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4日
【明報文章】「五毛黨」是一個耳熟的網絡名詞。它來自一個城市傳說──有一大群人以「五毛錢一個帖子」的市價替中國各級政府機關營造網絡輿論及替政策辯護。「五毛黨」意味了「屏蔽」（官方過濾民眾於網絡世界的信息）的局限。一來，面對海量及秒速增長的網絡信息，任憑中國政府僱用再多的人手，也未必能及時阻隔所謂「敏感消息」傳播開去。二來，「屏蔽」往往惹來民眾反感，並激發其「翻牆」的求知慾，結果消息「愈禁愈旺」。
既然「屏蔽」難以堵塞天下眾口，中國政府於是展開「輿論引導」的工作，積極「疏導」及「引導」網絡輿論。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指示要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在這政策方針下，「五毛黨」對於中共在網絡輿論攻防戰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不過問題是，「五毛黨」一直以來大多是欠缺實證研究支持的傳聞。其何許人也，所作為何，大多是由不同的新聞工作者、學者及網絡輿論參與者指證。
然而，在2014年12月，一名內地匿名博客把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網宣辦）的電郵外泄出去。外泄電郵涵蓋由2013到2014年網宣辦跟各網絡打手及其他各級政府機關的聯絡內容。這些外泄電郵為揭開「五毛黨」的神秘面紗提供了珍貴的實證研究材料。美國哈佛大學學者Gary
King連同其研究團隊，蒐集了這批外泄電郵，再循其中內容抽絲剝繭，分析出這批所謂「五毛黨」的身分及網絡言行。研究團隊再配以盡量嚴緊的抽樣調查方法、中國的網絡、城鄉及地方架構資料，推斷出「五毛黨」於全中國的組織及活動規模。Gary
King把這些研究結果寫成「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一文，並自今年7月26日起於其網頁發表，讓公眾下載閱讀。
每年製4.5億帖文
過半在官方平台
研究團隊推算「五毛黨」每年於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製造大約4億4千8百萬條帖文，其中約52.7%出現於官方平台，其餘約2億1千2百萬條信息，則散佈於約商業社交平台上的800億條帖文中。由此可見，雖然「五毛黨」生產海量的網絡帖文，但對比於更為海量的內地網絡輿論信息，亦不過是泥牛入海。故此，研究團隊由「五毛黨」的帖文時間、內容及活躍平台，推論了以下的「五毛網絡攻略」：
一、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在約4.5億條「五毛」帖文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官方社交或網絡平台發表。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五毛」帖文在官方平台亦明顯地較活躍。例如，在上述研究文章初稿的內容為國際傳媒報道後，被視為代表內地官方立場的《環球時報》曾發表社評予以回應，指出中國社會總體是認同「引導輿論」的必要性。研究團隊於是把握這機會，對比《環球時報》網站及「新浪微博」對這篇社評的網絡輿論反應。結果發現《環球時報》網站中有82%的相關帖文評論都支持該篇社評，而「新浪微博」則只有30%的相關評論支持《環球時報》的社評。這發現證實「五毛黨」傾向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多於轉戰於商業社交平台。另外更為難得的，是中國政府透過半官方媒體的回應，算是首次親口承認了「五毛黨」的存在。
重要時刻較活躍
力圖引導輿論
二、集中火力、把握戰機：以2億多的「五毛」帖文投入商業社交平台信息中約800億條信息中，要發揮效力，則必定要集中火力，把握戰機，於「重要日子」或「事件」中發揮作用。研究團隊從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的外泄電郵資料中，推斷及辨認了43,797條「五毛」帖文，並研究它們於2013及2014年的出現分佈狀態。結果發現「五毛」帖文主要活躍於群體事件（如動亂或大型示威）之後，人大政協兩會或中共重要紀念日子期間（這些期間的「上訪」或「示威」較容易惹起公眾關注），以及是清明節等民眾放假又「得閒」之時（可能因為害怕人們有時間「搞事」）。總括而言，「五毛黨」大約在這些「重要」時刻較為活躍，力圖「引導」輿論。
三、避免爭論、轉移話題：研究團隊發現，「五毛黨」的「作戰方式」跟一般的理解大不相同。他們極少會主動「挑機」反駁不滿黨和政府的言論，又或批評「外國勢力」，甚至談論爭議話題。「五毛黨」主要是轉移話題，以稱許中共及政府、敍述施政效能等把輿論視線盡量轉離敏感爭議。直接跟反對聲音交鋒只會讓其於社會繼續發酵；讓輿論百花齊放，再不斷「轉移話題」，方是應對輿論戰的上策。
嚴密組織對付子民
讓國民扼腕
上文的戰略效果如何，見仁見智。不過，文章也替「五毛黨」洗脫「五毛」的傳聞──研究團隊追查發現，大部分的「五毛黨」用戶其實是公職人員或支持中共施政的輿論領袖。他們發表評論、增開不同用戶帳號、向官方報告網絡輿情，是事實；但所謂每條帖文收取5毛錢，似乎是傳聞多於實證。另外，中共及政府機構必定不會放過一些鼓動群體事件的輿論和組織。事實上，國內近日大規模搜捕維權律師及輿論領袖，其中的罪名往往便是鼓動群眾「鬧事」。
層層的監控、嚴密的組織，是用以對付自己的子民而非外敵，這是Gary
King的研究團隊所作的結語之一。這相信也是讓國民最為扼腕的說話。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2016年8月5日 星期五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陳智傑 - 問香港 包容是何物？
2015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不下一回在網絡上看見此評論：「包容」一詞相較粗言穢語還要難聽。中港矛盾持續發酵、知名政客公開呼籲香港人要以「大愛」包容一名聲稱在香港「隱世」了9年的「三非」未成年人士（父母非港人、並非在香港出生），使得如今再談「包容」二字，幾乎就等於要在輿論戰場上宣戰。
包容的意思，相近於英文字「tolerance」的含義——求同存異。「求同」跟「存異」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就是因為大家有所不同（存異），卻又要生活於同一社會及政治群體中（求同）。是故一個認同民主和多元社會的公民，得要學會跟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宗教、種族等有所不同的人共同生活。這大概就是談包容的主要學理。而在「求同」的群體中，能「存」有多大的「異」，亦有不同演繹。較為「基本」的論調會認為平等的法律及公民權利，是「存異」的基本要求；亦有學者主張要更「深厚」（thick）地詮釋包容的概念——不單是基本權利的平等，更要對不同社群有文化和生活意識上的尊重和敏感度。
不過環顧全球，社會通常都是在衝突連連、民情覺得出現一些威脅社會核心價值的爭議下，才有機會深入探討「包容」的理論和實踐。換句話說，當大家覺得本身的社會及政治社群安安穩穩、生活如常時，談包容很容易會成了應付社會道德期望的「例行公事」——人們未必要贊成，但大多不會反對，因為覺得包容了那些「弱勢」或「另類」群體，也對自己的生活以及整個政治秩序無大礙。只有當社會出現了一些爭議性高的群體，又或者有群體的訴求與社會的核心價值或生活方式相左，導致爭議連連，那才是社會真正體驗何謂「包容」之時。
然而，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香港社會是如何實踐「包容」二字？傳播學者李立峯去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註），以統計數據歸納了4種對「包容」的態度。第一類態度，是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訴求（例如要求平等權利，於政治上實踐包容），而且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和交流（於社會上實踐包容），姑稱為「全面包容」。第二類態度，便是不接納那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也不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交流，姑稱為「全面拒絕包容」。
「選擇性包容」
不過，更為有趣的研究發現，是一些「選擇性包容」的態度。有時，人們會較傾向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但於社會生活上卻對他們敬而遠之，李立峯稱這態度為「尊敬地保持距離」（respectful distance）。而另一種的態度，便是人們不介意與一些群體共同生活，但卻難以接納他們大聲地爭取政治平權。按李立峯的說法，這態度稱為「安靜地共存」（quite co-existence）。按李立峯的研究發現，不少香港人對「包容」的理解其實是傾向上述「選擇性包容」的態度。
由此可見，要香港社會廣泛地「包容」某些群體，是有若干條件的。「尊敬地保持距離」的態度，表示假如香港人普遍相信那些群體對香港的既有生活方式和質素影響有限，即使包容了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可以保持不變，那麼要求市民接納該群體時，阻力應該會少一點。此外「安靜地共存」的態度則顯示假如一些群體的平權訴求，不會讓香港市民覺得這個城市的政治規則和社會制度遭受衝擊，同樣亦會減少「包容」的爭議。
當然，「尊敬地保持距離」和「安靜地共存」的態度，本身也有違反包容、多元和平等的理念之嫌，於應然（normative）的討論中亦未必完全說得過去。不過，由是觀之，近日社會就是否容許一名「三非」未成年人士居港就學的爭議，集中於示威人士的手法是否過激，以至責罵打着「本土」旗號的青年人「反共反上腦」，是並沒有面對民間為何對是否「包容」這名「三非」未成年人士爭議連連的根本原因。
首先，近年中港矛盾的衝突，已經讓香港市民普遍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條件、質素等受到影響：奶粉、牀位、學位、醫療，以至休閒空間等。其次，不少市民亦感到香港的政治制度及核心價值——法治、民主、自由、秩序、廉潔等，正受到來自大陸的勢力所蠶食。在守護香港的生活方式及政治自由的民氣下，高調呼籲香港人要包容一個明顯地違反入境政策的案例，民情當然氣憤難平。
「向弱者抽刃」固然難以接受；但立法會議員們及政府亦一直迴避示威人士及民情的主要義憤：香港是否正慢慢出現「只做不說」的「新抵壘政策」——只要「找不到」這人的出生地、無法聯絡上其在境外的親人又或願意接收這人的單位，他便可以因「無法遣返」而「抵壘」？假如入境處將來真的以「人道」理由行使酌情權，如何才能服眾，讓那些同樣有「人道」理由，但「依法排隊」申請來港的人心服口服？這些觸動香港人情緒的疑問，直接影響市民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任，是這回「三非」未成年人士事件的重點，亦是政府及政客們一直未能好好消除公眾疑慮的主因。
包容多元也非無底線
包容，無疑是民主和多元社會的重要一環。不過，一個社會再包容、再多元，也不是毫無底線的。當一些包容的訴求，讓公眾擔心會否動搖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時，政府以及立法會議員們便有責任予以澄清與安撫。官員及議員們指摘示威者，可暫時轉移政治壓力和輿論目光。不過，這不能讓「包容」二字服眾。
註：Lee, Francis L. F.（2014）. "Tolerated one way but not the other"：Level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 711-727.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明報專訊】不下一回在網絡上看見此評論：「包容」一詞相較粗言穢語還要難聽。中港矛盾持續發酵、知名政客公開呼籲香港人要以「大愛」包容一名聲稱在香港「隱世」了9年的「三非」未成年人士（父母非港人、並非在香港出生），使得如今再談「包容」二字，幾乎就等於要在輿論戰場上宣戰。
包容的意思，相近於英文字「tolerance」的含義——求同存異。「求同」跟「存異」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就是因為大家有所不同（存異），卻又要生活於同一社會及政治群體中（求同）。是故一個認同民主和多元社會的公民，得要學會跟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宗教、種族等有所不同的人共同生活。這大概就是談包容的主要學理。而在「求同」的群體中，能「存」有多大的「異」，亦有不同演繹。較為「基本」的論調會認為平等的法律及公民權利，是「存異」的基本要求；亦有學者主張要更「深厚」（thick）地詮釋包容的概念——不單是基本權利的平等，更要對不同社群有文化和生活意識上的尊重和敏感度。
不過環顧全球，社會通常都是在衝突連連、民情覺得出現一些威脅社會核心價值的爭議下，才有機會深入探討「包容」的理論和實踐。換句話說，當大家覺得本身的社會及政治社群安安穩穩、生活如常時，談包容很容易會成了應付社會道德期望的「例行公事」——人們未必要贊成，但大多不會反對，因為覺得包容了那些「弱勢」或「另類」群體，也對自己的生活以及整個政治秩序無大礙。只有當社會出現了一些爭議性高的群體，又或者有群體的訴求與社會的核心價值或生活方式相左，導致爭議連連，那才是社會真正體驗何謂「包容」之時。
然而，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香港社會是如何實踐「包容」二字？傳播學者李立峯去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註），以統計數據歸納了4種對「包容」的態度。第一類態度，是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訴求（例如要求平等權利，於政治上實踐包容），而且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和交流（於社會上實踐包容），姑稱為「全面包容」。第二類態度，便是不接納那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也不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交流，姑稱為「全面拒絕包容」。
「選擇性包容」
不過，更為有趣的研究發現，是一些「選擇性包容」的態度。有時，人們會較傾向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但於社會生活上卻對他們敬而遠之，李立峯稱這態度為「尊敬地保持距離」（respectful distance）。而另一種的態度，便是人們不介意與一些群體共同生活，但卻難以接納他們大聲地爭取政治平權。按李立峯的說法，這態度稱為「安靜地共存」（quite co-existence）。按李立峯的研究發現，不少香港人對「包容」的理解其實是傾向上述「選擇性包容」的態度。
由此可見，要香港社會廣泛地「包容」某些群體，是有若干條件的。「尊敬地保持距離」的態度，表示假如香港人普遍相信那些群體對香港的既有生活方式和質素影響有限，即使包容了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可以保持不變，那麼要求市民接納該群體時，阻力應該會少一點。此外「安靜地共存」的態度則顯示假如一些群體的平權訴求，不會讓香港市民覺得這個城市的政治規則和社會制度遭受衝擊，同樣亦會減少「包容」的爭議。
當然，「尊敬地保持距離」和「安靜地共存」的態度，本身也有違反包容、多元和平等的理念之嫌，於應然（normative）的討論中亦未必完全說得過去。不過，由是觀之，近日社會就是否容許一名「三非」未成年人士居港就學的爭議，集中於示威人士的手法是否過激，以至責罵打着「本土」旗號的青年人「反共反上腦」，是並沒有面對民間為何對是否「包容」這名「三非」未成年人士爭議連連的根本原因。
首先，近年中港矛盾的衝突，已經讓香港市民普遍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條件、質素等受到影響：奶粉、牀位、學位、醫療，以至休閒空間等。其次，不少市民亦感到香港的政治制度及核心價值——法治、民主、自由、秩序、廉潔等，正受到來自大陸的勢力所蠶食。在守護香港的生活方式及政治自由的民氣下，高調呼籲香港人要包容一個明顯地違反入境政策的案例，民情當然氣憤難平。
「向弱者抽刃」固然難以接受；但立法會議員們及政府亦一直迴避示威人士及民情的主要義憤：香港是否正慢慢出現「只做不說」的「新抵壘政策」——只要「找不到」這人的出生地、無法聯絡上其在境外的親人又或願意接收這人的單位，他便可以因「無法遣返」而「抵壘」？假如入境處將來真的以「人道」理由行使酌情權，如何才能服眾，讓那些同樣有「人道」理由，但「依法排隊」申請來港的人心服口服？這些觸動香港人情緒的疑問，直接影響市民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任，是這回「三非」未成年人士事件的重點，亦是政府及政客們一直未能好好消除公眾疑慮的主因。
包容多元也非無底線
包容，無疑是民主和多元社會的重要一環。不過，一個社會再包容、再多元，也不是毫無底線的。當一些包容的訴求，讓公眾擔心會否動搖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時，政府以及立法會議員們便有責任予以澄清與安撫。官員及議員們指摘示威者，可暫時轉移政治壓力和輿論目光。不過，這不能讓「包容」二字服眾。
註：Lee, Francis L. F.（2014）. "Tolerated one way but not the other"：Level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 711-727.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陳智傑 - 跟中央玩Show hand
2014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愈來愈似一場香港學生組織跟中央政府「玩Show hand」的牌局。其實這場「政改牌局」，本來應有其他人參與；但他們不是輸光籌碼，就是籌碼少得不敢下注，又或在韜光養晦，等待下一次派牌的機會。
特區政府輸得最慘
特區政府恐怕是這場「政改牌局」中輸得最慘的一個。大家心裏明白，他沒有「下注」的權力。中央定下的政改框架，他只能照單全收——如果你現在還相信特區政府撰寫的報告能左右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顧慮，那我真的無話可說。况且， 特區政府更於「9．28」事件之後，把口袋裏僅有的幾塊大洋都賠上——民眾大規模佔領道路、警察成為磨心、公務員就佔中表態出現內部分裂、連法院的禁制令都成為一紙空文。特區政府在這場「政改牌局」，真的蝕得「入心入肺」。
至於泛民政黨及其友好，在「佔中」運動啓動後，很快便淪為「茄喱啡」——他們一現身，便「騎劫」之聲不絕。他們在立法會有票，理應是最有資格下注的人。惟形勢比人強，他們於政改投什麼票，以至對佔領運動及政改談判的立場，早已身不由己——選舉年在即，2003年「七一效應」前車可鑑，一旦站錯邊、說錯話，便隨時墮馬。他們大抵不敢下注，只能看着群眾的情緒起伏隨機應變，最多只能在學生組織的耳邊囉囉嗦嗦，勸說他們要如何出牌。
相較泛民主派，建制派則是一群只能在「牌局」旁吶喊的人。他們的籌碼，跟特區政府一樣，主要在中央手中。無論意見如何，只要中央一聲令下，便自動歸位。我亦不見得他們能左右中央對國家安全的考量。至於其他的外圍組織或人士，無論如何大聲，又或贏得一時的掌聲，大抵都是沒有什麼本錢可直接參與「牌局」。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社會還有一些所謂「有分量」的「中間人」。不過，在政改戰意甚濃下，韜光養晦或暗裏發功，相信會他們的選項。
於是在這回「政改牌局」中仍有能力下注的，便剩下中央政府和學生組織。學生組織的「Show hand」有多大力量，視乎佔領運動的氣勢。不過佔領運動曠日持久，正招惹愈來愈多的尖銳矛盾。雖然有民調顯示支持佔中的人多了，但我們亦應留意民間一些怨恨和厭戰情緒會如何發酵。
如何防止自己的「底牌」被「捽走」（佔領運動淪為香港社會內部互相廝殺），又要使中央「唔去」，不要亮出一些大家都不想見的「底牌」（例如解放軍、又或下令特區政府強硬清場），是惹人煩惱的事。中央媒體不斷口出惡言，大概是警告對家不要「玩 Show hand」。但問題是，這麼多市民已為佔領運動「押」上了自己，學生組織又怎能「唔去」？
中央和學生組織都不會選擇「唔去」，「政改牌局」懸而未決。其他在場的人，有的勸架、有的繼續吶喊、有的謀求下台階，避免雙方「Show hand」時場面一發不可收拾、有的光着急、有的或者在一角韜光養晦。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愈來愈似一場香港學生組織跟中央政府「玩Show hand」的牌局。其實這場「政改牌局」，本來應有其他人參與；但他們不是輸光籌碼，就是籌碼少得不敢下注，又或在韜光養晦，等待下一次派牌的機會。
特區政府輸得最慘
特區政府恐怕是這場「政改牌局」中輸得最慘的一個。大家心裏明白，他沒有「下注」的權力。中央定下的政改框架，他只能照單全收——如果你現在還相信特區政府撰寫的報告能左右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顧慮，那我真的無話可說。况且， 特區政府更於「9．28」事件之後，把口袋裏僅有的幾塊大洋都賠上——民眾大規模佔領道路、警察成為磨心、公務員就佔中表態出現內部分裂、連法院的禁制令都成為一紙空文。特區政府在這場「政改牌局」，真的蝕得「入心入肺」。
至於泛民政黨及其友好，在「佔中」運動啓動後，很快便淪為「茄喱啡」——他們一現身，便「騎劫」之聲不絕。他們在立法會有票，理應是最有資格下注的人。惟形勢比人強，他們於政改投什麼票，以至對佔領運動及政改談判的立場，早已身不由己——選舉年在即，2003年「七一效應」前車可鑑，一旦站錯邊、說錯話，便隨時墮馬。他們大抵不敢下注，只能看着群眾的情緒起伏隨機應變，最多只能在學生組織的耳邊囉囉嗦嗦，勸說他們要如何出牌。
相較泛民主派，建制派則是一群只能在「牌局」旁吶喊的人。他們的籌碼，跟特區政府一樣，主要在中央手中。無論意見如何，只要中央一聲令下，便自動歸位。我亦不見得他們能左右中央對國家安全的考量。至於其他的外圍組織或人士，無論如何大聲，又或贏得一時的掌聲，大抵都是沒有什麼本錢可直接參與「牌局」。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社會還有一些所謂「有分量」的「中間人」。不過，在政改戰意甚濃下，韜光養晦或暗裏發功，相信會他們的選項。
於是在這回「政改牌局」中仍有能力下注的，便剩下中央政府和學生組織。學生組織的「Show hand」有多大力量，視乎佔領運動的氣勢。不過佔領運動曠日持久，正招惹愈來愈多的尖銳矛盾。雖然有民調顯示支持佔中的人多了，但我們亦應留意民間一些怨恨和厭戰情緒會如何發酵。
如何防止自己的「底牌」被「捽走」（佔領運動淪為香港社會內部互相廝殺），又要使中央「唔去」，不要亮出一些大家都不想見的「底牌」（例如解放軍、又或下令特區政府強硬清場），是惹人煩惱的事。中央媒體不斷口出惡言，大概是警告對家不要「玩 Show hand」。但問題是，這麼多市民已為佔領運動「押」上了自己，學生組織又怎能「唔去」？
中央和學生組織都不會選擇「唔去」，「政改牌局」懸而未決。其他在場的人，有的勸架、有的繼續吶喊、有的謀求下台階，避免雙方「Show hand」時場面一發不可收拾、有的光着急、有的或者在一角韜光養晦。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2014年3月15日 星期六
陳智傑 - 別讓電訊政策扼殺香港競爭力
2014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香港電視「開台」再受挫，「魔童」與通訊局隔空互罵，陰謀論亦滿天飛：「一男子」是否又「出招」，是否有「金手指」向通訊局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施壓等故事，一時真假難辨。
姑勿論是誰「發功」，最終的「武器」——更貼切一點，是英文中的「smoking gun」——必然是規管廣播及電訊業界的政策法規。這回阻礙港視「開台」的主因，亦是《廣播條例》是否適用於港視的業務。大家聽到的爭論，諸如CMMB、DTMB、DVB、「5000個處所」、是否「入屋」等，都是圍繞着這主題。港視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不止於各種「陰謀論」的真偽，而是香港現行的電訊（及廣播）政策，是否正扼殺這個社會的創意及競爭力。
香港的電訊政策，主要體現於《廣播條例》（針對大氣電波廣播）及《電訊條例》（針對人際間使用電訊信號通訊）。這些政策法規有兩項前提：一、大氣電波是珍貴的公共資源，所以要對其使用嚴加規管；二、「廣播」（向群眾傳遞信息）和「人際傳播」是截然不同的範疇，故此有兩套不同的法規。
「廣播」vs.「人際傳播」
故此，法例要求電子傳媒必須「領牌」，接受《廣播條例》的監管，才能享用大氣電波作出廣播。而被歸類為「人際傳播」的政策事宜——包括流動媒體、互聯網等新科技，則主要以《電訊條例》監管，並假設其社會影響力不足以媲美能作出「廣播」的電子傳媒，故不受《廣播條例》約束。
然而，傳播科技一日千里，上述的「前提」及「假設」亦變得不合時宜，甚至光怪陸離。前輩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在其「面書」上，就「可供由超過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推論，值得大家參考：
如果有5000人分別在自己家中用手機觀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他們是否也構成了「由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若是，則所有流動電視服務，由於必須覆蓋50%的香港市民，所以亦必須申請免費或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政府在之前為什麼未曾對中移動提出同樣要求，亦成為大問題。若否，則政府實際上是在說，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手機收看就可以，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電視機收看就不可以……但「用手機睇就得，用電視機睇就唔得」這一點，在法律上沒有基礎……（內容經筆者節錄）
踏上「地雷」流了「第一滴血」
正如李立峯所言，在新媒體的環境下，「人際傳播」已經能做到「廣播」的社會效果。而互聯網的力量，也早就不亞於大氣電波。當被《電訊條例》監管的機構，透過傳播科技而做到受《廣播條例》規管的機構所做的事，政策及法規爭議便由此起。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早便追不上時代發展，以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地雷」愈來愈多。與其指王維基「犯法」，倒不如說他踏上這些「地雷」而流了「第一滴血」。
政府應盡快就上文的電訊政策法規一併檢討，並重點處理以下課題：
一、隨着「廣播」與「人際傳播」的分別日漸模糊，《廣播條例》中對要求傳播機構持牌「廣播」的門檻（諸如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是否不切實際？《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有哪些規範已跟新媒體的傳播環境脫節？
二、如何讓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做到鼓勵創新、提高社會競爭力？港視爭議其中一個荒謬之處，是官府千方百計都要港視轉用通訊制式，以縮窄其電視信號的接收範圍。環顧全球，電訊政策均應力使業界的傳播技術「進步」（傳播得更快、更廣、更多元），而非制約其傳播空間。通訊局這次為了維護《廣播條例》的合理性，作出了可能商榷於社會長遠利益的執法行為。
三、如何處理在《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下一眾持牌機構所面對的政策風險。隨着互聯網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向大眾提供資訊的渠道日多，電訊機構「疑似廣播」的情况只會有增無減。如何平衡電訊機構及廣播機構因政策變動而出現的紛爭，實是最為棘手之處。
港視撞破了香港電訊政策法規的落後與荒謬，並承擔了讓人感到意外的政策風險。政府及社會有必要亡羊補牢，避免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成了扼殺創意及傳播科技發展的武器。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明報專訊】香港電視「開台」再受挫，「魔童」與通訊局隔空互罵，陰謀論亦滿天飛：「一男子」是否又「出招」，是否有「金手指」向通訊局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施壓等故事，一時真假難辨。
姑勿論是誰「發功」，最終的「武器」——更貼切一點，是英文中的「smoking gun」——必然是規管廣播及電訊業界的政策法規。這回阻礙港視「開台」的主因，亦是《廣播條例》是否適用於港視的業務。大家聽到的爭論，諸如CMMB、DTMB、DVB、「5000個處所」、是否「入屋」等，都是圍繞着這主題。港視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不止於各種「陰謀論」的真偽，而是香港現行的電訊（及廣播）政策，是否正扼殺這個社會的創意及競爭力。
香港的電訊政策，主要體現於《廣播條例》（針對大氣電波廣播）及《電訊條例》（針對人際間使用電訊信號通訊）。這些政策法規有兩項前提：一、大氣電波是珍貴的公共資源，所以要對其使用嚴加規管；二、「廣播」（向群眾傳遞信息）和「人際傳播」是截然不同的範疇，故此有兩套不同的法規。
「廣播」vs.「人際傳播」
故此，法例要求電子傳媒必須「領牌」，接受《廣播條例》的監管，才能享用大氣電波作出廣播。而被歸類為「人際傳播」的政策事宜——包括流動媒體、互聯網等新科技，則主要以《電訊條例》監管，並假設其社會影響力不足以媲美能作出「廣播」的電子傳媒，故不受《廣播條例》約束。
然而，傳播科技一日千里，上述的「前提」及「假設」亦變得不合時宜，甚至光怪陸離。前輩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在其「面書」上，就「可供由超過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推論，值得大家參考：
如果有5000人分別在自己家中用手機觀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他們是否也構成了「由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若是，則所有流動電視服務，由於必須覆蓋50%的香港市民，所以亦必須申請免費或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政府在之前為什麼未曾對中移動提出同樣要求，亦成為大問題。若否，則政府實際上是在說，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手機收看就可以，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電視機收看就不可以……但「用手機睇就得，用電視機睇就唔得」這一點，在法律上沒有基礎……（內容經筆者節錄）
踏上「地雷」流了「第一滴血」
正如李立峯所言，在新媒體的環境下，「人際傳播」已經能做到「廣播」的社會效果。而互聯網的力量，也早就不亞於大氣電波。當被《電訊條例》監管的機構，透過傳播科技而做到受《廣播條例》規管的機構所做的事，政策及法規爭議便由此起。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早便追不上時代發展，以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地雷」愈來愈多。與其指王維基「犯法」，倒不如說他踏上這些「地雷」而流了「第一滴血」。
政府應盡快就上文的電訊政策法規一併檢討，並重點處理以下課題：
一、隨着「廣播」與「人際傳播」的分別日漸模糊，《廣播條例》中對要求傳播機構持牌「廣播」的門檻（諸如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是否不切實際？《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有哪些規範已跟新媒體的傳播環境脫節？
二、如何讓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做到鼓勵創新、提高社會競爭力？港視爭議其中一個荒謬之處，是官府千方百計都要港視轉用通訊制式，以縮窄其電視信號的接收範圍。環顧全球，電訊政策均應力使業界的傳播技術「進步」（傳播得更快、更廣、更多元），而非制約其傳播空間。通訊局這次為了維護《廣播條例》的合理性，作出了可能商榷於社會長遠利益的執法行為。
三、如何處理在《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下一眾持牌機構所面對的政策風險。隨着互聯網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向大眾提供資訊的渠道日多，電訊機構「疑似廣播」的情况只會有增無減。如何平衡電訊機構及廣播機構因政策變動而出現的紛爭，實是最為棘手之處。
港視撞破了香港電訊政策法規的落後與荒謬，並承擔了讓人感到意外的政策風險。政府及社會有必要亡羊補牢，避免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成了扼殺創意及傳播科技發展的武器。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六四廿三年祭：陳智傑 - 看似結了疤的傷口在淌血
2012年6月2日
【明報專訊】有些記憶，是時間所不能冲淡，有些夢魘，再強的國勢也無法把它壓下。年復一年的社會發展、日復一日的嚴密監控，似乎沒法使當權者安然地過活。繼前總理李鵬力圖出版《李鵬日記》，洗脫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責任後，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亦出版新書，痛陳自己在那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只是一名傀儡，否認自己謊報軍情誤導鄧小平，又指六四若處理得好可以避免傷亡。如今，輿論的焦點開始落在另一人物身上──當年向全世界聲稱天安門廣場內沒死一個人的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如果鄧小平泉下有知，未知他可有話要跟這伙老同志說？但，歷史沒有如果。老同志們紛紛劃清六四事件責任的界線，是終於良心發現，還是他們愈來愈懼怕平反六四的夢魘──眼看鄧公百年之後無法自辯，於是把「免責聲明」立此存照？看來，平反六四，不僅是不少老百姓心中的一團火，對不少有份參與其事的當權者而言，這亦是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心魔，只是大家對平反的理解有所不同。
八年前，龍應台寫下〈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一文。重溫龍老師的筆觸，愈覺發人深省：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着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50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50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裏？」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道德力量的破產
六四的傷口，關鍵在於中國道德力量的破產：仁義、廉恥、民本、和平發展等再動聽的論述，都無法讓天安門事件說得過去。國勢的昌盛、財富的炫耀，或使六四的傷口上結了一道厚厚的疤痕。不過，造假不斷的消息，不斷拚命往外跑、爭着拿外國護照、把家人送到「外國勢力」生活的國家菁英，在提醒我們，祖國的道德感召力仍是「流血不止」。手中的權力、身邊的財富，都無法讓官員和富人感到安全；畢竟，在道德不振的國度，是連權力和財富都難作護身符。連位高權重的領導們都未必能感到安心，跑去當「裸官」（指家人全都移民了的中國官員），人才們又怎會在此地安身立命？
23年的歲月，沒有冲淡人民的記憶。有人風雨不改，年年期待平反六四的一天，有人以賺取財富來填補內心的道德空虛，有人「用腳投票」，投奔「外國勢力」。六四，這看似結了疤的傷口，從來都仍在淌血。
【明報專訊】有些記憶，是時間所不能冲淡，有些夢魘，再強的國勢也無法把它壓下。年復一年的社會發展、日復一日的嚴密監控，似乎沒法使當權者安然地過活。繼前總理李鵬力圖出版《李鵬日記》，洗脫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責任後，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亦出版新書，痛陳自己在那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只是一名傀儡，否認自己謊報軍情誤導鄧小平，又指六四若處理得好可以避免傷亡。如今，輿論的焦點開始落在另一人物身上──當年向全世界聲稱天安門廣場內沒死一個人的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如果鄧小平泉下有知，未知他可有話要跟這伙老同志說？但，歷史沒有如果。老同志們紛紛劃清六四事件責任的界線，是終於良心發現，還是他們愈來愈懼怕平反六四的夢魘──眼看鄧公百年之後無法自辯，於是把「免責聲明」立此存照？看來，平反六四，不僅是不少老百姓心中的一團火，對不少有份參與其事的當權者而言，這亦是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心魔，只是大家對平反的理解有所不同。
八年前，龍應台寫下〈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一文。重溫龍老師的筆觸，愈覺發人深省：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着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50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50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裏？」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道德力量的破產
六四的傷口，關鍵在於中國道德力量的破產：仁義、廉恥、民本、和平發展等再動聽的論述，都無法讓天安門事件說得過去。國勢的昌盛、財富的炫耀，或使六四的傷口上結了一道厚厚的疤痕。不過，造假不斷的消息，不斷拚命往外跑、爭着拿外國護照、把家人送到「外國勢力」生活的國家菁英，在提醒我們，祖國的道德感召力仍是「流血不止」。手中的權力、身邊的財富，都無法讓官員和富人感到安全；畢竟，在道德不振的國度，是連權力和財富都難作護身符。連位高權重的領導們都未必能感到安心，跑去當「裸官」（指家人全都移民了的中國官員），人才們又怎會在此地安身立命？
23年的歲月，沒有冲淡人民的記憶。有人風雨不改，年年期待平反六四的一天，有人以賺取財富來填補內心的道德空虛，有人「用腳投票」，投奔「外國勢力」。六四，這看似結了疤的傷口，從來都仍在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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