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 - 課室內的張愛玲

明藝．隨筆   2015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舊事重提。二○○○年秋，嶺南大學主辦了一個張愛玲研討會。第一天晚飯開席前，公關部同事傳話，說有「好事者」問為什麼會議不請張愛玲參加。

當時忙着招呼客人，沒有打聽「好事者」是誰。事後也沒有「跟進」。何必讓人家難堪呢，到時自己總會發現的。憑常識看，「好事者」對「祖師奶奶」的興趣，不過是閒來無事茶餘酒後的一個「八卦」話題，不可能是奉張愛玲為「教母」的粉絲。說不定他僅從電影《色．戒》或《傾城之戀》認識張愛玲這個名字。

張愛玲熱

張愛玲成大名後，大大小小的作品陸續成為高等學府中碩士生博士生爭相研究的題目。但讓張愛玲小姐在普羅大眾日常生活中成為閒聊對象的，不因她是《金鎖記》或《秧歌》的作者，而是因她極不尋常的家族背景與個人經歷。在敵偽時期的上海，她一度是胡「逆」蘭成的夫人。在戰後上海小報文人的眼中，她更是勾搭美國大兵的「吉普女郎」。

後來祖師奶奶到了美國，下嫁一位年紀比她大一截家無恆產的舊時老美「左翼」作家。懷過孕但流了產。老美丈夫身故後，張小姐離群索居，在加州過着「拒人千里」的生活。至親好友（如夏志清先生）給她寫信，有時也要等一年半載才得到她一張明信片作回音。但張小姐畢竟曾經一度是「臨水照花人」，她的私生活愈神秘，愈引起好事者尋根究底的興趣。

台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吹起了「張愛玲熱」，大小報章都搶着刊登奶奶的起居注。戴文采女士受報館之託到美國訪問奶奶，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心生一計，租住奶奶公寓隔壁房間，方便窺其私隱。每次看到奶奶出來倒垃圾，等她離開後就倒出盛在黑膠袋子的東西細細端詳一番。經戴文采的報道，現在我們知道奶奶愛用什麼牌子的肥皂：Ivory和Coast。

張小虹對這個因張愛玲生前死後引起的「文化現象」用了兩個既殘忍又brutal的「學院派」名詞作界定：一是「嗜糞」（coprophilia），一是「戀屍」（necrophilia）。這兩個名詞聽來恐怖，所幸張小姐歸道山已二十年，當年有關她種種的流風餘韻，隨着白頭宮女一一老去，再也「熱」不起來了。

張愛玲留給現代中國文學最珍貴的遺產是她「瘦金體」敍事的書法。新文學時期的作家，巴金、茅盾、老舍，你說好了，內容不說，單以文字看，都像亨利‧詹姆斯說的「臃腫怪獸」（baggy monster），一身贅肉，有時非得先拿起筆來削其肥脂才能看得下去。

我在舊文《兀自燃燒的句子》中介紹過張愛玲的文字特色。開頭這麼說：「在中國近代作家中，錢鍾書和張愛玲均以意象慧盈、文字冷峭知名。」兩人相比，我還是覺得張愛玲的經營比較深入民心。錢鍾書博學，有資格目中無人，所用的譬喻和意象也因此刻薄成性。張愛玲眼中的眾生，包括自己在內。她在《我看蘇青》一文說：「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

我說的「兀自燃燒」，說的是張愛玲有些句子，不必放在上下文的語境中也可見其「潛質之幽光」。且取《金鎖記》一段：

季澤把那交叉着的十指往下移了一移，兩隻拇指按在嘴唇上，兩隻食指緩緩撫摸着鼻梁，露出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來。那眼珠卻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沒有表情。

看過《封鎖》的人，不會忘記那位二十五歲猶是「雲英未嫁」的大學講師吳翠遠，因為她手臂白得「像擠出來的牙膏」。因為她的頭髮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樣，羞怯怯的，「唯恐喚起公眾的注意」。她不難看，可是她那種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彷彿怕得罪了誰的美」。

看《色‧戒》電影，我們的注意力當然都落在男女主角身上。可惜湯唯的「內心世界」，只能在文本窺探。且看佳芝等易先生出現時那種患得患失心情：「她又看了看表。一種失敗的預感，像絲襪上的一道裂痕，陰涼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教人過目難忘的文字魅力

不久前《印刻文學生活誌》出了特輯，以此作標題：「為自己預約一堂美好的文學課：初、高中國文課的文學注目」。我聽到前台灣師大附中同學李椒庭說，他在國文課遇上了張愛玲，深為《天才夢》中的彩句所震撼：「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活的歡悅。」

李椒庭同學是在課堂內認識張愛玲的。靠文本聆聽祖師奶奶的聲音、揣摩她「臨水照花」的風貌。《天才夢》是張愛玲初試啼聲的作品，竟令這位當年尚未識愁滋味的小朋友「兩隻手臂的疙瘩全彈出來，被瞬間加快的心跳震得跳起波浪舞。」

沈雙在《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的編者序言這麼說：「我在香港教書過程中經常有學生對我說張愛玲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了。既是經典，就是美文的代表。但是我們這個集子裏有不少文章都特別提出了張愛玲不美及不雅的一面，她的污穢、她的俗氣、她的悲觀、她的『小』，以及她的艱難。」

這些有關祖師奶奶的評語，坦率得很，但也實情如此。也許因為我跟張小姐有過一面之緣，多次通過信，幫過她忙找差事，在這裏可以補充說一句，張小姐一旦離開了自己的文字空間跟別人交往，一點也不可愛。上述那位李椒庭同學初識《天才夢》感受到「加快的心跳」，這可說明張小姐文字本身有教人過目難忘的魅力。

張愛玲離開大陸經香港赴美定居，可真是兩袖清風，生活靠的是美國基金會和大學的研究經費。張小姐流落香港時，對她照顧得不遺餘力的是宋淇先生和夫人。在美國定居後，夏志清先生因知她除寫作外別無其他謀生能力，到處給她寫推薦信申請研究經費。除一封接一封的介紹信外，夏公還替她的英文著作找出版社，可惜Eileen Chang沒有張愛玲的名氣，她的英文作品，一直在歐美找不到市場。

祖師奶奶晚年住公寓，常常搬家，幸得一班晚輩幫忙。其中有我的同學莊信正和詩人張錯。他們先替她跑腿找房子，然後動手動腳替她「搬家」。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下午四時許，夏志清在紐約家居接到張信生教授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告訴他張愛玲的死訊，當晚就寫了數千字長文《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念她。曾以各種形式對愛玲「淒涼」身世伸出援手的「粉絲」如莊信正、張錯、張信生等不會想到從她身上可以拿到什麼回報。這倒是個文人相惜的好例子。

（作者是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劉紹銘 - 硬譯．硬啃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5日

戴天和董橋先後在美國新聞處任職，負責中譯美國文學來稿。如果他們在閱稿過程中看到像「大規模的十分秀麗的體態」這樣的一個句子，一定會反胃，因為一來這不太像中文，二來在句子中出現的形象很難組合。體態「秀麗」聽來已怪怪的，但還可以接受。但體態「大規模」是不是「大塊頭」？真不敢想像。

原來這句佶屈聱牙的話是譯文。原文是with a figure of perfect elegance on a large scale，語出霍桑名著《紅字》，小說中體態「大塊頭」的女子是犯了通姦罪的Hester Prynne，她在我們的想像中一向是個美人。我是從童元方〈丹青難寫是精神──論梁實秋譯《咆哮山莊》與傅東華譯《紅字》〉得到這條資料的。

傅東華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譯作不少。我相信，如果《紅字》不是他的譯文，這位中文系教授絕對不會把一個女子的體態描繪為「大塊頭」的。為了求方便，也因為自己也無法肯定Hester Prynne的「塊頭」究竟多「大」，傅東華只好把on a large scale「硬譯」出來。

童元方教授所舉的翻譯「怪胎」還有這一款：「純潔興奮的空氣」。原文：Pure, bracing ventilation，出自Emily Bronte小說《咆哮山莊》。譯者是莎士比亞專家梁實秋教授。空氣「純潔」的意思我們懂，但我們通常只說空氣「清新」。Bracing呢，應該是「教人精神一爽」吧，絕對不會說「興奮的空氣」。

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文字流麗如金風玉露。這種身手一用於翻譯就束縛重重。所謂「直譯」，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盡量保存洋氣」。這種論調，不再時髦，因為我們的生活與語言早已洋氣十足。一九五八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給當時的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濟安出版了兩卷中英對照的美國《名家散文選讀》。董橋曾經對我說過，夏先生的翻譯，他特別欣賞霍桑的〈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這一篇，因為讀來不像翻譯，而是一篇古雅的散文。

坊間的名著翻譯，一般只見譯文。夏先生的《散文選讀》雙語出版，想為了方便教學和自修。中文和英文對照着在兩個版面出現，一般譯者不會輕易嘗試。且取其中一段看究竟：

新英格蘭凡是上了年代的老宅，似乎總是鬼影幢幢，不清不白，事情雖怪，但家家如此，也不值得一提了。我們家的那個鬼，常常在客廳的某一個角落，喟然長歎。

Houses of any antiquity in New England are so invariably possessed with spirits that the matter seems hardly worth alluding to. Our ghost used to heave deep sighs in a particular corner of the parlor,...

細心讀者把兩種文字一字一句的比對一番後，說不定會覺得像「不清不白」和「事情雖怪」是多餘的話。So invariably possessed的另一個譯法可以是「絕無例外，家家鬧鬼」。「事情雖怪」是譯者消化so invariably後衍生出來的「過場句子」，在不損原義下讓行文更流暢一點。夏濟安先生對翻譯的理念，自然在跟捧着英漢辭典直譯、硬譯的minimalist大相徑庭。讀翻譯作品，如果要「啃」那真是自找苦吃。

劉紹銘 - 一介布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5日

夏志清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美國紐約市辭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滿中外，著作等身，要紀念他，就他的著作議論固然適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聞逸事可多。若要側寫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絕不會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負責籌劃夏先生《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譯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書信往還，也多次拿過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邊」新聞做過文章。如今先生「大去」，應就我個人所知對他的文學見解作一補充。

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如果不是通過中譯本先後接觸到「兩岸三地」的華人學界，張愛玲今天那有如此風光？說起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下半生」能再熱鬧起來，也因得先生的賞識，在《小說史》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

張愛玲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總背上「鴛鴦蝴蝶」之名，只合消閒遣興。那年頭唯一有眼光賞識到張愛玲才華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筆名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斬釘截鐵的肯定〈金鎖記〉為「我們文壇最美收穫之一」。他說得對：〈金鎖記〉的人物「每句說話都是動作，每個動作都是說話，即在沒有動作沒有言語的場合，情緒的波動也不曾減弱分毫。」

傅雷文評，全以作品的藝術成就定論，沒有夾雜「意識形態」的考慮。夏先生是上海人，張愛玲在「敵偽」時期的上海當上了胡蘭成夫人這回事，他理應知道。張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說史》中隻字不提，只集中討論這位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開頭就用F. R. Leavis在《偉大的傳統》一書所用的無可置疑的語氣宣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這種近乎「武斷」的看法，當然「備受爭議」，而且這種爭議，可能會無休無止的延續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說法，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我們自己各有取捨。《小說史》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七九年，夏先生特為此寫了一個長序，特別點出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對「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

夏先生大半生的「職業」是中國文學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卻是西洋文學。他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當過助教，後來得到留美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念研究院，用三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那年頭的美國研究院，念文科的總得通過兩三種外語考試。記得夏先生所選的外語，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資質過人，在大學時勤奮自學，一早打好了語言和文學史的根柢，不可能在三年半內取得耶魯的博士學位。

不難想像，像夏先生這樣一個有高深西洋文學修養的人，為了職業上的需要再回頭看自己國家的「文學遺產」時，一定會處處感覺「若有所失」。一九五二年他開始重讀中國現代小說，發覺：

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柢說來，實由於對其「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夏先生讀唐詩宋詞，不時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他讀中國詩賦詞曲古文，認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李白真想喫了藥草成仙，談不上有甚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王維那幾首禪詩，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看不出甚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來。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詩篇裏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

夏先生「明裏」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暗地」卻私戀西洋文學。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沒有置喙餘地──只要他不要在學報上把中國文學種種的「不足」公佈出來。但這正是他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一文所幹的別人認為是他「吃裏爬外」的「勾當」。身為哥大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學生前來請益，夏老師理應給他諸多勉勵才是，但我們的夏老師卻歪想到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傳統，居然說"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說會毫不猶豫的勸告任何大學生主修希臘文。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名家輩出，力度振聾發聵。為此原因，夏老師也會毫不猶豫勸告來看他的學生主修俄國文學。難怪「國粹派」的學者把他的言論目為「異端」。

夏先生第二本專著《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書分六章，各別討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六本說部，一點也不奇怪，夏先生評價最高的是《紅樓夢》。但隨後的十多二十年，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了解逐漸加深，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相應作了修改。這裏只能簡單的說，夏先生對故事收尾寶玉遁入空門，作為看破紅塵的指標極感失望。當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安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影響。

夏先生用「docile imagination」一詞來概括中國文人創作想像力之「柔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調，唱多了，別無新意。寶玉出家，不是甚麼知性的抉擇，步前人後塵而已。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馬佐夫兄弟》跟《紅樓夢》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後者更能「深入靈魂深處」。這麼說來，夏先生為了堅持「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愛國」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論，激奮起來時，有時比魯迅還魯迅。我們記得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曾向魯迅請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讀書」給讀者參考。魯迅一本正經的回答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甚麼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說的話，世間若還有「衞道之士」，看了一定會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Arthur Waley、Ezra Pound繙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人家說：「就是好！繙譯得多了，就沒甚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繙譯一點點，人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覺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甚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這種言談，精讀《紅樓夢》的唐先生受不了，認為老友「以夷變夏」，寫了〈紅樓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一文，發表於台灣的《中國時報》，內有十八個小標題，其中有「瘋氣要改改」、「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態」這三條。

這場唐、夏二公就《紅樓夢》價值之爭議，其實開始前就有結論，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勝負。唐先生在美國受教育，以英文寫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經典，自然是史學範圍。他閒時或會涉獵西方文學作品，但對他來說這只是「餘興」，這跟志清先生在這門功課上作業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看德剛先生的年紀，諒是抱着《紅樓夢》吃喝做夢那一代的書癡。既是平生至愛，那能讓夏某人「貶」其所愛？

本文以〈一介布衣〉為名，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跟內容貼切的題目。六十年代初我到紐約拜望夏先生時，他帶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的房子。隨後幾次拜訪，他也是在「家」接見我的，只是「家」的面積比初見時略為寬敞，想是因年資增長而得到的禮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師討生活和替報章雜誌寫寫文章賺點零用錢外，想來再沒有甚麼發財能力。說他是「一介布衣」，應該沒有錯。

劉紹銘 - 分享何時了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6日

清末民初，從東洋西洋作品繙譯過來的「域外小說」盛極一時。既是舶來品，自然夾雜着好些新名詞、新術語。以繙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名噪一時的林紓有感歐風之銳不可當，喟然曰：「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詞盡奪其故，是並文字亦亡之矣。嗟夫！」

陳平原教授說得有理，晚清時期的「衞道之士」攻擊新名詞、新術語者大有人在，但「別人還好說，林紓如持此論可就不大好交代。」林紓譯的域外小說，新名詞屢見不鮮。"Sweetheart"在他譯筆下變了「甜心」。新名詞代表新意念、新事物。"Sweetheart"吾國本已有之，「情人」、「戀人」、「心上人」、「意中人」均無不可，林紓不從俗，諒因「甜心」勁帶異國情調也。

新名詞來勢洶洶，所向披靡，最教人失笑的，是自己以為清白，寫的是純正中文，一直要扮演官兵去捉拿「雜種中文」的強盜，誰料攬鏡一照，自己原來也不見得規矩。且引用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一條有助觸類旁通的註。端方批某生課卷，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新名詞太多」，殊不知「思想」、「組織」即為新名詞（柴萼《梵天廬叢錄》）；張之洞「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語』」（江庸《趨庭隨筆》）。

張之洞等「國粹派」，用王國維的話說，欲張天眼抓文字孽種，可憐自己也是半個孽種。陳平原說繙譯「域外」小說固然得用外來語，即使原作也難免新名詞。林紓的《巾幗陽秋》（後名《官場新現形記》），內文新名詞如「總統」、「租界」、「憲法」、「國會」、「議員」等多不勝數。

離世多年的老前輩思果（蔡濯堂），一生致力散文創作和繙譯事業。他心目中的白話文範本離不開《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等經典小說。蔡先生苦學出身，中英文都憑自修得來。對「你能讓我請你出去吃晚飯麼？」這種「歐化」中文，深痛惡絕。他文章一再申述，中文的基本語態是"active voice"。「孩子踢球」說得自然，改為「球被孩子踢」就不倫不類了。

故人已成故友多年，要是思果今天仍在，面對我們朝夕相處的漢語媒體文字的「生態」，不知作何感想。事隔一個世紀，有關名詞的血統問題，大家早已一笑置之了，還有甚麼「華夷之別」，你說是不是？「生態」一詞原非國有，準是"ecology"這個「番文」引進來的。雖然不能看作直系親屬，但彼此相安無事，再說長相又不似「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那麼「洋」出味兒，我們何不放開懷抱把「生態」收養下來？

但我想思果老兄泉下有知，看到時下一些刊物把中文習慣明顯該用"active voice"的句子改成"passive voice"，一定會瞠目結舌連呼「人間何世！人間何世！」。「被失蹤」、「被自殺」不久後又聽說「被和諧」，這算甚麼話嘛。但這不能怪他老兄的，我們的「國語」隨着「國情」與時俱進。他不問世事，就不會知曉「被自殺」是怎樣完成的。

中文「歐化」（其實是「英化」）勢不可免。如果個案柔順如「生態」者，一一歸化就是。可惜有些名詞繙譯過來面目太「異形」，一看就知不是漢家兒女。像「挑戰」、「分享」、「驚喜」。陶傑在〈變酸了的中文〉說得直截了當，當代中文之所以「變酸」，因為懶惰。「這種懶惰，表現在繙譯上更為明顯。」機械地對號入座的結果是，凡commitment必「承諾」、凡encouraging必「令人鼓舞」諸如此類的「機械性」繙譯。

老派中文本來不時興說「性」的。不是sex的性，而是以suffix凸顯出來的「性」，即-bility是也。陶傑舉的惡例：「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值得作出研究」。「可行性」者，feasibility也。《朗文當代大辭典》用的例句是：We're having a feasibility study done to find out if the plan will work。中譯是：「我們正對這個計劃能否實現進行可行性研究」。

你看，積習難改，連辭典也難逃污染，好像不突出「性」就沒盡繙譯的本份似的。這句話，可不可以簡單的說：「我們正研究這計劃能否實現。」因為「進行可行性研究」這種說法的「可笑性」實在太高了。

近日古德明在其《征服英語》專欄中談繙譯，用了讀者提供的吳靄儀大律師〈為終院裁決兩歡呼〉一文作論述根據。這位讀者把原文再加上他用Google translate的譯文傳給古先生。

原文：The bedrock of our democracy is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means we have to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judge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winds （that） are blowing.

Google譯文：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石是法治，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有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官雖可以作出決定，獨立的治國風正在吹。

在舉出古德明的修正本前，先請注意independent這個字在原文句子中出現了兩次。Independent如果後面不跟of，可解作「獨立」或「自主」等。如是independent of，則有「不受影響」、「不受控制」的意思。也許Google的操作約定俗成，所以把judges who can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winds （that） are blowing譯為「獨立的治國風正在吹。」（註：古德明說讀者給他的這句英文，漏卻括弧中的that字。）

古德明附上自己的繙譯：「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礎，在於法治，即司法必須獨立，法官判案，必須不受當前政治左右。」把independent of譯為「不受……所左右」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效果比「不受影響」或「不受控制」切題。

英文的單字，有些可以不加思索的依辭書所說搬過來，如見share就「分享」，見surprise就「驚喜」，雖然俗套，但最少不致誤導讀者。但有些字滑如泥鰍，刻板式的繙譯可能會鬧大笑話。就引decent為例。A decent night's sleep，一夜好睡。A decent man，正人君子。但一間公司有職員犯錯，之後he did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ed，這句話用中文該怎麼說？《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的中譯為：「他做得很體面，辭職了。」

設想另外一個場景。一對美國夫婦，居住在獨立的郊外房子，一天突有不速之客按門鈴。丈夫正在客廳讀報，太太在睡房整理衣着。丈夫正要站起來應門，突然想到甚麼似的，揚聲問太太：Honey, are you decent？

這個場景，是在一部美國電影出現的。事隔多年，片名和演員的名字都忘了，只記得這句話在字幕上的中譯：「甜心，你是不是正派的？」這是很明顯的「對號入座」的誤譯。

丈夫問太太Are you decent究竟是甚麼意思？這得看落在甚麼「場景」才能決定。不速之客按門鈴，丈夫怕太太「衣衫不整」不知就裏冒失的跑到客廳來才有此問。Are you decent的意思摸清了以後，要譯成相當的口語中文，又得費思量。譯者該問：這是一部甚麼類型的電影？丈夫是個甚麼樣的人？是不是老粗？平日跟太太說話會不會流露一些「英式幽默」？這些因素一一考慮過後，才能決定怎樣措詞。（上面我們看過《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把在公司犯錯的職員did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ed譯為「他做得很體面，辭職了。」在這句子裏，我倒覺得decent不是體面不體面的事。Did the decent thing是做了該做的事。）

在文字早成商品的今天，一切講求「機會成本」。寫文章一字一句的推敲，太奢侈了。近讀夏志清編輯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才幾十頁，就見-bility連篇。「過幾天行李運到後，等我拿出來看看，如有可能性，當寄來給你看……。」跟着又看到「故事性」、「戲劇性」和「可讀性」的接連浮現。怎麼搞的？張愛玲的小說，文字一向乾淨，寫起信來可能太relaxed了，就見沙石。「如有可能性」刪去「性」，甚至連「有」也刪掉，就說「如可能」，清爽多了。正如把If there is a possibility改為if possible一樣收到去冗詞之效。

今天大家都忙，那有前人的閒情在文字上斤斤計較。「分享」、「驚喜」多說就俗，但終歸是「實用中文」，只求達意，就完成任務了，是不是？「分享何時了，驚喜知多少」，大家能過太平日子，就好！ 

劉紹銘 - 抱着詞典學英文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14日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我在台灣念大學，常找藉口到夏濟安（1916－1965）老師住的溫州街教職員單身宿舍聊天。話題總離不開文學作品的欣賞和英文寫作的甘苦。言談間他一再重複老話：學英文不能指望甚麼「名師」指引，一切只能靠自己。老師在上海念大學時曾患過肺病，逼得呆在家中休養了一段時間。我問他病中怎樣打發日子。他說躺在床上捧着韋氏詞典背生字。

夏老師寫得一手漂亮的英文，全靠自修磨練得來。已故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牛津高階英語詞典》）主編A. S. Hornby明確的認識到學生要學好一種語文，首先要建立一個足夠日常使用的詞滙。濟安先生在床上背字典，雖然是環境使然，但實際上對他掌握a working vocabulary大有幫助。Vocabulary是由一堆各不相關的單字湊成。一個單字的意義要看放在甚麼context中才能決定。"Go down, Moses, let my people go"在這句中的"down"是「副詞」（adverb）。但在"The duck was plucking at the down under her wings"這句中，鴨子翅膀下的down是「絨毛」。

一般辭典的功能是釋義。修讀英語的人如立志寫作，光靠背誦生字不能成事。夏濟安經過了「捧辭典背生字」階段後的另一個自修途徑是一本接一本的追讀十九世紀英國名家小說，特別是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故事讓他讀得如醉如癡，但因為他有志寫作，他讀得更為用心的是狄更斯多樣化的敍事文體（variety of expressions）。

第八版《牛津高階》新增了不少有關寫作的專頁。在Vocabulary Building欄目下出現的例句可讓我們看到刻板的表述怎樣轉變為生動語言的過程。文章忌見同一詞語在同一的敍事空間中反覆出現。且看出現在下面六個句子的單字approximate怎樣演變：

(1) The tickets cost approximately £20 each.（票每張約20英鎊。）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approximately?（這個大概多少錢？）
(3) We are expecting approximately thirty people to come.（我們預計會來三十人左右。）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approximately 15%.（利潤下降了大約15%。）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approximately £40,000 a year.（你可望每年賺四萬英鎊左右。）
(6) She earns approximately £25,000.（她大約賺25,000英鎊。）

Approximate是「大約」、「接近」、「差不多」。以上六個例句，從內容看，全可用上approximately作為「大約」的正式譯文。但如每個句子中的「大約」全由approximate來負擔，達意雖然沒有問題，文字未免太呆板了。因此在Vocabulary Building這一欄內，我們看到了與approximate同義的多種不同說法。

(1) The tickets cost about £20 each.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more or less?
(3) We are expecting thirty or so people to come.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roughly 15%.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round about £40,000 a year.
(6) She earns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of £25,000.

新版《牛津高階》有別於同類辭典的最大特色是於正文（The Dictionary）外增設的參考資料。Oxford Writing Tutor（牛津寫作指南）這個附件包含了十四個有關寫作的項目。在What Makes Writing Formal?（撰寫正式文章的要義）這一輯內，有這麼一個提示：Use suitable synonyms for common words such as do, put, get, make。為甚麼不用do, put, get, make這些顯淺的字眼？因為這都是口語。在formal writing中，"Several operations were done"不合規矩，應說"Several operations were carried out"或performed。

新版詞典所列的參考資料，互相發明。不想一再使用interesting形容這個故事多「有趣」，有多個同義詞給你選擇，如fascinating, compelling, stimulating, gripping, absorbing等。要注意的是，有些字在解釋上雖然同義，但用法卻有不同。Answer和reply究竟有甚麼分別？新版詞典在Which Word（詞語辨析）這個欄目下提供了答案。Answer回覆的對象，可以是人、問題、或信件，後面不用to。Reply後面則要用to。試看下面例句：I'm writi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特此函覆貴方提問）。如要改用reply，就應這麼說：I am writing to reply to your questions。

新版《牛津高階》除了做足釋義的基本要求外，同時也兼顧英文書寫的各種規矩。「牛津寫作指南」教我們怎樣寫議論文、長篇論文、學位論文、書評和文評等。每一類文體略加討論後就列舉一個示範樣本。這本新詞典在內容取材上確做到了巨細無遺、取捨有道。甚麼是dangling participle？一般詞典不會收入這一條，因為這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只合留在文法專書討論。此說雖然言之成理，但事實上這種「半吊子分詞」經常出現，連英語是母語的人也一樣犯錯。喜見新版《牛津高階》收了這一條：

"Dangling participles" are not considered correct. In the sentence "while walking home, my phone rang", "walking" is a dangling participle. A correct form of the sentence would be "while I was walking home, my phone rang".

"While walking home"為甚麼是「半吊子分詞」？因為分詞「六神無主」，我們不知道誰在回家走路。

修讀英文，如果能得「名師」指點，當然再好不過，但如逼於環境，一切都得靠自己時，憑着苦心與毅力，一樣可以修成「正果」。濟安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給我們豎立了一個「有志事竟成」的好榜樣。他第一篇在美國發表的文章"The Jesuit's Tale"是小說，一九五五年秋以「頭條」的地位在名批評家Philip Rahv主編的Partisan Review期刊發表。同期出現的還有Lolita作者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作品。

劉紹銘 - 殺校絕招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樹下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收到威斯康辛大學舊同事轉來一條長長的「電文」，沒具名，只有Posted on August 12, 2012 by junctrebellion的字樣。題目是：“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殺校五招」，用的是動詞過去式“was”，這等於說美國的大學已經完蛋了。

文章所說的「完蛋了」的大學，是州立大學，經費直接來自州政府。1964年我是「博士候選人」，拿到Miami大學講師的聘書。年薪的正確數目已記不清楚，該是七千多元吧。（那時美國中西部的汽油是四毛五分左右一加侖。）除薪酬外還有標準的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

一個單身漢拿七千多元的年薪，在通脹前的美國鄉下生活，溫飽有餘了。除了房租和衣食外，還分期付款買了一部二手烏龜車。依「殺校」一文所載，今天美國大學老師的收入，只夠吃西北風。1975年，Temple大學教授年薪的起點平均是九千多至一萬。醫療、退休等福利外，還有其他優惠如教員家屬可在本校免費就讀等等。

說來難以置信的是今天Temple老師的薪酬跟1975年差不多。因為超過半數的老師已經做了臨時的「散工」，以鐘點計算工資。平均算起來也不過是在八千至一萬四千元左右。他們是教育界的散兵游勇，連會見學生的辦公室都沒有，更別說什麼醫療退等休福利了。

按最新的統計，今天全美的大學教授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一百萬拿的是短期合約，稅前年薪約為二萬元。美國今天再沒有什麼「教授治校」的神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階級」：學校高層行政人員和政府的「撥款委員會」。你問他們為什麼僱用這麼多「散工」？因為要節省經營成本。據2012年的數字顯示，今天學校的行政人員比教員多。學生的學費增加了，大多數老師當了散工，那麼省下來的錢到那裏去了？答案是：要付各式各樣的龐大行政開支。校長是CEO，年薪當然不能拿20K。足球隊是大學揚名聲的指望。金牌教練是足球隊的靈魂，少一個「子兒」也請不到。教員不打散工，冷門的「人文關懷」、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博雅」科目如果不「腰斬」或削減預算，那來的錢去應付這些巨額的行政經費？為了「開源」，學校的「科技」院系或可夥同大企業的發展部門一起做研究。美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這種「互利」的合伙生意，應該源源不絕。「全球暖化」的警告不利大企業的運作，於是總有不牟利的大學研究所及時發表另一套數據，證明「全球暖化」之說全屬「杞人憂天」。

美國公立大學儘管因經費問題而顯得四面楚歌，但雖然受創甚深，死是死不了的。因為大學教育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是「脫貧」唯一可靠的門徑。死是死不了，但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是事實。美國大學越來越「企業化」是大勢所趨。大企業的「是非觀」受制於「行規」，對knowledge一詞也有自己一套的定義。五十年前汽油四五毛錢一加侖，今天通脹了何止十倍。如果Temple大學的老師在2012年拿的還是1975年的薪水，的確要吃西北風。吃都吃不飽，老師那有氣力作育英才？“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讀來真像一篇〈祭散工老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