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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8日 星期五

區樂民 - 無憂也是憂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7日

生活不如意時,我們幻想如果怎樣怎樣,那就美滿了。然而,現實生活比幻想中的生活,來得複雜。

徐先生和太太是我的好朋友,六年前,他們開發了一個很成功的電腦軟件,被國際公司收購,賺了一大筆錢,兩人決定退休,開展理想的生活。

「嘆世界六年了,感覺如何?」這天我問徐太太。

「還不是過日子。」她淡然地說。

「其實你會否覺得可惜?」我問:「你接受了高等教育,聰明,才四十多歲,但不工作。」

「這也是我最近常常想的問題,」她答道:「財富是足夠了,兒子念大學,很懂事,不用我操心,丈夫愛看書和電影,自得其樂,而我,日子輕鬆,不能說不開心,但也說不上很開心。」

「找份工作吧,」我提議:「有收入也好,義工也好。」

「曾做義工一年多,感覺一般。有薪酬又有挑戰性的全職工作,很辛苦;容易做的,太沉悶。」

人就是奇怪的動物,生活無憂,沒有壓力,仍會不快樂。

徐太太喝了一口咖啡,沉默片刻,才道:「但有時候,我很羨慕那些勤勤力力、為口奔馳的人,他們每天都有清晰的方向。」

「如此『離地』的說話,若放上網,肯定遭人圍攻。」我笑了。

「但這是我由衷的想法。」徐太太認真地道。

求不得,是苦;求得,仍是苦。快樂是人生中最大的課題。

2016年1月9日 星期六

區樂民 - 成功之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認識一位世伯,在許多人眼中,是個典型的成功人士,家庭美滿,事業興旺,家財過億,身體健康。雖年過七十,仍每星期工作六天。

星期天,他和我一起喝下午茶,餐廳臨海,和風徐來,甚舒暢,我趁機向他討教成功之道。

「我並不成功。」他懊惱地道。

「哦?」我大感出奇。

「走過大半生,」世伯說:「才發覺大部份時間是為了他人的期望而活,沒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問他最想做甚麼,他答道:「浪跡天涯,寫寫畫,創作新詩。」

「你行動自如,為時未晚啊!」我提醒他。

世伯搖搖頭,沉默了一會兒,才說:「人到晚年,創作力和熱情大不如前,時機已過。」

我想想他的經歷,然後說:「其實你在五十歲左右,已是衣食無憂,孩子也進了大學,為甚麼不在那個時候追尋理想?」

「放不下,」他直道:「生意愈做愈大,人人都說我不應交給別人,連員工也求我不要遺下他們。我於是想,多做兩年吧,可是兩年又兩年……」

我開始明白他的無奈。

「你問我成功之道,」世伯說:「我會這樣回答,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你必須仔細想清楚,在永遠閉目前一刻,有甚麼事情可真正令你感到人生圓滿。認定目標,勇往直前,無怨無悔。」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區樂民 - 求心安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30日

早上,來了一個老伯伯,坐輪椅;陪同他的,是一個更老的伯伯,仍走動自如。

我問更老的伯伯:「你是他的親人嗎?」

「他沒有親人,」更老的伯伯答道:「我是他的鄰居。」

診症後,我看看老伯伯的住址,直問:「你的病不是短時間內能痊癒,我轉介你到鄰近的政府診所好嗎?」

老伯伯還未開口,更老的伯伯便說:「政府診所已排期,還有大半年才輪到;他暫時看你,我替他付錢。」

「你真是一個好人。」我由衷地說。

「我是壞人。」更老的伯伯嘆一口氣道。

候診室沒有其他病人,我便好奇地問何出此言。更老的伯伯性情率直,細訴從前。

原來更老的伯伯以往是警察,退休近四十年。他說:「回望大半生,我做過對的事情,但也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情。唉!那個年代,不做點違心的事情,很難生存。」

更老的伯伯退休後有長俸,數目不算大,但足夠過簡樸的生活,還可以有少許餘錢,接濟有需要的朋友。

「我不相信因果報應,」更老的伯伯道:「也不相信投胎或天堂之說。人到了這個階段,只想隨心而活;我發覺幫助別人,自己的心便會安樂。」

一個神父曾說:「天主造人時,把良心放進每個人的身軀,人若能按良心行事,即使沒有明認天主,也是奉行了神的旨意。」

2015年9月24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幻覺

香港蘋果日報   2015924

周先生患有思覺失調,一個月前,他由哥哥陪伴來看我,處理別的毛病。診症後,我問周先生:「精神病控制得好嗎?」

「大致穩定,」周先生答道:「可以到哥哥的公司上班,做一些簡單的差事。」病人的哥哥是貿易公司的老闆。

「那就好了。」

「可是上班途中,」周先生說:「路人極不友善,常常罵我。」

「罵你甚麼?」我皺皺眉。

「說我是強盜、色狼、騙子等等。」

我瞄瞄病人的哥哥,他即說:「當然沒有這回事,他卻不肯相信。精神科醫生調整了藥物,但弟弟依然認定路人罵他。」

「有沒有想過打這些路人?」我直問周先生。

「打人是犯法的,我不會這樣做。」

「當你聽到指罵時,可曾問哥哥是否也聽見?」

「他說沒有,但我估計他是說謊來安慰我。」雖然周先生患精神病,但也有他的邏輯。

「不說這些了,」周先生改變話題:「下周我和哥哥去德國遊玩,你想要甚麼手信?」

我想了想,作出提議:「別費心買禮物,只希望你留意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德國聽到很多路人罵你是強盜、色狼和騙子,你便可以肯定那是幻覺。」

「為何可以肯定?」周先生問。

「因為你聽不懂德文,絕大部份德國人也不會說廣東話。」我解釋。

今天周先生來電:「我相信那是幻覺了。」

我笑道:「這是最好的禮物。」

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別人的感受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和三叔在西環喝完早茶,我們走路回家,三叔把看過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放進街上的垃圾箱。用「放進」一詞,不完全準確,因為報紙是對摺一下,一半在垃圾箱內,一半是掛在箱外。

「那是間諜互通消息的暗號嗎?」我笑問。

「這是方便拾荒者,不用翻開垃圾箱找報紙。」 三叔說。

「你真會為他人設想。」我稱讚。

「舉手之勞。」

記得很多年前,三叔的家進行大裝修,他和三嬸搬到一個短租四個月的單位。工程完成了,三叔退租,業主來檢查室內狀況。業主開門一看,感動得差點想哭,業主說:「區先生,謝謝你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長期租客。」三叔當然沒有成為他的長期租客,但跟業主成為長期朋友。

三叔曾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運用自己十分一的精神,去照顧旁人的感受,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農曆新年前的兩星期,三叔以紅紙寫了很多揮春,寄給親朋戚友。

「以往是親手送的,」三叔道:「現在老了,走路沒那麼方便,唯有郵寄。」

八十六歲老人送上的祝福,接收的人,必然欣喜。

「人家開心,我也開心。」三叔說。

人緣是好是壞,是可以選擇的。三叔常道:「論銀行戶口內的數字,我並不富有,但心裏,覺得自己很富有。」

2014年11月27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憂鬱的女孩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7日

萍萍九歲,由父母陪同覆診。她患輕微濕疹,此病雖癢,但臉上的破損,是不成比例的多。

「你不用上班,我早叫你看緊一點,別讓她抓破皮膚!」萍萍的爸爸責備媽媽。

「一天二十四小時,怎可能每分每秒都監視?」媽媽反駁。

萍萍是個憂鬱的女孩,甚少說話,每次我向她提問,她總顯得慌張,好像害怕答錯。於是很多時候,由媽媽代答。

「皮膚很癢嗎?」我問。萍萍不敢回答,只看着媽媽。

重複抓傷自己,可能是精神壓力所致。我先請她的父母暫時離開診症室,讓我和萍萍單獨談談。

「萍萍,我會錄音,待會也讓你的父母聽聽我們說了甚麼。」我開啟了她的媽媽的手機錄音軟件。

父母不在視線範圍,萍萍輕鬆了些。小孩子生活壓力,主要有三方面,學業成績、同學相處和家庭狀況。我們由學校生活說起,她念書的成績中上,沒有被同學欺負。接着,我花了好些時間,引導她描述自己的家庭。看看手錶,幸好萍萍是這天最後的一個病人。

助護請萍萍的父母進來,我總結問題,並播出最後的一段對話。

「萍萍,你覺得自己是個快樂的孩子嗎?」

「不快樂。」

「上次你覺得很快樂,是甚麼時候?」

「兩個月前的第三個星期天。」

「那天發生了甚麼事情?」

「那一整天,爸爸媽媽沒有吵架。」

2014年10月23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疑似客觀報導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3日

資深傳媒人說:「對任何人做任何指控,起碼用『相信、涉嫌、懷疑』。」

我信任權威,如果我是前線記者,會按指示這樣報導新聞。

十月十七日,旺角發生懷疑警民衝突,一群身穿疑似香港警察制服的生物,雖然未經DNA分析核實,但相信全是人類,跟數目更多的疑似示威者,可能發生了多次肢體碰撞。由於我站立的位置和懷疑的碰撞相距大約十公尺,我又沒有儀器量度兩批疑似人類是否真的有物理接觸,所以是否有碰撞仍屬懷疑階段。

但見一個身穿便服的疑似男人倒地,右肘撞向鐵欄,並發出相應的聲響,相信這次碰撞真的發生了。這個疑似男性人類的右肘頓時冒出鮮紅色液體,合理推測是血液,我嘗試上前詢問他是否流血,但被人群擠開了。

疑似警察接着向涉嫌非法集結的疑似市民發射相信是胡椒噴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製蛋糕的鮮奶油或聖誕節用的人造雪。我對這名發射噴霧的疑似警察說,我是一個很客觀的記者,可否讓我看看他的委任證以確認身份,但他似乎太忙碌,沒有理會我。我在此報導完畢,將時間交給新聞部。

如此報導應該最客觀了,但正常人會怎樣想?

資深傳媒人又問:「你是人家心裏那條蟲嗎?憑甚麼?」

我不懂回答,因為問題太奇特了。按現有的醫學知識,就算我是人家心裏的蟲,也不能了解人家的思想。一條蟲憑甚麼能明白一個人?

2014年8月21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老伯伯的底線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1日

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伯伯經常來我的診所求醫,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當候診室有病人等候時,他會提醒我:「講解病情扼要一點,不用長篇大論。」如果候診室沒有病人,他就和我聊聊天。

這天病人較少,我問他:「為了政治問題,有沒有跟舊同學爭拗?」

「以往和六個同學有定期聚會,」老伯伯答道:「可惜一個死了,三人長居外國,兩個入了護老院,因此沒有機會爭拗。」

「那麼你贊成還是反對佔中?」我又問。

「區醫生,」老伯伯說:「你的問題具引導性。」

「是嗎?」我並不察覺。

「不贊成佔中,並不等於反對佔中。」老伯伯解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果佔中可以不發生,」老伯伯續道:「那是最好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希望能在困難的商討中,得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改方案。」

「現在有個說法,叫『袋住先』,你會接受嗎?」我問。

「那就要看『袋』的是甚麼。」老伯伯的思路十分清晰。

我笑了。

「儘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老伯伯補充道:「但做人也要有底線。如果你用一些基本自由去換取短暫的安穩,到最後,你會失去自由,也失去安穩。」

2013年11月29日 星期五

區樂民 - 貧窮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8日

年輕的時候,他偷渡來港,在最貧窮的日子,口袋裏只有五元。

過去數十年,他努力工作,極節儉,現在擁有四個物業,一個自住,三個收租。每星期總有幾天,他把早一日的剩飯放進水裏加熱,下點鹽和花生,變成半粥半湯的物體,當作午餐。

「一分一毫得來不易啊!」他說。

單看這些經歷,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也因着這些經歷,他跟妻子和女兒分開了。

「她們都在盤算我的家財,不可靠。」他告訴我。

我不認識他的家人,不敢作判斷,但他曾說:「所有私家醫生都貪圖我的錢。」

「為甚麼你不看公立醫生?」我問。

「公立醫生不肯和我傾談。」他答道。

「我也是私家醫生,為甚麼你又來看我?」

「因為第一次看你時,」他憶述:「你說我患的是小病,不必覆診。我估計你不算太貪心。」

我笑了。請注意,他沒有說我不貪心,他只是說我「不算太貪心」!

這兩年,他看了我十多遍,都是小病,甚至沒有病。我認為他需要臨床心理學家的協助,但他拒絕。

每次跟他交談十多分鐘,他便會滿意地離去。收了診金,有時候我也不知應該在病歷上寫甚麼。

看着他的背影,我發現了一件事。他想盡辦法遠離貧窮,卻沒有察覺,孤獨是最大的貧窮。

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區樂民 - 六月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7日

那一夜,我站在擠迫的公立醫院病房內,收看驚心動魄的電視新聞直播。一個運送病人入院的救護員,平日雄糾糾的,看見這個畫面,忍不住垂淚。護士小姐給他遞上紙巾。

你和家人也在看電視,都呆了,不斷地問:「為甚麼會是這樣?」

那時候,你和我並不認識,但我們看着相同的影像,經歷相同的心情。

有一年的六月,我邀請你同去燭光集會,你拒絕,我問為甚麼,你答道:「太痛了。」

結果我獨自去了,真的很痛。

次天,我問你昨夜是怎樣度過,你說你燃點了一根蠟燭,默默地看着搖晃的火焰,直至最後的光芒。

悼念,是深沉的。

往後的集會,我再沒有叫你去。

你的身體漸漸虛弱,也是在六月,我去探望你,你看見我,微微一笑,道:「我快將和你悼念的人碰面,有說話想我轉達嗎?」

我仔細地看你,辨別你是否在說笑。

「我是認真的。」你正色道。

「請代我送上祝福,」我說:「祝他們快樂。」

我也是認真的。

2012年10月31日 星期三

區樂民 - 遷移生物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31日

政府決定在龍尾興建人工泳灘,並打算將生物遷移至汀角東等地區,以減低生態影響。

這樣遷移生物,真的會成功嗎?

報章說,政府指龍尾有三種具保育價值的魚,包括星點多紀魨、賴氏綠巢鰕虎魚和雙斑舌鰕虎魚。

甚麼叫「具保育價值」呢?想必然,是一些罕有的生物。

按常理,一種生物之所以罕有,是因為牠不容易適應環境,繁殖力不強。如果把這樣脆弱的生物從老家遷到新環境,牠能活嗎?

打個譬喻,如果你從四川捉幾隻蟑螂來我家,蟑螂生命力強,很大機會在我家落地生根,不斷繁衍,萬子千孫。可是,如果你從四川捉幾頭罕有的野生熊貓來我家,我可合理地推測,牠們會在兩星期內死掉。

再做一個假設,龍尾原本有三十條星點多紀魨,汀角東原本有七十條同樣的魚。你把龍尾那三十條遷到汀角東,最終汀角東並不會真的有一百條,原因是每個地區都是一個平衡生態圈,如果汀角東能維持一百條星點多紀魨的需要,那裏早就有一百條了。人為地把三十條星點多紀魨放在汀角東,當中必然有些死掉;至於汀角東原來的七十條,由於多了競爭者,也有部分會死掉。三十加七十,結果可能仍是七十。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無意為難誰,只是不明白搬遷罕有生物的邏輯。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區樂民 - 爸爸和孩子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2日

中午,走到診所附近的餐廳,點了菜,如常翻看報章。

一個中年男人走進餐廳,和我互望了一眼,便轉身走了。

記憶,一下子回到在內科病房工作的歲月。

那夜,病房收了一個六十歲的男人,腦溢血,右半身癱瘓,不能言語。我們努力控制血壓,他的性命總算保住了。

在急症病房留醫一周後,病人轉送到附屬的療養院,做了兩個月物理治療,進展不大,是時候考慮長遠護理安排。

病人的妻子已亡,有四個孩子。我跟家屬會面,建議病人入住私營護老院,並道:「我可以嘗試為病人申請傷殘津貼,如果你們平分差額,應該不會太吃力吧。」

大兒子說:「我有兩個孩子要養,無法負擔額外開支。」

二女兒說:「和丈夫剛剛置業,每月須向銀行還貸款,正節衣縮食。」

三兒子說:「去年底撞壞了摩托車,問朋友借錢才維修好。我的積蓄是負數。」

四兒子說:「上個月辭了職,仍未找到新工作。」

總之各有各原因。

那次見面後,頭三個孩子再沒有出現,四兒子則每月看父親一次,直至父親去世。在餐廳和我碰面的,就是四兒子。

想起猶太人的一句俗語:「一個爸爸可養大十個孩子,十個孩子卻養不活一個老爸爸。」

2011年6月25日 星期六

區樂民 - 最荒誕的替補機制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06月25日

我是個很普通的小市民,對政治不感興趣,即使幸運地在報章有個小方塊,也不多談政治,除非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政府打算立法,如果再有直選議員辭職,或基於其他原因令議席出缺,包括患病和死亡,將不再安排補選,而是由選舉時剩餘票數最多的候選人頂上。

我對官員的要求不高,只要能以邏輯思考,按常理做事,就足夠了。為何這麼簡單的期望也會落空?

依政府的建議,如果一個民主派議員辭職,他的席位,便有可能自動落入建制派手中。

比例代表制沿用多時,它的最大好處是按比例選議員,屬少數類別的市民也有機會成功選出代表。政府的建議,摧毀了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政府提出改革,無非是為了杜絕再次出現五區公投。合邏輯的方法很多,例如一個議員辭職,由同名單的候選人補上;這樣做,既反映民意,亦可阻止公投。

萬一同名單的候選人又辭職,怎麼辦?當同一名單的人選用盡,席位才讓給別的名單中最多票的人。

據說特區政府的方案,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經驗告訴我,獨一無二的制度,有可能是出色的,但更大機會是愚蠢的。

人生其實很短暫,趁還有時間和機會,做些好事,惠及後人吧。

我一向怕辛苦,極少在大熱天參加遊行。可是為了這個荒誕的替補機制,七一那天,被逼上街了。

2010年8月14日 星期六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8月13日

她長得美麗,有愛心又具學識,才三十六歲,為甚麼會死在阿富汗?報章上的新聞,我讀完又讀,沉思良久。

英國華裔女醫生 Karen Woo,本是某醫療機構的助理醫療總監,去年十月,她放棄高薪厚職,走到阿富汗當義工,幫助孕婦和兒童。

在山區完成一項工作後,歸途上,車隊被武裝分子截劫,她和另外九人,慘遭殺害。

她不是個無知女孩。網誌上,她曾說:「這次遠征不會沒有危險,但我始終相信,最重要是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她教我想起耶穌。

耶穌來到世上宣揚福音,基於大愛。被捕前,耶穌給門徒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耶穌愛人,愛到極點,結果死在十字架上。

Karen Woo愛人,也愛到極點,結果死在阿富汗。

她的未婚夫對記者說:「她去最危險的地方只為幫人,她是我遇過最無私的人。她沒有宗教信仰,一切都發自內心。

或許狹義上她沒有宗教信仰,但神是愛,她按心中的大愛行事,圓滿地實踐了耶穌給門徒的命令。

我敬佩她,但我可沒有膽量和相稱的愛心,跑到阿富汗行醫。基督徒該悄似基督,我捫心自問:究竟我是基督徒,還是她是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堅稱,在生時若不信耶穌,死後必下地獄。如果我這個膽小兼愛心不足的基督徒也有資格上天國,天國怎可能沒有 Karen Woo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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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葛霖(Stephen Green) 著

作者簡介:現任匯豐控股主席,2003至2006年間任公司行政總裁。1982年加入匯豐後服務至今,1988年起擔任英國聖公會義務牧師。下文為Good Value一書最後幾段之中譯。

許多人對十字架的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更認識麥當勞的黃色M字商標(這商標如今比十字架更普遍可見)。對某些人來說,十字架的意義因為歷史而受損(譬如十字架跟十字軍東征的關聯)。對另一些人而言,十字架是一個護身符,又或者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身份標誌--例如,1990年代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作戰時,脖子上就明顯掛著十字架。

但十字架當年其實是執行死刑的工具,而且還是常用的一種。我們如今已忘了拿這種死刑工具作為一個新運動的標誌、希望的標誌,是多麼震撼的一回事。這個運動的領袖與靈魂人物被處死在十字架上時,喊出了兩句話,向我們顯示這希望的標誌是多麼不平凡。「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聲淒涼的呼喊將我們帶到失敗、絕望與孤獨體驗之極致。我們許多人已經有過、或將會有這種體驗:即使是那些不知道那麼多事的人,也不例外。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根據《約翰福音》,接著是死前最後的呼喊:「成了!」在這一刻,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裡不適合就此問題展開神學討論。千百年來,基督教徒已就此次死亡的意義留下數以百萬計的文字記錄,嘗試從各種角度、以各種理論來解釋它。我很懷疑世人能否徹底探索其深意。而不管如何,無論我們如何從神學上去詮釋它,如果這詮釋無法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那必定是無足輕重的。在我看來,若要觸及我們存在的核心,它必然得成為我們看自己與看世界的那面希望稜鏡:無論人類體驗到什麼,希望永遠都在,就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其基礎是我們已完成的事。米蘭大教堂的十字架,以及我們在所有其他場合碰見的十字架,它們的意義就在這裡。容我再說一次:作為人,我們必然牽涉其中--沒有它,我們的全球化故事就不可能完整。

因此,歸根結蒂,我們應帶著希望,而不是絕望,也不是不加批判的樂觀,去面對我們的全球化未來,個人及整體的,物質及精神的。

而這要求我們採取行動--在所有生活領域,包括親密關係、社會生活、商業、職業,以及我們的內在自我(這是我們自己都不完全了解的)。我們必須在數種意義上面對這要求。首先,世界呼喚我們參與全球市場模糊曖昧的生活,而不是脫離它。第二,我們必須發揮判斷力:在全球經歷危機的時刻,記得「crisis」(危機)一詞源自希臘文意思為「判斷」的單詞,對我們是有益的。只要我們直接或間接涉入不公義、排斥與剝削(總是這樣的),我們就無可避免地必須發揮判斷力。第三,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必須擔起自己個人的十字架,而我們可能無法預知這將如何、為何或何時發生。經歷此事時,我們或許必須謹記一件事:有人已經做過這件事。最後,我們都知道,我們肯定會犯錯;但我們總是可以選擇懺悔,而贖罪與重生永遠都是可能的。即使有時我們覺得路已走到盡頭,但那可能只是另一個起點。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不停探索(與奮鬥),儘管我們將無法看見終點。而即使我們對方向與終點只有不完整與暫時的認識,我們總有能力保持希望,希望自己向目標邁進--這是在全球市場中生活唯一負責任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