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 民主的神聖旅程和幸福的世俗家園

想想論壇    2013年7月2日

人類的命運是追求民主，明明在追求世俗的幸福，但卻不幸地總要付出被鎮壓、甚至生命的代價才能追求得到，於是追求的過程充滿了神聖的性格，也因此，民主運動常成動人的傳奇。

提筆寫這篇文章時，香港天文台剛報告，在下午2時 ，強 烈熱帶風暴溫比亞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約390公里，香港下 午稍後驟雨雖會增多，但按照目前預測路徑，溫比亞今晚會在香港西南三百公里外掠過。對香港民主人士來說真是是好消息：七一遊行進佔中環不必延期，可以如期舉辦。但整個香港還是強烈的山雨欲來的焦躁氣氛。

說山雨欲來，是因為估計這次七一遊行，可能是近年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也可能是行動對立最激烈的一次。因為特首梁振英施政遭致各方抵制，普選又引發公民抗命的「佔領中環」行動，親政府的建制派也全面動員，發動萬人嘉年華及其他活動，還表示會「監督」佔領中環的人士，這意味遊行的現場可能出現民眾衝突。

前幾天在台北的討論會中參與佔中運動的鄭宇碩和沈旭暉兩位學者，交換民主經驗，兩人都擔心地問我七一佔中運動台灣有什麼經驗可以參考。我說，過去我是群眾運動的參與者但不是規劃和組織指揮的專家，佔中要怎樣做，我幫不上忙，但我的好朋友簡錫堦頂尖的內行，可以找他。沒想到鄭教授接著回答簡錫堦已經答應去幫忙了。我說，這真好。

我說幫不了什麼忙，不是客氣話，而是始於五年前的一個深切的體認。

五年前，2008香港己經有了許許多多令台灣人佩服的民主壯舉，例如1989年150萬人聲援六四，如2003突然猛爆出 50萬人 的七一大遊行，這些在在顕示出了香港追求民主雖然外在條件比台灣嚴峻，但香港本身既展現了不可忽視的巨大潛力，更預告了將發展出不同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本土特色。

2008年之前，每逢台灣大選，總會遇到來台觀摩和我交換意見的香港民運人士，但2008在選後一後一次大型討論會，由於對香港的一些觀察，因此我站在台上對著幾百位香港貴賓說：「儘管你們仍在這次大選中看到許多令人興奮的群眾場合，但相信你們一定發現熱鬧已大不如以往，但我還要說句洩氣話，那就是這次大選恐怕是最後的一次熱鬧，下次選舉還會更平淡。」

「政治學大家韓丁頓說的，任何第三波民主如果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後，再經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才可以放心地說，民主已經真正的成功了。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則民主已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拼生拼死追求的理想，那麼，我們追求民主的神聖旅程也告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你們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過程註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註定會是你們自己的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

說完後，醒悟到投注以一生青春的政治，他傳奇，神聖感就要消褪，雖不免令人幾分悵然，但並不傷感，因為我人類追求民主的過程總是歷經神聖旅程後，抵達平安幸福的世俗家園的過程。

現在看來，2008之後，台灣的政治活動，實質上和民眾眼中看來真的是「神聖性」迅速退色；而如今，往西南望去，香港躁動不已的民眾，幾十萬幾十萬地上街頭，喚的口號是動人心弦的「背水一戰」、「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神聖的旅程倒真的在香港愈啟動愈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個新的神聖的旅程，五年前我本來認為台灣人只有欣賞的份，不料竟有老朋友簡錫堦拿台灣群眾運動的經驗去共襄盛舉。「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這句口號香港人應當唸來拗口吧？他是那麼地不香港本土，我卻因為認識簡錫堦，而熟悉、而驚喜了－－畢竟我錯了，香港民主運動一啟動，台灣人並不都只能像我一樣雖關心，但只能旁觀。

文章寫成時，香港晩會還沒開始，但不管如何，晚上和明早看到的新聞，轉播的影像一定又是一次令人感動的新奇。

林濁水 - 城邦論與台灣主權

Thinking Taiwan    2013年6月14日

香港城邦論的陳雲說：「左翼以為我是城邦孤立派，民主黨以為我是搞港獨，國際派以為我是投共了。」他辯解說，其實城邦論才是「真正的中華政術。」

城邦論主張：
一，由周邊的台、港、澳開始，和中國，同時具備主權的四方締結成為中華邦聯。台灣加入邦聯，它的獨立自治權會比香港的大。邦聯在軍事權統一體制下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各地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邦聯設立協調辦法。

二，再推展到中國大陸地區，適當以地方自治的方法處理清朝這個滿蒙帝國帶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外族領土，奠定華夏以文化立國的憲法體制。

三，中華成立邦聯之後，可以用準成員、預備成員的方式，敦睦日本、韓國、新加坡，並且與漢文化流播地區（越南）及宗教文化友好地區（泰國、緬甸、不丹、斯里蘭卡）保持緊密關係。

依上面三個內涵，城邦論的城邦觀念來自周朝封建制度；把世界區分以漢人為中心的內外親疏層次有如中國傳統天朝秩序，以漢京城為中心，由內而外，依據「華夷之辨」，把天下依親疏畫分成漢人本部/朝貢諸藩屬/化外；納滿藏新疆為版圖是繼承了和傳統中國大異其趣的大清多元帝國的遺產，看來倒真的比誰都還中國。

另外很有趣的是，一般批評是城邦論是香港自搞自的民主，不理中國，像是一個自顧自的小格局自了漢，但，天朝，天下等「華夏」秩序架構實在非常宏大，並不是自了漢的小格局。

任何體制的維持秩序保証，核心不外軟實力的共享價值和硬實力的武力。

邦聯成員內政自主，就這點來說，他很鬆散；他最強力的，也是起碼的連結是軍事的同盟。無論是中國古代周朝天下，早期瑞士邦聯，德意志邦聯，美利堅邦聯都是成員在共同防禦需要組成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城邦論就必須處理軍事武力的問題。陳雲的中華邦聯，邦聯各成員除了如他說的必湏「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和「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外，卻是成員在放棄軍事自主的條件下組成的。現在港澳並沒有軍事權，於是陳雲主張「中華四邦同時具備主權而締結成為邦聯，軍事權統一體制，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倒也順理成章。但他進一步認為台灣也當把軍權交給邦聯中央，這就出現了四層的問題：

一，無論邦聯各邦或周朝各諸侯，或者今天歐盟各國，彼此總體國力相差不大，撐起了一個勢均力敵的穩定的平衡關係，如今中華邦聯各邦大小極度懸殊，勢必不可能維持穩定的平衡關係。

二，武力是維持秩序的最後手段，因此西方歷史上的邦聯各邦和中國周朝各諸侯的軍隊自然就是維持各自內政自主權的依賴，如今中華邦聯軍事集權中央，邦聯自治的保證在那裡?

三，台灣現在和對台灣沒有領土野心的美國維持了「準軍事同盟」關係，而其目的正在於防禦來自中國對主權威脅，怎可能輕易把軍事權交給由中國支配的「中華邦聯」?

事實上，以現實主義而非教條的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在今天東亞對峙的現況，不要說台灣依2009年以來，中國一些軍方人士要求的，兩岸透過南海，東海爭端上的「合作」以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單單台灣如美國學者季禮說的依芬蘭模式走向「中立化」都是中國非常巨大的勝利，既然如此，要台灣交出軍權換取毫無保障的邦聯身分，不切實際。

儘管城邦/中華邦聯論問題重重，但他指出的「中國國土遼闊，勉強採取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照顧各地文化風俗而立法與權宜行政，必會成為官僚理性主義統制之國，損害生機，或者落入中央與地方脫離，無法把持大局的失敗國家」，到底是華人世界無可廻避，必須處理的事實。他說的「香港及台灣之華夏文化及現代化經驗亦可垂範中國本土，引導中國本土復正及復漢」從中國改革開放後，港台對中國曾經扮演的角色上來看也不能說是過分誇大，更不能說城邦論「遠中」，或「去中國化」，頂多只能說，城邦論的「遠中」，或「去中國化」是階段性權宜性的，其目的則完全相反。於是我們在感受到陳雲的深沈悲情之餘也當嚴肅地面對他指出的大問題。無論如何，《香港城邦論》會連續成為香港暢銷書年度榜首，自有有他的大道理在，不能等閒對待。

林濁水 - 神奇的香港六四 (附讀後感)

Thinking Taiwan   2013年6月4日

1989年才600萬人口的香港，竟為幾千公里外發生在天安門的事，街頭蜂湧出超過150萬人的聲援人潮，實在難以想像！

更難想像的是，六四屠殺，當年雖然震驚全球，但如今已經都過24年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台灣，老早已沒有人會再談到它時，香港年年都持續還有幾萬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上燃點燭光紀念，而且時光愈加飛逝，規模竟愈是愈宏大，2012年竟增加到了18萬人，這些使我年年都感受到新的驚奇，今年當然不可能例外。

六四在中國是禁忌，香港「民主派」偏偏非年年都去大大地挑釁禁忌不可，北京的感受可想而知。民主派甚至在議會中提案平反六四，北京賴以對抗的是「建制派」的保皇黨，今年很特別，要香港人不要太去管六四的，增加了一個有力的生力軍，那就是寫了香港暢銷書《香港城邦論》的名學者陳雲，他當然站在北京的對立面，他的「城邦論」也很得到呼應，但他對年年辦的六四紀念活動有意見。

1993年，距六四才4年，6月5日，我到了香港，在車上看到街上四處掛著零亂的布條，好奇地問香港朋友怎麼回事，他說昨天六四遊行啊，語氣很怪我香港這麼大的事我卻不關心，我幾分心虛地回答一聲哦。

第二年四月我又到香港一趟，同樣在車上，我滔滔地向他說那時正在台灣被吵翻天的千島湖事件，說事件中24名台灣觀光客及8名船工導遊遭到搶劫，並被兇手燒死，說了一半我發現香港朋友靜靜地聽，但那是基於禮貌而不是專注，這次該我怪他台灣這麼大的事，香港人卻漠不關心了。

兩番事件，一番對照，感受很深：六四遠在北京發生，香港人卻認為那是「我們的事」，而更鄰近的台灣人在只有到北京一半路程的千島湖出的事則否；相同的，台灣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千島湖上罹難的雖然都素昧平生但仍清楚地區分出一件是「我們的事」，一件不是。

經過歷史的鋪排，同樣是華裔，同樣是「我們」兩個字，香港，台灣界定起來竟完全不同，彊界分明。

香港人把六四當自已的事是因為香港人認為自己和中國同一國，套用中共近幾年來愛用的詞來說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台灣人對六四無感則是因為台灣人「命運共同體」的認同和香港人不同，自認為是「台灣人」，不和中國一國。

六四，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共的禁忌，香港年年大規模紀念六四，北京的觀感當然是可想而知；然而台灣對六四無感，對見面時「台灣同胞」不離口的北京恐怕也不是值得高興的事。現在陳雲主張香港不必太管六四的理由正是這樣的：「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他呼籲香港人「不要一心將香港和中國的命運綁在一起」。

香港年年的六四紀念是簡稱「支聯會」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辦的，去年燭光晚會達空前18萬人，可以說民氣達到了最頂峰，沒想到今年辦「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活動竟在陳雲領導「本土派」民主人士批判之下，改了名，拿掉了「愛國」的號召只剩「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另外還有本土派人士準備發動杯葛六四燭光晚會。

看來，隨著時光流轉，回歸愈久，香港本土派的「命運共同體想像」愈來是愈和「愛國者」想像的不同了，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因為「愛國己經被強烈主導到愛黨的方向了」，愛國等於愛黨這令人反感的事，在台灣也曾風行很久，所以台灣並不陌生，但，問題就是這樣簡單嗎?

台灣的命運共同體想像是想像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這幾年在香港沛然而起的「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認同」想像的，邏輯上應該也是「一邊一國」，但一邊一國只是夢想還是願望難以分辨；支聯會想像的是中港命運共同，是一國，而且似乎是終局要發展到「在民主體制下的一國一制」；至於城邦論，最有趣，陳雲說城邦論反對港獨，但主張民主，本土主義，是真正的「一國兩制」。

看來，小小香港，面對中國陰影下自己的命運，他們想像到的突圍途徑真是比台灣更複雜。民主派的主張，到現在的發展已經很神奇了，有的志向難以想像的偉大，有的非常謙卑，但似乎全不中北京的意；至於未來，再多些預料之外的事發生我們恐怕也不必太驚訝。但說這很神奇貼切嗎？那應該是燦爛無比，向上帝借來時間的東方之珠最深沈的悲傷吧。

但無論如何，還是且先看看六四，今天的晩會再說吧，不管如何，燭光將燦爛如昔。


Vic：同樣是紀念六四的晚會，香港維園與台北自由廣場的規模，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台北這兩年，場中的參加者，比場邊的媒體工作者多不了多少。今年主持人稱呼參加者為「各位貴賓」，這在香港數萬人的場合，實在難以想像。

台灣人淡忘六四，看似無情，實則也符合情理：在台灣人心中，「這不是我們的事了」。現在有一些人以為，台灣人即使在1989年，對天安門民運也很冷淡，那是對歷史無知。當然，台灣人當年不如香港人那麼熱情投入，但對八九民運還是非常關心的。但是1989年起的這24年間，台灣在政治上走過了很長的路：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解散萬年國會、總統普選、政黨首度輪替、政黨二度輪替……今日的台灣，縱有千般不如意，任何一個清醒的人都知道，民主之路只有繼續向前走，斷無回頭之理。至於共產黨的統戰，固然值得警惕，但大多數台灣人，絕對珍惜現有的主權，絕對不想改變「海峽兩岸、一邊一國」的現狀。

反觀香港，八九民運慘遭殘酷鎮壓之後，沸騰的民氣本來可以成就一場本土起義，至少可以替香港爭取到九七之後馬上全面普選，但是如此天賜良機，卻被當時的社運大佬白白糟蹋了（參見孔誥烽 - 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隨後的歷史，便是香港屈辱的開始。六四造就了以民主黨為核心的一眾政治明星，他們帶領香港人每年祭拜六四英魂，將香港與中國的民主前途緊緊綑綁在一起，然後在現實政治中節節敗退；他們個人事業成功，但香港人一敗再敗。到了今天，六四屠殺24年了，香港人還在自欺欺人，以為每年一度，數萬人以燭光悼念六四，八九民運便延續了，香港人的良心彰顯了，「燭光如海」啦，「香港最美麗的風景」啦……事實是，八九民運早就結束了，八九鎮壓卻延續至今，李旺陽也是2012年才遇難的！香港支聯會，二十多年來，除了搞悼念，到底支援了什麼民主運動？！

1989年見證民運與屠殺的香港人，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我不是決絕到認為六四悼念是錯的，我只是認為，香港人確實要更加關心自己悲慘的現況，先致力解救自己。香港人請捫心自問：如果可以選擇，你希望自己像台灣一樣，有實質獨立的主權，有憲政民主與自由，還是繼續那早已徒具虛名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林濁水 - 比鴻海更鴻海的血淚工廠

台灣蘋果日報 2010年06月24日

假使鴻海是血汗工廠，那麼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便是比鴻海更鴻海的血淚工廠。

中國標榜改革的《南方都市報》派人到富士康臥底 28天後，寫了一篇報導，結尾這樣說：「此非一個工廠的內幕，此乃一代工人的命運。」

此一代富士康工人叫農民工，在人類工業化歷程上獨一無二，是充分具備中國特色的一代。
上世紀50年代中國採城鄉二元體制把戶籍分為城市和農民兩種，並嚴格管制，改革開放後，他們一億兩億地奔進城市成為農民工。

他們兼具兩種身分：既是戶籍所在地的名義農民，又是在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落籍的實質工人。在就業、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子女教育上都面對國家制度性的歧視，成為二等國民，再加上共產黨對工會嚴厲控制，他們成為資本家可以強力剝削的對象。

如今台商富士康跳樓事件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新聞吵翻天，富士康被當成是最惡質剝削的典型，但是且看北京學者舒可心怎麼說中國的「本土血汗工廠」: 「童工……工廠中豬狗一般生活環境」「比起富士康現代化生產線上的工人……其實更值得關注。」北京學者陳永苗說：「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原始資本積累……給勞動者帶來的罪惡遠勝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同一過程」。香港學者潘毅甚至說現在農民工的處境和馬克思描述的18世紀可憐的工人比起來，後者「好像還比我們（農民工）幸福一點點」！

她說：「2000年後珠三角……企業出現罷工……幾千人幾千人參與……媒體不報導……，因為企業的罷工實在是太普遍了。」

既然如此鴻海新聞會被炒翻天，就掀起了各式各樣的揣測，現在且擱下那些揣測，再回到農民工問題上面。

農民工淪邊緣人
農民工既然那麼可憐，可以改變身分成為工人在都市落戶嗎？

這問題早在1993年就被提起了，但 1994年卻又在宏觀調控下停擺。2008年又說要改，本來農民工不能久住，所以不能取得都市戶籍只能取得暫居證，08年改成「居住證」。問題是如深圳這樣仍要等10年才能申請入籍審查。又如上海借用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採取的「技術移民」政策，入籍要「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依規定上海沒有戶籍的500多萬人可以落籍的只有3000人！

中國農民要成為上海人、深圳人竟比依親歸化美國或來台取得戶籍還難得多！拿居住證所擁有的權利比拿美國綠卡還不如！

嚴酷的農民工制度摧殘了人權，也形成了種種異形怪象：

本來深圳才31萬人，1980年代不可思議地每年增加三、四十萬，90年代每年更成長七、八十萬。如今人口超過1400萬。但其中有戶籍的卻只有200多萬，其他1000多萬流動人口有居住證的700多萬，住工廠宿舍100多萬，另外有200多萬是沒有正當職業的「灰色人口」。

都市對這些流動人口，潘毅說「短期間把他們的勞動力榨取出來；用完後…… 擲回農村中去」，更慘的是一億新一代農民工9成已失去了務農的技能，他們的收入又根本無法在深圳定居，於是城鄉兩頭落空成了整個社會的邊緣人，自殺自然一點也不意外。
城鄉二元體制和農民工造就了深圳神話，造就了偉大的中國模式，一些台灣和國際學界名流競以歌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典範」為時尚！

現在在歌頌聲中富士康農民工硬是插隊進來合唱，聽到後名流們能為人類工業史上最慘的2億農民工順便掬一把淚嗎？而另一些學者在批評富士康之餘是不是更要用十倍嚴厲態度譴責不義的體制？

Vic - 謝長廷是什麼貨色？

2008年3月10日

人人都說謝長廷口才好，但兩場辯論下來，除了一些狡黠的機鋒--用來逃避問題(比如馬問怎麼看杜正勝，謝完全避而不答)、簡化問題(把馬的兩岸共同市場簡化成「一中市場」，圖藉玩弄文字遊戲引發恐中情緒)、轉移焦點、混淆視聽，實在不覺得謝的口才有比馬好。

但口才畢竟不是最重要的，缺乏誠信支持的口才只會淪為妖言惑(愚)眾，這一點陳水扁是最佳示範，而2008年總統選舉的過程則再次清楚顯示，謝跟陳其實都是同一路貨色--如果不是更陰險的話。

謝的同志林濁水(不知現在還算不算呢？)去年寫過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讓我印象深刻，忍不住要抄下來給大家再看一遍：

「黨內悲憤地劇烈對立，顯現的正是黨的路線陷於混亂。什麼是正確的路線？謝說得好，就是『成功』的策略。那麼在初選大獲全勝的正是謝團隊，問題是謝系立委是靠把十一寇打敗的激進路線而勝出的，謝則採兩岸經貿鬆綁和『一中憲法』立場而勝出，於是相反的路線全部成功了；不只如此，謝叫游好好去處理特別費官司，展現了操守上的優越感，但他在立委初選又力挺舞弊的子弟兵，反對進行調查；還有，一方面由自己高唱和解共生，另一方面無論初選過程內對自己同志，或謝任閣揆時，推動政策外對政壇對手，其團隊，鬥性之狠辣又空前絕後，諸如此類，一整個團隊採各種完全對立的路線都大獲全勝，於是所謂路線似乎只剩一條：團隊對領袖的效忠。這一點團隊內固瞭如指掌不致困惑，但外面的人如要了解謝這路線便有如進入迷宮。甚至，了解謝比陳水扁加倍困難，扁的路線矛盾只是前後不一，一再變化，謝的矛盾則是同時並存的，以至於前後連變化都不必。」
(「迷宮中噤聲的集體悲憤」，台灣蘋果日報，2007年10月4日)

林濁水不愧為台獨理論大師，這一段話真是辛辣無比。可惜的是，他的見識超出他的黨內多數同志太多、他的政治手腕又遠不如他的同志狠，因此注定會是越來越孤獨的孤鳥一隻。大家都看清楚謝的問題了嗎？他是一個你根本無法信任的人，自己口說「和解共生」，手下囉嘍卻盡出些下三濫手段。好話說盡、賤招耍盡，這一點，謝長廷與陳水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謝比陳要更高明，因為他迄今名聲要比陳好太多了。

只要認真觀察過馬英九--或者只需要看過兩場辯論，你當會發現，馬和謝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比謝要老實太多了。時移世易，「老實」現今幾已淪為貶義詞，但是，大家往往忘了，誠信是道德的基礎，在見識過那麼多聰明的混混後，難道大家還不醒悟，誠信破產的時代，最需要的，不正是誠實不欺嗎？

不是說能力不重要，而是不可忘記：Without integrity，nothing else matters！

By the way，次貸危機、信用緊縮，金融風暴的核心，不正是信用出問題嗎？問題難解，不正是因為問題已經是系統性(也就是everybody plays a part)的嗎？

Vic - 讀林濁水「產業政策與TVBS爭端」有感(舊文轉貼)

2005年11月10日

立法理念含混就不要指責人家什麼「鑽法律漏洞」。法規寫得清清楚楚，因為只對直接投資設限，人家就算是實質上100%外資，只要直接投資不超過上限，就是合法。捨棄清楚的法津條文，任由行政部門以所謂的立法原意(實則是長官意志)執法，台灣還能算是法治國家嗎？如果法規存在嚴重的漏洞，正途是修法加以堵塞，任由官僚扭曲清楚的法規，台灣豈非跟無法無天的中國大陸一樣？

2100的節目作風固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也不需要誣蔑人家是「虛設行號鑽法律漏洞的公司」。林委員如果有一點國際觀點，就不會不知道，在先進國家，法律不禁止的事全部都是合法的(是否道德是另一回事；在中國的情況是，法律說可以做的，多數被禁止；法律禁止的，多數通行無阻)。正如稅務顧問的工作就是替客戶合法避稅，指責人家鑽法律漏洞，不如檢討一下：如果法規不是那麼複雜混亂，何來漏洞？

指責TVBS不能為台灣帶來國際視野，其實也是文不對題。TVBS是一家牟利的商業機構，其老闆並非什麼道德或文化巨人，抱著提升台灣社會的理想來經營這盤生意。在商言商，怎麼做可以賺錢，TVBS就怎麼做。以新聞資訊節目而言，台灣商業電視台沒有一家是合格的，平庸、媚俗 、惡俗、瑣碎與無聊，惡質化得非常相似，簡直不分彼此。要怪誰？台灣的媒體參與者，有多少真正相信不偏不倚、獨立持平、客觀公正的媒體價值觀？民進黨指責國民黨搞黨台愚民，但一上台就將理想拋諸腦後(還是之前都是騙人的？)，恨不能一統媒體，墮落之快，真令人歎為觀止。若要平衡商業電視台無可救藥的惡俗文化，可行之道是辦好公營媒體。但台灣的公視能做到像BBC那麼成功嗎——以台灣社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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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 - 產業政策與TVBS爭端
台灣蘋果日報   2005年11月10日

根據《廣電法》規定，外資「直接」投資台灣衛星電視不得超過股本50％，原是兩種產業政策衝突下的妥協產物，如今則成了朝野嚴重對峙的源頭。

主管機關新聞局原先的草案是不管直接間接投資外資都不得超過30％，到了提交行政院會時，提高到49％，但國民黨的「財經」單位有人有強烈意見，於是又引發了財經官員內部一番爭論，最後改為沒有上限，等到立院審查時，立委主張恢復上限為50％，折衷之後變成「直接投資不得超過50％」。這規定是個充滿漏洞的亂源，他承認了衛視不能完全由外資投資控制的「實質精神」；但外資如透過間接投資，甚至紙面公司虛設行號鑽漏洞，如TVBS則可以有「形式合法」的效果。於是造成了今天「形式合法」和「實質違法」矛盾的大難題。

九○年代初，恰巧台灣積極要參加WTO的前身GATT，這時財經官員內部對於要不要承諾對外資進入台灣有所管制時有兩種意見，一派認為應毫無限制，另一派則認為針對一些特性產業要有所限制，這中間文化、傳媒產業就是爭論的一個項目。這爭論其實不只在台灣，在韓、日、法等國也都一樣，只不過這些國家限制派佔上風，他認為自由貿易固然是WTO精神，但應有「文化例外條款」，才能保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避免各異質文化受到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全面牽制，他們的努力，使日本和韓國對外資投資廣電分別被限制在20％和49％，而韓國更規定各電影院可以保有一年必須放映韓片146天的權利。

外資強力介入
我國則在經貿自由教條主義獲勝下，在談判時全盤放棄限制。認為愈純粹的自由化，愈能透過外資和外國技術以強化我國的文化、電視產業。

教條自由派對呢，還是限制派對，其實以今天的結果來看是十分鮮明的，那就是韓劇、韓國電影如今橫掃台灣，而台劇奄奄一息，台灣電影製作幾乎停擺。於是台灣在做為好萊塢文化帝國殖民地之外，現在又幾成了大韓新文化帝國的殖民地。如今局勢已定，回頭嘆息空負盛名的國民黨教條自由派財經官員對產業前瞻性之荒蕪已無濟於事，只能徒呼負負。

台灣當時教條「自由派」大勝，換來的除了台灣文化影視產業的蕭條之外，還有一個非常深遠的影響，就是外資進入台灣強而有力地介入台灣公共意見形成的空間。假使隨著外資而來的是客觀的國際訊息和觀點，其實可以有助於台灣視野的全球化，產生類似NCC或NHK頻道的效果，如今100％的純外資公司TVBS，對於帶進這樣的國際視野毫無興趣，其2100節目的興趣全在於國內政治事務，然後以層出不窮的未經查明的「證據」，以「合理推論」的爆料策略作為營運策略。

固然在亂槍打鳥的爆料策略下，偶有揭重大弊案的正面重大貢獻，但運用國內尖銳政治對立造成的縫隙，激動民粹情緒的結果，社會情緒隨真真假假的爆料劇烈起伏動盪，一個虛設行號鑽法律漏洞的公司，在民粹情緒中成為道德正義的化身，然後再引起新聞局過當的處置，造成了一場媒體自由與公司合法性的大混戰，使社會陷入各式各樣價值選擇僵局。這和台灣淪為美、韓文化帝國殖民地一樣，恐怕是當時「自由教條主義者」和「文化有條件保護主義者」在立法政策上做妥協時，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