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琇莹專訪學者何家騏：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自928那87枚催淚彈開始，連日來有1003警方被指選擇性執法的「旺角黑夜」、1014七警員在金鐘涉嫌暗角毆打示威者，以及1017警方清晨旺角「清除路障」，至傍晚市民又再結集，於是電視新聞不斷是民眾騷動、警方在當晚拘捕外國記者、被胡椒噴霧噴滿面的香港記者，還有無數被警棍棒擊得頭破血流的示威者或旁觀市民的畫面。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並不支持佔領行動的，也紛紛驚覺「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警民關係愈來愈緊張，甚至被形容為瀕臨破裂邊緣，不是一朝半夕的事。上世紀80年代至回歸以前，香港警察的形象就是維持治安，有如正義化身。但回歸後，隨着香港人開始有政治醒覺，公民抗命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生成，若警察只作「警惡懲奸」的角色似乎未能追得上時代。於是請來研究香港歷史、公共行政、治安及刑事司法的學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何家騏博士，說說「皇家香港警察」走到回歸後轉為「香港警察」，何以香港警察與市民的關係每况愈下。

回歸前：多處理大案件

Q：為何近年我們覺得香港警察跟以前不同了？

A：香港警察的角色及形象其實一路以來都變化。歷史上，香港警察在兩次重大的改變，一是二次大戰前後，一是1967暴動。二次大戰前後的警察其實是頗為聲名狼藉的。至1967暴動後，殖民地政府覺得皇家香港警察需要改變，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英國知道中國不會即時收回香港；二是英國政府覺得要改善管治。於是CID與軍裝重新﹙整合﹚；警隊開始走進社區改善警民關係，如有少年警訊、成立警察公共關係科；加上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警隊內的集團式貪污減少了，公眾對警隊的信任隨之慢慢增加。

到了80至90年代初，皇家香港警察處理的多是「真係犯法」的案件，如當年的「省港旗兵」、標參勒索等，一般市民都不會犯這些案，警隊執法時市民開始給予信心，形象變得正面。至90年代，李君夏為警務處長時，警隊是以服務為本，維持社會穩定為目的，運作的透明度，招募警員的質素亦增加，所以當時的警隊獲得公眾信任。

回歸後：公民意識覺醒

Q：回歸前後，香港皇家警察與香港警察的角色有什麼改變？

A：回歸前，警隊處理的罪案都是一般市民都覺得難以接受的罪案，如集團式犯案，甚至是中港跨境罪案。到回歸以後，公民意識的覺醒導致更多公民抗爭出現，當中大多是市民對法律條文、對香港甚或中央政府的質疑，而非以警隊敵對。但警隊對公民抗爭執法時，便容易動搖了市民對他們的信賴。

其次是「政治中立」的問題。香港警察被要求「政治中立」始於英國殖民地政府。但殖民地政府所強調的「政治中立」是「不親藍不親紅」，即當時的警察不能與國民黨（藍）或共產黨（紅）有政治聯繫。不過，若你是支持英國保守黨或工黨則沒有問題。當時的「政治中立」只限於不能支持任何境內政黨，支持境外政黨則沒有問題——這與學理上對「政治中立」的理解不同。可是殖民地政府及公務員大多是這樣馬馬虎虎的理解「政治中立」。直至九七回歸，香港政府還未就「何謂政治中立」來個認真的debate、釐清。到了今天，不少人質疑何謂「政治中立」，就如先前的「林慧思老師事件」本可以是討論的起點，但政府沒有就此討論。現在官方、警隊、市民，各人心中對「政治中立」都有不同的一把尺，警民關係愈發緊張其中一個遠因。現在警隊要處理很多政治原因而起的爭拗，但警隊若以舊frame work處理新問題，便會出現問題。

舊框架難處理新問題

Q：現今香港警隊的編制與架構，與英殖時期有什麼不同？

A：若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警隊的編制比較特別——從殖民地時代起，皇家香港警察是「有半軍事能力」，而且屬高度集中的編制。以英國為例，英國有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他們走在街上是不會佩槍的，但香港警察則有佩槍；又例如香港700萬人口之中，警察有3萬人，還未計輔警，相對其他地區，香港警察的比例是相當之高的。

另外，自1967暴動爆發後，香港的公民權利沒有重大的改變。90年代初政府曾就有關《人權法》的條例討論及立法，但1997年又將相關的條例「還原」。這些背景導致更多政治爭拗產生，而以舊的框架更難處理新的問題。

催淚彈惹反彈 與期望差有關

Q：何謂「最低度的武力」？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

A：所謂最低度武力當然有一套國際標準，而香港《警察通例》裏有一堆條例列明使用最低武力的原則。但說到928的催淚彈引起大部分市民反彈，我相信與市民大眾的「期望差」（expectation gap）有關。在928之前，沒有太多香港人會想像過金鐘煙霧瀰漫的震撼場面。其他不少地方在群眾騷亂時都會施放催淚彈，但那天香港市民沒有擲石、沒有主動攻擊，作為老師的我也沒有想過他們拿旗出來搖幾秒便出動催淚彈。這是警方在期望管理方面沒有做好。另一引起市民反感的原因，就如黃子華所說的「唔專業」。對上一次使用催淚彈的是2005年（反世貿）、再追溯便是1989年（旺角騷動）、1967年。警方做法是否符合《警察通例》自有公說，但你從電視上看見催淚彈掉在地鐵站口、掉進人群之中，市民會如何看待？做法是否專業與make sense？

一哥角色不太清晰

Q：928當天，警方使用87枚催淚彈。究竟警隊使用這些武器時，是由誰決策？警隊使用武力及武器之時，政府或警隊之內有沒有節制的關卡？

A：殖民地年代的警務處長是直接向港督負責，英國政府對他的任命有say，但那時沒有清楚列明警務處長與保安司是上下從屬關係。但1997年之後，警務處長（CP）的角色是有點不太清晰的。警務處長是公務員，是特區廿多個主要官員之一，由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提議、國務院任命，是保安局長下屬；而2002年後保安局長則是政治任命官員。當保安局長與CP 的指揮系統（Line of Command）不同，法例上又沒有清晰釐訂，維持日常運作、蕭規曹隨是可以的，但到了目前的政治情況，需要有官員問責時，那作為公務員的CP可以不用負責？需要保安局長，還是更高層的政治領袖負責？九七後很多法律沒有說清楚，令權責不明。

在一般情況之下，軍裝警員也是有權決定所使用的武力。但在928那種防暴情境之中，需要使用高級武力的時候，你覺得中層警員會否問准上層的指示？

公務員大多社會意識薄弱

Q：近年香港民眾抗爭運動愈演愈烈，警民關係嫌隙日深。警隊之內是否有「與民為敵」的洗腦工程？

A：警隊內是否有「洗腦工程」我也沒有資料。但如開首時跟你提過，選擇加入政府當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的人，他們或許都很優秀，但大多數的政治觀念、社會意識薄弱。尤其是紀律部隊的編制講求collective（集體性）多於individual。而每一行業都有他們的特質，就如你缺乏社會意識、批判思考便很難當上記者一樣。而上司請人總是請like-minded的人。警隊訓練，是一套很強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他們受訓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你鍾意就當係訓練，唔鍾意就當係磨練」。先前也有現為演員的前警員在面書上寫到，他在80年代受訓時，警官只會叫警員的號碼PCXXXX，後來才改為不容以警察編號稱呼學員。其實以「冧把」而不以姓名去稱呼警員也可見香港警隊那種軍事編制的色彩。

文 蔡琇莹
編輯 葉雨舟

蔡琇莹訪問林超英：有限觀發展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退休後的林超英，搞作多多，自言「忙過返工」。

生活是忙，但並不亂。

訪問前記者頭痕問他什麼才好——人人都知他愛觀天、觀鳥；退休後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自己動筆寫文章搞定，文章隔不久見報之餘，四年來幾乎一兩星期寫一篇blog，還有經營自己的facebook（他會親自回覆留言）……這樣開誠布公，還有什麼好問他呢？

於是從他的新書說起。《天地不說話》內，是他撰寫的一系列輕鬆易讀但有深意的科普散文。

醉心科學，閱書博雜、不時開竅的林超英，以人文的筆觸，說起天地的故事：說藍天白雲，會說到去「緣生緣滅」、說火山爆發，又可扯到「禍兮福所倚」這道理……說着說着，相信除了因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隨時到達三千億，除了會對香港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除了他在一九七九年已開始跟機場這個project以外，重中之重是他真正悟到「有限」這個道理。

思考方法：從「看」到「觀」到「亂想」再到「啪一聲」

「做人要開心呢，一定要訓練自己感應四周的東西。開心就係要打開自己，打開對眼。眼，除了視覺以外係要『見』；耳仔，聽到以外要『聞』。看見東西有時要好奇想一想，問一問。」他的「見」，不只視覺，還要綜合思考和其他感覺。例如他落巴士嗅到一陣香氣，其他人低頭默默走過，獨他抬頭，看見了白蘭樹。

天空其實不是「天」 只是一個空間

他在書中提到很多自然現象，來說明肉眼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例如「藍天」、「彩虹」，單憑肉眼，其實看不見他們出現的「真相」。「你問天是藍色還有假？其實你看到的只是一個『障』。天空其實不是『天』來的，只是一個空間。我十幾歲時發現，原來天唔係黑色，只係一個空間！𠵱家諗返轉頭都覺得當時好勁。後來認識了其他鍾意天文的人，原來好多天文愛好者都經過這個感覺。」他說這種頓悟，有如腦袋「啪」的一聲。所謂「好勁」，也不是自誇，而是那種開竅的感覺，令他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發現自己渺小係一件好事」。

自此，他的腦袋大大小小的「啪」過很多聲。又一次，他因為觀鳥而「開眼」。他說以前成天係飛鳥，他視而不見。直至有次師傅帶他到墳場觀鳥，他才發現「嘩！原來周圍都係雀！於是每日返工放工都見到有雀！」是為開眼界。

開竅 看清表象背後的真實

開了眼，如何才能找到物件背後的「真相」？他說：「首先要周圍望，望吓望吓，互相參照。睇的時候不要有預設的成見。」留意身邊事物，是一種鍛煉，是通向開竅的第一步。「周圍望的時候，要多望幾眼，將物體由視覺變成一個影像，即要『看』。例如，我看見一隻朱頸斑鳩，認得它，這是一個層次。進一步，就是看什麼東西也好，要花多一點時間看，漸漸你會看到這些東西是有動感的、有變化的。這些變化的總和，才是那一件東西。來到這個階段，才是『觀』。觀的時候，你會對那樣東西理解多一些，心也會安靜下來。」

當能夠進入「觀」的境界，便可到另一階段——「亂想」。「其實即係聯想，只係我叫作『亂想』。即係將看過的東西聯想起來，不是一件一件獨立記住的。獨立記住的那些不是知識，只是資訊。經過這個階段，你會發現你所見到的只是很多東西之中的一部分。再之後一步，就是你會突然間見到這樣東西與其他所有東西是相連，搞搞吓呢，突然間便會『啪』一聲，哦，原來一些從來都看不到的關係，突然間走了出來！英文都有個字『epiphany』，即開竅，突然間諗通一啲嘢。所謂諗『通』，即係呢樣駁通嗰樣之嘛。」一言以蔽之，即要看清真相，還是要累積經驗、識見，融匯貫通，才能窺得一角。

他常以「彩虹」為例，說明在美麗的表象下，還有十分複雜的構成過程：看的人要背向陽光，陽光經過水點內部幾次折射和反射，才分拆出七種顏色。若只直視彩虹的表象，便不能理解表象背後的真實。

崩壞道vs.意志

目下，不少人都說香港的情勢「亂七八糟」，這是表象，還是什麼呢？開了竅，懂得看背後真象的人，又如何看當下的形勢？

「你覺得當下世界好紛亂，但其實紛亂是一些大趨勢，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堆人的意志，嚮度郁緊、互動緊。我們身在其中，難以自覺我們是站在哪裏、幹什麼？但這些群體之間的互動，不會只向一方傾斜。因為天道不是這樣的，天道永遠有調節，回復平衡。世道有時會失衡，但任何一方過籠，天係會收佢嘅。（笑）因為如果天唔收過籠的，我哋𠵱家唔會存在。」但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幾時才是「過籠」，天道幾時才會「收」那些「過籠」的事。但見世道崩壞，難道我們就只能望天打卦，「等天收」？

「如果世界只有這一條天道，即所有物質都會消失，那所有人、動物都不會存在。所以天道有兩樣，一樣是『崩壞道』，另一樣係抵抗崩壞的『意志』，即人會去找食物，將從食物中得到的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抵消崩壞的部分，所以『生命』是逆着崩壞的趨勢而存在的。即是說，宇宙中有兩條路，一條路要你崩壞，另一條路就是堅持唔好崩壞。」也許有形的生命最終免不了老去、崩壞、消失，而抗逆崩壞根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來自生命自主的意志，「呢樣嘢，梗係宇宙一出現時便存在。否則，我們為何仍可以坐在這裏？」

知道「有限」 反對建三跑

或者，他忙這忙那，寫文又做訪問反對機場第三跑道（下稱三跑）的興建，就是無法坐定定等個天來收復「過籠」的事物，而要間中「抗逆」一下。問他是否從大自然中領悟到什麼，於是要去翻出一大堆數字跟機管局論證興建三跑之沒必要，他想了一想，說是因為他知道資源是「有限」的，而我們應該是在「有限」之中做得更好，而非想着無止境的擴張。

「大家忘記了，香港因為歷史原因而被框在一個圈裏。跟其他城市不同，上海、廣州、成都可以變大，北京更可以變大至連接天津，他們有地方。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她被『框住』了，我們的每呎地，一mark出去便是永久的沒有了。如填海，你不會想像有人可以將填海土地重新掘出來。這些叫不可逆轉的改變。」土地有限因而填海，發展基建是一路以來我們的發展模式，於是我們相信經濟發展一定愈來愈好，將來出入香港的人一定會愈來愈多。殊不知這種「發展觀」未必趕得及地緣政治的發展，還透支了香港以後的土地及自然資源的使用權。

機場選址赤鱲角 「勉強」的選擇

他說，其實他自一九七九年起便「黐住」這個「新機場」，「起初還未定在赤鱲角的，不過其實全香港也沒有幾個位置適合建機場，所以很快便決定在這裏興建。」赤鱲角機場的選址，旁邊有一大山，其實是很「勉強」之下的選擇，這也可見香港地方的「有限」，「因為那座大山，結果天文台要花很多錢去搞那套『風切變系統』，告知機師風向是否適宜降落。所以當時天文台是要揹很大的『飛』」。

他仍然覺得，機場的所謂客運的擠迫問題，是可以通過管理手法騰出空間來改善的。「現在全球經濟疲乏不堪，新的金融風暴如箭在弦，過去的高增長率未必能持續。另外，隨着內地開放和設施進步，到中國的訪客不一定需要經過香港赤鱲角機場，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現實。所以說，二○三○年赤鱲角機場預計乘客人流，連九千七百萬都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九千七百萬也只比原設計乘客容量多11%，現在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加上管理新思維，原設計的機場完全足以處理。乘客人流實在不足以構成興建三跑的理據。」

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

更別說龐大工程開支的前車之鑑。正在進行中的高鐵工程，之前說要六百多億，隨着工程延誤，最後納稅人埋單要付多少仍是未知之數。興建三跑，究竟要幾多錢？「機管局起初說千幾億，後來漏了口風說二千億，現在連提都不敢提。看來需要三千億。」他嘗試量化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現在中國嚮尼加拉瓜興建一條新運河，若四百億美金，即約三千二百億。為何興建一條機場跑道，使費會接近一條差不多一百公里、連接中美洲的運河？中間是否有問題？」機管局說他們會「融資」。「但融資之後責任誰負？一定係香港市民找數。因為機管局就是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現在他們連幾錢都講唔出，還要我們去同意興建？」

填海建地，對下一代公平？

建三跑，要填海，而這片海，雖不在維港，也不應任意填。「填了海，即透支了我們後代做事的彈性。現在我們開始講跨代的公平。機管局只是一間商業公司。作為受薪總裁，一定千方百計想將生意變大。生意大，收入也大。但現在建三跑，他們是拎了大眾資源，變作他們的生財工具。」天然資源，即我們的海洋。

他最近讀了本叫Cheaponomics - The High Cost of Low Prices的書，順便將書名譯為「平嘢的代價」。「點解啲嘢會平？因為大司拎唔使錢的天然資源，然後將之變成商品，叫你去買。𠵱家機場呢度呢，就係拎咗個海變做地。他們以公眾損失來津貼他們的生意。他們在帳面賺錢，但香港人便付出了一片海作為代價。所以若要與他們計數，他們是否要畀錢同香港政府買地？根據地價買吖？現在興講『跨代的公平』﹙Interperiod equity﹚，政府其實也要代表未來的市民，跟他去拿回那幅地。」三千億，市民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平嘢」，但到生意人之手便是以小博大的籌碼，甚至是「無得輸」——因為無論一千二千還是三千億，付鈔的是香港市民。

填海「發展」，真的有需要？

繼而，林超英說到填海得地對海洋及其中生物，尤其是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特別緊張：「我認真起來便要問，填海出來的地，你用幾多錢同香港人租借？就算填海工程係你責任，但那片海是『我』的！」說到我字，不無肉緊。「為了興建這個機場，香港社會已犧牲了很多地，還犧牲了很多沒有人留意的東西。」然後他動手畫了一幅圖，解說填海工程的影響。

「以前這個海跟出面的海是通的，以前任何生物，包括赤𩶘，都可以游得過。而珠江口的水係從這邊出去，又或從那邊入來，所以這裏的海底挖得很深，去廣州黃埔的大船係行過呢度。海豚、魚都在這裏自出自入，但起機場時已將海封了一半，變成了一個內海。現在再起多一嚿，還有個人工島，還有條公路由海底過去的，而原來公路不是在這裏『潛水』，會伸出一部分才落水。你話係咪同以前完全唔同咗樣？呢度係澳門來回之處，如海豚出入便跟這些基建與船擦身而過。其實唔使科學家都知，這裏將有大變。但機管局稱只有這一部分的影響。你看海豚要在這個行船的空間出出入入，那牠們是不會入來的了。」

有人會問，海豚有咩緊要？緊要得過香港發展？「這不是有善心的人的思考方法，動這個念有問題。」他說，現在機管局常提議興建海岸公園，補償給海豚，但這裏本身明明是海豚的家呀。「等於你有間屋，突然有人同你講為咗香港人的利益，要用你一半屋起嘢，跟住宣布將剩下的一半，建作『保護區』，咁邊係『補償』？連補償的概念都錯。」在香港，莫說是海洋生物，即便是人，當「發展」突然站在你家屋前，你也是執好家當與包袱離開。近年所謂的「亂」，便是因為愈來愈多人醒覺到所謂「發展」，是否真的有需要？而我們是否仍要抱守這樣的發展觀？

文 蔡琇莹

圖 余俊亮

編輯 蔡曉彤

早在1999年，當時的九廣鐵路曾提出落馬洲支線要橫跨塱原濕地興建高架橋，林超英跟其所屬的香港觀鳥會，加上環保團體長春社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帶頭，以「保育濕地」為理由，反對興建高架鐵路。「說起來，三跑與當年落馬洲支線相似，又話係飽和，又話有需求，但起的時候又破壞自然環境，造成傷害。而且這些發展是否有效益呢？係存疑嘅。落馬洲支線工程，那些錢是浪費的，因為之前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沒有一個論證過程。」關於大型基建，林超英翻出數字，說來說去，問的不過「是否真的有需要建？」，以及當中的「論證過程」。他不滿機管局只以「超過七成民意支持興建第三跑道」來作護盾。2000年，當時的環保署長否決了九鐵提交有關落馬洲支線塱原濕地的環評報告，結果高架橋要改由從塱原的地下經過隧道，成香港環境保育史上一重要先例。（資料圖片）

蔡琇瑩 - 補鞋色香味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面書上傳來Kaylie Wong的補鞋故事：她有一雙在泰國旅行期間買的手做草鞋。

這雙鞋，伴她北至日本知床半島，高至西藏海拔四千多米的納木措。

走完西藏回家，草鞋終斷開兩截。

原本她打算將這雙結伴同遊的草鞋報銷，但她母親帶她到黃大仙街市那所「乜都有得整」的舖頭去。

師傅先說草鞋好爛，問Kaylie係咪真係鍾意，才幫她將整隻鞋拆開，重新「做」一次，還在草鞋底加上膠鞋底，令草鞋更耐著。

名貴的名牌皮鞋手袋與皮革，破爛了要補可以理解。

價值不過一百八十港元的草鞋，有人想補，更有人懂補又不嫌煩幫你補，還只收友情價，多給也不肯收，也算是當下的城市驚喜之一。

父親招牌

於是記者走進那個廿多年來過門不入的街市。經過果菜檔、肉枱、幾間空置的舖頭，行到街市盡頭的角落，見到「滿記補鞋」的招牌，舖內站着一名「叔叔」，記者有點猶豫——以為面書上寫的是一位老伯伯，但站在舖內的卻是一位五十上下的叔叔——在補鞋行業中應算中青代。記者跟大叔道明來意，起初他說希望保持低調。惟給他看那雙剛修補過的草鞋的相片，滿意地看着自己的手作，才一邊用砂紙磨滑修補好的鞋踭接合處，一邊說他補鞋這門手藝。

鄺先生的舖頭叫「滿記補鞋」，其實是他父親的招牌。他的父親叫鄺滿。

「『滿記補鞋』這個招牌在黃大仙有五十多年，自我父親起開始經營。我家以前做鞋，不是補鞋的。那時我們住在黃大仙的七層徙置區，屋企就是一間做鞋山寨廠，兩個哥哥幫手，父親還請了三四個伙計做鞋。我們做女裝鞋，做好會送到『北京鞋』、『妙麗百貨』賣。約到一九八二年才搬到新開的黃大仙街市。」滿記補鞋的鄺儉文師傅說，他一家六兄弟姐妹，他是最細仔，所有兄弟都懂得或從事過做鞋、補鞋。他自小「幼受庭訓」，幾歲大已經看着一雙雙皮鞋是如何製成的，耳濡目染之下十歲出頭開始做鞋。

關於藝術，我想說的是

「以前黃大仙區有五六街邊檔補鞋。我們住在十六座，樓下是佛教菩提學校，我家就在學校門口旁的騎樓底開檔。那些地方都是霸霸吓霸回來的位置，以前香港係咁樣。」那是一九六○年代的香港，當時的香港人原來可以「霸霸吓」在家附近霸一些位置來營生。這是地產霸權還未出世的年代。

「要做過鞋才會懂補鞋的。」他說。「若補鞋而不知道一對鞋的構造，有些特別困難的技巧便不懂怎樣處理。」不要小看補鞋這門功夫，鄺師傅說，維修其實比做鞋難很多。「做鞋，由零開始，跟着做法一二三四便做成一對鞋。但補鞋呢，如鞋在『第二點五』那個步驟出問題，那應該從哪裏開始修理好呢？所以補鞋真係難過做新鞋，不要以為『打個踭』般簡單，一些複雜的，如這一隻（指指一隻鞋底完全脫落了的長靴），應該點做呢？」望着那雙鞋底佈滿一個個洞的長靴，究竟可以點做呢？

「對我來說補鞋最重要的是『色香味』。」他說完也笑了笑。「色」可以理解，補鞋後鞋的外觀、顏色，當然重要。但補鞋何來「香」與「味」？

用砂紙磨滑鞋踭的堅持

「我在用砂紙磨滑『鞋踭』的邊位，大多數師傅都不會這樣做的。但我想鞋踭位『溜滑』一些。」鄺師傅補回『蝕』了的鞋踭位置後，先用機器打磨一些突出的邊緣位置，後用人手以砂紙打磨鞋踭。鞋踭踏在地上其實又有誰會看到呢？究竟為何要將鞋磨『溜滑』？「純粹我覺得機器磨出來的較粗糙，用砂紙磨滑係『靚』。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鞋踭『靚唔靚』，對鞋的功用幾乎沒有影響，可不會令人走得快一些。「這就是我所說的『色香味』！色，做了出來；香，做得穩陣；味，就係打磨，整靚佢。這謂之色香味。只做打踭，個個都識，『靚唔靚』就要靠你自己本身肯唔肯用多份心機。我就係肯多用一份心機。唔怕用多咗時間，最緊要係做得好畀人。」師傅似乎在談論一些與「藝術」有關的話題？「係。你唔好話我自誇，我相信一個人，做到最好，超出了功能，好過功能的就是藝術。」

壞鞋子輪候冊

滿記這個四五十呎的街市舖位，放滿了修補好、修補中以及還未修補的鞋類。天花掛滿數十袋已經修理好待客領取的鞋；門面則放着掛着還未補好的鞋——男女裝鞋、皮鞋涼鞋波鞋長靴步操靴！

鄺師傅正處於「截龍」階段，有些鞋待在這裏一年（Kaylie Wong那一雙待了十個月）、三四年，最長久的那一雙在這裏寄居了七年！現時，「壞鞋子輪候冊」上約有三十對鞋：「真係好誇張，我自己都驚。所以今時今日我唔敢再接那些好難好難做的鞋，除非好熟好熟，也會說明要等好耐的。」他說平日要多接簡單的換鞋踭、鞋掌生意，那些需要複雜手工，重新做鞋的「柯打」，可以推的便推掉。跟鄺先生傾談，他態度平和，不像一些有如「性格巨星」的老匠人。不過，他也自言工作太忙時候，也會有脾氣，「有時太忙，人會躁啲，所以講嘢會大聲少少，但不是故意的。但有些人，對他說要等好耐，便立即『嬲爆爆』，其實大家要互相遷就，如果就唔到我也沒有興趣幫你做。所以有人鍾意我，亦有人話串。無所謂啦，好在我還有本錢去揀客。」有人到今時今日還相信「顧客永遠是對的」，而不知道什麼是非誠勿擾。

分毫不差

我看見有個半透明膠袋內有一雙拖鞋，便忍不住問師傅︰「普通拖鞋也有人補？」他沒好氣說：「這是特別替一位長短腳客人改裝的鞋。以前有十多個這類客人，我做這些鞋很花時間，因為每分每毫的高度都講究。現在我太忙了，推了很多客。現在只幫這位客（指指拖鞋），因為佢好尊重我。我當係交朋友。之前替很多老人家修整這些鞋，老人家我會幫，不過他們有很多都走了。」

補鞋與兩碗飯

鄺師傅亦開宗明義「為街坊服務」，在黃大仙多年，即使手藝特佳，連區外人都找他修修補補，他也沒有開天殺價。師傅修鞋最低消費四十大元，Kaylie那隻重造一次的草鞋，手工才一百四十元。「這一區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一對鞋就是一百幾十蚊。你叫我收出面價一百幾十蚊補一次，即係叫啲街坊唔好嚟！咁又唔係我風格。總之有兩碗飯食就算。」講求風格的，不就是藝術家。可是，這位補鞋藝術家也快要面對兩碗飯不繼的問題：手作人的心機難以銀碼衡量，街坊友情搭夠；但業主加租、材料漲價是不會談「街坊友情」的。

領匯加租 舖頭要搬 街坊點算？

鄺師傅說這個經營了超過三十年的舖頭，將會經營至七月中，原因是領匯街市加租。「加咗租，我除返收入都唔夠三十蚊一個鐘，很無奈。唯有試去找政府﹙食環署轄下﹚街市。政府街市不會隨便加租，但要等機緣，等合適的舖頭放出來投標。」又一間因為租金上揚而要搬離社區的舖頭。這真的不是「人情味」的問題。想到那些長短腳街坊，明明在社區街市便可解決小問題，但若小店因為加租而搬到沙田去，這些街坊，怕只是一個兩個，以後又能靠誰去幫他們調整鞋底的一兩毫米？政府部門？社區中心？

耳濡目染

說起鄺師傅的學習歷程與今時今日的學生很不同。「叫我讀書真係唔得，但學技術性的卻很容易上手。你知唔知，我係『留學生』！當年我在佛教菩提學校讀三年級，讀兩年都升唔到班，要走去樂富讀多一次三年級！好不容易才讀到中一二。」讀書還讀書，手藝還手藝，但香港是重讀書，輕手藝。

「留學生」行船浪子也要回頭

他做過燒焊後沒多久便去了行船。「當年自己無學識，但又想去見識，諗住都係打份工，便去了行船。」那時他在小型航運公司工作，沒有走固定航線，反而見識更多特別地方，如科威特、伊朗、非洲和亞丁﹙也門﹚等。「每次上岸都可以四周睇名勝，可以增廣見聞。原本我是非常內向的人，但行過船見識過，人也沒有那麼內向。」七十年代他初行船，一年簽一次合約，「每兩個合約之間的兩三個月沒有工作，便幫老竇做鞋、補鞋。到用晒錢，又心思思去行船，於是一年又一年，行吓行吓就十年。後來覺得唔上岸唔得，習慣了那種生活便很難回頭。」回到香港，跟着從事裝修的哥哥做裝修，也是「手藝嘢」。

「早上我父親看檔，晚上我們做完裝修工後便回去幫他手。有些工序老竇唔識做，便由我們代勞。」他說，做鞋師傅分「鞋面」及「鞋底」兩部門，通常一位師傅做好鞋面，便給另一位「鞋底師傅」去車線「掹鞋底」。鄺父是鞋底師傅，所以車鞋面的工序要靠他的兒子們做，這是青出於藍嗎？「嗯。薑唔一定愈老愈辣，做嘢（手藝）也講天分。好多嘢無得教，要自己睇、要靠耳濡目染。」鄺師傅不下數次提到「耳濡目染」——這是手工藝術的末梢細微處，難以言傳的部分。這是當下一些訓練班難以造就出來的。

手工粗 不重質 一門手藝的沒落

「今時今日香港來說，你的手藝更叻都無用。以前讀書唔成可以學門手藝，養妻活兒有兩餐，還不錯的。但現在沒有太多工種給你選揀。待我這一輩人都走埋，便到了『新潮補鞋』的世界。」新潮補鞋，即連鎖式經營的補鞋店。「現在新式的訓練是一個月、一星期便出來開工，質素很參差。有不少客人在街上甩踭，立刻找附近的連鎖店補鞋，但隔一陣他們便會來找我執手尾，因為手工粗糙，而且容易甩出來。無奈這卻是大趨勢。」

文 蔡琇瑩

圖 劉焌陶、Kaylie Wong（草鞋）

編輯 蔡曉彤

蔡琇莹 - 斬不到我的良心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2日

【明報專訊】相約人稱岑倚的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晚上八時半做訪問，她準八時半步入記協便說：「這是我今天的第五個訪問，剛才還教了一節書。噚晚我一點幾至瞓，明天早上八點開始又有兩個訪問。現在我隨時瞓得着。」

訪問當天是劉進圖被襲之後一日。

從事傳媒三十年，從前線「記者仔」 升至主管級人馬，現在以「半退休狀態」在學院教書，去年更當上了記者協會主席，原本只想hea hea地任職一年便交棒，怎料八個月以來，香港新聞、言論自由備受打壓，「一單甘過一單」。

日前更發生她口中三十年來最嚴重的襲擊事件，她相信，必須令更多人明白新聞自由並不遠離大眾。

而事實上，已沒有多大空間供大眾跟這些涉及切身利益的議題保持距離。

做記者的理由
抱打不平、愈戰愈勇

想訪問岑倚，原本無關劉進圖遇襲，只是正待撥電之際，即傳出壞消息。「昨天早上我正在老人中心當義工，派飯派到一半聽電話，收到劉進圖受襲的消息。原本在與老人家傾偈，收到電話便匆匆趕到醫院去。」她感到「震驚」——上星期日記協主辦的「企硬反滅聲遊行」中，她站在台上，說到當下香港新聞工作者被凜冽寒風吹打的情况，才這麼說過：「風起了，風來了，你不知風何處吹來，但你會感受到。打壓媒體的掌權者，不會這麼愚蠢、這麼赤裸，用『有形之手』來殺你！」、「記者拿的工資不算高，工作時間亦好長。這份工這麼難捱都要做下去，為的是報道真相，遇到不公義的事會發聲。為何這些人，今日要被人欺負、被人侮辱呢？！」當日逾六千市民上街遊行，創了記協籌組遊行示威參加人數的歷史，但語音未落，不出兩日之後，她便要趕到醫院守候光天化日下被斬六刀，浴血街頭的新聞工作者。

對香港新聞界最大挑釁

「如此深仇大恨，不外錢銀、女人、爭權，或是做了一些被認為損害別人巨大利益的事。這些事在香港新聞史也有發生過。但你看Kevin謙謙君子，錢銀又無咩問題，個人相信這次與工作有關。這是對香港新聞界最大的挑釁。」面對挑釁，我們可回以高舉「They can't kill us all」， 而敵人當然無法將所有人都殺光，但這種挑釁，無疑也給從業員甚至整個社會帶來了白色恐怖——當然，挑起恐懼，正是行兇者的目的之一。

「恐懼難免。不過我覺得選擇做記者，總有種『愈戰愈勇』、抱打不平、唔認輸的性格。（惡勢力）愈嚟，愈要跟你周旋。我只能夠說如果你因恐懼而退縮，兇徒會更肆無忌憚。退縮，就等於向幕後黑手投降。現在新聞從業員正要告訴那些人，你可以傷我的身體，但你斬不到我的良心、斬不到我要寫的真相。所以我寄語大家要堅守崗位，繼續將真相說出來。」她說。面對來得又急又兇狠的襲擊，令人軟弱、後退的機會也沒有，只能硬着頭皮應戰。

「以前看過一齣講甘迺迪被殺的電影，片頭講一個希臘神話：有隻嘢飛飛飛（應該是指Icarus），飛向太陽，飛飛吓蠟做的翅膀溶咗，佢都死埋。畫面便出現了一句說話：愈接近真相，愈趨死亡。真相往往與死亡扣連。聽落係好恐怖。但香港傳媒真的不能被嚇怕，不能『跪低』，否則惡勢力便會覺得他們『得咗』。」她相信當上記者是一種性格，或天職——這些不是無代價的風涼話，是她三十年傳媒工作的體會，而她更目睹這三十年來，傳媒採訪及報道空間是如何轉變。

三十年採訪生涯
風雨中抱緊自由

岑倚一九八一年自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一九八二年正式到《天天日報》當記者，跑中港政治新聞。「當時撞正中英會談，如果響大報做自然輪唔到我哋新入行『記者仔』去採訪。」憶起八十年代初在「中英關係空前良好」的情况下採訪中英談判、人大政協會議、訪問中國國家領導人，她以「當年開放的程度真係嚇死你」來形容：「那時中國剛剛開放改革，想外面的人認識她，所以很看重香港記者。」

記者仔採訪中英談判

她憶起當年百多位記者去採訪總理趙紫陽，見面地方有一張會議長桌。記者沿着長桌圍了一圈，中間漏空了位置，趙紫陽就在這個空間走了一圈（當然中間是有圍欄的），一邊行，一邊回答記者的提問，記者隨意問任何問題，「他不是坐在遠處然後點你發問。親民親到咁。」她說。這些「親民」當然也只屬回憶。記者聽着也覺得不可思議。對於行家採訪領導人的印象，記者腦海裏便盡是二○一一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時，攝影機只能拍到「黑影」，記者的提問也成為「雜音」。

「當時中央好重視香港新聞界，日本記者聽到我們約胡耀邦總書記訪問，便說他們約了兩年也未約到，而我們約了兩個星期便可以在中南海訪問總書記。那時候領導人開會是不會告訴你開會時間的。於是成班香港傳媒個個擺架的士在英國大使館門口，英國大使、港督一出門口，我們便跳上的士，在長安大街衝晒紅燈飛車跟着他們。當時又沒有人會拉我們。內地記者看着我們都目瞪口呆。我們的採訪方式其實影響着內地記者，佢哋會問我哋點解要咁採訪？當時內地的高級記者係坐Benz去到人民大會堂，領導人見其他人他們就坐在後面，我們之後再跟他們攞料。」

新聞被干預 三十年來最嚴峻

「中英雙方談判期間，有個畫面令我印象特別深刻。那時中方團長姚廣出來見記者，香港、駐京記者便如蜜蜂般圍着他，有記者的手臂滿是原子筆痕，也有記者的電線幾乎繞着團長的頸！香港記者在內地傳媒面前示範的『黃蜂式採訪』。」她見識過中國開放初期，與香港傳媒曾經有過的「蜜月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岑倚輾轉加入過不同的傳媒機構，也從當時的「記者仔」，晉升至報館的採訪主任。六四事件後，她收到來自上頭的字條，要求六四事件不要做頭版，她便因此離職。「新聞從業員被干預的情况一直都有，但現在的情况是三十年來最嚴峻。」她說，內地新聞界的情况愈來愈收緊，不幸的是香港也要陪着走上這一條路。「香港的言論與新聞自由空間愈縮愈細。從前我們多元化的聲音，現在變成了單聲道。雖然香港還未有一個強大的商業財團、「大怪獸」壟斷傳媒，但現在很多傳媒老闆的生意上都跟中國大陸有關，他們的利益來源都很似。於是我在想這是否也是一種變相壟斷？」被變相壟斷的後果是，不過是較為尖銳、較為敏感的批評聲音，如李慧玲，一下子便被封嘴，發聲的平台也和諧成單聲道。

現在也有一種論調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給予的言論自由更少，打壓更多，現在香港有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曾在港英時代當前線記者，跑政治新聞的她有沒有這樣的體會？「呢啲就係歪理囉。即係『以前港英無民主，而家香港都唔使有。』這是似是而非的歪理。但點解我哋要同以前比較？人不能進步的嗎？以前BB仔飲奶，唔通長大唔使食飯？」但她說當年港英政府要操控言論自由，有較「高章」的約制。

「中國現在有錢了。以前無錢時還會對你客客氣氣……」說完一大輪後她喃喃地說。我提她現在香港人倒被人警告「未富先驕」啊，形勢大逆轉。「目前的情况是不樂觀。有時都會懷疑無論怎樣嗌，自我審查是否真的會減少呢？那些傳媒老闆會否『適當地』不以利字當頭？但我會提醒他們，如果只為純粹利益，放棄一向敢言的編採方針，我相信最後會被讀者、聽眾、觀眾離棄，反而得不償失。」

讓行內行外
守護新聞自由

岑倚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謙謙一句：「我因為出世早，經歷了香港傳媒最興盛的年代……」興盛是指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曾需要捍衛，也指「做過兩間報館有股票分」、「科網股爆破時獲得『很筍』的賠償，跟朋友去了三個月半南美洲」，以及「被報館以高於之前七八十個percent的人工去挖角」的年代。近年退下來，她在學院教新聞系，在本地（有時去非洲）當義工，去年當上記協主席，本意是希望打算回饋社會與業界。「我是基督徒。去年七月一號上任記協主席，我跟上帝祈禱，希望香港傳媒平平安安無事發生，我可以輕輕鬆鬆無嘢做過一年，然後交棒給年輕一輩……結果上帝無聽到我的禱告。上任以來新聞界所發生的事，一鑊甘過一鑊。」這些「個別事件」包括：李慧玲被商台粗暴解僱，明報突撤總編輯，《am730》、《蘋果日報》被抽廣告，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和練乙錚發律師信，《經濟日報》刪改專欄作家周博賢文章，《成報》篡改劉銳紹專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一浪接一浪，總有一項與大眾每天看的媒體有關。

上周日她在「反滅聲遊行」集會台上發表了一篇動人演說，兩天後劉進圖遇上襲擊，還是有人真心或假意地問：「這件事與新聞自由有何關係？」繼續有人覺得「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些議題很「離地」，難以引起公眾關注。「自從明報換總編輯、李慧玲被粗暴解僱之後，市民對新聞自由的評分下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數字顯示，市民對香港言論自由的滿意程度跌至回歸以來最低。這可見市民其實有所醒覺。上星期日的遊行有六千人參加，事後我覺得記協要做多些『走入群眾』的工作，不能每次百幾二百業界人士行完便散水，市民又覺得事不關己。」她說最近記協有個策略：有訪問邀請都盡量去，「首先奪取話語權！讓本地、海外的人了解香港新聞自由的情况。」

另一個將言論自由具象化的是，希望收集現今或過去，新聞從業員被機構「河蟹」了（即「自我審查」）的內容。「我們正在與獨立的傳媒學者研究有關細節。其實外國都這樣的機制。」她希望這種機制可以成為傳媒高層人士的制約：「至少是一個警示機制，讓高層不可以肆無忌憚的抽稿。」她倒懊悔沒有留下那張叫她「不要將六四作頭版」的字條作為歷史見證。

我點解要「撐」傳媒？

若說市民沒有醒覺新聞自由的重要，也不盡然。不能否定的是，部分人對香港傳媒的報道方法盡是不滿，覺得根本毋須「撐」。岑倚在演說中也提到，對於香港傳媒，市民「可能不喜歡她，但是你需要她！」為何我們要「撐」不喜歡的事？「呢句其實係回應當日隔離『探討香港傳媒操守集會』，他們將傳媒的操守、錯處放大來說。我承認我們的新聞工作並非盡善盡美，我們有時會犯錯，為嘩眾取寵將未經證實的事情推出去。我們要承認做過多不對的事。但傳媒就是一種『亦正亦邪』的東西，衰又係佢好又係佢，就如人一樣。市民固然唔鍾意傳媒報道失實，但傳媒有時確實發揮了監察力。你可以唔鍾意佢，但不能否認無咗佢會好大件事。他日你遇到不公義，還有誰可以代你伸張正義？你可以唔鍾意佢，但唔可以殲滅佢。」傳媒也就是人性的倒影，自然有令人難以面對的陰暗面。讀者的鞭策我們視之為改善的動力，讀者也有權選擇買或不買七蚊一份、不平也不貴的報紙。最怕的倒是一同在沉默中消亡。

「呢張相我好印象深刻。現在我無論去講talk或上課，都會講呢張相，帶着這張相去上堂。因為我想向特別是後生一輩說香港新聞界還有勇者響度。你估傳媒老闆真的會很大方讓你搞工會？」（資料圖片）

文 蔡琇莹
圖 黃志東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