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健民 - 他們就是要義無反顧做奴才！

2015年10月2日

【明報專訊】評論時政，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能動氣，要保持客觀持平，更不要過分受公眾情緒牽引。但我相信在這一刻，不少香港人會和我一樣，對港大校務委員會否決任命陳文敏教授的決定，氣憤難平，深深不忿。整個事件中，校委會對他的任命諸多無理刁難，刻意拖延決定，其用心不良，路人皆見。公眾心裏明白，不少港大校委早已鐵了心，不會讓陳教授過關。但我始終期望，這班人至少會給公眾一個說法。顯然，我是高估了這班人的道德水平。校委會竟然會以為可以輕輕一句「保密原則」，便可以隨意對港大持之有效的制度常規盡情踐踏，不用為否決決定作出任何交代，完全無視公眾和校友要求解釋的合理期望。在講求問責和權力制約的21世紀，這班人的思考邏輯，實在匪夷所思。

校委會作為大學最高決策機構，對副校長等重要人事任命，當然有否決權。但前提是理由必須充分，有令人難以反駁的理據，才能推翻由港大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的推薦。需知道這個委員會是以熟悉港大制度文化、對大學生態和管理要求有深入了解和在學術界地位崇高的資深學者所組成。換言之，這個委員會絕對具有能力去判斷誰人能擔當副校長一職。但以校外人士為主，絕大部分缺乏大學行政管理經驗，多數為非學者的校委會，又憑什麼去作出一個更佳的判斷呢？

商界治校的弊病

根據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的引述，大部分反對理由在於針對陳教授的學術水平和能力。當中重點在於他沒有博士學位和學術水平不足。這種觀點，充分反映出當前商界治校的弊病。對於這些來自商界的外行人來說，管理一所大學就應如經營一家企業一樣，評定大學教授表現也應無異於企業人才考勤，就是事事可以以量化標準定高低，只要確定盈利目標和發展任務，便可以準確地作出效益計算，評核表現。在這種邏輯下，評定一個教授水平便可以機械化地去以「數白欖式」看發表期刊文章多少、有多少人引用過其研究成果，又或者是否具備某種學歷條件去分高下。這些以量化標準去評定一個學者水平的做法，看似公平合理，實則粗疏薄淺。商界愛好名牌，重視排名，見怪不怪，但總不能無知到一個地步，單以博士資歷去評定個別學者的學術水平高低。

舉個例子，我於排名尚算可以的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當年的社會科學院內，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在我所屬的納菲爾德學院中，有被視為社會流動理論世界權威的高霍爾（John Goldthorpe），其著作被引用次數超過兩萬次，而被譽為拉丁美州民主化研究教父的韋赫特（Laurence Whitehead），更是著作等身，地位超然，但兩人也沒有博士學位。這些例子，在牛津大學多不勝數。我並不是要炫耀個人履歷，我想說的，是單以學歷看學術水平，只反映出你的無知。而法律學者的學術權威地位，可能更重要是看其著作有否經常被法官判辭和業界所引用，而非有多少出版。校委似懂非懂地去以出版數量多少去一刀切判斷學者的學術水平，只說明這班人的自身局限。再者，如果校委中真的有人認為，沒有博士學位便沒有能力處理有博士學位的人士的聘用事宜的話，那我倒想反問，以同一個邏輯，這群大多沒有博士學位，兼非學院出身的委員，又何以有資格去決定副校長的任命？又或者，假如承認必須有相關資歷才有權處理相應的行政管理事宜的話，那這群大多來自校外的校委們，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推翻以校長為首的物色委員會的決定呢？難道他們狂妄到一個地位，相信自己比校長和其他港大管理層，更了解大學行政管理？所以，他們的所謂理據，根本就是自相矛盾，論據混亂。

大學人事升遷非單靠「拍膊頭」

作為一個港大舊生，更令我氣憤的，是這群校委對港大制度的輕蔑。有人口出狂言，說陳教授的研究水平，就連助理教授也不如。這種說法，不單是對陳教授的人身攻擊，也是對港大法學院，以至整個港大管理制度的侮辱。因為大學所有的人事升遷，必然經過學院與大學管理層的層層把關，反覆確認。至於法學院院長的任命，往往是透過全球招聘，多番遴選，而非單靠「拍膊頭」，隨便找個「nice guy」了事。這些缺德敗壞的尖酸說話，不單反映出說話的人的水平，也反映出他們對整個港大制度的蔑視。在他們眼中，港大就恍似是一所第三世界的「野雞大學」，毫無制度可言。這種對港大毫不尊重的人，有資格作為港大校委嗎？我對母校的社會貢獻，毫無懷疑。但與這些急功近利的校委不同，我不會以一時一刻評審結果妄下斷語，而是以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去理解大學的社會地位。法律學院多年來孕育法律人才無數，對本地司法體系貢獻良多，在法律教育的領導地位根本毋庸置疑。就以這群校委對權力鍾愛的角度來看吧，回歸以來3位律政司長當中，便有兩位為港大法學院舊生，這種與權力的直接掛鈎，不就是你們朝思暮想所謂社會貢獻的黃金標準嗎？多一篇少半篇學刊文章，便能改變這個事實嗎？「陳文敏治下法律學院地位今非昔比」的說法，站得住腳嗎？

不止事關教授個人 更涉公眾利益

當然，這群校委反對任命的真正原因，說到底只有一個，就是政治因素。不管是因為中央主動出手介入，還是校委揣摩上意、自己「識做」所致，背後的考慮就是要借否決陳文敏的任命來傳達一個信息，就是假如有人在政治立場上令中央不爽的，必有後果。要打擊的不是陳文敏一個人，而是要向所有被視為曾同情或支持佔中的人發出警告。校委口中的港大的「長遠利益」，就是要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能觸怒權貴，自討苦吃，故此必須犧牲陳教授以作交代。滿口歪理的人總能顛倒是非，把荒謬的東西說得振振有詞，頭頭是道，自我催眠。對這些利慾薰心、全心全意去逢迎權貴的人，我沒有打算去試圖令他們頑石點頭、回頭是岸。但公眾必須明白，這次事件不止關乎大學教授的個人處境，更涉及公眾利益。大學當然不再可能是象牙塔，必須一定程度上配合社會需要而轉型，作為公立大學，我們也無時無刻提醒自己要向公眾負責，而政府也絕對可以透過修改大學條例、決定撥款優次，以至制訂審核標準等手段，去影響大學發展方向。但服務社會與服務政治，卻是兩碼子的事情。社會上必須有一個空間，去容許學者環繞社會價值、倫理道德等看似務虛，但卻影響深遠的問題去自由自主地思考辯爭，哪怕這些觀念有時會觸犯禁忌，甚至在當權者眼中有點離經叛道。只有在這種環境下透過反覆論證和大膽辯論，方能去蕪存菁、創造知識。試想想，假如我們的社會沒有這種空間存在，也許我們今天不會有「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大家依然以為掠奪性發展模式就是人類社會的唯一出路；如果學者沒有自由去就人權法治作深入鑽研，大家今天大概還活在有奴婢、酷刑制度的國度之中。這些改變，對社會裨益自不待言，但短期來說，總會對政權帶來種種不便，令當權者感到不舒服。因為這些概念的突破，往往帶點顛覆性，直接間接也會挑戰現有秩序，對當前的權力分配結構提出質疑。

為學界帶來寒蟬效應

陳文敏的遭遇，客觀上就為學界帶來了寒蟬效應，就是假如一不小心觸犯禁忌，個人的一生學術成就便可能會被全盤否定，還要承受無情的人格謀殺，受到無窮無盡的欺凌侮辱。結果大家只會步步為營，以免接觸「地雷」。對個人來說，這當然是最穩妥做法。但假如所有大學教授放棄為社會思考，人人只求自保不問世事，這種行屍走肉、缺乏靈魂的大學模式，又是否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眼前小人當道群魔亂舞，我們已經再沒有什麼退讓的餘地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葉健民 - 原來，這就是你所謂的「有商有量」

2014年7月18日

【明報專訊】對於關心政制發展的人來說，這個多月以來如何保持一份冷靜，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原本對於政制諮詢的報告，也沒有什麼期望，只求政府以四平八穩的方式處理，輕輕走過場啟動政改五部曲，不要引起太大爭端便是。是否應押後提交報告，其實也意義不大，因為一日未有具體的方案出台，雙方只會繼續在原則性問題上糾纏，民意也難以聚焦，泛民也不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忽然讓步。况且，從2012年的政改經驗來看，中央要是作出妥協，往往是在死線臨近表決前夕的一刻提出，不會給予泛民充分時間去「還價」。所以若是天方夜譚地中央忽然願意接受泛民要求，按現時的日程，也是可行的。但是，卻真的沒有想到這份報告會如此粗暴地玩弄民意，特區政府竟然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去剝奪市民爭取立法會進一步民主發展的權利。

報告陳述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部分，本來是尚可接受的。它沒有使用強硬的用詞如「違法違憲」去直接否定公民提名，報告中也肯定市民普遍對普選的殷切期望，和正面肯定普選對維持繁榮安定、促進管治和發展的作用。但對立法會選舉的部分，政府卻來個180度轉變，指民意認為注意力應放在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問題上，所以得出來的結論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不用作出重大修改。政府向人大建議不用就此修改《基本法》附件二，意思就是來屆立法會的組成辦法不會有任何改變，功能組別議席不會減少，而一直為人詬病的分組點票也會繼續存在。

立會不改革 非民心所向

政府說這個決定合乎民意，這種說法是對港人徹底的侮辱。盡快取消功能組別、取消分組點票，這些要求多年來從無間斷，而這些聲音在諮詢期間也多不勝數。各界可能對如何改革選舉辦法立論不一建議迥異，但求變的心態卻是一致。輿論的關注的而且確是聚焦了在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問題上，公眾對立法會問題關注較少也是實情，但說立法會應停在2016年原封不動，肯定不是民心所向。在討論公民提名時，政府一直強調不能只看民情單看數字，政府也要負責任地做應做之事。那麼，在處理立法會問題時，又何以能夠單以民情為由，而不顧推動政制全面邁向普選的歷史任務？《基本法》早已承諾立法會最終全面由普選產生，就是說傳統功能組別必須退場。因此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以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推動立法會改革，尋求辦法在每屆立法會提高直選議席比例，積極改革選舉辦法，讓功能組別在2020年完成歷史任務，退下舞台。這個當然是燙手山芋，甚難處理，但前任政府至少作出過努力，嘗試以不同辦法去突破缺口，甚至以偷天換日的「超級區議員」辦法，以「類直選」議席去代替傳統功能組別議席。但梁振英的選擇，就是徹底迴避問題，拒絕作任何努力，粗暴地把市民的民主訴求壓下去。

如何說服泛民政改食住先？

但從政治上而言，這又是否一着高招？有人可能說，只是處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問題已經十分困難，再加上立法會爭議便會更大，政改成功機會更小。坦白說，我看不到這個論點如何成立，因為對泛民而言，一直爭取的始終是雙普選，要求行政立法機關同步民主化，這也是全港市民長期以來的訴求。立法會原地踏步，只會令泛民更難妥協，也難以向支持者交代。有些意見要求泛民要以「食住先」的心態面對政改，就是應先接受一個行政長官選舉的次優方案，以期日後再作進一步完善。但假如立法會在2016年時完全沒有進一步民主化，立法會內功能組別影響力沒有減少，又何以說服泛民在下屆立法會中有更大機會取得三分之二支持以推行下一步的改革？特區政府這種自動棄權，不作爭取令立法會原封不動的做法，實際上只會令泛民在特首選舉問題上更堅持原有立場，寸步不能讓。更何况，今天政府以2012年立法會已作大改動為理由，說明何以2016年不用再改，更令「食住先」的講法全無說服力。原來當年接受了妥協，反而會成為了今天阻礙進一步改革的「理由」，這又叫泛民如何讓步，怎可能再接受任何中間落墨的安排？

沒有人相信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有「一錘定音」的能耐，這份報告的建議也沒有可能在未有取得中央政府首肯前便公布。這種粗暴地剝奪港人的權利，實際上再一次反映出中央對特區管治的憂心。在北京眼中，特區管治失效不單在於抗爭不斷、街頭暴力增加，還在於立法機構未有與行政機關全面配合。特首選舉不能讓，立法會組成也不能放。對中央而言，要穩住立法會，必須做兩件事，既要穩住建制派，要阻止泛民在議會擴張勢力。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作修改，一則可以向建制派送上定心丸，確定他們的功能組別議席可保住，二則也可較有把握令泛民在議席上沒有明顯增長。北京的煩惱，在於人大當年決定立法會內功能與直選比例必須對等的決議，只限於2012年一屆，中央也不想自己出手打破昔日承諾，特區政府自然心領神會自動獻身，願作「醜人」以玉成其事，「主動」建議立法會組成不用修改。也許，中央就是要示範一次，何謂特區權力完全在於中央願意給多少。觸怒天庭，就可以連發言的機會、爭取的可能也可以一筆抹走。問題是，香港的群眾真的就只會默默接受，就此罷休嗎？中央對此可能成竹在胸，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任何反彈和亂局。這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卻進一步把矛盾推向爆發點。中央步步進逼，擺明車馬只會以自己一套行事，梁振英只顧私利，早已背棄港人，激進力量枕戈待發，蓄勢以待。特區政局崩壞，政治衝突洶湧激盪的日子，相信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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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葉健民 - 廉政危機：廉政公署的艱辛歲月——關鍵時刻站在公義一邊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2日

麥理浩

姬達

【明報專訊】很多事情在今天來看，都似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但在現實的歷史發展卻可能要經過無數的轉折和抉擇，跌跌撞撞的一步一步走過來。廉政公署於一九七四年成立後，迅速改變了社會面貌，也成為了舉世推崇的肅貪倡廉成功典範。但回顧歷史，廉署在始創階段確實經歷過艱難歲月，港督麥理浩的決心也曾有所動搖，可幸有關人士咬緊牙關，挺住了各方壓力，才有今天的局面。

警員不安 商界忐忑 倫敦施壓

廉署成立後，很快取得了市民的信任，這充分反映在市民投訴貪污情况的數字上。在成立首三年內，廉署每年收到的市民舉報數字平均在二千五百宗以上，而且四成是投訴人以真實姓名提出的，這相對於以前設於警隊的反貪污部每年處理少於二百宗舉報和絕大部分是匿名投訴的情况，公眾對廉署的信任是顯而易見的。但廉署的成功，也為自己招來重大壓力。當年的貪污情况普遍，但重災區還是在警隊。投訴警員的貪腐行為的個案，便佔了廉署接獲的舉報總數四成以上，警務人員對廉署的恐懼和厭惡可想而知。但由於警隊對維持治安和地方穩定的重要角色，警員的不安情緒也自然引起了倫敦方面的高度關注。一份由英聯邦及外交事務部海外警隊顧問於一九七六年撰寫的報告上，便有着這樣的一段內容：

「廉署的調查手法和辦事程序實在過分具入侵性，而在有關的反貪法規下，她也似乎可以毋須遵守一般的法律程序和可以在未掌握深入和足夠的證據下將涉嫌人士置於險境。結果是市民人身自由確實受到影響，而香港社會也因此出現了誠惶誠恐的情緒。我建議港府是時候去作出自我檢討，考慮是否有必要縮小有關機構的規模，為她確立清晰的打擊對象的優先考慮，訂定更符合正常法律程序的調查和搜證要求，和推行更堅定的反貪公關工作。除非這些建議得以落實，我相信公眾對警隊的信心只會不斷下降，而這對警隊的士氣和效率以至廉署聲譽的壞影響只會自我延續下去。」（英國國家檔案館 FCO 40/827）

麥理浩頂住 姬達策動總攻

負責處理香港問題的英國官員雖未完全同意有關觀點，但他們也相信廉署部分的做法確實難以完全符合英式的民主原則和法律公義精神，而香港的法律界也有類似聲音。同時，本地的商界也對廉署的雷厲風行感到忐忑不安，提出反貪工作只應局限於政府部門，而要求限制廉署調查權限和全面特赦的聲音，更是此起彼落。倫敦方面為了平衡各方訴求，一直對港府施加壓力，要求港府考慮成立機制去處理有關廉署的投訴。港督麥理浩自然深深感受到這些壓力，他也明白到廉署的「蜜月期」已大致結束，但他在一九七五年一次與倫敦官員會面時，還堅持表示即使他明白廉署調查對警隊士氣的影響，但廉署在未來兩年還是不能放慢腳步的，因為他相信這正是徹底根治警隊貪污問題的關鍵時刻。這個分析，其實也就是廉政專員姬達的戰略部署。姬達在一九七六年的廉署年報中，宣布了在未來兩年的主要打擊對象，就是要應付存在於各部門的貪污集團，其中警隊就是打擊重點。姬達明言，這些貪污集團幾乎存在於每個警區，也與黑社會關係千絲萬縷，而每年牽涉的賄款就超過十億港元。姬達豪言，一九七七年就是決戰時刻，要把這些集團連根拔起﹗

一九七七年確實是關鍵時刻，但姬達大概沒有想到廉署要承擔的代價。廉署在當年九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出動了五十個小隊到油麻地警署、九龍刑事偵緝總部等多個地點，高姿態地拘捕八十七名警務人員，正式向貪污集團發動總攻擊。但後來的發展，也許在姬達意料之外。警隊上下反應強烈，先後組織多次大型集會批評廉署辦事手法。其中一次的聯署聲明便得到一萬一千名警務人員支持，佔當時警力的六成。有關警員罷工的威脅，也開始浮現出來，而部分情緒失控的警員，最終更闖進了廉署總部搗亂，治安情况已到了十分危險的時候。最終麥理浩讓步，頒布了特赦令，對所有七七年一月一日前未被廉署立案調查的人既往不咎，平息了這場風波。

但廉署所受的壓力並未因此停止，她在市民心中的形象大受打擊。翌年廉署接獲舉報數字也下降了三成，達成立以來的新低。麥理浩在種種壓力下，也最終接受了倫敦的建議，成立了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以加強對廉署的監察，並由當時的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出任主席。倫敦方面，也於七八年一月派出一個警隊顧問團到港，美其名是對警隊管理制度作出考察和建議，但有關專家來港後也獲廉署「邀請」，就廉署的調查程序手法和與警隊關係作評估和改善建議。顧問提出了不少建議，如廉警雙方合作培訓、情報交換、聯合行動等，也成為了廉署日後工作方向之一。而也許是巧合，自此以後，廉署的調查重點也開始轉移到商界，有關涉及警隊的調查個案數目也不再是領頭大戶。

警廉衝突之後的調整

港府在「廉警衝突」之後對廉署工作的反思，還反映在姬達的接任人任命上。姬達於七八年七月被調任為布政司，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誰來接任自然備受各界關注。麥理浩也特意借此機會向外界宣示一個廉署重新定位的信息。在一封與倫敦官員就繼任人選交換意見的電報上，麥理浩透露出對姬達接任人的期望：

「在目前廉署已經充分發展和已把貪污問題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的成功基礎上，新的專員任命要反映出政府對公署工作的重視，而有關人士也要具合適性格和經驗去領導公署和確保其有效運作，但我們不需要一個勇者或改革者來出任。最理想地，在不損害任何原則的情况下，他還可以與警隊締造出一個更理想的合作關係。」（英國國家檔案館 FCO 40/935）

換言之，求穩成為了主調，改善廉警關係才是重點，而最終港府任命了士途平淡、低調穩重、時任公務員敍用委員會主席的陸鼎堂（John Luddington）。這裏其實背後還有一段相關的小故事，原來港府的首選，是時任最高法院法官楊鐵樑，但後來因為楊希望港府能保證在完成廉署工作後可以重返司法機構，引起了一些爭議，才不了了之。部分司法界人士批評此舉有違三權分立精神，加上港英銳意要培養楊鐵樑，也不希望他在這環節上多生枝節以影響長遠安排，於是才改以陸鼎堂出任。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廉署在始創階段，確實受到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麥理浩在「廉警衝突」之後，也刻意調整廉署大刀闊斧的作風。可幸的是，廉署上下還能咬緊牙關，麥理浩在資源調撥和法例修訂上還是予以全力支持，使廉署規模能穩健擴張，繼續拓展反貪工作。在往後幾年廉署成功偵破油麻地果欄貪污集團、電話公司等幾宗重大案件，也迅速挽回市民的信心，逐步奠定廉政公署的公信力。

政治領袖與政各的基本分別

細看歷史，宏觀大局時勢所趨也許大致決定了事情演化的軌迹和脈絡，但當事人一個又一個在關鍵時刻的決定，往往左右了事態的發展和時序。公眾愛把香港廉潔歸功於麥理浩，但實情是反貪工作從來就不是他原來的盤算之中。在他上任前與倫敦方面的溝通文件中，他的施政大計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反貪工作，而他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中，也沒有一句說話提到要肅貪倡廉。而沒有前任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和戴麟趾（David Trench）的努力，廉署也不一定會在七十年代初出現。但我們也絕不能忽視麥理浩的貢獻，因為他在關鍵時刻作出了合理的選擇，客觀上站在公義的一邊。縱使在壓力下他有所猶豫，但他始終對廉署予以支持，也成就了公署日後的功業。政治領袖要權衡利害，要在種種局限下求折衷，這大概是現實，但會否因政治考慮輕易放棄原則，隨隨便便要公義道理靠邊站，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政客的基本分別。

今天，梁振英選擇了以虛應故事方式去處理湯顯明問題，以淡化手法去迴避正視禍源，完全無助於挽回市民對廉署的信心和尊重。只懂政治權術而不顧原則，只顧盲目維穩而漠視公義，在關鍵時刻作出了錯誤決定，不單辜負了市民的期望，也有失作為政治領袖應有之義。

文 葉健民

編輯 馮少榮

葉健民 - 心死——「佔領中環」的最大殺傷力

2013年4月5日

【明報專訊】對於「佔領中環」，感覺十分無奈。大家心裏明白，民主普選不會從天而降，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出一分力，做一點事，但應做什麼怎樣才有用，大家都沒有答案。

2010年的時候，我和一班朋友選擇支持政府的方案，鼓吹以對話為主路線去爭取民主，目光並不在於直選議席增多減少，而在於要告訴工商建制派，政改並非完全不可能。只要泛民進退有度善用策略，政治體制的逐步開放將是大勢所趨，因此既得利益只能接受現實，並要開始為直選作準備，與進步力量展開談判互動。可惜後來的發展並不如願，中央始終視泛民為敵，雙方的良性互動也沒有出現，而建制派也明白中央所謂的雙普選承諾只是虛情假意，也犯不着過分緊張，更遑論要與泛民談判。事後孔明，有人會說一早就知道結果只會如此，談判派只是自招敗辱。這些爭論，無謂糾纏，我們仍然深信當時的判斷，是當年的歷史時空下的應做之事，問心無愧。然而到了今天，這種策略選擇已不再存在，也沒有任何市場。在這種情况下，還有什麼可以做？還可以怎樣做？「佔領中環」彷彿提供了一條出路，也成為了很多懷着無奈心情的人的心靈慰藉。

這真的是「終極一戰」嗎？

但對於「佔領中環」，不管倡議者如何搜索枯腸沙盤演練，巨細無遺地構思運動的七八九部曲，大家心裏還是有很多的疑問。真的可以做到和平非暴力嗎？過萬人長時間聚集在一起，如何可以維持着心平氣和的狀態是一大疑問。以今天建制派惡棍組織的橫行無忌，他們絕對會對與會者作出種種刻意挑釁，要人人做到罵不還口，絕非易事。又或者「佔領中環」所主張的全民參與高度透明的議論形式，是否真的能有效地達至一個全民接受的政制共識方案？在這種安排下，恐怕任何的策略分析折衷考慮都會被視之為放棄原則的妥協、出賣靈魂的惡行，可以預期最終的共識，將會是最理想化的民主模式。從民主訴求的角度來說，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政制的爭論從來都不是一場學術論證，又或者只是熱愛民主的人士的意見匯集，而是怎樣去說服不同利益接受有關方案。大民主式的討論有助建立各界的共識拉近距離嗎？我十分懷疑。又或者，最大的疑問是這場運動是否真的如倡議者所言，是一枚足以令中央就範的「核彈」嗎？這真的是「終極一戰」嗎？假如真的可以聚集萬人，堵塞中環交通要道，這當然會成為國際新聞，也會為北京帶來相當壓力，但中央會否因此就政改作出讓步，卻是另一回事。

假如「佔中」失敗告終

過去數十年的經濟起飛，令北京信心大增，對國際壓力的處理手法也與以前不大一樣。學生經常問北京怕艾未未、陳光誠、劉曉波什麼，為什麼總要打壓拘留他們。我的看法剛好相反，她就是誰都不怕，認為自己可以不理任何人、任何外國政府批評，純粹按自己的邏輯和需要辦事，反正老子有財有勢。對於香港，北京固然重視她的經濟貢獻，但收回香港的大前提就是要體現主權，而所謂體現主權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能讓她成為外國勢力給中國製造麻煩的基地。近月北京連串的言論早已說明，對香港形勢的研判早已與國際大局掛鈎。所以對她來說，假如「佔領中環」運動成形，她固然要付出代價，但她大概相信，以今天的國力來說，自己絕對有能力承擔後果。而因為主權原則是最重要考慮，她也只好奉陪到底，絕不能讓國際陰謀得逞。要令一個正在快速冒起、並處於亢奮狀態的政權去遷就一個她視為只是自己的經濟附庸的感受，談何容易？

但這連串的問題，其實都不是關鍵。「佔領中環」不一定會帶來即時成功，但我們選擇相信公義始終會得到彰顯。然而歷史非以年月計算，社會進步往往有賴跨世代堅持，沒有必要過分介懷一時一刻的成敗。但假如「佔領中環」真的能形成一股運動，即使最終未能帶來真正的雙普選，她也清楚向世界顯示港人對北京違背民主承諾的不屈不服的憤慨和信任文明的堅持。面對北京和只懂向權貴獻媚刻意逢迎的政治小丑的種種歪理，我們堅持以法為先，尊重法治，不會因政治考慮去隨意扭曲《基本法》和人權公義的概念；面對強權壓制妖孽橫行，我們始終守住理性原則，以和平的方式去力爭到底，絕不輕言以暴易暴。這股純潔的道德訴求當然難以與宗主國的龐大政經實力相比，但「佔領中環」最大的「殺傷力」，並不在於短期的經濟代價和即時的國際壓力，而在於當這種理性聲音被粗暴地踐踏後對本地社會的深遠影響。

假如「佔領中環」運動以失敗告終，北京堅持以指鹿為馬方式強行以假普選代替真民主，將會令中青代對北京徹底死心。很多如我這些年近半百的中年人，曾幾何時還記得中央一直強調普選承諾並非《中英聯合聲明》所載，而是中方關愛港人的一力主張。但逾四分之一世紀的爭取，多年來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終換回來的卻是北京的背信棄義。對於高度自治、對於港人民主治港，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期望？我相信大部分中年人不會因此投身革命走上街頭，更可能的情况是這一代人從此退出江湖，不理政事。中青代的徹底退場，有人可能會覺得高興，因為社運從此就會缺少了一樁支柱、一股動力，但社會也同時失去了一班具歷史感、社會歷練、持平穩重而又在各個領域身居要職的骨幹力量，去為各種社會爭議分歧作出緩衝和創造對話空間，建制便只能與對它心存敵意全不信任的新生代正面摩擦、直接交鋒。也可以肯定，當政改失敗後，年輕一代也同樣會對制度信心盡失，街頭抗爭暴力衝擊將會是主流，中港矛盾管治失衡將會惡化到一個新地步。但到了那一刻，我們再沒有什麼理由去要求年輕人要在制度內解決問題，因為我們也實在看不到現有秩序的公義理性何在。

街頭抗爭暴力衝擊將是主流

到了那一天，所謂官民共識，民族認同又或者社會和諧，將會變成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這才是北京真正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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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屈穎妍 - 我們的佛地魔 (附讀後感)

明報   2012年10月4日

某電視台的新聞特輯記者要做一個「共產黨在香港」的故事，四出找尋潛在的、冒出來的、疑似的香港共產黨員。

我有一位朋友在內地做生意，認識一些疑似黨員，於是被記者找上了，希望他能做個中間轉介人，或者幫忙確認一下某某人的黨員身分。

朋友勸記者說：你這個是不可能的任務，今時今日的政治環境，誰會自認共產黨員呢？

「結果如何？找到共產黨沒有？」我八卦追問。

「你有沒有看過哈利波特？」朋友忽然轉移話題。

「有，又如何？關共產黨什麼事？」

「哈利波特有一個不能說的名字，記得是什麼嗎？」

「佛—地—魔。」

「對，『共產黨』三個字，就像『佛地魔』，不能提，不能講，說出來，死定了！」朋友壓低聲線，說得聲情並茂。

十月一日，恰巧在街上碰到這樣一幕：有個小婦人，抱著孩子，孩子在她懷中昏昏欲睡，手上拿著一支小國旗，大概剛參加完一些國慶活動，歸家途中。

小婦人在等過馬路時被路人發現她的國旗，有人刻意把兩人由頭到腳厭惡地打量，也有站在身旁等過馬路者迅速彈開，劃清界線。小婦人也許發覺孩子手上這支紅旗讓人側目，綠燈一亮就嗖一下衝過馬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國旗仔丟進對面街的垃圾桶去。看到小國旗下場，我想起佛地魔。

這夜，發生了嚴重海難，我一直坐在電視機旁看直播，忽然，看到李剛，「佛地魔」三個字，即時又冒出腦海。

果然。網民的惻隱，只在鋪天蓋地搞出一大堆「西環真的治港了！」「李剛，香港事關你屁事……」之類的言論。人命？把李剛罵完再說。

原來，香港人的佛地魔，又豈止「共產黨」三個字？國旗、國歌、國家、國慶、西環、中聯辦、李剛……通通都是我們的佛地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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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屈女士繼暗批學民思潮及反國教評論員搞文革之後，又談笑風生地嘲諷港人的「恐共症」，繼而責罵網民冷血，在38名同胞死於海難之際，還是急於痛罵中聯辦李剛，毫無惻隱心。

屈女士的想法，在香港應該不乏共鳴者。據facebook網友轉貼的資料，城大葉健民教授就這麼說：「真的，我真的覺得這個社會瘋了。假如作為一個地方首長到災場慰問傷者都被視為抽水、中央駐港代表表示關注和提供援助、和領導人的問候都等同干涉特區內政、危害一國兩制的話，我真的無話可說。就算我不懂政治吧，就算我是投共吧，要把我歸類為「梁粉」、搏做官也悉隨專便。我衹相信這種「泛政治化」的傾向，正不斷蠶食我們的心靈，把香港推向了一個病態水平。對，大家是因為多年的創傷才會對當權者信心盡失，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文明社會應有的理性討論的原則。請不要跟我留言討論，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理解這種心態，不同意我的unfriend 我就可以。」

對屈女士及葉教授這種觀點，我先不駁斥，推薦大家讀一篇政治啟蒙佳作，黃一恒發表於輔仁媒體的〈論危難中為何還要談政治的迷思〉（標題有點累贅，最後三個字刪掉較佳）。

愚見認為，災難發生時，在不妨礙救災的情況下，談論政治問題，絕非冷血或瘋狂，反而正正是因為我們關心愛護這個地方。在香港高呼「不要凡事政治化」的人，有些是出於無知，但更多是居心叵測，希望壟斷公共事務（這些人的意思，即係政治嘅嘢，又污糟又複雜，大家唔好理咁多，交給現政權就好了；不滿現政權，膽敢發動政治抗爭，即係有破壞無建設嘅反對派、破壞派、政棍之類）。香港精明的人很多，政治無知者也很多；這個城市，非常需要政治啟蒙。

我沒看哈利波特，不知道佛地魔有多可怕。但我確實知道中國共產黨極度醜陋，惡貫滿盈。在中共徹底挾持中國的情況下，所謂「國旗、國歌、國家、國慶、西環、中聯辦、李剛」，統統與共產黨分不開。正常人對歷史與時事稍有認識，不可能喜歡共產黨。李德成教授說得好：稍有血性的人，不能不討厭共產黨。親共媚共者受人鄙視，證明這個城市尚有血性與品味，還未死透，尚有希望。

屈女士日前文章稱今日香港是「最沒言論自由的時代」，今日就有讀者投書明報，質疑「是否言重了？」文明到極的反國教運動，都被屈女士你們老屈係文革，還說自己沒有言論自由？以屈女士的標準，發表不受歡迎的言論，受到讀者強烈質疑，大概就算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她今日的文章，又暗示香港的共產黨員身份曝光就「死定了」。這實在又是言重了。香港的反共者，都是文明人，絕大多數只希望共產黨leave us alone，並非有斬妖除魔的大志。畢竟時勢不同，連中國國民黨都已放棄反共救國，與共產黨稱兄道弟了。

延伸閱讀：魚之樂〈共產黨與佛地魔：一個笨拙的比喻〉

為政改解死結 為香港尋出路

2010年6月21日

我們是一群在香港大專院校任教政治及社會科學的學者。

政改已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各黨派會否支持民主黨與普選聯提出來的區議會民選方案，將對港人的福祉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作為長時間關懷香港民主發展的學者，我們覺得這一刻有責任表達我們的看法。

政改爭論至今，各方對下列問題其實已達初步共識﹕（1）2017年香港已具備普選特首的條件；（2）現時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不符合普選的原則。到了 2020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的選舉辦法都應符合普及和平等的標準。此外，民主黨與中央政府亦成功破冰，並就政改問題尋求長期的對話機制。可惜，對於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名方式會否窒礙真正的競爭，以及2020年會否全面取消功能議席的問題，仍未取得進展，令人遺憾。

應整體評估中央與特區回應

我們曾經聯同百多名學者聯署要求中央對2017年提名的安排和2020年功能組別的存廢作進一步說明，並就2012年的政改方案注入更多民主成分，十分接近普選聯的行動綱領。今天應怎樣評估普選聯的成敗呢？普選聯多次說明其底線是2017年和2020年實行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一天未達目標，絕不放手。但在第一輪的對話中能夠爭取多少，學者從來沒有一蹴而就的幻想，我們認為應整體地評估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回應。如果中央能對終極普選有清晰的回應，2012的政改自然可以降低要求。但如果中央拒絕對終極普選有明確的說明，便必須先大幅修改2012的政改方案，然後就終極普選的問題繼續磋商。目前的狀况顯然屬於後者。

制度內擴大民主成分 不應放棄機遇

種種信號已顯示中央已接受普選聯和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民選方案」（區議員提名、全港市民投票），我們認為這方案為香港政制帶來實質的進步，有利終極普選的實現。

香港民主運動從上世紀80年代參與區議會選舉至今，都秉承寸土必爭的精神——在制度內不斷擴大民主成分和力量，與體制外的公民社會相呼應爭取民主。泛民甚至參與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子選舉，為的是在制度內擴大民主元素和握有更多票數去監督政府和推動制度改革，今天亦不應放棄這種機遇。

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 全面廢除可能增

現在區議會民選方案（加上5席直選）將為議會增加10個由市民直接選出的議席，這些議員將要向全港300多萬選民負責，不可能服務小圈子或特權階級利益。

相反，通過此方案後，傳統功能組別的比例將在議會下降，加上政府在未來政改不可能提出比區議會民選方案更倒退的做法，令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票數全面廢除功能組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確立了不可逆轉的改革路徑，邁向終極普選。

現在中央已對民主派2012政改建議作出積極回應，如果立法會再一次否決一個有一定進步的方案，只會進一步破壞互信，結果可能是不斷重複「否決—— 翻叮」的噩夢。

因此，我們呼籲泛民議員支持這個踏出民主一小步的「區議會民選方案」，然後再繼續團結爭取真普選，落實2017普選特首和不遲於2020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

陳健民、葉健民、馬嶽、方志恒、呂大樂、蔡子強、李詠怡、李芝蘭、張楚勇、陳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