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睎乾 - 「歪風」英文譯得好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9月2日

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庭判詞，由三位法官以中文撰寫，尤以楊振權那段白字連篇，被石永泰評為「情緒化」的判詞最矚目，那段話開頭是「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股）歪風」，橫看豎看也不類法庭用語，倒令我想起文革大字報。前天判詞英譯刊出，此句作「In recent years, an unhealthy wind has been blowing in Hong Kong」，全世界一面倒恥笑，我則五體投地。

純為達意，譯「歪風」何難之有？據上下文，「歪風」指有影響力者鼓吹違法行為，簡單譯成「a bad influence has pervaded Hong Kong」即可。以「風」隱喻「影響」，可上溯至孔子「君子之德風」；英文「influence」也是隱喻，本義指「天體對地上事物的作用力」（莎士比亞就是這樣用「influence」），所以用「influence」譯「風」，同樣有點玄，我認為貼切不過。但萬一譯者──法庭語文組──不滿足於僅僅達意呢？任何人也看到，「歪風」整句話跟英式法制下的標準判詞用語，格格不入，難道譯者兵行險着，以不倫不類的英文，來翻譯不倫不類的中文？我確信如此，理由有二。

一，中文判詞中「歪風」出現兩次，另一句「本案是一宗表現上述歪風的極佳例子」，英譯是「This case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that is mentioned」，譯者顯然懂得用正常英文表達「歪風」。二，「unhealthy wind」是有來歷的：據港大98年版《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作者楊嵐博士（Lan Yang）用英文解釋文革時期中國小說的用語時，把「不正之風」釋作「unhealthy wind–politically unhealthy tendency」，「歪風」則釋為「evil wind–politically unhealthy views」。我懷疑法庭譯者參考過這部書，選取了語氣比「evil wind」溫和的「unhealthy wind」來翻譯「歪風」。可見譯者用「unhealthy wind」兩字，根本在暗諷法官的文革語言，更妙的是，這種翻譯也是另類「違法達義」──以違反英語常規的手段，達致春秋褒貶的目標。我衷心向這位翻譯高手致敬。

練乙錚 - 台灣孽子平權了 香港反同勢更囂？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5月31日

兩個「中國」，各自發展。強而大者越見封閉，每天都有朝那個方向蠕動的消息。自己國土之內，棋王柯潔上周輸了給谷歌子公司研發的AlphaGo後，大陸網上即時禁制所有相關報道中的「谷歌」這詞。國土之外，留美高才生楊舒平在馬里蘭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對比了美中兩國的空氣品質、言論自由及公民權利等，《環時》立即帶頭攻擊，幾十萬愛國網民迅速響應，楊女馬上成為賣國賊。

弱而小者則相反，社會一步一步走向開放、平權，重要舉措上星期便有兩宗。上周五，台灣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明定原住民族語言亦為國家語言，踏出去殖化重要一步。之前兩天，負責釋憲的大法官會議宣佈：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實屬違憲，行政和立法機關須於兩年內修正或制訂相關法律，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這是亞洲同性婚姻平權受憲法保障的首例。

台灣原民平權直追紐國

四、五百年前，台灣只有原住民，屬人類學中的「南島人」。十七世紀初，荷蘭及西班牙率先在台建立外來政權，史稱荷西政權。明朝末年，南明國姓爺鄭成功籌建海外反清基地，趕走荷蘭人，於1662年建立島上首個漢殖政權。1683年，鄭成功孫鄭克塽降清，台灣進入滿清統治時期，但清國派往管治的殖民大員多是漢人。1895年，日清甲午之戰之後一年，台灣歸日本所有，進入日治時期。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首度由中華民國佔有，直到今天。

這段台灣殖民史，是同時期西方殖民史的亞洲版，只不過主要入侵者不是白種人而是黃種人（漢、滿、日、漢），被侵者不是黃種人而是南島人。今天，西方殖民者建立的發達國主要有四個，即加、美、澳、紐，其中外來民與原住民關係最深也是最好的是紐西蘭（不可不知，紐國原住民毛利人的祖先出自台灣）。台灣經濟起飛三十年，民主化二十年，在政經形態、國族歷史和內部種族關係方面，越來越與紐國可匹比；為進一步促進和諧的種族平權，上述語言立法乃是必須。

紐西蘭的官方語言有三種：英語、毛利語和紐西蘭手語（後者是英國手語的變種，包含一些毛利概念和更多的面肌動作符號）。三十多年前，因電視普及毛利語面臨消失危機；好在毛利人出現自救運動，加上政府適當配合，成功扭轉局面。這個經驗成為台灣原住民語言學者的重要參考。理論上，台灣的原住民族語言成為法定國家語言之後，地位可說還高於目前通用的幾種漢語（國語、閩語、客語），因為後者都不曾正式以法律條文規定為國家語言！

強國那邊的情況剛好相反。建國之初，因為列寧、史達林主義關於民族和語言問題的一些論述還是比較開明的，所以毛共當時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也相對開明。但是，今天中央權力大過天，那些政策淪為門面工夫，用來掩飾高壓的地方語言滅絕政策。別說少數民族語言，便是漢語的一些主要分枝如粵語，也在中央積極打壓之列。只需留意香港特區政府怎樣推行普教中，大家便可見一斑。

然而，比語言政策更能顯示兩個中國的社會發展越見背馳的，無疑是在性向平權方面的表現。

白先勇的孽子終抬頭

台灣同性群體得到社會關注，可說始自白先勇發表長篇小說《孽子》的1983年。小說面世後三年，青年祁家威以無比勇氣在台北鬧市開記招公然出櫃，上了國際新聞，卻因此繫獄幾近半年。出獄後的三十年，祁一直致力同志平權運動；經歷無數次失敗之後，他終於在2015年8月向司法院提交釋憲聲請書。本月24日，大法官會議的結果公佈。經過31年的努力，祁領導的台灣彩虹運動終於成功了。

從歷史文化看，中國人其實並不特別反同或恐同，只不過到了近代，受兩個宏觀因素影響，變得十分保守。這兩個因素，一是極權體制對任何挑戰現存秩序和觀念的社會運動的仇視，一是西方宗教教義中的反同信條提供的道德規範。

性觀念在中國古代，是相當開放的。遠的不說，就看宋朝李昉等人編著的《太平廣記》裏的一段同性婚姻：「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為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塚墓一•潘章）

我們應注意的，宋朝一大批知識分子用的是甚麼筆法和態度描述這段愛情（相愛，同衾，共枕，同死），以及怎樣講述故事主角的家人和當時一般人如何看待他們（家人哀之；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顯然，作者不僅無半點道德批判的味道，而且還用上塚墓生樹而枝葉雙懷抱的傳統象徵手法去作正面襯托。

這段描寫同性愛情的文字，如果放在西方宗教傳統看，無疑罪大惡極。《舊約•利未記》第18章是猶太古教的性規範大全，其中第22節這樣說：「不可與男人苟合 、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香港的一些宗教反同團體態度嚴苛，無疑因為他們信仰的經書是那樣要求的。

反同意識清末之後越強

事實上，傳統中國對同性戀的寬容，一直存在到清朝。清代最偉大的兩本文學作品《紅樓夢》和《聊齋志異》，都有對同性戀或明或暗的描述。曹雪芹寫的少年賈寶玉是雙性戀的，此外還有賈珍、薛蟠和一大堆美少年如柳湘蓮、蔣玉菡等，都是男同志，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曹公筆下的「男風」本身不壞，壞的是一些人其他方面的心術不正。

至於蒲松齡在《聊齋•卷三•黃九郎》，以相當長的篇幅和並不太含蓄的筆調寫了一個男子與同性鬼狐的一段纏綿哀怨的兩世情，最後鬼狐還義薄雲天賣身給仇家替情人報仇雪恨。蒲公的寫法非常認真，同樣也是對同性戀無絲毫批判意味。（不過，蒲的確在故事後面加了一小段批判同性戀的註文，輕蔑苛刻和正文的反差很大，但他卻把這段文字稱作「笑判」，用意是甚麼，大家可自己猜測。）

民國以降，國人對同性戀的態度始日趨保守，除了因為西方宗教的影響日深之外，政治上的極權主義更是重要原因。1933年，史達林在《蘇維埃刑法》加進第121條，專門針對男同，犯者可判監禁五年。東正耶教道德傳統加上共產主義極權法律，令蘇聯統治之下的同性戀者受盡凌辱，至蘇聯解體之後的1993年，刑法才取消了。

當時共產主義運動有人反對蘇共的做法，蘇俄法務部予以駁斥，反指對方擁同，觀點是納粹法西斯黑貨，但納粹德國的反應卻令人震驚。1935年，希特拉在德國第三共和的刑法加進嚴酷反同的第175a條（是一條古法的加強版），違者可判監禁十年，比史達林更厲害，因此下獄的人不計其數。

可怕的是，這條刑法一直保留到戰後很久都還有效，東、西德分別在1968、69年才取消，而西德在取消之後，卻恢復了1935年之前的舊法（無疑還是宗教的影響），直至1994年才徹底把同性戀除罪化。今年3月的新聞報道指，德國正式替自納粹時期至1994年間被判同性戀罪入獄而有記錄的五萬人恢復名譽並予以賠償，其中約五千人還在生。

史達林希特拉的反同餘響

然而，從同性戀除罪化到同性婚姻合法化，還有一大段距離。歐盟28國當中，只有11國通過了同性婚姻平權法，但不包括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等；英國則不包括北愛。亞洲方面，東南亞有一些國家──主要是回教國家，同性戀還是違法的，特別是男同（馬來西亞女同不違法）；至於民事結合或婚姻平權，則在整個亞洲，除了台灣釋憲達至婚姻平權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做得到。

中國的情況，跟俄羅斯、北韓、越南、柬埔寨、蒙古和絕大多數前蘇聯共和國一樣，儘管除罪化了，但仍不允許同性之間的民事結合，遑論婚姻平權，原因顯然是共產主義陰魂不散、極權依舊當道。兩個中國，走得越來越遠，香港特區政府要跟誰，不言而喻。因此，本地同志命運依舊堪虞，甚至可能會因台灣走前了一步而被迫後退。子不嫌母兇，不管好子孽子，還是要好好愛國。

麥仲良 - 淺談詞綴

世紀．時語事   2016年12月2日

【明報文章】詞綴（affix），依附詞根（root），可以組成新的字詞，尤其是英文的詞綴五花八門。顧名思義，詞綴就是詞根的點綴，詞根為主，詞綴為副。

近日梁頌恆和游蕙禎兩名議員被DQ，即是disqualify，dis-便是前綴（prefix），有相反之意，放在詞根qualify之前，便是取消其議員的資格。詞綴不是英文的專利，中文也有，但數量少很多。話說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叫楊岳橋議員「坐低」，楊回應坐低「咗」，粵語「咗」就是後綴（suffix）了，放在動詞詞根之後，用以表達完成的狀態（perfective）。坐低咗，就是已經坐下了。

同理，「食飯」的動詞是「食」，「咗」便放在「食」字之後：食咗飯。「咗」是表達完成的狀態，粵語「緊」則是正在進行的狀態：食緊飯。

中文有一類動詞是結果複合動詞（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由兩個單字動詞組成，第一個單字動詞（V1）是因，第二個單字動詞（V2）是果。例如「煮熟」（V1：煮；V2：熟）、「壓碎」（V1：壓；V2：碎）和「曬乾」（V1：曬；V2：乾）。後綴「咗」同樣放在這些動詞之後：煮熟咗、壓碎咗、曬乾咗。

英文詞綴的多樣性

英文的詞綴豐富，前綴和後綴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與人有關的後綴，有-ist、-er和-ian等，ist是鼓吹某種主義或立場的人，例如本土派是local-ist。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被指是rac-ist（種族主義者）；恐怖分子是terror-ist。-ist也可泛指專家：econom-ist（經濟學家）、scient-ist（科學家）、botan-ist（植物學家）。美國電視連續劇《心計》The Mentalist的主角擅於觀察讀心，幫助警方查案，Mental-ist正好突顯主角那種解讀別人思想行為的能力。

-er可以是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士，例如立法會議員除了legislator外，也可以是lawmak-er。-er也可以指某個特定群體，例如asylum seek-er，就是尋找政治庇護人士；納稅人是Taxpay-er。無論是lawmaker、asylum seeker或taxpayer，都是反造構詞法（back-formation），意思要倒過來理解，lawmaker是the one who makes the law，asylum seeker是the one who seeks asylum。

-ian可以指某一國籍的人，例如Americans、Canadians、Mexicans，早前上映的電影《火星任務》The Martian講述麥迪文飾演的太空人流落火星，自食其力，Mart-ian正好表達出主角以火星為家、要適應極其惡劣的環境。剛在澳門開業的酒店Parisian Macao，Paris-ian讓大家聯想到，酒店的建築和商場設計都有巴黎的色彩。

-ology是指學問，例如ec-ology是生態學。最近香港有一對孿生兄弟在社交網站開設了Milktealogy的專頁，以創意插圖和短片分享港式奶茶的資訊，推廣這種象徵香港文化的飲品。

前綴mini- 是「迷你」，有報章會用the mini-constitution作為基本法的代名詞，the mini-constitution直譯是「迷你憲法」。Pro-是支持的意思，例如Pro-establishment是建制派；Pan-可解作「全部」，因此Pan-democrat是泛民主派。我們拍照時，會用pan-orama模式，就是全景了。

上述詞綴都不能單獨成字，有些詞綴本身是有意義的字，例如後綴-bound，可以解作受制於某事物。Wheelchair-bound是指倚靠輪椅代步、不良於行的人士，是委婉詞，如果直呼cripple（跛子），就可能冒犯無禮了。同理，現在中文多說失聰、失明、傷健人士，少用「聾」、「盲」和「傷殘」。

後綴-buster 是指打擊或破壞某事物的人或事，例如動漫人物Ghost-busters是捉鬼敢死隊；Graft-buster是打擊貪污的人士或機構，在香港這個名詞便是指廉政公署。

作者簡介：曾先後任職本地報章國際新聞版編輯、資訊科技雜誌編輯，現任職教科書出版社項目編輯。

馮睎乾 - 政治是語言遊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0月28日

語言用來溝通，也可用來廝殺。其大者，「支那」一言竟鬧得滿城風雨，升級到國仇家恨、三權崩壞；其小者，則可以由一場咖啡杯裏的風波談起。前幾日在臉書看到眾人激辯，起因是「prefer」一字。有人買咖啡豆後，要求店員代磨，店員答「唔prefer客人買豆喺度磨」。客人聞言，心想「唔prefer即係有呢個選擇啦」，於是繼續要求磨豆，而店員則繼續「唔prefer」。語言磨擦半日，客人一怒之下，就把事件擺上網給人公審。我一看雙方對白就懂了：店員講「唔prefer」，只是委婉的拒絕，而客人卻老實地照字面義解讀，結果不歡而散。留言有人大講磨豆會令香味流失等問題，我反而認為真正流失的不是豆的香味，而是語言的意味。

日前練乙錚先生撰文談「支那」，說英國人在十九世紀曾跟清廷開戰，亦用Chinaman等字眼侮辱中國人，何以大家聽到China會那麼泰然自若，而「支那」又那麼怒火中燒呢？練先生認為這跟中國人的「白種人崇拜」有關，未免扯得太遠，恕我不敢苟同。日本侵華，親歷其境、身受其苦者，很多都尚在人間，或至少聽上一代提過，自然較易有切膚之痛。清朝人嘛，大概已輪迴了兩三次，痛苦記憶在走過奈何橋後已煙消雲散。現在很多人還悼念六四，但沒有人會為被秦始皇坑掉的儒生流淚，大概也是同一道理。練先生亦似乎忽略了一個關於語言的簡單事實：約定俗成。某個字詞的意義，固然可循着歷史發展來爬梳整理，但它的本質依然不脫偶然，其指涉功能也多屬任意，即是說，語言是活在當下的，是言者意圖和聽者詮釋的交集，什麼語源考證其實都無關宏旨。比如我現在形容一個人為「梁振英」，難道還要逐字翻查《說文》，你才會明白我所指為何？

馮睎乾 - 學好中文，使乜識普通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5日

據媒體報導，政府幾年前委託教育學院研究「普教中」成效，終期報告指出，普通話教學無助改善學生中文水平，對中文成績亦無負面影響。研究報告未正式公布，不知道評估學生中文的準則，是只計算考試成績，抑或另有標準。若單憑考試，研究結果或有誤差。舉個例吧：中文科要作文，評分準則由官方自決，想必以普通話為書面語標準，若考生寫「車厘子」不寫「櫻桃」，寫「雪糕」不寫「冰淇淋」，寫「的士」不寫「計程車」等，是不是都會扣分？如果會，即預設中文水平跟普通話水平掛鉤，似乎有欠公允。不同評核標準，可量度出不同中文水平，若評核標準隱含有利普通話的前設，則研究報告所謂「無負面影響」就不能盡信，因為只要排除那偏頗的前設，負面影響就很可能浮現。

我沒做調查研究，但憑常識已可斷定，除非你認為中文和普通話完全等同，否則中文水平根本不可能同普通話有關。何謂中文水平，我先不下甚麼定義，只提一道簡單問題：梁啟超中文好嗎？相信特區政府中沒一個人夠資格說梁啟超中文不好，但梁的國語出名爛，是曹仁超的朋友。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說：「他（梁啟超）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着而有力，有時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字。」

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的中文好不好呢？他寫過一部《訄書》（訄，粵音「求」），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說：「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所謂「讀不斷」，指魯迅連斷句也無能為力，自然看不懂，可見章太炎中文唔止勁，係直情勁到「人間無敵，獨孤求敗」，但你知道他的國語水平是崔世安級嗎？

當年太炎先生到北大講學，用自己的方式說「國語」，全靠錢玄同翻譯，聽眾才聽得懂。楊絳先生有篇〈記章太炎先生談掌故〉，說她讀高中時，學校邀得太炎先生來談掌故，楊先生負責做記錄，她這樣寫：「章太炎先生談掌故，不知是甚麼時候的，也不知是何人何事。且別說他那一口杭州官話我聽不懂，即使他說的是我家鄉話，我也一句不懂。」

章太炎、梁啟超顯然不懂國語（即後來的普通話），但你不會質疑他們的中文水平，可知中文好壞跟會否講普通話，根本毫不相關，不必研究已可肯定。下一個問題是：何謂「學好中文」？若不定義「好的中文」，討論「普教中」成效又有何意義？這裏我不得不以自己為例。讀中學時，我對中文科興趣不大，但成績不錯，預科兩年，作文最高分是80──這是潛規則，從未有人拿80以上，普遍是60至70分──老師幾乎每次都一字不改給我80分；考A-Level中國文學科我拿A，但中國文化科的「實用文寫作」則拿D。這成績很有趣：記得當年考實用文要寫投訴信，既云投訴，勢必滿腔怒火，寫信功能自然包括發洩，於是我代入角色，筆端帶着感情，忍不住在信中狠狠挖苦對方幾句──不是不知道那評分標準，是要求你裝腔作勢彬彬有禮，但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怎可以為區區幾個Grade而折腰呢？分數事小，性情事大，所以我暗爆一句粗口後，就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投訴，結果痛快地拿了個D。我不後悔，因為人若賺得高分，卻賠上自己的靈魂，有甚麼益處呢？

舉這個例旨在說明：考試成績未必能反映學生中文能力，但肯定反映學生應試能力。中文科拿高分，不表示中文好，我以前中文科考得不差，但現在回想，其實水平甚低。那怎樣才算中文好呢？用章太炎、梁啟超做標準未免強人所難。我認為要中文好，倒不必像一些專家學者那樣強調背古文、唸唐詩，因為你這樣做了，不過學懂一堆之乎者也，偶然可引經據典，不是說沒有用，只是沒有大用。

大眾對語言學習有個盲點，總以為有海量詞彙就能提升語文能力，卻看不到「意念」才是水平高低的關鍵。這秘訣以前人人皆曉，今天反而沒人提。洪邁《容齋四筆》記蘇軾談作文，說你想在市集購物，先要有錢，想寫好文章，先要立意：「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袁枚《續詩品》說：「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詩：「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這個「意」包括「理」，不在詞彙多寡，更取決於邏輯思維，所以英國大詩人Wordsworth曾跟大數學者兼業餘詩人Hamilton說：“The logical faculty has infinitely more to do with poetry than the young and the inexperienced, whether writer or critic, ever dreams of.”

學中文，其實是學做人，分數和詞藻都是浮雲，只有思想和性情才真實不虛。

劉天賜 - 傳承廣府話

生命通識   2016年5月10日

「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嚴格該是廣府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

這是香港教育局的文章。描述廣府話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乃是中國方言之一種。教育局所言並不能說其錯，然而意味着什麼？

港澳特別行政區於今，立法會各大小會議，大多數政府諮詢委員會會議、鄉議局、區議會，甚至主持公義的法庭都應用「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如此作出「說明」，難怪令人產生「陰謀論」，是不是在排斥廣府話？排斥的結果，只有將「方言」排在「法定語言」之後，淪為次等語言。

其實，語言、文字並不排斥。英殖時代早期，英文語文規定成為殖民地唯一法定語言。那便是「一切文件、用語皆以英文文本為主」，意思是只有用英文語言才有正式法律效力。這便是「排斥」，便是殖民政府和宗主（佔領地主人）的權威表示。直到「中文法定語言」運動，爭取的「中國語文法定地位」須與英文同等具有效力。

中國語文，包括很廣，廣府話必定是中國語文了，而廣府話乃廣東省、香港及澳門地區最多人使用的用語。也是這地方的母語，出生以來用之作思考及一般溝通之用。

只剩港人傳承廣府話。

買辦階級、假洋鬼子、高等華人以言英語為榮，只在唬人及炫耀身份場合滿口胡言，私下枕邊蜜語、囑咐下人、思想抽象，以至辱罵奴才皆應用母語廣府話者。

因為廣府話活潑、簡潔、傳神。哪得理會這是方言定係官話？

舊日廣州聞人，廣東四大狀司何淡如、陳夢吉、劉華東、方唐鏡。其中何淡如善於運用廣府話作對：「三星白蘭地，五月黃梅天。」「有酒不妨邀明月，無錢那得食雲吞。」「四面雲山誰作主，一頭霧水不知蹤。」最有人知的：「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都是日常廣府話入對聯。

翻開《嬉笑集》真係唔笑都幾難，全部以廣府話入詩，並非新詩之詩，乃係合乎平仄，並且有上比下比之詩體。可見廣府話並不庸俗，雅俗共融，雅俗共賞。

「六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重冇鬚，識透舊肴唔合炒，怕同新鑊湊埋撈。風車世界啦啦轉，鐵桶江山慢慢箍，眼鬼咁冤唔願睇，暫時詐醉學糊塗。」此詩名《贈友》乃廖仲愷兄長， 廖恩燾世伯所寫，見於1949年9月香港印本。

廣府話可以寫成如此，外江佬或普教中鼓吹者有何聲音可言呢？

感到香港人原本就是說廣府話，於今時今代，惟有我們始有資格、有承擔、有使命傳承此寶貴而實用之語言、文字呀。

陳惜姿 - 本來不必這樣學中文

2016年3月13日

上回寫過初中中文科，文言文閱讀理解題目艱深，以下是例子：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賈誼《過秦論》）

這是中二的考卷，沒有全篇文章，沒有上文下理，只有這些句子。題目問，句子裡的「因」字是何意思。

莫說中二學生，由我來猜也猜不中。第一題的答案是「於是、就」；第二題我猜是沿着，原來是「憑藉」。

新高中中文科，着重培養學生的能力，而非死記硬背。其中尤其重視閱讀理解能力，無論白話文和文言文都是。一開始，文憑試課程沒有範文，學生要理解從沒見過的文章，回答問題。施行不過幾年，又加入範文，但佔分比例仍然很低。

以上題目，我想連中文科老師都沒把握，何况初中生。結果，學生要從不同句子中綜合「因」字有幾多種意思，全背下來。下次再見到，希望能找到答案。

當初沒替孩子報讀國際學校，是希望下一代學懂中文，學懂中國文化。初中中文科的課文，都是好文章，《差不多先生》、《習慣說》、《曾子殺豬》教學生做人道理；《木蘭辭》、《燕詩》，文句鏗鏘，是中國詩詞的入門；《背影》裡有親情，能感染少年的心。

初中生讀好這些範文，懂得欣賞中國文學之美，往後再進深，讀魯迅、莊子……文學世界如此廣闊，有興趣何愁培養不出閱讀能力？

我們那一代都是這樣學會中文的，很少人覺得中文科艱難，要去補習。但在新課程下，不合理的要求令中文科變得可怕，連對中文的興趣也沒有了。

粵語達人：粵語係香港人嘅財富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8日 

【明報專訊】打開電視看新聞，自小「撈電視汁」看到大的無綫電視，在J5台普通話新聞報道中，字幕及圖表都用了簡體字，突然有種時空錯亂，離開了香港的錯覺。

早前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公開表示，並非所有港人皆以廣東話為母語，提倡用普通話教中文，而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亦曾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引來極大迴響。

近年「繁簡」及「普粵」的爭辯不斷，語言學家、專研粵語多年的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副教授既喜且憂：「以往語言學坐冷板櫈的嘛（笑），現在大家關注當然高興。不過同時也擔心，出自一份情，可以理解，但討論中涉及一些奇怪的觀念，其實大家對語言背後原理及歷史，可以先了解更多。」

語言 沒優劣之分

根據政府統計處二○一一年的統計數字，89.5％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鄧思穎教授亦是這九成巿民其中一員。由讀書時做學問，到現在於中大任教及做研究，他的大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近年「繁簡」及「普粵」孰優孰劣的爭辯不論，要由語言學入手談粵語，鄧教授先給大家上一課「語言學ABC」。「語言學最基本的信念，是所有語言是平等的。因此不應過分煲揚或貶斥一個語言。」語言無優劣分之分，形式雖異，但表達的感情相同，「語言平等背後的理念，是人人平等。」

粵語亳無疑問是「語言」

教育局早前於官方網頁撰文，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質疑有矮化粵語之嫌，引來粵語是「語言」還是「方言」之爭。那麼，粵語算不算是語言？鄧教授說，只要有完整系統，包括有讀音、有詞彙可組成句子，便是一個「語言」，「粵語可充分表達思想，毫無疑問是『語言』；至於它是否『方言』，則要視乎社會因素，其中，政治當然很重要，但無論是語言還是方言，兩種定義並不衝突。」

「現在的（普、粵優劣）爭論，不一定是純語言學，而是社會、政治的爭論。語言是工具，你用任何語言都可以表達看法，像駕不同的車，都可到達目的地，只是要考慮感受問題，你想不想、鍾不鍾意。我踩開單車，你叫我坐巴士，我會否不舒服呢？」回到語言的初衷，語言是傳情達意的工具，也是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同聲同氣，這是情。」

廣州話 89.5％港人的母語

有人擔心，將「普通話」變成所謂「社會母語」，會否就此令粵語消亡？以上海為例，因新生代漸漸少說上海話，上海政府就曾在幼兒園推行教育試驗，讓老師在遊戲時間講上海話，作為滬語「救亡」。鄧教授說，內地的年輕一代，的確有不少人在家庭及學校都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成為了母語；「但根據香港環境客觀數字，89.5％的香港人以廣州話為母語，是不爭的事實。」

沒一套學粵語體系

多年來，香港都強調「兩文三語」，英語作為世界共通語言；普通話作為華人共通語言，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粵語作為母語，大家對她的了解反而不及英語，「大家會查英文字典，知道何謂元音，反而粵語不知道，可否由教育入手，加番啲知識？ 」

原來，簡單如一句「食飯啦」，背後已反映粵語的生鬼靈動，這與其虛詞的語法靈活有關。虛詞是指句末的語氣助詞，例如「吃飯啦」的「啦」；或動詞的後綴詞，例如「食咗飯」的「咗」。

一字之別 靈動百變

粵語的句末助詞較普通話多，加上細微聲調變化，意思百變，例如「食飯啦！」（來吃飯！）、「食飯喇！」（吃飯了！還不快來？）、「食飯咋！」（只是吃飯而已！）。又例如「聽日落雨」（明天下雨），「聽日落雨啩」（自己都不大肯定），「聽日落雨吖嘛」（難道你不知道下雨嗎？）／「聽日落雨喎」（自己都不大相信，看聽者怎麼想）。

動詞的後綴就更豐富，鄧教授隨口就數了六七個：「食咗飯、食晒飯、食得飯、食過飯、食番飯、食緊飯、食完飯」。短短一字之別，意思已大不相同。不過鄧教授強調：「普通話不是沒有辦法說這些意思，但未必以虛詞來表達，例如用『了』或兒化。」

粵語 保留較多漢語特色

中學時，老師總說粵語較接近古漢語，以粵語朗讀古文詩詞，聲韻鏗鏘。鄧教授說，原來粵語的確保留較多唐宋時期的漢語特色。粵語與北京話同樣來自古漢語，只是粵語的字音，保留了「入聲字」特色，即韻母的最後一個拼音符號以「t」、「p」、「k」收尾的字，例如粵語中的「月」【jyut6】、「汁」【zap1】、「隻」【zek3】。

「塞音」

另一個在粵語中流傳下來的古漢語特色是「塞音」，即收尾時上下唇閉合，例如樹葉的「葉」，而粵語的單音節詞亦保留得較多：如頸、眼、嘴，普通話中就說脖子、眼睛、嘴巴，這些特色都在北方話中消失了。

語言就像人，每個方言都有發展路徑，源頭相似，經歷不同，就發展出不同的面貌。鄧教授說，粵語與北方話都來自古漢語，不過因中原政局變動造成戰亂；人民為避戰禍而南下，古漢語隨着移民南遷，保留於廣東粵語之中。翻查資料，廣東因南嶺山脈阻隔，連接北方的交通不便，保留了對中原地區語言的封閉狀態，就像《桃花源記》中與世隔絕的移民。

用最熟悉語言學習 最理想

正因粵語較接近古語，在研讀語文方面，鄧教授提議視乎研讀的文體而分工，因粵語與古漢語較接近，以粵語研讀文言文及詩詞，可以重現當時的神韻；而普通話脫胎自現代白話文，以普通話朗讀文章、新詩，韻律上較接近。至於近年有人提倡以普通話教中文，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鄧教授則認為，「用師生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效果最理想，這正是當年母語教學的理念。」

繁體字 助認讀

語言形之於書寫便是文字。中國的方言多不勝數，但數千年來，漢字都一直「書同文」。訪問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澄軒進行，鄧教授指着由國學大師饒宗頤親書的「澄軒」牌匾：「自秦始皇製小篆，再有隸書，漢字已基本定型，直到今天，都是一脈相承，你去博物館看數百年前的文物上的字，都大約讀得出來。」

五十年代內地推行語文改革，推廣普通話作為共同語，還將漢字拼音化及簡化，出現了簡體字。現時除了香港及台灣，內地、馬來西亞等華語地區都用簡體字。最近，除了無綫電視的簡體新聞時段，《人民日報》亦有記者撰文指，簡體字的方便優勢不可替代，引來坊間爭論。談及「繁簡之爭」，鄧教授問記者：「你平日寫字多嗎？」

繁體字行之有效

原來，文字會隨着書寫工具演變，自紙張出現，以毛筆書寫的漢字，字體與刻於竹簡的漢字已有分別。五十年代，文字主要以手寫傳播，簡化筆劃可減省抄寫時間，但到了今天，「除了公開考試，你什麼時候手寫一篇文章？」我們今天大多打字而不寫字，不計拼音輸入法，以倉頡輸入法為例，筆劃多與少，也就是多按幾個字碼的分別，只要一個按鈕便能繁簡互換，「我看不到簡體字取代繁體字的理由，（在香港）繁體字行之有效，而社會亦需要有穩定性。」隨着資訊科技發展，簡體字書寫方便的優勢已不如往日，至於認讀，鄧教授說，少了筆劃無助認讀，反而多了字體相近的字，更易混淆。例如「廣州工廠」，寫為「广州工厂」，「广」跟「厂」遠看不易分辨，「龍」（「龙」）跟「尤」亦如是。

方塊漢字 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

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中，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鄧教授認為，懂繁體字的話，以偏旁類推，就容易對應出簡體字的意思，例如「貝」字旁寫成「贝」。不過，大家的眼光不應只限於繁、簡體字，「放眼華語界，不只繁簡體，還有日、韓都用漢字。」方塊漢字，是現今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鄰近地區的日文、韓文、越南文，在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外也保留了少數漢字，字型不一。「重點是我們如何了解不同的字型，互相應對，能自行『翻譯』當中的意思。」

香港是國際都會，就如新加坡，是個多語社會。不同的語言是通向不同文化的鑰匙，「語言就如財富，而且可有不止一種財富，大家若真的鍾意這個地方，這種語言， 這份情好重要。但在這份情當中，我們如何去擴闊視野，而非局限於一個語言系統，認識更多不同語言系統的關係，才知道我們日後的走向。」

文：黃熙麗

圖：黃志東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粵語達人鄧思穎（圖﹕黃志東）

鄧思穎教授研究語言學多年，由初中打開黃頁電話簿研究不同姓氏的粵語英文拼音，到現在以粵語研究為專業，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是香港少數的粵語專家。（圖﹕黃志東）

《粵語語法講義》作者：鄧思穎（圖﹕黃志東）

施安娜 - 普通話是誰的母語？

2016年2月22日

【明報專訊】廣東人的母語是廣東話，福建人的母語是福建話，究竟普通話是誰的母語？有人寫文章提及普通話「是我們的社會母語」，引起了一些討論。誠然，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但社會不等同於人。人有母親，社會沒有。人與母親，那是血緣上、自然的關係，訴諸的是情感。人與社會不是， 所謂「社會母語」， 強把普通話當母語，那是一種矯情，也偷換概念。

「社會母語」 偷換概念

關於教學語言，教育改革以來，一直強調母語教學，在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推廣「兩文三語」是既定政策。早在1982年國際顧問團提出以「心中的語言」學習，1997年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指出世界各地及本港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用母語教學，為學生消除學習大部分科目時的語言障礙，學生因而較容易吸收知識、分析問題、表達意見、發展探究精神及培養敏銳的思考能力。

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文件中指出「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中國語文教育除了要均衡兼顧書面語（包括語體和文言）及口語（包括粵語和普通話）的學習外，亦要關注學生︰運用規範書面語的能力，以避免學生的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的影響」。當中仍然提出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可是仍「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雖然「普教中」的成效仍然成疑，雖然有些學校已由「普教中」轉回「粵教中」。

香港環境「普教中」窒礙高階思維

當局提倡母語教學，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經過研究才有的政策。如果我們認同母語教學的成效更高，如果我們明白普通話並非大部分香港學生的母語，如果我們了解普通話和廣東話也是一種口語，學習中文不等同是學習口語。在香港的語言環境，在一般教與學的情境裏，師生用廣東話較能表達高階思維，用普通話則會窒礙高階思維，勉強用普通話教與學，則要付出影響高階思維的代價。普通話教學時所謂的減少方言干擾的得益，與「普教中」窒礙高階思維的損失相比，可謂得不償失。

何况採用「普教中」能否做到所謂的減少方言干擾？文件中強調的「規範書面語」，也不是採用「普教中」可以解決的。如果學生寫文章時用「吹水」，你會說是用了口語方言；可是若他換上「侃大山」，你可能摸不着頭腦，或者是覺得很有隔膜。我們可以在普通話課本裏找到的用詞，其實也是方言。要是有人說你「長時間沒完沒了地說一些瑣碎、不恰當或無效的話」，說話如斯累贅，可就沒有了「吹水」的簡潔傳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吹水」二字，之所以傳神，因那是屬於香港人的詞彙，雖然現在還未編入詞典。現在流通中港台的「牛仔褲」，本來是香港人的詞彙，筆者手上那本1988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還杳無影蹤，2004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卻已現身說法了。引用這些例子只想說明，俚語並不可怕，普通話也有俚語，我們現在用的不少詞彙、諺語，本來就是俚語方言。若採用「普教中」成效在於減少俚語方言、強調規範，忽略了高階思維的訓練，層次也未免太低了吧！

當局一意孤行地把普通話教中文作為遠程目標，實是昧於香港中文學習的現實。

作者是中學教師

馮睎乾 - 批判葉劉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9日

我去年撰文說，葉劉「匯賢智庫」的洋名Savantas貽笑大方，因為savantas本是十七世紀法語，解作「學究」或「偽博學者」。近日翻閱《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諮詢簡介》，見教育局採納葉劉的高見，將critical thinking中譯由「批判性思考」和諧為「明辨性思考」，又令我忍俊不禁。

早在2008年，葉劉已呈交立法會文件提議修改：她依據學者說法，指出critical thinking「並非什麼東西都批評，而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作出理性客觀的分析」，由是批評「批判性思考」譯法不妥，「令不少學生只按字面解釋，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未作深入的分析，便妄下定論」，最後建議譯作「明辨性思考」。其實「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者，正是葉劉本人。她先一廂情願假設，學者是依照critical的古希臘文字源krinein為critical thinking命名；再斬釘截鐵斷言，krinein「即分開或分辨，絲毫沒有負面批判或批評的意思」；最後推論「批判性」是誤譯。我將冷笑着分四方面回應。

一，沒證據顯示「批判性思考」一詞誤導學生，也沒證據顯示學者刻意按照古希臘文來命名。葉太提希臘文，似乎只為裝博學，非基於「理性客觀的分析」。

二，古希臘文krinein的確解作「分開或分辨」，但只是芸芸意思之一；它尚解「判斷」、「審判」、「決定」，甚至絕對負面的「控告」，決非如葉太所言，「絲毫沒有負面批評意思」。再舉一著名例子：在《馬太福音》，耶穌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古希臘語原文是「Me krinete, hina me krithete」，當中「論斷krinete」和「被論斷krithete」是krinein的變位，可見krinein實含「負面批評」義，否則耶穌也不必勸止。Critical thinking偏重的古義是「判斷」，而判斷不免褒貶，葉劉知其一不知其二，又何曾「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呢？

三，中文「批判」並非只解「挑錯」。查詞典可知：官吏批判案件，即「批示判斷」；古書有云「批判未了公案」，則是中性的「評斷」。Critical thinking強調培養「判斷力」，而「批判」本具「判斷」義，並沒有大問題。

四，critical thinking的特質，按其提倡者杜威所言，就是要審慎地考慮某見解的理據和涵義。葉劉大概沒考慮過自己的修訂有何涵義：若critical這裏譯「批判性」是錯，按同一邏輯，literary criticism譯「文學批評」也是錯，因為literary criticism主要是分類、分析、詮釋、評價文學作品，而不是專挑錯處的批評。但無論「批判性思考」和「文學批評」多不完美，畢竟在各地通行既久，足以達意，即使真有歧義，稍加解釋即可，何必改譯？玫瑰叫別的名字也同樣芳香。況且「明辨性思考」也不見得無懈可擊，標新立異徒增溝通障礙，得不償失。

葉劉貌似嚴謹，其實論據千瘡百孔，何來critical thinking？她是偽博學，吳克儉是真博學，他們最怕的就是被批判，崩口人忌崩口碗，我諒解，但還是忍不住笑。 

相關文章：
曾瑞明：甚麼是批判思考？（上篇、下篇）

劉彥方：如何翻譯「critical-thinking」？

塵翎 - 新年流流

明報   2016年2月14日

要說近年最不習慣也最反感的事情，就是公共語言大受污染，TMD毛腔共腔肆虐。語言影響思維，塑造思想，劣質政治語言充斥，對非同道中人是一大困擾，也勢必荼毒下一代的語言流。不錯語言流域千匯百變，共腔也是一種語言姿態，但這是最令人討厭的語腔，早已在北方血流成河，可避則避。

自從某人上台後，這種在上層政治開始蔓延的語毒才變得無遮無掩，十分猖狂，教人無法不斷定，此人實曾經歷密集政治洗腦，方習得此病入膏肓的腔調。每趟社會出大事，都怕聽到此人的官方文告，絕不屬於本城的語言文化脈絡。就連本地左派大報，向來也不是這種貨色。

譬如，旺角一役後，什麼「定性」論，完全是外來土語。連我北方朋友也嚇一跳，香港什麼時候成了黨分部，他初來埗到，對語言敏感自是必然。可憐我早已被這些字詞礙耳到極點，瀕臨爆炸邊緣。不是說笑的，所有從事與文字有關工作的人，都有責任抵擋這些侵擾。語言是第一防線，淪陷的不僅是品味，還是思想的脈象。抗拒普教中的迫切，還不若在日日夜夜的語言前線守護、設防，事不宜遲。

幸好，幾所大學的學生會發布的聲明，仍然清新可喜。立場當然要鮮明，更難得是在語言方面與當權者割席，絕不襲用那不倫不類的政治語言。只要能區分出自身語言的特色，留有文字的淨土，就為我城延長壽命。

岑逸飛 - 共業

生命通識   2015年12月31日

經常聽人提起所謂「共業」，說是佛學名詞，其涵義似是不說自明。譬如有人說，香港回歸後現今社會的撕裂，是香港人的共業；中國的十年文革浩劫，是中國人的共業；德國出現了一個希特拉，發生納粹黨的惡行，是德國人的共業；甚至如今地球氣候的日益暖化，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的共業。

聽來頭頭是道，但「共業」真的是佛學名詞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視乎站在什麼立場。「共業」是大乘佛教論及的，但原始佛教的《阿含經》就沒有「共業」的說法，至少佛陀在生時沒有說及「共業」，甚至談「業」也不多。而且一講「共業」，不得不先談何謂「業」及「業力」，這兩個名詞搞不清楚，則「共業」休提。

但一說到「業」和「業力」，就不是佛學專用，而是印度自古以來的宗教名詞。印度傳統宗教包括婆羅門教、錫克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其中每種宗教都有提及「業」和「業力」，若要詳細研究，就會極為繁複。

「業」的梵文是karma，古代中國翻譯成「羯磨」，karma 的字根kar是「去做」或「去行」；「業」的巴利文是kamma，指「活動」或「造作」。在佛學用語的「業」，特別有「造作」之意，人們起心動念，對外境與煩惱，起種種心念去做種種行為，可分為身、口、意三類，一旦因緣成熟，會招感將來的果報，從果報看其原因，就有所謂業因；從業因到業果，就有所謂業力。換言之，業力是由業因與外緣配合形成了果報。

業力論在大乘佛學佔有重要地位，可是業力論經大乘佛學的詮釋又極難了解。業是造作，力是力量。由造作而產生的力量叫業力，本身是中性名詞，英文稱為karmic force。而在業力現象，果量可以大於因量多倍，世間不乏「小因生大果」的例子。事實上，一粒麥子所結的麥粒果實，何止百倍？

所謂「因緣果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但一旦計算時間，把兩塊錢存入銀行，僅以複利計算，數百年後就變成極可觀的天文數字。再以我們的身體而論，一粒精蟲與一粒卵子結合，不斷分裂形成人體的萬億細胞，但一因可生多果卻不是無限果，人體細胞生長到某一限度就會停止。所以眾生惡業不管多大，也不致召來無限苦果，無間地獄雖長也不是永恒的。凡間的有漏善業不管多大，雖能成為天人也不是永生的。

總而言之，講「業」或「業力」，可以愈講愈複雜，人的「身、口、意」三業造成行為，而任何行為都會自然產生力量，這種力量又促使人去作新的行為，而新的行為又產生新的力量，如此輾轉相續，不斷繁衍，形成螺旋式的業力圈，個人所作的業，稱為「別業」，眾人同類心念集合起來就成為一股巨大無邊的力量，稱為「共業」。只是這樣愈說愈遠或會容易掉進觀念的遊戲，甚至以為只須「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就能成佛，卻不知未能尋根只是治標。「業」之根是我執和無明，治本應從化除我執和無明做起。

岑逸飛 - 從間離看異化

生命通識   2015年12月24日

盧偉力兄是有心人，最近為「第四線劇社」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執導演出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名劇《沙膽大娘和她的兒女》。我說他「有心」，因為此劇與現時香港的時代脈搏，息息相關。沙膽大娘信奉的天條，與香港人歷來的核心價值一樣：「搵食」第一。然而營營役役，所為何事？沙膽大娘畢生含辛茹苦，愛兒護女，到頭來三個兒女都比她更早命喪黃泉。可惜她似乎沒有多少覺悟，劇終時繼續她的「搵食」路。「搵食」固然艱難，只希望觀眾在「搵食」之餘，面對香港的撕裂，觀劇後也能有所啟發。

此劇在內地譯作《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大膽媽媽」 不及香港譯作「沙膽大娘」傳神。1973年，香港的「大學實驗劇團」首次排演此劇，導演是許鞍華，劇本翻譯是劉天賜。賜官鑽研粵語多年，而「沙膽」這句粵語出自其譯筆，繪形繪聲，不失其「生鬼」本色。

「沙膽」是膽大包天。但「沙膽大娘」的德語原文Mutter Courage，其中Courage一詞的德語原意，在巴洛克時代指女人勾引男人的「心計」，與劇中大娘的風騷（三個兒女的父親都不同）頗為相配，但布萊希特更為大娘的浪漫加上註腳：是小人物為求生存的「沙膽」。

布萊希特只活了58歲，但一生創作48部戲劇，在歷史長河，除了莎士比亞，沒有人與他匹敵。他對戲劇的最大貢獻是其「間離」理論和「間離效果」。「間離」在德語是Verfremdung，而「間離效果」則是Verfremdungseffekt，英文一般譯作Alienation Effect，未能曲盡其意。Alienation原意是轉讓、疏遠或疏離，在哲學上則往往指「異化」，並且與德語的Entfremdung掛鈎。

Entfremdung在中文譯作「異化」，這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及其學生馬克思的常用語，但兩人對異化的見解不同，前者的異化唯心，從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之否定然後返回自身的辯證歷程；後者的異化唯物，從制度入手，異化是資本主義的禍害，人不似人，變成資本主義的賺錢工具，迷失了本性。

固然，布萊希特也曾深受馬克思的異化論影響，特別是當他追求第二任妻子海倫娜時，因海倫娜是共產黨員，令布萊希特也認真研讀馬克思的著作。但布萊希特其實並不很馬列，他不用Entfremdung而採用Verfremdung，似想另闢蹊徑，只着重戲劇的表演方法，不去高談闊論。所謂「間離」，是要讓觀眾與演員保持距離，不去融入角色，觀劇時在較抽離狀況下進行批判性思考。

布萊希特在二次戰後因在東德揚威，繼而被前蘇聯高捧，而被人戴上「左翼」帽子，但他其實比馬克思高一個層次。馬克思只看到制度，他則看到人性。在批判醜惡和偽善的同時，他進一步挖掘兩者的根源。在《沙膽大娘和她的兒女們》，他用間離法讓觀眾看到一對辯證組合，一方是絕對異化的沙膽大娘，她的「我執」和「我所執」，也就是她重視的財富和她的兒女，使她吝嗇一切付出；另一方是她的兒女，特別是她的啞巴女兒，最後她為挽救全城性命的慈悲心和不惜犧牲生命，呈現了沒有異化的人性光輝。

謝孟謙 - 正常中文

專題研讀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各位，請看此句：「面對暴政不仁，市民采取抗爭行動，上街發聲爭取普選，請獨裁者下台，落實民主化！」這不是正常中文，句中有錯字，亦見洋化句式，並且語意不通。以上文辭之誤，筆者往日未嘗知之，近來讀了三本書才略有所悟，正是容若《簡化字尋根揭底》、古德明《真假中文》、陳雲《廣東雅言》。篇首病句，筆者留待篇末改正，還先看此三本書，讀了汗顏，便知當下中文所犯何事。

簡化字毁壞漢字

容若《簡化字尋根揭底》一書，書名題曰「簡化字」，不稱其「簡體字」，因為簡化字擾亂漢字書寫，不成體統。漢字偏旁部首本有其意，簡化字每每削去原有結構，字義不全，又一字多用，添煩添亂。例如採，簡化為「采」，既是名詞文采，又是動詞採取。又例如湧，簡化為「涌」，若見河涌暗湧，「涌」、「湧」同字，難解其意。還有「須（鬚）」、「后（後）」、「舍（捨）」、「累（纍）」……不勝枚舉。如此混淆漢字，致使今人不識古文舊字，舊學無後矣。

容若扼要敘述漢字簡化歷史，話說民國初行新文化運動，士人求變，認為中國傳統有礙革新，於是摒棄舊學，漢字即如糟粕。文人如魯迅曾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後來中共建政，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是故簡化漢字，一為方便民間認字，二為中文拉丁化之先聲，替以拼音，終而毁滅漢字。民初以來半個世紀，官宦士人迷信西學洋文，覺得傳統有害，試圖廢漢字以興中華民族，遂有簡化之風。

這是昔日中華民族主義一大矛盾，既要廢除華夏傳統，又想振興中華民族，於是東抄西襲模仿別人，然而文化無根，不知何去何從。例如，中華兒女猶記日本侵華恥辱，但見國字簡化成「国」，卻是日本東瀛新風。中文古書本有簡化字「囯」，今人卻取日本之「国」，點王成玉，謂之正確。又聞七七恨卻蘆溝橋，時至八十年代，中國跟從日本漢字表，竟把蘆溝寫成「盧溝（盧沟）」。大陸文官如此崇日，容若稱之為「向日葵思想」，他痛心寫道：「（我們）不該任令中文領域變成日本文字殖民地，希望關心中文的走在一起，以『七七』精神打贏這一場仗！」

洋奴中文 現代漢語

大陸簡化漢字，也洋化中文字句，成就所謂「現代漢語」。古德明通曉中英兩文，在報紙筆耕不輟，結集專欄出版《真假中文》，批評現代漢語盡取西方語句，直譯英文，不寫正常中文，人人一副洋奴面相，甘於下流。例如「面對」，本是「當面對質」之意，現代漢語則仿效英文to face，濫用不絕。常見者有「面對工作，要不怕吃苦，要腳踏實地」、「面對暴政不仁，我們必須鎮定」。「面對」此詞其實多餘，句子讀來沉悶無味，正常中文這樣寫：「做工不要怕吃苦，要腳踏實地」、「暴政不仁，我們必須鎮定」。「面對」以外，還有「隨着（with）」、「進一步（further）」、「跟進（follow up）」。現代漢語寫此等英譯字詞，往往一詞百用，抹掉正常中文的豐富詞彙。

如今報章滿紙英文生字化身，只見「強降雨（a strong fall of rain）」、「高難度（difficulty）」、「知名度（fame）」，不見「暴雨」、「艱難」、「知名」。翻譯英文有何不好？古德明博覽群書，援引文言詩句白話小說，今昔對照，高下立見。承上例「強降雨」，清朝鄭板橋題詩：「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若以現代漢語寫作，卻是：「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強降雨。」《真假中文》以舊文為體，示範現代漢語之謬，讀來會心微笑，也教人慚愧。

現代漢語歐化中文，正是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遺害，時人搗毁中文辭章，替以科學術語偽裝，禍延至今。目下中共官腔盡取現代漢語，諸如「高度（high degree）肯定施政」、「很大程度（to a large extent）的發展」，卻不正正經經說「十分」、「很」、「極」。古德明這樣寫：「真正中文，現在已經愈來愈少人懂得；新中國人爭相學習的，是中共的現代漢語……但一定要保存我們的語言文化，否則我們給中共奪去的，就不止是河山。」這是花果飄零之嘆，北望中原，華夏無家。

廣東雅言 宏揚中文

花果飄零，然則廣東香港可以靈根自植。陳雲多年來評論中文，今寫成《廣東雅言》述說古雅：「廣東話保存古語較多，這些客套話，在文言文的信函和明清小說的對話常見。」陳雲認為廣東話斯文有禮，廣東人日常交談，句句語出古文經典。香港人搭小巴說「街口有落」，朋友下車時候說「有數（代付車錢）」，此虛詞「有」，說來語氣溫婉，謙虛有禮。查《論語》開頭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來「有朋」之「有」？因為「有朋」對「遠方」，二字對二字，琅琅上口。古雅之「有」，粵語保存千年，香港人說「有請」、「有禮」、「有幸」，也是溫文爾雅。

大家購物，店家招呼道：「歡迎光臨，多謝盛惠九十蚊。」此「光」與「惠」也是彬彬有禮。賞光、賜光，見於明清小說，如《文明小史》：「兄弟在衙門裏，備了一個下馬飯，務請三位賞光。」婚嫁請帖多見「恭候台光」、「敬請光臨」，正是書面敬語。盛惠盛惠，《三國演義》一句：「（曹）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副詞之惠，可以寫信入文，恭敬客氣，如「得先生惠允」、「敬請惠納（禮物）」等等。

廣東老百姓日常閒談其實字字古雅，傳承先秦文言，兼得明清小說白話真粹。廣東話本來古雅，今人不知，甚為可惜。現在大家「保育」粵語，所持之見，只論述嶺南方言「呢」、「啲」、「咩」之異，忽略粵語傳承千年華夏之貴，實有不察。廣東話豈止一地方言？我們身在香港，不應被動「保育」粵語，更須發揚光大，寫好中文，講好雅言，垂範華夏。廣東雅言固存中文正朔，接通古今，可解現代漢語之毒。而今香港仍然書寫正體漢字，口說文雅語言，扶正中文，捨我其誰？吾等必須虛心問學，用心為文，華夏中文才不致丟失最後正朔。

話說篇首一句：「面對暴政不仁，市民采取抗爭行動，上街發聲爭取普選，請獨裁者下台，落實民主化！」「面對」、「落實」是多餘的洋奴現代漢語；「采取（採取）」是簡化錯別字；「請」語境不當，對獨裁者毋須有禮。讀過容若、古德明、陳雲，學以致用，病句改正如下：「暴政不仁，市民奮起抗爭，上街高呼爭取普選，誓令獨裁者下台，奉還民主。」

文：謝孟謙

編輯：蔡曉彤

馮睎乾 - 神級翻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1月13日

何謂「神級翻譯」？在大陸，「乾貨」譯「Fuck goods」（「乾」和「幹」的簡體同樣是「干」），「乾爆鴨子」譯「Fuck the duck until exploded」，「鹹豬手」譯「Grilled sexual harassment」等，都只能說是神經，不是神級。趙元任在〈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中舉了幾個趣味盎然的例子，頗符合我對「神翻譯」的要求，以下是一例。據他說，好翻譯不一定依仗語言，有時候要令聽者得到同樣的印象，一句話可以譯成一個動作，例如「我哪兒知道啊？」翻成法文最好就是像法蘭西人般把肩膀一聳，比用任何語調講「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還要恰當。

在網上見過七十年代香港某告示牌，英文只短短兩字「No Spitting」，其下卻譯成四行既押韻又富節律的打油詩：「隨地吐痰得人憎，罰款二千有可能，傳播肺癆由此起，衛生法例要遵行。」正如宋淇所言，這中譯裏頭帶了文明人教訓沒有知識的人的語氣，為英文所無，顯然刻意為之。殖民地政府大概認為，單說「請勿吐痰」對華人是無效的，一定要施以群眾壓力、明碼實價標出鉅額罰款，再曉以衛生大義，三管齊下才夠阻嚇作用。可見翻譯不一定講究形似，最重要是能傳神──傳神，就是神級翻譯的必要條件；相反，神經翻譯的特點是按字面亂譯，於是「大操廳」就變成「Big fuck hall」了。

如果真要傳神，英國人很多講得千迴百轉的話都不宜直譯。有法國人講過一個英國老闆和德國下屬的笑話：英國人不滿德國人的表現，「建議」德國人想想將來是否有什麼別的打算，德國人認真思量後，竟嚴肅地答：「我沒什麼別的打算。」這個法國人口中的笑話，於英國人和德國人都是場悲劇，而假如你是翻譯，就更可能視之為災難。又有人嘲諷：英人說「Very interesting」，不代表他真覺得有趣，只意味着「That is clearly nonsense」；他們說「I am sure it's my fault」時，實際上等於說「It's your fault」。這些話往往像《老子》所謂「正言若反」，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夏目漱石曾問學生：「I love you該如何翻譯？」學生理所當然答道：「我愛你。」夏目漱石覺得譯法太乏味，竟提議翻成「月色很美麗」。這種神翻譯也許有人會不以為然，但我卻十分欣賞──同一個意思，在不同時空，出自不同的人，面向不同的對象，都應該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因為翻譯不僅表達人生，同時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賈寶玉要說I love you，自然是：「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張愛玲也許就說：「噢，你也在這裏嗎？」錢鍾書是霸氣的「我沒有訂婚」，楊絳則是坦率的「我沒有男朋友」──據聞錢、楊初次約會，雙方開場白的確就是這樣。

說到底，最神奇的翻譯還是人生，由存在翻成虛無，而時間像詩，總是在翻譯中悄無聲的失去。

舒罕 - 對中文的鄉愁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1月8日

馬悅然先生的中文隨筆集《另一種鄉愁》最近出了增訂版，添入了三篇新作，還附送了一冊老爺子寫着玩兒，也真玩出詩境的《俳句一百首》。馬先生在中國的知名度往往來自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終身評委，也是唯一在中國居住經年，懂中文愛中文的評委，於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然而當讀完這一卷書後，當會知道他一定不會在意這些身外事，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虛構的白日夢：他寫好名單交給仙女，邀請十一位朋友在香山碧雲寺賞月：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剛好坐一張桌子），除了林公與我還有莊子、白居易、蘇東坡、屠赤水、袁中郎、李卓吾、張潮、李笠翁、袁子才和金聖歎。大家高高興興地舉杯賞月的時候，金聖歎朗誦他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則》，美食家袁子才臨時作了一首七言絕句稱讚碧雲寺的羅漢齋。客人們飯後吃月餅的時候，林語堂和我把煙斗拿出來，一邊抽着，一邊默默地賞月。」年輕時候和中國古典文化的邂逅，自然薰染出馬悅然的品格性情：從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開始，再在高本漢指導下直接讀的《左傳》和《莊子》。

也許是旁觀者清的緣故，不少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古典文化的書相當好看且耐讀。尤其喜歡三位北歐學人的文字，按年代來看，一是民國年間荷蘭人高羅佩，撇開他的房中術研究不說，單是他「不務正業」的《琴道》，《長臂猿考》，《大唐狄公案》都是得浸淫多少年才能遣玩出的極有意思的佳作；二是瑞典的女學者林西莉，她五十年代克服種種阻礙來中國學習，在國人日益高漲的革命激情不斷囈語之際，她卻靜靜地習古文，撫古琴，若干年後，她的《漢字王國》和《古琴》，真是美得驚人的著述，尤其這《古琴》，開頭幾章敍述來華經歷，初識古琴等際遇，既精準如攝影機一般再現彼時風氣，更以冷淡素雅之心懷寫自己的追尋。

第三便是馬悅然的這本小冊子，它不像前面幾本書都是學術著作，只是報紙上的專欄文章，篇幅不長，卻尺寸千里，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寫人記事純用白描，三言兩語即現其神韻，全然不似是運用外語寫作，尤其好玩兒的是時時加入蜀中方言，別有活潑潑地生氣與幽默感，跳宕靈動，像極了蜀山靈猴。

對一般讀者而言，全書第二部分談語言的內容可以拋開不讀，其他篇章則各見其妙了。第一輯「一九四九中國行」主要寫他奉師命入川調查方言的經歷，記載他在峨眉山腳報國寺裏的幸福生活，老和尚的世故，深刻，小和尚的天真，活潑，山居生活的寧靜，悠遠，儘管都是短篇，讀來卻有汪曾祺《受戒》裏那樣的明朗，圓滿。第三輯「美的生活，生活的美」是全書用情最深的地方，主要篇幅寫深愛的妻子寧祖，馬悅然下筆重在點染，不事彩繪，輕輕入手留出空白，反而更見情的深摯純粹。第四輯「中國人與他們的詩意」是最美好而又最令人沮喪的，美好是因為提到的詩人作家都用自己的文字營造了美輪美奐的中文殿堂，沮喪的則是這一殿堂也許越來越衰敗，花草埋幽徑，衣冠成古丘。

【讀書好×果籽】寫手出書 爆政客語言偽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9日

 《The Speechwriter》一書揭露了美國政客與幕僚相處真實一面，
作者認為只有信任下屬及指示清晰的老闆，寫手才可寫出令人讚嘆的演辭。

朋友介紹看Barton Swaim新作《The Speechwriter：A Brief Education in Politics》一書時，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觸。寫手一職佔了我工作生涯大半時光，1991年離開研究院後便投身於此。寫新聞稿、報章投稿、書信、辯論演辭、記者會發言提綱、政治廣告文案，由立法局議員幕僚開始最後成為行政長官的寫手。翻開《The Speechwriter》一書看到作者種種可笑、可悲故事，他對政客的觀察，猶如回帶翻看自己的寫手歲月。

Barton Swaim本是大學圖書館職員及英文系博士，一天見到州長報章投稿，用了錯誤的比喻講述政府預算制訂過程，於是就寄上個人履歷及一封簡單求職信，寫道：「我不懂州政治，但我懂寫作，你需要一個寫手。」很快得到州長桑福德（Mark Sanford）聘用，這個政治初哥的奇妙之旅由是展開。老闆桑福德是何許人？他一度被視為奧巴馬連任的競選對手，是共和黨州長協會主席，黨內實力派中堅。就在仕途一片光明之際，2009年親手炮製一場「行山風波」，最後被迫下台。州長用公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日與小三幽會，卻編造了去行山謊言，最終被記者撞到踢爆，更大鑊是情慾電郵曝光：「我愛你古銅色的身體曲線，愛你臀部的曲線，你在晚間微弱燈光下擁抱自己身體（或你兩個重要部位）時，足以挑起人情慾的美態……」州長的老土情色文字成為笑柄，而「行山」自此在美國政壇就成為政客婚外情的代名詞。

政治語言的本質

作者當初成為州長寫手，有種接近權力的亢奮及浪漫想像，心想掌權的州長片言隻語皆出自我手，多威風！但近觀政客真面目，與想像自然有別。香港近三年來，經歷梁振英「政治教育」，終於明白何謂政客「語言偽術」。但大家不要就此認定政治語言就是謊言，政治語言的本質應該是「廢話」，而非「大話」。對這位英文博士而言，第一個衝擊是政客的寫手並不是要創作出驚天動地、感人肺腑的演辭，而是用「滑頭」、「庸俗」的廢話，令政客講咗等如冇講，目的是與爭議保持距離、好似表態但實則不表態，保持選擇在手。這種策略香港官員稱為「Ring fencing」，即先與爭議作區隔，以觀形勢發展才作最終表態。

作者認為政治的本質就是令語言失去原本的意義，也可理解為一種偽裝。例如「超然」不等如「凌駕」，那麼「超然」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又例如香港官員說「不排除重新招標的可能」，這就是「滑頭」政治語言，表面聽落似乎聽取民意，重新招標，但細心想想，官員根本沒有任何承諾。又例如常用的「優化」，明明是政策失誤要修改，卻用上「優化」一詞逃避承認失敗，又例如政客沒有計劃部署就叫做「成熟一項推一項」。作者指出政治語言的「蹺妙」，是盡量用多字及可作多種詮釋的文字，"Words are useful, but often their meanings are not. Sometimes what you want is feeling rather than meaning, warmth rather than content."對一個語文高手最諷刺是發現政客需要的，是懂得濫用文字及口水多過浪的寫手。

炒雜碎的廚師

Barton Swaim明白到自己只是州長槍手，只不過州長沒足夠時間寫稿，才交由他作替槍，事實上根本不需要依靠他的寫作能力，對政治修辭運用的理解是工作阻礙多於助力，因為政客通常認為自己能力高於幕僚，他們創作的字句更神聖不可侵犯。後來作者學精了，懂得收集州長的慣常用字及句子，如"given the fact that"、"very considerable"，在適當段落加入，即使是多麼生硬及無聊，他心裏絕不欣賞州長的用字，例如常用"Indeed"一字，因州長相信可令平庸的句子看起來「有啲嘢」。作者總結廢話當道是因為政客每天事無大小，懂與不懂，都要作快速回應，媒體的要求越來越大，時事回應的準備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便形成「廢噏當秘笈」，流水作業，將州長昔日言論草草炒埋一碟便上枱。書中有不少八卦內容，描述桑福德的自我中心、刻薄、貪小便宜，活靈活現。

桑福德2013年復出成功晉身衆議院，由此可見政客的政治語言，雖屬廢噏居多，但選民也是易呃易𠱁之徒。所以擅於運用語言偽術者，不應因民望低而灰心，說不定兩年後，香港市民早已忘記了上次的經歷。

撰文：劉細良
編輯：李寶筠
美術：楊永昌  

陳雲 - 驅趕「水貨客」，永續社運人

三文治   2015年9月15日

我童年在粉嶺度過。在六七十年代，沙頭角邊界走私貨物的村民，都大大方方認自己是走私，不是叫自己是走水貨。我們口裏也說，某某叔公、伯娘靠走私為生，幫補家計。叫他們水貨佬，因為他們是香港本土人。這是我們包庇自己人，也是合理的。我不知道，現在的香港人中了什麼蠱毒，竟然叫那些跨境走私的大陸人做「水貨客」！大家必須知道，我們的傳媒如何放毒，令大家失去常性。

水貨是parallel imports，指不是經過生產商的總代理入口的貨物，要報關扣稅的。水貨客是parallel trader，例如那些因為各地產品推出日期不同，而繞過香港代理直接從日本和韓國等地，帶潮流貨來香港賣、滿足MK潮人的醒目商人。

走私，是smuggling啊！是為了逃避關稅或進口非法產品，那些貨品就是「走私貨」，例如未完税的香煙是「私煙」，不是「水貨煙」。走私是龐大走私集團操控的犯罪活動，有關人等就是「走私賊」。未定罪，當然不能叫「走私犯」，必須由政府通緝、定罪。叫公然方法的人做「賊」，是民間的看法，正如我們街頭被人強搶財物，會高呼「捉賊啊！」，而不是自作聰明依照法律指示，叫喊「喂啊！幫我截停可疑搶奪者，等待警察到場啊！」。即使是律師、法官在街頭被強搶，呼救的時候也是說「捉賊啊！打劫啊！」之類的。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將走私講成走水貨，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是將犯罪活動正名為合法行為。有賊來了村、入了城，你和本地居民一起打賊、趕賊，甚至捉賊，都是理直氣壯，無可質疑的。但你叫大陸的走私賊做水貨客，就提升了他們的地位。他們變成靈活走位、抵抗代理商剝削食水深的商界英雄！他們來香港，是振興獅子山精神，振興經濟。於是我們就要夾道歡迎，不可以趕客！

二Ο一五年九月六日在山水的光復上水行動，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自願放棄道德譴責的地位，將維護香港和中國法紀的驅趕行動，變成要求買水貨的大陸客人遵守一點香港公共秩序的善意規勸，等警方、親共嘍囉可以振振有詞地抵抗光復行動。這樣，驅趕走私賊的行動，就變成每個星期日都可以做的永續社運。

講「走私賊」，譴責走私賊走私漏稅、是貪污犯罪團伙，連同包庇走私賊的權貴也是共犯，驅趕行動就成功了，沒有人夠膽擋在你的前面。傳媒也不敢訪問這群「走私賊」會不會因此不再來港購物，權貴也不夠膽說出「走私賊被驅趕，打擊香港經濟」之類的話，警察也不敢再拘捕協助捉賊的良好市民。但這樣做，就沒法做到永續社運，不能夠次次出來領功勞了。

然則，城邦派對於盟友是寬鬆的，沒所謂。當然，你要跨過你的心理障礙，就是那些走私賊之所以犯罪，是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法（走私漏稅及賄賂海關），其次是犯了香港的國法（打黑工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及從事集團式跨境走私活動）。如果你不承認這兩個國家那些仍是合理的法律，那麼就只能當他們是「客」，這樣的話，你就是國際主義的左膠了。左膠參與光復行動，我也是支持的。雖然你以為自己是港獨派、舉米字旗的歸英派，但你最終只是國際主義的左膠而已。

古德明 - 「大陸」耶？「內地」耶？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5日

香港一九九七年易手之後，傳播界用詞，一律棄「大陸」而取「內地」。一位朋友為謀生計，去學中共的「普通話」，說了兩次「大陸」，說到第三次，教師就忍耐不住，教他改說「內地」。

「大陸」、「內地」二詞，本來並行不悖，一指大片的陸地，一指國家非邊陲的地區。《尚書．禹貢》夏禹疏導恒、衛二水之後，大陸之地就可耕作：「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後漢書》卷四十五司徒袁安上奏談當年光武帝之安撫南匈奴：「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權宜之計），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天，中共禁止香港傳播界用「大陸」一詞，當然有政治含義：香港、臺灣人說「內地」，等於承認港、臺無非邊陲地區，等於承認港、臺都屬中共之國。「大陸」則只是地理名詞，沒有「同一國家」的意思。

香港人一忤中共意旨，中共一定怒斥「有人搞政治」：追問梁振英涉嫌貪污事件，是「暗懷政治鬼胎」；反對新界東北重建計劃，也是「暗懷政治鬼胎」；甚至查問食水含鉛原因，都是「暗懷政治鬼胎」。中共自己則一言一行，全帶政治計算，連香港傳播界用語都要審查。怪不得蔣介石臨終仍以「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為言。

毛澤東一九五零年《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報告說：「戰爭已在大陸上基本結束。」那十九字標題，等於中文「力求改善國家經濟」八個字；而那個報告，在香港讀，大概也須改「大陸」為「內地」。

人物專訪：李歐梵談散文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繼《給孩子的詩》後，詩人北島聯手文學評論家李陀，共同為孩子編了一本《給孩子的散文》，剛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的46篇散文，寫作時間跨越近九十年。李陀在訪談中說起，希望這本小書能讓孩子們看到散文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展示現代漢語的歷史發展。記者翻閱了一下這本書，發現確實與一般散文集的篇目有所不同，除了當代知名作家如莫言、王安憶、毛尖、西西等，還收錄了大量「五四」及民國時期的作家作品，如魯迅、葉聖陶、朱自清、豐子愷、張恨水等等。這樣的選本有何意義？現在的孩子是否還需要看早期的白話文作品？孩子如何能學到好的語言？為此，我繼「談香港讀詩風」之後，再次訪問了著名文學評論家、樂評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先生。

問：木馬

李：李歐梵

「五四」傳統非常寶貴

問：您覺得《給孩子的散文》這個選本怎麼樣？

李：這本書的選材很特別。對我來講，書裏最寶貴的不是當代文學，而是「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被遺忘了。現在一說起「五四」就是反傳統，其實「五四」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的語體文，這個文化工夫非常大，是那一代文人的特色。特別像汪曾祺、廢名等人，是把中國傳統裏的詩情畫意融會在表面上很淺白的散文裏，這是大工夫。稱馮至是大師，就是因為這個。「五四」的這個傳統非常寶貴。

但另一方面，這個選本選的文章其實都不是現在時髦的所謂現代主義、社會寫實這些「五四」「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選材，我覺得這個蠻有意思。像我研究的現代主義，比如穆時英、劉吶鷗這類完全西化的，教孩子不行。

問：有讀者認為這個選本不適合給孩子讀，您覺得哪些文本給孩子讀比較好？

李：這些散文是否給兒童看的，討論這點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有的兒童走得比老人還遠。廣義的兒童教育，甚至都可以包括成人。

如果從語言上來說，「文學研究會」的人寫的東西，書寫和口說的關係比較接近，比如老舍、豐子愷、夏丏尊、葉聖陶等等。書裏選的廢名有點特別，他寫過給孩子的散文詩。還有梁實秋、沈從文、傅雷等等。傅雷書信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被選進這樣的書裏。這個傳統下來，到最後的至高傳人就是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我最喜歡的是他。張恨水的語體文也非常好，但大家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後以為就一筆勾銷了。

雖然這些人的出生地不見得是北方，但基本可以寫一筆簡潔、近口語話而典雅的白話文。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白話文囉囉嗦嗦，又不文雅，又像寫又像講，有的句子好長，孩子怎麼看？

問：李陀在採訪中說過，他和北島編這本書也是擔心當下不好的語言對孩子的影響。您似乎也對現在的語言狀况很不滿？

李：一些人寫文章很喜歡使用泛政治化用語，另外每天都有大量小資的、華美的、轟動的、標籤式的、創造新怪字的用語大行其道，以為了不起，但那是最膚淺的東西。我是堅決反對。

真正的大師級的文章都是深入淺出的，而不是賣弄那些專業性的詞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好厲害，其實裏面卻是空洞的。事實上，後一種文章我們見得還少嗎？比如一些學術性的議論文章，那文字簡直讓人搞不清作者在寫什麼，想寫什麼，就好像是把英文直接翻譯成中文一樣。

我很擔心中國的白話文會被帶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所以我覺得「五四」傳統絕對要保留。對我來說，寶貴的是李陀和北島很關心這個傳統。

問：那您覺得什麼語言是好的語言？

李：語言應該要清晰、通順、有內容，讀起來有一種白話文的暢快的感覺。為什麼古時候小孩子要背詩，同樣的道理，可以讓講話有一種韻律、一種節奏，很自然的。白話文要注重自然，而不是咬文嚼字。

「我擔心下一代孩子 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

問：怎樣能讓孩子們從好的語言開始學習呢？

李：我又要講到「五四」的傳統。我一直認為中國從「五四」以來就缺少兒童文學，而西方文學中則很多。大家都以為「五四」就是反傳統、革命、現實主義，可是「五四」很重要的一個傳統就是教育文學。因為「五四」要搞新文化，那教科書怎麼辦？怎麼才能有新的看法、新的觀瞻、新的人生態度？所以他們要做大量的啟蒙工作，啟蒙工作之一就是兒童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有一些當時的健將，我們現在都把他們遺忘了，比如說這書裏選的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等京派作家。

那時候有一系列教科書專門給孩子設計的。我們當時念的，現在還記得：「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這類民國老課本，我覺得值得重視。民國的貢獻不僅僅是現在說的大師，還有百廢待興的時候，怎麼建立起一系列新的但又是繼承傳統的啟蒙教材，這個很重要。想要編兒童教材的、關注兒童教育的，一定要從這個傳統走下去。

要重視民國時期在教育上的貢獻

問：您小時候讀什麼樣的文字？有沒有對您的語言影響比較深刻的文章？

李：小學五年級在台灣的時候，除了國語教材，我記得兩篇，一是朱自清的〈背影〉，然後是《老殘遊記》的第二回。至少我念書的時候，不像他們說的白色恐怖壓迫得那麼厲害，當時國民黨的選材還把「五四」的一些文章都擺進去，當然左派作家的內容沒有了。

後來我就自己看，常看徐志摩，他的〈再別康橋〉和他的散文，還有梁實秋的雜文。然後是看外國文學的翻譯，當時的翻譯作品都很好，有的是大陸三、四十年代的翻譯，到台灣改了一個名字。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現在想起來，我看的那版就是傅雷翻譯的。

最近我從德國回來，看我們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台灣的也好大陸的也好，都慘不忍睹。翻譯得很「正確」，但是中文一塌糊塗，不如給我看德文算了。現在中國的語言真是一個大問題。以後小孩子要是連講話都很拗口，那怎麼辦？

後記：關於語言、教育、文學，其實還有許多內容可談。但今次限於時間，只能先跟李教授談到這裏，不免有些意猶未盡。李教授始終關注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的教育、文化問題，也提出過許多建議和批評，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向李教授細細請教。

文：木馬
編輯：蔡康琪