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汶健 - 打救「低欲望日本」藥方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1月20日

【明報專訊】大前研一發明一個新名詞形容日本社會現况：低欲望社會。

台灣的出版界和媒體聚焦作者在新書《低欲望社會》對青年人的評價，指出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與中老年人不同，不願打拼，前景悲觀，安於簡樸生活。相反，老年人活力十足，活躍於職場。這可能是因為世代爭議遠較批評安倍經濟學吸引，而且容易作跨社會比較。

的確，作者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人口老化、少子化和欲望減少會衝擊日本社會，以及解救方法。如果說他一面倒責怪日本冒起的「繭居族」，那是不公允。他認為青年人無欲無求，某程度上是個「合理的選擇」。

無欲無求 屬合理選擇

青年人正經歷通縮、薪水不漲、買樓即負債的時代，又眼見父母當年捱生活的日子不好過，所以拒絕作出人生重大決定。他們減少追求中高檔消費品，牢固的戶籍制度不鼓勵未婚生育，就業形式改變導致非全職工作增加，女生較難找到事業穩定的男生，毋寧說成家立室。種種因素導致青年人情願過貧窮但充實的生活。

作者批評安倍經濟學毫不留手。日本政治、財稅、土地和農業制度僵化，也有份促成低欲望社會，佔該書一半內容，台灣書介則輕輕帶過。日本央行透過買下銀行的國債釋放資金到市場，政府大幅增加財政預算，鼓勵民間投資的效果不彰。國民有大量儲蓄，也不願消費和投資，利率低但仍乏人借款，其實也表示擔憂前景，難以振興經濟。

他更加擔心，用新來的錢推高股市，萬一股市崩盤，後果難以預料。如果國民對貨幣失去信用，例如估計國債無法償還，惡性通脹就會出現。

說了這麼多，大前研一有什麼提議扭轉低欲望社會呢？提議有很多，惟不外乎開拓更多經濟增長點，促進商務及貿易，以及要青年人重拾工作動力。筆者認為成果有限，甚至誤讀社會。

營造「搏盡工作」興奮感

他的兩個重點對策如下：

「首先是，給予年輕人夢想和希望。政府應該向這些年輕人展示明確的國家藍圖，讓他們相信未來一片光明，一定會比現在更美好。我們必須營造當年那種不顧一切而工作的興奮感。」

「另一項對策是，教導孩子基本的結婚觀念。政府必須從國中或高中開始，教導年輕人何謂婚姻及家庭，讓他們知道，父母也是從困頓的生活開始，一路克服各種辛苦，但正因為如此，人生才有生存的意義。」其中一個方法是在十八歲進行「成人」考試，確保他們具有成年人的價值觀、責任感和生活必備知識。

他提倡開放技術和照顧者，讓外來人口到日本工作，補充勞動力和增加日本人口的多元性；改變高中和大學教育，廣納外地留學生，培育精英，大學排名依畢業生薪酬而定，甚至仿效德國，減少大學而增加職業學校，培養技術專才。

說到底，只有工作和家庭，才使社會和國家進步。

筆者同意人應該有社交生活和勞動，因為人的技能各有差異，唯有互相依存，才可滿足個人需要，促進個人成長。勞動是貢獻社會的途徑。對於完全脫離社會的人（尤其是城市人），不論是性格不合群，或是工作和生活遇到挫折，家人和醫者需要幫助他們，了解孤立成因，重建社會關係。

並非所有不工作、不結婚、不出門的人也是退隱社會。近來一些繭居族現身說法，指逃離工作是因為受夠窮忙生活，交租後薪金所餘無幾，倒不如隱居，減少開支但換來自由生活。再者，有人實踐「斷捨離」，旨在消減物慾和執念。三浦展認為日本踏入「第四消費時代」，愈來愈多人透過共享資源取用物品，少一點消費，少一點浪費。這些都是大前研一忽視低欲望社會的好處。

用世代矛盾描述日本社會確實有偏頗。日本近年出版書籍，為青年人說話，例如松村嘉浩的《為甚麼現在的我們對未來如此不安》和山田昌弘的《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道出世代矛盾源自青年人無法靠工作為生，而年長一代的積蓄和福利優厚得多。同時間，《下流老人》、《老後破產》、《無緣社會》，記載一群缺乏年金和醫療保障的長者以及成年子女為照顧父母而辭掉工作，最終陷入貧窮的故事。在2010年，日本每五名65歲或以上長者，有一名屬於貧窮。或許青年人有種被年長一輩擠壓的想法，但事實是不少年長一代的生活也不好過。

老壯兩代皆不好過

強硬灌輸責任感、家庭觀念和競爭力意識，無助解決社會問題。啃老族令父母憂心，也不是說做工作奴就好。日本現時有四成勞動人口是非全職工作，連作者也知道這是問題。他應該建議加強工作保障，例如給更多非全職者獲得社會保險和退休年金。

有一點是筆者認同的，是增設職業學校，畢竟並非所有學生也適應大學生活，有些適合實踐和學習一門手藝。這絕非製造一堆隨時被機械人取代的工人。職業學校的目標是訓練一群能夠在各個行業解決問題、具備批判思考及技術知識的人。

不少台灣和香港讀者參照日本社會，尤其是三地也面對經濟停滯、人口高齡化和世代爭議問題。此書有助我們初步了解日本社會和人口現况，但筆者認為《低欲望社會》的政策建議參考價值有限，至少要連同上述幾本書合讀才能下定論。一個地方的成功不應只看經濟發展和競爭力，而是減少人民身心憂慮，促進社會參與和發揮所長。

文：易汶健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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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The Master：只想拍電影的人 山田洋次

明報   2016年4月22日

編按：日本名導黑澤明完成《一代鮮師》劇本時，山田洋次是他第一個讀者。從搬演超過20年的《男人之苦》，到愛情電影經典《幸福的黃手帕》、顛覆傳統武士形象的《黃昏清兵衛》，都是山田洋次代表作。放下導演筒，山田洋次執筆寫作，談創作，談生活，談文化。近月，有出版人引進作品到台灣。今天，本版載錄山田洋次的書寫世界，看看他影像以外的關懷。

《幸福的黃手帕》緣起

拍攝《幸福的黃手帕》的契機，是聽了幾年前美國紅極一時的民歌〈繫條黃絲帶在老橡樹上〉（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e Oak Tree）。正確說來，首先是聽到有一首歌詞是這樣的歌。歌詞的內容是：一個年輕人搭巴士旅行時，遇到了一個剛出獄的男人，男人表示自己正在回去找妻子的路上，他和妻子已經分手了，他曾寫信給對方說如果現在還是單身過日子，就請在庭院的橡樹上繫條黃色絲帶。

我光是聽到歌詞，眼前就能浮現橡樹上的黃色絲帶像花朵般盛開的畫面，覺得這真是一首很棒的歌。不久後我聽了那首歌的唱片，發覺故事雖然很沉重，但歌曲卻很輕快、清新，有着愉快的旋律。我當時心想：「原來如此，如果能這樣拍電影也不錯。」同時又覺得那首歌帶有民間故事的色彩，充滿了精彩的故事性。聽到那首歌是在三四年前，當時我認為美國人一定會將這個故事改編為電影，拍成類似《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的電影。可是後來一直沒有動靜，我才心生那就由我來拍的念頭。

《虎豹小霸王》的故事也是根據流傳在美國各地的民間傳說而來的。事後調查，寫下黃色絲帶這歌的原作彼得．漢密爾，在文章中一開始就提到：「這是流傳在美國各地的民間故事。」

當然，這首歌已經深植在美國人心中，我無意直接將它變成日本的東西。說到比較難處理的地方，比方說日本不像美國那麼遼闊，就算北海道再大也無法跟美國相提並論。而且美國各州之間就像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民情，無法呈現出那種距離感，就是改編的難處之一。然而儘管有些牽強，我認為將舞台設定在北海道，應該還說得過去吧！

至於為什麼這樣的故事會打動我們的心呢？我想是因為現在的社會和生活中，風景已經變得像散文一樣，缺乏詩意。就算是在車站道別，車窗也完全緊閉，更不會響起汽笛聲。而且以前從東京到大阪，就像去了遠方，如今卻當天就能往返。儘管社會變得十分便利，卻也明顯喪失了故事性。也就是說，現在的社會無法成戲，也無法入畫。如今的社會已經不允許離別時彼此從車窗伸出手交握，汽笛一聲響起更增添離情別緒的哀傷等場景。

相對地，這個故事充滿了戲劇性、故事性，而且那種想擁有同樣體驗的憧憬，是現代日本人所希求的，也強烈刺激了我們。

的確，這個故事沒有曲折的情節和意外的發展，也沒有戲劇性的結局。但我總認為沒有那些也能拍成電影，我也透過同樣的方式拍出了《男人之苦》，其他電影也都是在那樣的理念下完成的。《男人之苦》的劇情沒有任何絕妙的起承轉合，有的只是充滿個性的人物。阿寅一回到故鄉，就會出現一個美女把他迷得團團轉，他拚了命地追求，但最後還是被甩了。每一次都是同樣的模式反覆再三，像《男人之苦》這樣的拍攝手法過去從未有過，至少可以說沒有成功的例子。可是就像我剛才所說，我相信即使是這樣也能拍成電影，《幸福的黃手帕》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拍出來的。

阿寅和我們

渥美清先生的年輕時期是在淺草的小劇場中度過的，他演藝生涯的起源大概就是淺草吧！「觀眾從觀眾席上伸出手來，演員從舞台伸出手去握住觀眾的手。」一如他曾這麼說過的，渥美清的一生都在工作中貫徹這句話。有些演員就像藝術院會員一樣偉大，也有些演員與其說是演員，更像是傑出的文化人，可是像他這麼親民的演員卻很少見。大概不會有人錯喊渥美清「大師」吧！觀眾作夢也會不覺得他是藝術家或天才，只會認為他是身邊一個平凡、風趣又愉快的人，可以隨意拍拍他的肩膀，要求和他握手。而他也會笑臉相應，一邊握手一邊與大眾併肩走在一起。他終其一生沒有背叛過從淺草時期就喜歡他、支持他的觀眾，認定彼此是永遠的伙伴。這就是渥美清的偉大之處。

為誰而創作？為自己還是為觀眾？這個問題經常困擾着我，直到看着渥美清這個人我才有了答案。從他身上我看到為人就是為己，為己也等於是為觀眾，而他也將這一點正確地傳達給觀眾知道。當阿寅口中說出：「勞工朋友們，你們的生活真貧困呀！」那些被揶揄的勞動階級觀眾不僅不會生氣，反而還哈哈大笑，因為他們完全理解渥美清這個演員的人格。這跟那些畫醜妝、扮蠢樣刻意逗觀眾笑的藝人，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

對觀眾阿諛奉承、迎合討好，藉此博君一笑的精神並非搞笑喜劇才有。要讓那些頭腦不怎麼高明、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的病態知識分子笑其實很簡單，而且也不乏這樣的作品；但逗那些一輩子腳踏實地、認真做事過活的人笑，讓他們感到快樂，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認為傾盡畢生心力，為逗他們笑、讓他們快樂而努力是值得尊敬的，如果藝術誕生了，那麼肯定是先有了這份努力吧！

所謂的藝術絕不是歪理詭辯，也不是費人疑猜的圖畫謎語，應該是讓人心胸開闊、心情舒暢，可以看得更寬廣、更高遠的東西才是。我認為讚賞好的東西好是困難的事，因為好的東西太過理所當然，每個人都能看得出來。

手提方形行李箱的阿寅獨自走在寬闊的草原上，累了就躺臥河邊歇息，醒來又繼續上路旅行。畫面上有浮雲、有流水，觀眾看着浮雲沉浸在幸福中，望見流水不禁悲傷地流淚——拍攝《男人之苦》時，渥美清先生和我經常這樣聊着：「好想拍這種電影，希望有一天能拍這樣的電影。」

此時此刻更讓我想起了柳田國男說的那句話：「藝術是為了娛樂人們。」

■世紀．info．山田洋次

1931年生於大阪，童年於中國滿洲度過。1954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同年進入松竹電影公司擔任助理導演，1961年以《二樓的陌生人》步上導演之路。1969年《男人之苦》系列開拍，之後陸續推出《家族》、《故鄉》、《同胞》、《幸福的黃手帕》、《兒子》、《學校》等多部代表作。2002年以《黃昏清兵衛》一舉奪得日本眾多電影獎，並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延續2006年《武士的一分》的票房佳績，2008年柏林影展參賽作《母親》亦蔚為話題。2010年的《春之櫻》獲邀成為柏林影展閉幕片，並獲頒導演特別貢獻獎。2013年以《東京家族》向前輩小津安二郎致敬，2014年以《東京小屋的回憶》獲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員銀熊獎。此外，亦獲得紫綬褒章、朝日賞、勳四等旭日小綬章、文化功勞者、文化勳章、東京都名譽都民顯彰等榮譽。近作有《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麻煩家族》。

文．山田洋次／譯．張秋明

 

 

 

書名：只想拍電影的人；作者：山田洋次；譯者：張秋明；出版：新經典文化／台北，2016.03

書摘 - 警察不是該站在警察的一邊嗎？

2016年3月1日
 

（故事背景為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三年後）

「關，雖然這麼問有點失禮，你為什麼要如此幫我？警察不是該站在警察的一邊嗎？」夏嘉瀚若有所思，問道。

「我認同警員要互相扶持，同仇敵愾，但首要條件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秉持公義。單純因為穿同一件制服便當成自己人，盲目支持？這太愚蠢了。警隊的貪污問題已經大到不能自我療癒的地步。要清除瘀血，便要靠外力。我一向很討厭『跟車跑』的懦夫做法，既然擋在車前會被撞，我便在車旁做手腳，偷偷從中破壞，令這台車子被瓦解吧。」

「你認為我們──廉署會成功嗎？」

「我不知道。如果涉及的警員人數太多，只會迫令港督面對現實，頒佈特赫令。不過萬一走到這一步，我仍然希望那些最狠毒、最奸險的害群之馬會被揭發，給送上法庭，在公義面前被定罪、被制裁，令那些僥倖逃過一劫、為了私利包庇罪惡的黑警知道，他們不改過便會落得相同下場。」

關振鐸眼看著蔚藍色的大海，就像遠眺著警隊的將來。他為警隊的未來感到擔憂，但同時有一絲希望。他不知道，坐在他身旁的夏嘉瀚有著相同的想法。縱使立場不一，彼此的意念，卻指向相同的方向。

──陳浩基，《13.67》，第423頁

有關作者：香港推理作家 台灣獲大獎 陳浩基：寫作是場賭博

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評台   2015 年7月24日

作者：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閱讀全文

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方志恒 -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

2015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20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綱領。重點黑體及大字為編者所加。）

在後政改時代，我城到底何去何從？

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設想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同時寄希望於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民主空間——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一種想像」。

2012年以來，「獨立建國論」興起，從城邦建國，到香港獨立，都設想了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令香港可以擺脫北京控制，自決政治未來——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二種想像」。

2015年，當「第一種想像」被8．31人大決定無情地壓垮了，而「第二種想像」卻恍似是未知的政治預言之時，結合了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已經全面壓境席捲我城——我城已處於存亡之秋，難道我們仍然只能囿於這兩種想像，坐看我城崩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重新認識、反省及喚醒我城靈魂，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建構「第三種想像」（註一）。

自由靈魂 主體意識

香港，是時代選中的「自由之地」。上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華人尋找新天與安身立命的地方，承載着一代又一代華人追求自由、擺脫暴政的夢想。香港故事，就是華人在亂世之中，用血和淚所書寫的自由故事——我城因自由而立，傳承了「自由靈魂」，拒絕認命的靈魂。

1970年代起，在港英政府的懷柔管治下，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法制、廉潔政府、公平選舉、金融市場等現代化制度，由此塑造了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在地核心價值」，構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最重要內涵，並透過1980年代制定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全面鞏固下來。1997年主權移交後，從反對23條到反對國教等歷次「核心價值保衛戰」中，香港人透過共同的抗爭經歷，進一步產生了抵抗他者、守護我城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與大陸人，固然擁有血緣、文化及歷史上的共同淵源，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根本體現在一種對我城核心價值的認同——任何香港居民，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這片土地、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香港人。

香港我城 民主自治

港英時代，在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下，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各種的政治和經濟自治權，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在1980年代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處理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依目前憲制地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社會當前的最大共識，並非尋求改變目前憲制地位，而是爭取實現「民主自治」——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香港人的當前首務，是以「民主自治」意識，充實一國兩制界定港陸關係；至於「未來民主中國」的問題，則需要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發揮智慧共同處理。

革新保港 時代綱領

香港人與大陸人，理應在各自體制之下，努力改善民眾生活，並謀求港陸兩地相互尊重和平共存之道。但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駐港機構加緊干預香港的自治事務，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為槓桿，將香港推向「選舉專制政體」，各種「政治操控」包括選舉操控、媒體操控、政治檢控及統戰滲透等等籠罩我城，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核心價值面臨崩潰。

如何應對「中國因素」——一個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時代挑戰。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莊敬自強，我們毋須緬懷昔日殖民宗主的懷柔管治，更不應寄望當今天朝宗主會寬容慈悲——唯有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才是實現「民主自治」的最重要基礎。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必須有全面代表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政治力量，走「革新保港」的現實政治路線，以發動「在地抗爭」為經、以加強「香港優勢」為緯，立足公民社會全力爭取「民主自治」——即一方面深入社會各界建立「在地群眾組織」，並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建立植根於公民社會的「新本土民主運動」，在地抵抗國家機器的「政治操控」；另一方面則要發揮「以小制大」的生存智慧，動員民間力量推動我城的優勢產業、區域網絡、國際影響力及文化軟實力，以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為港陸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2047 永續自治

香港人不但要爭朝夕，也要爭千秋。香港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1997年起維持50年不變。換句話說，繼上世紀1980年代爭論1997年的「一次前途問題」後，香港即將再次面對前途問題——即2047年後，香港憲制地位何去何從的「二次前途問題」。

面對即將浮現的「二次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將是守護我城自治地位的最後防線——香港人必須建構和捍衛我城的「主體性」，爭取實現超越2047年的「永續自治」。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是凝聚港人為香港前途而戰的時代綱領。

昂首闊步 我走我路

1980年代初，鄧小平一手實行改革開放，一手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台灣陷於風雨飄搖。1984年，鄧小平更加委託李光耀，前往台灣向蔣經國勸降。

當時李光耀向蔣經國說：「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就是接受鄧小平的條件，跟中共和好；另外一條路就是走你老爸的路，就是反共到底。」

但蔣經國斷然回絕：「光耀兄你搞錯了，我還有第三個選擇，走我自己的路！」（註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也要昂首走我們自己的路，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

註一：香港前途的三種想像之說法，靈感來自吳介民教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註二：黃創夏：〈那一年，李光耀逼台灣投降中國……〉，《中時部落格》，2015年3月24日。

（《香港革新論》網址：www.facebook.com/reformhk）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張思之 - 頂天立地的王軍濤

風傳媒《行者思之》摘錄   2015年2月3日

一九九一年二月，北京市檢察院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對王軍濤提起公訴。此前，我不認識王軍濤，一九八○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我知道，但並不知道王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得知王在學術界、知識界的分量和影響，大吃一驚，怎麼這麼孤陋寡聞！
　　
王軍濤的義氣朋友
　
接手沒幾天，二月初，作家徐小斌來找我，說軍濤很多朋友對他的案子特別關心，十分重視，其中最上勁的是畢誼民。他原是《經濟學週報》的財務總監，剛剛出獄，公安局要他第二天下午必須離京，回哈爾濱他的住處。畢走之前想見我一面，提供些情況，介紹幾個證人。
　
第二天上午，畢誼民來，扼要敍述了一些王軍濤「六四」前後的情況，介紹了幾個證人，並說明他們分別能證明什麼問題。由於談得比較投機，畢說我不走了，他們愛抓就抓，愛關就關。我說，沒有必要因為這個再進去，勸他還是回哈爾濱，有什麼事情可以隨時聯繫。畢鐵了心，堅決不走，說我在外面給你們操持，配合你們做點事。既然這樣，我說，那好，我在裏面，你在外面，咱們合作。當時我想，這是條漢子，夠義氣，信得過。後來我知道，無論徐小斌或畢誼民，對王軍濤的情誼，真夠得上「愛之甚也」！環繞軍濤，堪稱「勝友如雲」。
　
二月九日得到通知看卷。一去法院，法官就跟我講，這個案子，上級要求絕對保密，因此合議庭從法院搬來招待所辦公。他說，起訴書要嚴格保密，這是上面的要求。按說你是老法院了，不該對你說這些，但上面指示不能不傳達，請務必保密。我笑了，說：「對不起，起訴書我不領了。」
　
「為什麼？」我斷定他們會洩密，而一旦洩密，一般情況就歸罪於律師，我可不想蹚這渾水。他愣了一下，也沒再說什麼。我這份起訴書就這樣一直睡在法院的卷宗裏。你也許料想不到，真就讓我言中，洩密了。司法局律管處長郭小佩跟我一講，我說，查，不查不行，而且要一查到底！不是律師幹的就不查了，那怎麼行？小佩說，查不查都不是咱們的事。後來得知，是有人高價賣出去的。
　
拿到案卷，二十一本，兩千九百九十六頁，許多材料是在看守所裏寫的蠅頭小字，又小又草，密密麻麻。法官說：「按照上面的要求，給律師三天看卷時間。」我說：「三天不可能看完！」他說「我做不了主」，講得挺客氣，我答得也實事求是。第二天他又告訴我，經請示，延長兩天。為了負責，我堅持說：對不起，五天也看不完。
　
我辦案有個習慣：別人看過或摘抄過的卷，自己不再翻翻總不踏實。孫雅臣律師相當勤奮，他想讓我省點力，可我還是辜負了這番美意。那時候眼睛還沒出毛病，可以連夜看，五天下來，也僅僅看完十一本。另外十本只能看看目錄，大致瞭解了裏面都是些什麼玩意兒。

王軍濤證詞  光明磊落擲地有聲
　
查閱卷宗，我當然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生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有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下面還有極為惡劣的定性結論：「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我為他辯護，我竟毫不猶豫找個藉口回絕了。我想，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我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攻」！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

一對比就見高低。請看王的態度。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人格上的差別怎麼這麼大呢？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的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法庭辯論：何罪之有？
　
王軍濤對不實的指控寸步不讓，振振有詞，為此一再遭到審判長的打斷與斥責，態度兇狠，法庭少見，當然也不會流淚給臺下人看。
　
王的自辯能力挺強。他在庭審結束以後來信說，「因為衝動，也許影響了效果。」這是他的嚴於律己。法庭辯論，往往激烈，即或有那麼一點不足，也決不能怪他。誰有打這種官司的充足經驗呢？
　
我的辯詞長達七千字，沒有精彩之處，基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畫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駁倒了所有指控，在這個基礎上，用了兩個互相聯繫的判斷，從根本上否定了「起訴書」。一是直陳其沒有根據，藉以斷言指控「不能成立」；一是辯明它缺乏準繩，從而判定指控「於法無據」。其中的得意之筆是在動情處發出詰問：「果如是，又何罪之有？」你可以說這是「天問」，不過有心人當會理解「何罪之有」這個詞組是貫穿全篇的，只是它比「被告無罪」的表述更易感人。是否有理，只好請同道與識者教正了。
　
審判長沒有打斷我，他一直聽著。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了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其實只宣示一下「主文」說明判人家多少多少年也就夠了，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尊敬的法官啊，讓我說什麼好呢？我們提出那麼多證據，你們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

大哭一場 老子不幹了！
　
閉庭之後，與書記員、公訴人握別，即匆匆離開法庭。門外氣氛緊張依舊，遙見王之虹在與法警爭吵，多人圍觀，聲音嘈雜，無心傾聽，我逕直走出，不意周納新很快追上，說：「辯得好！」我禮貌性地「啊」了一聲，躲開了，按約去與畢誼民等人見了一面，獨自邁入淒風。
　
入夜鎖門靜坐，回想庭審種種。一個正直、智慧、有勇氣、敢擔責的年輕政治家，在那麼一場在當代中國歷史上以捲起百萬群眾為標誌必將濃寫一筆的風濤巨波中，他矢智矢勇，維護了人民的尊嚴，保護了民族的利益，歷盡艱辛，居然會被執政當局斷為罪犯，投入牢籠，這是什麼世道啊！

而我作為律師，在法庭上，面對國徽，會受著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所謂「大局」的牽制，連暢所應言都不能做到，忍看法律原則被曲枉，「六四」精神被貶損，廣場真相被蒙混，千百冤魂遭褻瀆，卻不能效法左拉，喊出〈我控訴！〉，我是什麼樣的律師啊！錯過了這個機遇，何時能在這片土地上高歌「六四」？
　
我無能扭轉邪惡，但我可以不幹。有道是：「惹不起躲得起」，收攤吧！是「怕」麼？不是！我已有了為此而入獄的準備。既不能「免於恐懼」，就讓它來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充滿無奈，深感無能，悲從中來，不禁大哭。我在心裏說：「老子再也不幹了！」「老子不幹，行吧？」
　
為工作，因政治，如此痛哭，這是平生唯一的一次。我徹夜無眠。然而客觀情勢不久又讓我改變了主意：不能躲，不應走。
　
三條意見，一概白提
　
案結後，忍不住還是給他們提了三條意見：第一，不管案件多重大多複雜，都應當給律師充足的包括看卷在內的調查研究時間，公檢法應當體諒律師工作的難處，這點要訂規則。第二，律師如果有缺點，可以提，但是不能用簡報的形式上報，不讓律師知道；至於律師觀點上的錯誤，無妨在判決書中指出，不必隱晦。換句話說，律師觀點你得在判決書中反映出來。第三，考慮到律師法一時難以出臺，建議盡快修改《律師暫行條例》，以適應實踐的需要。
　
結果是吃了個天津包子——「狗不理」。
　
辦結王案，發狠再也不辦案了的當時，也沒敢忘記我曾經發過的豪言壯語：「政治民主不能發揚，經濟秩序不能得到合理的確立，律師的黃金時代就還在遠方向我們招手。為了這一天的日近，我們應堅持不懈，鍥而不捨，百折不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表告別辭，都不說『再見』！」
　
我在矛盾中忍受著煎熬。

感天動地獄中書

二月二十四號，除夕之夜，侯曉天託公安局平日「監護」她的狄平同志送來王軍濤寫給我和孫律師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十分感人，應當全文複述，記在這裏——

張先生、孫先生：
　　
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因為，如你們所知，我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其實，對它的駁雜的內容，我也很難苟同。但是，當我看到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時，我感到很難過。因為，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無論我在死者活著的時候多麼不贊同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但我相信，他們不少人是想為中國和人民、為真理和正義戰鬥，獻出了生命。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後，我不能再強調分歧，而應更多地崇敬他們的動機。那些活著的他們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他們於九泉之下不會瞑目的。為不使我的同胞含怨九泉，我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的合理的但當時出於政治利害考慮我不贊成的觀點辯護。我知道，這樣做會加重對我的處罰，唯其如此，才能讓死者安息。因為，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難的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審判長的一封信中，我寫道：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絕不是腦滿腸肥的政治家的空話，而是同胞間血肉相關、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愛以及生者對死者的真誠的懷念——不計利害、功過、恩怨和卑尊的懷念。請二位先生諒解我，因為這肯定給你們的辯護造成不利。

這兩天，我很激動，想了許多問題，我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我對曉天講過，不要只看到人的恩怨，這個國家，稍有波動，在社會的底層，上流社會看不到的地方，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餓死病死。我腳下這片土地，早就超負荷了。當我們追求自己的正義時，一定要考慮老百姓。雖然我只三十二歲，但早已超脫個人之外看待事物了，判決結果，對我來說，是一種良心的解脫和安慰，我又一次問心無愧。當然，想到死者，我還是慚愧的。

在那樣的場合，為我並不該負責的觀點辯護，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共和國的基本原則需要堅定的維護。我不贊成在一個危機關頭以公民權利為理由把祖國引入風險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負責地行使權利；但是，我絕不容許、也不能同意就一般原則而言在共和國重設惡攻罪，否認公民的合法權利。因此，當公訴人以反對領袖為名定我反革命罪時，我憤怒了，不能限於「我不反對領袖」來為自己辯護，而是為「反對領袖的合法權利」進行辯護（當然，反對的理由和方式，不能違法）。

二位先生，當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並不為制度或暫時的缺陷過於擔心，這些可以通過決策或立法在幾天內解決。我最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平的淪喪。儘管我對人情世故有所估價，但還是為大量證言的內容吃驚。我仍堅守承諾，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感謝你們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我不可能在目前的形勢下啟齒的——當我知道這些事實會給他人帶來什麼。我不太看重人物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族格調——一種高貴、純正的心靈。在中國，即使知識分子，都太缺少這些了。當政治形勢有壓力時，整整一個職業階層都能不顧或麻木職業良心，這真讓人受不了。特別是法律，這是最神聖、莊嚴的職業，大概僅次於宗教了。

也許，我不該抱怨別人，但這不是個人恩怨或利害問題，據我所知，在一場像八九年那樣的軒然大波之後，竟然只有那樣少的人面對審判，可以平靜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在人類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別考慮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判斷，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誤解、歧視這類辯護，這就更叫我汗顏慚愧了——為我的同胞慚愧，這也不大符合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僅在這一點，我們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輩。我並不很重視政見分歧；政見總是可以變化的而且經常變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誠的追求精神，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多少有繫於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國人、特別是主宰文化知識的知識分子要更有出息！也因此，我似乎很敬重父輩——說來荒唐，今天，我面對的正是他們的處置，可我必須說，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比我們更富於虔敬的獻身精神。當然，他們少些寬容和善意。　　

服刑，對我來說，不是什麼人生轉折。過去，我沒有敵人（小時候打架不算數）；將來，也不願有，包括辦案的公檢法人員在內，我都願視為朋友——當然，他們是老百姓，而不能算嚴格的執法者；除非他們真認為我有罪；那樣，今天的結果我更容易接受。因為，起碼我在與一批誠實的人打交道。

寫下上述話，是希望你們理解我。其實，老鄧也罷，李鵬也罷，至今，我不做結論，我捍衛的是原則，堅持的是良心；並不是反對哪個人，如果真有悽惶之感，那是對一代人的精神的擔心。

很感謝你們為我做的出色的辯護，因為我的衝動，也許影響了效果，抱歉。曉天講，她希望，我的案件上訴事宜，繼續委託你們，我很願意，我信任你們，請你們代我全權決定是否上訴和如何上訴。我今天身體不好，頭暈，跟不上進度，浪費了一些機會，特別是最後陳述時，我已耳鳴。其實，證言使我想起不少對我有利的情節，對別人也無害，但都沒記住。我一直硬挺著，因為我面對鏡頭，不能留下不好的形象——不僅是個人，還有歷史。

還有一個過分的要求，請幫我安慰一下曉天，讓她平靜，不要惹事兒，更不要犯法，尤其不要對具體人員有不禮貌的言行。我不需要她在外面幫我做許多事兒，她要自重，我一直平靜地以良心行事，超脫在個人恩怨之上；她應與我保持一致。二位先生，我無人可通信相託，只好向你們提過分要求了，實在對不起。

再次感謝你們！祝
新春佳節愉快！

        王軍濤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我的材料，請妥善保管。拜託了。


我反覆讀了這不過兩千五百字的血淚文字，大受震動；相比之下，那七千字辯詞的微弱、貧乏就更加明顯了。

經過反覆思考，覺得還應該說一個情況：我讓一些朋友，包括垂楊柳二中的同學們讀這封信時，他們的眼眶無一不是濕濕的。淚，入心了，也一定會化為熱血。

書摘 - 品格致勝

2014年3月29日

幸福不可求

偉大的奧地利心理學家法蘭克（Viktor Frankl）逾六十年前送給我們一份無價的智慧禮物，至今仍極有意義。二戰之前，法蘭克在維也納擔任精神科醫師，花了將近二十年時間，治療成千上萬名有自殺傾向的抑鬱病人。他試圖幫助病人不僅終止憂鬱，還能真正幸福生活。最後，他基於自身臨床工作的牢固基礎，發展出一套全面的幸福理論。他的經典著作《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獲美國國會圖書館譽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十本著作之一。法蘭克在這本書中寫道：幸福是不可求的，它是過有意義的生活自然產生的結果。你越是直接追求幸福，得到幸福的機會越低。直接追求幸福或許可帶給你短暫的感官享受，但無法帶來滿足靈魂的真正幸福，那只能靠過有意義的生活達致。

法蘭克告訴我們，人可以藉由三種方式發現自身生命的意義：做有意義的工作，無條件地愛其他人，以及在苦難中找到意義。

在苦難中找到意義可能是法蘭克最深刻的教誨。所有人生命中必然會經歷失落與悲痛。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苦難。法蘭克指出，在最艱難的環境下，我們擁有的最後自由，是選擇如何反應的自由。

以下簡單公式反映了這道理：

絕望＝苦難－意義

如果我們無法從自身的苦難中找到任何意義，如果我們認為這是隨機事件或我們自己運氣不好，我們將墜入絕望的深淵。極端情況下，人們會因此自殺。但如果我們可以從苦難中找到一些意義，絕望感即可減輕；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很大的意義，絕望感將完全消失。

法蘭克1942年遭納粹政權拘留，被迫在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試驗自己的理論（名為logotherapy，意為「意義治療」；logos在希臘文中是指「意義」）。他在奧許維茲（Auschwitz）及其他集中營住了三年左右。被送進這些集中營的人，逾95%死在裡面。法蘭克度過了這段嚴酷的日子，並幫助許多人生存下來，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一個宗旨：幫助其他人發現他們的人生意義，並因此得到幸福。雖然他被補時，第一本著作的唯一手稿隨即被燒毀，他後來寫了39本書，獲得29個榮譽博士學位，直到1997年逝世，享年92歲。他的努力改變了世界各地無數人的人生。

利潤也不可求

賺取利潤是經商必要和可取的結果。事實上，經營一家不能持續產生利潤的公司，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事。賺錢的公司可以成長並持續實踐自身的崇高宗旨，其利潤有助促進社會成長和進步。企業的利潤為國家貢獻稅收，替政府的運作和人們仰賴的許多公共服務提供資金。

一如追求幸福的最佳方法是不直接以幸福為目標，追求利潤的最佳方法是不以賺錢為經商的首要目標。將法蘭克的理論應用在企業經營上，我們可以說：企業若能抱持某種崇高宗旨經營業務，將業務建立在愛與關懷而非恐懼和壓力上，並從逆境中成長，賺取利潤便是自然的結果。一如幸福，利潤弔詭之處，在於不直接追求利潤反而最可能獲得利潤。

如果一家公司為了增加股東價值，只求利潤極大化，不關心整個體系的健康情況，它或許確實能在短期內賺取利潤，甚至可以持續多年（視乎競爭對手的管理有多好）。但是，體系中的各方是相互依賴的，企業忽略或惡待其他利害關係人，最終將產生負回饋環路（negative feedback loop），導致整個體系偏離理想狀態，損害投資人和股東的長遠利益。如果不能使顧客持續滿意、員工積極投入工作並樂在其中，同時獲得社區的支持，短期利潤最終將是不可持續的。（以上摘自第三章）

諷世者堅稱，自覺資本主義不過是樂觀的空想──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商業的核心追求一直是利潤極大化，甚至沒有任何其他目標可以相提並論。

我們堅信，一家公司要好好實踐其宗旨，利潤是不可或缺的。利潤為世界創新和進步提供必要的資本，沒有利潤就沒有進步。如果你的收入僅夠支付你的成本，你的影響將微不足道。全食超市今天對世界的影響遠大於30、20或10年前，因為我們多年來利潤豐厚。這大大增強了我們成長和實踐崇高宗旨的能力。我們因此有能力觸及和幫助數百萬人，而非只是數千人。

問題是，多數公司追求利潤的方式，就像誤入歧途的人追求幸福那樣。如前所述，奧地利心理學家法蘭克曾說：「幸福是不可求的，它是自然產生的。」沉迷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往往是過度自我中心的自戀狂。幸福是過有意義的生活、服務他人、追求卓越、個人成長、友誼、養育子女、愛和慷慨等美好事物的副產品。同樣道理，賺取利潤的最佳方法，是不以利潤為營商的首要目標。利潤是崇高的宗旨、優秀的產品與服務、顧客喜悅、員工滿足，以及服務社會、保護環境的副產品。企業若將利潤提升至至高無上的地位，最終將發現這是愚不可及的事。（以上兩段摘自附錄C）

書名：品格致勝：以自覺資本主義創造企業的永續及獲利

原文書名：Conscious Capitalism:Liberating the Heroic Spirit of Business

作者： 約翰．麥凱；拉哲．西索迪亞

原文作者：John Mackey, Raj Sisodia
出版社：天下文化

鄭培凱 - 都是倉頡惹的禍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3年9月15日

十多年前，初來香港，應《明報》編輯的邀約，在報端開闢專欄，寫了一批文史知識與古典文獻解讀的短文，對象是中學語文老師以及修讀文史專業的大學生。最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幫我輯成一書，要我起個書名，我就想到以前寫過一篇愛森斯坦論漢字的文章〈倉頡蒙太奇〉，借來作為書名正好。反正只要是討論中國傳統的文史知識，不可避免，就要涉及漢字的特性，這一切都是倉頡惹的禍。

研究古漢語典籍，屬於傳統「小學」的範圍，掉進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領域。《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慎《說文解字》講到六書，則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用詞稍有不同，意思是一樣的。漢代學者明確指出，每個人學習文化，首先是要「識字」，不識字就是文盲，根本不可能傳承前人累積的知識，踏入文化領域，也就一生懵懵懂懂，遠離了文明的進程。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因此，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史，第一步是要有點「小學」知識。

然而，這個涉及文字訓詁的「小學」，可是與今天小學生一大清早背着大書包，在街上搖搖晃晃，苦着臉去上的小學不同，是現代人眼中非常艱深古奧的學問，連專業學者學起來都感到十分吃力的。還記得我在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對一切文化知識的探求，如饑如渴，只要是文史哲的課程，沒有不去旁聽的，唯獨不肯去聽文字訓詁的課，認定了那是「迷戀骸骨」的學問，是與知識的木乃伊為伍。倒是因為喜歡唐詩宋詞，對文字的韻律有興趣，聽過半個學期的音韻學，看着近視到幾乎半盲的許世英（許壽裳的兒子）老師，在助教的協助下，摸摸索索上了講台，以董同龢的《中國音韻學》為課本，閉着眼睛告訴我們第幾頁第幾行哪幾個字印錯了，要改正過來。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文學想像的審美翱翔，是文字如何協律押韻的音聲之美，不是漢語音韻嬗變的軌迹，不想知道高本漢如何探索上古音的脈絡，也就半途而廢。能夠在班上支撐了半個學期，不是因為這門學問對我的吸引，而是老師的敬業精神讓我感動。許老師喜歡板書，大段大段的引證寫滿了整個黑板，擦掉了再寫，卻因為視力太差，擦不乾淨也不知道，再寫的文字就覆蓋在擦不乾淨的字迹上，整個黑板一片模糊，有似紐約街頭巷尾的塗鴉。同學都暗自偷笑，我卻感動莫名，時常覺得胸中塊壘，壓得我喘不過氣。總之，我在大學時代遠離了文字訓詁的「小學」，避之唯恐不及。直到上了研究所，認真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必須洞徹古典文獻的詮釋，這才理解了「讀書必先識字」的真諦。

漢字的出現，大約是在三四千年之前，由甲骨文演變為古籀文、大篆。到了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雖然以小篆統一了文字，卻因為經歷過一兩千年的傳移模寫，發展的軌迹相當紛繁，理解先秦古籍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漢代經師解讀秦火劫餘的古代典籍，有古文學派，就專注於釋讀小篆之前的古文字，企圖揭示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王國維曾經說，兩漢的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不同，大多數是「小學家」，精通文字訓詁，特重文獻的考據，說的就是這麼回事。從漢代到今天，又增加了兩千多年的漢字文化累積，其中反映了許多聰明才智的展現、悲歡離合的體會，都值得我們重新審視，豐富我們自身的生命追求。

這些專欄文章，雖是有感而發，卻都是隨意為之，信手拈來，並沒有一以貫之的脈絡。真要追索起來，只有一個不變的主題，就是「倉頡蒙太奇」。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作有《行腳八方》等

書摘 - 韓少功《馬橋詞典》之〈冤頭〉

有些詞一旦進入實際運用，就會出現奇異的變化：它們的反義在自身內部生長和繁殖，浮現和氾濫，最後把自己消滅，完成對自己的否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詞從一開始就是自己潛在的反義詞，只是人們不大容易察覺。

它們有自己很難看到的背影。

比如「揭示」的隱義其實是遮蔽。一部春宮片對性的揭示，最開始還可能使觀眾心驚肉跳，目瞪口呆。這一類片子被觀眾司空見慣以後，揭示成了車載斗量和洶湧而來的重複以後，事情就不再會有別的結果，只可能使觀眾一步步麻木，熟視無睹，無動於衷，面對無限春色也會連連哈欠。性的過分刺激最終導致性感覺的衰竭乃至完全消失。

「讚揚」的隱義則是詆毀。對某一個人的低毀，很可能使那個人獲得更多同情。對一部影片的詆毀，很可能使觀眾在觀看前降低期待值，觀看時反而獲得意外的好感。於是，一個有足夠生活經驗的人，不會不明白毀譽相成的道理，不會不體會到魯迅先生所言「捧殺」的可怕。讚揚可以給敵手加上過分的榮耀和褒獎，引起旁人的嫉妒，引來公眾本來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讚揚也可能使敵手腦子發熱，驕縱懈怠，在往後的日子自己鑄成大錯，不待他人指責就落入名聲掃地的下場。對敵人最好的辦法，更多時候其實是讚揚而不是詆毀。

那麼「愛」呢？那麼鹽早對他祖娘的愛呢？是不是也有一種詞義的背影隱藏其後？愛的情感流過去以後，是不是有令人驚訝的東西沉澱下來？

鹽早的祖娘是個性子很古怪的人。白天要睡覺，到晚上倒要爬下床又是劈柴又是燒茶，有時候還哼哼地唱歌。鹽早把她扶上了茅房，她偏不解手，鹽早剛把她扶上床，她就屎尿交加臭氣沖天。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頭，鹽早好容易借來了，她又呼天喊地地要吃鍋巴，把酸蒜頭拔出碗外，滿地都是。等到她把鍋巴吃完了，她宣稱自己什麼也沒吃，肚子餓得貼了背，詛咒鹽早一心要把她餓死，詛咒鹽早是個不忠不孝的傢伙。好幾年了，鹽早就這樣手足無措地照看著這位老人，一個把他們兄弟倆撫養大的老人。

鹽早嗷嗷嗷地叫著，對祖娘有一種特別的心疼。一看見她賭氣絕食什麼的，就會急得團團轉，額上青筋暴突。張開一排暴牙，叫得上村的人家都聽得見。他家裡一張小飯桌已經整修過幾次了，據說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時一掌拍垮的。我當然明白，這樣嚎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可惜的是，我同樣明白。這種心疼正在使祖娘對他的心疼越來越習以為常，習以為賤，最後到了既不珍惜也無察覺的地步。她常常翻著白眼咕咕噥噥，唸著鹽早的弟弟鹽午。明明是鹽早給她做的棉鞋，她硬說是鹽午給她做的。明明是鹽早背著她去衛生院看郎中，事後她硬說是鹽午背著她去的。沒有人可以糾正她這些奇怪的記憶。

鹽午在遠處讀書，在外面學油漆匠或者學中醫，從來沒有在家裡照看過她，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時候也沒有去過衛生院。但他偶爾回家一轉，老人就要拉著他數落鹽早的不是，有時候還滿臉是笑，摸出一個在口袋裡溫了好些天的糌粑，或者兩瓣已經於癟癟的柚子，偷偷塞給他。

鹽午最擅長的是指導和指責，比方說對哥哥的嗷嗷叫大為不滿，「她是個老，老小老小，你只能把她當娃崽，跟她生什麼氣呢？」

鹽早理虧的樣子，不吭聲。

「她要鬧的時候，你就讓她鬧。她精神足，陽氣旺，鬧一鬧可以釋放能量，恢復生理平衡，晚上倒可能會睡得安。」

他是個有知識的人，說起後來文縐縐的不大容易懂。

鹽早還是不吭聲。

「我曉得她磨人。沒有辦法。再吵事，再磨人，也沒有辦法，她總是個人吧？就算是條狗，也不能隨便把她殺了吧？你怎麼打得下手？」

他是指鹽早前不久狠狠抽打了祖娘的手——當時那隻手撿起雞屎往她自己的嘴裡塞。鹽早事後也不明白他當時為什麼那樣暴躁，手為什麼那麼重，居然兩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腫了，幾天後還白翻翻地脫了一層皮。人們說，鹽早與農藥交道太多，一身是毒，打在什麼人的身上，都要燒脫對方一層皮的。

「她的被子要洗了，有股尿躁氣。聽見沒有？」讀書人說完就走了。他每次回來都是這樣，吃一頓飯，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當然，他盡可能留下一點錢。他有錢。

我不能說，鹽午的訓斥和錢不是一種仁厚，即便是一種局外和事後的反應，仁厚還是仁厚。但這種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裡，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說，鹽早的動武不是一種冷漠，即使是面對一種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還是冷漠。這種冷漠來自他任何辦法統統失效以後的絕望，來自他失敗的愛。在這裡，愛和恨換了個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過程中黑濾下了白，而白濾下了黑。在馬橋的這個老蠱婆面前，人的仁厚濾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濾下了仁厚。

馬橋人有一個特殊的詞：「冤頭」，有點像「怨」，包含了愛與恨兩種含義。冤頭常常處在這樣一種處境。對方已經毫無可愛之處，因此慣性的愛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種理智的堅守和苦熬。人們可以想像，一種愛耗盡之後，燒光之後，搾乾之後，被對方揮霍和踐踏得一乾二淨之後，只剩下愛的殘骸和渣滓，充滿著苦澀，充滿著日復一日的折磨。這就是「冤」。愛者可以有回報，在付出愛以後，至少可以給自己留下某種動人的回憶。而冤者沒有任何回報，什麼也留不下，一直付出到自己一無所有和全部輸光的地步，包括一步步輸掉了愛的全部含義和全部特徵。到了這個時候，在道德輿論面前，冤者也就輸掉了問心無愧的權利。

鹽早就是他祖娘的冤頭。

祖娘後來終於死了。下葬的時候，鹽午趕回來哭得最為傷心，跪在棺木前，別人拉也拉不起來。從他晶瑩的淚光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實。鹽早卻木木的，人家要他做什麼，他才會做什麼，目光很空洞。也許他這些天來給老人洗身子，換壽衣，買棺木，已經忙得沒有工夫流眼淚了，也沒有眼淚了。

因為鹽早家的階級成分，來給老蠱婆弔喪的人不多，也沒有請人唱孝歌。喪事辦得極為冷清。祖娘的娘家來了幾個後人，免不了把怨氣一古腦朝鹽早發過去，說鹽午還有點孝心，眼睛都哭紅了，也捨得跪，只有鹽早那個傢伙不成體統，據說以前對老人就不怎麼樣，三天兩頭吵架，到現在也沒個交代，眼眶都沒怎麼濕。死了條狗也要難過的麼。這個沒良心的貨，以後不遭雷打？

對於這些七嘴八舌，鹽早還是不吭聲。

馬橋詞典

作者：韓少功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1年02月01日

Vic：日前偶然從某大學圖書館借到這本書，是時報出版1997年的版本，上面蓋著「于xx老師贈 96.8.14」的字樣，應該是這位于老師2007年贈送給圖書館的。書很新，底部的到期單一片空白，不知是否一次也不曾借出過。這是一本好書，我讀得津津有味，〈冤頭〉的故事特別令人感慨。

張敏 - 建政盤點：我們何時才可以默哀？──建政以來，我們流過多少血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0月2日

編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63年，為韓戰而死的國民，據悉有100萬，因文革而死的至少200萬（被活活打死的近2000），在大饑荒中，據官方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出生人口」共4000萬，單是廣西所餓死的兒童已有近2萬。這段自建政至今的慘痛歷史，仍有不少仍活着的見證者，翻越家園和思想的圍牆，接受《穿牆的短波》的編撰者張敏訪問，包括韓戰老兵、謀事者，以及最近的維權人士，親述自己「穿牆」的經過。今天精選部分內容，願與大家一同思考國慶的意義。

1950年的牆朝鮮山頭裏外

韓戰，亦稱「朝鮮戰爭」，以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38度線突襲韓國為開端，28日佔領韓國漢城。7月7日聯合國通過84號決議派聯合國軍援韓禦朝，9月28日收復漢城，10月19日，中國未宣戰而派志願軍入朝參戰，對內稱「抗美援朝」，以至中國百姓多年不知是與聯合國軍作戰。

中南海紅牆內謀事者阮銘口述

朝鮮戰爭爆發時，黨內高層有過比較激烈的爭論。胡耀邦對我講，當時開了幾天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有3天3夜就在那裏抽煙，也不講話。當時在黨內有很多人反對出兵到朝鮮去。我覺得，這件事現在國內的分析還很不充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想，毛澤東、共產黨要建立的應該是與過去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完全不同的自由民主的中國。但是後來為什麼變成一個直到今天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中國呢？朝鮮戰爭爆發時，黨內像林彪、高崗他們是堅決反對出兵的。開始毛澤東要派林彪到朝鮮去，林彪裝病，後來就跑到蘇聯去養病。

毛澤東自己的規劃，原來是要所謂「解放台灣」，朝鮮戰爭實際上是把他「解放台灣」的目標打斷。而最重要的一點，經過朝鮮戰爭，中國跟西方的道路就斷了。像中國跟美國，一直到22年以後尼克遜去中國，才恢復過來。此前中國就只能倒向蘇聯，因為朝鮮戰爭本身是金日成跟斯大林兩個人決定下來，逼着毛澤東參加朝鮮戰爭。因為斯大林怕跟美國衝突，不敢出兵，就叫毛澤東出兵。一出兵，等於把中國跟蘇聯就聯繫在一起了。朝鮮戰爭不但使中國跟美國的關係22年隔絕，而且跟蘇聯的關係表面是把蘇聯這套極權制度引進來了，可是這兩個極權制度之間產生了衝突。因為當時在朝鮮，中國人不但流了血，而且中國人所買的蘇聯武器，都是要中國人自己去還債。

朝鮮山頭的不自願者赴朝老兵薛先生口述

那時還在學校，國家號召「上軍事大學」，自己就積極報名。那時候，被送到「老悶罐車」裏頭，「咣咣咣」傢伙五天五宿就載到「三八線」，一看這不是「軍事大學」，弄到山頂上去了，到外國去了。也害怕，想不通，認為領導好像是騙人。說是上「軍事大學」，怎麼弄到戰場上來了？因為生在農村沒出過門，連火車都沒坐過。在朝鮮一年多，1953年停的大戰，我們1955年去的，小仗打了幾次。

（現在）鬧病，高血壓，頭暈。吃藥打針，打吊針打了7天，沒錢了，不打了，不治了。反正現在啥也不能幹啦，放牛也不能放了。你沒錢，他不給你報銷。藥費不報銷，也不「開支」（發工資）。頭幾年，一年開9個月，近年一年開6個月，這上半年6個月才開給兩個半月。五月節（端午節）開給302塊錢的工資，還給150塊叫你過「五月節」。一直到現在沒有開。據分析，八月十五（中秋節）再開給你這半個月的，叫你過節，到元旦，到春節。所以說「沒人管，沒人問」，就這麼回事。

朝鮮山頭的自願者赴朝老兵李先生口述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當時都願意去，打美國鬼子。1953年我才十五六歲，就走了。那時間就想着要準備犧牲。還沒去多長時間就停戰了。我們縣去了不少，年齡都不大，都是20歲以內的人。我們那兒是河南鎮平縣。我當時是最小的了。那時間，是要求18歲，但你個子長夠了也行。那時咱們國家兵源不太多。我們那一批有五六十個。哎呀，我們經歷過，條件很艱苦，我們在防空洞裏住。經常有飛機來偵察，轟炸我們那個師。我們一直在朝鮮待到1958年4月份，就來「北大荒」了。那些犧牲的戰友們，朝鮮那漫山遍野啊，都埋着咱志願軍，不管什麼地方都有啊。我們要回國的時間，給他們掃了墓、添了墳（土），隔的（排列着間隔）一趟一趟的，漫山遍野都是。

1966年的牆王友琴博士據官方報告口述

根據當時內部的報告，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1772人。有人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比這個要大。打死人最高峰時期是在毛澤東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之間，也就是在8月18日到8月31日之間。打死人這樣的行為不僅在北京發生，也在外省發生，正是因為這些死者是普通人，是無辜者，所以記住他們的名字，表示我們對每個人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為了讓我們每個活着的生命能夠得到平等的保護。

巴金先生有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可是，現在還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博物館有實際動工的可能。至少我們現在可以白紙黑字地把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寫下來。

文革高潮丁抒先生口述

文革中死人，有幾個高潮。1966年的「紅色恐怖」，從6月份到8月份，伴隨着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黑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來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帶。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的，應該不下10萬人。文革「武鬥」虐殺俘虜──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的一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一部分是被虐殺的戰俘。比如，河北雄縣三十八軍支持的那一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婦孺用鐵絲串起來，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從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亂殺俘虜286人，包括用長矛殺戮，用刀砍，用石頭砸，用槍打，以及絞死；還有讓被殺者揹炸藥包、手榴彈自己炸死。安康縣甚至在一次審訊中活埋了13個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另一個「文革」期間死人的高潮，是當局所謂「依法」槍決「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10年間官方殺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說，1970年代「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的70人中，1970年判處的就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就有22人。

近10年的牆陳光誠夫婦口述

陳光誠妻袁偉靜：2005年的12月27日，冬天時做些煎餅，作為儲備食物。每家每戶都在做，就在我嬸嬸家，離我們家約二十米距離。他們（跟蹤的人）七八個人上來抓我，把我從製煎餅的地方拽出來，6個人抓住我的兩隻手腕，抬着我的腳脖。因為我身體較重，衣服又被拽到上面去了，腰部就全裸露在外面，在地上磨。你想想磨了20米遠。地上都是沙子，他們就是這樣拖着，我當時疼得掙扎，他們就是這樣兇狠，大約20多個男的，一直跟着過來的。抬到大門口時他們就說「扔到這個地方，讓她自己回家吧」。這時候我感到腰部像撒了辣椒水一樣。用手摸了一下，黏糊糊的，手上都是血了。

（編按：2012年4月26日地當局發現陳光誠從家中逃走，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家，深夜遭人入侵。陳光福的兒子陳克貴手持菜刀自衛，雙方受傷。4月27日，陳光誠從家中逃出後錄製的一段視頻談話公布在網上。）

陳光誠：目前中國的人權狀况這幾年來急劇惡化，在這種黑社會化的「維穩體制」的野蠻掌控下，中國社會當中社會不公層出不窮，中國社會的道德、法制幾乎被其帶到了「文革」時期這種完全無法無天的狀態。一個分管政法的副書記就可以說「我們就是不用管中國法律是怎麼規定的，就是不用任何法律，想怎麼幹就能怎麼幹，你還能怎麼着？

編後語：國民不能忘記的，或者不是革命志士流血染成的國旗，而是在紅色主調和歡呼聲中被遺忘的、不具名的死者，以及一直在中國境內爭取自由的翻牆者。到底我們在國慶幾時才可以默哀？

書名﹕穿牆的短波

編著﹕張敏

出版﹕溯源書社/2012.10

文／張敏  編輯／袁兆昌

Vic：本文標題其實問錯了問題。問題不在於「我們何時才可以默哀？」問題在於「我們何時才懂得默哀？」中國人一天覺得國家強大最重要，一天覺得個體之自由與尊嚴無足輕重，一天還在高喊「沒有國，哪有家」，一天認為「國民教育」天經地義並鄙視普世價值，則中國人只會年復一年地將國殤當作國慶。

陳彥 - 中國模式與安哥拉模式

明報月刊     2012年10月號

曾幾何時，「中國模式」乃是一個為部分中外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加上官方媒體的推波助瀾，一時間，「北京共識」壓倒「華盛頓共識」，「中國模式」力抗普世價值。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儼然走出一條既不同於歐美原發性資本主義，又不同於日本、印度後起民主轉型的第三條道路。與此同時，國際上也有一個「安哥拉模式」之說，不大為人所知。最近由於尚比亞一家銅礦所發生的針對中國老闆的暴力事件，使得輿論又談起了「安哥拉模式」，筆者覺得有必要在此稍加論述。

「中國模式」：政治專權與經濟開放

先說「中國模式」。一般認為，「中國模式」源於美國人約書亞．拉莫（Joshua Ramo）二○○四年提出的「北京共識」。不過，西方所講的從「北京共識」演繹而來的「中國模式」與中國媒體所談論的「中國模式」有重大區別。西方所講的主要是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所談的更多是社會模式。從中國的討論看，「中國模式」不外兩條：政治專權與經濟開放。對於宣揚和著力建構這樣一種「中國模式」的論者說來，討論和詮釋所蘊含的第一要義也就順理成章地集中於論證中國政治、經濟全方位的成功。然而，花開花落，河東河西，僅僅幾年之隔，本來根系不全的「中國模式」遭遇內外夾擊，已然朝不保夕、氣息奄奄。

從中國國內來看，如果說什邡、啟東民眾大規模抗議運動將中國不計成本、罔顧民生、產值第一的後果暴露無遺的話，北京暴雨所造成的重大災難則證偽了「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效率優勢。有觀察者將啟東抗議解讀為中國模式的滑鐵盧，正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代價入手，但北京雨災更能說明問題，因為此次災難戳破了「中國模式」高效率的泡沫。

在國際層面，「中國模式」在歐美雖然有一定數量的吹捧者，但在西方民主體制下，以政治專制和經濟強權為主軸的「中國模式」沒有任何實行的可能。不過「中國模式」在非洲卻找到了相當的推廣空間。從本世紀初起，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二○○五年， 中國是美、法之後的非洲第三大貿易夥伴，四年之後的二○○九年即超過美國，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非洲突破的關鍵因素並非如官方所強調的文化上的親緣或都有被殖民的苦難歷史，中國能在短暫時間內進入非洲並取歐美強國而代之的秘訣即是「安哥拉模式」。

「中國模式」輸出非洲

所謂「安哥拉模式」，源於二○○四年中國對安哥拉的一筆二十億美元的「無條件」貸款。當時安哥拉正就貸款事宜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鑑於該組織基於安哥拉政治腐敗現實所提出的經濟改革及提高執政能力的附加條件，中國以不干涉內政和利率優惠等為誘餌，後來居上，取代貨幣基金組織，同安哥拉簽約，以換取安哥拉向中國出口石油。總結這一模式之特點，大體上是經濟上，中國向非洲提供金融與技術援助，為非洲修建基礎設施以換取非洲石油等礦產資源以及非洲市場；政治上政府與政府間秘密達成協議，以國家利益的名義，逃避輿論監督。尤其是在同非洲專制國家做交易時，更集中體現這種黑箱作業、放縱貪腐、利益至上的交易方式。從「中國模式」的角度詮釋，所謂「安哥拉模式」，正是這種不講人權、犧牲正義、揮霍資源、破壞生態，而一味追求短期利益的「中國模式」向非洲的出口。

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活動衝擊了非洲舊有的經濟地緣版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大型企業的行業壟斷，尤其是在初期，受到非洲國家的歡迎。但是，這種積極的衝擊效應是有限的。中國以不干涉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為口號主導非洲的經濟活動，相對於歐美非洲政策必須接受輿論監督、必須附加政治條件來說，更適宜於一些專制國家黑箱作業的現實。但是，面對言路已開、民主進程加快的非洲社會，不顧人權、不講價值、不考慮弱勢群體的非洲政策是難以長久的。

非洲勞工生存狀況更趨惡化

最近發生的尚比亞煤礦工人暴動事件充分表明「中國模式」的負面效應。八月四日，尚比亞首都盧薩卡以南三百多公里處的柯藍中資煤礦工人罷工，抗議廠方遲遲沒有確定最低月工資標準（二百二十美元）。抗議演變為騷亂，中國經理吳勝再於騷亂中被礦車撞倒身亡， 中方副經理也受重傷。此事件頗受國際輿論關注，重要原因是中國與尚比亞的關係在非洲具有典型意義。近十年來，由於尚比亞豐富的礦產，尤其是銅礦，中國對尚比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二○○○年兩國貿易額僅為一億美元，十年之後便攀升到二十八億美元。但尚比亞卻同時又是現今全非洲反中國情緒最為強烈的國家。尚比亞的中資銅礦勞資關係一直緊張。二○○七年的罷工浪潮曾迫使尚比亞政府取消胡錦濤的謙比希銅礦之行。中國的經濟捲入也對尚比亞內政產生重大影響，反對或者支持中國投資政策成為尚比亞選舉的中心議題。二○○六年反對黨候選人薩塔（Michael Sata，二○一一年當選為總統）在競選活動中，不僅指責執政黨在同中國合作過程中的貪腐和不透明，也指責中國在承包尚比亞銅礦開採過程中壓低工資、草菅人命。中國當時曾向尚比亞發出威脅，如果反對派候選人當選，中國將可能撤出對尚比亞的經濟援助。這一事實也表明中國以不干涉內政來推避漠視人權和民生的責任是站不住腳的。

正如在中國國內一樣，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及其經營缺乏輿論監督和法律準則。由於當地專制政權的庇護，中國老闆對工人壓榨沒有後顧之憂。此次尚比亞柯藍事件絕不是孤例，剛果、喀麥隆、塞內加爾、尼日爾等國均發生過反對中國的抗議和暴力行動。比利時魯文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德爾古爾（Laurent Delcourt）最近指出，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同中國與非洲官方宣傳截然相左，一股「反華」情緒正在非洲民間蔓延。日益增多的非洲輿論承認，中國在非洲的擴張，無非也是一種新殖民主義，而同時，這種新殖民主義還同非洲各國政府有共謀關係。單從經濟上看，也有越來越多資料表明，在中非貿易中，非洲並非獲益者。整體看，中國對非出口百分之九十屬於工業製成品：紡織品、電子產品、自行車等，而非洲對中國出口百分之七十為石油，百分之十五為礦產品。換句話說，非洲同中國的貿易不僅沒有使非洲擺脫原料出口國的傳統困境，反而由於中國或者大量輸出勞工，或者大肆壓榨本地工人而使非洲勞工階層生存狀況更趨惡化。這一現狀表明，無論是何種發展「模式」，中國式還是安哥拉式，若要持續發展，既須民眾的認同，也須民眾的參與。

作者是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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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中共不止蹂躪本國，還荼毒世道人心，禍及非洲，令人慨嘆。西方也盡有一些不知廉恥之人，為中共塗脂抹粉。「國際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便是活榜樣。奈思比夫婦寫了一本《中國大趨勢：八大支柱撐起經濟強權》，將中共模式捧上天。我看到台灣的高希均與陳文茜吹捧這位「國際大師」，深感不屑，覺得這一票人好墮落。兩三年前，陳文茜一再為上海世博感動落淚，我覺得噁心至極！

以下是我2011年11月11日寫的閱讀筆記：

John Naisbitt is a name I don't want to mention. But after reading some reviews of his book China's Megatrends, I can't help making some notes.

I hope Naisbitt's book and his speeches in Taiwan have not made much impact.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som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would want to promote this American's views on China. His book is indeed mega propaganda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 have strong reasons to think that the book is funded by the CCP. Check this page out and you will find the photos very telling.

It is fair to say that Naisbitt's book praises the CCP and some kind of Beijing Model unreservedly. It is also fair to say that he has become an apologist of the CCP. When asked by Diane Rehm in an interview wh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ns websites such as YouTube, Twitter, and Facebook, John Naisbitt replied, "Because there are things on those websites that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He later replied to a caller by misinforming him that Liu Xiaobo was arrested "not for speaking his mind," but for "organizing an alternative government."

Since I don't think Naisbitt is an ignorant man,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nsider him shameless. No wonder popular Chinese blogger Yang Hengjun wrote:

"There is a certain book about which I feel that if I don’t write something to pick it apart, my moral being and conscience cannot be at peace. The book to which I refer is John Naisbitt’s China Megatrends. ......

This book is not even worth refuting.

Please do not understand this as my summary verdict [on this book]. Every year I read something like 120 different books, roughly half of which speak against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universal values, including works of China’s angry youth like those “say NO” books and those “unhappy” books, and even tomes in which Americans refute the notion of democracy. But never have I come across a book like this one by internationally-known author John Naisbitt that I find so shallow and ignorant to the point of shamelessness."

An Amazon customer review titled "Utterly unacceptable propaganda of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worth reading.

I feel quite sad that some "elit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endorse Naisbitt enthusiastically. I can't help doubting their intelligence and integrity.

If you have appetite for more comments on the Naisbitts, this article is also a good one.

陳雲 - 中華邦聯與解放亞洲的大政治

Facebook留言 2011年10月26日

目前，中國發展的最大局限，是無法在美國封鎖之下建立盟邦，將剩餘的產能、資金和人口安全地、有效益地向外擴展。中國所到之處，受到文化抗拒和外交困擾。在美國的外交努力之下，中國的鄰國一一離心。突破之處，只能在中華地區本身做起。有遠見的中國政治家，樂見香港自治。香港自治之後，加上台灣的自治地位，中共再扶持澳門一下，將來的中華區將有四個政體代表，結成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Chinese Confederation或Chinese Commonwealth）：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一區四票，這大大有利於中華區整合國際政治影響力，情況有如德語區的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Lichtenstein）。中國必須能夠有此想像力，才可以突破美國的政治封鎖，自強自立。

香港先建立自己的城邦身份認同，培養自治能力。其他的事，看中國的政治發展而協同行動。香港可成為中華區的瑞士，有整全的自然生態、文化認同和經濟體系（農、工、商、金融），發揮外交政治中立的作用，也不干預中國內政，成為中國的安全港（safe haven）與思想文化保存所（cultural sanctuary），牽引中國走向文化復興、社會共融和憲政共和。這是香港和中國的安全出路，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生路。中國在滿清之後，無法擺脫外國宰制：日本、蘇聯、美國；中華邦聯之構思，乃中華大政，是中共（中國）掙脫美國韁繩、重獲尊嚴的方法，除非中共主動佈置，否則不會成功，美國也不樂意見到中華邦聯成立。

——摘錄自陳雲《香港城邦論》第六章修訂稿

陳雲Facebook留言：

這是香港城邦自治的遠大目標。必須有遠大志氣，才可以城邦自治的，否則就很小家子氣和排外。當然，這是平定天下的遠期理想，知道一下就算。以策略而言，先是香港自治，之後是連結日、台、韓與南洋諸國與港僑海外區。之後才是中華邦聯的事。

這是將東亞自美國手上解放出來的大政治。

香港在這個策略進程之中會累積勢力和利益，即使最終是中途而廢，中華邦聯不能建立，但也有香港享用的了。這就是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之結合。到了這一步，我想那些民族主義者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的了。

過程之中，香港也可以同時加入英聯邦的，沒問題。

香港對於美國，要有博弈的關係，不是臣服和求援，否則美國不會尊重你的。香港對於中共，亦然，也是博弈的關係，若即若離。這是城邦求存之道。看瑞士便知道。

我只是劃出最宏大的藍圖，之後再按照情勢，步步為營。

中國的出路，必須在協助亞洲解放之上。不是獨善其身。亞洲之解放，也是日本人想做的，可惜他們氣魄不夠，私心太重。日後要中、日一起來做。

中華邦聯的構思，其實是海洋中華與大陸中華的結合，是個大中華的理念。海洋中華是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南洋諸國。大陸中華就是中國本土。

由此大理想，香港自治就可以光輝壯大，香港人的精神面目也會為之一變。

網友：最好中國本土都係邦聯啦，不過呢樣留返俾渠地自己搞。

陳雲：以前談過，中國本土行聯邦（federal states of China）最妥當，但這個要由他們自己話事。

陳雲 - 香港兩大政治懸案

Facebook留言 2011年10月19日

香港人面臨兩大政治懸案，不換轉腦筋，這兩大懸案足以埋葬香港：

1. 香港是否需要憲政民主的中國做依歸？中國不民主，香港就是否無運行？

2. 香港的過渡身份，予香港人極大焦慮。香港非國亦非市，而是所謂特別行政區，香港的一國兩制又只能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人不敢想象香港可以過渡到主權國家（香港獨立），那麼就只能過渡到成為中共治下一個直轄市了？

政治有兩大範疇：一個是理想政治（德文Idealpolitik），一個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兩者往往有重疊交叉的地方，也不是截然二分。理想政治以普世價值為本，做到人人安樂，現實政治以生存利益為本，先做到自己安樂。前者類似儒家的大同，以天下人的利益為重，所謂天下為公，後者類似儒家的小康，以一家一鄉的利益為先，所謂天下為私。先有小康，然後有大同。要是一下子投入理想政治，香港必須協助中國民主化，而由於中國受到中共統治和挾持，這必須選擇向中國抗爭或歸順。反共復國，香港不具備這個實力，也不一定有這個責任；歸順中共，則香港必須面臨大陸化的痛苦衝擊，直至麻木不仁為止。

以理想政治來處理中港關係，香港必敗無疑。但是，以現實政治來處理中港關係，則香港大有迴旋餘地，可以阻隔中共，令港人得以安身立命。

理想政治處理的是終極目標，現實政治處理的是過渡狀態。過渡狀態處理得宜，也可左右終極目標。香港非國非市，而是歐洲狀態的城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賦予香港城邦的法理地位，這個過渡狀態可以延長很久，香港人要在此過渡狀態中取得最大利益，延長最大利益，而不是因為焦慮或無助而放棄經營此過渡狀態，任由中共定義此過渡狀態而取消之，令香港成為中共治下的直轄市。

——陳雲《香港城邦論》第一章草稿之修訂

陳雲 - 香港質變的臨界點

Facebook留言 2011年10月19日

香港人不出聲，就坐待滅亡。在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政的年代，香港的城邦地位很安全，但目下的中共領袖，一蟹不如一蟹，對香港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互相耗損的。

在戰略上，中共繼續利用香港的自主性，但戰術上卻不斷消耗香港的自主性。中國用政治高壓化、經濟空洞化、人口摻雜化、文化大陸化來改造香港，然而，一旦香港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到了，香港大陸化不可逆轉，美國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改觀，中共也會失去香港原有的功用，中共無疑可以消弭所謂香港反共陣地，但永遠失去的卻是珍貴的香港戰略地位。然而，臨界點在哪裡？令港人感動疼痛的刺激度——痛閾（德文Schmerzgrenze；英文pain threshold） 在哪裡？指標如何？筆者略舉一二：

1. 大陸孕婦佔據香港出生人口一半，港人孕婦因為不屑沒十五分鐘叫痛而要睡帆布床甚至地上
2. 大陸資金佔據香港的樓宇買賣三成，抬高本地樓價
3. 大陸移居香港者不服膺香港社會文化，對內親共，對外卻以香港人自居
4. 大陸遊客在香港擾亂秩序及影響市容
5. 商場因為迎合大陸遊客需要而改換營業並且加租，本地消費被擠壓出外

凡此種種，要視乎香港人感動痛楚的敏感度，與是否覺痛而呼叫，有否喚起同胞團結抵抗的勇氣。若港人一味啞忍，則中共步步進逼，乃至香港質變而中共不知，彼此玉石俱焚。

以上為香港城邦論終結一章的摘錄。這是呼籲香港人自愛。

即是說，臨界點是由香港人自己定義的。香港人不出聲，臨界點不會出現！即是說，社會變化的臨界點，是由該社會的人的反對行動來定義的，並沒有客觀標準！香港人一日不反對，臨界點就不會浮現出來。大家一直等、一直等，結果就是等死。大陸人一直等人家動亂，一直也不會有結果，直至自己發起動亂。

此文用了一點哲學辯證法。是香港政論不常見的。這種辯證法的思考，來自馬克思的哲學。這不是社會科學，是哲學。

陳雲 - 唐人唐山 自由香港

《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自序
2011年6月23日

懷舊集總序

　　故土風物，一去不返。低首沉吟，無力回天，聊以文字，錄存舊蹟。兩朝政府為香港撰寫偽史，我為山村癡情朋友、叔伯婆娘、游方術士、剃頭匠人作傳，為野魚昆蟲、山精水怪、番薯芋仔寫記。

　　黃鐘委地，豺狼當道。山窮水盡，風流雲散。追憶逝去的水土與人情，珍惜僅存的河山與血脈。

是次結集小序

　　香港有人鄙視惡法劣吏，違抗法令，在街頭集會演講，在公園草地躺臥，在街頭謙卑擺賣，在路邊燒香祭祀，坐凳仔享受清風與街坊聊天，在天台、露台和牆隙容許風力送來的野草成長，他們就是用民間風俗對抗強權統治，用天下抗衡國家。要捍衛的，是自由的香港城邦。

　　以前的嶺南人，稱自己做唐人，講的是唐話，寫的是唐字，稱中國故里為唐山，在海外開的是唐餐館，聚居地叫唐人埠、唐人街。香港市區的舊式洋樓，竟也叫作「唐樓」。一個「唐」字，就見天下之寬，沒有兩岸與國共之分，也沒有香港、美國與南洋諸國之別。一個唐字，盡見嶺南人之心胸寬大，唐朝本來是諸夏與異族大融和的朝代。

　　列國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唐就是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古代的明君賢士，都以「平天下」為最終理想，「治國」只是達到目標的過渡狀態。用今日的情況來比擬，國家是主權國家，而天下則是依照道德信仰、憲法正義和風俗文化而締結的社會，可以稱為民間、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有共同信仰與禮俗的群體，可以跨越血統，並且抵受得住政權覆亡、外族統治，即使移民海外，加入義國（移民入籍之國），也可以帶入文化貢獻，融合當地。胸懷天下、放眼世界的國民，就是世界公民（Weltbürger, world citizen）、自由市民。

　　天下重於國家。明朝遺民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正始」一條，闡述了「國家」與「天下」的分別﹕「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語譯就是：自古以來，就有亡國的事，也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別亡國與亡天下呢？那就是：統治的王室變了，國家改了稱號，叫亡國；仁義的道路被阻塞，甚至達到率領猛獸來食人的地步，人與人之間互相吞噬對方，鬥個你死我活，這叫作亡天下......因此，首先要識得保天下，然後才識得保國家。保國家，是位居國君大臣的那些統治者要籌謀的；保天下，地位低微的平民也有責任。

　　國家是政權建立的領域，國亡了，衛國的直接責任落在君臣和貴族身上（「肉食者謀之」）；天下則是共同文化信仰流佈的區域，文化信仰受到侵害，每一個人（「匹夫」）都有責任去捍衛。「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即使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依然認為，「保天下」為先，「保國」還在其次；國家安全不是天經地義，「天下安全」才是天經地義。放在當代中國，由於中國的國體仍未依照憲政原則建立，無國可保，更加是保天下為先。先保天下，再建國立國。

　　國家神器被匪黨竊據，但天下仍在人民手上。我們的生活要怎麼過，公共空間怎麼用，我們有權做主。面對暴政或異族統治，天下之人可以奮起抗爭，驅逐霸權，伸張正義，此謂之替天行道。盜匪奸黨欺壓良民，義人固然要出手相助。見到不合理的政府法令及官吏執法，市民路見不平，也要拔刀相助，捍衛的就是天下。平民不捍衛天下，不捍衛民間自治，自由便會被政黨和官僚騎劫，乃至消滅。民間社會的自由萎縮了，官僚便以權宜方便（expediency）的原則來管制大家，不問是非曲直，但求方便省事，人民變成任由法令管制和官僚指揮的奴隸。

　　十幾年來，我撰寫文章，歌頌山水風物、緬懷老店舊街，乃至一切癖性、靈異、色慾之事，並非為了戀舊愛癖，而是看到了香港人此刻生存的險境，要呼召感性的力量，伸張市民的自由，肯定人情的合理，對抗官僚理性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專制官僚及地產財閥正假借乾淨衛生、提高效率和公共安全之名，將香港弄得規規矩矩，將香港人每日用密閉管道在居所及職場或學校之間輸出輸入。懷舊文章不是要人躲藏到舊時代與故紙堆裏去，而是要自舊時代的清靜安穩看到現今的緊張與跌宕。過去人人可以安居田園，可以生兒育女，可以食安全飯菜，如今人人要為樓房惆悵一生，不敢生育，田園居所及安全食物成為富豪的特供項目。

　　是次結集文章，以短文為主，取自《信報》、《明報》、《蘋果日報》及《am730》。《信報》易幟之後，文化專欄取消，在《明報》及《am730》的專欄文章篇幅不長，刊登時必須裁剪文句，只餘一鱗半爪，結集之時，補回缺文及註腳，使其盡意。若干文章有主題系列，篇篇貫串，今日百鳥歸巢，分風俗、飲食、購物及家園四類，各安其位。文章在面書轉載，網友多有提點，議論踴躍，文集也略收一二，以酬眾人雅興。

　　文集完成，感謝故人馬家輝君、梁冠麗君、周淑賢君，《信報》李綺年君（已離任）、《明報》編輯黎佩芬君、黃靜君（已離任），《蘋果日報》副總編輯李彭基君、編輯吳佩璇君（已離任）及《am730》社長盧覺麟、副社長馮振超及編輯Winki Yip君。感激花千樹出版社同仁襄助，王穎嫻君反覆校閱，功不可沒。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

民國一百年夏曆辛卯五月二十二日
西元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陳雲 - 捨政從文──《終極評論，快樂抗爭》序言

2010年9月29日

吾道一以貫之。《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少年體弱多病，於是修煉養生道術，讀《大學》，其中一句：「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心下甚喜，改之為：「自天子以至於庶民，一是以養生為本。」修道為了解脫，得大自在，然則世間渾濁，眾生受難，見面都是愁眉苦臉之人，便難以獨善其身。是故養生不獨是鍛煉一己之肉身與精氣，也須兼善天下。

上醫醫國

唐代名醫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上醫是高明的醫生，比喻賢能的政治家，國家有賢能之士主政，水土秀美，民康物阜，百姓得其所哉，自然少患病痛。此語出自《國語·晉語八》，說上品之醫官，應以醫國為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道術之來源，除了是上古巫術祭師的通靈之術，就是燒丹煉石之士的變化知識與醫家的人體陰陽之學，外加兵家生殺之技，此等雜術，託於黃帝與老子，漢朝謂之「黃老道」。黃老是我學術之宗，萬變不離其宗，黃老道術用得最多的，是政論與從政，然則都是養生術之引申而已。

最早的從政，是在德國遊學期間，受當地民運中人所託，參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德國分部主席選舉，在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出任主席，做了兩年民運領袖，照顧六百多名新會員的政治庇護申請，期間走南闖北，實踐黃老的「義利兼行」之政與五行道學，此等學問都總結在《一國定兩制--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花千樹，二○○七）。黃老之術，在該書的〈新五行論〉一文，已經說到極致，盡了我「為往聖繼絕學」的心願，自問無愧於軒轅黃帝與太上老君。有無人看，學術能否延續下去，只能隨緣而化。

養生以待時機

兩年的民運領袖生涯，仍值得一記的是「民運薑湯」故事。事緣一九九三年冬，美國民運總部的徐邦泰主席來德國哥廷根鎮探望，雨雪交加，一行人染了風寒，抵達會所時，徐邦泰便問：「有否薑與紅糖？」拜託我煮薑湯驅寒。我說廣東人家中一定有薑，但紅糖是何物？他打開廚櫃一指，便說廣東人的黃糖就是北方人的紅糖。於是便煮了薑湯，鎮住風寒，避過傷風。他們下了法蘭克福探訪華僑領袖與難胞會員，便說要省錢，租一間民宿大房，打地鋪過夜，然而我堅持人人有房間睡床鋪，不要把身子捱壞，並勸止他們的通宵夜話，要早睡遲起，養足精神，顯示新人物的氣魄。民主運動要磨劍幾十年，必須養生以待時。

當今世界，妖孽當道，行俠仗義，險阻重重，動輒招致殺身毀家之禍，必須置生死於度外，以智（智慧）、仁（仁慈）與勇（勇毅）之「三達德」行事，靜待妖孽勢力轉折消亡，方可成事。我自問「勇」德最強，便一直走在香港言論自由的前列，可謂不惜仕途，不惜身命。

為政有順勢與逆勢，黃老道士有三大楷模，姜太公、張良與諸葛亮。姜太公與伐紂王是順勢，所謂順天應人，諸葛亮輔助劉備建立蜀漢、復興漢室是逆勢，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張良則順逆皆為之，秦始皇如日中天之時，張良曾拜託刺客名大鐵錘，圖謀擊殺秦始皇而不果，秦始皇死後，秦二世昏庸，秦朝氣數已盡，群雄興起，張良輔助劉邦滅秦。張良心知呂后殘酷，無力抵抗，於是功成身退，避過殺身之禍。

政事無可為

國家養生是大事，至於個人養生，反是小事，修煉之術有三：攝食、內養、外練。攝食是營養及服藥，內養是胎息養氣，大氣與我身不二，外練則是導引體操，八段錦、五禽戲之類。當今中國與香港之政治與經濟都被妖孽盤踞，此等妖孽冥頑不靈，在入地獄之前，勢將人間變為地獄。中國大政，無事可為，因此我雖然在一九八二年開始寫政治分析及評論，然而心力都放在文事之上，最早寫的是文學評論，題材有中西比較文學、唐人傳奇、清人筆記小說、風俗考據等，文學理論與流行文化也有涉及，小說創作則偶一為之。

一九八六年間，我在英文系畢業之後，出任政府的中文主任（二級次官）。早前，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港府前布政司署發出通令，指示日後政府公文不必帶有官僚色彩及謙恭字彙，全盤白話化，「奉　司憲諭」之類的官威固然禁止，大鑒、台鑒等敬辭取銷，連「敬啟者／逕啟者」的啟事語及「謹上／敬上」的收束語也廢棄，只用「某某先生／女士：」起始，用官員名字及簽署結束。是項改革，矯枉過正，不但失禮，簡直無文，各國公文雖然因應現代平等社會而簡化，但Dear Sirs及Yours faithfully/Sincerely yours等啟事語與收束語，已成定制，不一定表示親切或謙恭，只是標示書信之始末而已，與今日中文收據仍有的「茲收到」及「此據」相若。

文事為大

此等新式公函，猶如毫無敬辭之「打單信」（幫會的勒索信），當年的大人先生，見了莫不搖頭嘆息。不知是英國人施計，還是中國人躁進，一九八六年之通令，實是香港公事中文墮落之始。半年之後，我辭官他去。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我在《香港時報》撰文批評，曰〈何必刪去「敬啟者」與「謹上」--從語言學看中文公函「白話化」〉。

雖則辭官他去，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公事語文粗野無文，公共空間的禮制約束將隨之而去，香港之文人世族與民主政治兩皆不全，此後公共生活將任由官僚把持，扼殺民眾自由。文事不離文心，為官者失去文心，脫離吾國公函恭敬謙厚之軌範，又背棄英國公函直接簡易之原則，日後之官場便會敷衍塞責，蠻野無文。由往昔公文的「敬告閣下」到今日的「請你被告知」，是觸目驚心的公共文化淪陷。

名物之考

回港之後，相繼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藝術發展局供職，公事之餘，乘接觸資料之便，研究文化政策，巧遇當時政府要解散兩個市政局並作勢要為香港制定文化政策，便在一九九八年開始評論香港的公共文化事務。同時，在《信報》文化版開始撰寫思考香港舊日風物之散文。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思路類似傅珂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當然傅珂是另闢蹊徑，別開生面。我只是以名說物而已，以古樸文字記述童年在農村及墟市的生活及情懷，類似撰寫香港的鄉土風俗史，即使今日新界的水土破壞，風物殊異，有文字錄存之對照，後人也可知道當年景物與人情之美，理解官商勾結及官僚專政如何摧殘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與美善性靈。

信仰與舊俗可以抗衡官僚理性管制。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認為，一旦公共空間完全脫魅（disenchanted），官僚理性管制便會成為桎梏人心的「鐵籠」。例如往昔的人相信死於非命是命中註定或鬼怪作祟，淹死或車禍斃命的，打齋作法或豎立「喃嘸阿彌陀佛」碑石便了事，政府也不會輕易應苦主或區議員之呼籲而在溝渠邊、公園水池邊和馬路邊設立圍欄，阻礙自由行動的。風俗信仰不存，民眾自我管理的信心便動搖了，水深不及半米的公園水池也會豎立官方警告牌，公共場所到處都是潔癖式的管理，久之，許多民眾也不知不覺，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有助公共秩序管理，推波助瀾。撰寫香港風物的懷舊文章，除了恢復共同記憶、拉闊民眾想像力之外，也是恢復自由自在的本土風俗。

二○○二年，闊別官署十六年，終在民政局局長辦公室出任幕僚，重執文事。

因是局長辦公室，毋須跟隨官署通令，可容我一人制定文書格式，進退應對，重整禮儀。舉凡市民來信詢問，都以恭敬親切、事理清通之言文奉覆，恭賀、答謝、酬應、吊唁、慰問等，更須遵從禮儀，古雅樸素。至於與大陸官署之書信，更囑咐下屬，務必使用正體字（大陸稱繁體字）及古雅中文，以示文明與粗野之往來。對於大陸，香港雖然是以小事大，但香港繼承中英文化餘緒，應有莊嚴格局，毋須屈就野蠻，在公文改用簡體字及粗鄙白話，同流合污。往還幾次之後，大陸很多官長也深明大義，雖然官定簡體字不可改，竟然也用「台鑒」和「敬啟者」來書，棄用「尊敬的某某先生」了。

回歸本業

自民政局退職之後，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在家寫作，在二○○八年出版《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花千樹）。進入文化政策研究，乃意料之外，將學術公開，是了結責任。然而，始終放心不下的，是香港的公事中文。特別是回歸之後，官府除了用洋化及赤化的中文之外，還濫用創造文詞的公權力，創造「截取」通訊（竊聽）、「施放」催淚彈（中性詞是發射、發放）、「銷毀」家禽（應說殺雞、殺滅）、「管有」色情圖片（逼使市民承認擁有及管理的責任）、「信納」證據（採信及接納）等中文詞，此等中文不載於辭典，也非日常使用之語言，在「施放」催淚彈及「銷毀」家禽等詞且有麻木不仁之意，官府獨攬語言創造及詮釋之主權，逼使民間採用其詞義，強化官方動用權力的合法性。以後，政府竊聽未經法庭定罪的嫌疑人的電話，便叫「截取」通訊，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就叫「施放」催淚彈，原本用於輾碎冒牌光碟的「銷毀」，竟然用到有生命的雞身上了。香港傳媒不知就裏，官方語文照用如儀，也是助紂為虐。人民的語文自由與權利喪失了，自由的版圖便從語言意識上消滅了。

寫作了二十多年，從文學、政論到文化與風俗評論到公共語文評論，從政治回到文事，好像繞了一個大圈，回到起點。一以貫之，都是為了得「大自在」，個人之自由與眾生之自由是也。

--原刊於《文化現場》，二○○九年二月號，今改作序言。

是次結集，乃因《信報》兩專欄終止，得享空閑，可整理評論文章付梓，尤其《明報》之「土共系列」，刊後擱置多時，該系列乃由《明報》副刊策劃馬家輝先生提議撰寫，情誼珍貴，莫可忘懷。《信報》原社長林行止先生及前總經理駱友梅女士多年寬容筆者於專欄自由議論，更是感激莫名。總編輯陳景祥先生誠邀撰寫每週政論，權代主筆練乙錚先生之出缺，也是善因善緣。文章經花千樹出版社編輯王穎嫻君反覆校閱，合該鳴謝。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夏曆庚寅年八月二十二日

陳雲序於香港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