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講座 2016年4月28日
相逢恨晚、猜疑悔恨，是愛情和婚姻的最大考驗。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夠、渴望伴侶可以從一而終，長相廝守，排除一切誘惑，可是現實總是難如人意，一次工作上的邂逅、舊同學的重遇，情慾萌發，就可以掀起許多波瀾，教人輾轉反側，挑戰道德與感情的底線。七年之癢也許易熬，可是10年、20年、30年以上的婚姻呢？中年人以至老年人的感情世界，定必更加複雜，若說長久的愛情建基在彼此的信任，一旦發現原來他不夠愛我/我不夠愛他，那又可怎麼辦？
說到探討婚外情的經典傑作，影迷們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大衛連導演的《相逢恨晚》（Brief
Encounter,
1945）。許多人只記得大衛連中後期的史詩式大作，但他中前期的小品往往更堪細嚼，1999年英國電影協會（BFI）票選百大本土電影，排第2的就是《相逢恨晚》，第3才是《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1962），後來2004年再選，兩者排名才互換。故事中遇上婚外情煩惱的是女方。羅拉本來家庭幸福，孩子可愛活潑，一日在火車站遭煤屑迷住了眼，束手無策之際，偶遇一位同樣在候車的男醫生，善良的他以巧手為她解除痛苦。後來兩人再次不期而遇，即感互相吸引，從此兩人約定每逢星期四會面，然後一起到公園散步、划船、看電影、吃午餐，一切看似平淡，卻是浪漫甜蜜。醫生的優雅、謙遜、體貼和誠意，在羅拉心湖泛起陣陣漣漪；羅拉的樸素、溫文、和順與柔情，也令向來以禮教自持的醫生怦然心動。
理智與感情
《相逢恨晚》的男女主角都只三十來歲，但在舊日早婚的年代，不少這個年紀的中產男女已成家立室多年，有兒有女，已算是今天的「老夫老妻」。故事背景是1938年，那時戰爭陰霾、傳統束縛，均教人傾向保守安定，不敢造次，何況離婚再戀？華人世界的婦女對此必不陌生，男主外女主內的枷鎖甚至更加牢固。不過《相逢恨晚》動人心肺處，並不在於高呼女性自主、戀愛自由，而是其含蓄的浪漫、苦澀的傾心。羅拉雖然深愛丈夫，從不抱怨，畢竟感到婚後生活沉悶，相夫教子的「工作」日復一日，缺乏驚喜變化，乍遇良人，年輕時的甜蜜想像容易在潛意識中與眼前知己重疊，難免亂了心湖。「飛沙入眼」的情節也許「老土」，但關懷體貼，永遠教人心動，更難得的是性格相近，情投意合，也許就像坊間那些愛情作家所言，timing才是至關重要的。
要細味《相逢恨晚》，就要看大衛連如何處理不同的timing，深化「恨晚」的主題。從羅拉與醫生起初兩次相遇，到後來每周一次約會，每個timing都是短暫的，但也是甜美的，然而相見漸密，為人發現的機會漸增，好幾次幾乎被人撞破，只得說謊避嫌，那些timing，刻着的則是羞恥的印記。後來，兩人互通心曲，醫生帶羅拉到外出未歸的朋友家中，正當情癡神醉，慾念即將衝破理智之時，房門忽然響了起來——主人回來了，這又是一個教人難忘的timing。羅拉從後門倉皇逃走，此時她感到一切都完了，想告訴丈夫，卻又游移不定。醫生苦苦糾纏，只為告訴她自己即將動身去非洲行醫。誰也不知應怎麼做。背叛各自的家庭一同遠走高飛，還是來忘掉錯對，慧劍斬情絲？可是情絲又如何才能斷？
到了這一步，他倆之後所有timing都只能是哀怨。兩情相悅，但為了各自對家人和伴侶的感情和承諾，只能自我克制，不能逾矩；中年人的第二春，往往是甜蜜真摯的，也往往是無奈哀傷的。大衛連優秀之處，正是在於能細膩地拍出兩人這種理智與感情，又能緊緊結合甜蜜和哀愁的情調。事實上，電影一開始聽見羅拉以畫外音敍述這段浪漫記憶，觀眾就知她最終會回到丈夫身邊，但中間的掙扎和轉折，始終是那麼耐看，教人沉吟細思。故事結尾醫生決斷乘車離開，羅拉惘然若失，雙眼空洞，畫面旋轉傾斜，反映她心裏的紊亂，她隨之衝向月台，火車轟鳴經過，她方明白剛才幾乎墮軌，到底是無意識的舉措還是有意想自殺，留待觀眾判斷，這一幕是教科書級的心理描寫，無論看多少次都如斯微妙。更妙的是羅拉從回憶回過神來，雙目無神，身旁的丈夫見狀，竟明白她適才的心思，擁着她道：「感謝你回來。」這份包容真是多麼成熟、智慧、深情呢！
真誠而純淨
《相逢恨晚》寫的男女情事，是如此樸實、真誠、純淨，不摻雜經濟因素（如妻子抱怨丈夫貧窮）或破裂關係（如早有家暴、不忠、不和等事在前）等問題，不貶抑任何一人，是後世無數同類影片的楷模，舉一可知三。不過塵世間的愛情，從來就不單純，婚外情往往萌於越界的情慾，《相逢恨晚》未解羅衣，已換來畢生的恥感，只輕輕觸碰到這個話題，要到了20年後，大衛連導演的《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1965）才敢啟齒──在故事前段，齊瓦哥與娜拉數度擦身而過，暗生好感，多年以後，各自已結婚，卻因「革命」洪流所逼同在軍旅中共事，終在血泊中建立了共患難同理想的情誼，然而要分別時齊瓦哥意圖表白，娜拉仍壓抑着說幸好兩人並未做出違背雙方家庭幸福的事，可見「性」仍舊是可犧牲的慾求，直至兩人千帆過盡歷遍劫難，才決意衝破身心枷鎖，靈與慾方得到結合，蘇共內鬥的魔爪反而成就了兩人可歌可泣的關係，也不得不說是傾城之戀吧！
靈與慾結合
後來的電影就不再迴避性議題了，眉目傳情，轉瞬已在枕伴，如何不讓慾蓋過情，從人性角度掌握婚外情的問題核心，是繼後的編導們的考驗。以此考量，奇連伊士活自導自演的《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5）絕對是難得通透的精品。那是發生在六十年代艾奧瓦州鄉郊的故事，梅麗史翠普是意大利裔的家庭主婦法蘭西絲卡。丈夫帶子女外遊數天，獨守空閨的她遇上了到此工作的奇連伊士活，他飾演攝影記者羅拔，後者偶來問路，兩人互有好感，當晚已把酒言歡。
羅拔走遍大江南北，率性又幽默，不羈卻斯文，深深吸引着女方，而女方儘管讀書不多，然成熟風情極迷人（梅麗史翠普本來不太喜歡原著小說，但為了挽救走下坡的事業，即增肥20磅，又參考不少意國女星的神態，演出相當成功，蘇菲亞羅蘭就笑說她以演技盜走了這個本應屬於她的角色），善良無機心、事事好奇的性格也教羅拔傾心。她明知對方是個浪子，情難留住，但羅拔說兩人有如命中注定的一見如故，一生人只有一趟，終令對方溶化，夏日不僅蒸出一身熱汗，也燒掉彼此的心房，於是纏綿繾綣，鴛鴦戲水，中年人的床上戲拍得如此醉人，實在要佩服導演的功力。
感情經過肉體的昇華，更加難捨難離，
但在這場感情中，清醒的是女方。羅拔曾說癡迷就是癡迷，不需要任何理由，女方卻提醒他不省思為何癡迷，只是自我陶醉，逃避責任。《麥迪遜之橋》的基本結構和主旨命題，都與《相逢恨晚》相近，但後者欲言又止，法蘭西絲卡卻敢直率說出他倆的戀情只能以此方式在心中長存，一旦遠走高飛，所有東西都會消失，換句話說，timing縱對，也不代表可以永恒。
法蘭西絲卡多次訴說她對愛情與婚姻的看法，皆見睿智。最後羅拔站在雨中靜候她回心轉意，女方雖肝腸欲斷，始終堅忍到底，這幕教人想起德格拉斯薛克導演的《斷腸春夢》（There's
Always Tomorrow,
1956），片中男主角有美貌嬌妻及孝順子女，但中年偶遇舊愛，竟想與她離開原地過新生活，但女方知此情難久，最後忍心將他棄於雨中。奇連伊士活肯定參考過這部傑作，才能活現中年人的愛情哲思與困局，連法國人都大加讚美，《電影筆記》細選九十年代最佳電影，《麥迪遜之橋》位列榜首。
另一種出軌
其實，出軌不一定真有肉體接觸或實際交流，回憶與猜疑，破壞力也可極深。現正上映的《緣來他不夠愛我》（45
Years
），就講湯葛特連與夏綠蒂藍萍飾演的老夫老妻，本來恩愛親厚，正要辦45周年結婚紀念，但突然傳來消息，說找到男方少年時墮崖失蹤的前女友冰封了的屍體，他表面上不悲慟，卻忍不住緬懷舊事，女方發現原來前女友從未離開過他的心。一晚她終按捺不住，對他說：「我一直以為你有了我已足夠，但現在我有點懷疑你是否這樣想。」這句話說來是多麼的沉重，40載傾心專注的愛，原來可能建基於一個前設（如果丈夫的前女友沒死他，倆可能已成婚，那就沒有自己的位置了），那確實是不易接受的事。
不過，愛是否「足夠」，縱使是一直如膠似漆的老夫老妻，雙方的定義也許依然不同，我們是否相信對方最愛的是自己，但同時接受對方心中還有另一個人（儘管這個還有的程度，無法說實）？「專一」到底是何物？是心理狀態（有了唯一，連回憶也不可有第二）還是有時間的標準（必須一生一世）？《相逢恨晚》的丈夫原諒了妻子有過的離意，《緣來他不夠愛我》的妻子卻不接受丈夫緬懷故人的異心；這當中未必有何是非對錯，也許是男女不同，也許是價值觀各異，但好電影提出的問題總是像水滴頑石般一下一下地向我們敲問——本文不是提倡婚外情，但若感情不招自來，我們持守的到底又會是怎樣的原則？希望各位讀者能從這幾部新舊佳作中得到啟發。
撰文
: 陳廣隆
2016年4月28日 星期四
2015年8月27日 星期四
陳廣隆 - 從新舊外星人電影 反思人生問題
電影講座 2015年8月27日
深夜無人，仰望星空，看着一閃一閃、如泣如訴的星光，總不禁想到：在萬千星河之上，是否有更高階的生命？我們在這兒揮手，彼方有「人」會看到嗎？生命的起源、造物的上主到底是誰？宗教信仰是否真有意義？哲學家向明月與江河發問，電影人以攝影機尋找答案。在漆黑的電影院中，銀幕就像夜空，閃爍着各種可能。即將上畫的寶萊塢大作《來自星星的PK》（PK, 2014）雖屬歌舞喜劇，胡鬧中卻對信仰有警世的思考，以下我們一起審視電影帶出的問題，對照影史同類作品，思索星星的奧秘。
從異形到E.T.，從天煞到CJ7，自梅里埃《登月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1902）以來，電影人對外星生命有着或善或惡的豐富想像，但究其實在，種種外星形相不過是人類性格、欲念與恐懼的投射，至於將外星人想像為外貌與人類無異的物種、億萬星光的另一種自己，卻反映了人類兩種心理：對奇人異士的英雄崇拜，以及在宇宙裏舉目無親的終極寂寞，故此才有如絕地武士一類銀幕形象。借外星人的眼光看人類自身，有如對鏡自照，有時比起許多故作嚴肅的作品看得更加深入，許多科幻故事就是以此為背景開展敍事，如本文提到的幾部電影。
《來自星星的PK》一開首就講阿米爾汗（Aamir Khan）飾演的外星人獲派地球考察，一降落印度，由於全身赤裸（他們認為動物皆不穿衣，奇怪人類為何羞於自然）、不通言語（他們用心靈溝通，不必說話），即被途人視為傻子，更將他用來與母星太空船聯絡的閃亮項鏈搶去，從此流落地球無法回家。
導演前作紅遍亞洲
電影中的阿米爾汗高大健碩，心靈卻是天真澄明，為了找尋失鏈，戰戰兢兢地嘗試融入人類社會，卻發現人類社會處處有文化隔閡、傳統束縛，鬧出不少笑話。例如他不識男女服飾之別，乘他人「車震」之時拿走其衣裝，卻穿成上衣下裙，招搖過市令人訕笑；母星以物易物，自不知錢幣為何物，他見別人拿出印有甘地頭像的紙張即可換得一飽，便收集一切有其肖象的海報、招紙、刊物欲換食物，當然被罵回頭；印度語言系統複雜，說話時又常夾雜英語等外文，一時間難以學會，但他有特異功能，只要與人握手，數小時內便能通曉其語言，為此他見人即欲握手，卻被誤會是色中餓鬼，闖了不少禍。每個人見到他都以為他是醉酒鬼，遂稱他為PK（peekay，印度語醉酒、酒鬼之意），也是戲名之由來。
以上胡鬧搞笑橋段雖有趣，卻只是故事的末節，不然此片也不值多提。本片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前作《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 2009）紅遍亞洲，令許多香港人留意寶萊塢電影，該片娛樂性強，又不乏感人勵志之處，敢於抨擊印度教育與考試制度之僵化，又提到當地自殺率高企、交通混亂、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是不俗的作品，但我嫌其片面簡化，將老一輩或制度寫成鐵板一塊，卻未深入寫出三個「傻瓜」如何積極求學，怎樣衝破現有框框，玩鬧多於學習，抨擊教育制度的力量難免薄弱了。結尾三傻作弄「臭屁王」同學一節，粗鄙不文，只能算低俗笑話。
《來自星星的PK》卻一洗前作過於誇張玩鬧的毛病，笑位恰到好處又適可而止，寶萊塢電影喜穿插大量歌舞，不習慣者或不 勝其煩，本片則相當克制。影片以外星人流 落地球的科幻故事為包裝，其真正主題，在於反思人間「宗教」與「信仰」的種種疑問。PK有家歸不得，遍求無獲，一日有人告訴他可求「神」幫助，本只是想敷衍打發他，他卻深信不疑，甚至驚奇地球人怎麼能夠與全能的神祇溝通接觸。
從此PK參拜各種神祇，出席所有敬典，添香油默禱告，以為只要誠心付出，就能「接通」，卻總是得不到「神」的回應，痛心疾首，灰心頹喪，走過重重歧路後（包括曾相信殘害身體作奉獻的一套），他開始質疑各種宗教的儀式與說法，包括愚昧的迷信（廟宇外多有賣神像的，但小像和大像有何分別，多付金錢拜巨像難道就會更加得到神靈眷顧）、文化與傳統（如基督教視酒為神的禮物，葡萄酒是豐產和聖血的象徵，伊斯蘭教卻不容酒精）、排他的信仰（主張信己教者才得恩寵，那無宗教概念或信他教的善人又該如何）等。
大膽探索宗教問題
諷刺禮俗的荒謬處、質疑信仰的盲目處、思索宗教的未盡處，是許多電影大師念茲在茲的主題，布紐爾的揮灑肆意、活地亞倫的妙語連珠、英瑪褒曼的沉潛默想，影迷自必熟悉。《來自星星的PK》揭示的不過是表層，自難相比，但拉庫馬希拉尼親切之處是，將玄妙的思想拉回日常生活，PK的行動總是針對大眾，鼓動大家反思並勇敢挑戰傳統。PK的言論起初看似是無神論的（印度是宗教大國，本片推出時曾引起極大爭議），但他其實只是反對拜金神棍與愚民領袖，他認為「造物主」獨一無二，不同宗教的信仰不過是人類的「創造」，不必執着細節而失去敬愛的本心。
這部片另一大主線，講女主角安努舒卡莎瑪（Anushka Sharma）飾演的記者在布魯日求學期間戀上巴基斯坦伊斯蘭少年，卻因宗教與種族被家長拆散，回國後發現PK，驚訝他大膽質疑上帝「代言人」的勇氣，決定作為新聞話題，聲言為他找回項鏈，運用電視節目炒作至全國層次。影片嘗試借助傳媒的力量對抗愚民思想，歡迎每個「個體」對腐敗領袖與頑固傳統的詰 問，旁兼殺人吃人的種族、政治與性慾等議題（例如上述的跨族戀情，又如對殘害無辜的恐怖襲擊的抨擊等），期望的不僅是口號式的大愛，而是真誠真意的互相了解，欲喚起的是人與人的聯繫與感情，那不單是親情、友情與愛情，而是始終着眼「大眾」，這等複雜廣闊的視野，卻是不少宗教電影所無，而堅決站在平民這邊，也是當今犬儒當道的世界所少見的。
最迷失外星人角色
舉例說，我們不妨看看今天已成名作的西方電影，英國名導尼古拉斯洛（Nicolas Roeg）的《天降財神》（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1976）。此片的基本設定與《來自星星的PK》相仿，大衛寶兒飾演的外星人因母星已成荒漠，遂到地球引進水源，卻因飛船失事，妻離子散，困於地球。與PK不同的是大衛寶兒一早從電視節目中熟諳地球語言與文化，流落地球後，即使用滿身金飾換取錢財，後來更利用其外星科技，以超越地球現有的拍攝與錄影技術申請專利（尼古拉斯洛本身是極出色的攝影師，此處顯屬他的個人趣味），旋即成為國際巨富。
《天降財神》這中文譯名頗有喜感，其實影片格調與此完全相反。大衛寶兒在影片中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一臉憂鬱，雖是巨富，但從不現身公眾場合，也少過問公司事務，只以電話遙距指揮，觀眾後來才知道他積聚財富是為了搞太空科技，秘密邀請科學家助自己回家。PK難尋回家之路，大衛寶兒卻是滿腹計劃。
PK擁抱大眾，《天降財神》卻是感情疏離的世界。因為金錢，有的人只顧自保，有的人遠離社會，有的人心懷不軌。影片中大衛寶兒失去至愛，終日凝神寡歡，他只喝白開水、看電視，因為飛船意外，他不敢坐快車，連普通升降機都害怕，這樣的外星人形象確是罕見。事實上這是大衛寶兒初次擔綱的電影，當時他正沉迷可卡因，時常恍恍惚惚，其精瘦白皙外型也屬新潮，戲內戲外的形象非常相稱。
電影中的大衛寶兒後來遠走至人煙較少的新墨西哥州避世兼開始回家計劃，在小旅館認識了思想幼稚、缺乏自信、渴求情愛的年輕女服務員，她對他傾慕不已，毫無保留地照顧他的生活，但相處既久，他神經質、悶懨懨，對她愛理不理的個性幾乎將她逼瘋。在地球逗留愈久，他自知回家無望，甚至身份敗露被人抓去作科學研究，待人更是冷漠，最後更只沉迷酒精、性愛與死亡邊緣之間。
《天降財神》所反映的，是嬉皮士文化後期漸趨墮落迷失的氛圍，大衛寶兒飾演的是外星人，其實也可視為與大眾社會格格不入的新潮人、異鄉客體驗，尼古拉斯洛遊走不定的影機運動、節奏飄忽的剪接風格，也很成功呈現這種視角。《天降財神》沒有明顯時序，有時毫無暗示地鏡頭一轉就是數年（其他人已生白髮大衛寶兒卻不會老），有時大衛寶兒思覺又似能穿梭古今並看到遠方的景象，充滿迷幻感，走的不是硬派科幻路線，其太空機器、外星人相，都很有邪典電影的味道，今天看來仍教人嘖嘖稱奇。
主角原形源自差利
反過來看，《來自星星的PK》的結構、笑料和終局，甚至是阿米爾汗的舞步、PK返回太空船時的構圖，我認為基本來自差利卓別靈的傑作《馬戲班》（The Circus, 1928），PK暗戀女主角卻又發現對方痛苦的跨族戀情，當中的取捨、掙扎與犧牲，就與《馬戲班》主角相同，看得人眼濕濕。印度電影談情，其浪漫喜樂處，率真純樸得直追默片時代。《來自星星的PK》最好看的，就是創作團隊有着差利的那份humanity，雖然難臻差利之活潑、純粹與精煉，但在寶萊塢歌舞喜劇的框架內，在娛樂大眾與啟發思考兩方面做到極佳平衡，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天降財神》其中有一幕講到女主角想和大衛寶兒到教堂結婚，順帶提到信仰問題。她認為信神總比不信好，至少有東西可相信，感覺會安心一點，萬千星斗之間應該有神在吧。這種想法無疑虛無膚淺，只像是遇溺者隨手抓到某物，便死抓着以為是救星而已。如果她遇上PK，應該會被他以幽默的手法出言警醒吧？
本文開首提到外星人形象代表了我們兩種心理，也許PK代表的是我們希冀警世英雄的一面，大衛寶兒的就是我們心底深處的寂寞吧。話說回來，香港電影很久沒有外星人題材作品了，對上一套，大概已數到馬偉豪導演的《戇星先生》（1997），但影片瞎鬧無聊，相當難看，唯一可提的是葛民輝飾演的外星人也叫PK，但此PK何所指，在此也不必明言了。
深夜無人，仰望星空，看着一閃一閃、如泣如訴的星光，總不禁想到：在萬千星河之上，是否有更高階的生命？我們在這兒揮手，彼方有「人」會看到嗎？生命的起源、造物的上主到底是誰？宗教信仰是否真有意義？哲學家向明月與江河發問，電影人以攝影機尋找答案。在漆黑的電影院中，銀幕就像夜空，閃爍着各種可能。即將上畫的寶萊塢大作《來自星星的PK》（PK, 2014）雖屬歌舞喜劇，胡鬧中卻對信仰有警世的思考，以下我們一起審視電影帶出的問題，對照影史同類作品，思索星星的奧秘。
從異形到E.T.，從天煞到CJ7，自梅里埃《登月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1902）以來，電影人對外星生命有着或善或惡的豐富想像，但究其實在，種種外星形相不過是人類性格、欲念與恐懼的投射，至於將外星人想像為外貌與人類無異的物種、億萬星光的另一種自己，卻反映了人類兩種心理：對奇人異士的英雄崇拜，以及在宇宙裏舉目無親的終極寂寞，故此才有如絕地武士一類銀幕形象。借外星人的眼光看人類自身，有如對鏡自照，有時比起許多故作嚴肅的作品看得更加深入，許多科幻故事就是以此為背景開展敍事，如本文提到的幾部電影。
《來自星星的PK》一開首就講阿米爾汗（Aamir Khan）飾演的外星人獲派地球考察，一降落印度，由於全身赤裸（他們認為動物皆不穿衣，奇怪人類為何羞於自然）、不通言語（他們用心靈溝通，不必說話），即被途人視為傻子，更將他用來與母星太空船聯絡的閃亮項鏈搶去，從此流落地球無法回家。
導演前作紅遍亞洲
電影中的阿米爾汗高大健碩，心靈卻是天真澄明，為了找尋失鏈，戰戰兢兢地嘗試融入人類社會，卻發現人類社會處處有文化隔閡、傳統束縛，鬧出不少笑話。例如他不識男女服飾之別，乘他人「車震」之時拿走其衣裝，卻穿成上衣下裙，招搖過市令人訕笑；母星以物易物，自不知錢幣為何物，他見別人拿出印有甘地頭像的紙張即可換得一飽，便收集一切有其肖象的海報、招紙、刊物欲換食物，當然被罵回頭；印度語言系統複雜，說話時又常夾雜英語等外文，一時間難以學會，但他有特異功能，只要與人握手，數小時內便能通曉其語言，為此他見人即欲握手，卻被誤會是色中餓鬼，闖了不少禍。每個人見到他都以為他是醉酒鬼，遂稱他為PK（peekay，印度語醉酒、酒鬼之意），也是戲名之由來。
以上胡鬧搞笑橋段雖有趣，卻只是故事的末節，不然此片也不值多提。本片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前作《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 2009）紅遍亞洲，令許多香港人留意寶萊塢電影，該片娛樂性強，又不乏感人勵志之處，敢於抨擊印度教育與考試制度之僵化，又提到當地自殺率高企、交通混亂、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是不俗的作品，但我嫌其片面簡化，將老一輩或制度寫成鐵板一塊，卻未深入寫出三個「傻瓜」如何積極求學，怎樣衝破現有框框，玩鬧多於學習，抨擊教育制度的力量難免薄弱了。結尾三傻作弄「臭屁王」同學一節，粗鄙不文，只能算低俗笑話。
《來自星星的PK》卻一洗前作過於誇張玩鬧的毛病，笑位恰到好處又適可而止，寶萊塢電影喜穿插大量歌舞，不習慣者或不 勝其煩，本片則相當克制。影片以外星人流 落地球的科幻故事為包裝，其真正主題，在於反思人間「宗教」與「信仰」的種種疑問。PK有家歸不得，遍求無獲，一日有人告訴他可求「神」幫助，本只是想敷衍打發他，他卻深信不疑，甚至驚奇地球人怎麼能夠與全能的神祇溝通接觸。
從此PK參拜各種神祇，出席所有敬典，添香油默禱告，以為只要誠心付出，就能「接通」，卻總是得不到「神」的回應，痛心疾首，灰心頹喪，走過重重歧路後（包括曾相信殘害身體作奉獻的一套），他開始質疑各種宗教的儀式與說法，包括愚昧的迷信（廟宇外多有賣神像的，但小像和大像有何分別，多付金錢拜巨像難道就會更加得到神靈眷顧）、文化與傳統（如基督教視酒為神的禮物，葡萄酒是豐產和聖血的象徵，伊斯蘭教卻不容酒精）、排他的信仰（主張信己教者才得恩寵，那無宗教概念或信他教的善人又該如何）等。
大膽探索宗教問題
諷刺禮俗的荒謬處、質疑信仰的盲目處、思索宗教的未盡處，是許多電影大師念茲在茲的主題，布紐爾的揮灑肆意、活地亞倫的妙語連珠、英瑪褒曼的沉潛默想，影迷自必熟悉。《來自星星的PK》揭示的不過是表層，自難相比，但拉庫馬希拉尼親切之處是，將玄妙的思想拉回日常生活，PK的行動總是針對大眾，鼓動大家反思並勇敢挑戰傳統。PK的言論起初看似是無神論的（印度是宗教大國，本片推出時曾引起極大爭議），但他其實只是反對拜金神棍與愚民領袖，他認為「造物主」獨一無二，不同宗教的信仰不過是人類的「創造」，不必執着細節而失去敬愛的本心。
這部片另一大主線，講女主角安努舒卡莎瑪（Anushka Sharma）飾演的記者在布魯日求學期間戀上巴基斯坦伊斯蘭少年，卻因宗教與種族被家長拆散，回國後發現PK，驚訝他大膽質疑上帝「代言人」的勇氣，決定作為新聞話題，聲言為他找回項鏈，運用電視節目炒作至全國層次。影片嘗試借助傳媒的力量對抗愚民思想，歡迎每個「個體」對腐敗領袖與頑固傳統的詰 問，旁兼殺人吃人的種族、政治與性慾等議題（例如上述的跨族戀情，又如對殘害無辜的恐怖襲擊的抨擊等），期望的不僅是口號式的大愛，而是真誠真意的互相了解，欲喚起的是人與人的聯繫與感情，那不單是親情、友情與愛情，而是始終着眼「大眾」，這等複雜廣闊的視野，卻是不少宗教電影所無，而堅決站在平民這邊，也是當今犬儒當道的世界所少見的。
最迷失外星人角色
舉例說，我們不妨看看今天已成名作的西方電影，英國名導尼古拉斯洛（Nicolas Roeg）的《天降財神》（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1976）。此片的基本設定與《來自星星的PK》相仿，大衛寶兒飾演的外星人因母星已成荒漠，遂到地球引進水源，卻因飛船失事，妻離子散，困於地球。與PK不同的是大衛寶兒一早從電視節目中熟諳地球語言與文化，流落地球後，即使用滿身金飾換取錢財，後來更利用其外星科技，以超越地球現有的拍攝與錄影技術申請專利（尼古拉斯洛本身是極出色的攝影師，此處顯屬他的個人趣味），旋即成為國際巨富。
《天降財神》這中文譯名頗有喜感，其實影片格調與此完全相反。大衛寶兒在影片中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一臉憂鬱，雖是巨富，但從不現身公眾場合，也少過問公司事務，只以電話遙距指揮，觀眾後來才知道他積聚財富是為了搞太空科技，秘密邀請科學家助自己回家。PK難尋回家之路，大衛寶兒卻是滿腹計劃。
PK擁抱大眾，《天降財神》卻是感情疏離的世界。因為金錢，有的人只顧自保，有的人遠離社會，有的人心懷不軌。影片中大衛寶兒失去至愛，終日凝神寡歡，他只喝白開水、看電視，因為飛船意外，他不敢坐快車，連普通升降機都害怕，這樣的外星人形象確是罕見。事實上這是大衛寶兒初次擔綱的電影，當時他正沉迷可卡因，時常恍恍惚惚，其精瘦白皙外型也屬新潮，戲內戲外的形象非常相稱。
電影中的大衛寶兒後來遠走至人煙較少的新墨西哥州避世兼開始回家計劃，在小旅館認識了思想幼稚、缺乏自信、渴求情愛的年輕女服務員，她對他傾慕不已，毫無保留地照顧他的生活，但相處既久，他神經質、悶懨懨，對她愛理不理的個性幾乎將她逼瘋。在地球逗留愈久，他自知回家無望，甚至身份敗露被人抓去作科學研究，待人更是冷漠，最後更只沉迷酒精、性愛與死亡邊緣之間。
《天降財神》所反映的，是嬉皮士文化後期漸趨墮落迷失的氛圍，大衛寶兒飾演的是外星人，其實也可視為與大眾社會格格不入的新潮人、異鄉客體驗，尼古拉斯洛遊走不定的影機運動、節奏飄忽的剪接風格，也很成功呈現這種視角。《天降財神》沒有明顯時序，有時毫無暗示地鏡頭一轉就是數年（其他人已生白髮大衛寶兒卻不會老），有時大衛寶兒思覺又似能穿梭古今並看到遠方的景象，充滿迷幻感，走的不是硬派科幻路線，其太空機器、外星人相，都很有邪典電影的味道，今天看來仍教人嘖嘖稱奇。
主角原形源自差利
反過來看，《來自星星的PK》的結構、笑料和終局，甚至是阿米爾汗的舞步、PK返回太空船時的構圖，我認為基本來自差利卓別靈的傑作《馬戲班》（The Circus, 1928），PK暗戀女主角卻又發現對方痛苦的跨族戀情，當中的取捨、掙扎與犧牲，就與《馬戲班》主角相同，看得人眼濕濕。印度電影談情，其浪漫喜樂處，率真純樸得直追默片時代。《來自星星的PK》最好看的，就是創作團隊有着差利的那份humanity，雖然難臻差利之活潑、純粹與精煉，但在寶萊塢歌舞喜劇的框架內，在娛樂大眾與啟發思考兩方面做到極佳平衡，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天降財神》其中有一幕講到女主角想和大衛寶兒到教堂結婚，順帶提到信仰問題。她認為信神總比不信好，至少有東西可相信，感覺會安心一點，萬千星斗之間應該有神在吧。這種想法無疑虛無膚淺，只像是遇溺者隨手抓到某物，便死抓着以為是救星而已。如果她遇上PK，應該會被他以幽默的手法出言警醒吧？
本文開首提到外星人形象代表了我們兩種心理，也許PK代表的是我們希冀警世英雄的一面，大衛寶兒的就是我們心底深處的寂寞吧。話說回來，香港電影很久沒有外星人題材作品了，對上一套，大概已數到馬偉豪導演的《戇星先生》（1997），但影片瞎鬧無聊，相當難看，唯一可提的是葛民輝飾演的外星人也叫PK，但此PK何所指，在此也不必明言了。
2015年6月25日 星期四
陳廣隆 - 噩夢的力量 戰爭之硝煙－－紀錄片與反恐迷霧
電影講座 2015年6月25日
兩年前的5、6月間，斯諾登潛藏香港，密會敢言記者與同道，披露了美國以反恐衞國之名深度監聽本地公民以至海外目標的絕密計劃，轟動全球，不少人因此才首次真正意識到私隱與自由被強權侵犯的威脅。
上個月在香港上畫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 2014），導演羅拉柏翠絲冒險拍攝的正是斯諾登這段故事。在影片表面平實縝密而內裏驚魂籠罩的氛圍中，我們不禁反思：到底是怎樣的力量，引發出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我們也不禁想問：到底是怎樣的力量，才使得政府視深入毛孔的全面監控為尋常、必然？
九一一慘劇後，西方國家同聲揮軍反恐，不久卻深陷泥沼，不單士兵傷亡枕藉，無辜平民遭殃，更揭露出許多令人難堪的虐囚風波與欺世謊言，人民開始重新審視整段歷史，許多電影人也希望透過光影的力量反思，他們未必像羅拉柏翠絲般親身深入虎穴，但觀念的震盪也足以教人警醒。當中米高摩亞的《華氏 9/11》（Fahrenheit 9/11，2004）無疑是最矚目的震撼彈。當年康城影展評審團縱一再強調「電影歸電影」，但授以最佳電影金棕櫚獎不可能與時人觀感與反戰風潮無關。
回應上文提到的問題，《華氏 9/11》的答案非常直接簡單：一切問布殊吧。米高摩亞在影片中批評布殊政府故意忽視情報，袖手催生出九一一事件，又揭示布殊家族和副總統切尼等相關企業與拉登家族和沙特阿拉伯財團的巨額生意往來，出兵伊拉克後與阿富汗塔里班政權密議興建油管更有以權謀私發戰爭財之嫌，營造陰謀無處不在之感；除了立論引據，米高摩亞不時現身說法、當街挑戰政客，又精於剪輯，手法挖苦幽默，又將大量新聞片段重新拼貼組合，喬治布殊的豐富表情本身已是上佳的影視材料，與茂瑙的默片經典《吸血殭屍》（Nosferatu, 1922）片段拼接更明顯地暗示布殊招牌笑容背後是貪婪魔頭，大快反布殊政權者心。
偽紀錄片
當然，上述陰謀論對熟習國際政治者其實毫不新鮮，甚至非常片面狹隘，如沈旭輝即指出影片「對共和黨如此鞭撻，卻無觸及民主黨的同樣醜惡，難以超越政黨政治的框框」，更謂米高摩亞將外交簡單兩黨化，故意忽視跨黨派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其實也有偷換概念的「陰謀」，隱蔽布殊利益與美國利益相輔相成的事實。
米高摩亞在影片前半將布殊刻畫成邪惡壞人，手法縱被批評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意味，畢竟探案味重，訊息豐富，後半部卻轉為感性反戰，鋪敍無辜婦孺的死傷場面與參軍基層慘受戰害的訪問，並沒有繼續深挖全國以至全球政經層面的變化，顯然只圖抓出「大魔頭」，博取一時感動與掌聲，卻缺乏全面批判美國歷來政策的視野與勇氣。
事實上，米高摩亞的「偽紀錄片」方式不算新穎，像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節目早已深諳此道，但回望當時，像米高摩亞般明刀明槍反布殊政權的美國電影不多，講得如此生動過癮、懂得製造輿論話題的更少，雖然米高摩亞未能憑影片「阻止」布殊連任，但對一般觀眾而言，《華氏 9/11》不無政治啟蒙之功，深獲中間派市民肯定也是事實。
我最近重看《華氏 9/11》，最深印象的不是米高摩亞的立場與論點，而是中段講到布殊推動「愛國者法案」時，接受訪問的市民無不認同為了預防恐怖襲擊、追尋內外敵人，作出一點「犧牲」是值得的，而如今看來，這正是後來斯諾登要揭秘的「稜鏡計劃」的種因。因為「恐懼」，我們願意犧牲部分自由與權利，結果予政府藉口全面監聽、儲存、挪用電話與電郵等私密訊息；反恐並未成功，資料卻被交予有關部門，對付活躍社運人士與各種公民抗爭活動。那麼我們很應回頭重問：其實我們恐懼的到底是什麼？
阿當寇蒂斯執導的BBC紀錄片《噩夢的力量：恐懼政治之崛起》（The Power of Nightmares：The Rise of the Politics of Fear, 2004）有絕佳的探討。這套一連三集的紀錄片集當年廣受好評，翌年剪輯濃縮成兩個半小時的電影版本在康城影展公映，更是掌聲連連，卻一直苦無在美國電視台放映的機會，在香港也只有零星推介文章，名聲遠不如《華氏 9/11》響亮，可是當年不少影評人都曾比較過這兩部形式相近的紀錄片，對我而言，《噩夢的力量》內容的深廣度與導演的技藝都更為優勝，很值得介紹。
製造敵人
在首集Baby It's Cold Outside中，阿當寇蒂斯將當今政治紛爭的源頭上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一邊廂，埃及思想家庫特布（Sayyid Qutb）去到美國考察，深深佩服美國城市發達科技超群，但崇尚個人主義沉溺消費物欲，則是人類道德墮落之兆，某晚他在教堂聚會中看到人們親密抱擁聽着流行曲Baby It's Cold Outside共舞，他看到的是當中失落的靈魂，自私與縱慾的思想若在伊斯蘭世界發芽，勢將切斷互助互愛的紐帶、敬神守律的精神，庫特布回國後遂強烈批判美國文化，強調必須以伊斯蘭律法重建社會，更親身領導穆斯林兄弟會積極參與政治，後來因被指控參與暗殺埃及總統而被處死，但他的思想影響了像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著名激進分子，進而啟發了拉登的襲擊計劃。
另一邊廂，在同一時期，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同樣觀察到美國社會的弊病，不同的是他的解救之道乃重建美國神話，強調善惡對立的宗教精神，而最直接的做法，便是「製造敵人」以團結國民迎戰。列奧如今被視為「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從美蘇冷戰到如今的反恐戰爭，都可看到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與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信奉這套思想的鷹派人物的身影。對這兩派人物來說，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實」，而「恐懼」對人民來說就是最迫切的現實，只要不停喚起恐懼，縱使是虛構的幻象，也有無窮的政治威力，可令信者赴湯蹈火，不信者也得隨風而舞，無處可逃。
第2集The Phantom Victory與第3集The Shadows in the Cave繼續發展阿當寇蒂斯的觀點，從五十年代講到今天，因篇幅所限，無法細述，在此僅多提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冷戰期間，拉姆斯菲爾德宣稱蘇聯暗地製造武器意圖攻擊美國，然而他率眾檢視 CIA手上的資料，卻始終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蘇聯藏有他們提出的危險武器，於是結論就是蘇聯技術之佳，已能設計出美國偵察不到的超級武器！CIA指摘他們活在幻想之中，新保守主義者們當然無視指摘繼續「研究」，後來有人撰書宣稱蘇聯在各地派員偽裝、隱藏成不同的地方團體策劃恐怖襲擊，新任的CIA局長相信了這一套，據此要求分析員調查此隱藏恐襲網絡，豈料分析員直指不可能，因為該書引用的資料不少都是過往CIA虛構出來「老屈」蘇聯的，隱藏網絡根本不存在，然而局長仍然堅信該書，不為所動，另找人撰寫報告交予列根總統，列根接受結論，自此虛構就成為了現實，一連串軍事行動就此展開。
此刻回顧，美國以解除大殺傷力武器為由揮軍入侵伊拉克，至今也找不出任何實質證據，根本就是歷史的輪迴。昔日政治家向人民提出的是正面的願景、美好的未來，如今政客們不再提供美夢，反之承諾的是保護人民於「恐懼」之中；「恐懼」成為了權力的來源，難免受到政客們誇大、歪曲、濫用，阿當寇蒂斯3集《噩夢》欲追蹤、剖析、批判的，就是這種「恐懼政治」之可恥與遺害。
恐懼源頭
《噩夢的力量》不單內容比《華氏 9/11》更富歷史縱深，更為複雜全面，阿當寇蒂斯的組織能力也比米高摩亞更為嚴密緊湊、揮灑自如。《噩夢的力量》本身是嚴肅的政治題材，阿當寇蒂斯不走嬉笑怒罵的路線，但如上述「超級武器」事件的荒謬本質，自也有令人「咁都得？」的發笑效果，一點也不沉悶。當然，對於歷史與政治學者而言，阿當寇蒂斯的觀點也許有過於簡化與穿鑿附會之嫌，不見得就比米高摩亞嚴謹，但誠如紀錄片大師艾路摩里斯對本片的讚美，他欣賞阿當寇蒂斯對「理念」着迷的思索，後者強調歷史乃由一連串無計劃的行動、無系統的思想所帶動，一個人的理念可以影響全世界，儘管其人本意未必如此。艾路摩里斯指出根據這套想法，我們不妨說九一一事件是Baby It's Cold Outside的作曲者引發的，這樣說當然離經叛道，卻可擺脫我們對歷史的刻板想像，重新審視個人與歷史的關係。
提到艾路摩里斯，他的奧斯卡得獎名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Eleven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 2003）與新近作品《偽術之王拉姆斯菲爾德》（The Unknown Known, 2013）也很值得一提。這兩部紀錄片皆由艾路摩里斯分別與這兩位權傾一時的前美國國防部長的長篇訪談，以及海量新聞片段、機密文件與政府內部錄音剪輯而成，從中我們可看到這兩位長期被指為剛愎自用的強人對「戰爭」與「恐懼」的看法。
在前者，麥納瑪拉回顧東京灣事件，他細述當時的決策過程，直認1964年8月4日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期間被北越船艦攻擊的說法乃是謊言，他認為8月2日美國炮艇被北越魚雷攻擊的事件，導致美軍有先入為主的「想像」，虛報軍情，結果招致沉重的惡果；在後者，拉姆斯菲爾德繼續發揮其語言偽術本色，遊花園避談責任，對於伊拉克根本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詰難，他以當年珍珠港事件為例，強調缺乏「想像」，沒有防範種種可能性，必遭重擊，預防嚴重事故不可等證據充足才行動，為此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無節制的想像和無底線的謊言，往往就是恐懼的源頭，是戰爭的開端。在這「第四公民」的時代，知識與知情權就是力量，願我們時刻學習、反省與警惕，勇敢對抗撒謊政客，免受恐懼政治所害。
兩年前的5、6月間，斯諾登潛藏香港，密會敢言記者與同道，披露了美國以反恐衞國之名深度監聽本地公民以至海外目標的絕密計劃，轟動全球，不少人因此才首次真正意識到私隱與自由被強權侵犯的威脅。
上個月在香港上畫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 2014），導演羅拉柏翠絲冒險拍攝的正是斯諾登這段故事。在影片表面平實縝密而內裏驚魂籠罩的氛圍中，我們不禁反思：到底是怎樣的力量，引發出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我們也不禁想問：到底是怎樣的力量，才使得政府視深入毛孔的全面監控為尋常、必然？
九一一慘劇後，西方國家同聲揮軍反恐，不久卻深陷泥沼，不單士兵傷亡枕藉，無辜平民遭殃，更揭露出許多令人難堪的虐囚風波與欺世謊言，人民開始重新審視整段歷史，許多電影人也希望透過光影的力量反思，他們未必像羅拉柏翠絲般親身深入虎穴，但觀念的震盪也足以教人警醒。當中米高摩亞的《華氏 9/11》（Fahrenheit 9/11，2004）無疑是最矚目的震撼彈。當年康城影展評審團縱一再強調「電影歸電影」，但授以最佳電影金棕櫚獎不可能與時人觀感與反戰風潮無關。
回應上文提到的問題，《華氏 9/11》的答案非常直接簡單：一切問布殊吧。米高摩亞在影片中批評布殊政府故意忽視情報，袖手催生出九一一事件，又揭示布殊家族和副總統切尼等相關企業與拉登家族和沙特阿拉伯財團的巨額生意往來，出兵伊拉克後與阿富汗塔里班政權密議興建油管更有以權謀私發戰爭財之嫌，營造陰謀無處不在之感；除了立論引據，米高摩亞不時現身說法、當街挑戰政客，又精於剪輯，手法挖苦幽默，又將大量新聞片段重新拼貼組合，喬治布殊的豐富表情本身已是上佳的影視材料，與茂瑙的默片經典《吸血殭屍》（Nosferatu, 1922）片段拼接更明顯地暗示布殊招牌笑容背後是貪婪魔頭，大快反布殊政權者心。
偽紀錄片
當然，上述陰謀論對熟習國際政治者其實毫不新鮮，甚至非常片面狹隘，如沈旭輝即指出影片「對共和黨如此鞭撻，卻無觸及民主黨的同樣醜惡，難以超越政黨政治的框框」，更謂米高摩亞將外交簡單兩黨化，故意忽視跨黨派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其實也有偷換概念的「陰謀」，隱蔽布殊利益與美國利益相輔相成的事實。
米高摩亞在影片前半將布殊刻畫成邪惡壞人，手法縱被批評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意味，畢竟探案味重，訊息豐富，後半部卻轉為感性反戰，鋪敍無辜婦孺的死傷場面與參軍基層慘受戰害的訪問，並沒有繼續深挖全國以至全球政經層面的變化，顯然只圖抓出「大魔頭」，博取一時感動與掌聲，卻缺乏全面批判美國歷來政策的視野與勇氣。
事實上，米高摩亞的「偽紀錄片」方式不算新穎，像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節目早已深諳此道，但回望當時，像米高摩亞般明刀明槍反布殊政權的美國電影不多，講得如此生動過癮、懂得製造輿論話題的更少，雖然米高摩亞未能憑影片「阻止」布殊連任，但對一般觀眾而言，《華氏 9/11》不無政治啟蒙之功，深獲中間派市民肯定也是事實。
我最近重看《華氏 9/11》，最深印象的不是米高摩亞的立場與論點，而是中段講到布殊推動「愛國者法案」時，接受訪問的市民無不認同為了預防恐怖襲擊、追尋內外敵人，作出一點「犧牲」是值得的，而如今看來，這正是後來斯諾登要揭秘的「稜鏡計劃」的種因。因為「恐懼」，我們願意犧牲部分自由與權利，結果予政府藉口全面監聽、儲存、挪用電話與電郵等私密訊息；反恐並未成功，資料卻被交予有關部門，對付活躍社運人士與各種公民抗爭活動。那麼我們很應回頭重問：其實我們恐懼的到底是什麼？
阿當寇蒂斯執導的BBC紀錄片《噩夢的力量：恐懼政治之崛起》（The Power of Nightmares：The Rise of the Politics of Fear, 2004）有絕佳的探討。這套一連三集的紀錄片集當年廣受好評，翌年剪輯濃縮成兩個半小時的電影版本在康城影展公映，更是掌聲連連，卻一直苦無在美國電視台放映的機會，在香港也只有零星推介文章，名聲遠不如《華氏 9/11》響亮，可是當年不少影評人都曾比較過這兩部形式相近的紀錄片，對我而言，《噩夢的力量》內容的深廣度與導演的技藝都更為優勝，很值得介紹。
製造敵人
在首集Baby It's Cold Outside中，阿當寇蒂斯將當今政治紛爭的源頭上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一邊廂，埃及思想家庫特布（Sayyid Qutb）去到美國考察，深深佩服美國城市發達科技超群，但崇尚個人主義沉溺消費物欲，則是人類道德墮落之兆，某晚他在教堂聚會中看到人們親密抱擁聽着流行曲Baby It's Cold Outside共舞，他看到的是當中失落的靈魂，自私與縱慾的思想若在伊斯蘭世界發芽，勢將切斷互助互愛的紐帶、敬神守律的精神，庫特布回國後遂強烈批判美國文化，強調必須以伊斯蘭律法重建社會，更親身領導穆斯林兄弟會積極參與政治，後來因被指控參與暗殺埃及總統而被處死，但他的思想影響了像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著名激進分子，進而啟發了拉登的襲擊計劃。
另一邊廂，在同一時期，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同樣觀察到美國社會的弊病，不同的是他的解救之道乃重建美國神話，強調善惡對立的宗教精神，而最直接的做法，便是「製造敵人」以團結國民迎戰。列奧如今被視為「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從美蘇冷戰到如今的反恐戰爭，都可看到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與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信奉這套思想的鷹派人物的身影。對這兩派人物來說，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實」，而「恐懼」對人民來說就是最迫切的現實，只要不停喚起恐懼，縱使是虛構的幻象，也有無窮的政治威力，可令信者赴湯蹈火，不信者也得隨風而舞，無處可逃。
第2集The Phantom Victory與第3集The Shadows in the Cave繼續發展阿當寇蒂斯的觀點，從五十年代講到今天，因篇幅所限，無法細述，在此僅多提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冷戰期間，拉姆斯菲爾德宣稱蘇聯暗地製造武器意圖攻擊美國，然而他率眾檢視 CIA手上的資料，卻始終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蘇聯藏有他們提出的危險武器，於是結論就是蘇聯技術之佳，已能設計出美國偵察不到的超級武器！CIA指摘他們活在幻想之中，新保守主義者們當然無視指摘繼續「研究」，後來有人撰書宣稱蘇聯在各地派員偽裝、隱藏成不同的地方團體策劃恐怖襲擊，新任的CIA局長相信了這一套，據此要求分析員調查此隱藏恐襲網絡，豈料分析員直指不可能，因為該書引用的資料不少都是過往CIA虛構出來「老屈」蘇聯的，隱藏網絡根本不存在，然而局長仍然堅信該書，不為所動，另找人撰寫報告交予列根總統，列根接受結論，自此虛構就成為了現實，一連串軍事行動就此展開。
此刻回顧，美國以解除大殺傷力武器為由揮軍入侵伊拉克，至今也找不出任何實質證據，根本就是歷史的輪迴。昔日政治家向人民提出的是正面的願景、美好的未來，如今政客們不再提供美夢，反之承諾的是保護人民於「恐懼」之中；「恐懼」成為了權力的來源，難免受到政客們誇大、歪曲、濫用，阿當寇蒂斯3集《噩夢》欲追蹤、剖析、批判的，就是這種「恐懼政治」之可恥與遺害。
恐懼源頭
《噩夢的力量》不單內容比《華氏 9/11》更富歷史縱深，更為複雜全面，阿當寇蒂斯的組織能力也比米高摩亞更為嚴密緊湊、揮灑自如。《噩夢的力量》本身是嚴肅的政治題材，阿當寇蒂斯不走嬉笑怒罵的路線，但如上述「超級武器」事件的荒謬本質，自也有令人「咁都得？」的發笑效果，一點也不沉悶。當然，對於歷史與政治學者而言，阿當寇蒂斯的觀點也許有過於簡化與穿鑿附會之嫌，不見得就比米高摩亞嚴謹，但誠如紀錄片大師艾路摩里斯對本片的讚美，他欣賞阿當寇蒂斯對「理念」着迷的思索，後者強調歷史乃由一連串無計劃的行動、無系統的思想所帶動，一個人的理念可以影響全世界，儘管其人本意未必如此。艾路摩里斯指出根據這套想法，我們不妨說九一一事件是Baby It's Cold Outside的作曲者引發的，這樣說當然離經叛道，卻可擺脫我們對歷史的刻板想像，重新審視個人與歷史的關係。
提到艾路摩里斯，他的奧斯卡得獎名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Eleven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 2003）與新近作品《偽術之王拉姆斯菲爾德》（The Unknown Known, 2013）也很值得一提。這兩部紀錄片皆由艾路摩里斯分別與這兩位權傾一時的前美國國防部長的長篇訪談，以及海量新聞片段、機密文件與政府內部錄音剪輯而成，從中我們可看到這兩位長期被指為剛愎自用的強人對「戰爭」與「恐懼」的看法。
在前者，麥納瑪拉回顧東京灣事件，他細述當時的決策過程，直認1964年8月4日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期間被北越船艦攻擊的說法乃是謊言，他認為8月2日美國炮艇被北越魚雷攻擊的事件，導致美軍有先入為主的「想像」，虛報軍情，結果招致沉重的惡果；在後者，拉姆斯菲爾德繼續發揮其語言偽術本色，遊花園避談責任，對於伊拉克根本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詰難，他以當年珍珠港事件為例，強調缺乏「想像」，沒有防範種種可能性，必遭重擊，預防嚴重事故不可等證據充足才行動，為此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無節制的想像和無底線的謊言，往往就是恐懼的源頭，是戰爭的開端。在這「第四公民」的時代，知識與知情權就是力量，願我們時刻學習、反省與警惕，勇敢對抗撒謊政客，免受恐懼政治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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