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然 - 倒數中的古巴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明報專訊】最近一個電視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被人鬧到飛起。我沒有完整看過每一集，但看過第一集的簡介，見到北韓旅遊區內的「演員」、見到在鏡頭中出現的監視人員，我還是覺得新鮮好奇。不過，我想這麼多人批評這節目，最大的原因，是TVB天真地以為幾集節目、跟隨官方的指定旅遊路線，就可以「探索在國際媒體的報道背後，北韓人最真實一面」（TVB宣傳字眼），這實在是眼高手低。

要探訪神秘國度，從來不易；要真正了解這些國度的日常生活，更是難上加難。最近雷競璇教授的一本新書《遠在古巴》，講述這個位於地球另一邊的神秘國家，探究華人在古巴的故事。雷競璇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揭開什麼面紗、窺探什麼最真實的古巴，寫書的目的很簡單，同時最有意義，就是「能不能為這些老僑保存一點記錄」。

為這些老僑保存一點記錄

對於一般人來說，能夠聯想起跟古巴有關的事物，可能除了一支支的雪茄，就已經想不到其他。對政治有點關心的人，或者知道古巴是世上僅餘的四個共產國家之一（我沒有算上充滿特色的偉大祖國，另外三個是老撾、越南和北韓），又或者聽過卡斯特羅和哲古華拉的大名。想到這裏，又會從哲古華拉想回梁國雄……簡單來說，我們對古巴一無所知。但對於不少中國人而言，古巴跟他們都有莫大淵源，而雷競璇就是其中之一。

在十九世紀，近十四萬華僑，或被賣、或被拐到古巴，接替黑奴成為古巴的苦力。古巴之所以需要大量苦工，是因為古巴盛產蔗糖，而生產蔗糖的兩大過程——開墾農地和甘蔗的收割都需要大量勞力。而當時古巴的蒸氣火車，據說也是由中國苦力建造。可見中國苦力對古巴的貢獻絕對不少。直至上世紀，古巴革命之前，仍有不少華僑選擇走到古巴「搵食」。而雷競璇的祖父和父親就曾到古巴工作過一段頗長時間。

重讀遠方父親的信

當年雷競璇的父親到了古巴，留下妻子在香港，分隔兩地的溝通方法就唯有書信。因為雷的母親識字不多，由香港寄往古巴的回信，多數由雷競璇代母親筆錄或撰寫。雷競璇說，在母親生前一直不願意提起古巴，到母親過世後，留下當年父親的一札來信。當雷重讀這些信時，一方面憶起當年代母寫信的情境，也同時燃起到古巴，並為古巴華僑書寫的念頭。

《遠在古巴》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父親當年的家書。書信的日期是上世紀的5、60年代，也是古巴最最動盪的時間，卡斯特羅就是在1959年的革命後上台，從此改變古巴的命運，也改變了古巴華僑的命運。雷競璇父親的書信，很大部分圍繞着「何時離開古巴」這個問題。在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當年身在亂世的古巴，那種無法掌握的生活：昨天還能夠匯款、買機票，明天就被政府禁止。在1961年，雷的父親已開始打算離開古巴，經過5年時間，才千辛萬苦回到香港。而這幾年的折騰，或多或少令其父親抑壓不已，在回港兩年後就離世。

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幾位古巴老華僑的訪問精華，同時也時雷競璇另一本新書的預告。因為他正在整理足本的訪問內容，希望在將來出版。而這部分的古巴華僑，有曾為國民黨將軍張發奎效力的老兵，因為不想再打仗（國共內戰）而遠走古巴；也有在古巴出生的華僑後代，參加過古巴革命而成為政治活躍分子。革命後的古巴，一切都公有化，華僑不能再像以往一樣做生意，不少華僑選擇離開，即使留下的也逐漸老去。時至今天，仍留在古巴的華僑只剩下一百多人。書中的受訪者，更有幾位現已離世。

記錄這刻的遙遠

就像雷競璇在書中不斷強調，今天他所寫下的古巴獨特景象，像街上的老爺車、古巴人的快樂、隨處的載歌載舞，以及哈灣拿的老華僑，隨着美、古的關係破冰，資本主義世界經過幾十年的叩門，古巴的共產大門將會很快打開。當古巴大門一開，這些古巴的特色，也是古巴的精神，就會慢慢消失，古巴將不再「遙遠」。在拉近古巴之前，必先要好好記錄這遙遠的一刻。

編輯：林信君

雷競璇 - 流落遠方的語詞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4日

今年初我去了古巴，停留了一整月，這是第二次到這個遙遠、與外界很少往來的國家。

此行目的是探訪老華僑，記錄他們的經歷。中國人在古巴的歷史相當長遠，鴉片戰爭後不久就抵達，起起落落，幾經滄桑，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前，華僑人數估計有十萬，之後走的走死的死，現在剩下不足二百，都垂垂老矣，我有點和時間競賽的況味。

在訪談中，我逐漸發覺他們的用語有點特別，在其他華人社區沒有聽聞過。最早注意到這情形，是他們稱讚我的「呂文」寫得好。事緣出發前我用西班牙文起草了一封感謝信，請一位在香港定居的西班牙友人修改好，準備發給接受我訪問的華僑。將西班牙文稱為「呂文」，我以前沒有聽說過。及後在訪談中，有幾位老僑說起當年從中國坐船去古巴時，先經過「小呂宋」，我才明白過來。我們小時候，上一輩還流行稱菲律賓為「呂宋」，閩、廣民眾最早和西班牙文發生接觸，是經過呂宋，於是有了「呂文」這名稱。後來國人的世界知識增加了，知道呂宋其實是西班牙屬地，於是區分大小，西班牙成了「大呂宋」，菲律賓是「小呂宋」。在古巴的老僑，現在竟然還是這樣說。話說回來，西班牙這個名字在近代中國也是混亂，清朝時稱之為「日斯巴尼亞」，西班牙文稱為「日文」，晚清的官文書和《清史稿》就是用這兩個詞。

明白了「呂文」之後，我就多加注意，隨時記錄，感到這些詞彙既反映了一個特定時代，也包含了移民的軌迹，這裏抽取若干談談。

古巴革命前，聚居在首都夏灣拿的華僑約一萬名，其中居住在「華區」的約三千。這裏不用「華埠」、「唐人街」、「中國城」等名詞，用「華區」，是覆蓋好幾條馬路的一個小區，對應的西班牙文是Barrio Chino。我覺得「華區」一詞相當準確，這裏不是一條街，不自成一埠，又不是一個城市，而是夏灣拿市內一個小區。現在古巴政府為了發展旅遊，刻意將華區打扮了一下，區內馬路的路牌都有中文譯名，華區也就成了旅遊景點之一，雖然住在區內的華人已經不多了。

另一個經常聽到的地方是「花旗」，台山籍華僑尤其流行用此詞，原意是美國的國旗「花花綠綠」。這不新鮮，其他地方的華僑也這樣說，但遠沒有在古巴普遍，活脫脫還是幾十年前的習慣。相類的是說「中國」或「家鄉」時，還喜歡用「唐山」一詞，自稱為「唐人」，女人是「唐人婆」。和後兩者相對應的有「唐人仔」、「唐人女」，指的是在古巴出生的下一代，也包含不會說「唐話」的意思。這些可能是美洲華僑的共同用語，只是現在還完整保留着的，只有古巴。從前古巴華僑絕大部份是男性，女子十中無一，因此，和「土女」結合，相當普遍，唐人仔、唐人女也就混血居多，相當一部份屬於黑皮膚。

上文提到現在夏灣拿華區的街道有了中文名字，這些名字都是「標準中譯」，可能是中國駐古巴大使館提供的，老僑則另有一套叫法，是根據廣東話特別是四邑方言音譯的。例如華區中心有一條街名為San Nicolàs，現在闢作步行街，標準中譯是「聖．尼高拉斯街」，老僑稱為「生呢哥拉街」，Zanja現譯「桑哈大街」，從前叫「生下大街」，Cuchillo現譯「谷奇瑤街」，老僑稱「咕至佑街」，等等。最妙的是Dragones和Campanario兩條馬路，現在分別譯作「德拉貢乃斯街」和「甘帕納里奧街」，以前可以叫「拿拉貢呢街」和「甘吧拿廖街」，又可以叫「龍街」和「鐘樓街」，「龍街」是意譯，「鐘樓街」是因為這條街道有座教堂，其上有大鐘樓。兩相比較，新譯一板一眼，以前的名稱倒顯得活潑有趣。

同樣的差異又見於古巴城鎮的稱呼，以前華僑遍佈全島，所以差不多大城小埠都有中文名稱，我在古巴時蒐集了一點，回到香港後查看用照相機在當地翻拍的舊報紙，又留意到一些。例如古巴島最東部有Santiago de Cuba，是第二大城市，卡斯特羅搞革命，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從前西班牙人統治的領土有幾個地方叫Santiago，在這裏加上de Cuba以資識別。現在的標準中譯是「聖地亞哥德古巴」，但老華僑稱之為「山爹古巴」或「汕爹古巴」。又例如中部城市Ciego de Avila，仔細讀起來有七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謝戈德阿維拉」，少了一個音節，但老華僑的叫法是「舍咕」，取其前兩音，以簡馭繁。再例如Cienfuegos，在古巴島南岸，意為「一百把火」，也是個大城市，據說離岸有石油，中國今年會派遣大量人員前往勘探。此字有六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西恩富戈斯」，老僑稱之為「善飛咕」，選取了頭中尾三個音，有命中要害之妙。類似的情況還很多，例如Chaparra和Jobabo是兩個小埠，人口很少，但各有一間大「糖寮」，僱用很多華工，以前分別叫「集把拉」和「荷花戶」，現在譯作「查帕拉」和「霍瓦沃」。這裏說的標準中譯名字，是根據中國地圖出版社的《世界地圖集》。兩相比較，我覺得舊地名來得別致，用起來也方便，凝聚了好幾代華僑的心思。古巴現在經濟上越來越依靠中國，新到古巴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他們用的是標準中譯名字，如果因此而令這些舊名稱消失，太可惜了。

古巴生產的煙草質量極佳，「雪茄」聞名天下，但華僑稱之為「大煙」，不用「雪茄」一詞。我覺得這很貼切，「雪茄」是音譯而且譯得不好，燃燒的東西用上「雪」字，有點風馬牛，「雪茄」原文又是英語，古巴以至整個拉丁美洲說西班牙語，不說英語。再者，有了「大煙」，「煙仔」這個我們廣東人常用的詞語就變得更為明白，長幼有序了。我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煙草原產地是美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才傳播世界。英文tobacco和cigar兩字源自西班牙文，西文又源自美洲土著的發音，我們不應本末倒置，根據下游的英文來音譯，cigar在西文是cigarro，真要音譯的話也應該譯作「雪茄羅」。我認為「大煙」是個很值得推廣的名詞，抽不抽是另一回事。

在古巴，我又遇到「駁滙」和「昃紙」兩詞，都和當地華僑的經濟生活有關。「駁滙」指將金錢通過中介轉回家鄉。此地華僑絕少經由銀行將錢滙出，這裏頭有一點避稅的顧忌，古巴革命前是通過「辦莊」亦稱「金山莊」滙出，錢由莊號先寄付到香港的聯營商店，再設法轉回家鄉。古巴革命後這種滙款工作由華僑社團經辦，中國大使館負責將錢轉出。從十多年前開始，古巴就完全禁止華僑滙錢出境了。至於「昃紙」，就是我們說的「支票」，這顯然是個音譯。我在古巴訪談時沒有弄明白含義，後來翻看照片上的舊報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的《民聲日報》看到一則「代郵」，內容是：「柏登家先生鑒：昨由生打加拉埠付來昃紙一張該銀二百三十元妥收勿念」，才明白「昃紙」就是「支票」，一個予人古雅之感的名詞。至於代郵中所說「生打加拉埠」，即中部城市Santa Clara，現譯「聖克拉克」。古巴英雄哲古華拉在波利維亞戰死後，遺骨運回這裏安葬，故此有「捷之城」（la ciudad de Che）的稱謂，我在古巴時前去憑弔過。

這為數不足兩百的老華僑，日常說四邑方言，其中又以台山話和開平話居多。近年中國向古巴派出留學生，去了幾千人，有些熱心小伙子到華區為老僑服務。在夏灣拿我不時碰上他們為老人家上課，教現代中文，老僑熱心學習，但都叫苦，說「北話」難懂又難學。他們是一九四幾或五幾年就離開家鄉的，當時「國語」一詞還未普及，「普通話」他們更是沒有聽說過了。

雷競璇 - 悼孫國棟老師

信報   2013年7月4日

孫國棟老師六月二十六日逝世，享年九十一。

我讀中學時學校用的中史教科書是孫師編寫的，所以很早就認識他的名字。一九七〇年夏天我報考中文大學，歷史科考得不錯，於是報讀新亞歷史系，面試時見的正是孫師，他當時擔任系主任。面試過程很順利，我還記得談論了國際形勢包括當時如火如荼的越戰，我自小有閱報的習慣，談起這些事情來好像頭頭是道，結果得到取錄。

四年大學，我只上過孫師一門課，大一的「中國通史」，這是新亞的必修課。修讀這門課對我來說，相當沒趣，因為中學階段已經將中史從頭到尾讀了兩遍，現在再讀，大同小異，難免有牴觸情緒。孫師廣東人，上課講國語，帶口音，聽來容易。當時新亞的老師多北方人，像孫師這樣和學生同聲同氣的很少，分外親切。中國通史我其實不常到課堂，現在找出成績單來看看，竟然上下學期都考得甲減等。

新亞歷史系七十年代時大學者雲集，孫師年輕，著述不多，在芸芸老師中有如小夥子。由於擔任系主任，我們學生和他的接觸比較多，他平易近人，無城府，很關心學生。不過，由於年輕加上職責在身，校方有時將一些苦差交他辦。當時學生一腔熱血搞保釣，校方覺得要有點回應，找了孫師在月會上發言，礙於當時的社會氣氛和港英法例，他不可能鼓動我們上街示威，說了些冷靜分析沉着應對之類的話，我們在台下聽得不是味道，鼓噪起來。

我大學時不甚用功，常帶頭鬧事。孫師晚年回港定居後，就一再提起當年一件令他頭痛的事。時為一九七三年，保釣結束，學生另找議題發洩精力，結果以宿舍不足為理由，向校方發難，某夜集會後群情洶湧，要操上位於校園對面山崗上的校長住所，向李卓敏校長質詢。當時余英時擔任新亞院長，他聞得學生摸黑浩浩蕩蕩衝往找校長，恐生意外，打電話給孫師，說領頭的是歷史系一個姓雷的學生，請孫師前去觀察，見機行事。二十多年後說起這事，孫師語氣平和，不過我知道他心裏還是認為我當時做得不對。

可惜我好事的性格改不掉，劉遵義當校長時，敗壞中大以中文授課的傳統，我積極反對。這一回孫師稱讚我做得對，鼓勵我說：要發聲，不應沉默。

孫師的研究集中唐宋史，我沒有怎樣讀過，但他評柏陽的著作和他的《我的抗日從軍行》寫得非常好，謹向讀者諸君推薦。

雷競璇 - 古巴的地名

2013年6月27日

今年初到古巴的時候，遊歷了幾個城市，這些城市的名字我都可以用西班牙文準確讀出來，但當地老華僑說這些城市名稱時，聽起來有點怪怪；偶爾在一些華人會館、同鄉會之類的地方看到以前留下的牌匾，上面的地名讀起來也別致。我在夏灣拿一間小博物館找到一九五三年二月份的《民聲日報》，用相機逐頁拍攝下來。這是當時古巴四份中文日報之一，但這些報章沒有人注意保存，現在不容易找到了。我最近翻看拍攝回來的照片，又注意到這些古巴地名。

例如最東部有Santiago de Cuba，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卡斯特羅搞革命，就是從這裏開始，貪圖天高皇帝遠，兼且有崇山峻嶺屏障。從前西班牙人統治的領土有幾個地方叫Santiago，故此在這裏加上de Cuba以資識別。根據現在的標準中譯，此地稱「聖地亞哥德古巴」，但老華僑稱之為「山爹古巴」或「汕爹古巴」，簡明扼要得多。

又例如中部城市Ciego de Avila，仔細讀起來有七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謝戈德阿維拉」，少了一個音節，但老華僑的叫法是「舍咕」，取其前兩音，以簡馭繁。我在這裏看到一個中文牌匾，是古巴革命前留下的，上面有舍咕這個地名（圖）。

中國洪門民治黨駐舍咕分部

再例如Cienfuegos，在古巴島南岸，意為「一百把火」，也是個大城市，據說離岸有石油，中國今年會派遣大量人員前往勘探。此字有六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西恩富戈斯」，老華僑稱之為「善飛咕」，選取了頭中尾三個關鍵音，很能命中要害。

類似的情況還很多，例如Chaparra以前叫「集把拉」，現在譯作「查帕拉」，Jobabo以前稱為「荷花戶」，現在名為「霍瓦沃」等等。我在這裏舉出的標準中譯名字，是根據中國地圖出版社的《世界地圖集》。

我覺得這些舊地名很別致，用起來也比較方便，裏面還凝聚了好幾代華僑的心思。古巴現在經濟上愈來愈依靠中國，新到古巴的中國人愈來愈多，他們用的是標準中譯名字，如果因此而令舊名稱消失，太可惜了。 

郭梓祺 - 稱職的狐狸——重讀《據我所知》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0月14日

【明報專訊】雷競璇先生最近做了兩件事，知道了覺得都非常好。其一，是他在蟄伏之後，重寫專欄，一如舊作《據我所知》，一篇文章就專心說好一件小事，有幾多材料說幾多話。其二，是他把幾千本藏書損贈中文大學，讓師生認領回家。前幾天，他還跟林道群辦了場講座，我去了聽，回家路上就想着要重讀《據我所知》。

書中有〈罵人之種種〉一篇。雷競璇一開始寫道，1973年，余英時先生出任新亞書院院長，並開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在新亞歷史系讀書的他自然慕名修讀。課上集中講解戴震與章學誠，後來余英時還就此寫成專書。這本《論戴震與章學誠》我不久前讀過，最深刻是他在〈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一章，談到章學誠把學者分做「高明」與「沉潛」兩類時，突然宕開一筆，以英國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狐狸與刺蝟的二分為喻。狐狸天性好奇，四處奔走；刺蝟相反，只愛蜷曲一隅。兩者之分別，正如希臘詩人亞基羅古斯（Archilochus）所說：「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蝟則只知道一件大事。」動物形象生動，余英時借之闡釋章學誠所言，再把章學誠比作狐狸當道的一隻孤獨刺蝟，實在巧妙。

礙於狐狸給人狡獪貪婪的想像，我們大概覺得做悠然自得的刺蝟較佳。但柏林這分類似乎只重性情所向，不涉高下判斷，何况狐狸東找西找也很辛勞。重讀《據我所知》，感到雷競璇展示的正是：要做稱職的狐狸也不容易。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據我所知》分論事、識字、看戲、察物四部，涉獵的範疇跨越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在不同的知識領域一點一點地添加、修正與提醒。雷競璇求真的態度嚴謹，自我要求很高，重點還是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不騙自己不騙人。例如前後相應的〈糊塗賬〉與〈肖姓後遺症〉便是尚佳例子。

〈糊塗賬〉從他一次在報上看見某個肖姓商人寫起。他懷疑姓「肖」是姓「蕭」之另寫，希望確定究竟有否「肖」這一姓氏：「因為好無中生有習慣的驅使，我開始追查起來」。文章重現了他印證這直覺的過程，他為此翻過的書，繼有《元和姓纂》、《通志略》、《姓觿》、《姓氏尋源》、《辭源》、《辭海》等多種。花了那許多工夫，效果一定理想嗎？顯然不是。雷競璇到最後還是無法下一判語，正正因為找到的證據還未夠，只好於文末承認不足：「我感到有點對不起讀者，本來想為大家查個明白，結果弄得甚為糊塗。」狐狸忙了半天，走遍森林，最終卻一無所獲，還有點頭昏腦脹；在月下搓着頭的背影便很教人同情。

〈肖姓後遺症〉是續篇。事緣〈糊塗賬〉見報後，林行止曾為文商榷，雷競璇按線索查核，再作引伸，如是總結：「現在幾經周折，其實弄明白了的只有一點，即姓氏中的確有這樣罕見的一個肖姓。」如此努力，弄明白的真的就「只有一點」，少是少了，卻總好過不明不白。結合這兩篇文章，乍看瑣碎的題目，一下卻開闢出這蜿蜒的求真道路；霧裏看花時固不得妄下結論，當別人提出有力證據時，唯有修正看法，為的當然是建立更可靠的知識。

其學可學

〈讀季羨林的書〉也可見雷競璇治學之道。篇中有這質樸的一段文字，清澈明亮：「在知識的追求上，才情與學養有時不免有矛盾的關係。才情較多來自天賦，學養則由於積累。最好當然是兩者兼而有之，不然的話，對一般人來說，是寧追求後者莫妄求前者。」有這一層鋪序，雷競璇便引出他讀季羨林的書，最大的感觸是「其學可學」，而不像王國維等，只能仰慕，不宜學。不過，他寫季羨林亦非全是讚許，跟一頂大師帽子擲過去的溢美文章相比，更是判若雲泥。雷競璇在盛讚《佛教》一書之後，即表達了對季羨林尤重《牛棚雜憶》的疑惑，然後更借黃賓虹論中國文化之渾、厚、華、滋四點，評季羨林雖然渾厚，卻欠華滋。文章附有後記數行，很有意思。話說季羨林輾轉讀到雷氏此文，說想不到香港竟有讀者如此用心細讀自己的文章。雷競璇知道後，自謂受寵若驚，喜出望外。

話說回來，我想「其學可學」四字，用在雷競璇身上也貼切不過，且借他闡釋季羨林「其學可學」時所言：「任何人肯老老實實地在自己的學科中下同樣大的工夫，都可以弄出相稱的成績來。這個說法看來顯淺，也屬老生常談，但真正做起來，卻不容易。」做刺蝟難，做稱職的狐狸亦不易。

天道好還，人文幸得綿延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雷競璇最近做的兩件事。其一，重寫專欄。這令我想起《據我所知》〈後記〉的最後幾句：

人活得年紀大了，書讀得多了，經驗豐富了，可能會覺得有很多話要說，覺得說出來的話都有價值，這是一個類型。我自問屬於另一類，而且是愈來愈覺得，能夠說出於己於人都有益有意義的話，真是不容易。這幾年是由於很少感到有話要說，於是也就很少執筆了。希望讀者在這本書裏讀到他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

真是謙遜得動人。讀了上面這段文字，自不難明白，何以雷競璇重寫專欄的首篇文章，題目就叫〈敬惜字紙〉。

其二，捐書予中大。我想起了最近讀《余英時訪談錄》，見他憶述錢穆先生之教誨，也知道他1973年回中大任新亞書院院長，既因此乃赴美作訪問學人之合約，亦出於義務。於是，那年雷競璇才能受其教導，並在討論章學誠的期終論文，得到余英時「批評古人過勇」的評語。雷競璇最近有兩篇好文章，談的正是錢穆。我想，關於捐書結緣之盛事，關於大學精神與文化香火之繼承，大概可用錢穆的半幅對聯作一小結：「天道好還，人文幸得綿延。」

文 郭梓祺

編輯 符芳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