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翎 - 另一種吶喊

明報   2014年3月9日

北京民謠樂人宋冬野的《董小姐》唱得街知巷聞，兩岸三地的樂迷朋友要選去年最愛專輯，這張《安和橋北》想必名列三甲吧。不若多年前李志帶給我的驚艷，卻也是一聽就喜歡。用不着比較，好的東西永不嫌多。

宋冬野是土生土長北京人，八十後。順便一提，內地八十後和香港八十後，真的不屬於同一平行時空。宋的外形和氣質，總讓我想起北京編輯趙君，都對城與同城人懷有深邃的情感。表露出來，不是南方人那套纏綿曖昧的魅力，而是乾爽清脆，一就一，二就二，低迴處卻格外動人。

《安和橋北》好在夠真，有時候歌詞才是靈魂，聲音滄桑但不造作，自然流淌，娓娓道來，不叫停會一直唱下去。又看到一些訪問，其人也是真性情，最清新可喜是雖然紅透半邊天，卻沒有給冲昏頭腦，反而拒絕「流行」的甜頭，寧願繼續在小酒吧小場地彈唱，也不願上「春晚」，不願上電視「表演」。這就不簡單了。

為什麼特別關注與推介像宋冬野、李志、張瑋瑋、萬能青年旅店等等這些人，創作以外，說白了就是多看看人家在困境裡怎樣堅持自己，在不自由的大環境底下如何守着自己的心靈自由。他們那清醒純真的信念，穿越黑霧般的現實，仍能維持潔淨的質地，在暗中閃閃發亮。在荒謬裡怎麼沒有瘋狂、失焦，或許曾經有，但最後仍然找到自己的聲音。

這些聲音提醒着，沒有什麼最壞的時代，更沒有最好的時代，不管是不是史上最黑暗，總要吶喊。

鞠白玉 - 從容不迫俯瞰眾生──宋冬野

非常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日

在《南方周末》原創文化榜領獎那一晚，宋冬野左邊坐着藝術家陳丹青、右邊是戲劇大導田沁鑫，再游目四望皆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明星，而他，小時唯一看過的兩本書是《三國演義》和《多啦Ａ夢》，讀的大學是海淀走讀大學。他坐在這兒是來領年度音樂獎，整個2013年他的《安和橋》唱遍了南北。他是民謠音樂人，原本在邊緣在小眾自得其樂，忽然示於大眾亦不是流俗的大眾，是文化媒體與精英的心頭好，他心裏流淌出的歌詞與旋律征服了文化人，他們將他的歌詞視為詩歌，每一個句子背後都是一個熱鬧的世界和世界背後的荒涼滄桑。這一年宋冬野26歲。

安河橋北民謠歌手

宋冬野，中國民謠歌手，音樂創作人，1987年生於北京。2013年他以清新的彈唱風格和低沉嗓音打造的專輯《安和橋北》風靡大陸文藝圈，同年獲得魯迅文化獎，是該獎項最為年輕的獲獎者，亦獲南方報業《南方周末》文化原創榜年度最佳音樂，豆瓣網阿比鹿音樂獎年度音樂人，音樂風雲榜最佳民謠歌手。

我知道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樣回不來

代替夢想的也只能是勉為其難

宋冬野的每一首歌都能追溯到一段真實的故事，聽的人也有自己的解讀，《安和橋北》裏的《安和橋》是眾人評選的「年度最適合散步歌曲」，在北京的馬路上走，你遇到任何一座橋都看起來像是宋冬野的安和橋，你心裏的故事、忘不掉的人都像他給你娓娓道來了。

他自小長在北五環邊上，地道的北京孩子卻與城市有着一層隔膜，安和橋是他的庇護港是他的安樂鄉。小時父母離異，他與他們有着各式各樣的矛盾，不被理解時就跑到安和橋奶奶家裏住，她寵他溺愛他，他管她要吃的要零錢花，那是一種無條件的永不索求回報的愛，是他命裏最初的溫暖，給他的旋律定下最初的音符。

所以五年前他從那裏經過，看橋和村落一天天變成廢墟，它們要變成高樓，和城市裏任何群落的高樓一樣，他的記憶湮沒在那兒，回憶沒有了座標。他形容那一刻安和橋的童年生活是「溫暖又殘酷」，他想表達出來卻詞不達意，這種情感裝在心裏，直到有天唱出來，旋律裏加了一把悲涼的馬頭琴，錄音的時候這個胖子潸然淚下。

現在台灣小報寫他是個年收入2,000萬的音樂紅人，他笑了，沒有那麼多，50萬。他過得像個樣了，靠音樂活着並且尚有尊嚴地活，他愛的人不在了。

奶奶是2012年3月去世，他4月拿起吉他去做音樂，此前的四年是他照顧奶奶的生活。他代替了父親去盡責，將奶奶接到身邊，他尚且是個孩子，要養活一個病重的老人和他自己，艱難可想而知。

饑饉少年

一天吃四個饅頭充飢，配上一點鹹菜，胖子愛吃肉但肉是奢侈品，為了活下去，變賣了家裏一切電器，他靠在出版社打零工從一開始掙800元，後來是1,000，到能掙到7,000元時，有三分之一是付奶奶的醫藥費。青春過得匆忙混亂，和他同年紀的人在聽國外的搖滾樂穿時裝開party，他在生存線上奔忙。

「那是每一天都在掙扎忍受的生活，但是只要我奶奶活着我都會繼續這樣活着，我做我喜歡的事情沒法養活她。當然如果現在讓我再去上班我寧可死。」

小時他已經有音樂天賦，十歲時自學吉他，高中時開始創作，大學裏導了兩部音樂劇，但他的天賦在他的處境裏是多餘的，從家人到學校沒人理會這個男孩在音樂上的造詣。甚至他是被人討厭的，隔絕排斥的，他大學裏的教導主任無數次告訴他：你畢業後將一事無成，你會成為這個社會的渣滓。

宋冬野心裏沒有恨，成名後他的收入除了買音樂設備，基本上都給家人買了大量的禮物，他甚至說自己「喜歡回家」，就算父母早已各自組建家庭。他不計較他們曾對他的疏忽，但是那些不理解他又傷害他的人，他鄙視，在2013年度的魯迅文化獎上，拿着年度音樂獎的宋冬野在台上直言道：我認為做文化的人都是可以從容不迫地去俯瞰眾生的人，我雖然是一個「壞學生」，但我堅信我還是比那些認為魯迅先生寫「兩棵棗樹」只是為了弘揚民族精神的人更懂得文化一點點。我知道和得到提名的其他音樂人老師們相比，我差得太遠太遠，我也沒想着以後能超過他們，我還是個小孩。現在。我腦子裏也僅僅是在暗爽着嘲笑當年說我注定一生一無是處的教導主任而已。謝謝大家對我這麼大的鼓勵，宋冬野將在音樂的路上不斷地拆盡南牆永不回頭。

今年他的大學教導主任打電話給他，請「宋老師」回學校演出，他掛斷了電話。「我鄙夷的是他的諂媚和從前的態度相差太遠，他到現在仍然不想坦誠地談談，他仍然沒有理解我，他理解的只是成功。」

三人烏托邦

奶奶離世的第二天宋冬野在出版社辭職，第三天開始打電話聯繫演出。每日每夜在路上，在酒吧裏，他喜歡這樣放逐的生活。做原創音樂並且還是民謠音樂，宋冬野想不到自己做這行能有甚麼更好的出路，他要的就是在路上。跟從前的艱難生活相比，這種一邊唱歌一邊遊走的生活是幸福。演出前他總是燃起一支煙，煙霧慢慢氤氳，閉上眼睛開始唱。他唱的是他過往生活裏的印迹，像一幀幀畫片在回放。他對自己的音樂也沒那麼自信，閉上眼有一半原因是害羞。

他和兩個好朋友馬頔、堯十三在一個酒吧裏演了兩個小時，台下一個觀眾也沒有。好心的老闆給100元打車費。他們三人組成一個音樂組織名為「麻油葉」，一起住在東郊的60平米小公寓裏。這套房子正是用安和橋老宅的拆遷款買下的。

兩年前的夏天開始的三人生活就像是城市裏的小烏托邦，他們早上6點睡覺下午起床，讀詩寫詞交流音樂，也吵架，馬上和好，能掙到幾百元的時候就吃頓好的，胖子並不去設想明天。

這樣的生活沒多久，國內最具知名的獨立唱片品牌摩登天空就找上門來，他唯一的要求是：麻油葉不能解散。

直到今天他們三人仍然住在一起，雖然宋冬野已聲名大噪，他仍守着這樣的生活捨不得放開。「爭取一輩子這樣。」馬頔、堯十三在他簽約的第二年也加入了摩登天空。

拒絕馮小剛

小時宋冬野聽中國搖滾樂，之外就是周杰倫張信哲的台灣情歌，他對西方音樂敬而遠之的理由是：歌詞不好。他仔細繙譯過那些歌詞，心裏沒有共鳴。他也不曉得自己的詞哪裏好，那些只是從心裏不由自主流淌出來的，「愛上一匹野馬，可我的家裏沒有草原」，《董小姐》成了年度最熱門情歌。但《董小姐》的爆紅不是因為宋冬野，而是一名選秀歌手在電視台的演唱。宋冬野從不想成為大眾，「只有過我們這樣的生活做我們這樣的音樂的人明白為甚麼我不想流行。」他相信生活環境對人的深遠影響，他只想忠於他的生活，他永遠不能成為一個「表演者」。於是馮小剛執導的央視的春節晚會想邀請他上台並為此專門創作一首歌，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那樣我會丟失掉我喜歡的觀眾。我不做命題作文，死也不『表演』。」

做民謠音樂的多是蘭州來的西北孩子，養尊處優的北京人從不屑於這類型，它跟漂浪的生活有關，跟山跟樹跟河跟泥土有關，溫情又悲涼。宋冬野是北京音樂人裏的異類。關於甚麼是文化，常自詡沒文化的宋冬野其實有另一種看法：文化如果說是四年大學裏教出來的，我更認為是大學旁邊的「大床房」教出來的，男孩的戀愛，失戀，那些體驗是內心正熟的關鍵。

《董小姐》並不是宋冬野寫給女朋友的情歌。他一再強調那是一位「走南闖北經歷坎坷的女孩」給他的感動，他和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遛達，聽她的故事，他懂了董小姐。

她是萌妹子

宋冬野有過許多女朋友，多數是傷感甚至尷尬的結局。甚麼樣的女孩會讓這溫柔的容易掉淚的胖子動心呢，他開玩笑道：萌妹子！

「每個女孩都有萌妹子的一面，在她喜歡的人面前。」

他的萌妹子是一名20歲的大提琴手，曾跟他一起巡演，現在英國利物浦讀大學，他稱讚她的古典音樂的品位。「她是高貴冷艷大紅唇，但在我眼裏就是很萌。」情人節那天，他將自己空運到利物浦，給了萌妹子一個驚喜。他們是在天津的馬路上認識的，就是一句：你是宋冬野嗎？

胖子離不開情感，無論是和麻油葉的死黨，女朋友，他也總提起唱片公司，「他們對我實在太好了」。他對好事情總是歷歷在目，提起他「媽媽的老公」，他並不稱之為「繼父」，這個人也在他的情感名單上佔據重要的一席。「你知道哪個男人會下決心一輩子不結婚，要等一個生了孩子有家庭的女人？他在我兩歲時認識我媽，等了她十年。我慶幸我媽有勇氣離婚選擇了他，我不會怪他們婚外戀。他對我很好，在我最難的時候偷偷打電話給我錢。」兩年來宋冬野百城巡演中的觀眾積累到每場次數千人，他即將在台北和北京的大型場館開辦個人專場，也有多少人是只為聽宋冬野才去全國追逐着音樂節，他懂了生活，人們懂了他。

甚麼是動人的？細節。宋冬野說自己的是小人生，小人生裏有小細節。小人生如同童年安和橋邊的河，時而緩慢時而激流，他是河的孩子，將自己投入其中，歲月靜靜流過，他看風景。

鞠白玉 - 閻連科：我們被文學所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2日

約一個作家的訪問自然是要談文學。但是作家直言相告他的狀態：他對文學的作用產生懷疑，甚至他自己已有半年失去了寫作狀態。他並不用創作瓶頸來形容，因為對於一個一生都在寫小說的人來說，素材和技巧已了然於胸。他只是人過中年開始尋找意義。

我得感謝閻連科的坦誠，這樣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作家對自己的焦慮和虛無感毫不掩飾。我想閱讀小說的最好方式是看這個作家的全部系列，那麼在閱讀的同時，也閱讀了這位小說家。他是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在世俗給人的焦慮裏，作家從不能倖免，甚至比普通人更脆弱。

文：鞠白玉　攝影：王天遲



只當陪人散步

這一年的年初，閻連科的名字出現在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最終決選名單中。之前莫言獲諾貝爾獎，已經讓中國人明白華語寫作在國際文壇上並非無足輕重，所以若閻連科獲獎也不應意外。

但他並不抱指望，或者說並不迫切：「我們只當是陪人去散步的。」

六年前我們的採訪在他的家裏，因為太太回老家照顧母親，他要在家陪伴兩條狗，那時他的頭髮還只是摻雜些許白髮，現在已經滿頭銀髮了。五十四歲的閻連科憨厚地笑着，他在朋友圈裏有着好名聲，盡管大陸文壇對他的作品始終持有爭議，他不在乎這些，他只在乎他的生活。

從兩年前開始的拆遷風波，令他失去愜意的田園生活，即便他是再有名望的作家也難敵強權，他為守着那片土地和政府僵持很久，還是沒能保留。幾十年裏他寫了諸種荒誕，那些荒誕在他面前復演。最後他悲憤地在微博上發表一篇長文以示和田園作別。他當年想逃離土地，但土地之於他，其實也從未能真的擁有。

最初為了名利

閻連科與莫言有着極為相似的背景：農村出身，物質匱乏的童年和精神困頓的少年生活，為跳出農門才去參軍，為免於轉業回農村而選擇文學──只有這一條路能使他們擺脫農民的命運。

這一點他從不諱言。「文學被利用了。」他認為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悲哀。「我們最初真的是為了名利。」

當年女作家張抗抗通過一篇《風水嶺》能從東北農場調到哈爾濱，從無望的知青一夜之間成了文人。他還在讀高中，看了這條消息，意識到他能靠寫作找出一條進城的路。他的處女作是三十萬字的長篇《山鄉水火》，寫階級鬥爭。

母親把那部小說的手稿當成火引子，燒火做飯了。

寫畢了痛哭一場

而後的生涯就是一個職業小說家的通常線索，寫，不停地寫。無論是部隊文學，為黨寫的，為體制寫的，後來是為自己，為和自己一樣的人，為鄉民，為人群。他也說得直白：必須出名。

在部隊裏呆了26年，他經歷過身體極為糟糕的時刻，寫的小說因「意識形態」錯誤，受部隊打壓，他得立功贖罪為部隊寫長篇劇。很多年裏他的頸椎腰椎幾近癱瘓，要躺在殘疾人專用的榻上仰面朝天寫，住房小，沒有寫作間，為了他創作不受打擾，妻子常常要在外面蹓躂到很晚才敢回家。不知是身體的疼痛還是精神的壓抑，他常就痛哭了。寫畢了更要哭一場，自己步行到荒郊野外，看着蒼茫夜色流眼淚。

以往的日子那麼艱難他也挺過來了，承認了一個中國小說家的宿命。他也未在強權下屈服，逐漸找到寫作者的自由，他是他自己作品裏的獨裁者。

鄉下尋常生活

他似乎應該為今天的一切感到幸運，不是嗎。否則他預測的最好結局是：建築工地上的包工頭兒。可他借筆耕馳騁着，忽地就頹然了。

現在他對我說：「如果能從頭再來，我不會選擇寫作。」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我每天都在混過去。寫好的東西不想改，寫了一半的東西不想回頭看。我也不知道原因是甚麼。突然寫作失去了一切意義。」一個筆端叛逆且憤怒的作家，在人過中年後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令人感到意外。

「這樣說很令人失望吧？但這是實情。」他笑着。他真是河南人的典型樣子，臉龐寬闊，闊鼻大嘴，眼神很深沉，像一個永遠恥於說謊的人。

「悲劇還在於我五十四歲了，沒有機會能做別的事情了。人當然無法後悔甚麼，只能獲得某種經驗，我的經驗告訴我：有錢有名都沒意義。我看着現在的年輕人，那麼愉快、陽光，有意無意地去領略生活的真諦，而不用去拼了力氣。 」

半生都在寫作的小說家對自己的寫作生涯生出悔意。這些年裏他常回鄉下，去過那最為尋常的生活，陪伴他的老母親，看他姐姐、姐夫們從事最為普通的營生，他都覺得那是一種扎實。「作家未必比包工頭愉快。」

他曾買下北京南郊的土地，給自己建了一個菜園子和寫作間。他買農具、種莊稼、觀察鳥蟲。一個不想伺弄土地的人最後渴望擁有一塊土地可以耕種。現在土地變成了一條公路，他四處尋來的農具也束之高閣。

沒有青春快樂

我想他是累壞了，在常年的寫作中，他去探究世界的荒涼世事的荒誕和人心的善惡，到最後總會喚起虛無。只有土地是真實的。

「所以我常感到悲觀。寫完《四書》後我寫了《發現小說》，想把小說這事梳理明白。結果寫完了就壞事了。我很懷疑寫作是否我生命的部份？或者別的作家這樣說話時我還信嗎？當一個人不再和年輕時一樣為名利或其他目的而寫作時，還有甚麼力量支撐？」

他認為創作動力和年輕的體力精力是相關的，也只有那時才有飽滿的激情，「可是『老』早晚要到來，誰也不知道一個人的創作生命能否延續。我們從前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俄國名作家），現在的孩子還知道他是誰嗎？但這沒錯，我從不抱怨孩子們不讀書。現在你明白生命只是這麼一個過程，為甚麼非要有文學？如果他能過得快樂，他靠其他任何方式能獲得愉悅，為甚麼不呢。我們這代人將文學看得重要，但沒理由這樣要求別人。我不覺得只有文學才能保證生命質量。」在他的堅持下，他的兒子在英國讀法律，而不是文學。

「我羨慕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只把讀書當成愛好，他們有知識就夠了。」在部隊時他因作品受處分寫檢查，調到作家協會時又因被禁作品惹風波，退出作協後進了人民大學，他感激這所學校給他的寬鬆待遇，可是多年來的文壇傾軋和作品屢禁，令他對人性深深失望。

「所以我更愛和年輕人相處。年輕人們有開闊的心胸且慷慨。相比之下我們沒有青春快樂可言，從你出生第一天起就是成人化的。可是不成熟才應該是正常的啊，三十歲以前的人就應該充滿孩子氣。」

閻連科：
作家，1958年生於河南，1978年入伍，畢業於河南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主要作品：《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曾先後獲得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等國內外文學獎項二十餘次。2004年退出軍界。2012年曾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2013年，入圍第五屆布克國際文學獎終選名單。

我仍是農民的兒子
「如果不是別人催我我絕不動筆。」閻連科有數個絕好的長篇素材，就是沒有動力開工。

或許他需要個長假旅行，或像俄國作家納博科夫一樣的生活方式？他苦笑道：「納博科夫一直是租房，他一生甚至不買一個家。而一個傳統的中國男人，尤其是我們這一代，被名利事業婚姻家庭所累，我們甚至被文學所累。」

他從三月開始會有一個從美國到歐洲的旅行，他希望回來能將餘下的半部寫完。

「真悲觀，這就像一個人的旅行終點是要走進一個酒店。我為甚麼要從北京的酒店走到美國的一個酒店呢？這和人生意義是一樣的。」

從土地走出來的人，言必談及土地。莫言在任何場合談起他的家鄉都是一往情深，閻連科同樣是愛恨交織。當年他以文學為手段，想要逃離和背叛，「可最後全部的努力都是枉然，你用盡一生，發現甚麼也無法擺脫。你仍是農民的兒子，仍然熱愛那裏，仍然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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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白玉 - 沒有家園的行吟詩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5日

你總嫌我的詩句太長
而現在，命運卻把你的兒子
壓縮成一個短句
這個短句還在被刪減
直到只剩下一堆皮囊
一個面目全非的強姦過的詞
我已經老了
看上去比你還老
當我有一天重歸故里
這顆禿頭還習慣當眾叫「媽媽」麼
我是否有力氣去感受愛
接納
太輕柔的風？
－－廖亦武一九九一年三月獄中

她把一本薄薄的冊子借給我，放在一個信封袋裏。冊子是最簡陋的印刷，暗黃的紙，小小的鉛字。《古拉格情歌》，是這名叫亞縮的人在獄中寫的。他將短詩和書信藏入一本《三國演義》的書脊，趁手工勞動時，用漿糊封好。他說是上帝在保佑它。他出獄後幾經輾轉，還是找到了這本書。

那舊稿上的字體小得如針尖，如微塵，用放大鏡也看不清。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他用竹籤沾着紫藥水寫這些細密的字，打發獄中的孤獨與苦痛，並提醒自己絕不屈服。

這名叫亞縮的人就是廖亦武。

他在德國獲獎的消息，大陸被封鎖得結結實實，那篇演講，在微博上每有人發出來，官方便在一秒內刪除。他們特別害怕他，一如以往地怕他。從前不讓他走，他成功脫逃了，遠在德國，仍然是心頭刺。

一個人在五十歲的時候離開故土且心知永不能回是甚麼滋味呢？只有那夜幕下逃命疾奔不得回頭的人才知道，在經年的恐嚇、凌辱、打壓之下，不得寫不得說不得自由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種不得已的決心，連回頭都不可能。一回頭就是經年的舊事撕扯着心。

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兩種現實裏。他們全靠着回憶和書寫才讓人們得知有另一個世界。

作家野夫在四川鄉間度假，回憶着老廖出走那年。「他從成都匆匆到大理，打電話給我讓我也趕去大理，電話裏並沒說甚麼。我趕去的時候他已是失蹤了。他的女友也不知他下落。後來才得知他是從中越海關走的，是拿着護照正常出關的，算不得偷渡。他當時只是想試一試，所以沒有告訴任何人。」

廖的處境要比其他異見作家更難。省市的地方警界遠比北京更要嚴苛，為了不出意外，格外要對這些人施壓。事實上廖出獄後沒有做過激進的事情，除了寫書，便只有走訪朋友或是新書發佈，卻常常是中途被取消驅散了的。

借給我書的女人，是廖曾愛過的人。他們在十年前相識，有過徹夜的長談。她回憶廖拿出從不離身的長簫，在冷寂的夜裏吹奏給她聽，中間伴着唱和，聽的人，吹的人，所有的悲苦都會從身體裏向外湧，變成眼淚。

他去她家中做客，她在家中備簡單飯菜，弄得鍋盆狼籍，他一挽袖子做起了主廚，做飯對四川人來說太駕輕就熟了。他喜歡給別人做飯吃。他想過平穩的人生，不用心驚肉跳，不用在深夜裏蹣跚，不用吹着簫去四處尋找家園。她的家那麼溫馨，安全，她那麼柔美溫婉。那晚他沒走，睡在沙發上。

第二天臨別，他贈她這本小詩冊和《中國底層訪談錄》上下冊。他去採訪，說好再見面，「我不要只和你做知心的朋友，我想和我愛的人能一起生活，能摸到她的頭髮」。

見面那天他沒來，很久都杳無音訊。後來她得知當天他在去採訪的路上被蒙面押走。

再見到，他臉上沒有了神采，她形容是「驚人的萎頓」。「那麼陌生，冷感，和從前判若兩人」。

「他冷冷地告訴我，他不會再見我了。又說，因為愛你，所以要遠離你。」她靜靜回憶着某年某月這個人和她說的話，這些年她從未向任何人提及這段事，從沒向任何人提過廖的名字。

「他看着我的眼睛說，我希望你去過我不能過的生活。你應該永遠像現在這樣，穿得漂亮，去咖啡館，見任何朋友，過平安的生活。」他已經被剝奪了這樣的權利。

他在麗江住過一段日子，找個久無人居的荒院子，撿些桌椅，開了個沒有名字的酒吧，來往的皆是各路牛鬼蛇神，根本賺不到錢。養隻小狗和他相依為命，他吃雜糧，狗也跟着吃起素。

老廖又帶着狗乘車去大理，在南門外小院住下，月租四百五十元。他來和他的兄弟野夫相會，兩個光頭，一隻小狗。夜半的簫聲如鬼泣。

他的戶口一直在四川涪陵，他去申請護照，總被駁回：出國可能威脅國家安全。他每年申請一次，已是十幾年，當成一個行為藝術來做了。直到二○○八年四川地震時，廖才能趁亂辦到一本護照。這是天賜給人自由的機會。

野夫取得德國文學基金的贊助，會在柏林生活一年。他能和他的兄弟再見面，「除了在中國，可能我們在哪兒都能遇見。」廖在德國能順利拿版稅和金獎，又是大學的駐校學者。離亂一生，終得安寧，只是失去了故園。這種失去，不是因戰亂。看似太平的世界，人心卻失去了故園。「我相信他走到哪兒都能寫。我們這代人，野蠻生長的經歷，一輩子也寫不完。」

那本一九九九年的詩冊裏開篇這樣寫着：是的，許多人都死了，我們還活着，並且還將繼續活下去，活到底。 

鞠白玉 -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仰止：最後的盛宴

去年我到上海的書城閒逛，正好看到莫言新作《蛙》的廣告。悲哀的感覺忽然襲來，他已數年沒有出新作品了，就像他們那一代的作家不是再無新作，便是不斷地翻炒舊料。我當時就想，莫言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他所代表的那個世代已經漸漸地遠去，走進了一片迷霧，變成歷史博物館的珍藏了。

回頭看看人山人海的書城內，到處都是談健康、氣功、金融、股票，或者是韓寒、郭敬明的小說，或者是南派三叔的恐怖小說。莫言的作品除了《蛙》以外，其他的都不知在哪裏找。

莫言為甚麼總在我的心頭中揮之不去？坦白說他的作品每一部都過長了，看到中段讀者和作者都陷入混亂裏，然後跟着主角的路線，很辛苦才找到出路，回到結局去。這不是他的作品不好，當你看到整枱的各式美食盛宴，和幻化成不知是真還是假的艷色世界，你只有讚嘆，享受那最好的味道。那是既甜又苦的味道。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很難不受南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影響，尤其當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看到充滿了獨裁、政治變遷、生活艱苦的環境，自然便將似乎也處同一環境下的南美洲人民投射到自己的生活，身處的境況，甚至歷史的發展。殘雪便一頭栽進魔幻小說裏，再也無法抽身出來。

中國文學末路安慰獎

自從中譯本的馬奎斯《百年孤寂》出版後，像在中國文學界放了一顆核彈，轟得作家們頭昏腦亂了。於是這個是魔幻寫實，那個又是魔幻寫實，其實，最接近馬奎斯式的魔幻小說作家，是從來沒說過自己是魔幻寫實的莫言。《豐乳肥臀》是莫言野心最大的小說，也是最魔幻寫實的作品。

上官金童這個俗不可耐的名字，正是個中國女性和外國傳教士之子，他活到95歲的母親，幾乎是他整個人的思想中心，你會說他有戀母情意結，但我卻認為大地之母，和受苦受難的菩薩是這位母親的合體，在《紅高粱》內的強悍堅毅女性，如何哺育我們的男性國民，如何在世界中掙扎。

莫言的魔幻寫實文學很需要時間和識見去解讀，對國家的批評於是也魔幻起來，幻化成一個繽紛的歷史，已過去的世界。所以，莫言是所有同代作家中最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不是反諷，而是事實。《豐乳肥臀》絕對是上個世紀最好的中國小說之一。我只是想說：他是個官方也不反對的好作家，如果要為中國加冕，他是不二之選。

可是在他之後呢？中國文壇已經崩潰了，莫言的獲獎可能是中國文學末路的安慰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