這些中國人一般比香港人粗野和橫蠻，你去建立的民主中國，就賠上了香港人的身家性命。

香港人大部分是華人，但香港人不是中國國民，我們在大陸沒有戶籍和國民權利，這是一國兩制規定了的。

在九七之前，香港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可以安心去關懷鄰近地區的華人政治慘劇，呼天搶地，叫什麼口號都可以，英國殖民政府會保護香港不受牽連。九七之後，香港的宗主國是中共，香港人必須自己區隔，不要牽涉入去，否則香港人的命運就如大陸人一樣——除非你甘心如此，但請你記住，其他香港人會被你牽連進去的。

故此，你是沒有自由出席支聯會那種六四愛國晚會的，你的出席，就是賣港，你會連累其他無辜的香港人，累街坊。我陳雲三年前已經這樣說，你可以任性地去維園晚會，但我會譴責你：你有罪，你累死香港。我三年前就是這樣責罵那些參加維園支聯會愛國晚會的庸眾。

要悼念，請區隔開愛中國、民主中國的觀念，你可以為鄰近華人社會的災難悼念，什麼形式都可以，但不要牽涉愛中國、民主中國這些危險觀念。我陳雲不怕敗選的，我不會討好你，我就是要譴責你。

陳雲（2016年5月29日）：六四與香港人的集體精神病。六四支聯會晚會，是個露天的精神病治療大會，而且提供的是偽治療（fake therapy），年年都要去複診，無了期。去維園參加晚會的香港人，是因為見了屠殺的即時衛星電視影片轉播（在當年是新科技），驚嚇過度、哀傷過度而要去接受集體治療。

明末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民國的南京大屠殺，俄式中國的大躍進、反右、文革，清初在新界地區的遷界令、日本皇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這些中國慘案、香港慘案，比起六四屠殺，更為慘烈，但香港人不關注，是因為六四是香港人在案發期間同時用電視轉播看到，口耳相傳，於是形成集體轟動效應。我們香港人當年希冀北京學生幫我們搞掉中共，令香港主權移交給一個民主中國、一個民主開明的鄧小平、趙紫陽統治的中國，但希冀落空了，得到的是血腥鎮壓，心靈在大起大落之後，香港人得了集體精神病，好似六合彩對錯了頭獎號碼那樣。那些去維園六四晚會的香港人，用民主中國來欺騙自己，將自己崇高化（self-glorification），但他們其實只是想送錢給大陸人幫香港人打倒共產黨，他們無法面對那個卑鄙自私的自己，於是一旦有人說他們不該去六四維園晚會，那個自我防衛機制（self-defence mechanism）開動了，就惱羞成怒！

六四晚會對於香港人，其實是心靈創傷的後遺症（trauma）。可惜的是，負責治療的支聯會是一群蠱惑醫生，他們每年叫病人去哭訴、燒衣紙（簽名上訴書）、點蠟燭和唱歌，之後交付診金（捐款），卻不去治療這些心靈創傷了的病人，還叫這群病人薪火相傳，將病傳給下一代，帶更多的病人來複診。

至於在尖沙咀等地舉辦的六四晚會，只是戒除中國情花毒的美沙酮戒毒所，是過渡時期的、低度設防的精神病院，好似葵芳那些，有社區接觸、形式開放，維園那種，是青山精神病院，高度設防、形式封閉。

我們城邦派要的，是香港建國，是建立香港自己的信仰（上帝古道）、文化（華夏及英國）、建國傳奇（大鵬金翅鳥）、國花（鳳凰木等）、紀念日（開埠日、重光日等）。在明年，我們正式告別六四，向香港建國邁進。

安徒 - 「再見暴動」與「轉型正義」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發生的五十周年，如果香港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地方，這場對戰後我城發展如斯重要的事件必定會有各種紀念活動舉行，可是筆者卻從未有所聽聞。不過在大年初一，當年九龍騷動發生的相若地點，又再發生一次嚴重騷動，遙遙向50年前的事情致意，可謂天意弄人。

一九六六年的騷動為香港發出了警告，顯示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陷入嚴重的危機，當時政府雖然立即進行了調查，也撰寫了報告。但還未來得及調整施政方針應付危局，六七年就發生嚴重百倍的左派暴動，成為香港近代歷史上一個關鍵轉捩點。沒有六六、六七的騷亂和暴動，今時今日我們看見的香港，好可能不會是同一個面貌。但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六七之後走了近五十年太平日子的香港，卻爆發出一場和半個世紀前大同小異的警民大衝突。歷史輪迴得如此詭異，令人難以置信。

解殖之路已經坍塌

如果五十年前那場衝突是可以歸咎於「千瘡百孔」的殖民體制，天星小輪為了五仙的加價引發了連串的抗議示威，但沒有民意授權的殖民政府照樣一意孤行，於是觸發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騷動的話，那今天香港的政治經濟困局，青年人的憤怒和不滿，社會廣泛存在的無力感和躁動感，又豈不明明白白地說明了，五十年來的香港，其實並沒有真正脫離那個遲早要把騷動孕育出來的舊體制。它的與民眾疏離，它的剛愎自用，它的為權勢階層及壟斷資本服務的本質，與五十年前的殖民政府並無本質分別。

如果說五十年前的九龍騷動是迫使香港開展了解殖的進程，社會在跌跌碰碰當中產生了追求改革和自主的動力，漸次試圖擺脫殖民地的腐敗，那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統治集團的構成和社會的殖民體質並無改變。以至這幾年來在梁振英政府底下，昔日體制僅有的善治傳統更日漸崩壞，令人有今不如昔，舊殖民主比新殖民主還要優勝的感覺。50年九龍騷動輪迴的警號，正是指出香港解殖之路已經坍塌，香港還是一個未完成解殖的社會。

做更大的收買操縱滲透

當然，要今日特區政府當權的權貴公開承認騷動已經敲響了極為危險的警鐘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認定了，「解決」香港「失敗的解殖」與人們期望產生巨大落差的方法，就是去鞏固威權政體的強硬手腕，在社會各環節做更龐大的收買、操縱和滲透，以及訴諸恐懼而激發出來的保守主義，以期最大地發揮愚昧忠誠的動員力，壓止追求改革的聲音。

因為他們認為，「亂世」並不可怕，反而有利他們樹立威權主義。回顧五十年前，六六騷動最初的性質是挑戰殖民地政府威信，帶有本土自主反殖的性質，但六七暴動卻最終由於暴力恐怖主義蔓延，無辜者死傷甚眾，所以民眾反過來擁護殖民政府。暴動後，社會瀰漫「恐左」、「防左」及非政治化的氣氛，殖民政府因此得到喘息空間，把香港人暴動後的非政治化保守主義收納為支持自己的力量，安然渡過了殖民地政權在戰後的最大挑戰。

梁振英的鷹派政府，認定了香港人並無走出六七陰霾，所以放肆製造鬥爭和矛盾，孤注一擲，只怕你勇武抗爭不來，以期在民意反彈的浪潮中圖利。所以騷亂之後，他面不改容，還要誇大破壞程度，忘不迭地欽定那場一晚就結束了，第二天還立即繼續放煙花的「騷亂」為「暴動」級別，即時否決獨立調查的訴求，以掩人耳目。

不過，香港畢竟已不是五十年前的難民社會，只求安穩，不問是非。在這套掩耳盜鈴的保守主義反動大動員當中，「反暴力」的聲音固然震天價響，但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的民意也相當突出（自詡為中間溫和派的「新思維」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有達四成二的受訪者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可見不少香港人並不因為反對訴諸暴力而盲目聽從「反暴大合唱」。

「暴動分子」高牆上譴責暴力

不過，誇大對「暴動」恐慌並未能騙取更大支持政府力量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建制陣營當中原來就有那一批「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他們個人及他們所屬的親中左派團體，不單投身並且積極策劃四十九年前的那場暴動，造成廣泛得多的破壞，嚴重得多的死傷。論其規模和對市民當時生活帶來的震盪，年初一那場衝突，簡直望其背項。今天，這些「暴動分子」坐在建制高牆之上，嚴辭譴責暴力，卻對四十九年前那場城市恐怖主義災難顧左右而言他，聲聲不能相提並論。這又如何服眾？

有人說，歷史就如一部大書，充滿睿智和哲理。筆者卻認為，歷史猶如一隻唱片，充滿各種旋律和音調。而香港歷史，則是一隻「刮花」了不斷「跳線」的唱片，旋律不斷錯配，卻又不斷輪迴。當年的恐怖分子，今日是權力建制，在街頭是一套街頭道理，在廟堂則滿口官腔。這一批沒有了自己「上半生」的建制派，其實最為忌諱的正是香港五十年暴動的輪迴不可避免地揭出自己身上的歷史瘡疤。

在六七年暴動真相究竟如何的問題上，近年已有不少研究，可是歷史資料來源總是欠缺了左派內部的文獻。所以，對於當年左派「鬥委會」是否要對商台播音員林彬之死負責，一直是「你有你講，佢有佢講」。而左派也滿口寃屈，認為「香港左派亦都付出咗好多，香港左派亦都死好多」，於是一口拒絕要為當年引起的暴力傷亡事件道歉。

下一代可從楊光身上學到什麼？

究其實，林彬之死只是冰山一角。在主權移交前後，整個親中左派當年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和責任，有關方面都是避而不談。可是，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卻獲董建華授大紫荊勳章，死後又得林鄭月娥等高官嘉許讚揚，但對於他主持「鬥委會」的一段往績卻諱莫如深。究竟他是否香港的反殖英雄、反英抗暴的功臣？香港的下一代又可以從他身上學習什麼，並引為榜樣？……這一切，都涉及香港可否建立自己道德規範的傳統，以垂後世，凝聚社群的大問題。

可是，特區權貴建制在它最需要樹立道德權威，以重建保守主義來防治民心思變，青年激進化的時候，它卻只乞靈於成王敗寇，既往不究的霸道邏輯。他日起訴年初一騷動的「暴徒」時，他們大可聲稱自己效法五十年前工聯會、「鬥委會」的鬥爭精神，追隨楊光先生的榜樣。到時候，今天強烈譴責暴力的建制中的左派，又能準備哪一個道德故事來教育下一代呢？

六七暴動如台灣二二八

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來說，六七暴動猶如台灣的二二八。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把台灣人從日本殖民結束後「回歸祖國」的高度期盼無情地粉碎了，但它並沒因為四十年的禁談二二八而退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反而，它被反覆地演譯和理解為台灣族群撕裂的一個歷史根源。那麼，香港六七暴動作為一個歷史的創傷，也絕不會因為在位者的主觀意願而會被遺忘，相反地，六七暴動箇中的糊塗情節，會不斷地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癒合的瘡疤。九七主權移交不單沒有清理這個創傷，反更扭曲了原來被扭曲的歷史，中間所欠缺的正是所謂「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道歉賠償，實現正義。

二○一六年香港魚蛋騷動後，香港急切需要的是正視問題，是在危機當前重新整合高度分化、對抗和撕裂的社會。可是，香港並無道德力量或社會基礎去實現真正的「和解」，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正是因為香港的主權移交，並沒有真正實現由英國殖民轉向香港自治所必需的「轉型正義」，使社會重新出發邁向後殖民。而六六騷動和六七暴動長期的被延擱清理，理清所有涉事者們各自的歷史功罪，都只不過是殖民治術的翻版，以為「向前看」、「向錢看」，淡忘是非，莫論功過就可以大步向前。

歷史糊塗帳會回來復仇

然而，今年魚蛋騷亂所給香港的教訓正好說明，在新瓶舊酒的新舊殖民並存的體制底下，香港並沒有社會和政治基礎去維護一個堅實道德權威去實現反暴力的公民文化，因為只要我們還沒有對六七暴動、對楊光、對林彬等事與人有一套公允和符合正義和事實的說法，香港去殖歷史是是非非的糊塗帳就會回來復仇。無法撫平的傷口，又再淌血流膿，怨恨又再糾結，被掩埋的記憶又會再被翻開，無論你是否贊同暴力。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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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 - 戀殖意識的二重奏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新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的王振民日前在《紫荊》雜誌發表文章，談論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一口氣列舉了四大要點，包括「資本主義與追求福利社會」的矛盾、「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保守與激進」的衝突、「全面落實基本法」的問題。

雖然文章在香港沒有引起多少討論，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卻在其報章專欄，連續四篇文章對王振民的觀點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令人眼前一亮。

針對王振民所謂「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的主張，曾鈺成提醒王振民「香港政府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輕微程度，令美國傳統基金會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仍高踞榜首」。

針對王振民香港「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不可能獨立於自己的祖國去發展」，曾鈺成則直指，香港「在回歸前，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實際上是『獨立於』中國其他地方」。也就是說，「香港從不曾獨立於中國發展」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謊言。

王振民謂「個別人士一直沒有真心實意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曾鈺成則以李波事件為例，直指「內地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的理解，跟大部分港人的價值觀念有很大落差」。

就內容而言，曾主席上述這些論點都是老生常談，沒有特別令人驚喜的新意，然而出自香港親中建制最大黨民建聯的創黨元老，兼今日立法會的主席之口，又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京官與開明「土共」的落差

王振民剛剛接任中聯辦高職，文章官腔滿紙自不稀奇。然而曾主席卻十分認真，條分縷析，直斥其非。似乎想要給這位尚算年輕的南下幹部搞清楚一下，香港與北京認識之間的落差究竟有多大。這種落差不單只存在於反對派和中共當權者之間，也一樣存在於京官和「土共」開明人士之間。

不過，最令人訝異的是，曾鈺成竟然直指王振民「戀殖」。王振民在文章中抱怨「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話是這樣的：

「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

曾鈺成不單說他對王振民的這番表述感到「出人意表」，他更說「很難猜到這些滲透着戀殖意識的話，是出自一位中國的法律學者、『一國兩制』研究專家。」細心的讀者很容易讀出曾鈺成筆下的確流露出心中一股不平之氣。

共產黨 為恐共意識加油

事實上，一直以來，北京對港統戰以籠絡資產階級為主，王振民定義民主普選為邁向福利國家，甚至招來共產主義，危害資產階級利益的推論，在馬列毛的理論中均無所據。歸根結柢，這種為了封殺民主普選而打造出來的階級復仇恐懼症，其實只是香港殖民買辦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階級特權而向北京撒嬌的回音。

北京在過去要消減這種「恐共意識」，不斷扮演資產階級的「恩主」（patron），以維護這些人的特權來換取他們的忠誠，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當年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理想的曾鈺成也未必能預想得到，今天京官來港反而是要提醒香港不要忘記「恐共意識」，意謂千萬不要讓人們透過民主普選去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黨人為恐共意識打氣加油——這就是香港式的荒謬。

過去，中共一方面為了統戰資產階級而實行反對民主普選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還是要借用起家於工人運動的土共去撐起階級聯盟的假象。一頂愛國大過天的帽子就把階級矛盾抹消得一乾二淨。然而，如何才是愛國？除了緊跟中共之外，香港的土共社群就只有以過去他們在殖民地下的鬥爭乃正義事業而自我安慰。

可是，今日這位新晉京官竟然說：「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因，是失去了英國政治保守主義的傳統。他說，「如果懷念英國的統治，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換句話說，今日共產黨不僅要來香港動員「恐共意識」，還要向英國殖民主義、政治保守主義的祖墳進香供奉，樹幡招魂。對於曾鈺成這輩老反殖、老愛國，當年也曾激進地受中共感召，因「打倒白皮豬」而坐過牢、流過血的「左派群眾」來說，又是情何以堪？

京官談「繼承英國政治文化傳統」

今日香港的街頭上，屢見青年們揮舞英屬香港旗幟，而中聯辦內，卻有京官大講要「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雙重而又平行並置的「戀殖情結」，想任何後殖民理論專家都無法解釋。難怪曾鈺成都說「難以想像，難以猜到」。

不過，如果讀者沒有參閱王振民刊在《紫荊》的原文，也未能真的想像這位年輕京官，為了強化這種英國政治保守主義乃優良傳統的論據，可以去得幾盡。曾鈺成文章也未有詳加討論的一段，王振民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發生了6,000多次戰爭？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保守，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相反，香港這麼一箇中國唯一有濃厚法治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放棄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激的政治習慣，實在令人痛心。」

中國過去一百年，有什麼衝動和極端得像連綿不絕的革命和戰爭，當中最極端和激進的無疑是共產黨人奉為圭皋的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

可是，在憲法還寫着堅持馬列毛思想的同時，王振民卻一腦子把極端、激進主義的罪孽，都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頭上，並論定中國人不喜歡保守，缺乏保守主義傳統。

如果說王振民錯讀了五四運動、中西文化論戰的歷史，更沒有讀過唐君毅、牟宗三新儒學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那可能還是未有充足證據，但他深情地愛慕這城市的殖民地遺產，那份「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傳統」的感情，卻是躍然紙上。

王振民的這份戀殖情懷，讓他有重新審視五千年中國歷史的宏大視野，也讓他發現香港這彈丸之地，原來真的蘊藏着拯救中國無可救藥的激進型文化病的秘密藥方。王振民教授的這番說話，逕直就印證了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名句：「比被殖民更壞的事就是沒有被殖民」（the only thing that was worse than being colonized was not being colonized）

只是這份被王教授譽之為「得來不易」的代價，正是一場輸得慘烈的鴉片戰爭。他似乎要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和得益者高聲慶賀。

「衝動走極端」的大陸人？

不過有趣的仍是，由2008京奧前後北京大肆宣揚「和平崛起」的時候開始，官方就不斷反覆宣傳中國的文化特徵是「追求和諧」。京奧開幕式那個巨型的「和」字，不少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但王振民三言兩語，就把這迷思拆解掉。

「中國五千年內發生了六千次戰爭……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這是中聯辦王振民說的。這是否符合歷史和思想史事實是另一回事，但這種描述又的確符合今日香港街頭巷尾可感覺得的「厭中」以至「反中」情緒所想像的中國及中國文化。香港人能否貫徹所謂的英式保守主義是另一回事，但「中國人」（大陸人）不文明、欠禮貌、愛撒野、蠻不講理……這種種刻板印象，恰好和王振民教授所說的「容易衝動、走極端」若合符節。

當王教授說：「香港回歸前……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怕且是因為教授要來香港，所以想恭維香港人。但如果不告訴你誰是作者，大抵不少人會猜這幾句是剪裁自那幾本街知巷聞的城邦之論，或者本土主義、香港民族論者的手筆。

這些作者們和王教授所見略同，這並不奇怪，但他們都認為，香港人目前所憂慮的，正是這種理想化的香港人自我形象，被來自另一種「容易衝動、走極端」的文明所消滅、吞噬。而王振民在這裏強化的文化二元對立，恰好在為這種文明衝突想像添柴加火，後果卻非王振民所期待的有利建制的政治保守主義。

「激進」為保守核心價值

因為活在香港的一般人都會體會到，眼前的所謂「激進」，目的正是為了「保守」，只是所保守的並不是永恒不變的殖民秩序、資本霸權的秩序，而是王教授的香港文化想像中刻意要排除的，那些屬於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真正的民主普選，恰好就是實現這套價值信念的不二途徑。

文 安徒

編輯 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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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 - 為了帝國的去殖民化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最近中聯辦及靠近中央的一眾大員、學者，在香港掀起連番爭議性的話題。由張曉明的香港「三權不分立」論，到強世功、陳佐洱等的「去殖民化」論，引來不少反響。這些「出格」的言論看似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但是空氣中交鋒一兩回合，敢問究竟北京對港是否有新的政策、新的鬥爭目標時，卻又見老調重彈，新瓶舊酒。

所謂特首「地位超然」之說，為的不外乎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連英國駐港領事也忍不住要在自己的臉書曲線嘲弄；而所謂香港要「去殖民化」的說法，背後還是跳不出愛國歷史教育、完成23條立法等早已老掉牙的問題。

陳佐洱主理香港事務那麼多年，如果說今天香港原來還有「去殖民化」這個重大政治任務還未開始、尚未完成的話，首先要問責的其實正是他老人家，難道他屆此退休之年還想給自己找麻煩，開自己玩笑？

事實上，陳佐洱應該比誰都清楚，「殖民地」三個字是整個香港問題最敏感，最不能碰的部分——用英諺來描述就是「房中的那隻大象」。無論是九七之前還是九七之後，誰要認真的在香港去搞「去殖民化」，就要揭開歷史的傷口，把眾人「衣櫃中的骷髏頭」暴露在陽光底下。首當其衝的其實不是民主派、反對派，而是建制派。

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

先莫說所謂建制陣營之所以能夠形成，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在回歸前後，處處保護和延續這批「殖民餘孽」在殖民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就是那一批曾經有過貨真價實「反殖業績」的「老左派」，也早已跟隨永遠英明偉大的黨中央的指示，收起六七「反英抗暴」時期高舉的「反殖」大旗、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這些「老左派」當年就是因為追趕「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一時「極左」狂熱，違背一向在香港低調發展、廣交朋友，配合中央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反而為了急於「去殖民化」而毁掉了大半生。今天又再來一個「去殖民化」，究竟是供奉還是嘲弄？難怪出身純正、根正苗紅的本地左派領袖曾鈺成也急於直言所謂「去殖民化」的言論與中央立場無關，更毫不留情地指出陳佐洱是過氣高官，目前並無香港事務公職。言下之意就是一於要及早劃清界線。

這就構成香港現實中一幅怪異的圖景：那些身先士卒，曾為終結香港殖民地狀態，真的拋過頭顱、灑過熱血的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倒是來自北京的青年教授，對香港的「去殖」卻是情有獨鍾，為香港的「去殖民化」打造洋洋灑灑的一套大論述。

為了緊貼這套京人「去殖」論的思路，筆者把擱在書架上多年的強世功論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重讀一篇，發覺十分有趣。

王者視角品評帝國的技藝

書中打響頭炮的第一章，討論金耀基知名的「行政吸納政治」理論，直指金氏此說雖然捕捉了港英體制的運作特質，但卻以「行政」之名掩蓋了香港「殖民政治」的本質，然後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品評一番。他認為金耀基把殖民政治的政治性質（由誰統治）的問題中立化地描述為「行政」，也由之而抹煞了六七「反英抗暴」的反殖民意義。為了突顯金氏論述對「殖民統治」的淡化處理，作者竟然援引了托派作者吳仲賢（筆名毛蘭友）激進的反殖言論。（很有可能，作者並不了解當時香港的親中左派對托派的反殖論是如何忌憚。）

平情而論，強世功對金耀基的批判並不為過，筆者也曾經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連繫上劉兆佳一系列的其他分析，指出它們同屬於英國「晚期殖民主義」階段，為了光榮撤退而把殖民主義進行「管理主義式改造」的論述。這些論述的目的自然要將殖民主義中性化、行政化。不過，當強世功要還原這體制的「殖民政治」性質時，他要爭奪的其實是誰是香港行使統治力量的主權者，而不是這套殖民治術有什麼非要解拆、推翻的問題。

恰好相反，當作者在下一章哀嘆當年「反英抗暴」中的左派是如何遭到慘痛的失敗，甚至無奈地要接受「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陷入歷史的失語、「無言的幽怨」之後，他並沒有沿着他「去殖民化」的思路，試圖為這些歷史犧牲者重新尋求正義，探索後殖民、後帝國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往後幾章站在坐擁天下的王者／主權者的視角，以欣賞的角度去品評英國人的「帝國的技藝」，讚頌它們如何聰明、有效。甚至揚言謂：「在這方面，我們確實要向當年的大英帝國學習。就此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頁68）

「去殖」為了帝國輪替

很顯然，這種「去殖民」的方向，並不是為終結殖民、終結帝國而立論，反而是為了帝國的輪替、帝國的取代。事實上，強世功的思路，正是當今中國知識界天朝主義的濫觴。他們不再追求共產黨人過去信奉的全人類解放、剝削的終結、階級的終結，也不把眼光放在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他們甚至認為民族主義是過時甚至是有害，因為他們認為「民族國家」只是西方近代的發明，真正要追求的是另一種非西方主導的普世文明、建立另一種「帝國」，以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

他們認為共產黨人領導了革命，其實只是不自覺地實現了中華文明復興的使命。為平等社會主義理想折騰了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只是不覺意地完成了「帝國建設」的早期工作。與其說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它的信仰和合法性基礎，他們寧可鼓其如簧之舌去辯說，共產黨有比階級鬥爭、取消私有制等馬克思主義使命更高遠偉大的「天命」，只有這種「天命」才是真正的授權，而不是狹義的西方式議會民主選舉。

如此這般，這派「天朝學人」就可以把文明、天下、帝國、去殖、革命、民族、共產、國家這些概念自由組合，重新打造適合新時代天朝政治的意識形態。在狠狠批評帝國、殖民之後，又公然展露他們對帝國技藝的羨慕與崇拜。

「政治是遺忘的藝術」

他們對理論和概念自由拆解的迷戀和能力，有時也會令自己忘其所以，例如強世功在書中力圖挖掘被金耀基掩埋的香港殖民統治性質，但過了幾頁，讀者又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否定香港的殖民性質，並且說道：「英國佔領香港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商業貿易和經濟利益……由於英國佔領港的目的不是殖民，加之英國人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是在種族和文化上融為一體，難以殖民。」與此同時，他又會在另外的章節大力讚賞中國外長黃華當年在聯合國要求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的演講，認為他堅持「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的說法充滿智慧。

究竟為什麼一個「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的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問題，不在九七（還在掛米字旗）之前提出，付諸方案逐步落實，但在九七後的五星旗下，卻又要翻舊帳又來個「去殖民化」，是否說明強世功也同意「歷史不能忘記」？

可是，當你翻開他談及只剩下「無言的幽怨」的反殖左派，應如何面對失語的痛苦的篇章時，你會看到他寫道：「心靈的和解，人心的回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政治乃是一門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被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於在香港回歸十年之際，很少有人提到香港的『去殖民』問題（我只見到馬家輝在《明報》上撰文談及這個主題），更沒有人提及六七反英抗暴運動。」（頁38）

這本書出版於2008年，今年是2015。香港的政治果真在倒退之中，這些高官大教授們竟然都忘了「政治是遺忘的藝術」。但香港人也要多謝陳佐洱、強世功、張曉明等吹皺一池春水，把我們從夢中叫醒：香港原來還未「去殖民化」！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安徒 - 佔中以後：「後佔領」時代的絕望戰鬥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13日

【明報專訊】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

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

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

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

在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vs.「表達性」

社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

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

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

也因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

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

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

歸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

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

可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

1968年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

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

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

平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

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

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

文 安徒

編輯 麥少菁

安徒 - 捨本逐末談政改 集思籌謀後佔中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這期香港政治的焦點應該是普選和政改，可是，自從電子公投和七一預演佔中以來，一天到晚你能夠接觸到的政治消息，都不外乎「佔中」與「反佔中」。「佔中」變了主角，「政改」變成配角。造成這種局面的，除了佔中運動在全民電子公投和七一出人意料地取得可喜成績之外，沒有建制派落力推行史無前例的「反佔中」運動，這種「佔中」壓倒「政改爭論」的局面是難以形成的。

前幾年香港的激進泛民派發起「五區公投」，建制派卻全力杯葛，運動結果差強人意，草草收場，因為從來一隻手掌拍不響。今次建制派卻突然強攻和應，你做初一，佢做十五。不知道發起佔中運動的三子，事前有沒有估計過。但是無論如何，香港今次因為一場還在紙上談兵的「全民佔中」行動而名揚天下，搞得塵土飛揚，肯定可以錄入史冊，這已是「佔中」一項歷史的成就。它除了見證香港後九七政治，正步入一個「範式轉移」，遊戲規則急速轉變的時代之外，也標誌着有香港特色的政治遊戲，可以是如何地「捨本逐末」，乖張而又荒誕。

如果說「佔中運動」從來都不是以佔領中環為目的，而是以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為目的，「佔中」只是其中一種最後才會用上的手段，那「反佔中」本身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呢？ 顯而易見，張開大旗要以「反佔中」來與「佔中」對陣的，並非提出了另一個可以供人們考慮的特首選舉方案，而是不管是哪一種方案都沒有所謂，「我們只反對有人不順服」。

一種反對社會民眾動員而有針對性地發起的反動員，定義了何謂「反動」。

魯迅筆下「奴隸總管」

這種荒謬的處境，活像魯迅先生筆下那些所謂「奴隸總管」的所作所為。這些總管，是從奴隸中選出來的一些順民。每當主子過來察看，奴隸總管就起勁地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以示對主子的忠誠。魯迅寫道，這些人「抓到一面旗幟，就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

所謂「反佔中」之所以如此令人難堪，得不到有識之士的尊重，皆因在前頭拉大旗、作虎皮，奮力鳴鞭的人，不約而同地大多都流露出一副不顧身世而又不可一世的「奴隸總管」嘴臉。京老爺大聲叫好，他們就愈落力加鞭。結果就搞出不單政府機構、私人機構、甚至志願機構，都要人人過關，輪流表態這種充滿「大陸風格」的政治連環秀出來，鑼鼓喧天地告訴我們：這就是香港的未來。拷問我們：你們究竟接受不接受？

大抵建制派今次如斯落力地要打破過去三十年對港懷柔統戰的策略部署，說明了一種寧「左」勿右的權力鬥爭，正在中共高層開展。三十年來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治港政策，正受到因為中共改朝換代所引起的巨大震波所覆蓋。香港人亦無法假裝昏睡。

遭逢如此世局，大抵佔中運動亦無法只循慣用的「目標為本」策略，僅僅將佔中運動看成爭取真普選過程中的一個手段。更何况，這個手段，一直以來都只是被看成是增加談判實力的籌碼，於此之外，並沒有人充分論述過，除了作為談判籌碼之外，「佔中」行動和附帶的「佔中運動」，究竟有任何長遠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佔領中環作為一個鼓動人們關注政改，聚焦於說明特首普選對香港究竟有何重要意義的社會運動，它的初步結果可說十分圓滿。由於運動一早採取主動，並且搭建了電子公投這個民間集體意志得以表達的平台，它已迫使中共及其建制附從不得不全面反撲。反佔中運動突然全面殺出，氣勢雖看似強勁，但慌張失序，沙泥俱下的狀况，明眼人都會看出，這是一個急就章的反應。

中共底牌已露八九

白皮書欲創造新話語，意圖暗自為《基本法》偷樑換柱，仗勢君臨天下。可是，香港社會反應激烈，毫不動搖。高官解畫，亦藏頭露尾。既說要變，又要說一切不變。可見中共自忖無力收拾，因為自己冒進強出頭而一手自己弄出來的殘局。所謂「第二治港梯隊」看來亦不外如是。可是，這麼一下，中共手中的底牌也已披露八九。最近民調亦顯示，儘管反佔中宣傳鋪天蓋地而來，出了飲奶之力，但亦只能爭取到一些游離的中間派接受妥協，但卻同時令泛民支持者當中，主張堅守立場，寧可原地踏步者數目大幅飈升。可見，以千萬計的維穩經費只是繼續強化兩極分化的局面，這不是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可以是什麼？

過去，有一種意見認為，否決政改，原地踏步，損失的不會是北京，而是香港。可是，這種意見似是而非。

固然，政改能否通過，北京都不會因此倒台，因此看來，北京不會為香港政改着急。可是，不要忘記，沒有了普選議題，民主派便無任何組成反對陣營的基礎。民主派可以一夜瓦解。所以，北京的上上之策，就是既能盜取落實普選之名，又能瓦解長期以來連成一線的反對派。可是，這個機會只會在政改不拉倒的情况下才會出現。由這一點來看，北京雖然擺出「我不在乎」的談判戰略高姿態，但心底裏，北京要能達成普選的急切程度，絕不會比泛民低。亦因此之故，北京要用盡法寶，瓦解佔中運動。

事實上，北京向泛民招降納叛的政策，已經擺在桌面上。只是佔中運動出人意表的成功，成了北京統戰的攔路虎。所以，「佔中運動」的壓力，與其是壓向北京，不如說是壓向有機會倒戈的泛民議員，因為他們要不想成為引發佔中，及其他一切不能遇見後果而成為「千古罪人」的話，他們就只能舉手通過一個不會太難看的方案。

在過去，當香港人還是活在虛擬自由而自我裝睡的日子，泛民主派政客內部可以高舉一條溫和的溝通路線，一些自命溫和的泛民中間派可以間接協助維持中共想穩住的大局。今天，民智開發，香港人主體性冒升，訴諸民眾的社會運動未必大到足以改朝換代，但卻有足夠力量令「千古罪人」在政壇沒有翻身之日。就這點而言，「反佔中」的「勸降主義」愈是露骨，就愈是扼殺泛民中間派體面轉身，找下台階的機會。於是無形中，反佔中運動正在為佔中運動帶動而形成的非政客界民間壓力，添柴加火。

最害怕還是自由意志

就這點而言，如果我們可以不再從狹義的目標為本的角度看，我們就會發現，佔中雖然還沒有發生，但其實已經在發生作用。同理，佔中運動在這幾個星期好像是在靜止的狀態，它仍然在起作用，而這些作用甚至是透過「反佔中」而來。這也是一隻手從來都拍不響的道理。

事實上，政改討論從來都不複雜。當初說特首普選先解決，再來解決立法會普選，正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因為特首普選值得討論的地方其實是沒有的：它只是(1)關乎中央是否要能百分之一百地操縱結果，以及(2)香港人要不要認命投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只是在乎一念之間的抉擇。於此之外，一切皆是花言巧語。

北京其實十分明白，無論普選是真還是假，按當前狀况，要想像香港人最終會選出一個自己要否決任命的特首，是近乎天方夜譚的事，而用給予一人一票選出特首而一併瓦解連結反對派的唯一（民主普選）訴求，也是最徹底和便捷的事。問題只是在於，那種無止無盡的操控欲望，最害怕的還是自由意志，哪怕是非常清醒實利如香港人的自由意志。正是這點中共極權主義餘毒的悲劇性格，為香港社會形塑出自己反抗的主體性，弔詭地留下條件和可能。

思考「佔中之後」

而當「佔中」和「反佔中」都在無意識地按照相剋而相生的歷史辯證的軌迹發展之時，捲進運動中去的人，目前要思考的其實並非什麼方案才能落地，也不盡在如何部署佔中的發生，而更在於提出「佔中後」／「後佔中」的遠景。而要進行這種思考，就既要想像佔中如何落幕？佔中發生後的第二天？第二年？第十年？……

要想像「佔中」百分之一百勝利，不如想像一個神蹟。但要想像一個因佔中而失去了掙扎意志和反抗意志的香港社會，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正因為（廣義的）「反佔中」為香港人赤裸裸地呈現出那麼完整的一幅「後民主回歸」（意味民主回歸幻象正式瓦解和終結）的香港生活走勢圖像——那麼真實的《1984》、《動物農莊》……那麼平常的人人過關、層層表態……那麼慣見的群眾鬥群眾，那麼精妙而無處可逃的語言偽術，卡夫卡式夢魘……那洶湧撲面的犬儒、認命與「反動」……那四處可聞的封建腐臭。

這正是時候，我們不應單去思考佔中是怎麼一回事，也要思量「佔中之後」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是政黨、議員、政治家、社運分子、NGO工作者的事，也是知識分子、文化界、教會的事，更加是教師、媒體工作者、藝術家、以至每一個普通、平凡的香港人的事。

無論你們是否支持「佔中」，「佔中」之後，你們都怎麼辦？

文 安徒
編輯 方曉盈

阿離訪問羅永生：栽植香港主體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日

【明報專訊】盧瑋鑾在中英談判前夕出版的《香港的抑鬱》中，曾為香港嘆道：「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什麼人真正的愛過她。」 三十年後，愛港成為特首參選人條件。

各人以各種形式「愛」她：把她置放在經濟發展的融合大轎車，為她披上一襲厚重的繁榮袍子，讓她背靠國家的臂彎中，繼續時尚亮麗，安定無話，永遠是一顆可欲可弄的珍珠。

愛，何以為愛？

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羅永生沒說過一句「愛香港」。

而筆者也只是看見一個人，窮大半生精力，深潛文獻，刻痛思考，以記錄、書寫、描述、批判，嘗試讓那幾經難產、脆弱卻意識頑強的香港主體，孵化長成。

當年學運前鋒
一切從反思開始

作為本地公民社會最活躍的評論人之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筆名安徒），一直緊貼香港社會波譎雲詭下的起伏脈搏。他的文章，既能回溯過去，嚴謹地梳理歷史紋理和理論邏輯以刺破各式論述的五里迷霧，又能兼具反身性與前瞻性，以學理和史實匡謬正俗，深刻影響新近一代本土學人與社運青年。他的尖銳與精闢，來自對過去與當下的透徹反思，「反思，為什麼這麼難，因為需要勇氣。反思即是說，我雖然做過這些事，但這些事能否重新評價呢？一涉及重新評價，就是說，你覺得自己那時很偉大，其實你是烚戇的！（大笑）」反思刻痛，甚至必須坦承自我的遍體瑕疵；然而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有更深廣的體認，為未來作警惕。

接戴卓爾夫人機 提出「民主回歸」

歷史與個人總在無形交織着。無論是八十年代的學運前鋒，還是回歸前後的尖銳觀察者，他的人生離不開香港歷史。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港，十三學子到機場「接機」抗議「三個條約有效論」，他在其中；八三年，中大與港大學子在一片「維持現狀論」中提出「民主回歸」，攪動當下輿論走向，他正是中大學生會會長。在當時東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學子們提出「民主回歸」的初衷，是以平等公義為念，輔以民族情感，希望藉回歸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霸權並改革共產主義之專政；然而，羅永生回想，當日學子雖一片真誠，但也是被黨國暗地統戰影響着。

八九六四後，他對中共體制徹底失望。「蘇東波」震盪消散後的九十年代末，他開始思索到，宏大論述的價值都不及在地的複雜生活處境實踐，「你會思考自己為何會有些想法，這種反思可追溯至我的過去，後來不只是了解我的過去，還有身邊的社會環境的過去。你會把問題由自身輻射到一個更遠的過去」。九七年是分水嶺，他開始研究香港。自此於歷史之河涉足索源，在文化現場作精神考古；挖掘過去，編連當下。

解殖未完
共謀勾結體制殘存延續

回歸後的香港問題叢生，有學者歸咎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外部衝擊，亦有論者認為是管治問題，甚至搬出人心未歸、外國勢力煽動之說；然而羅永生提出，香港之困，根源自殖民遺害。香港政經等範疇固然有各自權力不平等的內在邏輯，但皆不能脫離香港特有的、由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權力機制，「例如，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在港橫行無忌？當新自由主義被挑戰時，什麼力量令它安然無恙？你可以繞過功能組別不提嗎？」這種力量，明顯來自新舊殖民體制。

殖民豈止內外的關係

羅永生把這種殖民體制理論化為「勾結式殖民主義」，意指殖民地時代英國殖民者透過與高等華人精英的勾結合謀以達至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殖民者實踐「有效」管理時，合謀華人亦享盡投誠後的好處。他認為，殖民經常被二分作簡單的內外，但這實是被操作後的認知，「殖民性不是全都由外國壓下來的，殖民關係不是一個內外的關係」。當初中國人接受英國人統治，不過是把舊中國天朝制度的關係複製，「中國從來都有帝王和地方，一直建有這種被統治的關係，你會不會叫這是殖民主義？當時不會如此理解！但它能不能夠被複製甚至轉移？」以同一種奴性，服侍另一個皇帝的戲碼，在回歸前後一直上演中。

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都經歷「解殖」過程：透過文化反思和制度改革以確立民族主體性，建立民族國家。但羅永生認為，香港的解殖工程卻被「回歸」蓋過，殖民餘毒依然未清：九七後，殖民時期的不民主政制被延續並美名為「行政主導」的管治手段；殖民下的犬儒與奴性續以「政治冷感」之名被「確認」為香港人特質，「殖民留下的東西不處理，還要將之抬舉，被建制變為我們的『核心』。」就像功能組別，統治集團竟欲以「均衡參與」為名延續至千秋萬世。

回歸，與港人的自決自主，全沾不上邊，就像富商鄭家純的「更換宗主國」論。羅永生觀察到，在大國「崛起」後，中方更開始宣說另一套語言。當日「民主回歸」信誓旦旦，一國兩制世界創新；今日一本白皮書，把香港變成天朝底下的一件迷途小書僮，「咁你咪搲頭！（大笑）原來人家都不當你是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只當你是一個非民族國家的天朝體系中的其中一個（從屬）部分！」

虛擬的自由
到本土意識抬頭

羅永生的批判不止向統治階層，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批判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支最鋒利的筆。他認為，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弭。泛民偏安自滿缺乏反省，實是把香港民主發展到自困悶局；○三年，虛擬自由主義已顯崩壞先兆。

羅永生指出，自○六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

「行動好緊要」

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專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他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泄。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

「被動回歸」
到香港主體醒覺

後中英聯合聲明三十年，羅永生指香港人的變化尤為明顯，「當年大部分人都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他只是看身邊的世界怎樣變化，接着作出反應，這個反應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圖像中」。努力無用，有話無聲，人們放棄爭取群體的自決，「變成個人應對的策略，或者自己家庭的策略，卻和身處的集體和社會環境沒有一種關連」。

視這裏為家 主動抗衡

直至港人把這個地方視為家：「很多人覺得香港不是一個寄居的地方，而是他自己的家。」由保育運動、反高鐵，到更大型的反國教，個人開始組織成群體，與不斷侵擾的國家權力對抗，「那種是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意思是提升的，是你堅持的東西被人踐踏，你的能力就會出現，會珍惜戰友，會找方法去抗衡。這些都會自己生長起來，而再不是等指揮。」

然而，當下香港，新舊殖民霸權依然盤踞、犬儒主義根深柢固、宗教右派日漸壯大，公民社會亦被不斷收編吸納，究竟港人願意選擇醒覺，還是繼續裝睡？羅永生說，不少港人是「看時勢，看大環境」，以他的觀察，身邊一部分相識多年的朋友，以往一直無感於政治，但今日卻天天「刨新聞」，還叫他「佔中預埋佢」，「有些東西就是逼到他們把自我裏面的一部分，重新拿出來」。

「人生下來，是不會接受自己被完全否定的，這是生命的本能，但在生活經驗中各種各樣原因令人否定這件事。我們的殖民過去令我們無可奈何，沒辦法互相信任去投身於爭取同一目標。或者，香港人置身的大環境令大部分人都有這些挫敗感和犬儒，甚至會將之內化，但不代表在被壓抑的情况下、某些位置條件改變時，會否觸發他們不再如此。」畢竟，人總渴望當個，真實的人。

歷史感貧乏
源自主體薄弱

對大部分不滿不公義現狀的港人而言，無力與悲憤是近年的生活主調。對這種情緒，羅永生提出了反思：「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他認為這是當下香港的狀態，想一步到位，「這是我們當下的缺陷。以前我們不知道不滿，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有很多不滿，但又急着要把它改變。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要培植歷史感，先要珍重我城的歷史，特別是久被忽視的民間抗爭史，「做完一件事要總結，要留下一些供後人分析解讀的材料。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

「一個社群裏面，大家分工，在各自有限的範圍內做自己的事，但那些事是可以黏貼在一起的。」在前線堵路與在圖書館挖掘史料，一樣是連結的抗爭。以社群為念的人，不因個人的一次性成敗悲喜，「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命運是共享的，那我就不會因為我個人的frustration而貶低自己哪怕是很微小的貢獻，那就是主體性成熟的表現，但香港當下還未成熟」。

亂世之始 更要剛強穩在

在當下最好最壞時代，我們大家將要走向天堂，還是地獄？「有些東西，是irreversible（不可逆轉）的，你想香港人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思維和生存狀態，覺得『搞掂自己就得』，不太易。那時有許多條件才能維持這個狀態，但現在香港人自己都覺得世界在變，他不能再像以往般過日子。」一如無法倒回的列車，然而車往何處？「可能好多香港未經歷過的，例如極端反動，極端激進的事，這些變化將來都會有可能出現，現在就是不斷拉鋸對抗。當下是大亂的開始，香港社會的整體思考和形勢，遠遠未去到一個平衡」。

在這魑魅魍魎四出之世，以我城為念的人，無不唏噓，他自是當中之一，「經常抑鬱架啦！（大笑）」，「但我們從小學習左派的辯證法。歷史就是辯證過程，它必定是反覆的。反覆之後，世界才會推進。我不是絕對的悲觀和樂觀，在每個悲觀裏，你也能看出積極的一面。」學術，是他在不安駭浪中憑倚的岩岸。

羅永生篤定道出歷史的規律：當下香港的苦受，乃所有具主體意識社會的必經之痛；如牡蠣磨珠，光芒必自傷痛而生：「情勢如此困難，人們反會覺得，每一點的東西都有用。一個有使命感、方向的族群，會覺得即使我只做了微小的事，但我都會珍惜。到我們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有如此能耐去珍重這些事物，這個族群的歷史主體性就是成熟了。」

羅永生早年出書《殖民無間道》，剛出版結集多年文章的新作《殖民家國外》。當下香港彷彿撕裂成兩半，大家都希望捍衛各自心中的「香港」，他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走向應該透過建基於平等機制的公民社會辯論決定，雙方以各自的理想社會圖像作辯論，但目前如此辯論在還未完成解殖的香港是不可能的，「以認命為前題的討論是一個假的討論，假的反思，假的選擇。如果真的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前題不應以認命出發。」（劉焌陶攝）

文 阿離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

安徒 -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政府拒絕向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引起全城轟動。短短數日，網上支持撐發牌的群組人數，直撲五十萬大關，一場「電視革命」一觸即發。筆者不會天真到預期梁振英政府會因此倒台，然而這場運動會帶來香港深層及長遠的文化意識的轉變，則是可以期待。

日前王維基在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參加講座，有近三千人出席，不期然令筆者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筆者與王維基份屬同期同學，他也是學生組織的活躍分子。他的活躍範圍在聯合書院學生會，筆者出入於中大本部的范克廉樓。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英雙方展開外交談判，中大校園內學生對這問題反應熱烈。論壇與講座往往座無虛席，而持不同立場的同學，也積極利用張貼大字報的形式，各抒己見，煞是熱鬧。

大學時代的廣義自由派

印象之中，王維基雖然不是寫大字報的常客，卻是在大字報上批註小字報的知名評論家。一個意見，引發連番相互辯駁，各方可以銜戰數日，甚至催生新的大字報出現，循環不息。他當時的立場屬於廣義的自由派，與持民主回歸論者每每針鋒相對。當時大學校園內說理爭辯，關心家國的氣氛，既孕育了王維基，也孕育了那「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我們或可稱之為見證香港踏上「過渡及回歸」路途的「六十後」一代。

「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香港人，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既沒有「嬰兒潮世代」那種分享「和平紅利」的福蔭，也沒有受冷戰時代僵化的意識形態對抗所束縛。他們更相信香港晚殖民時期的務實思維和自由主義，也誠惶誠恐地認為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是新的理想中國的寄望所在。所以，雖然那個年代有過民主回歸和王維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批評者之間的爭辯，這一代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都沒有依戀前朝的退縮心態。而是各奔前程，用各自的方式為自己，也為香港的前途打拼。

賺錢為樂卻非人生目標

三十載塵土功名。當日和王維基論戰的，一些反成了人權鬥士，民運先鋒，一些成了新朝新貴，而王維基就成了百億巨富，當過浙江政協，也是當下的風雲人物。

三十年來，王維基的「魔童」之名不脛而走，無可置疑地是因為他不靠庇蔭，獨闖天下卻又屢創奇蹟。從這個意義上，他是典型的「香港仔」，一個不難找相近例子的港式「成功企業家」。但他也是非常獨特的「六十後」世代，因為比起那些香港「富二代」，王維基是一個敢玩敢輸，充滿專注和敬業樂業精神的人物。他既體現了韋伯所講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展露一種典型的「波布族」（Bo-bo）的輕灑。他以賺錢為樂，但錢卻非他的人生目標。他拒絕要為自己建立家族的商業王國，卻選擇浪遊南極、深海，結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這兩極。雖然，這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完美（或者仁慈的）資本家，但他的確擁有一份如神話人物一般的氣質，走進新一代香港人的夢幻世界。

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五十後」要靠建立一種「獅子山下精神」為自己造像，自我敘述為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刻苦奮鬥，並且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那麼，「六十後」所要為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就需要一種更加強調不依庇蔭、獨立思考、公平競爭，更加個人主義，能夠出入於物質世界，兼有務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造像。作為個體的王維基，的確是這種「後嬰兒潮」香港人的代表。

失敗的不獨王維基一人

可是，歷史表明，追求特立獨行的香港人一直都只能「戴着腳鐐跳舞」，沒有一點世故，沒有一點識做人、識講說話的技巧，沒有一點親中人脈，很容易就會「輸在起跑線」上。而王維基也長袖善舞，雖早早就有自由主義者疑慮回歸後前景的深層意識，而面對八九年的六四巨變，他也務實而靈活地決定遠走加國彼邦。（雖然事後證明，原來他這一驚一走，卻是天賜給他的一個創業良機，藉開拓「長途回撥」服務而創了電訊業奇蹟，從而邁向致富之路。）他為平衡家族人脈，親中關係之不足，他不會充當民主鬥士，甚至也隨大流，當過一個地方政協。

可是，就是連這一種充滿了務實平衡的考慮、戒慎恐懼的個人創業夢想，今天也仍然被政府和權貴封殺。失敗的就不是王維基一人，而是整個見證過渡與回歸的一代「六十後」香港人。

電視行業，本就是一個產製夢幻的行業。夢幻之為當權者所用，是為「意識形態」。電視之服務於製造夢幻，乃因它是逃避主義者的安樂窩。香港人在人心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如非靠急劇興起的電視文化、歡樂今宵式的大眾娛樂的安撫和發泄，早早就熬不下去，起來造反。可是，當社會不單大量消費夢幻，以致人們以夢幻的方法去看待社會本身，用夢幻的尺度去檢視周圍的事物，就會更期待在社會現實中出現夢幻式的英雄人物。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以「讓夢幻理想成真」的方式延續下去。當代資本主義的秘密，就在於繼續讓社會如夢如幻般延續下去，以致到達一個程度，延續夢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責任，因為創造夢幻英雄，證明奇蹟是可能的，已經變成大眾的期待，視為理所當然。

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真人騷

王維基踏足電視這個造夢的行業，試圖充當白武士，扭轉乾坤，打破壟斷，把昏睡了三十年，接近沉悶至死的觀眾叫醒，這本身就是一齣蕩氣迴腸的浪漫戲劇。九億投資，四年苦待，就只欠一個大團圓結局。可是，一聲「叮走」，理由「無可奉告」，這又是如何可以收拾的anti-climax。如果任何一個選拔遊戲的真人騷可以如此輕易地更改遊戲規則就一聲把人叮走落幕，觀眾不把電視機也摔破才怪。

所以，香港當前所面對的，與其說是一場醞釀中的「電視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穿了「崩」的「真人騷」，危險的不再是摔破誰的電視熒幕，而是政總的那幾塊玻璃。

當世界上第一個人因為電視節目結局荒謬而摔破電視機，上帝就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關於人類的秘密，那就是：做（造）夢原是人的基本權利。當然世界最荒誕的是，雖然真實世界比一個爛透的電視節目還要荒誕，人們卻只會去摔破一部電視機。

王維基要去為香港人造更好的夢，卻同時是在真實世界認真地演繹着一個關於哥利亞可以打倒財閥家族巨人的「香港人夢」，這樣，他就悲劇地注定像《真人Show》（Truman Show）裏面那個要揭開電視機背後真相的人，結果，就是把夢幻的現實結構（或者現實的夢幻結構）瓦解掉。

王維基的「罪」與「過失」，正正就是他過分認真地演繹這種「英雄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面對的是赤裸裸的在夢幻結構瓦解掉後的「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連造夢／做夢的權利都被剝奪和嚴密監控的令人難堪的「現實」。如果，現實就僅如一部只會重複播演「維基叮走錄」的電視機，敢問你會不會把它摔到地上？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夢醒之後，香港人往何處去？

編輯 梁詠璋

安徒 - 進擊的新保守主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星期，雖然是炎炎夏日，議會關門，高官政客每多外遊避暑，可是香港街頭卻接連上演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戲劇。一位休班教師在街頭出於義憤以髒話罵警，竟然導引出一場近三千人在旺角街頭互相叫陣和對罵，場面瀕臨失控。特首梁振英還竟火上加油，嚴辭責難當事人，更要教育局就事件提交報告。梁的話說在天水圍一場他去作秀的會場當中，而門外卻有一大堆形似三山五嶽之輩，突然現身勇武「支持梁振英」，與反對梁振英的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黑道挺梁之說，甚囂塵上。大眾嘩然，紛紛思索「香港點解會搞成咁？」……

顯而易見，香港政治局勢正面臨一個重要拐點：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體上存在的政治共識正在徹底瓦解，社會重返一種類近五、六十年代「左」「右」意識形態對抗的狀態。可是，和當年不一樣的是，當年「左」「右」雙方都是「國共鬥爭」在香港的伸延，所以雙方均不會動搖整體香港的格局，可是，今日在街頭上演的這些對抗，卻標示着一種決定着香港未來的終極角力。

如果說，一九七○年代以來香港建立的社會抗爭傳統，是以批判殖民政府施政不足為主的「官民對抗」模式，那一九八○年代形成的「九七政治」，也因為香港人是被排除在談判的過程之外，所以社會抗爭和民主運動，都仍是針對當權的政府出發，「民間」往往被假想成是同質和團結的。

戲劇性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九七政權易手之後的初期，利益集團結成建制聯盟，與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延續對立的格局。然而，隨着民主訴求日趨高漲，依靠不公平的政制並不能服眾。真正可以讓宗主政權管控大局的，倒是那個和「政治」有一段距離的社會空間，例如教會、學校、街坊組織和其他社團。但這正好是泛民政客及活躍社運分子往往忽視的廣義的「公民社會」。

泛民派和社運分子對於街坊組織的趨向建制當然不會不認識，因為區議會成為建制派的天下已不是新鮮的事，以利益收買基層民心也不是公開的秘密。這些日常生活遠離政治的基層百姓也不需要特別的政治理論去動員。可是，這不表示「建制」在公民社會領域打的「陣地戰」，就僅限於那些非中產的基層街坊。相反地，回歸十多年以來，公民社會領域中最戲劇性的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道德保守主義到政治保守主義

數年前因為情色議題、同性戀議題，人們見到一些以「道德保守派」形象出現的教會領袖，不少人以為他們的目的就只是宣揚「文化保守主義」。可是，這兩三年間頻頻成為網上熱議焦點的更是一些「河蟹牧師」、「維穩長老」。他們積極而又毫無遮掩地把道德保守主義再進一步連結到政治保守主義。而這種保守態度也不僅是謹慎、守成、尊重傳統的意思，而是順服當權者，為當權者祝福，為當權者們驅除他們眼中的「歪風邪氣」的那種露骨的「政治維穩主義」。

的而且確，構成今日基督教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很難以「蛇齋餅糉」去收買，然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一樣充滿非物質的焦慮：例如對道德敗壞的焦慮、對子女失卻上進鬥志的焦慮、對秩序瓦解的焦慮……一句話，就是「怪獸家長」現象展示出來的那種中產階級不安感。這些焦慮正好就是今日環繞一句教師粗口而爆發出來的整個沒完沒了的鬧劇背後的原因。

不假思索就跑上街頭來牽引這場道德民粹主義公審老師的是李偲嫣。這個並不偶然，因為她長期以來，不但頻頻力撐基督教道德保守主義團體「明光社」，也曾走去政府總部力撐國民教育，與學民思潮打對台。她也曾以「苦主」身分，在今年初一個反對同志平權立法的集會上，聲稱受到死亡威嚇，場上數萬個信徒為她喝彩和祈禱……卻原來，她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受聘於梁美芬底下的期間做的，而梁議員則是香港政壇裏同時得到傳統左派和部分大型基督教會所大力支持的人。這些教會支持擁護建制的基督徒，推薦蘇錦樑、陳茂波、梁美芬等。

關鍵在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

模仿和改裝自美國「基右」的「新保守主義」，緊密地將「道德恐慌」和「政治保守主義」掛搭起來，恰好補足了香港親共的傳統左派拙於經營意識形態綱領，以打動中產階級的空白。他們把傳教變成另一種右翼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所操作的場域，正是泛民政客和大部分社運人士都長期棄守的公民社會地帶，即家庭和學校。當年羅范椒芬主理的教育改革，正是一套以「新自由主義」改革為名，內藏「新保守主義」玄機的佈置。例如「直資計劃」就內含了一種中產精英主義、家長消費主義。苦果於今才漸遭發現。這場教改令校政權力滑向以消費者身分出現的家長，也同時有利於親建制的道德主義，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雙重規訓。

這場在公民社會領域發生的微觀權力巷戰，一直進行了十多年，形勢一直是一邊倒，新保守主義予取予攜。今日突然呈現成為一種高調張揚的意識形態，說明它已具備成熟條件，成為一種不需再掩飾的政治意識形態。它直接出來呼召民眾支持，動員「沉默大多數」，正因為香港頭上的宗主政權和建制力量已經明白到，依靠不公義的政制來維繫特權的日子已經無多，所以要公然出來搶着說他們才是大多數。給予香港真普選與否是一回事，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才是關鍵。

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一種手段

事實上，以沉默大多數的代言人自居，差不多已成為世界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者所用的陳腔濫調（cliché），毫無新意。一九六九年，尼克遜面對強大的反戰浪潮，乞靈於動員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基右組織Moral Majority也是以代表所謂道德的大多數自居。這一類新保守主義正好不是固守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結合了民粹動員，以搞社會運動的方式來佔據代表「人民」發聲的位置。因此，他們不會只說財閥和政府是建制，而會說媒體評論人、持異見的學者、搞社運的NGO是「建制」，他們是「人民」，他們才是「大多數」。

在民主國家，右派保守主義會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修辭術來進行民粹動員，戰場還是選舉。但在專制政體瀕危的後期，也往往要訴諸操控甚至製造這種民粹主義來抵消要求改革的聲音。例如，一九七一年台灣政局風雨飄搖，一方面是保釣運動衝擊，另一方面是面臨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自由派知識分子發出了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呼聲。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報》卻刊登了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大肆抨擊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主張，是和大多數人的生活、想法，甚至和常識脫節，只是知識分子為了建立偏激的「思想體系」而陷社會安定於不顧。文章充斥着對知識分子刻意的攻擊，卻又要以那種所謂「普通小市民」的犬儒、苟活的語調混在一塊。這篇鴻文受到官方大力吹捧，翻印成十多萬份小冊子全國上下傳閱。顯見，訴諸所謂「沉默大多數」、「小市民的心聲」，往往就是一種手段，讓急速沒落中的專制統治者挪用「小市民」之名作其擋箭牌，為拒絕改革而塗脂抹粉。

「幫閒」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丟棄了「三民主義」理想，拾起了「小市民主義」的國民黨政權，最終也要解除戒嚴，開放民主選舉，接受政黨輪替。而當年執筆僭稱「小市民」的作者「孤影」（敏洪奎），也竟反過來支持台獨。

魯迅對於那些專門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的文人，有過深刻的觀察：「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的藝術。」這些「二花臉」（二丑）也叫做「幫閒」。他說：「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氣的。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分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

筆者不知道，香港究竟有多少個真心願意「幫港」的「閒人」，只見到一批又一批絡繹於途的牧師、家長、教授，名嘴……或以神之名，或以父母之名，或以「小市民」之名，為你「出聲」，為的就是把要緊的事化為笑話，變作滑稽……使你最終忘記，要緊的事不只是有沒有真普選，而是縱使有了真普選也可以令香港繼續沉淪不醒，打極都輸的「新保守主義」。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安徒 - 愛國考：愛國爭論中再思陳獨秀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因着六四紀念，社會上激起一波環繞「愛國」問題的爭論，它不期然令人聯想起○四年發生的那次「愛國論」風波。所不同的是，上次的爭論是由中共官方先發炮，香港的民主派及評論人紛紛起來辯解。但今次爭辯，雖然也回應着早前喬曉陽說將來特首要「愛國愛港」，但焦點卻是意圖祭出「愛國愛民」為主題的支聯會，反對「愛國」的聲音卻多來自新興的「本土派」。

強調「本土」，抗拒「中國」，這本身是一種可以選擇的立場和態度。可是，正正因為「本土」的內涵並未真正展現，所以，反對「愛國」的理由也是千差萬別，甚至相互矛盾。有的認為六四是「他國」的事，港人要務是「去中國／去中華」，不應再浪費眼淚；也有的認為，六四應該悼念，但只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原則，不應高舉「愛國」；當中更有意見認為，愛國主義本身就是違反人類進步的落伍思想，根據普世價值，我們應當全盤否定愛國主義……當然，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反愛國主義」陣營當中，也不乏一些壓根兒就連普世價值也認為要讓位給本土忠誠，要堅守本土派基本要義的意見。

愛國從來不簡單

在這個見解紛雜的漩渦中，唯一肯定的就是本土主義思想的錯綜複雜、彈性可變。這些多樣的立場之間，共通點幾乎就是不滿再用「愛國」這一面旗幟。但其實，「愛國」也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原則和口號。

就以中共創黨領導人陳獨秀為例，他早年身處晚清列強侵略的年代，他參與愛國運動，鼓吹反帝的民族主義，振興尚武思想，意圖保衛社稷，恢復國權。當其時，陳獨秀是傾向於建構民族國家，擁護那些救亡圖存的「國家主義」。可是，到了民國初年，政局混亂，「國家」的幻象消亡，成為政客壓迫人民的工具，陳獨秀思想遂轉向啟蒙思想中的自由主義，高呼自由自主的人格，個性解放。在醞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主張以「理性、自覺、民主」為主軸的愛國主義。如要愛國，當愛保障人民權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主國家。如是觀之，愛國主義應為民主主義的延伸，注重的是人民主權的政治認同，而不再是以領土、族群、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認同。

事實上，就是一個世紀之前，陳獨秀的思想就已經例證了幾十年後學術界所列舉的兩種民族／愛國思想的類型：前者為「族群民族主義」，後者為「憲政愛國主義」。「族群民族主義」訴諸族群感到挫傷、屈辱、欺凌，而作出同仇敵愾的反抗，民族／族群的利益優先，為着救亡而不惜放棄實現民主、自由等現代啟蒙價值；但「憲政愛國主義」則基於個人，以人權為本來建立政治共同體的主權，人民沒有天經地義的責任愛國，倒反是國家應以是否遵守現代價值，保護人民以獲得自由和享有權利來贏取人民對國家的愛戴。

八九民運非一般「愛國」運動

回首百年，陳獨秀當年的覺醒成果，竟然是被他自己日後創辦的中國共產黨所否定掉。當然，這個否定的過程也是迂迴的。中共初則信奉世界大同能夠進一步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思想，後又在反日反帝的民族主義中找到了活命良方。甚至在馬列烏托邦都徹底失敗了的時候，鄧小平選擇了重新向資本主義投懷送抱，也是以「愛國主義」來重新建築這個政權的意識形態。

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所謂思想解放的年代，一面有國家主導的用愛國主義取代馬列教條的「開放改革」計劃，另一面有發自民間、知識分子的所謂「新啟蒙」文化運動。八九民運，是這一波文化運動的最後結果，是在一連串一面掙破馬列教條，一面批判新君主鄧小平式「愛國主義」的潮流下發生。所以，八九民運原來就是一場啟蒙運動而不是一場一般族群或民族意義底下的「愛國主義」運動。「愛國」口號在運動期間被提出，用意是一面保護「民主運動」，保護思想啟蒙，以爭取更大支持。運動是按「憲政愛國主義」原則來推行，它批判國家、批判政權，所以，它既是「民主」也是（特殊意義下的）「愛國」的行動。

六四的「去殖民」及「去冷戰」

六四在香港所產生的意義，既有與八九民運中的「民主運動」相繼之處，但畢竟不完全是同一件事。香港人當年支援民運所產生的複雜「民族主義」轉向，也不能用簡單的「愛國主義」去理解，而是需要置放在香港本身戰後的「去殖民」及「去冷戰」脈絡。

「去殖民」所指的是，殖民者在香港長期培養的「非政治化經濟人身分」在八九民運前後被打破了。就像當年巴黎五月風暴的一個多月，香港人在八九年的四月至七月左右，獲得一種從常規下突然解放，充滿使命感地、理想地、無私地、也天真地活過，因此，六四也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去冷戰」所指的是，香港人首次地在既不為共產黨，也不為國民黨雙雙壟斷的民族話語中，以自由人的身分去定義民族，投入一個真正是想像的「想像共同體」當中。這一種「愛國」當然也不是「愛」一個實體之「國」，也不是完全的臣服在夢幻的民族族群訓導中。而在往後一段長時期仍然縈繞不去的「留港」與「離港」的掙扎中，也體驗出一種香港人與自身文化民族身分有距離的反思和自覺。這種香港人特有的主體經驗，靠近更多的主體「啟蒙」而非族群的「救亡」。

本土主義愛國根源

這幾年香港的本土意識冒升，但本土意識成長的歷史經驗卻缺乏完整的梳理。究其實，作為一種美德的本土主義，其實正是愛國主義的根源（「愛國」一詞patriotism的字源是patria，意謂不管你的族群身分，也要愛你的居住地，愛你的共同體），它是一種「吾土吾民」之情，休戚與共，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連結。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本土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共同點就更多，因為兩者都希望從某種負面的文化歷史經驗中，建構出一種能動的反擊力量，正面肯定地形塑共同體的尊嚴，解除威脅和苦難。但是歷史經驗如果無法整合，就只能停留在互相割裂的碎片狀態，製造對立和分裂，那建構共同體的希望就只能是一廂情願，無論是「民族」還是「本土族群」，都只能成為內在自我分裂的虛構。

當前國家主義主導「愛國」，「愛國主義」更是一種反動的意識形態。無論提出什麼方案去反擊和制衡，都不能只成為對手的鏡像倒影，一同開歷史的倒車，重複錯誤的歷史。因為，在「救亡」的迫切感底下，最終仍只有一再的「啟蒙」，才能制止「新的愚昧」、「新的封建」和「新的帝國」。不管你是不是仍然心繫大中華，讀讀陳獨秀關於「理性、自覺、民主」的愛國主義論，反思他早期經歷中這兩段思想的轉折，當有裨益。畢竟，香港本土歷史還欠一場專屬於我們的「五四」。

文 安徒

編輯 鍾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