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 台灣政治的歷史性劇變

2016年1月8日

【明報專訊】下周的台灣大選看來毫無懸念，民進黨會贏得歷史性的勝利：小英會以相當幅度勝選，立委選舉可能首度獲得半數以上席次——這都是歷史上第一次。

筆者曾在本版說過，這是一場十分無聊，但對台灣政治意義深遠的選舉，因為這次選舉反映出台灣政治地境史無前例的改變，就是綠大於藍。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4年。

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

這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加上所謂的「中國因素」讓多數民眾從信任到質疑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態度，這兩個因素一方面成為太陽花運動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太陽花運動本身又改變更多年輕人的態度——支持台灣獨立。最後，面對這場新世代戰爭，國民黨自己站到了青年的對立面，因此一路大敗。

吳介民與廖美兩位學者根據中央研究院在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顯示，在2011年，青年世代（20至34歲）中支持台獨者有43%，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35至49歲）為42%；中老年人（50歲以上）則是45%。到了2012年，青年世代台獨支持率升高到46%，壯年世代是39%，中老年人則是44%。2013年，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增為49%；壯年世代為42%；中老年人則降至43%。2014年，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大增至56％，壯年世代也升為46%，中老年人則降低到41%。

中研院學者陳志柔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指出，從2013年到2015年，國民黨支持者從33%降到21%，民進黨從21%微幅增長到24%，中間選民則大幅增加了，但顯然這些中間選民在議題立場上，是傾向民進黨的。

在2013年4月，當問到比較信任哪一黨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有49%肯定國民黨，遠高於民進黨的34%，這也反映出我曾指出的：在2012年總統大選時，兩岸政策是國民黨的優勢領域，民進黨也普遍認為敗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眾不夠信任他們的兩岸政策。這是他們邁向執政的最後一里路。

國民黨選擇站在年輕人對立面

沒想到到了2015年1月再問同樣問題時，信任國民黨的是34%，低於民進黨的46%——在這兩個時間點中最大的事件，就是爆發了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主軸的太陽花運動。這使得長久以來兩岸政策原本是國民黨的優勢戰場轉變為負面因素，民進黨從兩岸議題上的激進派站到了中間位置（所以這次蔡英文主打「維持現狀」），國民黨則被更多人視為是親北京的。

此外，在馬習會後，不同民調都指出，雖然全體選民抽樣是肯定馬習會者較多，但在年輕人中，對馬習會持負面意見的比正面的更多。

奇妙的是，當年輕人態度明顯地出現轉變，當台灣最重要政治分歧從族群轉變為世代時，國民黨卻選擇站在年輕人的對立面。

在2014年底的台北市長選戰中，原本國民黨的連勝文因為權貴形象和作為，早已不斷捱打，但他們在選前推出的最後一波廣告，是要孩子好好聽父母的話去投票，這是他們雖然知道世代之間的態度不同，但要孩子聽父母的。

這堪稱台灣史上最愚蠢的廣告。

一年後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再度推出一個高度震撼的廣告：在暗黑的畫面中，一個「5年級」（1960年代）的中年男子用非常哀怨的語氣說：

「一個中年人，用了大半輩子，為自己的家和國家努力，為什麼今天，在他們口中，我成了壞人？……他們卻說，我去對岸打拼的朋友，是出賣國家；他們還跟我的孩子說，我們從小被洗腦，說我們的國家早已不存在；他們禁止我說正義兩個字，因為正義是他們專屬……在別的國家，我明明是社會的支柱，為什麼在自己的國家，我什麼都不是……誰製造仇恨，誰才是壞人……」

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

這一方面是典型的負面廣告，看似指控他人製造仇恨，但實則是用誇張的修辭，動員選民的不安與恐懼。這本身就是製造仇恨。

另方面，國民黨再次選擇了站在世代戰爭的另一邊。廣告的目的是訴諸45歲以上的男性中年選民，批評這幾年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公民運動訴求：不論是本土、社會正義或者對中國的擔憂，彷彿那些年輕人都是無理取鬧（更不要說是妖魔化對方觀點），彷彿這幾年的改變都是他們要抵抗的。

相對的，民進黨一直以來都形象更為年輕，也在文宣上更能與年輕人對話。例如《星際大戰》上演那天，他們在臉書上放了一張照片，是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臉加上光劍，然後寫上「民意覺醒」（電影原本是「原力覺醒」）。此外，他們有一支競選廣告是呼籲20歲的年輕選民去投票，另一支是強調跟着孩子走，我們就能改變什麼（雖然這個說法也很怪）。很明顯他們是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

因此，這次選舉我們將看到民進黨取得大勝，並且會看到年輕人高比例地投給民進黨——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多支持民進黨和小英，而是因為國民黨實在太差了。

作者是台灣評論家、《號外》雜誌前總編輯

Vic - 捷運殺人事件筆記

2014年5月22日

一、這確實是恐怖的事

至少短期內，大家都會相當不安，因為在捷運上閉目養神或滑手機都已變成危險的事了。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

鄭嫌先對3名正在閉目養神乘客，直接朝他們胸部猛刺，被害人還來不及呼救時就被刺倒，其他乘客大多在低頭滑手機，未察覺殺機逼近，鄭嫌逐一朝正在滑手機乘客刺殺，等有人發覺旁邊乘客倒下，被血濺到，才大喊：「殺人了！」

二、台灣不乏熱血人士

所以我們不時會看到民眾追打罪犯的場面。台灣蘋果的報導：

今天凌晨零時45分警方押解鄭捷步出江翠派出所，準備帶往海山分局採指紋補正程序，數十名民眾情緒激動追打鄭嫌，警方花了6分鐘才順利突圍。

在追打已被制伏的犯人之外，當然也有真正見義勇為的人，例如在車廂中持雨傘與鄭捷對峙的大叔，以及合力制伏鄭捷的數名路人，台灣蘋果的報導：

一名參與圍捕鄭嫌的男子說，鄭嫌後來從月台跑到一樓，他和4、5名男子忙著拿清潔員用的拖把、垃圾桶、傘架等物品將出口堵住，然後一群人合力將鄭嫌逼到牆角，鄭嫌見逃不掉，將手上的水果刀丟棄，另一把摺疊刀也從口袋掉出來，阿伯陳風（62歲）見機不可失，一個箭步衝上前將鄭嫌壓制在地，眾人也紛紛上前痛毆鄭嫌。

三、台灣很多人相信治亂世用重典

張鐵志的文章提到：

我在香港家中不安地打開電視，看到東森的「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傑與所有來賓彷彿被附身般，用高八度音調講話，不斷地說這事情多可怕，歹徒多壞，彷彿我們還不夠畏懼不夠緊張。

其中一個來賓說自己是駐北京記者，用誇獎般的語氣說北京地鐵有多麼嚴格的安檢，地鐵站有多少公安，彷彿希望台灣也成為那樣處處戒備森嚴的警察國家。

然後，主持人寶傑說，一定要處以「極刑」。這的確也是許多人的態度：此人最大惡極，一定要處以死刑。

所以更多死刑，更多警察，更多安檢儀器，台灣就會更安全了。

這就是我們對於重大悲劇的反應嗎？

「關鍵時刻」這種節目能在台灣受歡迎，某程度上反映了台灣人的想法和偏好。這種媒體，當然很糟。

台灣人普遍支持死刑，例如2010年中時的民調顯示，84%的人支持死刑，且有過半（58%）民眾不支持以無假釋之終身監禁代替死刑。在台灣，討論死刑問題，可能導致家人反目。如果台灣蘋果以下報導正確無誤（蘋果新聞確實喜歡加油添醋），死刑的作用無疑值得深思：

鄭捷（21歲）昨晚在接受警方偵訊時說：「因為我生活壓力大，我不想活了，但是我又不敢自殺，想要被判處死刑求死，要多殺幾個人才會被判死刑。」

四、台灣當然也有冷靜、理性的有心人

可惜他們的影響力遠遠不如煽情、嗜血的大眾媒體。以下是一些難得的冷靜分析：

吳易澄 - 撕下標籤，才能阻止暴力

林瑋豐 - 犯罪者的標籤 跟你一樣嗎？

楊鎮宇 - 冷靜的筆

五、台灣媒體請加油

台灣電視的即時報導通常非常不值得看，往往內容貧乏，充滿無益的激昂情緒、無根據的揣測和錯誤的訊息。可悲的是，正常的電視新聞也往往如此。

少數優質內容，幾乎總是備受大眾冷落，例如有關挪威2011年恐怖攻擊的公視系列報導。

六、挪威的經驗

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恐怖襲擊。32歲右翼極端分子Anders Behring Breivik先以汽車炸彈攻擊奧斯陸的首相辦公大樓，造成8人死亡，至少209人受傷。不到兩小時後，Breivik穿著自製警察制服前往Utøya島，攻擊挪威執政黨工黨在此舉行的夏令營，槍殺69人（死者多數為20歲以下少年），另外至少造成110人受傷，當中55人重傷。

這是挪威二戰之後最血腥的襲擊事件。一項調查顯示，每四名挪威人就有一人「認識受此次襲擊影響的人」。挪威人如何面對如此恐怖、慘痛的襲擊，值得眼下的台灣參考。（想像一下：倘若台灣行政院或總統府發生炸彈襲擊，執政黨的活動隨即遭槍手闖入殺人，造成嚴重傷亡，台灣社會將是怎樣的景況？）

台灣公視兩篇方潔撰寫的相關報道：

他奪走我們最美的玫瑰，可是帶不走一整個春天

內文摘錄：2011年7月22日以後，挪威人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也許就是：他們是否恨爆炸案和屠殺案兇手，奪走77條生命和數百名年輕人未來的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

挪威沒有死刑也沒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最嚴重的刑罰是21年徒刑，以及若受刑人仍有對社會安全威脅之虞的，能夠實質上達到關押受刑人一輩子的預防性拘留（preventative detention）。面對布雷維克，挪威沒有因此修正原來的刑法，也沒有因此對這件達到違反人道程度的罪行設立特別法庭。布雷維克受審時，法庭內，他有律師團隊，承審法官給予其一刑事被告應享有的權利；法庭外，沒有任何的憤怒的民眾叫嚷著吊死兇手。此外，挪威於事件以來沒有出現任何有規模恢復死刑的呼聲。

這是否意味著挪威人不傷心，也不憤怒？或是他們恨得不夠多？

史維勒的母親，畢爾卡維格夫人的答案與許多被害者家屬如出一轍，也與挪威首相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的再三承諾不謀而合：

「憤怒是兇手帶給我們的，我相信，我們所失去的這些充滿理想的年輕孩子留給我們的，是別的東西。

讓挪威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是這些孩子們的遺願。」

挪威屠殺案審判觀察：緊守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

內文摘錄：首先，Breivik的審判，完全適用既有挪威刑事訴訟法。

2011年7月21日的爆炸案和攻擊事件發生後，挪威總理Jens Stoltenberg鄭重承諾，挪威不會因此有任何增加警察權力和安全戒備，刑法典中關於反恐法律不會調整，亦不會有為了處理本次事件設立的特別法案或特別法庭。警察仍然需要經過申請才可以持有槍械。除此之外，位於奧斯陸市中心的挪威國會大門仍然敞開，並未因此增加安全戒備。

Stoltenberg總理認為，正因為Breivik的作案動機是否定現有的挪威價值觀，此刻更要堅守。為了破壞國民珍惜的價值，Breivik奪去了許多性命，不能連他最想摧毀的自由民主也一同失守。

因此，這場挪威全體人民關切，甚至世界矚目的審判，仍完全適用一般的挪威刑事程序。

其次，審判保障被告權利，同時防止偏激言行的負面影響。

被國家控訴犯罪的被告，受武器平等、公平審判程序的保障，這些原則，在社會高矚目的案件尤其不能失守。

然而被告Breivik的動機就是為了打擊挪威執政黨的多元文化主義，他企圖利用審判程序作為達到宣揚其偏激政治主張的舞台。且因本案採用了同步轉播，因此是否應完全肯定被告在審判程序上的一切權利，便有討論空間。

法院的處理方式是讓Breivik能夠其陳述犯罪動機，但藉著禁止該部分公開播送，以保護被害者們的觀感，但是基本的言論自由仍需維持，所以審判內容也藉著非即時的媒體事後以文字形式發表。Breivik一共花了5天時間解釋其政治思想和犯罪動機。

許驥 - 香港品牌雜誌台灣人話事──張鐵志專訪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3月2日

台灣作家張鐵志去年低調來港，成為品牌雜誌《號外》的主編，不久後又做了香港女婿。今年1月起，《號外》正式改版，用學民思潮做封面人物，高呼「YOUNG POWER」，一改過去多年的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第二期，則請多位同志名人手拉手做封面人物，說「Gay & Proud」。有人說「號外回來了」，有人說「沒看過這麼有文化視野的雜誌」，有人甚至說這兩期《號外》「是個奇蹟」。張鐵志說，接下來一整年，《號外》都要挖掘香港正在興起的新生文化力量。

來香港後，張鐵志的體重有些增加。問他是不是因為婚後發福？他似乎不好意思承認，推說是因為坐辦公室的緣故。這話興許不假。

被拒絕入境的作家

過去多年，張鐵志頻繁往返於中港台各地，一直處於奔波狀態，直到最近半年才安定下來。

1972年出生的張鐵志，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23歲成為專欄作家，多年來筆耕不輟。他在大陸頗有名氣，因為他的幾本樂評著作：《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等，都很暢銷。但和很多港台作家在大陸的遭遇一樣，他們不被允許出版關於時事、政治的著作，乃至於大陸讀者對他們只能有片面的印象。直到最近，張鐵志才能出版他政治專業方面的著作《時代正在改變：民主、市場與想像的權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也算是為自己正名。

但就在這本書快要出版的前夕，張鐵志突然被大陸政府拒絕入境。當時他還供職於《陽光時務週刊》，之後台胞證也不得續簽。張鐵志說，他自己都不清楚具體原因是什麼。他在大陸書可以照出，專欄可以照寫，微博也沒有被刪號，但就是人不能進去。不能去大陸，為了了解國情，只能積極上微博。他說，好在人在香港，每周都有來自兩岸的朋友，仍舊可以做面對面的交流。這也是他當初選擇來香港的原因之一，因為或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可以像香港這樣把兩岸三地如此緊密地連接起來了。

兩岸三地視野的形成

雖然在媒體行業混了十幾年，但是張鐵志卻不定義自己是媒體人，而比較認同自己是獨立作家。他在台灣時，供職過《新新聞》和《旺報》。在《旺報》做文化副刊主任期間，策劃了很多中國專題，每周十幾頁的專題，把導演賈樟柯、藝術家艾未未等人引介給台灣讀者，當時台灣還沒多少人知道誰是艾未未。直到這次來了《號外》，張鐵志說他的自我認同才有了轉變，因為是掌管一本雜誌，全身心投入編輯工作，寫作時間大減。

《號外》之於張鐵志，是個情意結。過去，他常常會叫朋友帶《號外》去台灣。張鐵志說：「《號外》是吸引我來香港定居的最主要原因。」而他，也會把他關注兩岸三地的視野，帶到《號外》來。這種視野來自他長年在中港台的走動。而這種走動，則開始於一本書的因緣際會。

2008年5月，張鐵志第一次在內地出書。在此之前，大陸是遙遠而陌生的。之後去大陸參加活動，漸漸於大陸音樂界、學術界交流，也收到大陸媒體邀約開專欄。在交流的過程中，才發現台灣對中國的認識是不足的。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報道，不是偏藍就是偏綠，不是一片光明就是一片黑暗。而真實的大陸，當然沒有那麼簡單。相應的，他也感覺到大陸對台灣的認識非常有限。張鐵志本來是無心的往來兩岸，後來覺得自己可以做中台之間的橋梁。他介紹一些大陸的作者在台灣媒體寫專欄，也幫大陸媒體的一些專題策劃，包括早前被停辦的《看歷史》雜誌，原因就是做了一期台灣專題，張鐵志是他們的顧問之一。

連接大陸的異質聲音

來《號外》做主編，因為《號外》可以提供一個連接兩岸三地的平台。張鐵志覺得，香港現在充滿本土主義氣氛，今天香港要對抗的是來自北京的一元價值，不要「中國模式」強加在香港身上，香港今天要的是多元開放，不要被大陸同化。但是，他說，香港不可能單打獨鬥去對抗來自北京的「中國模式」。所以，就要連接大陸內部的異質聲音，跟主旋律不合的價值。這種價值，就像是最近兩期的《號外》，關注90後悄然興起，同志文化方興未艾等等。

當今年第一期《號外》的封面被放到facebook上時，一兩個小時就被分享了六七百次。張鐵志說，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况。來香港後，很多朋友都跟張鐵志說年輕的時候是看《號外》長大的，這本雜誌對他們影響至深。但《號外》如今不像1980年代那麼有影響力了，張鐵志想重新找回《號外》新銳、先鋒、探索的感覺，扮演比較先鋒的角色，對城市文化的探索。

站在台灣人的角度看，張鐵志覺得香港人近年非常焦慮，中港矛盾、梁振英等問題困擾着香港市民，翻開報紙，每天都告訴我們哪家小店要倒閉，舊的東西、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斷在消失。那麼，新的東西在哪裏呢？張鐵志一方面感到香港人的焦慮，一方面又感到香港人對新生事物的興奮。所以，他就想挖掘這些新生事物。比如，主流音樂愈來愈無聊了，可是去年很多新的音樂節出現。所以今年第3期《號外》就會推出香港獨立音樂的專題。接下來，還會做香港創意城市的專題、回歸自然回歸農業的專題等等。

這是從挖掘新生事物的角度出發，最近一期《號外》的封面人物，選擇了學民思潮。因為是今年第一期雜誌，也有盤點過往一年的意味。2012年，學民思潮是當之無愧的風雲人物。同時張鐵志相信，正處於巨大變動中的香港，很多東西在死亡在消失，而學民思潮這群90後，則象徵新的力量正在出現。

《號外》新角度

第二期同志專題，做了足足50多頁的篇幅，以香港為主，但也有兩三篇來自台灣和大陸的文章。去年，香港和台灣的同志遊行，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而在香港，從演藝圈到政界，都有重量級人物出櫃。但張鐵志覺得，香港的媒體雖然有關於黃耀明、何韻詩的報道，卻沒有做比較整體性的專題。《號外》填補了這個空缺，他相信是香港媒體近年來最完整的同志議題報道。

這兩期雜誌在網絡上都有很大反響，但是作為主編的張鐵志會不會擔心，雖然facebook上的「讚」不少，但實際銷量並不一定好呢？張鐵志說：「有分量的雜誌會比不痛不癢的雜誌更好賣。」他說這兩期雜誌，都賣得不錯。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張鐵志也花了不少心思，包括邀請何韻詩在第二期寫了一篇專文，講述自己的心聲。而在封面上，也是有意選擇明星來做，還讓眾人手牽手以示團結，並盡量做得精美，使雜誌有額外的收藏價值。

如何看待香港媒體

算上《陽光時務週刊》，《號外》是張鐵志第二份合作的香港媒體。他說，大約三四年前他曾經在台灣寫過一篇文章，描述他對香港媒體的看法。在那篇文章中，他對香港媒體有正面評價，他說因為在他看來台灣媒體實在太爛了。張鐵志說，台灣人常會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他在香港看到媒體對文化的報道不比台灣少，甚至更好。香港雜誌蠻好看的，但確實沒有以文化議題為主的雜誌，大多是生活類的。另外，他說香港沒有「新聞周刊」，缺少對時政比較認真、嚴肅報道的雜誌，這也是《號外》想要填補的空間。

另外的一個消息是，《陽光時務週刊》的執行主編張潔平離職後，也會加盟《號外》。來自台灣的主編張鐵志，來自大陸的張潔平，和一群香港同事共同打造一份香港雜誌。這個編輯部，彷彿就是個兩岸三地的融合體。

文．許驥  圖．尹錦恩  編輯袁兆昌

張鐵志 - 抵抗新威權民粹主義的推土機

中國時報 2012年4月4日

　日昨，即將就職副總統的吳敦義對一個抗議者說：「已經聽你講完了？可以了嗎？可以了嗎？你也不能妨礙到我啊？」引起輿論譁然。許多人對此深感憤怒。

　猶記得此前吳敦義也曾對白海豚說過類似的話（你們可以轉彎，不要妨礙到國光石化嗎？），更有人想起，馬英九宣布提名吳敦義為副總統候選人時說他是悲天憫人。然而，這句話不只是透露吳敦義個人的傲慢，而正是郝市府強拆王家的心聲，或者國家暴力行使的縮影──你們這些抗議者不能妨礙到我！

　其實，強拆士林王家事件，徹底掀開了台灣新民主外殼下的統治本質：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新自由主義，加上行政權力專斷的「威權民粹主義」。

　都更之目的本在促進都市生活機能，改善都市生活環境，但今天卻成為財團圈地的工具，讓住宅的商品化邏輯壓到了個人生存權。對於現行都更條例之惡，郝龍斌說出「在五％和九五％人數之間，市府必須抉擇照顧多數人權益」，並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要阻礙整個城市發展，妨礙大家的利益，那我們就要動公權力」，這種以多數人之名而犧牲少數人權益的作為，是一種最惡質的假民粹主義。然後，在現場對於王家住戶和幾百名支持者強制驅離，更展現了執法者的粗暴與威權心態，而郝市長說出了和吳院長異曲同工的話：「請（抗議者）不要為難基層公務員」。

　強拆王家事件在過去幾年早以不同形式出現：以開發觀光之名在東海岸強徵原住民土地（如港口部落）或者更早底拆毀三鶯部落、以科學或工業園區之名強徵農民土地或者正在發生的中科四期搶水，以及現在強拆王家，其實捍衛的都是財團利益。而所謂依法行政，不過是個藉口──想要實行對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時，就會「依法行政」，但如果是觸犯到財團利益時，政府就會公然違法：之前中科三期被法院撤銷環評結論，環保署依舊拒絕要求中科停工；之前台東美麗灣飯店經法院判決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縣政府卻依然發予建照。

　正如新自由主義的展現常常伴隨著暴力，來剷除絆腳石，這些開發與發展也讓我們看到，推土機作為一種國家暴力象徵，越來越不可思議地粗暴：當苗栗縣政府的怪手開進大埔農田時，震驚社會，沒想到政府可以如此土匪；然而，如果那是欺壓弱勢農民，現在卻是在台北市中心摧毀一個家族安身立命的祖厝。

　這個新自由主義加上威權民粹主義的歷史基礎，是來自台灣不完全的民主轉型。

　伴隨著台灣政治轉型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開放和私有化。同時，民主化也培養了金權政治的土壤，這包括國民黨和財團的重新結盟、對利益政治防範的寬鬆、選舉制度不利於社會正義等等；相對的，在兩千年前做為反對黨的民進黨，由於其本質就是反國民黨聯盟，所以是混雜著部分福利政策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想像，而無能提出真正的另類社會經濟方案。政黨輪替後，反商的強烈焦慮加上政治金援的需求（他們沒有黨產），所以亟欲拉攏資本家。因此不論哪一黨執政，金錢始終主導著台灣民主。而此次大選，諸多資本家為國民黨站台、恐嚇人民，更是赤裸裸地告訴我們誰是國家的統治集團。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是由威權時期的執政黨主導，缺乏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因此並未清除威權的歷史遺毒，行政權力也依然巨大而傲慢。尤其原本蔣經國就是以民粹主義的姿態行威權主義之實，所以○八年國民黨的重新上台不過一場欺罔的轉身，本質上並未有太多改變。

　因此，財團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和從舊時代轉身而來的新威權民粹主義，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民主的印記。房地產商主導城市發展的想像、市民生活的景觀，大資本家支配了台灣國土開發，挾持二○一二年的總統選舉。而此刻國家暴力強拆掉的不只是王家，也拆毀台灣的民主。但是人們並不會就此撤退：公民會繼續「妨礙」吳敦義們的傲慢，會繼續擋在郝龍斌們的推土機前，繼續對抗蠻橫的威權主義和財團利益。畢竟，我們不能讓脆弱的民主變成王家般的斷垣殘壁。

　（作者為專欄作家）

李怡 - 中港矛盾非文化差異而是政經融合所致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2月11日

特首曾蔭權回應近期的中港矛盾事件，認為是文化差異造成，並呼籲香港市民「包容」，他說，香港是包容及開放的社會，有信心港人會包容內地人。他又說香港能感染別人跟隨香港做法，認為內地人最終會被港人感染。他舉例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告訴他，曾見到大貨車在深圳橫衝直撞，但過了香港邊境就「守規矩到不得了，見紅綠燈會停」，曾蔭權認為貨車司機如此，同胞亦會一樣。

特首的回應，告訴我們一個還不大知道的大陸狀況，原來在大陸，駕駛者見到紅燈是不會停的，至於將來到香港自駕遊的大陸駕駛者，會不會都像王岐山所見到的大貨車那樣，走在馬路上的香港人只有「執生」了。

中港矛盾果真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嗎？怎麼看都不是文化差異而是文明程度差異和公民素質差異。回想五六十年代去大陸，城市街道的乾淨，人民的守秩序，對兒童的愛護，對老者的照顧，公民素質絕不在香港之下。即使二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筆者與不少大陸來港的訪問團接觸，他們都斯文有禮，很守香港規矩。現在大陸人的文明素質，絕對是內地的政治經濟發展所造成的。

前幾天，台灣著名專欄作家張鐵志寫了一篇文章，講最近的中港矛盾並聯繫到台灣開放大陸客自由行政策，文章說，中港矛盾「關鍵不在於民間文化的衝突，而是北京的政治與資本的力量正在侵蝕香港原有的自由與文化」，「投機資本在香港炒房炒高級品炒旅館房價，惡化香港原本就嚴重的貧富不均。而為了賺自由行陸客的錢，香港越來越像一個沒個性的消費樂園：街上是更多的珠寶店時裝名店，書店卻得從二樓更往上爬。更嚴重的是政治的壓迫，例如中聯辦官員和親共媒體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展開猛烈人身攻擊，讓人憂心言論自由空間正一步步縮小。更遑論早已進行的各種以商圍政攻勢。」

一位台灣作家說出了香港市民的真正感受，而香港特首卻不知道市民感受，又或者是故意混淆。香港人並不歧視內地人，不僅不歧視，而且百多年來都有關心內地發展與人民生活的傳統。八九民運，六四燭光，對劉曉波、艾未未的尊敬關懷，大陸地震天災時港人的慷慨捐輸，在在說明香港人視內地同胞如親人。

然而，自從大陸實行權貴資本主義後，社會向兩極分化，極少數人或貪污或憑着權力關係成為巨富，絕大多數人則陷於赤貧和沒有生存保障的處境。大款的比例雖小，絕對數字卻很大。來香港消費搶高樓價、旅館房價，惡化香港貧富差距的內地客，大部份是富起來的一批人。有錢來港生仔的，也不會是貧民。

作為一個開放的自由市場來說，當然對來消費人士都應一視同仁。但特區政府對中國政治權貴的諂媚，把平等交易的大陸自由行說成是「祖國的恩典」，把來消費的陸客當財神當米飯班主來拜，這就造成了一些陸客的自我膨脹以致囂張，不顧香港法制規矩。港人反感，遂有「蝗蟲」之譏。我們的特區政府包括平機會，在一些豪宅講明只賣給大陸人不賣給香港人的歧視政策出台時沒有反歧視，在 D&G明言香港人不得在門前拍照而內地人則可以時不吭一聲，在孔慶東罵港人是狗時沒有回應，一個沒有寫明「蝗蟲」的廣告卻使平機會急忙發聲明說是「譏諷和中傷」，許多人更站在莫名其妙的道德高地說是「歧視」。難道他們看不到廣告內文正含有對大陸人「受毒奶粉所害」的關懷嗎？

蝗蟲論只是言論而不是歧視政策，並沒有實際傷害來港消費者包括雙非產子者的利益，只是讓他們聽來不舒服，卻會促使他們收斂。蝗蟲論也會讓現任和下任特首知道民怨所在，而有關民怨在一定程度上是特區政府促成的。蝗蟲論其實正是針對政府向大陸巨富傾斜而對香港市民漠視和歧視的反彈。因此，筆者支持陳雲的意見「讓蝗蟲飛，起碼多飛一陣」，逼政府做事，也讓中共對香港的「政經融合」鬆鬆手。

張鐵志 - 佔領華爾街 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中國時報 2011年10月12日

　歷史會記載著，二○一一年是不滿之年，是這個世代／時代的一九六八年。

　紐約華爾街旁公園的青年們是這場抗議的遲到者。之前，埃及、突尼西亞、馬德里、智利、倫敦青年們都已用不同方式表達對體制憤怒與無奈。怒吼對象既是全球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和嚴重青年失業，也是無力解決問題的政治體制－－阿拉伯青年們是要揭露獨裁者的謊言與腐敗，倫敦與美國的青年們則是要挑戰無能回應人民要求的現行民主體制。

　這些反抗行動展現出憤怒的不同面相：埃及與突尼西亞是推翻政權的革命，倫敦青年們是無秩序的騷亂，佔領華爾街則是一場社會運動，雖然是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行動面臨主流媒體、傳統左派的批評，是缺乏具體目標與訴求。然這模糊與曖昧性正是抗議青年一開始所要的。最早發起這個運動的雜誌Adbuster就說，「在運動成氣候前，提出具體目標是沒意義的。所以，開始的目標就是占領本身－－占領意味著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產生特定目標，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體不停地問什麼是目標，他們錯了。」意思是，抗議青年們意欲透過「佔領」本身形成對體制反思的運動，在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而這個過程就是一種民主實踐。

〔Vic：Paul Krugman說得好：「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然而，這群青年安那其並非沒有目標，他們要傳遞的訊息其實非常清楚：是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靈，一如主要口號：「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

　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Joseph Stliglitz在佔領華爾街的現場就說：「金融市場本該配置資本並管理風險，但現在他們卻錯置資本，引發風險，這是一個將利潤私有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這是種扭曲變形的經濟，我們如果繼續與這種體系共存，就不會有經濟增長，也無法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再者，美國的貧富不均日益嚴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握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相對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五年的收入卻縮水了。

〔Vic：陳雲的評論發人深省：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況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毀了。〕

　扭曲的經濟體系與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的另一面，是美國民主早已淪為金權民主，金錢力量深深操縱政治過程與政策制定，這個民主體制無法回應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真正需求。

　所以，佔領華爾街的青年有不滿的方向與目標，只是缺乏改革的具體政策。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他們不滿的是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如一九六八年法國街頭的反叛青年，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街頭的反全球化青年，對整個體制不滿，並且未必有具體的改革方案；但追求的是去「想像另一種可能」，並且要透過廣場進行直接民主的討論，去落實這種想像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識。

　普林斯頓大學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說，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去談一堆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或者如一個參與者所說：他們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體制的根本問題，而不只是講出癥狀；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場給出答案的運動，而是提出正確的問題。當然，一場缺乏具體目標的抗議運動最終可能只是一場浪漫的激情，要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需要的是一場持久戰，需要草根組織與不停的戰鬥，而不只是令人熱血沸騰的「廣場」。不過事實上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目前已有許多工會和親民主黨的自由派組織加入，他們可能形成更廣大的改革聯盟：抗議青年們點燃憤怒之火，接下來該各個組織性團體接棒去推動改革方案。

　一九六八年的全球青年反抗運動中，戒嚴的黑暗時代中的台灣缺席了。二○一一年的台灣呢？不也是面臨和其他國家一樣問題：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青年貧窮化、嚴重偏向富人的稅制、財團的無盡貪婪（他們不斷地炒地皮、開發東海岸……）、以及一個無法真正面對人民需求的空洞民主。

　台灣的不滿青年們已開始謀畫他們的佔領行動了。

　（作者為專欄作家）

張鐵志 - 不只是寫一首詩

中國時報 2011年1月19日

　被鎖定的濁水溪口
　島嶼最後僅存的泥灘溼地
　鹹鹹吹拂的海風中
　有一種聲音，悲切的吶喊
　拒絕呀！拒絕煙囪集團
　聯手滅絕我們

　這是詩人吳晟的詩作〈煙囪王國〉，收於一本新書《濕地、石化、島嶼想像》。在朗讀過程中，他流下了激憤的淚水。

　三個月之前，吳晟和許多作家、音樂人、藝術家走進了一座權力中心的空間，坐在台灣立法院的會議室中：李昂、吳明益、鴻鴻、劉克襄、李敏勇、蔡詩萍、導演林正盛、歌手陳明章、張睿銓、閃靈樂團Doris等數十人。這是「藝文界反對濁水溪口開發石化業」的記者會。參與反對的藝文界人士不只這二十人，而是有幾百人參與連署。

　這個月，這群文化界人士編了一本書《濕地、石化、島嶼想像》，結合了理性與感性、溫柔與憤怒、詩歌與論述，來抵抗國光石化這頭巨獸。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都已經告別我們而去的歷史時刻，台灣還要進行這麼一個高耗能、高汙染、高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開發案，實在令人錯愕。誠如學者在書中指出，國光石化將會造成全國民眾健康風險，其產生的二點五公尺懸浮粒子會使得每年因呼吸道和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數增加兩百三十四人。此外，由於全台三分之一以上的優質稻米、四成以上的新鮮蔬菜、豬肉與雞蛋、八成以上的文蛤都是由雲林彰化地區供應，這些產品都會受到嚴重汙染。而國光石化未來營運後每天需要用水量高達四十萬公噸，這將造成中部地區超抽地下水更嚴重，影響國土安全。

　當然，國光石化巨獸更為人所知的惡果是破壞濁水溪口近四千公頃的珍貴溼地，並且會吃掉原本就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而白海豚真的沒有像政客的腦袋一樣那麼會轉彎。

　以經濟效益來說，目前台灣乙烯自給率已超過九成。若以出口說，目前百分之七十五是出口到中國，但中國的石化產品自給率未來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所以出口利益很有限。

　簡言之，國光石化開發案，是損人不利己。

　過去台灣的藝文界並不乏介入社會議題的集體行動，但是如此規模的集結卻不多見，只因為這個石化政策將讓台灣的天空、土地、海洋，都遭到黑色的巨大汙染。

　不少創作者們都為了守護濁水溪而寫下歌曲或詩。年輕的抗議樂隊農村武裝青年寫下〈濁水溪出代誌〉；民謠詩人陳明章則在一夜之內寫下一首歌，悲哀地吟唱著：

　「思啊想啊起，八輕若蓋下去，我們的孩子連呼吸都會有問題，為什麼我們一次又一次用土地的汙染來賺那個黑錢……」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向關心土地與農村問題的詩人吳晟的詩。去年中的記者會上他就曾含淚朗讀〈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多麼希望，我的詩句
　可以鑄造成子彈
　射穿貪得無厭的腦袋
　或者冶煉成刀劍
　刺入私慾不斷膨脹的胸膛
　但我不能。我只能忍抑又忍抑
　寫一首哀傷而無用的詩
　吞下無比焦慮與悲憤

　這是詩人最沉痛的悲痛與無奈。然而詩人們深知，他們不能僅僅寫下一首詩，依賴詩歌的火光對抗巨大的黑色之獸；他們還要提出論述，與組織行動。正如本書主編吳明益所說，他們不願意再繼續躲在文字的叢林裡、望遠景的背後，他們不願再繼續當「旁觀者」。

　的確，抵抗這隻影響台灣未來新時代的巨獸，不只是濁水溪口民眾的責任，不只是這本書中這些學者和文化人的事，也不只是那成千上萬願意參與國民信託購買溼地的公民的工作。

　我們都不能成為旁觀者。（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